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开埠与城市近代化的起步——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５２年历史的回顾（杨润平）
http://bbs.sinojin.cn/read.php?tid=4349 张家口是有近６００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最初的商业活动是蒙汉民族间的贸易。逐步形成的远通西北的商路 ，使张家口成为塞上商贸名城 。其经济贸易范围遍及整个蒙古高原，远达俄罗斯的东北亚地区。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传统的市场关系发生了变化。１８６０年天津开埠，张家口成为天津和华北经济区域与西北地区联系的枢纽，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地方经济在与俄罗斯等列强的竞争中崛起。１９０２年，张家口开放大境门外的元宝山为通商市场，１９１４年宣布自行开放为商埠。铁路、公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国际国内贸易量激增，近代工业出现，张家口的城市近代化开始起步。在中华民国初年，曾一度成为“华北第二商埠”和“皮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张库商路衰落，张家口经济发展萧条。张家口，依托周围地区丰富的工矿和农牧业资源，凭借传统皮毛加工的优势，艰难地逐步向工业城市转变。到１９５２年，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城市。这对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本文侧重考查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５２年的张家口城市（市辖区桥东和桥西）近代化的历史。
一
张家口的历史，始于明朝宣德４年（１４２９年）。万全右卫指挥张文率领士兵和服役农民，在清水河西侧修建张家口堡 。堡城约５００米见方 ，最初用于屯军，是长城九边防线上极不显眼的三等小城。张家口堡依山傍水，北扼蒙古高原，东南通华北大平原，在阻止蒙古军队南下进犯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曾以“武城”的威名雄冠宣府镇。
张家口堡恰好处在华北平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地理单元的交汇点，“具有陆地商埠之天然形势也 ”（１）自久远的年代起，这里就是不同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汉代与北方民族互市的宁城、辽金元时期繁荣的宣德州，都在附近。明朝中期以来，国内民族矛盾激化，蒙古骑兵经常越过长城，与明朝交战。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正常生产生活，以及贸易交往受到严重影响。嘉靖年间，明政府开始在张家口堡的长城外开设“马市”，与蒙古人和平贸易。隆庆５年（１５７１年），蒙古族鞑靼部俺答汗向明政府“请和”有了最终的结局。干戈化为玉帛，明政府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张家口等长城沿线城市开辟“互市之所”。（２）繁荣的商业贸易促进着民族团结与融洽。
张家口堡近临首都北京，兼有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的优势。实际成交的贸易额一直在互市各城市中居前例。每年交易额，仅马匹就达１８０００匹，值白银１２００００两。（３）随着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蒙汉贸易成为各民族的重要经济活动 ，其贸易税收是明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万历４１年（１６１３年），明政府在张家口堡以北修建来远堡，欲称上堡，专门服务于互市通商。张家口堡与来远堡之间的边路街，逐渐形成“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商业区。大境门外，“穹庐千帐，延绵数里，隐隐展展。”住满前来贸易的蒙古人。（４）张家口经济繁盛，人口增加，确定了塞上商城的历史地位。
１７世纪中期，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民族团结内外一统的局面更促进了张家口经济的发展。张家口上下堡 ，行政上归属直隶省宣化府万全县地界 ，实际上却是国内民族贸易乃至对俄国贸易的 “ 特区”。张家口驻军多。副都统以下的满洲八旗军数百人，管理长城要塞；汉族的绿营军有数千人之多，设有副将和总兵官；蒙古民族的察哈尔部迁居张家口以北的草原地区，察哈尔八旗是清政府随时可以调动的精锐骑兵 。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衙门 ，管军台署、驿传署、钦差户部署，负责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雍正年间，分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驻张家口堡，管理长城大境门以外的各族居民。（５）张家口经济地位重要 ，清政府设置收税关卡 ，职能分司“关税、茶马 、屯田 。”（６）张家口的居民成分复杂。汉族占半数多，核心是商业资本雄厚的晋商，称“山西帮”。蒙古族、满洲族、藏族各占一定分额，主要是官员、士兵和宗教人员。回族居民大约占３０％左右，以经营商业和运输业的劳动者为主。另有少量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和旅游者。人口总量估计在５万以内。（７）
