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3,25(01),81-86 DOI:10.13573/j.cnki.sjzxyxb.2023.01.019 张程 中央
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地铁“房山—燕房线”是贯通大都市核心区和郊区卫星城的
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无数北京人的生计、梦想和悲欢。地铁线上有两座保留古称的地铁站：广阳城、饶乐府。两处都是封存唐代重要历史信息的古
地名。本文通过对两处地名的考据，窥探河朔藩镇形成问题。
唐代藩镇研究是史学界常议常新的问题之一，成果丰硕。河朔藩镇形成问题是其中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支流，且附着于其他研究之中。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冯金忠的《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等作为综合性研究，都涉及藩镇形成问题，1可惜叙述简略；近年来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仇鹿鸣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等著作从政治斗争、权力结构等传统政治史角度研究河朔藩镇的形成，2较少民族史、社会学领域的关照。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民族问题在河朔藩镇形成上的分量，更多地还是将之放在“河朔故事”的框架中探讨。3随着墓志资料整理研究的持续推进、个案研究的积累以及社会学范式的引入，对河朔藩镇形成的专题探讨已经初具条件。
一、广阳城及其居民
广阳城是唐代羁縻州———归义州的治所，管辖包括饶乐府在内的北京西部部分地区。
北京所在的唐代幽州是中原王朝应对东北少数民族，尤其是两蕃（契丹、奚）威胁的边陲重镇。在战和之间，唐朝设立羁縻州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及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1]1119。少数民族内附最重要的形式是以部落的形式归附唐朝，而羁縻州则成为接纳这些部落最重要的组织。[2]263这些羁縻州不同于中原郡县，内附归降的少数民族百姓也不同于编户齐民，贡赋版籍不上户部。少数民族保留着原本的组织和生活，而且叛服、迁徙不定。羁縻州也随立随撤，不似正常的地方
行政区域。
开元年间，幽州地区发生了一次较大
规模的少数民族降附。“（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祎奉诏讨叛奚。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3]5356按照每1帐6人计算，这批降附的奚族约3万人众，唐朝复设归义州安置他们。“归义州归德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奚）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4唐代的“良乡之广阳城”一般认为就是坐落在今天房山区广阳城村的古城，位于唐代良乡县治（今房山区窦店古城）东北37里，[4]与房山线地铁广阳城站区域大体重合。
饶乐府地铁站附近有饶乐府村。饶乐府是唐朝设立在塞外的奚族羁縻州都督府，“奚有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为其帅。其后部有刺史，县有令长，其大首领号奚王。唐置饶乐府，以其王为都督”[5]4314。内附奚族酋帅通常官拜饶乐府都督。饶乐府村极可能得名于进入幽州境内的奚族聚居点。考虑到饶乐府村邻近广阳城，且《新唐书》共列奚族内附州3处（鲜州、崇州、归义州），它们都是唐代奚人几次大规模内附的产物，其中鲜州、崇州于李尽忠陷营州后，内迁至“潞县之古潞城”，地处北京通州，不可能与饶乐府村产生瓜葛，因此燕房线上的饶乐府得名只能与李诗率领的这批归降奚族人有关。[4]1993年，当年率众归降的酋长李诗及其妻张氏合葬墓出土于饶乐府村西南约2 500米处，进一步证明了饶乐府村得名于李诗一系奚族人。
