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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悲情官溪(1952年由浙江省江山县划入江西省玉山县,2001年废乡)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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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7-08-14
— 本帖被 keating 从 地名文化 移动到本区(2017-08-14) —
一,何谓“官溪”

     “官溪”,在全国、全省的地图上是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对成千上万生于斯、长于斯的在地人而言,“官溪”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是一段生命的历史,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里有色彩、有温度、有声音,还有情感。这个概念的形成、凝结和固化,与官溪这片天地的独立成乡建制的历史沿革息息相关,无论隶属于浙江还是归附于江西,官溪是一个相对独立与统一的行政主体。江山人向来称官溪为“干溪”,江山腔“溪”念为“qiē”。一般认为,官溪地名源于那条小溪——官溪人称之为“大溪”(读为“tuoqiē”),在天热少雨的季节,溪水常干涸,故称为“干溪”。

       这是官溪的母亲河,溪水流遍了官溪全部的地域,贯通了官溪所有的村落。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导致这条溪流之名转化为地方之名?似乎没有答案。这个地方耕读之习绵厚,人文之风鼎盛,历来读书人多,在外地经商做官的也多。这些文人雅士,有感于“干溪”这个地名有损地方形象与声誉,便把“干溪”雅化为“官溪”,以此彰显当地文风之盛、为官之众。在历史上,官溪所管辖的地域有所变更。传统上的官溪乡,仅管辖内村、外村、后山、中店4个行政村,这是一个以胡姓为主体的聚族而居的村落群,所以外地人一般认为“官溪姓胡”的刻板印象,殊不知,1952年之后的官溪人主体还姓杨、姓周,大姓混杂着小姓,小姓遍布各个村。
       解放初,江西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浙江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管辖,50年代后期,江西归属华东区。

       1952年5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浙江省江山市淤头区官溪乡的内村、外村、后山、中店4个行政村37个自然村和南坞乡的大桑园、周家墩、黄坳3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划归江西省玉山县管辖,这7个行政村合并为新的官溪乡(政务院1952年5月30日批准),经过一甲子的融合,这些行政村同化为一个心气相通、心手相连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相传胡氏祖先是两兄弟,从婺源清华迁徙而来,之后兄弟分家,以大溪为界,长兄在外头,称为外村,小弟在里头,称作内村,分别建有胡氏祠堂,平时称外村祠堂、内村祠堂。这是官溪人熟悉的典故。

       1942年6月,官溪过日本人的时候,外村祠堂被万恶的日本人一把火烧为灰烬,内村祠堂却完好无缺,留存至今。殊不知,日本人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官溪祠堂,而是官溪人无形的精神支柱和心理象征,官溪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还有影响和声望,随之被摧毁、被瓦解。老辈的人常说,外村祠堂比内村祠堂更高大、更细发、更气派,可能长幼有分、齿序有别的缘故吧。江山一带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官溪祠堂南坞井,新塘边糕礼贤饼;上埂竹篙善坞饭缫,道仁棚草鞋乌石棚米麳;峡口南货莲花山棍子,还有——三口的婊子!这首顺口溜道尽了当时江山各地的特产与风情。这里的“官溪祠堂”指外村祠堂。

       传说外村祠堂有一根著名的麻糍梁,独步江南。江山这一带中秋节有吃麻糍的习俗,当年造祠堂的时候,适逢中秋,由于尺寸长短的原因,上梁出现困难,经一位神仙指点,这根横梁用麻糍黏合而成。这当然是个传说。后生晚辈无缘亲眼目睹外村祠堂的芳容雅貌,想必对内村祠堂不会陌生,因为亲密接触的机会唾手可得,内村祠堂已然如此富丽堂皇,何况外村祠堂。从传说中,我们可以解读为外村祠堂建造工艺的精美华贵。百步之遥的两个胡氏村落,竟然建造两座如此辉煌的祠堂,从中可知官溪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和胡氏家族的影响力,官溪的宗法势力不容小觑。官溪地属浙、赣两省三县交界的偏远山区,上面是浙江江山,相距县城须江镇80华里;下面、右边是江西广丰,相隔县城永丰镇50华里;左上角是江西玉山,相离县城冰溪镇60华里。一条大溪由西往东,流经官溪地界,汇集江西玉山的八都。大溪两边是延绵的丘陵,山势不高大,后阳山是官溪的最高峰,隔绝了官溪与江西玉山的往来,中间是相对开阔的狭长地带。如果说官溪地形地貌像一个布袋或者葫芦的话,那么周家墩是葫芦嘴或布袋口,黄坳是头,桑园、平埂一带是身,外村是腹,处于山沟沟里的内村、中店、后山一带,几乎是尾巴了。

        从1952年脱离江山并入玉山,到2001年撤乡并镇之前——确切时间在2001年12月前后,这些都是官溪乡所管辖的行政村。总体来说,官溪是南北夹着小山、东西狭长的丘陵地带,人多山多,田少地少,山峰不茂密,田地不肥沃,水流也不丰沛,从地缘关系来看,由于官溪悠久的影响力和深远的辐射力,周边地方似乎没有人敢轻视官溪,或者对官溪人说三道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人说官溪乃富庶之地、首善之区,倒是有“有女莫嫁官溪胡,两顿番薯一顿葡”(官溪人称餐为“顿”,南瓜的方言谐音为“葡”)这样的调侃。

       有人说官溪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尽管有些夸张,但是好像又不为过,因为“一方水土一方人”,官溪这个地方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本来就不是靠山靠水来扬名立万,而是靠官溪在历史上所累积造就的集镇、乡绅和声望。官溪虽穷,人的志气却不短,心气也不低,还算是读书出人才的地方。

       官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自视甚高,往往标榜为“江山人”,或者以“官溪人”的标签,周旋于玉山人、广丰人之间,隐隐之间有区隔玉山人、广丰人之意。正因为如此,所谓“刁民”,一则是官溪人强烈的自我认同、自我保护意识,为人处事桀骜耿介难圆融;二则是人丁众物产不丰盈,人穷则思变,变则通,由此不师古,亦不因循。官溪人穷且益坚,因思变通而智商高,因心气高而情商低,难见大奸大恶,罕见大富大贵。这,就是官溪人!

       1952年之前的官溪,在地人主体绝对是胡姓族人,外加小部分的“百家姓”。在宗法势力深厚而且盛行的乡土社会,非族姓者往往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俗称“异乡人”。这是一个充满歧视性的称呼,寄生族外之地的异乡人生存之艰难可以蠡测。尽管来自江山广渡的本人毛姓家族与官溪有一百多年的交融历史,我们家还是顶戴过“异乡人”这顶高帽,遭受邻居的白眼和嘲笑,本人小时候算是躬逢其时,与有荣焉了。

       直到改革开放,随着城乡流动的频繁和加剧,一个准移民社会的到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在悄然改变,“异乡人”这个称呼逐渐地淡出我们的视野,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对待所谓的异乡人这个问题,当前的官溪,气度已经今非昔比,心胸更开阔,思想更开放,有社会潮流的因素,还有心有戚戚的同理心——在玉山,官溪人本身就是异乡人!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在地人,只要认同这片土地,认同这条河床狭窄、水流细小的“大溪”为母亲河,那么大家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EaQiGeongQieLang(我是官溪人)!”


