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徽班，并非专唱徽调（即二簧调），而是指由徽州商人投资组成的戏班而言。当时各地戏班进京，一是由于乾隆自十六年(1751)开始，曾 6次南巡，在江南发现有艺术精湛的昆腔演员,即命苏州织造选拔进宫,以备承应；二是为了庆祝万寿盛典，组班进京祝贺。徽班进北京，是属于后一种性质。它是扬州盐商江鹤亭（徽州籍）为了庆祝高宗（乾隆）八旬寿辰，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组织进京的由高朗亭率领的第一个徽班，名“三庆”。这个徽班在扬州时就以唱二簧调为主，并兼唱昆腔、吹腔、四平调、拨子以及罗罗、梆子各种腔调，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三庆班进京后，以其诸腔并奏和剧目内容多样化的两大优势，很快就压倒秦腔。秦腔受此打击，使得有些演员不得不脱离秦腔班而投入新兴的徽班以谋生计，结果就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其次，继三庆班接踵而来的徽班有四喜、春台、和春各班，合三庆班世称“四大徽班”。这一变化促使京师梨园面貌又迅速为之改观。道光八年(1828)张亨甫作的《金台残泪记》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京班旧多高腔(指京腔)，自魏长生来，始变梆子腔（指秦腔），尽为淫靡。然当时犹有保和文部专习□（昆）曲,今则梆子腔衰,□(昆)曲且变为乱弹（指二簧调）矣。”三庆徽班入京前，演出剧目虽有“花”、“雅”之别，而演员实早已花雅不分、昆乱兼演。据吴太初《燕兰小谱》记昆曲演员四喜官，“幼习梨园……有玉峰梁□丰度，虽兼唱乱弹，涉妖妍而无恶习”。又记吴大保说：“本习昆曲，与蜀伶彭万官同寓，因兼习乱弹。”都可说明乾隆中叶时，昆曲演员为迎合观众，也已不能严格遵守“花”、“雅”有别的旧规与秦腔合作。这时，徽班不仅继续保持扬州时期的诸腔并奏的传统演出，并且逐渐把北京秦腔的所有剧目也陆续学了过来（《金台残泪记》）。从此，在北京素为小市民喜爱的秦腔以及一向为宫廷和士大夫阶层所提倡的昆曲，遂都为徽班所据有，从而出现了“嘉庆以还，梨园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蜀伶无知名者”的现象（《长安看花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