１７世纪末，清王朝粉碎了蒙古准噶尔部分裂势力的挑战，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张家口与蒙古高原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频繁 。国家加强和完善驿道管理 ，北京至乌里雅苏台的阿尔泰军台经过张家口，直达蒙古高原的腹地 。驿道及其设施同时服务于商贾 ，为商业贸易发展和国内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张家口遂为对内外蒙古贸易的商品集散地。从张家口出发的商路，最重要的是至库伦，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西北线 ，俗称西北官马大道 ，或张库商路。其延伸段可达俄罗斯帝国的恰克图。东线可热河、盛京。西线连通绥远和山西。来自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茶叶、布匹、丝绸和手工业产品汇集张家口。繁忙的商队在张家口组织货源集结出发，长途跋涉，到内蒙古、外蒙古以至更遥远的地方去贸易。回归时带来的是名贵的皮毛和土特产品。
清王朝闭关锁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对北方强邻俄罗斯却有特殊政策。从１６８９年的《尼布楚条约》到１７２７年的《恰克图互市条约》，都准许俄罗斯商队进入北京贸易。后来经协商特许俄罗斯商队途经库伦、张家口进入北京。中国政府支持的商队以张家口和库伦为基地，到俄国的恰克图从事贸易活动。据地方志资料，在张家口经营对蒙古地区及俄罗斯贸易的商号很多，康熙年间有三十余家，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光年间发展到二百六十多家。在恰克图成交的对俄贸易额最高年份在１３００万卢布以上。恰克图成为俄罗斯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中心。（８）张家口则是中国对俄贸易的后方基地。
１８４０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成为通商口岸。１８６０年，中俄《天津条约》生效，《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签定，半殖民地化的阴影开始笼罩张家口。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来华俄商的人数限额，准许“俄国商人带着自己的商品经过蒙古去天津港时，得到在张家口卸货１／５以便与蒙古人直接进行贸易的权利，并得在恰克图和库伦进行贸易的权利。”俄国商人还获准在张家口、库伦等处开设铺房、行栈，享受协定关税的特权 。从此 ，俄国的商业资本大量流入库伦和张家口，逐步改变着张库大道上的传统的经济格局。１８６１年俄罗斯帝国完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产阶级政府支持的商业资本在经营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野心勃勃要完全控制张库商路和中国北方。
天津开埠后，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００年，俄蒙贸易总额增长到８０倍。张库商路上的商品种类也在变化。中国商人经营的传统商品砖茶、烟叶、布匹、丝绸、粮食等增长不大。俄罗斯商人的转口贸易的商品逐步攀升，百货占相当份额。从蒙古运往天津的工业原料由１８８０年的１９种，增加到１８９９年的四十多种。他们还直接深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其他商品的产地，参与收购和加工，试图建立垄断贸易。（９）俄罗斯商人千方百计扩大经营规模，排挤和压制中国商人。１９０３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转口贸易部分改道海参崴，张库商道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也在缓慢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经济因素产生并发展起来，开始参加张库商路上的中俄竞争。传统商号的数量在减少，如在张家口经营对俄蒙贸易的茶庄在４０年间由１００多家减少到２０余家。贸易总额的减少却没有那么显著。经营百货转口贸易的商号从无到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将皮毛等原料收购加工运往天津，中国商人更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列强间的竞争也在客观制约着俄罗斯帝国的经济扩展。俄罗斯政府的统计证实，“中国商业高利贷买办资本在蒙古市场上保持它的统治地位一直到１９１１年。”（１０）
二
根据１９０２年签定的中俄《依露支条约》，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元宝山开放为通商贸易市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张家口的有限制的局部开放。俄罗斯帝国在张家口元宝山设有领事馆，可以进一步扩展政治影响和经济势力。
在俄罗斯妄图控制张库商路和外蒙古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膨胀，极力插手满蒙地区事务。列强之间的矛盾尖锐。英、法、美、日、德、意等国商人在张家口很活跃，客观上对俄罗斯的经济侵略有一定的抵制作用。２０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奖励实业。在张家口的中国商人把元宝山开放通商看作新的发展机遇，积极发展经济，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保卫民族的权益。局部开放的张家口在商业贸易环境有明显的改善，商业贸易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和通讯设施取得飞速进步。在人民的呼吁下，清政府回绝俄罗斯投资营建张家口至库伦铁路的建议，决定自己修筑通往西北的铁路。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开工修建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任总工程师兼会办，全面负责设计和施工。经过４年多努力，京张铁路于１９０９年提前完工 。张家口的运输条件根本改变 ，使商业成本有所降低。１９０７年，欧洲汽车拉力赛途经张家口，地方政府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驿道初步整修，成为国内最早能通汽车的道路之一。不久又提出修建张家口至库伦公路的建议 。此间 ，张家口至北京、天津、库伦的电报和电话已经畅通并开放营业。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是张家口经济发展的基础。（１１）
