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 薛光
前段时间，我和同僚下基层了解标准地名标志设置和地名数据库录入工作开展情况，在宿迁市所辖的沭阳县听取地名工作汇报时，耳闻到这样一件新鲜事：该县政府领导人为了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吸引客户投资建厂而定下基调，要求县城、经济开放区的路名一律以国内投资商所在地的城市命名。作为县民政局的一个地名管理者，根据历年的工作实践感觉这种命名方式并不适宜，但“圣旨”难违（此话虽然言重，但实际确是如此），也只得按照上级的旨意办理道路命名事宜。当时我并未在意这个问题，加上其他诸事打岔，此事也就一带而过了。返回南京后我突发奇想，如果这个“沭阳现象”引起其他地方效仿而引发为一个全国性的普遍共识（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就值得我们地名管理部门警觉和关注了，切不可等闲视之。下面先对移植地名展开剖析，然后再谈它的是非曲直和优劣之处，观点能否因势利导、引起共鸣，让地名同仁和各界人士评判吧。
一、移植地名的概念及与侨置地名的区别
何为移植地名？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等语言文字工具书中找不到相应的释义条款，一些地理教科书或地名研究的专著也缺乏这方面的独到阐述。根据个人多年的工作阅历和经验体会，我认为所谓移植地名，即把其他行政区域内的某些地名，原封不动的（政区名称指专名，山水名称指全称）搬用挪动到本行政区域内的某类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上，由此诞生的“新生儿”即为移植地名，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错位“移栽”地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许多城市中的“北京路”，将首都名称套用在本行政区域的骨干道路上，显得气势非凡，令人自豪荣耀，籍用首都的响亮名气和特殊地位来扩大这条道路在本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取豪夺”的命名方法，也是较多城市命名主要道路的一种惯用手法。
另外，移植地名与侨置地名还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共同之处是，都是主动的将外地的某类地名移用到本地来；不同之处是，移植地名往往是生搬硬套过来的且一次移用的地名数量较多，而侨置地名则是出于命名者的深厚情感且大多数移用的只有一条地名。如历史上一些浪迹江湖的落难流民，因兵荒马乱而离乡背井转徙到很远的地方，为了保持对家乡故土的眷念之情，遂把新的栖息地取名为原来居住的聚落名称，使之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如南京的“沈阳村”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这就是侨置地名，也是移植地名与侨置地名的最大区别。
二、我国部分城市移植地名的现状
上海在解放前后将外省名称、市县名称、山川名称移植到该市区大街小巷的现象可谓俯拾皆是、信手拈来。如以省名命名的有“四川路”、“甘肃路”、“新疆路”等；以我省县名命名的有“泰兴路”、“高邮路”、“海安路”等；以城市名命名的有“南京路”、“宁波路”、“开封路”等；以山名命名的有“天山路”、“黄山路”、“祁连山路”等；以江名命名的有“嫩江路”、“牡丹江路”、“金沙江路”等。据《上海市地名志》记述，早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工部局就通过决议，规定南北纵向的道路以中国省名命名，东西横向的道路以中国城市名命名。该志书的统计数据显示，仅采用外地政区名称为专名的道路就有840余条，这在全中国恐怕是空前绝后和实属罕见的，我想给上海戴上一顶“中国城市移植地名之最”的桂冠，应是当之无愧的。不仅是因为移植地名数量众多，而且首开了我国移植地名之先河！
其实，上海移植地名的情况并非个案，在下居住的南京，历史上也盛行过移植地名的情况，只是规模比起上海要小的多，可谓小巫见大巫吧。1930年10月，在国民政府第九十六次国务会议修正通过的《首都干路定名图》上，就有以外省名命名的道路22条，至今仍在沿用的有9条，如“山西路”、“湖南路”、“福建路”等；以外地城市命名的有7条，至今仍在沿用的有5条，如“上海路”、“天津路”、“广州路”等。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些路名的规划和使用，都与当年南京（当时为民国政府首都）建造马路时的外省、外市捐资有关，也就是说谁出资在南京修路就用谁的省名、市名。从1949年4月南京解放至2004年4月这56年间，除了1958年将一条横贯鼓楼广场的骨干道路命名为“北京东路”和“北京西路”外，移植地名的现象已在南京销声匿迹。直到今年5月，南京建邺区的河西新城区道路才再度出现了以国内名山大川命名的状况。