二,“官溪”之盛

       千百年来,官溪是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方圆几十公里,有五个重要商镇,如果以官溪为中心的话,东北角是江西玉山的八都,相隔20华里,走甘岭小道,仅有15华里;东南角是浙江江山的新塘边,相距35华里;西边是江西广丰的排山,彼此25华里;西南边是浙江江山的峡口,距离35华里。

       在传统社会,这五个商镇应当是闽浙赣交界地区区域商贸的枢纽地带,其中核心点是峡口,中转站是官溪,排山、八都和新塘边是外围要塞。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方圆几十公里仅有这五个商镇有固定的集市,也就是定期赶圩的日子,而其他地方则没有,其中新塘边逢一逢六,官溪逢二逢七,排山逢三逢八,峡口逢四逢九,八都逢五逢十,每个商镇农历每月各有六个赶集之时辰,彼此不重叠。一个行商坐贾,每个月从农历初一到三十,理论上可以每天赶集,初一新塘边、初二官溪、初三排山,还有初四峡口、初五八都,五天一个轮回,几乎可以跑遍闽浙赣三角地带边区贸易的中心集镇。需要指出的是,官溪南边30里的江山凤林,解放前也是一个传统集镇,但是相对峡口、官溪,人气差很多,市面难言繁华。

       传统社会集镇和路亭的设置与管理,自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应当是了解在地文化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五个商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所管辖的区域,自然是绝对的中心,吸附力和影响力谁与争锋。官溪是传统社会闽浙赣一条重要古商道上的一个中转站。沿着山脉溪流,官溪集市的辐射范围,东边连结了浙江江山的南坞、政棠、新塘边,东南方向串连了浙江江山的三二都、凤林、峡口,还有江西广丰的管村,南边、西边承接了江西广丰的社后、排山、五都、杉溪,甚至影响了江西上饶的沙溪、壶桥,东北方向衔接江西玉山的八都、群力。这一带乡镇的百姓村民、贩夫走卒,每逢集日,一般蜂拥到官溪赶集,当然官溪人也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实际上有规律可循,那就是以官溪为中心,走路半天,最多一天的脚程,符合乡土社会传统商贸的半径。这些地方,几乎是官溪集市的辐射之地。这一带的客商、货物主要汇集官溪,要么直达峡口,要么汇聚凤林,通过凤林溪用竹排木筏,把货物拖运到峡口。如果以官溪为传统商道的出发点,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官溪——三二都——凤林——峡口,由此越过仙霞岭,直达廿八都,然后进入福建浦城地界,这是一条传统的闽浙赣边贸易商道。“廿八都尽尾”、“挑浦城担”,这是江山方言一个专门的术语,特指大交通、大贸易时代还没有出现之前,传统闽浙赣边区贸易货物流通的形象比喻,“挑浦城担”成为周边部分乡亲的重要谋生手段,那是羊肠小道、手推肩挑背扛的年代。

       在闽浙赣现代交通修建之前,官溪、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这五个商镇是传统闽浙赣边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的现代交通,指现代的铁路、公路的修建。官溪集市的衰败,最先征兆是浙赣铁路的修建。浙赣铁路东起浙江杭州,西至湖南株洲,横贯浙江、江西和湖南三省。为了运送江西萍乡煤矿的煤,浙赣线于1899年开始兴建湖南株洲至江西萍乡段,1929年至1937年,分别修建了杭江段(杭州至江山)和玉萍段(玉山至萍乡),所以浙赣铁路全线贯通是1937年。官溪人盛传,当年建造浙赣线的时候,火车规划通过官溪,但是官溪有手眼通天的能人,当心族中的良田受损,于是通过关系,让铁路拐了个弯,火车从新塘边直插玉山下镇方向走了。1958年大练钢铁的时候,为了运送矿石,铁路还铺到南坞下面5里路左右的驼背桥头,轰轰作响的火车,还是没有延伸到官溪。官溪从此失去了通连铁路的机会。这仅是官溪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颇有“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味道,真假难辨,但是多少折射出“失去才知道珍贵”的心态。

       浙赣铁路通车,更多地是影响浙江、江西沿路的传统商铺,对浙江、江西与福建三省交界边区贸易的影响应当不大。广丰、玉山、江山一带的货物,要运往福建浦城的话,还是必须经过这五个商镇的周转。当年的茶叶客、烟叶客络绎不绝,一路上都是嘎吱、嘎吱作响的羊角车,从江山、广丰、玉山,甚至上饶来的客商,汇集官溪,然后翻山过竹岩,到凤林、峡口,进入福建地界。相反地,应当说正是浙赣线修建这段时间,官溪恰好是最为繁忙的历史阶段之一。浙赣线江山段,有一个新塘边马家仓火车站,在大规模地施工时期,官溪与新塘边之间的人流、物流,络绎不绝。至于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山民,卖些辣椒、南瓜、茄子、茶叶、鸡蛋什么的土货山珍,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肩挑、手提,甚至推拉各种车辆,汇集官溪集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官溪集市声名远扬,很繁华很热闹,每逢墟日,往往到下午才散去,有时还拖到傍晚。那时官溪有很多旅社、饭店,供过往行人歇脚、吃饭、过夜。

       乡土社会的中国,以宗族、家族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对帝王而言是“家天下”,对宗族来说是“家山水”,绵延数千年;每个乡村几乎被一个或几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所把持,祠堂是所有家族的精神象征和神经枢纽,一切仪式活动和重大决策都在这里举行;社会个体脱离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几乎难以生存立足。可以说,乡土中国的社会重心,不在城镇,而是在乡村。大凡在外地当兵、读书、做官和经商的族人,心系乡土,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落魄潦倒的,荣归故里、落叶归根是所有人的梦想,有成就、有声望的,修祠堂,做公益,搞慈善,提携子弟,服务族人。

        与官溪盛衰荣辱相生相伴的,是胡氏家族,那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晚清至民国时期,外村有所谓的“四家头”(“世家头”,胡氏四大家族)这么一说,也就是兄弟四人,各自繁衍、各人努力,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四个名门望族。作为“兄弟”,内村胡氏不居人后,强人、能人、贤人辈出。胡氏家族坐拥良田,经营各种店铺,族中子弟多有出息,读书、经商、做官,甚至在行伍,都有一些出人头地的大、小人物。如同异地他乡的豪门一样,这些实力雄厚的家族,通过横向联姻的方式,“亲上加亲”,如同滚雪球一样,把家族势力尽可能地往外延伸。胡氏家族的势力,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官溪这片族地,周边县乡,方圆数十里,都有胡氏家族的田产、店铺,以至于到改革开放时期,官溪乡还有许多“飞地”——官溪的山水田地在其他乡镇的地盘!解放前,外村胡永祖弟兄三人在广丰购有良田千担,收租时节,十里佃农,好不热闹,人称“租(祖)老板”。

