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到宽版
  • 3688阅读
  • 22回复

[个人区划理念]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11-05-01
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在各种行政区划改革的意见中有一 类主张历史、文化区、方言区、划分行政区的意见。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分省论”  。这一 观点受到坛友广泛批评,我也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1)行政区划改革不是一刀二断!
    首先,观察一下海南和重庆建省后对传统文化有何影响?
四川省和重庆市同属于川文化,虽然有川巴之差,但是差别不大。那么,重庆建市是不是“割裂”了川文化呢?
重庆建市后,方言照样讲,川剧照样唱,变脸照样演,重庆火锅照样吃;龙门阵照样摆;麻将照样耍;一切文物古迹照样保护。重庆和成都的经济文化往来一如既往。重庆建市的实践证明:行政区划改革不仅没有割裂川文化,而且促进了川文化的发展交流。

同样,海南的建省对粤文化也没有任何损失。

再来看一下河北省:河北省千里平原,历来就是开放地区。北部是京津文化圈,南部是中原文化圈,方言与河南接近。而西部是晋文化圈。所以,河北地方文化是融合型的。
文化比较特殊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原是察哈尔省会,1955年划入河北。他们的察哈尔方言特别难懂,  他们喜欢听二人台,  喜欢吃山西刀削面,与河北其他地方差别较大。但是,这丝毫也不防碍张家口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间交流, 一切正常。所谓地域差异,仅此而已。
前新日子我们这里来了一辆张家口的卖煤的汽车,那个张家口人叫卖的怪腔怪调把我们本地的一群妇女笑得前仰后合!真的笑出了眼泪!结果他们那车煤转眼之间就卖完了!(可惜,张家口语言的艺术价值还没有被相声演员发现,滦河人做一个大胆预测:下一个在相声里大出风头的方言就是张家口话!等着瞧吧!……跑题了!)
河北各地文化水乳交融。河北省内,从来没有什么文化差异之类的话题。我们这里有一位张家口的架线工人,工作几十年乡音不改,和本地人相处融洽。
重庆海南和河北的实践证明:行政区划的变动不是一刀二断!不论是各类分省方案还是流域方案都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损害历史文化。


(2)大发展、大交流、大融合、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今天的文化交流吧:
普通话以空前的规模普及,南方从电视上看南方的普通话水平一点也不低,南方中小学学生讲的普通话相当标准, 比北京毫不逊色; 农民讲的普通话也能够听得懂  。南方和少数民族的普通话已经相当普及。
       今天,新疆的歌舞、西藏的民歌、蒙古族的音乐、安徽的黄梅戏、青海宁夏的花儿、广西的刘三姐、东北的二人转以及众多的地方艺术早已唱遍全国,而且进入中小学的教材。
全国到处都在吃兰州抻面、四川火锅;还有加州牛肉面、肯得鸡、麦当劳、比萨饼……。
少数民族姑娘穿高跟鞋,蒙古小伙骑摩托放羊,马背上的民族已经变成摩托民族!汽车民族!
中国人试着吃西餐、穿西装;外国人学习用筷子、吃饺子、学武术。
     在大发展、大融合、大团结的新形势下,所谓“地方文化认同”已经大大淡化,那些曾经的世外桃园的人们既走出山门,甚至走出国门,又开门迎接客。今天,哪里 人不外出?哪里没有外地人?浙江商人跑遍全国,走向世界!新疆、西藏、内蒙的旅游区正在用英语迎客。
今天,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真是史无前例!
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行。世界各国都在互相学习。

     另外,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各民族的居住地域也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了,单一民族、民系的地域越来越少,所以单纯按照民族分布来划分行政区的做法是没有前途的。
     今天如果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还封闭自守、孤芳自赏,那么他就必然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学习交流融合而发展进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文化要继承保护,更要发展融合。
(3)洞中方几日  世上已千年!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历史,同样是中华文化,虽有差别,但绝对不是互不相容!

     一些学者看不到历史进步,脱离现实,发思古之幽情,煞有介事,故做深沉,片面强调历史文化的形成和传承,过度渲染、甚至垮大地方文化差异,而看不到地方文化的兼容并存;看不到空前规模的文化融合:
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历史地方文化,只讲地方文化,不讲中华文化,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刻意强调地方文化,主张在行政区划改革中,建立所谓文化区,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小生产意识,这是一种井蛙式思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上,封闭的小生产环境产生了方言和地方文化。今天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方言已经没有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各种方言必然融合,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还用行政区划的手段去保护封闭落后。适应方言呢?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和以历史文化划分行政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洞中方几日  世上已千年!时代巨轮破浪前进!别人走出家门闯世界,你还在历史的书斋洞穴里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孤芳自赏,坐井观天!
一位山西作家讲得好:乔家大院已经成为历史!山西人还是好好看看:我们挖煤炼焦把汾河折腾成为什么样子了吧!

(4)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你要哪一段?  
“历史文化分省论”  受到坛友广泛批评后,又有人主张“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那么怎样才算“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呢?
如果对这里“适当考虑”,那么也要对那里“适当考虑” !大家都要“适当考虑”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办法“适当考虑” ! 就会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样有完吗?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

哪里没有历史?
哪里没有辉煌?
哪里没有名人?
哪里没有文化?
哪里没有特色?
如果你要求所谓“适当考虑历史因素” , 那么,我们要问: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你要哪一段?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差别能够有多大?
你能够学习英语,为什么不能学学普通话?
你能够吃意大利的比萨饼,为什么不能尝尝蒙古奶茶?
你能够唱美国的流行歌曲,为什么不能听听外地民歌?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变化!历史就是某个瞬间!历史可以定格,但是不会停止前进!
什么叫历史沿革?历史沿革就是变化的历史!就是不断演化!难道封建时代能够不断变革,在改革的年代反而不能改变?事实上,历史上的区划变动早已突破当时的“历史沿革”。研究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而不是刻舟求剑、作茧自缚。


(5)要重视流域文化研究
     周振鹤先生指出: 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有几位网友建议的客家省受到很多批评,我也不赞成方言省。但是,后来发现韩江是客家聚集区,韩江称为客家母亲河,大家建议的客家省就是韩江流域。可见,流域区、文化区、行政区是基本吻合的。

     但是,周振鹤先生同时也指出:所谓文化区并且没有明确分界线,不同文化区互相渗透,交融,潜移默化,形成方言衔接过渡地带,不可能与行政区完全吻合。    山西运城市民歌河南味,河北涉县唱山西民歌,承德爱听二人转。
这说明文化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不可能划分出来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又怎么能够按照文化区划分行政区呢?
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区划的变动不会损害传统的地方文化。不论是同一文化区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还是不同地方文化重新组合,都不会影响地方文化保护和发展。
即使对民族区域及文化方言区域进行一些不可避免的拆分与拼合,也不会对民族、文化、方言等特性造成多大的影响。流域区划有利于文化融合

    行政区划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纠缠历史就会是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跳出历史才能轻装前进。
在空前的生态压力下,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彻底抛弃违背自然规律的“犬牙相入”的区划摸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再去埋怨古人!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face=黑体]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face]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

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
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
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

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
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
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
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
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    

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
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
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寖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
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
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

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http://yugong.fudan.edu.cn/article/list.asp?id=29

    

真正有生命的地域文化会成为人类共同文明一部分                    
葛剑雄 ■整理 陈 苏 朱静燕 朱梁峰 摄影 袁培德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好食面食,湘西吊脚楼,客家土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什么是地域文化?有什么特点?怎么形成?有什么价值?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12月15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多年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研究的葛剑雄做客南湖文化论坛,为你一一解读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什么是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
        近年各地都很重视文化建设,特别珍惜本地文化。大家都知道,往往本地文化有独特的魅力。
        什么是地域文化?
        所谓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和周围其他区域相比,是有明显差异的。两千年前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提到一句谚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简单地说,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它只是“风”,往往走出一百里,就是另一种“风”了,但如果它已经成为“俗”,那么它可能就是更大的范围,才能体会到那里有不同的“俗”。
“风”,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流行,或者风尚,所以它的特点是不断地更新,它是多变的,
“俗”,就是习俗、习惯,它就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传统。
                  
  光是“风”,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文化,一般来讲,要是“俗”,才能成为地域文化,我们现在讲风俗,并没有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
    大的文化区域,汉文化区或者说华夏文化区,这就不仅包括大部分以汉族为主的区域,也包括现在已经在国外,但历史上长期通用汉字,以汉文化为主的区域。
    一般讲的地域文化区,往往是以古代的一个国或者古代的一个地名来命名。比如吴文化区,就是春秋战国时吴国的核心区。再往下,称之为文化样区,或者直接叫文化区,一个文化区里还可以再继续分,这些分得比较细,更有特色。有时一个省,甚至一个县,包含多个不同的文化区。
  还有些特殊的情况,我们称文化岛。它周围都是其他文化,就那一小块地方有种特殊的文化。比如近代有些租界,比如青岛、庐山牯岭这一带。西南还有些地方,明朝曾经在那里建过营,人口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并且不与当地通婚,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屯堡文化,这些文化往往既不是来自于迁来的母地,又跟周围不同,这也是一种特色文化。
     地域文化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空间范围内跟周围不同,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它有几个重要因素是共有的。
     地域文化有什么特点?通过方言、饮食、民居、婚丧节庆和民间信仰体现
                    