考释李诗夫妻合葬墓出土的《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配合唐代传世文献，我们能够勾勒出约1 400年前广阳城、饶乐府村一带奚族居民的结构概况以及他们的去向。
酋长李诗家族延续部落传统，世袭了归义州的权力。张氏墓志记载，李诗死于开元廿四年（736年）十二月二日，结衔为“特进行左武卫大将军归义都督府都督上柱国归义王赠开府仪同三司”。分析结衔可知，归义州升级为都督府，或许管辖着多个羁縻州，治所广阳城极可能是当时幽州地区内附少数民族的政治中心；李诗获封归义王，体现了唐王朝对归降奚族的重视和对其上层经营的褒奖。据张氏墓志，李诗嗣子李献诚世袭了归义王，可能也世袭了归义都督府都督的官位。李献诚还是安禄山的女婿5。李氏家族地位、奚族部落实力想必对这一桩婚姻助力良多。
《旧唐书·北狄传》李诗名字后面“锁高”是仅次于李氏的实权人物，代表着另一个实力家族。据王策的研究，锁高是日后易定节度使张孝忠的父亲，同时李诗妻子张氏出自张琐高家族。6
《旧唐书·张孝忠传》记载：“张阿劳，字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3]3854《新唐书》记载略同。然而，“乙失活”实为契丹部落。那么，张孝忠到底是契丹人，还是奚人呢？契丹与奚同种异类，言语相通，互为表里，[6]68-70在实践中很难分清。唐人将他们合称“两蕃”，可作为逆证。其次，张谧入唐，官拜鸿胪卿同正，按鸿胪卿为从三品，仅比李诗的左武卫大将军低一阶，估计其内附的规模不小。开元年间并不存在有关契丹乙失活部单独大规模内附的记录。王策据此推测张谧一行人混同在开元二十年归降的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契丹人跟随李诗投降，只是因为李诗是奚族的最高首领———饶乐都督，所以才把他的名字写在了前面，并省略了部分契丹人随从内附的史实。或许乙失活部构成了这些契丹人的主体，张孝忠的父亲则是他们的统领。张谧显然是汉名，按张孝忠本族名‘阿劳’，那么张谧也该有他本民族的名字。他或许就是张琐高？”7张孝忠的父亲张谧极可能率领部分契丹人，跟随李诗的奚族人入居归义州。同时，王策考证张锁高就是“锁高”。锁高与安禄山一道，为张守珪收蓄为假子，由此得姓“张”。[4]171-173王策的论证环环相扣，符合情理，扣合相关人物年龄。在明确的证伪史料发现之前，我们暂且无法推翻这个结论。
与缺乏史料的归义王李诗—李献诚一系不同，张孝忠一系留存材料较多。《旧唐书·张孝忠传》记载：“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体魁伟，长六尺余，性宽裕，事亲恭孝。天宝末，以善射授内供奉。”张孝忠的勇武善射，是少数民族骑射传统的继承。与之齐名的王武俊（王没诺干）是即将到来的藩镇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旧唐书·王武俊传》记载他是“契丹怒皆部落”人，[3]3871又是对奚与契丹两族的混淆。奚“族有五姓……四曰奴皆部”[5]4314，“怒皆”即“奴皆”。王武俊应当是奚怒皆部人。其父名路俱，跟随李诗“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3]3871。路俱—王武俊父子也是跟随李诗内附幽州的部落酋豪。而王张二人年少时齐名燕赵，又可旁证张孝忠之父张谧极可能也生活在幽州，和张锁高的轨迹高度重合。
将近1400年前，在广阳城、饶乐府这块东临永定河、西枕燕山的平原上，奚族、契丹等数以万计的内附少数民族落脚于此，开始从塞外游牧生活向中原农耕生活的转变。经过一二十年的繁衍生息，内附蕃族的第二代已然崭露头角，其中包括归义王的嗣子李献诚、乙失活部的张孝忠、怒皆部的王武俊等。
稳定的聚居还吸引了散居附近的其他内附两蕃民众前来投奔。幽州东北的营州（治所柳城，今辽宁朝阳）是唐王朝处置两蕃的另一重镇。内附奚人出身的李宝臣，祖上世居柳城，至他这一代辗转生长于幽州城旁。“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3]3865李宝臣家族很可能出自鲜州或崇州，而非归义都督府。但李宝臣自少年时代就成为张锁高的假子，与归义都督府的两蕃民众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8被李献诚、张孝忠等接纳为了自己人。一个建立在相近民族成分和部落组织基础之上，伴随着共同迁徙、生活经历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幽州城旁的广阳城一带逐步壮大了起来。