由于我国不少城市都存在地名移植的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毋需再去浪费笔墨举例了。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对于移植地名，本人还从未看到过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和议论，相反移植地名的现象却在各地节节攀升、有增无减，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一些地方的开发区或新城区，对经济特区名称、沿海开放城市名称以及名山秀水名称移植到本地的路名上来情有独钟、欲罢不能，这真是一种十分蹊跷和不可理喻的现象！下列我省沭阳县的做法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证。
三、沭阳县移植地名的概况
沭阳县位于江苏省北部，俗称苏北地区。面积2298平方公里，在全省52个县(市)中名列前茅。人口173万，位居全省首位，属于人口大县。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到了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名在第49位，即倒数第3位；人均财政收入排名第52位，即排在全省最末一位。因此，沭阳县在江苏来说，是一个面积大、人口多、财政收入少的贫困县，也是省政府常年派驻扶贫工作队的一个穷匮县。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沭阳人民解放思想，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道路修建取得了惊人业绩，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极具规模，并展示出宏伟的现代化风格，“筑巢”为“引凤”奠定了基础。县政府于今年4月印发了《关于公布沭阳县城及经济开放区道路标准名称的通知》（沭政发[2004]24号），对县城50条和开发区21条的道路进行了正式命名。奇怪的是，在县城命名的50条道路中，只有13条路名与本地环境和地物有关，其余37条道路均为移植地名，如“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重庆路”、“广州路”、“深圳路”、“东莞路”、“福州路”、“南昌路”、“南京路”、“苏州路”、“无锡路”、“南通路”、“扬州路”、“镇江路”、“泰州路”、“台州路”、“青岛路”、“威海路”、“珠海路”、“大连路”、“珠江路”等（上列部分中的道路，通名实际是“东路”、“西路”或“南路”、“北路”和“中路”，如“北京南路”、“北京北路”等，罗列时被省略）。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沭阳经济开发区命名的21条道路名称中，竟没有一条路名与当地状况有关，全部采用的是移植地名，其中有19条道路是以浙江省的市县名称命名的，分别是：“杭州路”、“温州路”、“宁波路”、“绍兴市”、“嘉兴路”、“金华路”、“湖州路”、“玉环路”、“乐清路”、“永康路”、“瑞安路”、“临安路”、“建德路”、“东阳路”、“上虞路”、“萧山路”、“富阳路”、“慈溪路”和“海宁路”。此外，还有2条道路是以本省的市县名称命名的，为“常州路”和“昆山路”。这种大手笔移植外地地名的情形令人由衷钦佩、肃然起敬，与此同时，愚意认为是值得深思和引起警示的。
四、沭阳县移植地名利弊谈
（一）移植地名的利处所在。既然移植地名最初于19世纪中叶就在我国出现了，且持续长达了近140年之久，其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旺盛！从近些年发展情况看，一些地方不仅迷恋沉醉于移植国内地名，而且还不顾国家明令规定把外国地名也相继引进了国门，如“巴黎城”、“罗马花园”、“曼哈顿广场”等（当然，这些外国地名的移植与地名管理部门无关）。由此可见，移植地名是非常有强烈吸引力、召唤力和诱惑力的，否则连沭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何也如此移情别恋、追求时髦并与移植地名结下不解之缘呢？本人揣度猜测，一定有以下主要方面的原因：
1、实行拿来主义，得名轻而易举。地名命名如同给服饰、鞋帽、食品、药品、菜肴、书籍、绘画、玩具、车辆、电器、商标、组织甚至飞机、舰船、武器等取名一样，均属于名称命名学的范畴，是一项需要开动脑筋的智力劳动。实践证明，欲想点名成“金”、化平庸为神奇谈何容易！从这个角度讲，地名命名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是一件既讲究推敲又费神犯难的事。在命名一两条路名时，只要灵感一来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遇到命名十几条、几十条路名时就需揣摩斟酌、深思熟虑了，甚至搜索枯肠、呕心沥血设计的命名方案也不见得尽如人意。难怪身在第一线的地名业界人士，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千金易得，好名难求！因此，根据现成的地名按图索骥，采用移植的方法照搬照抄，可说是最省心省力的事情，坐享其成、何乐不为呢！而且全国几十个省名、数百个山名水名、上千个市县名还有相当选择的余地。难怪有人说，移植地名是他山之石可攻玉，得来全不费功夫嘛！特别是在整体道路命名遇到难题思绪枯竭、抓耳挠腮时，移植地名就成了炙手可热的“绩优股”、“香饽饽”。