铁路的修建，使张家口成为通往西北的人流和货流枢纽，经济贸易总量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运输业和皮毛加工业的恢复。市区不断扩大，旧商业区调整，桥东新商业区形成，由约２平方公里扩展到５平方公里多。火车站附近，桥东大街、怡安街、武城街、明德街等，街道旁店铺栉比，车水马龙，商业活动繁荣。在繁华街道及其背后，新建大量民居，房租地价攀升，超过其他乡镇十数倍 。根据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元年）的统计 ，张家口桥东和桥西的常住人口是１３２６２１人。
与此同时，城市和工商业管理的改善。１９０２年，张家口设立洋务局，办理巡警事宜，街头派警站岗，维持地方秩序。标志近代城市管理的开始。１９０４年，张家口商会正式成立。具有近代管理气息的商业活动，增强了中国商人的总体实力。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进入“短暂春天”。国际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１９１４年张家口和多伦、归绥、赤峰、连山湾等５城市同时宣布自行开放 ，称内蒙五埠 。其背景是俄罗斯策划“外蒙古独立”和遍及全国的地方自治运动。张家口在５城市中，商业和运输 、通讯方面的条件最好 。“东西长约３公里，大街６条。南北约１公里余，有大街２条。（元宝山）商埠地址在市北里徐，东西７公里，南北１４公里，面积１００平方公里。……西南趋天津、北平……西北通蒙古各地。输出品以牲畜、兽皮、兽毛、谷类、面粉、药材、甘草等为大宗。输入品以棉布、洋布、爱国布、哔叽、厚呢、绸缎、金属、纸类、织物和烟酒为大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而后是长达数年的国内战争。协约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罗斯实施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其几乎完全丧失在外蒙古和张库商路上的控制能力。除日本以外，外国在张家口以及张库商路的经济影响明显减少。虽然有外蒙古“独立”的不良影响，他们仍“不能占领于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大部分被驱逐出蒙古的中国商人的地盘；他们没有成为工业商品的独占供应者；不能满足蒙古人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俄国运来的商品没有超过市场需要的３０％到３５％ ，而在没有中国商品输入的情况下 ，市场很快地引起了尖锐的商品荒。”“从１９１６年起，俄国货物就完全停止输入蒙古。”“（中国商人）又恢复了在蒙古的商品供应者和蒙古原料购买者的主要地位。”（１３）张家口迎来了商业和运输发展的好时机，张库商路上重新因商队的过往而繁荣，张家口重振商业雄风。
适应商业活动繁荣的需要，交通建设进一步发展。１９１６年，由民族资本家集股兴建的大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张家口成立。开辟了我国第一条正式营运的公路线路——张库公路，汽车可以由张家口直达库伦。此后，张家口先后建立数十家汽车运输公司，汽车超过２００辆，成为国内有数的公路运输中心之一。汽车开始替代传统的牛车骆驼运输。汽车和牛车、骆驼队相伴在草原商路上往来，是那个年代的特色景观。１９１８年，北平到绥远的铁路全线通车。１９２１年，张家口至北京的公路竣工。张家口市内的道路和桥梁也有明显改善。
伴随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近代工业也悄然起步。张家口最早的近代工业生产部门是隶属京张铁路的机械修理厂。１９１８年华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电厂建成，正式向城市供电。一批官营或民营的小型金属铸造、机械加工、棉麻纺织、印刷、服装、面粉等工业企业相继兴起。尽管多数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维持时间也不长，但已经成为商业运输的必要补充和后盾，展示了无限的发展前途。服务于商业贸易的传统手工业超常规发展。仅皮毛加工业，有数以千计的小作坊，季节受雇佣的皮毛工匠多达几万人。尽管生产工艺落后，劳动环境恶劣，但产品和质量都达到了手工业生产时代的最高水平。
有统计的张家口商业贸易的顶峰出现在１９１８年。据《张库通商》记载，对蒙古贸易的商号增加至１６００多家，年贸易额达到１．５亿两白银。另据《察绥蒙民经济剖析》，说“英、法、美、日、德、意等国商人在张家口很活跃。张家口有大小商行７０００余家，银行共３８家，年进口贸易达３万万元。”（１４）张家口是通向西北的商业和交通中心，号称“华北第二商埠”。当时，张家口的皮毛加工能力巨大，计皮毛５４０万张，毛绒５００余万斤，其中大部分经天津转销国内和国外市场。天津有３０余家外国洋行在张家口设立分支机构。从张家口“运往天津出口的羊、驼毛３７０万斤，各种皮革２９万张。”张家口的皮毛制品不仅行销国内，在世界上也有影响。流行的说法是：“天下裘皮经此输往海内，四方皮市经此定价而后交易。”张家口是名副其实的“皮都”。（１５）１９１８年前后，张家口的实际人口超过１９１２年的１３万，“商户数几户占户数二分之一。”