第一个特点是方言。
                
    中国的方言千差万别,特别是南方。以浙江为例,杭嘉湖以前称为下三府,其他叫上八府,下三府的话,即使有些发音差别,但基本还能听得懂,但上八府的话,就听不懂了。
                    
讲地域文化离不开方言。方言产生于人际的交往。大家都用同样的语言,没有阻碍地交往,有这样一种媒介,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文化最大的妙处就是它离不开人的活动,即使是物质文化,也是跟人,跟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才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方言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南方方言多于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大于北方,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传播,不断形成新的方言区。许多南方城市,方言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现在的普通话,保留的古音不如南方方言。我们做个实验,念首唐诗,用普通话会有许多不押韵的地方,用嘉兴话往往是押韵的。吴方言比普通话更加接近唐朝话。古音有平上去入四声,普通话入声已经没有了,嘉兴话则分得很清楚。
        方言既然是人际交往的媒介,往往以方言为基础形成地域政治集团。政治家也是人,他如果跟人讲话,老听不懂,中间还得加个翻译,他还能讲最核心最机密的话吗?所以他总要用至少能听得懂自己话的人,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或地域政治集团。维系这些政治集团的当然是共同利益,方言则是媒介。比如西汉,汉高祖刘邦老家江苏丰县,后来迁到沛县,他手下大多是丰沛故人;近代北洋军阀则按地域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
  现在很多人说要恢复地域文化,保护方言,当然没有错,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过分强调地域文化,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当初秦始皇不统一文字,可能今天就没有中国,而是分裂成很多小国了。
        地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饮食,指的是民间日常饮食,而不是官方的、富人的、特殊场合的饮食。一般老百姓只能就地消费,民间饮食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特点。它是以当地的环境为基础的。比如北方以面为主,南方以米为主。现在不少有地方特色的饮食,往往是长期物质极其匮乏的结果,是早期偶然的或者不得已因素造成的,到后来逐渐形成特色风味饮食。
  我们说的饮食文化,不仅指饮食本身,而且包含进食的方式。比如北方很多民族蹲着吃饭,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这一习惯。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也就不同了,现在不少地域文化都已经消失了。
    地域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民居。和饮食一样,官方建筑、公共建筑、祭祀建筑不能算,都是有一定规格的,不能反映地方的实际。我们讲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都是指民居。民居要满足两个条件,要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要为平民所能够承受。马家浜和河姆渡这一带的干栏式建筑、湘西吊脚楼、北方窑洞、客家土楼,都是如此。
  也有将外地建筑引进来,适应地方特点,成为地方民居的一部分,像上海的石库门。石库门实际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太平天国时,很多难民逃到上海,租界人口大增。英国人根据英国连排式的建筑来设计,考虑中国人的特点,这就成了上海地域文化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的就是婚丧节庆。虽然日常生活大家尽量保持传统,但一到婚丧节庆,往往不惜工本。再穷的人,一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花点钱,来保持这个传统。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礼仪已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了。
  有的人迁到了很远的地方,他们还要保持原来的婚丧节庆习俗。2007年,我到吉尔吉斯斯坦,遇到一支东干人。一百多年前,陕甘回乱的时候,有一万多人逃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现在已经有十几万人了。我们去一个村,他们给我们看录像,嫁女儿的时候,一切还是陕西的风俗保留下来。为什么在异族的地方,语言基础都没有了还把它保存下来?他们把这些作为一种信仰。
     民间信仰是第五个特点。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确,中国的宗教信仰基本都是外来的,道教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但民间是有信仰的,简单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北方蝗虫成灾,人们就想出来,蝗虫多的地方就供奉刘猛将军;黄河泛滥,就要祭河伯;山洪多的地方,比如山西就祭祀许真君;四川也有地方神,二郎神据说是李冰的儿子,就祭二郎神;江南养蚕,供奉蚕花娘娘;福建的妈祖,专门保佑海上平安,妈祖在上海、天津也有,但脱离了海运,名称也有所变化,越南的灵姆庙,其实就是妈祖庙。
  地域文化靠什么传播?移民是地域文化传播的主力
  嘉兴的地方特色与湖州不同。有个日本学者专门到嘉兴调查,他发现太平天国以后,嘉兴来了一批外来人口,有的没法和当地融合,就做了渔民。他们信仰刘将军,造刘将军庙。这样的神,信仰就是很小的圈子,这就反映了地域文化的产生过程。
  现在一种文化它的范围往往就比较大,以前范围较小,主要是因为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方言调查、民间文化调查,往往不能在大城市找到,一定要到最偏僻的地方,或者少数民族地方,最好不要通公路的。孔子把这叫“礼失求诸野”。礼,你已经找不到了,野外远的地方还有。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旧景观保护得较好,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周庄,以前周围都是水路,它和上海隔得近,但中间都是大的湖泊,交通不便,东西就保存得比较好。
    这种地域文化,如果它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你想要人工保护,是保护不住的。很多移民,移来移去大多数改变了,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靠什么传播?到目前为止,最主要还是靠人,现在手机、电视、网络这些也能传播文化,但最重要的、最活跃的还是人。古代移民就把一地的文化带出去了,尤其是其中杰出的移民。移民来自发达地区,那么它就会很快改变整个地方,改变土著的文化。嘉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就是来自两宋时期——南宋初期的北方的移民,那个时候江南沿海一带还没有好好开发,而从南京下来到杭州,到绍兴、宁波这一条线,开发比较早。
  如果移民多元,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地方文化,比如说近代的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大批移民去了,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也有其他地方,还有外国人。大多数人是拥有相当高的技术、文化管理能力或技能的人,把西方的艺术都带过来了。而且它是多元的,任何一种移民集团都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人头上,就互相吸收优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在说上海
      “海纳百川”,你不纳行吗?迫使你一定要开放,一定要吸收,否则你就站不住脚,你就不能够发展。
    地域文化产生的原因还受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往往是通过地域文化形成制度,甚至是强制推行的。另外,还受民族、宗教、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巴基斯坦的佛教,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雕塑和希腊的雕塑没什么区别,不少都是裸体的,但到中国就变了,印度的飞天是裸体的,到敦煌就半裸了,到了洛阳就穿上衣服了。
  地域文化能全部保存吗?一部分会消失,趋同不可避免
    地域文化构成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伟大的生命力。这么大的国家,若仅仅只有一种文化,不可能适应这么复杂的地域范围,也不能适应各种民族。
        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生活如果都能因地制宜,也符合低碳环保的理念。地域文化就是这样,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有很多智慧在里面,有利于保证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读的儒家经典《尚书》,《尚书》是如何保存下来的?秦始皇将《尚书》都烧了,有一个姓傅的老先生,在秦朝当博士,靠自己的记忆把它背下来,等到汉朝时征集民间典籍,朝廷请他将《尚书》背出来。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如果有,不管怎样,我们先保存下来,这就是地域文化的价值。
  地域文化会怎么发展?结论是不乐观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加快、信息手段的进步,一部分地域文化将消失,地域文化趋同不可避免。现在高铁那么快,嘉兴与上海形成半小时圈,文化产业搬过来,相互定居,到最后差不多同城化了,能保留什么特色呢?有的人很天真,全部要保存。我说全部保存不可能的,包括方言,有的上海人要保卫上海话,你保得住吗?有很多词汇就是外来的,你能不用吗?人接触多了,共同语言总是需要的。实在没办法保存怎么办?用技术手段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方言用录音保留,或者拍成录像,至少比完全消失好得多。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以前的保护是消极的保护,我们今后要积极地保护。但是我们要明白,新的地域文化还是会形成的。真正有生命的地域文化,会转化成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一部分,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信心。举个例子,中国的豆腐,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时,没几个人知道,但现在我去美国超市,一说买豆腐,大家都知道。可乐、功夫都是这个道理。
    有些东西却不同。我去一个美国教授家里,挂着一幅中国书法,我告诉他挂倒了。他说,没关系啊,挂着很好看。还有的美国人家里供一把夜壶,他觉得造型很漂亮。
        你要相信,真正有生命的文化,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它是会传播的,甚至包括宗教。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地域文化当中可能蕴藏着我们今天还没发现,还没了解的财富。如果我们理性地对待,相信一定能够使当地的地方文化既得到充分保存,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条评分奖励+1
湖鹰 奖励 +1 优秀文章,支持! 2013-08-13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政府一条河。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1-05-01
滦河人推荐几篇《流域文化研究》论文

滦河人认为流域区和经济区文化区是高度吻合的,这个观点不少网友感到难以接受。这些网友没有把流域区和经济区,文化区联系起来思考研究。
      实际上,中国理论界的一些学者早就对中国流域文化做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提出行政区和流域区经济区的文化区吻合问题,但是,尽管如此《流域文化研究》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至少,这些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流域区和经济区文化区是不抵触,不矛盾的


   滦河人在《川论》一文里提出:在“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的流域体制下,地理系统、生态系统、资源系统与社会系统等四大系统吻合叠加,自然与社会将实现最和谐的统一。
    在“一省一江,一县一川”的流域体制下,将更有利于营造一种保护生态的舆论氛围,更有利于形成一种爱自然、爱山川、爱江河的心理感情,我们甚至可以预测在流域体制下新流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将增添新的内涵,例如:颁布一些以水系命名的地方法律,提倡和鼓励一些有生态内容的地方节日,促进保护生态的民俗形成等等。
    诗人和歌唱家爱唱江河,在流域体制下,让我们把科学的智慧,法律的威严、劳动的汗水、诗的激情融为一体,在更高的境界上放歌江河吧!
        今天,滦河人推荐几篇流域文化研究论文,供网友参考。
      长江流域文化圈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7月10日 16:42 来源:CCTV.com
  有学者将文献与考古成果相结合,将东周时代的列国划分成了七大文化圈(区),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在长江流域,溯江而上依次分布着吴越文化区、楚文化区、巴蜀滇文化区。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为最大。楚文化的扩张,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逐鹿中原

  ,楚文化也向北延伸。至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绝非夸张之辞。

  一、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
  游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留下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进方城,深入中原,使中原为之耸动。楚文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更出入中原,擒纵淮夷,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当时的楚国在疆域、人口、财富、甲兵等方面已成为并世诸国之冠。楚成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时,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时期功业最为显赫的一位霸主。而此时的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了。楚人开疆拓土,所倚仗的不仅有占优势的武力,而且也有占优势的文化。《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也象水与舟以及风与翼的关系。其在版图扩大的同时,文化随之播散,二者基本同步。楚文化在播散的同时,也是吸收先进文化因素的良机。楚人博采众长,独创一格,至迟在春秋晚期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直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二、吴越文化及其楚化
  长江下游的江东,大致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东周的吴就是西周的宜,或称“勾吴”;越即戉,或称“于越”。吴越虽是两国,土著却是一族。
吴国的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分丘陵,苏北的一部分平原,以及淮南的某些地方。越国的疆域以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南部即杭嘉湖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皖南的山地。有时,越人从杭嘉湖平原西出,渡过长江,渗入淮南。

  上文曾论及吴国的公室是姬姓的周人,但已变服从吴俗;越国的公室是夏人的后裔,也已变服从越俗。
  吴国的振兴始于吴王寿梦,寿梦元年为公元前585年。此时吴国的政治中心已从宁镇丘陵转移到了太湖平原,何以如此,或认为有可能是吴人畏惧楚人,或者要抗击越人,或者要联合越人以制服宁镇地区的土著夷人,不一而足。吴越位于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而且原始文化十分发达的江东,可是发展缓慢,落后于江北

  。这是因为他们西北面为江所隔,东面为海所限,南面为山所阻,还由于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被淮夷阻断,因此,不易受到毗邻文化的刺激,不易接纳毗邻文化的信息,不易产生文化杂交的优势。一言以蔽之,人文的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直到春秋中期,因楚人使淮夷自顾不暇,吴越才开放了,吴人在先而越人在后。