二、安史之乱与成德镇的创建
安史之乱是中古
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广阳城两蕃民众借助这一席卷神州的大事件，跳出幽州一隅，在中晚唐历史上挥洒出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安禄山叛军以幽、营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军镇兵力为主力，辅以河北中部州县团结兵。[2]265-274叛乱裹挟的少数民族众多。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7]奚族、契丹两蕃民众在其中占据多数，“安史之乱爆发时，处于河北北部幽、营地区的内蕃中，契丹与奚占有很大的比例”，奚、契丹被安禄山扫地为兵。“安史叛军的强大却与奚、契丹有着很大的关系。”[8]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8 000人为假子。黄永年认为所谓曳落河应为奚、契丹族精兵。[9]324
广阳城一带的两蕃便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因为叛乱之前，双方联系比较亲密，安禄山收李献诚为养子、提拔张孝忠为偏将等。安禄山的胡族背景，也容易获得广阳城的天然好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李诗、张锁高所部内附入唐是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内迁。其部落组织自然破坏得较少，战斗力甚强，自然成为安禄山依借的重要对象。李献诚、张孝忠、王武俊等人的部落极可能成建制地参加了南下叛乱，主力离开了广阳城。
少数民族的勇武和骑兵提升了安史叛军的战斗力，根深蒂固的部落组织却使得安史集团的政治统一成为一句空谈。以部落为核心的叛军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天然具有分裂倾向。此点是安史集团的内在矛盾。[2]278,282安史之乱持续8年，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父子4人各领风骚两年左右，而且4人都不得善终，直接或者实质上死于内部强力人物之手。这在权威巩固、内部扁平的政治实体中是不可想像的。内讧频发，恰恰是安史集团内部松散、强权林立的例证。
当安史叛军横扫河南河北之时，集团内部矛盾为凯歌高奏所掩盖。一旦朝叛形势陷入僵持，乃至叛军败退之际，安史内部矛盾喷薄而出，不可抑制。安庆绪丢失两京后，“步军不满三千，马军才三四百，至新乡，知严庄投国家，诸将当时心动。阿史那承庆部落及李立节、安守忠、李归仁等散投恒、赵，范阳只有张通儒、崔干佑等两三人，时来衙前参；至卫州则无人辄见，及至汤阴，分散过半，纵未去者亦止泊相远。庆绪知人心移改，不敢询问”[10]108。安庆绪“不敢问”的根本原因在于实力不济。安禄山集团保留了类似少数民族间部落联盟的军政结构，统帅并不具备专制皇权，将帅对集团军政事务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和选择权。继起的史思明亦未能遽然变更这一结构。“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11]卷220史思明集团依然维持着核心部落聚合自如的内部结构。
当安史集团大势已去之时，将帅纷纷叛离。南下的广阳城两蕃将帅们也选择了抛弃安庆绪、史朝义，投降唐朝换取最大的利益。该集团的领导权也从李诗—李献诚一系转移到了李宝臣（张忠志）手中。或者说，广阳城两蕃将士聚集到了李宝臣的周边。