与此同时，张家口的政治地位在提升。１９１４年，万全县政府迁至张家口堡子里，张家口成为万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同年，国民政府调整地方行政区划，新设置察哈尔特别区域。它管辖内蒙古的察哈尔部左右翼八旗和锡林郭勒盟，以及张家口长城以外的张北、独石口等８县。察哈尔特别区域管内没有象样的城镇，察哈尔都统及政府各部门借治张家口。张家口已经成为区域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三
张家口的“华北大商埠”的地位是不巩固的。历史机遇转瞬即逝。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势力重新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俄国在远东扩张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发生矛盾 ，使外蒙古地区成为争夺的焦点 。在张家口“张库汽车路自修通以来，英、日、俄、美、意、奥人，先后在铁路附近与察（即张家口）人贸易，……华人商业不能与他们竞争，渐被所夺。”（１６）１９１１年俄罗斯策划外蒙古“独立”，一度得逞。１９１９年日本支持成立亲日的“大蒙古国”，钻俄国革命的空子。１９２０年白俄匪徒侵入外蒙古，作为反苏维埃的基地。１９２１年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支持建立了１９２４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频繁的政权变化，直接影响在张库公路的商贸活动。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态度暧昧，为狭隘利益向外国势力出让权益，最终丧失了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的主动权。１９２４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社会改革。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宣布贸易和运输的国有化，没收中国商人的资产。１９２７年苏联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完全阻断了张库商路的商业活动 ，张家口商业立时萧条 。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波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使张家口的经济恢复更加困难。
国内的军阀混战，政治动荡，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障碍。１９２４年，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详将军控制张家口。他试图在支持国民革命运动和扩充军事实力间寻求平衡，设想过发展实业的救国道路。他在张家口成立西北银行，加强金融管理；创办皮革、毛布、地毯等６种工厂（场），发展军工制造业和民用工业；提倡用国货，抵制洋货，建立国货销售所。（１７）他的意图是推动张家口地方经济的发展，建立国民军巩固的生存发展根据地。张家口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有所恢复。然而仅一年多时间，项目还没来得及实施，冯玉详及其领导的国民军就被奉军赶出了张家口。
１９２６年奉系张作霖联合直系吴佩孚发动军阀讨赤战争，驱逐冯玉详占领张家口，中断原来的发展规划。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张家口。察哈尔省刚刚成立，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开始。多年来，察哈尔特别区域都统、察哈尔省主席变更频繁，往往造成规模不等的社会动荡，大量资金被抽逃，甚至出现公开的勒索和抢劫。张家口几次因乱军“兵变”使商家遭洗劫。工商业户主和全体居民没有安全感，何谈恢复发展的信心。奉系将领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以在大境门上题写“大好河山”被人们所记忆，他也只能一般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在经济发展方面无从建树。
１９２４年张家口的人口的统计是６９８８１人。到１９３１年，也只有７８０３６人。１９３２年 ，官方认为张家口的 “各种商业又有生机”。实际情形是：工业，只有粗细皮毛、皮革、皮鞯、制碱、砖瓦等行，“较前均形减缩”。“规模稍大的”工厂，只有公记面粉公司一家。商业，商会下分４７行共２０１８家店铺，以皮衣业、饼面（饮食）业、煤炭业、麦（粮食）业为主，然而商业，“日见萧条，商户倒闭者十之三四 ”。“商户数竟不及民户数四分之一” 。金融业，“国家银行只有交通一家，其余边业、河北等行虽有行址，亦无若何营业。全市金融赖以活动者仍为数十家银钱店”。房地产业，因工商业衰落，“……房租地价一落千丈”，仅相当于繁荣时代的１０％左右。（１８）１９１８年的繁荣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四
张家口新的发展机遇蕴藏于周围地区丰富的资源。