2、崇拜美好事物，增加地方色彩。在当今移植的政区地名中，绝大多数借用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县名称，因为这些政区名称已经代表了一种繁荣富庶的象征和福地乐土的化身，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美好向往的追求和满怀理想的憧憬。所以在选择移植政区地名时，理所当然要采撷那些能反映人们心中美妙境界的政区名称，可谓“人往高出走”嘛！而且不少地方，还煞有介事的把新路名按东西南北方位的潜规则对号入座、精心排列，似乎要将祖国的版图也全部纳入其中。此种想法和做法，完全是出于对先进地区的仰慕之情。可以说，在开发区或新城区挑选移植地名时，还没看到谁有把穷乡僻壤地方的城市作为选择的对象！如果有，我想肯定要遭到众人的极端非议。在移植山川名称时同样如此，将秀山丽水移植到本地路名上，就可营造出一种风景如画、引人入胜的优美意境，这符合人们的正常心态和习惯思维，如果谁把穷山恶水的名称移植过来，不才思忖，不被人们谴责呵斥为有神经质才怪！
3、吸引外地投资，增加致富机遇。移植其他省市县的地名，用此举措吸引外地大量客商到沭阳开发建厂，这是沭阳县政府领导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动因。改革开放后，各地都在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富集生产要素，加快产业聚集，以此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各地招商引资十分激烈和事务繁重，沭阳就连政府各机关包括民政局在内都有招商引资任务，加之沭阳地域并无特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因此要想吸引省内外客商赴沭阳投资兴业，必须营造一流的投资软环境，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特别是浙江民营企业迅猛崛起、四处扩张，近些年到沭阳创业的浙江老板日趋增多，故而该县政府采取了以他们家乡的地名作为经济开发区路名的做法，使之成为浙江客商投资的风水宝地。这一命名手段，确实给在沭阳的浙江人带来亲切感、产生亲和力，使他们有了一种在家的温馨感觉，心中蓦然升起沭阳就是他们第二故乡的念头，显然对于吸引更多的浙江人来此经营项目是大有裨益的，其目的就是想形成良好循环的连锁反应！
（二）移植地名的弊端之处。按上所述，移植地名确实好处很多。有句名言道：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话不无道理。否则，移植地名现象绝不会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而依然出彩、经久不衰，指责它是风靡一时的命名方式显然苍白无力。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地名管理法规和业务规范来衡量，它们也不违反任何条款。从法理上讲，只要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这些命名行为就算不上违法违规，就不能制止、扼杀，应当允许它们继续被人们移植，谁也没有权力横加干涉。但是，笔者为何要抓住移植地名大做文章并竭力反对这种命名途径呢？主要基于下列考虑：
1、缺乏本土特色，地名文化空洞。移植地名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凸现本区域文化的特征和色彩。由于是错位移植，把本属于别家的东西硬往自己脸上“贴金”，表面看起来这些地名确实缤纷斑斓、诱人眼目，但实质是把本地最独特、最有影响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给掩盖了、抹煞了。地名移植的做法，明显属于东施效颦、“不当得利”，绝对不能推而广之。民政部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地名命名时应“反映当地人文或自然地理特征”。其实在沭阳县及沭城镇（县城）的路名上，能够表现当地灿烂文化的信息很多，她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前的春秋时期。沭阳县名的来历是因位于沭水之北而得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中就曾使用过“厚邱”、“建陵”、“阴平”、“下城”、“怀文”、“服武”等称谓。另外还有许多名胜古迹、杰出人物、历史事件、名篇佳作、诗词歌赋、典籍掌故、神话传说、奇花异草（沭阳享有“花卉之乡”美誉）、传统特产、民俗风情……，只有精心发掘这些文化资源，就能演化衍生出许多美妙绝伦、富有内涵的地名，与古老而又年轻的沭阳相映生辉，从而彰显其独具魅力的个性和特色，并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使人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记忆。真不明白，为何就不能使本土的地名文化扬一方之秀、展地域之采呢？