李宝臣的后来居上，得益于他在安史叛乱早期的卓越表现。“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姓安，常给事帐中。”改名“安忠志”后，李宝臣冲锋陷阵，迅速得到安禄山的重用，“禄山使董精甲，扼井陉路，军于土门”[3]3865。井陉是沟通山西、河北的太行山关键要隘，是华北局势的命门所在。叛乱初期，常山（恒州）太守颜杲卿据井陉响应唐军，几乎遭致安禄山的覆灭。安禄山授权给李宝臣的除了要害据点，还有“精甲”和周边的恒州，以便提供扼守关隘必备的实力和事权。李宝臣屯兵恒州，开始主政一方，便利广阳城两蕃势力投奔而来。一个新的次级权力中心在叛军阵营中形成了。
唐朝君臣发现并利用了安史叛军阵营的不稳定结构，越来越频繁地招降叛军将帅，分化削弱叛乱力量。安庆绪溃逃河北后，将帅人心浮动。史思明通过恒州刺史的人事调整，试图控制井陉要隘。《新唐书》载：“思明乃遣张忠志守幽州，假薛萼以恒州刺史，招赵州刺史陆济使降。”[1]6429《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阱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11]7048从上述记载可见献出关隘和恒州的是薛萼，而不是李宝臣。唐肃宗却任命李宝臣为恒州刺史，故意在河朔制造李宝臣与史思明之间的矛盾，这成为唐廷经营河朔的一条积极政策。[12]18李宝臣能得到唐廷的重视且脱离史思明的迫害，根本依托依然是团聚在他身边的两蕃将士。
史思明再叛后，李宝臣随之叛变，出任史阵营的恒阳节度使，常年驻守恒州、控扼井陉，最终于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丁丑以赵、恒、深、定、易5州降唐。丁酉，唐朝以张忠志（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11]7135-7136大名鼎鼎的“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由此诞生，之后增领冀、沧两州，疆域最广时统辖7州之地。
安史之乱以后，归义都督府作为一级行政
区划虽已湮灭无闻，但其属民及其后裔构成了李宝臣集团的核心力量。[13]以恒州为核心的成德镇成为以广阳城为核心的归义州奚族、契丹人的新家园。
与归义都督府有密切联系的李氏、张氏、杨氏、王氏等家族的后人，先后进入的成德军中，并逐渐成长为核心力量。[13]承袭了归义王的李献诚丧失了父辈的领袖地位，但依然是成德镇的高层将帅。在建于永泰二年（766年）的“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名中，李献诚是“深州刺史、同成德军节度副使”[14]，其母《清河张氏墓志》表明直到大历十年（775年）他仍在此官职岗位上。李诗的衙官可支的后人杨氏也发展为成德的实权将帅，包括定州刺史杨政义和他的弟弟、麾下兵马使杨万乐。
以勇武齐名燕赵的广阳城少年张孝忠、王武俊，是成德镇的核心战将。张孝忠是安禄山、史思明进军河洛的前锋，史朝义败后，“乃自归，授左领军将军，以兵属李宝臣”[1]4767。“自归”“以兵属”等词透露出张孝忠掌握着一支武装，极可能是契丹部落武力。他隶属李宝臣后，历任飞狐、高阳二军使。“李宝臣以孝忠谨重骁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诸镇兵马令其统制。前后居城镇十余年，甚著威惠。”[3]3855张孝忠率领本部落武装，占据易州10余年，是藩镇内部不容小觑的实权人物。王武俊“上元中，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宝臣裨将”，对大政多有建言，亦为李宝臣所采纳，成德建镇后充本军先锋兵马使。儿子王士真任李宝臣“帐中亲将”，并娶李宝臣之女为妻。[3]3876
在安史之乱后初设的河朔诸镇中，成德镇拥有最多安史旧将与蕃族将领，[2]294自然也继承了以蕃族酋豪为核心的军政格局，复制了安史集团不稳定的结构性矛盾。成德镇成为“最像”安史集团的藩镇。“节帅—军将”模式是成德镇权力构造的主体，军政主导权掌握在大将手中，[2]305,299比如李献诚、张孝忠、王武俊以及杨政义等人。他们是决定成德镇走向的关键力量。
三、成德分裂与两蕃结局