１９２８年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察哈尔省，辖地２８．９万平方公里，有１６县和１个设置局，比察哈尔特别区域增加了原属河北省的口北道。察哈尔省矿产资源丰富。较著名的有宣化和庞家堡的铁矿、下花园和蔚县的煤矿、以及金、银、铅、硫、石英和坝上的土硷、池盐等。畜牧业和农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察北草原可年产马５万匹，牛１０万头，羊５０万只，骆驼数千头，有丰富的畜产品。盛产小麦和各种杂粮 ，蘑菇 、亚麻、药材和多种土特产品。（１９）然而，丰富的资源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和利用。矿藏资源经营不善，往往出现亏损而被外国资本所侵夺。铁路欠外债巨大，几乎与铁路全部资产相抵。农牧业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察哈尔省是全国的贫困的省份之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家口就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１９３３年，先后制造“张北事件”和“察东事件”，扶植伪“察哈尔盟公署”。１９３５年又策划包括察哈尔在内的“华北五省自治”。１９３７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张家口由传统商埠向工业城市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将包括察哈尔在内的满蒙地区划入侵略范围。他们长期进行经济情报收集和资料调查，制定了以掠夺资源为重点的侵略政策计划。日本人很早就以各种方式将资金渗透到张家口的各行业。比较有影响的工厂是日本商人投资的“大公毛织厂”。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张家口。在察哈尔省及其临近地区，炮制了伪“蒙疆自治联合政府”，伪“首都”设在张家口。蒙疆政府的“疆域”包括内蒙古的伊克昭、乌兰察布、巴音诺尔、锡林郭勒、察哈尔等５个盟和察南、晋北２个自治政府。设置厚和（今呼和浩特）、包头和张家口３个市。下设３２县、３６旗。总面积４５万平方公里，人口５２５万。为达到长期占领和殖民掠夺的目的，日本控制下的伪蒙疆政府，制定经济开发和城市建设的规划，把张家口市当作对蒙疆地区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中心。在日本占领之下，人口有所增长，１９３９年张家口常住人口为１１２４７６人，１９４５年接近１５万。城市街区建设有明显的殖民地印记。新增工商业企业中有相当比例是直接服务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占领期间，成立了由日本人控制的一些近代企业。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垄断矿藏资源，破坏性开采。仅在庞家堡开采的铁矿石就接近４０万吨，６０％以上运销日本。（２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殖民经济机构不断扩张。日本“兴亚院”的张家口联络部、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伪蒙疆银行等，完全控制了张家口市以及整个蒙疆地区的经济命脉。日本政府、日本各大财团、日本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纷纷在张家口经商、投资、办企业。有些还移民张家口。在张家口较大的日资或日资控制的公司有几十家，三菱、三井、钟纺、蒹松等著名企业在张家口都有分号。据１９４２年《蒙疆年鉴》的统计，在蒙疆地区日本人控制的各种株式会社（公司）有８１家，总资本１．９亿日元。日本公司还强制收购畜牧产品和农产品，在张家口简单加工后运往日本。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经手贸易的牲畜约１１３万头，兽皮３７８张，畜毛４５０万公斤，及大量骨、血、油脂等其他产品。收购的“公价”只相当于市价的１０％左右。中国的农牧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传统的皮毛加工业受摧残。张家口市原有皮毛商３８１家，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时仅剩３９家。（２１）
日本帝国主义投资设厂和扩大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输入张家口机器设备多数是在日本淘汰的旧货。机器陈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工人劳动环境恶劣。对中国工人的强制劳动和残酷剥削是日本殖民财富的源泉。因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致伤残、死亡的劳动者成百上千。广大人民在极其悲惨的境遇中生活。被掠卖“强制劳工”的中国劳动者，在龙烟铁矿和下花园煤矿，从事危险的井下采矿，劳动强度超限，安全保护没有，缺衣少食，伤病无医药。因冻饿、伤病和毒打致死的矿工数以万计。
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实际上延缓了张家口市的近代化进程。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完全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收复察哈尔省。张家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 ，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就设在张家口 。晋察冀边区在察哈尔省接收日资企业，计有：东洋烟草公司（卷烟厂）、玻璃厂、造纸厂、建材厂、炼铁厂、发电厂等６６４家。（２１）其中卷烟厂、玻璃厂、建材厂等在张家口市。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推行“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繁荣商业，奖励扶植公私企业、手工业和生产合作社”的经济政策。据当时的报刊评论，张家口市在华北各城市中经济恢复是最好的。原有工厂在最短时间内基本恢复生产，还从根据地迁入一些工厂和企业。手工业和商业恢复，失业人口减少。据记载，生产效率有显著提高。
但是一年后 ，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张家口市 ，又经历了一次战争破坏后的恢复。据察哈尔省民政厅的统计，张家口市常住人口１５６６５２人。工业（包括手工业）就业人口１２２８４人，无业游民４３０３２人。（２２）工业、商业、手工业萧条，城市管理混乱，远没有达到建国时期的水平。围城中的张家口市，有大量驻军和避难的流民，更增加了经济困难。