  吴越的长技是种稻养鱼,织麻织丝、构筑干栏、制作舟楫,以及铸造农器、匠器和兵器;尤以青铜兵器甲于天下。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的播散,春秋晚期吴墓所出的文物,以及战国早期和中期的越墓出土的文物,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三、巴蜀滇文化
  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因为山高水险的地理环境所限,长时间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这里的文化面貌仍无重大变化。后来秦、楚对抗,才给长江上游的文化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缘。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应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这里“地称天府”,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
、犀、象、毡、耳毛、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铙。”总之,物产丰富。
  约在春秋中期,蜀国改朝换代,蜀王杜宇禅位于开明氏,开明传十二世。在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灭亡。限于考古资料,春秋时期的蜀文化面貌若何,目前尚不清楚。但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已粲然可观,领先于长江上游。在此时的蜀文化中,楚文化的影响也是强烈的。巴人多山居,北起大巴山,南到武陵山,东邻楚,西邻蜀,中心在长江支流嘉陵江下游至乌江下游一带。迄今所知的东周巴文化遗存,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且年代偏晚。
巴国蹈蜀国覆辙,也被秦国攻灭。但秦国对蜀地的统治是直接的,比较严酷;对巴地的统治是间接的,比较宽松。因此,战国晚期蜀文化有衰退现象,巴文化则仍有上升趋势。涪陵曾为巴都所在地,古称“枳”,战国晚期一度为楚军所占领,当地的巴文化遗存带有较多的楚文化因素是合情合理的。长江上游除了巴人和蜀人,还有分布在滇北、黔北、川西的少数民族,先秦的中原人士对他们还浑然不知,汉代则称之为西南夷。西南夷是个总称,其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都生息在高原上,或聚居平原,或散居草原、山丘、峡谷。

  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滇人建立了最强盛的国家,创造了最发达的文化。
  滇国的中心在今滇池坝,即今昆明市及其周围地区,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物产丰饶。它的北部和中部有铜矿,它的南部有锡矿。滇人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两周之际,至春秋、战国之际,滇人的青铜文化即已多姿多采了。

  在云贵高原,滇池坝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因此,滇文化与周边的其它文化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共性。而且,滇文化的扩散面较大,几乎横贯云贵高原,直至武陵山东西两侧。

  滇池坝的西邻是洱海坝,在祥云县大波那村曾发掘一座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墓葬,其出土
  物可作为洱海坝文化的样本。或认为先秦洱海坝文化的主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的昆明人。(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川西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境内,春秋战国时期有石棺墓文化,其主人可能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的冉马尨
和白马,属于氐羌系统,与蜀人有或疏或密的联系,但其文明程度远低于蜀人。(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黄河流域文化概括介绍
      新华网甘肃频道(2008-03-17 16:07)  来源:
                      
        150万年前西候度猿人在现今山西省黄河边的芮城县境内出现,其后,100万年前的兰田猿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猿人在黄河岸边取鱼狩猎,生活繁衍,继续为黄河文明的诞生默默耕耘。
        7万年前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3万年前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奏响了古老黄河文明的序曲。
        距今10000-7000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址、7000-37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3700-2700年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和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铁器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黄河流域。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他们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统领着中华民族把古代黄河文明推向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顶峰。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唐诗、宋词、元曲是黄河文明中闪闪发光的瑰宝,发明创造和科学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
                            
一、世界第五长河
         黄河,世界第二长河,一条5464公里长的大河,在中国北方蜿蜒流动。从高空俯瞰,它恰似一个巨大的“几”字,又隐隐就是我们民族那独一无二的图腾。
二、黄河的表征
        它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中国龙,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三、黄土风成说
       在久远的地质年代,在亚洲内陆的沙漠戈壁,遍地砂石在骤冷骤热的严酷环境中被支解粉碎,直至形成粉末。内陆盛行的西北气流, 经年累月地把它们吹向东方,粗砂落于蒙古高原,最细腻的粉末随风飘落到今天甘肃、陕西、山西、青海、宁夏、河南6省。千百万年的搬运堆积,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长城,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达太行山的黄土高原。
                                
  四、深厚广阔的黄土层
          这是一片无与伦比的黄土,它的面积广达41万平方公里,黄土覆盖厚度一般在100米以上。而陇东、陕西、晋西等地,黄土深达100到200米,兰州地区更厚达300米以上。
                                
  五、六千年前的伊甸园
        植物学家们研究发现,虽然黄土高原的降水不如南方丰沛,但养分的淋溶损失也较少,非常适合杨树、桦树、栎树、油松、云杉和酸枣、黄荆条等生长。那时繁茂的植被,涵养着一个温暖多雨的伊甸园。
        今天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地处中
         原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显示在仓颉造字的时代,它仍是大象出没 之地。
                                
六、远古时代文明的启蒙
        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在100万年前的山西蓝田人类遗址中,人们找到了多处碳末堆积。
      从那以后,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都在黄河的臂湾里繁衍生息。直到6000年前,黄土地上出现了以半坡文明为代表的母系氏族文化。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样一片绿野间狩猎采集,度过了华夏文明 的金色童年。
                                
七、历史记述改造自然的功绩
         这里确实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这里也难免最早被受了文明之火。
         上古传说,神农氏曾教民稼穑。耐人寻味的是,神农就是炎帝,也就 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
       《孟子》中记载了三皇五帝烧山林的“功绩”:“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在《诗经》中,我们听到了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 “侃侃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木叮叮, 鸟鸣嘤嘤。”
                                  
八、黄土高原植被第一次受大损
        始皇帝统一六国,大量人口随之进入关中,垦殖面积大增。与此同时,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寝,大肆砍伐关中山地森林,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击溃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大片土地,随后实行屯垦戍边,多次向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移民,每次人数多达数十万, 原本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农耕区。
                                
九、揭河底
                                  
          日前,黄河小北干流(山西和陕西河段)山西河津段大、小石嘴区间出现了百年奇观“揭河底”,河底的淤积物如同地毯一样被水流卷起。
       “揭河底”现象是黄河上独有的一种泥沙运动规律,主要发生在黄河小北干流的龙门及支流渭河河段,其表现是当高含沙的洪峰通过时,短期内河床遭受剧烈的冲刷,将河底的成块、成片的淤积物像地毯一样卷起,然后被水流冲散带走。这样强烈的冲刷,在几小时至几十小时内能将该段河床冲深几米至十几米。因为“揭河底”现象形成条件比较特殊,“揭河底”被称为黄河百年奇观。据获悉,黄河上一次出现“揭河底”还是在1977年7月6日。此次“揭河底”自7月5日8时1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8时40分,其间,在河津河段小石嘴改建工程1号丁坝段,伴随着汹涌的水声,先后掀起高约1米、长约7-9米左右的两块大的掀起物,1号至5号丁坝间还有一些小的掀起物。
        7月初,黄河中游吴堡-龙门区间支流普降暴雨,洪水挟带大量泥沙汹涌而下。7月4日晚,位于河津上首的龙门水文站洪峰流量达4600立方米每秒,最大含沙量每立方米700多公斤,从而具备了局部“揭河底”现象的形成条件。
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在汉江中游交汇


考古证实:古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曾在汉江中游交汇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7月11日12:42 新华网

          
  新华网武汉7月11日电(记者戴劲松、房宁)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在距今6000年至7000年前,流经我国中部的汉江中游地区就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汇区。
              在这里进行考古的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李桃元研究员说,新石器时代以后这里因水路交通的发展而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这一地区作为中国南北政权的政治分界线,南北文化的交锋在此显得更加活跃。
              在汉江上修建的丹江口水库被确定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这一带远在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库区周围进行的文物调查发现中国北方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相叠加的地质层面。
              以在汉江沿岸郧县发现的青龙泉和大寺两处文化遗址为例,这两个地点出土的文物有共同特点:底层最早期的是距今
            6000年至7000年的仰韶文化,属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中间一层是屈家岭文化,距今4800年至5500年间,属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特征;而上层则是45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后一支原始文化。
              李桃元分析说,很明显,黄河流域的先民最开始进入这个地区,往后则有一种新兴的长江中游文化非常发达。这表明,早在5000年前,长江流域文化发展就有过一次超越黄河流域的历史。
              在代表长江流域文化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的建筑水平都比较高,如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同期还没有发现能超过它的规模的城市遗迹。李桃元说:“正是由于这个文化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屈家岭文化渗入了这一地区。”
              随后在这一地区,中国历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延续到唐代,丹江和汉江是华东、华南与当时的政治中心——位于华中的洛阳和西安联系的必经要道。这里已发现的重要文物遗址就有300多处。(完)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
淮河流域文化

            专家表示,淮河流域文化自成体系,不姓“黄河”也不姓“长江”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3日14:09 新华网

              新华网江苏频道南京10月23日电淮河流域文化自成体系,不姓黄河也不姓长江。10月20日-22日,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需对淮河流域文化在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和评估,对其研究将来也可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
              王巍表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淮河流域文化的研究都隶属于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淮河流域不是被称作黄淮归入了黄河流域,就是被冠之江淮归入了长江流域。实际上,淮河流域其水系非常发达,有100多条支流汇聚,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先天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淮河流域地处黄河与长江之间,相对靠近中原,是中国南北方的气候过度带,因此淮河流域在历史上是南来北往、各部族迁徙往来的舞台,也是几大集团发生碰撞的地带,这就决定了淮河流域文化具有过渡性、多样性与包容性,特色鲜明。
              王巍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历史学界包括考古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我国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认为中华文明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的中原中心论都占主流;上个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原地区以外的长江下游、安微南部、辽宁西部等地相继发现了相当发达的史前文化,人们开始对中原中心论有所反思,开始用更广阔的眼光来认识文明起源,中华文明一开始并不是由一个中心文明向四周扩散,而是很多地方都有了文明火花的出现并发展。
              而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被发现,考古发掘了七八千年前的栽培稻、刻有符号的龟甲、制作精美的陶器与骨笛等。贾湖文化对淮河流域文化影响很大,并扩散到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也说明淮河流域文化起步较早,自成体系。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里,来自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的文物考古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淮河流域文化与周围文化的关系、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淮河流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完)(江苏频道)

黑龙江流域文明与流人文化
      
      
          一、流人文化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引进西方文化学理论、构筑文化学框架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文化学方面的理论之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已由理论探讨延伸到实证研究上来,区域文化、时代文化、社会群体文化、民族文化及基于此的中华民族文化都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由固有的一元论向多元论过渡,即除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之外,还出现了长江流域文化等说。这标志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认同。基于此,黑龙江流域文明之源是否是中华文明的一源,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黑龙江文明之源究竟是不是中华文明之一源?回答是肯定的。过去与近年来许多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已无可置疑地表明了这一点: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黑龙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在这种认识之下,黑龙江流域文明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予以论述,兹不赘述。
          
      黑龙江流域文明产生以后,不会固步自封,还要发展。这样,在源之后,还要有流。源是指其起源,流是指其沿革变迁,即展示源之发展轨迹部分。可见,只有将源与流合而观之,才能展示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历史真实与全貌。源与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一部完整的黑龙江流域文明。基于此,黑龙江流域文明的研究,必须源、流兼顾,才能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
          
      黑龙江流域文明之流,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有土著民族文化与客籍民族文化中各个民族文化,有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有古今有别的时代文化,有各种具体的专业文化,如旅游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音乐文化等。在阶级社会中,还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此外,还有作为社会群体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流人文化。这些不同类型文化的整体或总和,就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由上可见,流人文化是黑龙江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流人文化,它的界定、实质、性质、特点、意义如何呢?
      