初建的成德镇享受了10余年的和平稳定，但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决定了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问题随着首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日益衰老而暴露出来。将帅用权，对成德镇节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李宝臣又有裂土分疆传诸子孙的私心。二者的矛盾渐趋尖锐。
李宝臣的对策是大肆屠戮将帅，试图暴力解决权力威胁，建立家族的世袭统治。9史载：“宝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俶、定州刺史张南容、赵州刺史张彭老、许崇俊等二十余人。”[3]3868“宝臣疑忌大将，杀李献诚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惧不往。”[3]3855“宝臣晚节稍忌刻，杀大将李献诚等而招孝忠，孝忠不往。”[3]4768王武俊因为韬光养晦，且身处藩镇核心恒州领兵，李宝臣—李惟岳父子需要借助他的武力而得以幸免。从日后的发展来看，暴力清洗依然没有摧毁将帅势力的根基，可见“节帅—军将”模式根深蒂固。
大唐王朝利用河朔藩镇固有的矛盾来削弱藩镇势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宝臣去世，军中推举李惟岳为留后。后者向朝廷申请袭位。唐德宗决心趁成德权力交接之际削弱藩镇力量。朝廷拒绝授予李惟岳节钺，要求他离职归朝。李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诏幽州节度使朱滔讨伐成德。外部和平环境消失后，成德将帅在战争压力面前出现分化裂变，结构重组。
成德镇的分裂从张孝忠开始。张孝忠家族是广阳城部落酋豪，归入成德后又长期镇守易州，军力雄厚，“有精兵八千在易州”。八千精兵中有规模不小的精锐骑兵，李宝臣曾为他“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扞幽州”[3]3855。晚年李宝臣试图调离张孝忠到恒州，雄厚的军力给了张孝忠拒绝的底气。李宝臣临终前，即意识到张孝忠将会是儿子李惟岳的头号威胁，是成德镇变局的源头，“及病不能语，以手指北而死”[3]4768。幽州节度使朱滔显然也意识到了成德镇的结构性矛盾，派判官蔡雄游说张孝忠归降。张孝忠随即派遣衙官回报朱滔结好10，又派遣易州录事参军董稹入朝归降。成德镇正式分裂。
成德镇通过两次分裂，才最终奠定“一分为三”的格局。最初的权力结构通过两场战争达成新的内部平衡。战后，各方力量形成了新的均势。第一次分裂形成了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朝廷讨伐李惟岳的战争中，定州刺史杨政义投降张孝忠，张孝忠遂有易、定之地；赵州刺史康日知随之背弃李惟岳，归降中央；王武俊随后生缚并缢杀李惟岳投降。建中三年，唐朝罢成德节度使，“以张孝忠检校兵部尚书、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以检校太子宾客王武俊检校秘书监、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赵州刺史、深赵都团练观察使”[3]331-332。在成德镇废墟中新设的三个藩镇并立局面并不稳定，主要原因是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康日知的实力较弱，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新的藩镇。
康日知家族并非张孝忠、王武俊等两蕃酋豪，而是中亚的粟特人。贞观年间，康氏家族随东突厥从胜州迁到灵州。开元九年（721年）以康待宾为首的六州胡发起叛乱，灵州康氏的康植亲缚康待宾。康植立功后入京为官，其子康孝义为万安府折冲，迁徙到了河东晋州地区；其孙康日知又迁徙到河北地区。[15]康日知家族聚拢了一批粟特人，但实力远不如来自广阳城的诸酋豪。他任职的赵州在安史之乱前又只有守捉军、团结兵，没有边军驻扎，军队素质不如战火锤炼的两蕃精锐。康日知的军力之弱有以下两个例子：第一，康日知反正后，李惟岳令衙将卫常宁率士卒五千、兵马使王武俊率骑军八百进攻赵州。[3]3869康日知的兵马总数不会超过5 800人；第二，康日知最终帅麾下蕃汉步骑2 000人归朝。[16]900虽然2 000人愿意追随康日知入长安，但他军力的总体规模应该也是这个量级的。这与李宝臣甲兵5万、张孝忠精兵8千相比，明显强弱不当。康日知建节深赵二州，但“（朱）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11]7319。康日知实际控制的只有赵州一地；王武俊以李宝臣继承人自居，不满于领地和身份低于预期，便把矛头对准了最弱的康日知，最终驱逐康氏，收复赵州、深二州。