１９４８年底 ，人民解放军解放张家口 。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克服资金、设备、原料等多方面的困难，把工业、商业、农业的恢复置于重要地位。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家口市的重要工业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并达到内战前的生产水平。解放了的张家口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作出应有的贡献。察哈尔省政府、张家口市政府投资建设一批新的企业，如华北军区的皮毛厂（４０７厂），利用张家口的气候资源和传统手工业优势，形成２５００名工人的规模，为部队生产大批军大衣和地勤工作服。由此带动了地方皮毛加工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再度在皮毛加工的技术水平和产品产量等方面，居国内的领先地位。同时，鼓励私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民间出现投资热 。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张家口市（含宣化、下花园） 的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０７万元 ，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４６３％，平均每年增长６６．５％。（２３）胜利完成恢复任务，并为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到１９５２年底张家口市内共有企业１２６４个，工人３５２８８人。其中中央辖企业７家，省市辖企业６家，公私合营企业１家，合作社１０家。私营企业１２２４０家。新的工业区在形成，全市人口达到１７万。城市管理也达到较高水平。
１９５２年底，国家对省区建制实施调整，撤消察哈尔省，将张家口市及周围的十几个县划归河北省。张家口市载入史册的是“已逐步转变为工业城市。原有的食品工业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现拥有面粉、油脂、酒精、卷烟、蛋粉、麦片等工厂若干家。此外，还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矿山机械厂和探矿机械厂，供应全国各地的煤矿生产和地质钻探的需要。”（２４）经过５０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张家口市的资源优势得以比较充分的发挥，形成了“以能源工业为基础，以机械、冶金、轻纺、化工为支柱，以皮毛为特色的工业体系。”为国家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注释：
? １??１５?（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 ２?（清）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６０俺答封贡。
?３??８?转引李桂仁《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见《张家口文史资料》第１３辑。
?４?（清）玉骘《马市图序》。见清《宣化府志》艺文卷。
? ５??１１??１４??１７?转引《张家口文史资料》第１３辑《察哈尔纪事特辑》。
?６?（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考》。
?７?参考《张家口市志》居民编人口数量 。地方志办公室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其他人口资料来源于《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１３辑《察哈尔纪事特辑》、《张家口市大事记》。由于记载相互矛盾，笔者将专文考订。
? ９??１０??１３??１６?转引自《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１９９页，２０１页 ， ２３３页。苏联科学院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 韩儒林、翁独健等翻译。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出版。
（１２）（１８）（１９）（民国）杨文洵、葛绥成等合编《中国地理新志》第六编第三章〈察哈尔省〉３４——５７页。中华印书局１９３５年。
（１５）汪寿松《对外贸易与近代天津市场》。２００１年天津“中国华北城市近代化的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河北城市发展史》张家口市。徐存性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
（２０）《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第５８、６６、４０６页。居之芬、张利民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２１）《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第二辑７２９——７４３页。张家口地区党史办公室出版，１９８４年。
（２２）张家口市档案馆存资料，《察哈尔民政厅１９４６年统计表》第３６、３７页。
（２３）《张家口市大事记》１９５２年。张家口市大事记办公室编。
（２４）《华北经济地理》第４８、８５页。孙敬之主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
作者简介：杨润平，张家口市一中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