       20世纪80年代初,官溪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采用抓阄、抽签的方式,按人头分田到户,很多乡亲在官溪之外分到田地。家在内村祠堂外的胡老师,迄今还有水田在江山三二都,租给当地人种,那是当年内村大队的田地。1988年师范毕业回家乡官溪中学教书的胡老师儿子,还骑着自行车去三二都收过田租——一蛇皮袋稻子!从产权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划拨出去的话,这块田地现在依然属于胡老师家所有。有一阵子,官溪人敲锣打鼓,把田地送给人家,还怕对方不要,丢下地契什么之类的,转头就跑。这是历史遗留的现象,从中可知官溪胡氏家族势力之炽盛。官溪有一个关于宗族械斗的传说,可以佐证胡氏宗法势力的强悍。从前胡氏家族与其他地方的家族因为田地纠纷而发生宗族械斗,胡氏宗亲成群结队地,提着写着大红“胡”字的灯笼,连夜奔赴现场,一路上灯火相连,蔚为壮观;正当“后续部队”整装待发,“先头部队”已经摆平事情,探子回来报喜了!可以说,外村、内村的胡氏家族,携手并进,共同把官溪推向兴盛,成就了官溪的声望。遗憾的是,官溪的繁盛,没有与时俱进。

       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脱胎换骨了,官溪依然老神在在,“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不经意间,官溪人发现周边村镇的乡民不再来赶集了,集镇悄然逝去往日的喧闹,终于“一觉惊醒梦中人”,然而一切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官溪命中注定是一颗流星,而非恒星!我们欣赏、惊叹流星刹那间的绚丽,那道美丽的弧线撞击着每个目击者,凄美、哀婉。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关注过“官溪”这颗流星的生命轨迹吗?流星从哪里来?又终将去何方?官溪人,请停下你那匆匆的脚步,深呼吸,猛回头,仔细地凝视一次这颗熟悉又陌生的流星吧。“官溪”之盛,在集镇,在文脉,在盘旋崎岖的商道,在依恋故土的乡绅……

三,“官溪”之殇


       作为省市交界地带的村镇,既可以是优势,还可以是劣势,关键在于有没有与时俱进,从传统纳入现代的产业体系、商贸体系,而商贸体系的变革,与交通路线的变更息息相关。现代交通与传统商道颇有关联性,甚至还有一致性,因为有些路线是重叠的。官溪集市的衰败,严格来讲是由于浙闽、浙赣、赣闽各级公路,特别是省道、国道通车之后开始的。

       浙闽公路,从浙江江山的淤头、峡口越过仙霞关,直通福建浦城。当前浙闽大通道205国道和G3京台高速,实际上就是传统浙闽商道的现代版。赣闽公路兵分两路,一条省道从江西上饶、铅山,越过武夷山脉的分水关,直达福建崇安(现在的武夷山),还有一段路线重叠的江西上饶至福建宁德的G1514宁上高速,就是传统赣闽商道的现代版;一条是从江西广丰至福建浦城的省道。

       浙赣公路,有两条省道影响官溪巨大,一条从浙江江山的凤林、三二都经过江西广丰的社后、排山,直达江西广丰、上饶;一条从浙江江山的贺村、淤头经过江西玉山的八都,拐个弯,直插玉山的腹地群力、六都。这两条省道,不知什么缘故,都绕开了官溪。随着交通的变革,商道也随之变更,机械动力代替了人力、畜力,公路、铁路,以致航海、航空路线,成为现代社会的大动脉,汽车站、火车站,还有码头、空港则成了现代商业网络的节点,社会整合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鼎鼎大名的河南郑州、河北石家庄,交通的变革是这两座城市崛起的重要因素。放眼浙赣闽三省交界区域的现代交通体系,官溪处于“三不管”——天不管、地不管和人不管的三角地带,没有一条跨省的现代铁路、公路通过,更遑论高速、高铁了。

       官溪为什么没有纳入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当中也许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官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偶然性在于,如果当年规划交通的时候,能把这个三不管地带纳入现代交通,官溪则永生;必然性在于,一旦这个机会没有,或者失去了,官溪则必然衰败了。结果人尽皆知,谜底只有天晓得!“温水煮青蛙”,作为传统步行商道一个重要中转站的官溪,从浙赣铁路通车开始,逐渐拉开了边缘化的序幕。之后随着形势变革,官溪逐渐萧条,特别是鹰厦铁路通车,闽浙赣大规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换主要依赖铁路、公路,还有飞机、轮船,传统步行商道骤然失去了重要性,直接影响了步行商道上各个驿站的兴衰荣辱。官溪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传统驿站。

       1952年官溪划归江西,意味着官溪在江山、浙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降低,开始失去优势;2001年官溪归并八都,分崩离析为若干个行政村,又一次宣告官溪在玉山、江西地理位置中彻底的边缘化。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大交通带来的是大交流、大贸易,传统自成体系的区域性小规模贸易体系随之瓦解。当年并驾齐驱的五个商镇,“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时移世变,五个商镇当中,只有官溪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逐渐地被边缘化,仅是衍变为若干互不干涉、完全独立的行政村,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则陆续地由乡升格为镇,俨然成为一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峡口、排山、八都和新塘边这四个地方有机而有效地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交通体系了,而且繁盛的程度,与融入的深度正相关,产业越厚实、交通越发达的地方,经济越繁荣。浙江江山的峡口、新塘边姑且不说,有水路、陆路,有省道、国道,峡口通高速,新塘边还通火车,市场相对成熟,所以这两个地方发展的最好,当中也许有省域经济地区差异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峡口、新塘边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备,产业造血功能的健全。

       由于浙赣铁路、鹰厦铁路,新塘边由当年闽浙赣边边区贸易的外围,一跃而成为浙闽贸易的前沿。排山距离广丰县城仅25华里,交通便利,况且广丰又深受上饶的吸附,排山有大腿可抱有靠山可靠,承接了广丰、甚至上饶的辐射,排山的繁华自然今非昔比。相较而言,八都相隔玉山县城40华里,接受玉山的辐射相当有限,又处于闽浙赣边贸易的外围,加之交通不甚发达,产业没有成规模,所以发展相对滞后一些。

       至于官溪,被排斥在现代产业体系、交通体系之外,接受中心城镇的辐射几乎为零,一如当年的山高皇帝远,官溪沉沦了。每逢农历初二、初七,是传统的赶圩日子,迄今依然,只是风华不在,平常农忙集日,几乎不及上午十点半就曲终人散。市场经济的今天,周边村镇的集市,如雨后春笋,官溪逐渐散失了区域市场贸易中心的地位。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官溪依靠传统商道上的商贸而兴起,因现代交通的转变而衰落,仅剩一个名存实亡的集镇,这意味着历史上的官溪有名无实了。一个地方的繁荣,需要几百年的涵化,但是一个地方的衰败,仅需几十年的流变。官溪之衰,衰在脱离传统的浙江母体;官溪之败,败在没有纳入现代的交通体系;官溪之亡,亡在没有夯实健全的产业体系。沧海桑田,官溪被时代抛弃了。