康氏退出后，张孝忠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辖区西部易定二州与东部沧州为王武俊、朱滔的领地所隔断。沧州孤悬张孝忠主力之外，成为事实上的飞地。建中三年（782年），沧州刺史程华直接向长安申请独立建镇。对于河朔藩镇的分裂和支州刺史的主动归顺，唐德宗持热烈欢迎态度，“帝果大喜，拜（程华）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即以为使”，并赐名程日华。[1]5996李宝臣的成德镇最终分裂为成德王武俊、易定（义武）张孝忠、沧景（义昌、横海）程日华三镇。程日化是定州安喜人，代表着河北本地的豪强势力。父亲程元皓为安禄山帐下将领，跟从安禄山攻陷东西两京，亦勇力著称，史思明时任定州刺史；程日华自小入张孝忠帐下为牙将，抓住成德分裂的机遇，在朝廷和豪强的夹缝中侥幸自立一镇。
从建中年间到唐末五代初期，成德、易定、沧景三镇格局维持了100多年。“节帅—军将”模式至少在成德、易定两镇持续运转，对政局稳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1迁徙至此的内附两蕃民众继续繁衍生息，最终融入了五代两宋河北的芸芸众生之中。
幽营地区羁縻府州的少数民族为安史“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3]1527。部落名号逐渐消弭，从酋豪们纷纷改易汉姓时便开始了。部落之名无存并不等同于部落组织的消亡。部落组织始终是成德、易定诸镇军政结构的有机成分，部落民众依然构成节帅、军将的重要权力基础。出土的易州军将曹太聪墓志（《高阳军马军十将曹太聪墓志》）显示曹太聪及其家人是汉化突厥化粟特人，他们率领的舍利府部落是易定镇节帅控辖的胡族常驻军、一支汉化的粟特裔组成的劲旅、卫戍易州的辅助军事力量。易定镇保留着部落组织。张孝忠家族统帅的乙失活部落或许也还存在，并构成藩镇军队的一部分。[17]175同时，这些部落民众的汉化也是不可逆转的。出土墓志显示他们开始自觉而持续地攀附汉族郡望。据张孝忠的族人张锋墓志描述张孝忠“薄清河之旧望，诮范阳之本宗”[18]183-184。范阳被视为张孝忠家族的“本宗”，表明他们不忘广阳城的原居之地；攀附“清河张氏”，则抹去了张孝忠家族的族源，混入了汉族谱系。与李诗同为奚族的杨氏家族成员杨万乐墓志自称家族源自弘农杨氏，“自高祖、祖、考，漂流朔裔，转徙范阳……今为范阳人也”[19]126。另一位成员杨膽的墓志[20]2091-2092同样攀附弘农杨氏，但“曾祖及祖”出于“史籍已载”的“幽冀盛族”。攀附郡望可视为少数民族汉化的表现。最终，在民众汉化、社会流动、战争损耗、将帅归朝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广阳城归义州迁徙而来的两蕃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一道，与汉族逐渐融合成新的河北居民。
四、余论
成德镇是以幽、营内附蕃族为核心创建并运转的晚唐藩镇。梳理两蕃人群的命运，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河朔藩镇的一个新视角。 在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中，李碧妍已经从组成人群的角度切入观察藩镇的性格特征，“河朔藩镇在本质上其实也仍是安史集团的后身。换言之，虽然他们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奠定了未来河朔藩镇性格的基调”[2]289-290。一个政治实体的性格是由创立群体所决定的，之后少有根本变动。李宝臣、张孝忠、王武俊等人创建了成德镇，也塑造了成德镇的性格，决定了10余年后的分裂和几百年的稳定。成德镇案例证明了李碧妍所言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