          二、流人与流人史
      
          什么是流人文化,必须从流人谈起,而要了解流人,又必须从一个地区的居民成分谈起。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地区的居民都是而且只能是由固有的土著民族与外来的客籍民族两种人士组成的。当然,这里的所谓土著与客籍,其内涵是相对的。如我国内地,土著是指汉族人士,客籍则是指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言。而在边疆却正相反,土著是指当地固有的各少数民族人士,客籍则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人士而言。
          
      基于上述原因,任何一个地区的开发都是,也只能是由该地这两种人士共同经营,其文明也是由这两种人士共同创建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开发史与文明史都是由该地土著民族与客籍民族人士共同创造的。该地区的各族人民,不论是土著或是客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都对该地区的开发与文明的创建,起过大小不等、程度各异的促进作用。当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该地区固有的土著民族首先作出了这种贡献,而迁徙过来的多种客籍民族的这种作用则是此后陆续产生的。
          
      黑龙江流域也是如此。远古时代,这里是肃慎、东胡、秽貊三大族系等先民繁衍、生息、劳动的地方。这些固有的土著民族及其后裔在改造与适应自然的生产斗争、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而促进了边疆的开发与文明的起源。此外,从中原内地及边疆他地迁徙过来的客籍居民的这种贡献也是不容忽视与低估的。这种客籍居民是指以汉民族为主体,同时又包括多种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而言。汉族人民移徙黑龙江为时甚早,至少在二千年前的汉武帝时就已有人到过黑龙江,而且越往后代人数越多,甚至到清末竟然反客为主,不仅成为了客籍居民的主体,而且也成为了黑龙江整个居民的主体。此外,边疆他地移徙的各种其他少数民族也是人数较多。这样,他们与汉民族中的客籍人民对黑龙江的再开发及文明史的丰富、创建与发展,也不能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黑龙江流域文明史固然不是汉民族等客籍民族的文明史,也不完全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文明史,而是本地区土著与客籍各族人民共同的文明史。黑龙江的各族人民,不论土著或客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该地区的开发与文明的创建,起过大小不等、程度各异的促进作用。如果说有所不同,则是这种作用有先后之别,即文明起源于土著民族的生产斗争与社会实践,而在文明充实、丰满与发展方面,作为客籍主体的汉民族的作用,则愈来愈大,至清末竟然反客为主。
          既然客籍民族人士对黑龙江流域文明史的创建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作为客籍民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流人,这种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流人”一词,来源已久,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庄子•杂篇•徐无鬼》云:“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陆德明“释文”解释道:“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这就是说,流人是因犯罪而被流放之人。其实,这仅仅是流人的狭义的解释,在秦汉时代,它还有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的含义,即指因受天灾或人祸(如战乱、私仇等)而流亡在外之人。如汉桓宽《盐铁论•执务》云:“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这里的流人是指因避天灾而流亡在外之人。而三国时,管宁、王烈等人“避地辽东”,是因“天下大乱”这种战乱因素造成的;太史慈的“避之辽东”,是“为州家所忌,恐祸”这种避仇因素的结果。这些因天灾人祸而流亡于乡里以外的流人,当时也称流民,如《史记》万石君传:“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这里的“流民”实质就是上述的流人。从兼有流亡于乡里以外及“有罪流徙”两重含义来讲,表明流人还有广义的解释。
          
      但是,广义的流人一词后来在使用上出现了混乱,即在某些著述中,流人成为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的专称,如《晋书》(地理志、李特载记、刘弘传、杜弢传、王戎传等)中所出现的流人一词,已不再包括“因罪见流徙”之意,而完全是指流亡于乡里以外之人的含义。这种混乱状况,幸亏西汉时出现了专指流亡于乡里以外之意的流民一词才得以改善。此后,流人与流民的含义逐渐有了分工,界限渐趋明显。如北朝时,“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其中“流人”就是专指流放者。唐代时,人们言及流人也多指流放贬逐之人而言。诗人司空曙《送流人》诗:“闻说南中事,悲君重窜身。”王建《送流人》诗:“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于鹄《送迁客》诗:“流人何处去?万里向江州。孤驿瘴烟重,行人巴草秋。”这里的“流人”均指流放贬逐之人而言。另如项斯、张籍等人诗中的流人,也无不是指这种人而言。至明清时,流人基本上已成为称呼流放贬逐之人的专有名词,而流亡乡里以外之人,则被固定地称为流民。如吴伟业《悲歌送吴季子》诗:“送吏泪不已,流人复何依?”陈维崧《喜汉槎入关》诗:“廿年苦语三更尽,万里流人一夕还。”尤侗《吴汉槎自塞外归喜赠二首》诗:“天上金鸡初解严,流人万里望江南。”潘耒《吴圣玉归自辽左志喜》诗:“梦想流人紫塞边,每依雁候祝南还。”诗内的流人均指流贬之人而言。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流人在谈到流放者时,总是自称流人、逐客或迁人,而不称为流民,也是很好的力证。如张缙彦在为流放宁古塔的方育盛所写的《其旋草》诗集作序时言:“写流人之幽怨,发万古之悲凉。”流放宁古塔的钱威也说:“塞外流人,不啻数千。”而吴兆骞、方拱乾、孙旸与张人纲等流人均以迁客或逐客称之,也可为证。当然,这时也有例外,如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己巳驻跸塞木肯河……徙奉天流人居此。作《流民叹》。”同一文中,对同一种人,忽称流人,忽称流民,表明作者概念的含混。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多数人对流人的含义为流放者却达成了共识。
          基于此,二十五六年我的流人研究是采取了狭义流人的说法,所有论著的研究对象都是流放贬逐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流人呢?
          
      我们认为:第一,流人是被惩罚的对象,而在阶级社会中则是阶级专政的对象。第二,流人是统治阶级掠夺财富,实边戍边政策的产物。第三,流人是统治者认为有罪之人。第四,强制迁徙,是流人区别于自发迁徙的流民及有组织有计划迁徙的移民的根本标志。第五,迁徙之地,多为僻远。第六,流人被迁徙到边远之地后,就成为了该地的一种客籍居民。
          
      根据以上的分析与论述,现在可以给流人下一较全面的定义。流人就是由于以惩罚、实边戍边或掳掠财富为指导思想的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强制迁徙边远之地的一种客籍居民。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专政的产物。简言之,流人就是被流放贬逐之人,即流放者。它既指流人整体(社会群体)而言,又指个体(一人)或部分而言。
          
      这一定义的内涵,既指明了历代统治者制造流人的目的(惩罚或专政、实边戍边、掳掠财富)、藉口(各种类型流人均为有罪)、方式(强制迁徙与安置),又指明了流人由土著变为客籍的身份变化,还指明流人整体是一种社会群体(因为它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区域、乃至国家,还有不同的阶层、团体等)。
          流人的含义与定义既已清楚,那么,什么是中国流人与黑龙江流人呢?
          
      中国流人就是指历代在我国疆域上被我国历代政权所流放的各种类型的流人而言。由于疆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往往是有变化的,因此,这里我们所说的我国疆域是指历史上凡是曾经隶属过我国政区的领土而言。基于此,汉代的日南、九真与交州等地今日虽然隶属于越南,汉魏的玄菟、乐浪等郡今日虽然隶属于朝鲜,清代的乌里雅苏台今日虽然隶属于蒙古,清代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已为沙俄强行割占,但是在这些土地上曾经被我国历代政府流放过的流人,均可称为中国流人。
          
      黑龙江流人则是指被我国历代政权流放在黑龙江政区中的流人而言。由于政区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是有变化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区是指历史上凡是曾经隶属过黑龙江政区的领土而言。如已沦陷之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另如今已隶属于内蒙古之呼伦贝尔地区等,这些土地上被我国历代政权流放过的流人,都是黑龙江流人。
          流人一词的来源及其定义,还有什么是中国流人、黑龙江流人等问题既已清楚,下面的问题应为什么是流人史?
          
      历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关于历史的记述与阐释,而历史学正是研究与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诸如国家、民族、地域、阶级与社会群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历史,乃至个人的传记,都包括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基于此,流人史是研究流人这一社会群体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学科。而中国流人史则是研究中国流人这一社会群体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学科。
      
          三、流人文化
      
          前面介绍了流人、流人史及其有关几个理论问题,下面将就流人文化几个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流人文化的界定
          要了解什么是流人文化,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
          
      关于文化的界定,中外学者说法甚多,其中文化学奠基人、英国学者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根据这些论述,我们认为,流人文化是指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也就是指历代流人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的总和,它产生于流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又产生于流人的创造与传播活动之中。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流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狭义的流人文化专指精神文化而言。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指精神文化。
      
         (二)流人文化的实质
      
          流人文化既然是流人所创造与传播的一切知识的总和,那么,它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
          
      流人文化的成分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主要取决于流人队伍的复杂。因为流人队伍既包括我国各地各族成员,又包括某些外国籍成员。还包括一些不同层次,不同社会群体成员。首先,我国流人队伍来自全国各个区域的各个民族,这些区域与民族,既有内地的汉民族,又有内地散居的少数民族,还有边疆聚居的少数民族。可以断言,我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没有产生过流人。这就是说流人队伍除了汉族成员以外,又有全国各地其他各族成员。其次,流人队伍还有按照我国法律,被我国政府流放在我国领土上的外国籍(俄、朝鲜、越南、日本等。如齐齐哈尔的范如松,即为越南国黎氏王朝大臣,因故被乾隆帝流放黑龙江)成员。再次,我国流人有的又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会党、社会团体、宗教及客籍人士中的流民、移民等。这些不同地区、民族、国籍或社会群体的中国流人,各自具有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国籍文化与社会群体(包括宗教)文化。此外,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流人还来自不同的阶级及同一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有统治阶级中的高官大吏与普通士绅,也有被统治阶级中的庶民百姓。有博学多识的文人、勤于耕作的农民,也有精于工艺的巧匠、工于心计的商贾等,可见又具有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文化。而流人文化正是由上述各种类型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所构成的综合体,由此可见流人文化成分的复杂。
          
      但是,在流人文化中,由于流人队伍的主体是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而汉民族流人又长期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其中知识分子更是饱读儒家诗书,受过严格儒家教育;还由于汉民族的中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更为成熟、历史更为悠久,因此汉民族中原文化就成为了流人文化的主体。总之,既然流人队伍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综合体,那么,流人文化则是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是汉民族中原文化与流人队伍中其他民族文化及边疆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的新质文化。这就是流人文化的实质。我们说流人传播了中原文明,正是从这种意义讲的。但由于流人文化已不是原有的中原文化类型,因此我们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三)流人文化的性质
      
         流人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呢?这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作一考察。
      首先,由于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而人又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域、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包括宗教与会党团体),因此文化可分为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阶级文化、阶层文化或社会群体(包括宗教与会党)文化。至于流人,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但他们所创造与传播的流人文化,仍是一种社会群体文化。
          
      其次,由于客籍人士基本分为流民、流人、移民三大类,这样,作为客籍人士重要组成部分的流人所创造与传播的流人文化,自然也就是客籍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流人文化又是一种客籍文化。
          正因为流人文化是一种社会群体文化,它必然会与其他文化,如民族文化、区域文化、阶级文化、其他社会群体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等发生横向的联系。
          又因为流人文化是一种客籍文化,它必然会与客籍文化以及客籍文化内的流民文化、移民文化也发生横向联系。
          由上可见,流人文化是与多种类型文化具有横向联系的一种客籍文化与社会群体文化。这就是它的性质。
      
          (四)流人文化的特点
      
           流人文化的特点如何呢?
          