2、地名千篇一律，掩耳盗铃自慰。移植地名说到底就是“克隆地名”，这种竞相“克隆”地名造成的恶果是人们不管到了哪个城市，所耳闻目睹的地名均有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之感，这是笔者深以为憾和不能容忍的，我想当地群众也很难有认同感。真可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祖国的省市城镇、江河湖海誉贯古今、举世周知，具有很强的指位性和极高的知名度，尽管以往不少大中城市的道路都已移植过这些名称（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不便评说），然而目前一些新城区、开发区如仍在随波逐流、“移花接木”，就会显得过多过滥，造成地名脸谱化的局面、雷同化的弊端。况且这些新城区、开发区均离上述省市十分遥远，张冠李戴、死搬硬套之嫌不说，还很难体会出有什么合宜的成份。表面看起来很有气势，叫起来似乎也很动听，其实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命名效果。关键是它未能摆脱前人命名地名的思想窠臼，使用的仍是陈旧老套的命名方法，异曲不能同工，毫无创新之意，很难使人引发正确的联想、产生附和的共鸣，总感到与当地的实际名实不副。因此，错位移植地名是昨日黄花的命名手法，不宜倡导和推崇。否则，只能导致原“专利权”丧失殆尽，又使当地特色荡然无存。
3、攀附心理作祟，形式主义发难。应该讲，沭阳县在移植地名时的主观意愿和良苦用心都是好的，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想在本地路名上，打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制造一种史无前例的新鲜感，以此激发人们意气风发、勇于拼搏、追赶先进的信念和积极性，去攀登经济发展那永无止境的高峰，从这一点看移植地名并无过错。但是，作为专业地名管理人士的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能否完美结合，并不在于移植何种何类地名，关键在于对发展地方经济如何花气力、下功夫。如果移植地名真的能使当地经济加快腾飞、建设一日千里，那么我们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地名统统移植进来，不是一件唾手可得、易如反掌的事吗？我想这种表面文章千万做不得，效果一定适得其反、难成其愿。要想赶超经济发达地区，就应学习人家的发展思路、先进理念、管理机制、运作方式，出实招、办实事，而不是采用偷懒的方式去移植他人的地名，更不能把移植地名作为一种时尚强力实施、硬性推行，给人产生故意作秀的痕迹和树大招风的感觉。细想一下，这些富足地区的经济是靠移植别人地名成功的吗？莎士比亚说的好：玫瑰无论取什么名字，闻起来都是香的。如果自身发展缓慢，不能自强不息，企盼移植地名带来“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好运，就会成为他人戏謔为没有文化的笑柄！
我们应该明白，地名文化是城市形象的直观反映，地名文化的形成要靠智慧铸造、理性凝聚。依托厚重的历史，秉持时代的精神，新型地名文化就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创新、绵延、发展下去。读完这篇口无忌惮的拙作，对于移植地名的功过是非，想必有识之士已了然于胸了吧。打铁须得自身硬，只有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包括地名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才能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澎湃大潮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移植再多再好的地名也是白搭！
二00四年六月八日
备注：本论文发表于2004年第2期《行政区划与地名》、2004年第4期《中国方域》、200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报》。
字数：6300。
来源徐州地名网
http://dm.xz.gov.cn/news/news/view.asp?id=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