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地域历史文化,从代国夫人到魏敏芝－－－－论察哈尔历史文化
作者：边塞亭栏 提交日期：2006-3-26 8:47:00
??赵氏孤儿，北方的几个大的地方戏种都有这一悲戚无比的历史剧目，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春秋时晋国佞臣屠岸贾诬陷赵盾，杀其满门。因搜遗孤赵武不得，下令如十日内不献出此儿，即将国中所有与赵武同庚的婴儿杀死。赵盾门客与公孙杵臼定计，以程子假冒赵武，藏于公孙家，并由程向屠出首，以取信于屠。屠果在公孙家搜出婴儿，遂将公孙与婴儿一同处死，从而保全了赵氏后代。及后赵武报仇。作为晋国政治权贵的赵氏一族被别人消灭与消灭别人是断难逃脱的政治宿命。当赵家实力坐大，到了赵简子时晋国内的政治环境以及整个周王朝内的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环境的相互倾轧更加凶险恶劣，当消灭别人才能保存自己的时候，一切卑鄙，阴险，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从政治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几乎又是合情合理的。
很难考证春秋时期的古代代国是否是周王朝正式分封的一方诸侯国，但就目前史学界多数人认可的古代代国乃是由东胡人建立的国家来看，古代代国无疑应该算是处于周王朝教化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地域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山西东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中南部的一部分。
代国与晋国相邻，更接近晋国贵族赵家控制的区域，代国由于其地形与气候的原因应该是个多养马及牲畜的国度，马作为战略资源，使牧养马匹的草场亦同属于战略资源，控制战略资源自然是坐大自己实力必备的，因而赵简子一直处心积虑的想吞并代国，只有吞并代国，获得代国马匹、草场这些战略资源才能使其在与晋国其他贵族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优势地位。因而赵简子在其离世前将自己疼爱的女儿嫁给了代国国王，而当自己离世时候，嘱咐继承他权利的赵襄子一定要吞并代国。从这里我们看出，阴谋的形成总是从出卖自己的亲人以及利益开始的。
在赵襄子为其父亲办理丧事的时候，他一边派人告诉自己的姐夫代国国君说要到夏屋山与他会盟，一边让其姐姐回赵家奔丧，也许是赵襄子不愿其姐看到自己当场杀死她的丈夫，所以便支开了其姐。赵襄子作为晋国最有势力的权贵要来代国与代国国君会盟那自然非常给代国面子，代国毕竟是小国。赵襄子带了自家家里最好的厨师准备了豪华盛宴在夏屋山款待其姐夫，代国的国君与大臣都被赵襄子虚假的热情迷惑了眼睛，也断想不到有这样的联姻会使赵襄子不顾亲缘关系而下毒手谋害，因而尽情的享受最后的和平，美酒一盏接着一盏，一个个都酩酊大罪，此时假装为厨师的赵襄子的武士开始尽情的杀戮，代国国君当场被铜壶击死，随行的人都被杀死，霎时间脑浆崩裂，鲜血横飞。由于代国王城内并不知国君被杀死，因而赵襄子率领兵卒很顺利的进入代国国都，于是代国从此灭亡。而此时代国夫人正在回晋国奔丧的路上，当其走到飞来峰下时，代夫人才从飞奔而来报信的随从口中得知赵襄子为占领代国土地而杀害了代王。面对尾追而来的弟弟，代夫人哭天号地，悲愤欲绝，言道：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随即拔下了头上的金笄，在山石上磨了几下，自杀身亡。当地百姓敬佩代夫人的忠烈肝胆，为永远纪念她，就在山下筑墓地埋葬了她。在山上修祠，供奉她的塑像。随后把飞来峰改叫磨笄山。后来，在代夫人墓和祠上常有雉鸡鸣叫飞舞，又把磨笄山改叫鸡鸣山了，鸡鸣山便在现今的张家口市区域内。
之所以要讲这段历史，本意是古代代国就其地域范围来讲，所从属的文明文化区域范围来讲正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缓冲之地，这块地域是文明冲突的频繁多发地区，而春秋时期的晋灭代国是有史考证的发生在此地区的第一次文明冲突，其后发生在这块地域上的历史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旨既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相互征服融合的历史衍变。
察哈尔是个从15世纪才出现的历史名词，为何要引用如此晚进的一个名词来融概一段贯穿两千多年在此地域文明冲突的历史发展情境呢，对此我要做这样一个解释，察哈尔曾经作为一个省级区域名词比较完整的从地域上囊括了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明冲突，亦由于察哈尔本身作为历史名词在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带有文明冲突的深刻的烙印，同时还由于察哈尔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并不遥远，从察哈尔这个名词出现以来其所代表的区域内文明冲突的历史事件在本区域两千多年的文明对立同化过程中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虽然察哈尔这一历史地域名词有着无法割断的非常清晰的蒙古族文明演进的历史烙印，但是此地区作为古代代国以至后来文明冲突在这一地区的历史衍变与察哈尔的曾经一段历史是融合的，且又是被人们深刻记忆的，所以有这样的代用。