       依据传统乡土社会的紧密程度,尽管官溪与八都的距离最为相近,但是依存度却应当最为薄弱,因为在闽浙赣边区贸易六个商镇中,八都是外围的一个贸易点,而且一个属于浙江江山,一个属于江西玉山,历史文化、社会心理迥异。从中可知,地理上的接近不必然是心理上的接近,心灵上的相通侧重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革。历史的发展似乎不以个人的意愿为旨归,谁也不会想到,官溪会与依存度最低的八都合并为一个乡镇,改称仙岩镇。所谓阴差阳错、今夕何夕也!至于推动官溪脱浙入赣、由江而玉的幕后推手,还有依据、理由,似乎无从知晓。即使有,也是道听途说,众说纷纭,难以自圆其说,遑论事实真相了。有人说官溪大溪流向玉山,依水系而划归江西;有人说官溪在江山的地图上凸出地插入玉山地界,依山势而划归江西;还有人说官溪是由江西解放军而非浙江解放军解放的,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划归江西等等,不一而足。这需要认真、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红唇白牙能说清楚的。传统上,官溪属于浙江江山文化区域,官溪与江山其他乡镇的关系很密切,务农经商、婚丧嫁娶、烧香拜佛,还有读书做官、赶集走亲戚,源远流长,彼此走动非常普遍。官溪作为一个区域中心集镇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从时间方面考量,确切地说与浙闽古商道同步,与母体江山的荣辱兴衰相生相伴,至晚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官溪已经相当兴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物换星移,官溪以致于江山,长时间所累积的人脉、文脉,还有影响与声望,随着革命的情势而翻盘,逐渐地消逝。解放之初,官溪乡属于江山县淤头区,1952年官溪划归玉山时,很多办公桌椅等东西大量搬到新塘边。按照规定,官溪划归的是广丰,但是遭到绝大多数官溪人的反对,因为官溪人,甚至整个江山地界的人,当年对广丰的印象不好,又穷又计较,这当然是刻板印象在作祟;关键是那时广丰划分地主成分的政策紊乱,只要你家有田地,你就是地主,然后强行分田地、搬东西。惯有的刻板印象加现实的利益驱使,在乡绅村民的反对下,官溪划归广丰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一段时间。出人意料地,官溪最终还是划归江西,只是由广丰变成玉山,以至于生米煮成熟饭了,很多官溪人,尤其在外地的,还不知道变天这件事。那时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吃公粮者”)不愿留在玉山,回流江山了,老百姓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隶属浙江的官溪,缘何变成江西刀俎上的鱼肉,呼来喝去的,让人费解。官溪的龙脉被割断了!这种状况,深深地影响了官溪的社会生态。官溪逐渐地疏离了江山,艰难地与玉山融合了一个甲子,迄今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如同一碗夹生饭,江山不想吃,广丰吃不到,玉山吃了消化不了——官溪人顽强地坚持着身份认同上的主体性!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溪人的人格分裂,不屑说是广丰人,不甘说是玉山人,不敢说是江山人。这是一种弃儿心态,灵魂深处有一缕的悲怆一丝的挣扎。行政上的变革,可以拉近地理上的距离,弥补经济上的罅隙,却不可能削平文化上的落差,弥缝心理上的鸿沟。这是官溪人身份认同的情结与困惑。

       迄今为止,还有些老辈官溪人会念叨:“我们江山人如何如何……”,颇有“我祖上阔绰过”的气概,言谈举止中,不屑与广丰人、玉山人为伍,尤其猜拳喝酒之际。当下的年轻人,念叨的是“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以此区隔玉山人、广丰人,饱含着一丝无奈一丝落寞。逐渐地,官溪在地之人只能、只得以“官溪人”作为身份认同的符号,以“官溪腔”作为语言区隔的招牌,“江山人”、“江山腔”这样的称谓,慢慢地淡出官溪人的生活。但是“官溪人”这个符号、“官溪腔”这个招牌,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中流通、使用,只要跨越传统官溪所能辐射、所能影响的地方,官溪人惟有无可奈何、气若游丝地声称:“我是玉山人”,然后不自觉地把眼神移开,如众人面前被抓的小偷一般羞赧,惟恐直面对方。

       天作孽,不可违啊!似乎在心底,官溪人永远与玉山隔了一层,说不清也道不明,因为在官溪人的社会心理中,潜伏、沉埋的“江山人”心态一直挥之不去。“玉山人”的标签,官溪人是被迫贴在身上的,如街头巷尾的“牛皮癣”广告一般,让人不舒服,想扯也扯不掉。很多官溪人,尤其是与玉山关联性不强、卷入程度不深的,身在异地他乡,依然标榜“我是江山人”。只是夜行久了,难免碰到鬼。在面对“正港江山人”时,官溪人的底气明显不足,犹如泄了气的皮球,只剩下打哈哈的份了,然后又作一番解释和辩白,惟恐被对方误会为别有企图,难免有些尴尬。

       这时候,让官溪人怅然若失的是,“正港江山人”依然不会认同这个自我标榜为“江山人”的官溪人为“自己人”!还有一些在外地讨生活的官溪人,张口官溪腔,绝口不提哪里人,但会很委婉地说:“我是官溪的”,遇到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识趣的,只得无奈地追加一句:“官溪属于玉山……”有时还有不耐烦的情绪。江西、玉山在这些官溪人心目中,聊胜于无。即使在玉山完全立足的官溪人,似乎很低调,因为灵魂深处还是有一种异乡之感,只要不是刻意而为之,官溪人在玉山的生活圈子尽可能地还是官溪乡友,特立独行者例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无论你人到哪里,你的社会关系就延伸到哪里,除非你有意斩断。

       只要有机会,在一般情况下,官溪人还是乐意去浙江、江山讨生活的,“天堂杭州”对官溪人从来就有莫名的吸引力和亲切感,“英雄城南昌”则距离官溪人很遥远。这在婚嫁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官溪女孩子做梦中都想嫁到浙江、江山,丝毫不会眷恋江西、玉山,娘家也会以此为荣,还多少会引来邻居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当然如果是“官溪郎”找一位江山妹子做“压寨夫人”,知情者多少带些惊讶,一副不可思议状,因为随着官溪划归玉山,官溪人的婚嫁关系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只有官溪女孩子外流江山,罕见江山女孩子倒流官溪。大凡在浙江、江山立足的官溪人,特别是那些落地生根、手持浙江身份证者,偶然地触动那根敏感而脆弱的乡愁神经,往往会数落甚至破口大骂江西或者玉山的种种不是,完全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可谓“人阔脸就变”,全然不顾穷亲戚的感受。如此这般万象众生,怨谁?恨谁?怪则怪,“官溪”实在太过狭小,难以承载官溪人无奈而躁动的心。可想而知,行政区划的不当划分,对在地人心灵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多么久远。