      流人队伍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综合体,流人文化也是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基于此,流人文化就具有了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兼备,并以前者为主体的双重特点。这种特点,在流人的心态、习俗、居处及文风等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也有反映。这样,流人既有农业民族崇尚农耕、安土重迁、眷恋乡土、繁文缛礼的特点,又有游牧民族重视渔猎、迁徙无常、生活简约、民风淳朴的特点;既有农业民族重视文治、渴望和平的特点,又有游牧民族崇尚武功、善于弓马骑射的特点。当然,在这双重特点中,仍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但是,这些基本特点,还不是流人文化的主流,流人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却是下面几点。
          1.自强不息、惨淡经营的奋斗精神
          
      这种精神是指广大流人对于来自环境上的险恶与政治上的残酷这双重压力敢于拼搏与斗争的精神。广大流人流放后,面临两种严峻挑战。一种来自自然环境。塞外或冰天雪地,穷山恶水;或冷雾寒烟,狼虎成群;或大漠连天,惊沙蔽日;或海啸风狂,云谲波诡。环境之险恶荒寒,令人不寒而栗。另一种来自政治因素。作为刑余之人,广大流人死里逃生,饥寒交迫,被强制迁徙与管制,强制为奴或当差,像任人宰割的牛羊一样,饱受凌辱、奴役、歧视与迫害,甚至其子孙也永世不得翻身。在这双重压力之下的流人,“极天下之苦”,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血与泪,呻吟与哀号,是顽强的生存下去,还是屈辱的死去?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多数流人选择了前者。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不断地奋斗,苦心地经营,向自然环境与政治因素的挑战进行了应战。始而痛苦地挣扎,继而顽强地拼搏,进而英勇地抗争。或泪洒冰天,血沃塞土;或披荆斩棘,垦辟荒原;或战天斗地,开发山林;或披星戴月,荷戈戍边。又或为躲避奴役而大量逃亡,或惨遭迫害而奋起自卫,或积愤难伸而武装反抗(清嘉庆十八年正月,墨尔根城准备改迁新疆或烟瘴之“迁奴”,就曾举行过武装暴动)。
          2.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
          
      这种精神是指大批流人在逆境中所具有的艰难创业的精神与建功立业的愿望。劫后余生的流人,或已倾家荡产,或已家破人亡,来到举目无亲的荒凉塞外,处境极为艰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仅没有意志消沉,信心丧失,无所作为,反而在困厄忧患的磨砺中,增强斗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体现了感人的艰难创业精神与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他们有的是白手起家,重新创业,在白山黑水的大片土地上,胼手胝足,栉风沐雨,世代辛苦耕耘,惨淡经营。有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有的采矿开荒,重建家园。有的苦读不辍,治学不息,写了大量诗文或著述,为后人研究东北的文学史、文化史、开发史、民族关系史,提供了许多宝贵文献。如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诗集、第一部散文集、第一部书信集、第一部戏剧集、第一部山水志等著述,都是由流人撰写的。如果他们没有艰难创业的精神与建功立业的愿望,很难想像他们能够在学术、文学研究与创作上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其实,这一点连某些流人自己也有体会。如苏轼自海南赦归后写的《自题金山画像》诗,就曾自问自答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他也把完成大量诗文著述的三州之贬谪,看成是终生功业与贡献的最大时期。这种在逆境中艰难创业的精神与建功立业的愿望,令后人震惊不已!
          3.关心国事、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
          
      这种精神是指流人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在某些知识分子与官员的言行及其著述之中体现较明显。这种流人有的在流放前关心国家大事,能够为民请民,敢于抨击朝廷弊政或犯颜直谏。流放后,尽管遭遇至惨,但不改初衷,不计个人安危,仍然念念不忘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如康熙年间御史陈志纪之流放宁古塔是因弹劾天下督、抚贪婪不法情事之结果,流放后仍然怀着“宣室无由见,虚怀待漏心”,希望被赦,重返朝廷,以得到重用。
          
      当外国侵略者入侵时,有的人撰写诗文,颂扬了我国爱国军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如方拱乾在“积雪残书灯烬寒,妻孥拥被话艰难”的处境中,于顺治十七年听到宁古塔总管巴海大败沙俄入侵者于松花江口之大捷时,兴奋地写下了我国最早的以抗俄斗争为题材的诗歌《海上凯歌》四首,颂扬了“穷边已万里,万里更开边”及“应知悦圣颜”的此次大捷。吴兆骞被诬遣戍,满腹哀怨,但当听到沙俄殖民者寇边时,却放弃个人恩怨,积极投入抗俄斗争的行列,创作了大量以抗俄斗争为主题的诗篇。此外,还有的人直接投入了抗俄斗争,如雅克萨战役中参战的水手,基本都是由流人或流人子弟组成的。这些人以国事为重的反侵略的言行,正是其爱国精神的表现。
          上述流人的三大精神,构成了流人文化的重要内涵。
      
          四、研究流人文化的意义
      
          流人文化的研究,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1.学术意义
          
      我国文化的产生,固然是多元的,但从区域、民族与社会群体的不同来看,基本可以分为内地汉民族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以及从一区域迁徙到另一区域的客籍文化三大类。内地汉民族文化主体是中原文化,周边民族文化是诸少数民族文化,客籍文化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各种客籍人士(流人、流民、移民等)所创造与传播的文化。前二者所处的区域基本固定,而客籍文化所处的区域是客籍人士经过一次或几次迁徙才能相对稳定。在各类客籍人士中,由于流人中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中,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相比,作用相对要大,地位相对要高。普通劳动者因在封建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只能在物质文化创造中占绝对优势。鉴于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主要是精神文化,因此可以说,流人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中占有绝对优势。这样,对我国三大类文化之一的客籍文化中流人文化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首先,可以促进边疆历史文化与黑龙江流域文明的研究。边疆历史文化是当地土著民族文化与客籍文化(包括流人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之后的产物。只有包括流人文化在内的客籍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经过碰撞、交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之后,才能形成该地新的历史文化。由此可见,在边疆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作为流寓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流人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事实正是如此,以黑龙江为例,流人至黑龙江后,创造了已与中原文化有所不同的流人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是汉族中原文化与流人队伍中其他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汉民族中原文化与黑龙江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这表明,流人文化也受到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如清康熙初年陈志纪流放到宁古塔时,曾吟诗道:“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可见流放的汉民族文士也学会了少数民族的弓马骑射技术,正是因此,当时黑龙江才出现了“只今文士习弓刀”的局面。清初流放宁古塔的诗人吴兆骞也曾自言:“久沉异域,语言习俗,渐染边风,大雅愔愔,磨灭尽矣。”这里的“大雅”显然指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而“边风”则指该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此外,如清初流放辽东的陈之遴有“殊方风俗渐相安”之诗句,流放宁古塔的方拱乾有“起居渐觉土风贤”之诗句。这里的“殊方风俗”与“土风”自然是指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对客籍文化,尤其是流人文化的反作用与影响。而包括黑龙江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新质文化正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中得到不断的创造、更新与发展,可见流人文化在边疆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也可见流人文化对于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充实、创建、发展与更新所起的促进作用。
          
      其次,可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及其他各种类型文化的研究。由于中华民族文化是我国以汉民族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各区域、各民族、各阶级、各社会群体(包括流人)文化的综合体,因此,作为文化领域内一个分支的流人文化的研究,也必然会从多方面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及其他各种类型文化的内涵,并给以深刻影响,从而促进它们的发展。可见流人文化的研究,又会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及其他多种类型文化的研究。
      再次,可以填补流人文化研究的空白。正像流人与流人史一直受到冷遇那样,流人文化也从未受到学者的重视,甚至在此之前连这一名称与概念也未出现过。而它作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分支,由于自身的某些特点,可以单独构成一种新体系、新学科,乃至新学派。可见流人文化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能够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最后,可以促进流人史的研究。流人文化与流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虽然是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分支,但又与流人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因为二者都是由流人创造的,而流人文化史又毕竟是流人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它的研究也自然会将流人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2.现实意义
          
      首先,由于我国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综合体,而流人流放之地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因此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同时,已经融合了流人队伍内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流人文化,至边疆后,又进一步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形成一种新质文化,这样,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边疆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多民族文化关系。基于此,研究流人文化及其影响,就可以使我们掌握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风土民俗、文化信仰及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沿革等,从而为制定民族政策,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其次,由于我国历史上还存在有两种特殊类型的流人,即流放在我国领土上的外国籍流人(如黑龙江就有越南流人),以及被我国政府流放在今外国(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及越南、朝鲜等国)领土上的中国籍流人。这两种流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构成了我国与周边邻国特殊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可见,研究流人文化也为我们处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及加强与邻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再次,由于历史文化是旅游文化中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人文化又是边疆各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流人文化的研究,又会增加边疆各地旅游文化中人文景观的历史底蕴,开发旅游新资源,从而促进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边疆旅游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这种研究,又会促进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边疆以地方历史题材为题材的文学、戏剧、影视、舞蹈、音乐、美术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
          
      此外,历代流人所具有的奋斗精神、创业精神、爱国精神及其所作出的辉煌业绩,也为我们今天对全民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某些历史的借鉴。
      
      〔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政府一条河。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1-05-01
嘉陵江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研究
                              作者:周学红,赵万民,聂康才 
时间:2008年12月16日 阅读次数:599  
                              来源:中国园林-2008年第04期