关于察哈尔所指地区，专家学者们看法一致的是：察哈尔地区是指清代察哈尔八旗四牧游牧之所，当时南临长城，北接锡林郭勒盟，西面与归化土默特旗接壤，东与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毗邻，西北与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旗相接，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河北省西北地区。民国初年，设立察哈尔特别区，将原先隶属于直隶省口北道的宣化、怀来、赤城、蔚县等十县化归该区；1928年将察哈尔划为行省，省会是张家口市（另称张垣）。伪蒙疆自治政府时期又融扩了现在大同市所属的雁北地区，1952年，察哈尔省撤消，主要部分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划入北京市和河北省地区，察哈尔这个名词随历史的进程逐渐演化成为地域概念。同时察哈尔这一历史名词也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其背后有其文明文化的属性，正因为文化的相似性才能有一度的融合，即便现在分属不同的区域，由于该地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凝聚融合力，也致使察哈尔曾经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因素，而这一因素就表现为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察哈尔曾经所属范围的长城以北部分曾经是广阔的牧场，这里历来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草场，由于该地区接近400毫米降雨量线，因而该地区的草场能有充足的雨水，能生长最好的饲草。这里属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以及黄土高原的交叉缓冲地区，地势平缓、开阔，是草原民族南进到农耕文明区域的最好场所，因而是两大文明冲突形成的地理属性。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主要是在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发生的，从商周王朝与鬼方、猃狁的战争，到春秋战国诸侯和北狄诸族的关系，从秦国联合西戎、到汉朝抵御匈奴，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六镇起义、唐代安史之乱，从辽宋、宋金对峙、到元朝的大统一，从明蒙关系、到清朝入主中原，始终伴随着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脉，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前进的，而察哈尔地区正是两大文明冲突对抗的最激烈地区，就象一场下了几千年的锋面雨，冷暖两种不同属性的空气（文明）在这里时时刻刻交锋。
说起这一地区的文明不得不首先提到上古传说时期的黄帝与蚩尤的阪泉大战，阪泉大战的发生地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发生在本区域涿鹿县内，但是由于此一战争的发生时期的历史太过久远且多没有实物佐证，而且相关历史文献对战役发生地域有相互矛盾之处，因而阪泉大战是否发生在现今的涿鹿县便遭到很多置疑，民国后的许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不可能发生在黄帝与蚩尤集团的传统领地黄河流域以外的察哈尔南部山区，现今的历史学家也都认为阪泉大战的发生地应该在山西南部运城地区的解县，该县境内有盐池，古称阪泉，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
历史演进到周王朝的时候，原先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现在的长城沿线附近，而不论是先秦时期长城的修筑还是明王朝时期长城的修筑无不说明长城所形成的人为文明的分割线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泾渭分明的化分开来，两大文明在这一条弯弯曲曲的线上演绎丛林法则，演绎成王败寇，演绎征服与同化，演绎杀戮与贸易，演绎悲欢与离合。
早在周王朝时期，北方已经有多个草原民族的存在，即鬼方与猃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更多是胡人与狄人的记载。而在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基本上是匈奴的天下了，虽然在东部有乌桓、鲜卑等一些非匈奴人，但是这些民族也是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可是说当时是长城以外皆匈奴地域。《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鲜卑之俗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就生活习俗来说显然与农耕文明相异的。
秦统一六国后，察哈尔区域分别属于上谷郡、雁门、云中郡管辖，但是现在的坝上地区则是匈奴人控制的区域。此时的文明冲多发生在河套地区，由于秦国都城咸阳在河套地区之南，因而巩固此一地区的边防便造成了更多的双方的征战。到了汉朝由于匈奴势力与实力的不断增大，而且其南下进攻路线也多样化，从察哈尔区域南下掳掠的次数非常之多，因而两汉时期察哈尔地区的防务便成了汉朝的重中之重，守卫之臣也多是名将，比如李广，就曾经多年做为上谷郡太守，保卫北方屏障。在两汉文献中提到的汉朝军队从属于察哈尔区域的代郡与上谷出兵袭击匈奴的史料非常之多，这说明从汉代开始察哈尔区域在文明冲突的征战中的重要地位便凸显出来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两路大军北征匈奴，一路由李息率领出代郡向东吸引匈奴主力，一路由卫青率领出云中向西突然袭击匈奴右部。卫青领兵出云中之后，基本沿着黄河横扫千里，西至陇西。漠南之战取得空前胜利，败匈奴白羊、楼烦二部，斩俘匈奴七千多人，获马、牛、羊百余万，并且夺得战备意义十分重大的河套地区。汉武帝的积极打击政策在前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致使匈奴部族出现了分裂与分化，有效的保障了农耕地区的生产生活不受侵扰。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的漠南之战之后。这一年汉武帝进行全面动员，倾全国之力远征漠北，与匈奴决战。