       2001年官溪乡降格为若干行政村,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官溪”这个布袋,终于破了;“官溪”这个葫芦,终究碎了。这种脱离了江山母体、以官溪为依托的认同取向,自然无法抗拒玉山的吸附、诱惑和打压,“形势比人强”啊!一个显著而严重的现象是,官溪学子、商贩或行政人员,由于在玉山就学、工作和生活的原因,自然而然地或者被迫地习得两套话语表达系统,一种是“母亲的语言”——“官溪腔”,或者说有点变了调的“江山腔”,一种是主流的官方语言“玉山腔”,有些人还会下意识地去模仿“玉山腔”,有些人故意“忽略”,以至于“遗忘”父亲、母亲的话——官溪腔。那些从官溪走出去的所谓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文明人、城里人,举手投足之间,有的官溪腔夹杂普通话,有的官溪腔混合玉山腔,有的官溪腔混搭玉山腔、普通话,有的干脆全盘普通话,或者全盘玉山腔,否则不足以言情,不足以达意,不足以标示;等而下之者,姑且不要说平常跟官溪人在一起,就是在父亲、母亲面前,还说不着调的怪味玉山腔,浑然不知父亲、母亲说的是哪门子话了。这也难怪,因为只要你一张嘴蹦出“官溪腔”,在玉山人看来你就是来自“化外之邦”、“蛮荒之地”,与其说是可笑的强者姿态,倒不如说是对这个非我族群(以玉山腔为认同的“玉山人”)下意识地排斥与抵制。弱势者自我保护的重要盔甲就是——习得在地人的语言,还有就是与在地人通婚!这种方法,屡试不爽。这在周边的江山人看来,似曾相识的官溪人无异于特立独行的另类、异类。这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意气风发的所谓官溪“四家头”的列祖先贤看来,简直有辱门风、斯文扫地!行政区划的变更,严重异化了官溪人的心理,而且与玉山关联性越大、接触越紧密者越为甚,只是不自知而已。倒是那些地地道道的家乡父老,两条腿深深地扎根于官溪这一方天地,浑然一体,固执地——与其说是固执地,倒不如说是本真地——坚持着家乡的方言。

       一个以“官溪”为依托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尚且如此,如果连相对统一与独立的“官溪”这个依托都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官溪人的认同取向,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想必再过一个甲子——不,再过二十年,那时候的年轻人连“我们官溪人如何如何……”也不提了。一声叹息“官溪乡”,一地鸡毛“官溪人”……

       纵观官溪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1949年政治上的鼎革,从长时段来看,这是官溪的一个劫难,尽管这是举国之变,但是毋庸讳言,对浙江、江山和官溪的影响,这是显见的,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建立在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基础之上”的,新中国屡次发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动与清算,对各地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不久远,官溪难逃这个罩门。举个军事上的例证。根据“民国时期江山县国民党将军名录”记载,中华民国在大陆短短的28年历史,非常罕见地蕴育出江山64位将军,还有一位女将军,其中上将1位,中将9位,少将54位,灿烂若秋天夜空中的繁星,当中更有国民党军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在众多将星中,不乏一些官溪之子,其中有一位是胡务熙,任台湾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少将军衔。还有保安戴笠家族与官溪胡氏家族的关系之密切,更是熟悉官溪的乡亲皆知的趣谈。但是新中国60余年,江山在军事上、政治上出类拔萃者似乎寥若晨星,官溪更是风云突变,物是人非事事休。

       1949年共产党已经革了官溪的命,那些叱咤风云的官溪人,殉葬于国民党了!元气大伤的官溪,从此一蹶不振,雄风不在。
       1952年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官溪脱浙入赣,被迫脱离江山母体,成为一个弃儿、孤儿、流浪儿,官溪人“摸着石子过河”,艰难地踏上了异化与归化的变奏之途,幸运地是50年来官溪依然是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行政主体;

       2001年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官溪分崩离析,撤销乡镇建制,归并仙岩镇,官溪连作为一个弃儿、孤儿、流浪儿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了,全国范围的撤乡并镇浪潮扼杀了官溪这个弃儿!如果说政治上的鼎革是宿命,第一次行政上的变更颇具主观偶然的话,那么官溪没有有机而有效地因应和融入交通上、产业上的剧变而导致的发展脱序,这是官溪衰败的客观必然了,以至于第二次行政上的变革干脆在地图上抹杀了官溪。“官溪”之殇,在政变,在交通,在脱离母体,在迷失自我……


四,“官溪”之光


      “官溪”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一般来说,对在地的官溪人而言,在外地时,官溪人口中、心中的“官溪”,涵盖官溪所有的一切,地域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这是一个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概念,这时候的“官溪”,是全体官溪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在本地时,往往指代官溪外村,彼此心照不宣,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但是对外地人、异乡人来说,“官溪”一般指代官溪外村,这是一个他者的概念。这也难怪,因为外村是官溪的行政、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特定场合,外村就是官溪,犹如冰溪镇指代玉山一样。但是“官溪”这个概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消解与重组在所难免。

       1952年脱浙入赣,官溪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在此拐了一个弯,但是依然沿着既有的河床浩浩荡荡奔向前方;2001年难逃撤乡并镇浪潮的袭击,河床突然消失了,官溪似乎正在流向神秘的远方,那里也许是沙漠,也许是海洋,遥不可及,深不可测,或许将干涸于无尽的沙漠,或许将消融于汪洋的大海……如果说官溪以独立成乡的建制由江山划归玉山,历史依然赋予了官溪人一个安身立命的心灵空间的话,那么官溪被降格、被肢解成若干行政村,无厘头地归并八都,则宣告官溪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官溪人的飘逝。“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没有相对统一与独立的“官溪乡”这个行政主体为依托,谈何“官溪人”呢?!老天爷跟官溪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21世纪的“官溪”、“官溪人”的内涵和外延必然发生重大的变迁,因为政治可以影响文化,改变认同。一个甲子之前的祝家墩、黄坳、桑园这一带乡亲,言必称“南坞人”,谁会以“官溪人”自居呢?可以预见,如果任凭形势的发展,再过一个甲子,或者更短的时间,祝家墩、黄坳、桑园这一带的乡亲,谁还会以“官溪人”自居呢?与母体越远的行政村,离心力就越大,何况本身就是拉郎配,只是情意相投,合伙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地亲如一家人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事到如今,分道扬镳已经在所难免了。最纠结、最揪心于“官溪人”认同的,莫过于聚族而居的内村、外村、中店和后山这一带的胡氏宗亲了,特别是内村、外村那些喝过一点墨水的人。


       当今的内村、外村合并为所谓的“官溪社区”,行政上的内村、外村全部消失,合二为一,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来的“官溪人”,当然有特定的所指,那就是“官溪社区人”。“官溪”,实乃“官溪社区”之谓也。由此可见,在21世纪,不出意外的话,此“官溪”当非彼“官溪”,此“官溪人”绝非彼“官溪人”了。这可是千百年前,从婺源清华迁徙而来的胡氏两兄弟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吧。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官溪”、“官溪人”,还是由内、外村这对难兄难弟联手坚守吧。老辈人称中店为“山村”,称当地人为“山村人”,闻其名油然而生“人猿泰山”式的想象。中店的官溪人,本来就是“官溪的犹太人”,偏居一隅,抱团结伙,生命力旺盛,富有心计,桀骜不驯,彪悍而好斗,“座山雕”是最好的诠释,未来的鹰眼中必将只有“中店人”而无“官溪人”。最为多愁善感、情深义重的,应当是后山人。撤乡并镇的浪潮把后山人拍打在沙滩上,如贪图自由的小白兔忘了返家的路,于是干脆从山沟沟茂密的树林里跑出来,与平埂人联姻,合而为一,凑合着过日子,丛林中野性十足的小白兔驯化从良,变成温顺乖巧的小宠物了,但是忘不了往昔躺在“官溪人”怀抱中的温存,所以未来的新“平埂人”,自然而然地会与“官溪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虚与委蛇,逢场作戏。行政上的“官溪”解体了,但是任何一个眷恋乡土的官溪人似乎心有不甘,希望维系一个身份的认同,那就是——“我是官溪人”!此心天日昭昭,此情山河依依。