        摘要:文化特质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是流域人居空间特色塑造的基本要素。独特的地理环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嘉陵江流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加速、系统结构失衡、功能易位,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色渐失。从流域文化本源、文化廊道及文化极3个不同层次分析了嘉陵江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以阆中和武胜为典型例证,建构嘉陵江流域自然经济一社会一文化复合人居空间文化特质研究体系。

                                微缩版东莞可园将搬到重庆园博园

                                重庆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关于重新征集重庆市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的通知
                                关于园博园涉外展园深化设计工作的通知
                                2011重庆“宜居重庆”风景园林摄影艺术展征稿启事
                                重庆市园林局关于公布全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名单的通知
                                关于开展三级园林绿化项目经理培训考核的通知
                                关于开展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经理继续教育培训、年检及统一更换新证书的通知
                                关键词:风景园林;嘉陵江流域;文化特质;文化廊道;文化极
                                    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南坡的凉水沟源,流经秦岭山地和四川盆地,于重庆市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1  119km,流域面积16万km2,是长江第二大支流,年径流量670亿m3。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沟通我国西南、西北的天然南北交通走廊,其战略意义日益凸现,已被国家列为战备航道。2004年,四川省和国家交通部投资254亿元开始对其进行灌溉、防洪、航运、发电为一体的综合工程联合开发,2010年工程全面竣工之后,嘉陵江上将形成1  6级尾水相衔的电航工程,广元至重庆的739km航道将缩短近60km,500t级船舶可以从广元直达重庆,流域的梯级开发推动着流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技术在给经济、社会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在其应用中带来一系列消极的、有害的负作用,甚至表现为破坏人类生存条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异己力量”。嘉陵江流域开发有利于促进西部经济区域的发展,加强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联系。但也伴生着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由于人们在流域资源开发过程中片面集中于流域本身的自然生态属性(如流域水电资源的利用和大规模的梯级电站的开发),忽略了流域作为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文化复合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本质,缺乏流域整体性研究,导致流域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负效应显现,开发过程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破损、经济利益追求的制约与短视行为、流域社会建制的解体与重构等一系列现象以直接的(文化物质载体的损毁)或间接的(精神、心理、意识、价值观等)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流域文化,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内化消隐,流域特色日渐消失。

                                  
1 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认识
     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等内容的复合整体
     是使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意义的一套价值观念。文化特质是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或最小单位,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属性。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形态,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伴随着流域长久的发展演化自成一体,形成其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
         作为具有自然属性的集水区域,流域水文化是其核心的文化特质。早期人居空间的产生无不与水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从长江、黄河、澜沧江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每一条大河都有早期人类生活的印迹。人们从逐水而居到依水而居,河流由最初的农业灌溉及饮用的功能逐渐扩展到交通运输及商业等功能。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一自然,流域既向人类社会提供各种自然资源,同时也承受着人类社会生活排出的各种废弃物。在长期相依相生的自然环境中,人们根据不同的区域、流域和地域特征在河流两岸选择并建设着最适宜居住的聚落形态,宅依山建,水傍居流,“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在顺应自然的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天、地、人、水和谐统一的人居环境。依山就水的聚落环境,富有地域流域特色的历史古镇,纯朴率真的民风民俗,悠扬厚重的地方戏曲,色彩鲜艳、风格自然的传统服饰以及流传至今的典故佳话等都成为不同流域入居空间文化特质的主要构成内容。流域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又促进了流域文化的异地传播和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实践,一种经验,一种方式,一种意义,流域文化不是空洞的、虚泛的,而是以水文化为背景,在不同人居空间以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积淀并延续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住生活在流域范围内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特有的文化模式。

                                  
  2 嘉陵江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复合体,其本源具有自然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多重规定性。流域文化本源萌发于水及其生态系统,形成于经济社会演化,积淀于历史时间限度中。

                                  
  2.1嘉陵江流域文化的自然特质
                                  
2.1嘉陵江流域文化的自然特质
                                    
     “流域首先是地理的产物,地表层由于地质构造运动而形成各自的地理形态,具有各自的地理地貌特征。这些特征又决定了地表层在接受降水后的产汇流特征,形成了流域的基本特征”。自然环境是影响流域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流域文化特质本源的形成离不开流域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流域文化特质的生成积累初始阶段,由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远低于自然对人的影响力,山地、河流、阶地、湿地、河漫滩、沙洲等地理环境成为制约流域文化生成的主要因素,造就出独特的流域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特质。
           嘉陵江古称漾水,又称潜水、养水等,阆中附近一段称阆水,合川一段称渝水,合川以下又称州河、巴江。流域地势西、北、东三面高、南面低,干流北跨秦巴山地,南延至四川盆地腹部。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以上为上游,长357km;昭化至合川为中游,长633km;合川以下至重庆市朝天门为嘉陵江下游,长129km(图1)。
      嘉陵江流域流经海拔1 000~3 000m的秦岭、摩天岭、米仓山、剑门山等上游山区,经由中游盆地丘陵区进入下游平形岭谷地带,平均比降由3.8‰逐渐下降为0.2‰,地理特征带状分异明显,分别呈现出“险”“曲”“奇”等环境景观特征。
          嘉陵江流域上游以“险”为其主要景观特征。河谷为V形深切,形成清风峡和明月峡等深长的峡谷,谷坡陡度达40度以上,底坡大,水面宽仅80m,水流湍急,支沟处形成许多冲击锥或洪积扇,河床中多礁石、岩滩。流域中游以“曲”为其主要景观特征,河道自上而下逐渐开阔,水面宽从70~400m。河段宽约300~800m,呈现凹形或不对称的U形,河床多为卵石、砂砾所覆盖,间或有基岩出露。河曲发育,大小有29个,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流域下游以“奇”为其主要景观特征,河谷宽400~600m,水面宽150~400m,河流横切华蓥山伸向西南的3条支脉,形成嘉陵江小三峡,即沥鼻峡、温塘峡和观音峡。小三峡以下,丘陵起伏、谷地有卵石河漫滩、沙洲、河岸多阶地,河道中峡、沱、碚、滩相间连续分布(山峡夹峙之处则成“峡”,河底陡跌之处则成“沱”,河床突起之处则成“滩”,江心有紫红色砂岩横阻形成的“碚石”)  。不同河段的自然景观特征共同构成了嘉陵江流域集山、水、林、泉、瀑、峡、洞等为一体的自然景观特征,影响着嘉陵江流域文化的萌发与形成自然生态基质。

                                  
2.2嘉陵江流域文化廊道特质
                                  
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人居环境发展演变过程中,流域自然环境随着人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发生一系列变化,流域内气候、动物、植被等要素随之变迁,流域经济、人口、交通、文化等要素的发展,导致流域人居环境整体文化特征发生演变。文化特质由自然环境维度向社会文化维度集合转变并在历史中积淀。依托河流主廊道,流域社会文化特质以流域环境中特定的农田、森林、草地、城乡等空间作为基底背景,与流域中其他形式的子廊道,如林带、道路等,将流域中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文化斑块,如湖泊、植被群、聚落等人居空间联成一个整体,共同形成了流域文化系统。
        在嘉陵江流域文化系统中,文化特质通过若干文化亚系统显现出来。以剑阁古城、翠云廊、剑门关、张飞庙、陈寿万卷楼等为代表的三国历史文化特质丛;以纪念唐代武则天的皇泽寺、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的观星楼、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古相如县城、汉将军纪信的雕塑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特质丛;以小平故里、朱德旧居、罗瑞卿故居、张澜旧居等为代表的现代将帅文化特质丛;以干佛岩、巴巴寺、大佛寺、圭峰寺、栖乐寺、凌云山、永寿寺等为代表的佛道及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特质丛:还有以川北大木偶、灯戏、皮影、傩戏、巴渝舞、八仙鼓等为代表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特质丛以及保存完好的古栈道、阆中古城、清代考棚、藤王阁、宋代白塔、沿口古镇等为代表的古遗迹文化特质丛等。这些物质文化丛与非物质文化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淀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成嘉陵江流域历史文化特质脉络散点,河道成为不同散点聚焦的文化廊道。以点状形态沿文化廊道分布的文化特质丛与文化廊道共同构成了嘉陵江流域文化点阵,凸现了流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

                                  
2.3嘉陵江流域文化极点特质构成
          流域各种文化特质丛的产生并非均匀分布于整个流域,而是首先出现在个别文化极点中。文化极点是指人类活动产生比较早,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历史文化特质积淀丰富,具有一定的文化辐射和影响范围。不同等级规模的文化极点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形成等级体系。作为流域历史发展的文化核心,点状文化极依托文化廊道将不同的文化特质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传播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文化腹地不断向外扩展,逐渐形成文化区,进一步推动整个流域文化特征体系的形成(图2)。
         嘉陵江流域纵贯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分别流经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及重庆市。从区域发展及历史文化特质遗存等构成内容对不同城镇进行综合分析与指标评价,广元、南充、阆中和重庆4个城市文化特质因子影响力强,成为嘉陵江流域主要的文化极点。广元佛教文化遗风兴盛,以女皇故里著称。南充拥有为数众多的地方特色浓郁的民间文化、名胜古迹。古城阆中是研究中国古镇文化的历史宝库。重庆则是巴渝文化、移民文化、“陪都”文化的集大成之地。各文化极点沿文化廊道纵深发展,将不同等级规模文化极点串结成流域文化区,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融合吸收外来文化并不断扩展着自身人居空间文化特质的影响力。

3 嘉陵江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实证研究
                                  
3.1河曲文化特质—— 武胜县
       河曲又称曲流,指河道弯曲,形如蛇行的河段。曲流发育是嘉陵江中游典型的文化的自然基质特征。从广元张王庙到合川龙洞沱,流域直线距离仅200多千米,而河道蜿蜒长达600km,形成多处环形、菌形曲流。“千里嘉陵,武胜最长,武胜嘉陵,曲流回肠”。武胜县位于四川省东部,嘉陵江中下游,嘉陵江流经武胜11  7km,武胜曲流带的弯曲系数接近3.0,其弯曲程度仅次于美国雪兰多河(弯曲系数3.25)和科特迪瓦白邦达马河(弯曲系数3.05)。
       武胜县地处嘉陵江由山地型流域向平原型流域过渡的中间地段,流域两侧地势逐渐低矮,海拔大多在300~500m之间,相对高差50~150m,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嘉陵江曲流以及在流水的长期侵蚀切割作用下在河流两岸形成的台阶状方山浅丘成为构建流域人居空间结构形态的自然基质特征。
         以河曲文化特征为依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武胜县形成了由要塞文化、古镇文化、宗教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体系以及宝箴塞、沿口古镇、清真寺等文化聚点。宝箴塞是集川东古军事要塞。塞墙用条石砌成,依山而筑,地势险要,形成了全封闭式防御体系。塞内总体布局为七天井四院落,仓库池井部署齐全。沿口古镇半边街街面以石板铺地,曲折有致,完整地保存了明清时代的石砌街面特色。木结构、青瓦屋面明清代建筑群分布于半边街一侧,高低错落衔接,成梯式二进风格,临街多为廊檐式传统吊脚楼。清真寺是武胜宗教文化特质丛的重要组成。除此之外,白鹤观(道教建筑)及永寿寺、干佛岩(佛教)等共同构成了武胜文化特质系统(图3)。
                              