大将卫青率五万骑兵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卫青与大单于会战，斩首一万九千余级，单于败退，卫青至阗颜山和赵信城而还。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会战，斩首七万余级，左贤王败逃，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汉武帝发动的漠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匈奴左贤王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事后匈奴人大部分退出今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乌桓人被西汉南迁边塞沿区做屏障。这次战役之后匈奴人基本上在一段时间内退出了察哈尔区域，而在此区域内第一次由汉人做主导，也就是此区域内进行了第一次的民族融合与同化，乌桓人作为后来鲜卑人的传承民族在这一时期内受到汉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步由游牧向半游牧半耕种转换，而后来的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北魏王朝能全面汉化跟汉代发生在察哈尔区域的乌桓族受汉族的同化影响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匈奴在察哈尔地区势力的退却促成了该地区的第一次小范围的民族融合。《汉书·匈奴传》中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上书愿保从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请求，说明匈奴势力的衰弱。匈奴西迁后，察哈尔地区的文明冲突暂时平静了下来，短暂的和平为民族的融合同化创造了条件。
汉朝对战国与秦留下的长城的修缮与重建先是从河套地区开始的，汉朝文献中提到的应包含察哈尔地区的长城修缮是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之后开始的，《汉书·赵充国传》载，窥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遂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等史料证明修缮东段万里长城的时间，而东段长城必然要横跨察哈尔区域。汉长城是中原势力向外发展和农耕界线向北推移的具体表现之一。长城虽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但它不完全是中原王朝处在强大或优势，有力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以及能够建造、戍守长城的情况下修筑的。汉长城就是如此，它出现在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征伐匈奴，夺取匈奴故地漠南之后为了保卫新拓土地而建造的。而察哈尔地区残存的一些汉长城的遗迹说明此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文明冲突。长城的修建并非完全阻碍了文明的交流，南北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间断，表现出两种经济不可分割的关系。和平友好往来给各族人民带来经济文化上的发展繁荣，加深了民族间的情义和融合。战争虽然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交往形式，甚至战争期间汉匈双方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文化影响更为强烈，但这种交往是被迫和被动的交往，给汉匈双方带来巨大损失，对汉匈人民来讲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引起了民族间的隔阂。
东汉时期，东汉光武帝刘秀东征冀州割据势力，直到拿下代郡与上谷郡，控制了飞狐口这条关隘孔道，于公元前36年宣布登基。之后，下令杜茂、王霸二将军领兵治理飞狐口，修亭障，筑烽火台，把代地（蔚县）之地作为一道重要军事防线。这说明察哈尔区域的安定直接影响到东汉中原王朝的稳定。
三国时，建安二十八年（公元218年），曹操派子曹彰率兵北征乌桓。大军沿拒马河北上，穿越飞狐峪这道百里大峡谷，冲出飞狐口，越过代郡（蔚县）全境，直打到桑干河畔，一路把乌桓追击到汉长城以外，保障了代郡这道边陲的安宁
匈奴人在北方边地的影响与威胁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西晋末年已经有一定程度汉化的原臣服于汉朝的南匈奴部族在山西中南部地区再次聚集部众，在其首领刘渊的率领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个独立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建安二十一年（ 216年），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刘豹为左部师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刘豹死后，刘渊代为左部帅。西晋太康十年（ 289年），晋武帝司马炎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
刘渊自称是匈奴冒顿单于之后，《晋书·刘元海载记》载：“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永嘉二年（ 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国号为汉。以匈奴后裔为主体的北汉王朝曾经控制过察哈尔的南部地区，及现在的大同以及张家口的南部的古代国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