       确实,“官溪乡”消失了,“官溪人”意识在逐渐淡化,这激起一些具有强烈的家园共同体认同的乡友浓郁的危机意识,冀图通过种种措施,延续、挽救乡亲对“官溪”的认同。当下这些官溪人,可以抱团取暖、唾沫横飞一时,但是最终还得要面对薪尽火灭、油干灯尽的冷酷现实。所以愿望是美好的,任务是艰巨的。对这样的乡友,我们应当给予掌声和鲜花,给予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公益之事,一件功德之事。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希望未来大溪边上所有乡亲异口同声地说——“我是官溪人”,这是一件有趣而且好笑的事情。当特地要标注或强化“官溪人”这个符号的时候,上帝已经吹响了招唤“官溪人”奔赴天堂的号角了。值得官溪人弹冠相庆的是,官溪不是汶川,仅是从地图上消失,而不是从地球上抹杀,否则召见的是阎王。道理很简单,族群身份的认同应当是基于血缘、地缘、文缘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混合体或统一体,无需刻意强调,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一个人口中喊着、背上刻着、脸上写着“我是官溪人”,行走在官溪、仙岩、玉山的街道上时,岂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由此可知,这是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这是精卫填海式的梦想,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命运共同体认同。人心如流水,一去不复归啊……毋庸讳言,行政上的官溪乡,对2001年之前出生的“官溪人”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时候的官溪是一个独立而统一的主体,如同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一样,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官溪人”一鼻孔出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对2001年之后出生在大溪边上的乡亲而言,难道历史上的行政主体有那么重要吗?从第一声啼哭开始,行政上的“官溪乡”对他们而言就是子虚乌有的啊!期望这些乡亲对“官溪”有感情,不是奢望,就是鬼扯,顶多是“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太公/太婆讲过去的故事……”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会影响和改变一个人当前既有的生活,这符合逻辑吗?没有感同身受,没有经历体验,当然浑然不知了。打个不恰当的类比。行政上消亡的官溪,仿佛在大清王朝铁蹄下面灭亡的大明王朝,一批又一批道貌岸然的江南绅士,一夕之间,莫名地成为遗老遗少,衣冠华族在异族人面前成为“劣等人”,悲愤谁能知?!这些人有的郁郁寡欢,抱憾终身;有的削发明志,“不食周粟”;有的揭竿而起,成为“反清复明”的义士……但是在滚滚的历史潮流面前,这些遗老遗少、仁人志士一并灰飞烟灭,徒留清名在人间。

       归根究底,这些老少爷们,没有看清楚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规律,拯救的根本不是什么“大明江山”,而是大时代、大变革背景下由个体产生的对“失根”的一种焦虑和恐惧,由此而导致的集体的社会的“神经官能症”。在满人面前,汉人就是弱势,“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更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血腥恐怖政策,这是社会族群的“失根”;相对与大明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名门望族,在歌舞升平的江山丽景中享受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当大清王朝如泰山压顶般扑面而至时,让人措手不及,女人、财富、地位和声望,甚至生命,有形的、无形的,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宁当太平犬,勿作乱世人”的社会心理,可以让一介布衣在对抗社会变革的集体无意识中随风起舞,这是个体生命的“失根”。这种焦虑和恐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调适,安然过度了,天下依旧太平了。由此看来,一个独立而且统一的行政主体“官溪”,仅是所有2001年之前出生的“官溪人”的一个心结,一种信仰。

       对于在外面讨生活的官溪人,乡镇的撤消没有一丁半点地影响其生活和发展,但是心头还是有一片阴云,多多少少会觉得失去了什么,难以名状;至于跟官溪乡生息相伴的,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乡亲,对其生活和利益的影响是切肤的直接的,心情之复杂非局外之人所能体认。这个行政主体的消失,对所有在地人而言,或隐或现的,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因为“官溪”脱序了,“官溪人”被甩出了既有的轨道,特别是并入“非我族类”的八都,抵制、对抗意识油然而生。本来官溪被迫脱离江山,划归玉山,对官溪人而言已经是一次伤害了,这次的撤乡并镇,更是在既有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这让官溪人情何以堪?!撤乡并镇之后的官溪人有“失根”的焦虑和恐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那些主体意识越强的“官溪人”,这种感觉越强烈,反应就越激烈;那些主体意识不强,或者毫无主体意识而言的“官溪人”,当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一切生物的应激反应,都是生命个体对环境变革的一种条件反射。质而言之,当前主体意识强烈的官溪人的种种表现,说白了是个体对官溪撤乡并镇所引发的对生命“失根”的惶恐和失望,然后以集体的名义,高高举起道德的大旗,迎风飘扬,正义凛然,试图以主观意志去挽救或改变什么,但是终究无济于事。这是一种自我疗伤,自我救赎,这道伤口、这个心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但愿这种对“失根”的焦虑和恐惧,千万不要传递给下一代大溪边上长大的乡亲。

       2001年之后的乡亲,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没有理由、没有必要背负这么沉重的千年历史包袱走完21世纪。是不是认同“官溪人”,对2001年之后出生在大溪边上的乡亲,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与其生命、生活无关!如何让大溪边上的乡亲觉得认同“我是官溪人”是一种荣耀?难道当前的官溪人就这样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依然大有可为,只是做事情之前要清楚知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允许百家争鸣,大鸣大放,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官溪是什么?”、“官溪人是谁?”弄清楚、搞明白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那就是,以“官溪”、“官溪人”的名义,去做一切可以做的、关乎大溪边上乡亲的生活以至于生命的事情;在特定的场合,每一个官溪人能以“官溪”、“官溪人”的名义,自强不息,成就个人,然后寻找机会反哺乡亲,让官溪扬名,让乡亲自豪。“官溪人网站”的建立、“官溪学子互助协会”的成立,就是一剂又一剂的良方。惟有如此,才能把2001年之后大溪边各个行政村的发展与历史上的“官溪”有机衔接起来,才能召唤2001年之后出生的乡亲对“官溪”、“官溪人”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新体认;惟有如此,才能复苏和获得“官溪”、“官溪人”在玉山、江山和广丰这两省三县交界区域的历史记忆和应有尊重。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件功德之事,需要全体“有主体意识的官溪人”的热情参与和鼎力支持。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政治上的“官溪”已经不存在了。这只火凤凰能否涅盘?这是天定的命数,不是个体的官溪人所能参透,这叫“天机不可泄露”。“官溪”还是一只蛰伏在老鸦石嘴山林中修炼千年的蜈蚣,气数已尽,仙气已散,但是官溪人积淀千年的文化心理不是短时间所能消失的,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幸运的是,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母亲河——姑且称之为“官溪河”。迄今为止,这条流遍了官溪全部的地域,贯通了官溪所有的村落的大溪,还是籍籍无名,默默流淌,不离不弃,守望着官溪这片土地,见证着官溪的盛衰荣辱。只要这条溪流的存在,有形无形、自然而然地成为在地人的一条地理上、精神上的纽带。以这样一条溪流之名来取代地方之名,最终溪流倒成了无名之溪,千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钦佩和赞赏先祖的智慧。“官溪河”(“大溪”)在,地理上的“官溪”就在!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公共的市场——“官溪街”。