3.2古城镇文化特质—— 阆中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杜甫《阆水歌》)。阆中古城地处嘉陵江中游西岸,2  000年来,一直是蜀道南路的“咽喉重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商周起就一直是巴国北部重镇。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特质,雕梁画栋的人文建筑遗迹以及高胜山歌、民间器乐、狮子翻高台等民俗民风彰显出古镇深厚的巴蜀文化底蕴。古街、古桥、古宅、古风、古韵五大亚文化特质丛共同构成了阆中古城完整的古城镇文化体系。物质文化特质中承载着几千年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特质,在文化延续中不断融合着现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理念,在融合中以其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缓慢地发展延续着,其文化特质历久弥淳(图4)。

                                  
4 结语
      “人居环境建设不仅要研究物质,还要研究经济、人文,考虑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化是外在的物质要素得以延续的内在精神要素。“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流域文化是人类对社会各个时代和时期水环境精神观念的外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在自作用及外力作用下不断演变更替发展,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流域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文化复合型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特质研究体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流域逐渐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这种竞争不仅表现为水资源的竞争,更表现为水文化的竞争。在现代人居环境发展过程中,流域规划及水资源开发建设不应仅仅考虑水资源合理利用及水环境本身的保护管理问题,更要研究流域人居空间文化系统与流域特色景观系统,以水为载体,充分挖掘提炼不同流域的历史文化特质内涵,建构多元化文化背景中的特色流域。嘉陵江流域航道渠化工程的改善加强了流域对外交通联系,为嘉陵江流域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文化特质研究角度对嘉陵江流域进行整体文化资源开发研究,强化流域特色,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网站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如转载须说明出处。

海河流域文化综述 
海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远在2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海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197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流域发现了小长梁遗址。这里保存了大量古人类的文化遗存。经中美两国科学家测定,距今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1992年,在相当于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部20多米深的地层中,河北省考古专家又发现了另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马圈沟遗址。2001年10月,考古工作者对马圈沟底部遗址进行了发掘,惊奇地发现了古人类分食猎物的场景。遗址中,散落着一组相对集中的大象骨骼,其中夹杂着一些石核、石片、刮削器和自然石块。另外,还发现了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肋骨之上,肋骨上保存着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这无疑说明当时人类、石制品和象的遗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勾勒出了一幅极为形象的人类群体肢解动物遗骼、刮肉取食的活生生的进餐场景。这种遗迹极为罕见,它的发现将泥河湾出现古人类的时间向前推到距今200万年的远古时期,并对"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向世界昭示: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中走来,也很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60-70万年以前,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生活着原始人类,我们称之为“北京人”。考古发掘表明,“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有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烧火的燃料主要是草本植物,也用树枝和鲜骨作薪。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1933年,又发现了距今大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迹。根据人种特征,古人类学家推测,山顶洞人应该属于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又存在一些差别,可能是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在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工具不多,而且也不具代表性。骨角器比较多,有些是工具。骨针是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器具,针身保存完好,只有针孔处残缺,骨针刮磨得很光滑,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考古还发现了许多原始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等。山顶洞人还知道用赤铁矿的粉末染色,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前一时期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说明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原始人类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化石。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漳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3000年,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鹅毛口石器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和山西蔚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滏阳河、漳卫南运河支流卫河上。1972年,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东南约一公里的台地上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它北依北鼓山南临河水,总面积14万平方米,是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经测定,磁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600年。主要遗迹有房址2座、灰坑474个,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6000余种。遗物中,以陶支架(座)和石磨盘最具特点。石器中,有打制石器、打磨兼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主要器形有石磨盘和石磨棒。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用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制成,以素面为主,主要器形有陶盂和陶支架(座)等。在遗址发现了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在房基遗址器物中,有一烧土块,沾有清晰可辨的席纹,说明在7000年前这一带即编制苇席,考古学家称此器物为全国之最。磁山与女娲补天的凤凰山相距很近,这也为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神话为何产生于此作了注脚。在发现的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其中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出土时,尚有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粮食堆积的大量发现,证明磁山人已经摆脱了蒙昧状态,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并种植粟类作物。农业的发展为饲养家畜提供了物质条件,而遗址内出土的狗、猪、羊、鸡等家畜骨骼,又是当时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佐证。在这里发现的鸡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鸡,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家鸡。磁山遗址出土的标本和大量器物,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磁山遗址,代表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以后的文化面貌。它为研究和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链环。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古文明开涿鹿。黄帝,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始祖。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最早在我国的西北方(今陕西北部)过着游牧生活。黄帝本姓公孙,因居于姬水一带,改为姬姓,号轩辕氏,又称有熊氏。后来,黄帝部落逐渐向东迁徙,经汾河谷地入海河流域,后沿今桑干河来到草肥水美的涿鹿一带定居,并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逐渐发明了畜牧业和农业。相传,黄帝令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臾区占星气,于是有了原始的天文学;令仓颉造字、大挠作干支,于是有了最初的文字和历法;令伶伦制乐器,开始有了音乐的最初创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养蚕、缫丝、织帛。同时,黄帝时代开始建造“宫室”,开我国原始建筑艺术之先。另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黄帝族同炎帝族、黎族、苗族、夷族在涿鹿一带争战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传说。

  大约在四五千年前,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面对茫茫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他以“堙”、“障”治水,不但没有治住洪水,反而越来越大。于是,舜在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后,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经过实地考察,他一方面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以“疏导”的方法来根治水患。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流入大海,从而制服了灾害,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在治水的同时,大禹和治水大军还大力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使大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据记载,大禹治水活动主要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也就是今河北平原。大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朝。我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了阶级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

  公元前17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代建立了。相传,商朝的始祖曾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易水河畔放牧。开始,商朝在河南黄河两岸定都。商朝中期,国王盘庚迁都于今河南安阳,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不可胜计。如,“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又如,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近年,在滹沱河流域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又发现了铁刃青铜钺。这一发现,说明商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已懂得用铁了。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西周初,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卫。在重要的封国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卫,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淇水一带是其统治中心;燕,都蓟(今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其统治中心,势力远及滦河支流青龙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蓟以及卫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特别是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沟通了中原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内外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思想家慎到、公孙龙和荀子,政治家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军事家鬼谷子和孙武,名臣赵胜和蔺相如,名将乐毅、廉颇和李牧,水利专家西门豹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灭亡六国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形成了万里长城的雏形。明代(1368~1644年),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西起中国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鸭绿江边,长635万米。它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横穿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北部和辽河流域。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和艰巨工程。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它早就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等一起被誉为世界的奇迹。

  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西汉初年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到汉武帝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从此儒学获得了独尊地位。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东汉前期,多沿用西汉的方针政策,并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105年,造纸术的发明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也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三国时,曹操一方面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他在统一北方后,在邺城(今河北临城一带)兴筑三台,其中铜雀台为文人聚会赋诗的场所。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家,开创了“建安文学”,写下了《观沧海》等千古名篇。“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主体,不少作品从汉乐
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之痛苦,要求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辞情慷慨,语言刚健。后人常以“建安风骨”加以推崇,主要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史称西晋。西晋是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黑暗的王朝。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许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隐逸山林饮宴谈玄,研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著名。据考证,他们的活动地方就在卫河上游(今河南博爱境内)。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其中,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等国均定都于海河流域内。386年,北魏建立,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534年,东魏建立,定都邺。550年,北齐建立,定都邺。北魏统一北方地区后,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改变官制、律令和姓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当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战争不息、民不聊生,但文化领域却相当活跃。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地理学家郦道元、数学家祖冲之、画家杨子华、书法家卢谌、崔悦等。这一时期,雕塑和民歌大放异彩,兴盛一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海河流域内大兴石窟,其中云岗石窟举世闻名。云岗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十五公里的云岗村,是北魏时代的杰作,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石窟在武周山南麓开凿,东西绵延一千米。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其中较大的石窟有二十一个,石雕造像五万一千多个,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窟中最大的石佛高达十七米,两腿盘坐,横宽十五点八米。窟内的石佛雕刻工精,雄伟庄严,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北方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有恋歌、牧歌和战歌,其中以《木兰诗》最负盛名。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海河流域人口增多,水利大兴,农业发达,手工业(以丝织业、制瓷业和造纸印刷业为主)兴盛,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往来频繁,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581年,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另外,隋朝还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它的开凿对巩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北朝时,南北方的经学已经产生区别。《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的治学风气,发扬光大。在桥梁建筑上,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赵州桥(位于河北交河上)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这座桥的大拱两端上方各有两个小拱,可以减轻桥身重量对桥基的压力,遇到洪水又可以减弱激流对桥身的冲击。整个桥型,由大小拱相配,显得轻盈匀称。桥两边栏板上,刻着龙形花纹,龙的姿态生动活泼,若飞若动。赵州桥经历了13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地屹立着。

  唐朝建立后,继续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制及租庸调等制度,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开元时期,唐朝国势登峰造极。有唐一代,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百药、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僧一行等杰出人物。其中,魏征(580-643年),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唐初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喜他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好犯颜直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深为太宗器重,迁为尚书左丞。他常劝太宗以隋朝灭亡为戒鉴,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等。魏征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已,叹息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李吉甫(758-814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代地理学家,著有《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四十七镇,每镇有图,冠于叙事之前。然后分别记述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贡赋、古迹、山川形势、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他力矫前人之弊,尤其留意于山川形势,攻守利害。刘长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唐代诗人,有《刘随州集》。他的诗歌,有的反映安史之乱以后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的是写遭谗被谪之后的愤懑,而更多的是写山水隐逸闲情。他的诗风格谨严凝炼,圆熟细密,善于以画入诗,尤其是五言律诗及绝句,在当时颇负盛名,自称为“五言长城”。一行(683~727年)和尚,吕乐(今河南南乐)人,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724年,他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北宋一代,宋辽以界河为线把海河流域分成两部分。靖康之难后,海河流域处于金朝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宋辽时期,海河流域制瓷业和寺塔建筑业十分发达。在制瓷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瓷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瓷系。定窑瓷系以白瓷为代表,在宋代各窑中出类拔萃,独领风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略表其优雅韵致之一二。
与其齐名的,还有磁州窑系。它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窑口有河北磁县观台窑、河南鹤壁窑、修武当阳峪窑等。在寺塔建筑业方面,以
山西应县木塔闻名于世。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它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在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外,还有建于宋代的我国砖木结构最高的古塔—河北定州开元寺塔以及静志寺塔基地宫和净众院塔基地宫,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殿阁以及天津蓟县独乐寺部分建筑等。金朝时期,随着封建化的深入,社会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除了畜牧业的优势外,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也有所进步。金朝文化深受汉族影响,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流域内产生了元好问、赵秉文等著名文学家。