       在乡亲心眼里,没有星期天,一如既往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历的清明、谷雨,远比公历的国庆、元旦来得亲切、实在,因为这些都是学子、士人(所谓吃公粮、吃官饭的“公家人”)操心的事情。每逢赶圩之日,五天一个轮回,那才是乡民天然的“星期天”、“休息日”。尽管风华不在,铅华褪尽,但是本色如一,每当农历逢二、逢七,“官溪街”依然是官溪乡亲重要的“心灵市场”。“官溪街”在,心理上的“官溪”就在!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种共同的音声——“官溪腔”。在玉山,官溪已经一无是处,一无所有,当前的官溪人仅剩“官溪腔”了。我们可以“脱浙入赣”,可以没有火车,可以没有乡镇,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官溪腔”。因为我们父亲、母亲的话是道道地地的官溪腔,这是我们的母语!“煞蛮黄昏,天空乌印滴笃,我到你阙里,踢得个类糠拉槽盆,害我个类扑拉沙梗。”谁能够流利地表达出这样土得掉渣的“官溪腔”,谁就是“正港官溪人”!“官溪腔”在,文化上的“官溪”就在!

       为了延续而非终结官溪的历史,为了增强而非削弱官溪人的认同,当务之急,没有比思考和践行如何善待“母亲河”、如何振兴“官溪街”和如何强化“官溪腔”更为实在、重要而迫切的事了。有了“官溪河”,就有地理上的“官溪”;有了“官溪街”,就有了心理上的“官溪”;有了“官溪腔”,就有了文化上的“官溪”;行政上的“官溪”已经消失,地理上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官溪”必将永恒。反之,“官溪河”亡,“官溪街”亡,“官溪腔”亡,则“官溪”必亡。有了“官溪”,何愁没有“官溪人”?“我是官溪人”的认同,那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事情。“官溪河”的疏通和“官溪街”的振兴,交给在地各个行政村的父母官去努力、去经营,这是彪炳千秋的德政。在此聊聊“官溪腔”。

       全球化的今天,千万别忘记另外一个方面——在地化,这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体两面。所谓在地化,通俗一点就是指“接地气”。方言是区别族群的天然标志,这是造就族群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一个走出去的官溪人来说,要说身上具有全球化和在地化相统一的痕迹,那就是如影随形的“官溪腔”,这是所有官溪人的“文化基因”和“乡愁密码”。一个身处异地他乡之人,没有比听到地道、纯正的家乡方言,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情了。饮水思源,一个没有遗忘家乡方言的异乡人,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理应受到尊重和敬仰,无论你是匹夫匹妇还是达官贵人,无论你在天涯海角还是在天上人间。

       “官溪腔”,也就是“江山腔”,迥异于杭州、宁波的方言,有些表达倒是跟客家话有近似之处,颇有中原古音之流风,有些口头语似乎很难用现代汉语来表述,比如“我”字的官溪腔,《新华字典》中根本就找不到有对应的字;再如“扫帚”是“地雨”,“吃饭”是“呧饭”,一句“你一个类杀器”,如同“你一个类杀侪”那样,饱含着爱恨情仇,很传神,值得在地人的关注与珍惜。在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也许你的公嫲,你的爸娘,或者外公外嫔给你念过这样的童谣:“木匠无凳档,裁缝无钮袢(pan);打铁无镬铲(huo),做篾无箩戗(qiang);泥水住破屋,种田常讨饭。”这可能要到江山、官溪的田间地头、河边井角才能听到了。当前的官溪人,如果珍视风雨同舟一甲子所铸就的“官溪乡”的情感与友谊的话,那就珍惜全体官溪人的共同标签——“官溪腔”。对官溪在地文化的坚持,没有比用官溪腔来表达与交流更直接、更有效的事情了,特别是官溪人在一起,请用“官溪腔”,这仅是张嘴之劳而已……爱家乡,从爱家乡的方言开始吧,因为那是你母亲的语言!谁能寄望一个连家乡都不热爱的人,还能热爱祖国?

        饭局中,茶桌上,有的乡友寄望官溪能脱赣返浙,“认祖归宗”,这无异于在21世纪的民主中国做着“反清复明”的春秋大梦,这根本不是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没有历史的机缘巧合,官溪返回浙江,永无可能。有的乡友期待官溪人能众志成城,滴水穿石,以致“还我河山”,独立于仙岩,这依然是天方夜谭,未来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不要说撤乡并镇是必然趋势,就是撤县并市也在所难免,没有天赐良机,官溪独立建制的机会遥遥无期、绝无可能,人心齐,泰山未必能移。还有的乡友冀望官溪陡然间发现一个大矿产、投资一个大项目,这样官溪就能大发展、大变革,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果真如此,官溪人祖坟冒青烟了,但是就当前趋势而言,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官溪的发展,一言难尽,需要机遇,需要政府扶持,需要自我奋斗……我以为,“官溪”要发展,“官溪人”的人格必须先健全;“官溪人”的人格健全,必须先破除“我们是江山人”这一个甲子的迷思!这个符咒不解除,官溪人永远走不出心理上的“小山村”。

        官溪人挥之不去的“沉潜的江山人”的身份认同意识,究其原因,一则是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固化认知心理,这是一种以“官溪腔”(“江山腔”)为标志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二则是官溪脱离浙江江山的母体是在毫无预感、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迫转变的,毫无自主权,自尊心受到严重的创伤,继而转化成浓郁的被遗弃的悲情意识;三则是归附玉山并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屋漏偏逢连阴雨”,撤乡并镇的浪潮彻底吞噬了官溪,官溪人忿懑之情在所难免;四则是当前浙江、江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确实是江西、玉山所不能比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冠盖华夏,从世俗眼光来看,一个是“高富帅”,一个是“穷矮挫”。从现实利益层面来说,身为江西玉山人的“官溪人”,如果有机会成为浙江江山人,当然是让人神往的,更何况从血缘、文缘看,本来就是如此。如果说“思念是一种病”的话,那么官溪人确实“病”了!这种病是“恋母癖”、“单相思”、“癔症状”,发病主要原因是精神性和暗示性的作用,情感代替理智、暗示性强、自我中心和好幻想是其性格特点。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血缘、文缘仅是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而已,没有听说美国人成天念叨着“我们是英国人”,没有听说新疆哈萨克族人整天思念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什么官溪人心心念念着“我们是江山人”呢?!本质上来说,在官溪人心里,只不过江西、玉山这个“养母”没有浙江、江山这个“生母”那样富有、漂亮、优雅,能够给子女带来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子女生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如此而已!这是人性中趋利避害、趋炎附势、“西瓜偎大边”的正常心态。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官溪人摇身一变,成为“香港人”、“上海人”,我想这份悲情的成色和纯度不要说没有,终究要淡化许多吧。哪个官溪人是天生地、顽固地、偏执地坚持“我是江山人”?理由何在,意义何在?这实在没有天理啊。果真如此,我们惟有同情地理解,深沉地祝福了。奇特的是,官溪人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迁怒浙江、江山这个“生母”为什么要抛弃亲生儿子,更多地是责怪、怨恨江西、玉山这个“养母”、“继母”,这种心态正常吗?“官溪”归附江西玉山已经一个甲子,“官溪”已经消失整整十年,难道我们还要生活在梦游状态?“生母”对你弃之如敝履,置若罔闻,“养母”清贫难道是你拒绝认同的唯一理由?江山,仅是官溪人的原乡而已,玉山才是官溪人的家乡!“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官溪人”要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玉山人!当前任何试图推动官溪独立建制、脱赣返浙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举措,如西西弗斯那样,注定徒劳无功。

       坦白地说,这种悲情、苦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官溪的社会发展,制约了官溪人的人格健全。一切皆应顺势而为,而非逆流而上!从历史上看,行政区划的变革是常态。“滚滚东流不尽水,浪花淘尽英雄泪”,任何事物,如果不与时俱进,不与社会、与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难免走入末路,一个英雄如此,一座城市如此,一个村落也是如此。从地理位置、人口基数、经济总量、行政成本、历史地位和社会潮流上看,官溪撤乡并镇是必然的,悲剧的是官溪脱离了母体浙江江山,遗憾的是归并江西玉山的官溪,没有获得与时俱进式的发展。传统官溪人的主体意识是建立在“沉潜的江山人”意识基础之上的,背后隐含着抗拒和抵制“玉山人”的基因,当前官溪人的主体意识应当建立在“我是玉山人”这个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与仙岩、与玉山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当前的官溪人应当尽快尽可能地抛弃这种弃儿怨妇的心态,以积极地、健康地心态接受现实,拥抱仙岩,融入玉山。与其把个人的时间、心力放在无谓的事情上,倒不如实实在在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那才是王道。如果任何一个官溪人能在任何岗位上成就个人的事功伟业,殊不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续写和改写了官溪的历史。但愿每一个官溪人,无论是2001年之前的,或者是2001年之后的,都能成为“官溪之子”!“今日我以玉山为荣,明日玉山以我为荣。”这是穷则思变、变则通的官溪人应有的豪情。我们应当有信心、有能力让这种扬弃了的“官溪人”主体意识进一步延续和弘扬。我们是“新官溪人”!别了,梦中的江山!再见,悲情的官溪!

       世界已然是一个地球村了。中国正处于大转型、大变革、大发展的敏感而关键的时期。国家如此,城市如此,乡村也不是桃花源。当前的官溪也是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时期,遗憾的是并没有大发展。如何跟这个大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不至于被时代的浪潮彻底淹没,这是任何一个爱家爱乡的官溪人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作为历史的延续,当下官溪人的梦想,官溪人的希望,就是务实理性地面对官溪的发展现状,把情感的哀怨意识转化为发展的危机意识,凝聚力量,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尽可能地改变官溪的交通,发展官溪的经济,改善官溪的民生,厘清官溪的文脉,增强官溪的认同,群策群力,抓住一切有可能让官溪融入现代大交通、大产业、大贸易体系的机会,促使官溪的蝶变,这是官溪未来发展的不二之途。与社会、与时代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一个地方是这样,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江山不是天堂,玉山不是地狱,官溪人依旧生活在人间,永远生活在现实。如何认识“官溪”、“官溪人”和“官溪腔”?如何调和“官溪腔”与“玉山腔”、“江山腔”的关系?这取决于大溪边上每一个乡亲的生存智慧。但愿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之后,这一方天地上的乡亲,还能自然而然地说:“我是官溪人”!面对八都人、玉山人的时候,我们心平气和地说:“我是官溪人!”面对江山人的时候,我们用“官溪腔”不亢不卑地说:“我是玉山人!”“官溪”之光,在认同,在告别悲情,在顺势而为,在与时俱进……五、“立此存照”一直以来,有一股冲动,有一份伤感,回味着、追寻着记忆中的青春印记和官溪印象,试图探寻生我养我的家乡,为何沦落得如此快速又如此彻底?我凝视着家乡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背影,踽踽独行,在踉踉跄跄中渐行渐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通过与官溪依存了一辈子的父亲毛文益、母亲杨莲香“断烂朝报”式的口述,凭着感觉与追忆,在很多个白天黑夜里,我的心灵与家乡在对话,勾勒、记载下了我的观察和感悟,也许细节有出入,观点有争议,立此存照,聊表思乡念友之情,权作笑谈消遣之资。

       父亲随爷爷毛赞炽、奶奶李淑雅于1942年过日本人的时候,从江山广渡逃亡而来,在官溪落地生根;母亲于1952年从江山南坞嫁到官溪,夫妻二人磕磕碰碰了一甲子,如同官溪之于玉山,在我看来是如此地不协调、不合拍,让人对婚姻沮丧。但这就是生活!如果说官溪对于父亲是战乱,对于母亲是婚嫁的话,那么官溪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婴儿之于母亲,与生俱来具有“官溪胎记”。这个印记有多深,乡愁就有多浓——大溪是我的野泳地,桃花山是我的花果山,祠堂山是我的百草园,外村祠堂是我的“三味书屋”……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梦想,有我的喜怒哀乐,无论在哪里,我永远是一个地道的官溪人。

作者:毛章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7-08-14
这个作者真绝,一个已逝的乡写出这么多内容,现在人很少有这么仔细狭义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一些民风、历史、传承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7-08-14
这里有个很扯的事情,浙赣铁路和官溪,官溪在玉山县的最南端,除非原计划是从广丰入赣,否则怎么也不可能从官溪折回玉山县城,更不会为了一个官溪抛弃玉山县城。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7-08-15
鸡头和凤尾的区别罢了,怎么感觉作者和他的乡亲们都挺小家子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江山是个多么发达的城市,划入了落后的江西,落差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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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7-08-16
主要是方言不一样,官溪人说江山话,和玉山话没法直接交流。现在江山经济条件在浙江属于靠后,但明显还是要好于玉山的,但五六十年代大家都以农业为主,玉山条件应该是好于江山的,交界的地方以前很多人嫁到江西的。
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17-08-16
其实还是钱惹的祸。。。。浙江富了。。。
我记得小时候,新余也有江浙的人来讨饭。
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7-08-16
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方都是极度贫穷的。风水轮流转,现在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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