  12世纪后半叶,蒙古族崛起于漠北。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定都北京。元朝采纳汉法,创设行省及发达的驿站等制度,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这一时期,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官营手工业发达,生产技术有较大的进步,尤以棉纺织为突出;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相当繁荣,还产生了大规模的海运。这一时期,多种宗教兴盛,文化成就斐然,特别是元曲灿烂辉煌;郭守敬、王桢等则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理学方面,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在文学方面,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文学之盛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一百六十多种。在至元、大德时期(1264~1307年),流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杨显之。他们的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杨显之的《潇湘雨》等。这些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一方面,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在书法方面,元初,随着复古之风涌起,书法复兴,书坛三大家赵子昂、鲜于枢和邓文元登上舞台。赵子昂书画兼善,书法尤以楷书和章草见长,代表作有《胆巴碑》、《七绝》、《兰亭十三跋》等。鲜于枢擅草书,代表作有《书王安石诗卷》、《书醉时歌帖》等。邓文元以章草书见称,传世作品有《临急就章》等。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子昂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以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元后期,吴镇(代表作《心经卷》)、倪瓒(代表作《淡室诗》)二家,书画相参,自成高格。而饶介、俞和二家,亦颇有法度。在绘画方面,元初,以赵子昂、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重气韵、轻格律和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所以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至此,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形成。在科技方面,宋元时代我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1303年,元代数学家朱世杰(今北京人)发表《四元玉鉴》(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随着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筑的兴起,应用数学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旧式筹算已不适应速算的需求,于是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元代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我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163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伊始,便竭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政策,使君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虽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政治上强大,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土木之变”后,国势由盛转衰。万历时,张居正实行改革。在前代的基础上,明朝经济社会获得极大的发展,封建文化极为繁盛。在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在文学上,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在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在众多的杰出人物中,以徐光启最为耀眼。徐光启(1562~1633年),长期在京作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当时,欧洲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天文、地理、数学、机械力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徐光启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天文、数学、生物学和农学方面获得新的成就。他组织明朝“历局”工作人员,编制了当时可算很完备的整个天球的恒星图,并采用新的测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测较前大为精密。他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徐光启还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不仅把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来,还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的贡献很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17世纪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知识,而且还融合了部分外来的农业知识。

  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王朝。清朝承袭明制,继续强化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对今西藏、新疆、蒙古及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在台湾设置府县。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出现
“康乾盛世”。嘉庆、道光后,社会危机四起,清封建统治逐渐衰落。清朝时期,在“更名田”、“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刺激下,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商业贸易颇为繁荣。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压迫,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缓慢增长。在道光以前,文化成就巨大,造就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戴震等杰出思想家,曹雪芹、吴敬梓、孔尚任及石涛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史学硕果累累,考据学派名家辈出,出现了《四库全书》等官修大型丛书;科技领域出现了无数成果,其中建筑成就相当突出。

  在哲学方面,清代初期产生了一个以颜元(今河北博野人)、李恭(今河北蠡县人)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世称“颜李学派”。这一学派倡导经世致用,注重躬行践履,批判了空谈心性的程朱陆王宋明理学,提出了“实学、实用、习行、习动”的为学方法,阐述了富国安民的社会政治理论,彰扬了开物成务的原始儒学传统。
“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清初社会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医学方面,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今河北玉田人)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历法和数学方面,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在地理测绘方面,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嘉庆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在建筑方面,在明代基础上,续修了天安门、故宫和天坛,新修了颐和园、圆明园和避暑山庄。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变法图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同时,出现了“西学热”,创办了新式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废除了科举制,发生了史学革命和“诗界革命”,兴起了谴责小说,形成了多种艺术派别,崛起了新闻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科技成就。1905-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创造了"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
  总之,元朝定都北京后,海河流域便成为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政府一条河。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1-05-01
个人觉得和楼主的想法非常一致,对于那些按照民系,方言等划分省份的方案很反感,诸如客家省,潮汕省等方案可以休矣!
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1-05-01
省份划分主要从政治层面考虑,以民系、方言划分当然很可笑。
只看该作者 5 发表于: 2011-05-01
引用第4楼lockon于2011-05-01 13:45发表的  :
省份划分主要从政治层面考虑,以民系、方言划分当然很可笑。

重发展的话,应当从民风层面考虑。
重权势的话,应当从政治层面考虑。

中国这样的社会,应当从政治层面考虑。中共一党专政必须得靠权势来维持。
一年成落,三年成市,五年成镇,十年成城,百年成会,千年成都
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1-05-01
引用第5楼東七區于2011-05-01 14:19发表的  :
重发展的话,应当从民风层面考虑。
重权势的话,应当从政治层面考虑。
中国这样的社会,应当从政治层面考虑。中共一党专政必须得靠权势来维持。

那密苏里协议是干嘛用的?缅因州为何从麻省分出?
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11-05-01
看不出来,缅因州从麻省分出来是为了发展。
只看到从缅因州从麻省分出来,增加了参议院的席位,换句话说增加了权势。
一年成落,三年成市,五年成镇,十年成城,百年成会,千年成都
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11-05-01
回 7楼(東七區) 的帖子
所以说省份划分主要从政治层面考虑,中外都一样。县市划分才会以发展为主要关注点。
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11-05-01
問題在於從誰的政治考慮
只看该作者 10 发表于: 2011-05-02
行政区划,本身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奢谈其它的因素而没有实际效果也是无意义的。
只看该作者 11 发表于: 2011-05-02
不仅仅是文化因素,自然地理和经济甚至都可以不作为考量
只看该作者 12 发表于: 2011-05-02
        有种理论可以把流域分省论击打得粉碎,那就是交通。
    比如两湖与长三角同属于长江流域,但是两湖与珠江流域的广东的联系远比沪苏浙密切。除了历史上的湖广行省,铁路等主要交通线都是优先建南北走向的。无论是广大民工还是高端人才,两湖都首选南下广东。相对于在广东的两湖人数量,长三角实在很少。
欢迎加入本论坛QQ群:方舆-G1荆湖楚江22033501,方舆-J2欧洲地理218760154、方舆-B8.城乡规划218764489!
只看该作者 13 发表于: 2011-05-02
回 12楼(幻象岭) 的帖子
主要交通线都是优先建南北走向是因为东西方向已经有长江了,铁路自然可以缓一缓。
至于两湖与广东和长三角的联系,要说湖南与广东关系更密切我信,湖北隔的那么远,广东的影响力能辐射到那吗?
只看该作者 14 发表于: 2011-05-02
引用第12楼幻象岭于2011-05-02 10:38发表的  :
        有种理论可以把流域分省论击打得粉碎,那就是交通。
    比如两湖与长三角同属于长江流域,但是两湖与珠江流域的广东的联系远比沪苏浙密切。除了历史上的湖广行省,铁路等主要交通线都是优先建南北走向的。无论是广大民工还是高端人才,两湖都首选南下广东。相对于在广东的两湖人数量,长三角实在很少。

这话说的不是很对。
两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单元。
虽然和长三角同属长江流域。
但大别山的分割作用是很明显的。

湖北居中,和长三角、珠三角的距离差不多,都接收不到辐射。
交通线的影响是对的。
一年成落,三年成市,五年成镇,十年成城,百年成会,千年成都
只看该作者 15 发表于: 2011-05-02
Re:回 12楼(幻象岭) 的帖子
引用第13楼lockon于2011-05-02 11:15发表的 回 12楼(幻象岭) 的帖子 :
主要交通线都是优先建南北走向是因为东西方向已经有长江了,铁路自然可以缓一缓。
至于两湖与广东和长三角的联系,要说湖南与广东关系更密切我信,湖北隔的那么远,广东的影响力能辐射到那吗?

        作为湖北人,我深有体会,南下的远比东进的多。广东的辐射力即使到不了湖北但是影响力也强于华东,要不为何一到金融危机出口受挫,广东省长省委书记就往湖北跑?以前武汉的很多产业都以上海为风向标,现在是改看广东。
欢迎加入本论坛QQ群:方舆-G1荆湖楚江22033501,方舆-J2欧洲地理218760154、方舆-B8.城乡规划218764489!
只看该作者 16 发表于: 2011-05-02
Re:Re:回 12楼(幻象岭) 的帖子
引用第15楼幻象岭于2011-05-02 20:16发表的 Re:回 12楼(幻象岭) 的帖子 :
        作为湖北人,我深有体会,南下的远比东进的多。广东的辐射力即使到不了湖北但是影响力也强于华东,要不为何一到金融危机出口受挫,广东省长省委书记就往湖北跑?以前武汉的很多产业都以上海为风向标,现在是改看广东。

我昨天才写完一篇关于交通的文章,刚刚发上来,正好你提出了交通问题,算是一个答复吧,欢迎进一步讨论批评。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政府一条河。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
只看该作者 17 发表于: 2012-07-14
有道理
只看该作者 18 发表于: 2012-07-14
山脉的切割作用大得多。像海河流域跨越太行山,看你怎么分?
理论讲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不能指导现实的理论等于零。
流域论讲了好久了,怎么不拿出来个方案来?,局部方案也行啊。
多数人一生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
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
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林语堂
只看该作者 19 发表于: 2012-07-14
引用第2楼滦河人于2011-05-01 12:25发表的  :
元朝定都北京后,海河流域便成为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

说的是反话吗?
多数人一生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
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
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
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林语堂

只看该作者 20 发表于: 2012-07-14
山西的存在就是对流域论最好的讽刺。
综合规模=人口(百万)*3+面积(万km2)
面积包括陆地、内水、基线之内的内海以及12海里领海的面积。
只看该作者 21 发表于: 2012-07-14
Re: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引用第3楼彩虹沙漠于2011-05-01 13:05发表的  :
个人觉得和楼主的想法非常一致,对于那些按照民系,方言等划分省份的方案很反感,诸如客家省,潮汕省等方案可以休矣!

行政区划不能变成文化区划,甚至割裂文化。相反设计行政区划时应该考虑有利于推动文化融合。自治区划就是一种不可取的区划。
只看该作者 22 发表于: 2012-07-15
Re:Re: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引用第21楼lhqsrc于2012-07-14 20:13发表的 Re:历史文化非枷索  刻舟求剑几时休? :
行政区划不能变成文化区划,甚至割裂文化。相反设计行政区划时应该考虑有利于推动文化融合。自治区划就是一种不可取的区划。

欢迎关注。流域区划是推动文化融合的最佳模式。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政府一条河。一省一江、一郡一水、一县一川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