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委员建议三步走撤销地级市 代表提出省直管县 [复制链接]

撤销地级市，分三步实现“省管县”战略。昨天，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画院常务理事赵秀云提交提案建议。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尽快解禁县改市，县改市辖区、乡改镇。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则提出，加速试行省直管县的进程，改革后省管的各市县，除直辖市外，可按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等几个硬指标，制定政府机构人员的编制以及权限标准。

　　省直管县三步走

　　赵秀云介绍，据测算，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财政支出在5亿元左右，全国260个地级市、区算下来，就得1300亿。而且，由于市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多于合作。地级市的主要精力放在市区附近，并没有很好地带动县域经济。

　　赵秀云提出”省管县”的三步走战略，首先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在财政和审批体制上形成“兄弟”关系；第二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二者脱钩，直接由省直管县；第三步在一些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加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管理范围。昨天，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尽快解禁县改市，县改市辖区、乡改镇。

　　重划地方政府权限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也指出，现行的政府层次多，政令难以畅达，也抑制了各层级政府的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而减少行政层次乃是治本之策，加速试行“省直管县”应该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与赵秀云不同的是，周晓光建议：由省直管县（市）后，不要撤并市一级的级别，以保持这一级行政的稳定。同时，省管的各市县，除直辖市外，可按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等几个指标，分为大城市、中等市、县和县（市），并制定政府机构的编制和权限标准，以利实行。此外，对于一些多余的行政人员，可向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分流，也可在一省范围内余缺互补。

支持省直管县，但反对通过增加直辖市的办法来增加行政区的数量。我们现在要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不仅要对现有区划进行相对合理的重新划分，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原有区划格局中各行政区的不平等。如果中央一定要重视一些地区的发展的话，这些应该受重视的地区也应是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不应是较大中心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直辖市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直辖市的负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增设直辖市的办法调整区划只能使现行区划的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

我的方案虽然保留了现有直辖市的区划范围，但已经把它改名为“郡”，其意义也不再是国家重点发展的特权级城市，而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小区域省份”，目的就在于打破旧有的区划间的不平等，进而建立一种平等的区划关系。

省下的市辖区还是否辖乡镇？如果还辖乡镇的话，真正的层级没有缩减。

以下是引用环球旅客在2006-3-11 11:53:54的发言：

省下的市辖区还是否辖乡镇？如果还辖乡镇的话，真正的层级没有缩减。

不要光想减层次,要考虑改革成本.你撤了乡镇那么还要把区分小,成本很大啊.

以下是引用环球旅客在2006-3-11 11:53:54的发言：

省下的市辖区还是否辖乡镇？如果还辖乡镇的话，真正的层级没有缩减。

不妨，大城市（比如市辖区总人口200万以上的），可以保留区的建制，但改成市的派出机构。200万以下的，撤销区一级，由市直辖乡镇、街道。

缩省，省直管县，这是趋势

赵春兴真是垃圾，还“县改区”！

改什么都是瞎搞,东北大学校长说的好,改革不一定非要慢慢来.直接划小省多好,反正人们早已习惯接受领导的支配,搞个中间步骤有毛用,许多地方本来是很有认同感的,被划小之后人们之间会出现隔阂,比如重庆和四川,委员真他吗的能吹啊,中国人就这个毛病,想干什么就把什么吹上天,等到问题出现时就来回推委,所以我支持直接实施分化大省成立小省的政策,反对省辖县.

赞同：1、分化大省成立小省（60个左右）；

2、以大城市为核心建立新的省（或自治区）；

3、省直管县；

4、原则上要“富”带“穷”、“中心”带“边远”。

中国人大代表有个屁用

省綫直轄在民國的時候試行過，結果發現一個省直接管轄那麽多縣，管理不過來，又重新設立了中間層級。

那是因为时局不稳，有剿共的需要，大凡时局不稳的时候，总是要加强控制的，所以层级增加很正常。

以下是引用QQme在2006-3-30 18:27:22的发言：
那是因为时局不稳，有剿共的需要，大凡时局不稳的时候，总是要加强控制的，所以层级增加很正常。

就是在時局穩定的江浙(老蔣的根據地)，也是一樣的。

这不是很容易理解么，最早的时候行政督察区好像是出现在江西，后来没多久全国就普及了。就像现在的地级市，开始市管县的市都是很强的，也有实力，但后来就乱来了。要知道权力如果没有制约就会不断扩张。难道能指望法治不完善民国初期能有什么好的对应之策？

民國時期對權力制衡的程度要比現在高得多。

省－－－郡－－区乡镇（目前的一些地级市的市区加郊区）　

　　　　县－－乡镇　　　　　

　　　　市－－区（特区＼省会＼副省级市为市）

都－－　县－－乡镇　　　　　

　　　　市－－区　　（如市区为北京市，市都两个牌子，一套人马）

■访谈动机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这无疑会重新凝聚起人们对财政“省管县”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操作的兴趣。
　　当初“市管县”的初衷，是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对附近落后县乡产生辐射效应。但是一种“市刮县”的说法，向人们传递更多的是：“市”在行政权截留、以县养市、束缚基层经济管理空间等方面的种种弊端。
　　“省管县”改革同样衍生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这项改革天然地适合浙江这种省域面积不大，县域经济发达的地方，而新疆、西藏这种面积大，通讯交通欠发达，而且基层经济落后的地方，省直管县的难度就会很大。此外，省管县是政策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县域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凡此种种，都期待解答。
　　“省管县障碍在市级不放权”
　　人大代表、省市县官员、行政管理专家接受本报采访谈省管县改革
　　“省管县”消解“政权截留”
　　●“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新京报：目前全国已有省份试行财政“省管县”，你如何看待“省管县”改革？
　　李钟熙：“省管县”是很好的制度，我当了9年县长，经历了“省管县”的变化过程，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长白县是从去年转为“省管县”的，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高了。
　　目前，在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县经济”处于劣势，“省管县”可以调动县城的主动性、积极性。绝大多数县城都在城乡接合部，“向上”影响城市，向下影响乡村，所以，“县经济”发展起来了，不论对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利的。但是，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汪玉凯：我是赞成这项改革的。早在1982年，我们当时的改革是实行“市管县”。过去一个中心城市有两个政权，比如苏州市，既有苏州市管几个区，还有一个苏州行署，它是江苏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苏州市周围几个县。后来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把地区行署撤销，让中心城市把周围的县管起来，实行市管县。
　　现在除少数民族地方还保留有自治州和地区行署外，绝大地方都没有了。
　　“市管县”有它有益的一面，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一个就是省不能直接管县，中间有市，而市不像过去的地区行署，因为地区行署是省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现在的市都有人大，是一级政权，这样市就把整个县管起来了。省的各种政令只能下到市，通过市再到县，县再到乡镇。多增加了市一级政权，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市就把大量的政权截留了，包括经济上等各个方面的，很多资源就到不了下面了。
　　刘永忠：目前在财政上“省管县”还只是搞了几个试点。但这个只是经济上的，与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是两码事。
　　新京报：县的经济管理权受到限制，市级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主要城市的建设中，也就是俗称的“市压县”、“市刮县”，你认同这种说法对吗？
　　李钟熙：这种说法不确切，没有解释清楚县城跟城市的关系。有“市压县”、“市刮县”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过去的“剪刀差”，就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现在没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一些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与城里人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比如医疗、养老。而且即使不进城，农民的待遇也不能跟城市相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几百元钱，这是一些地区农民的全年最低生活保障费。因此，一些农民现在还认为“市压县”、“市刮县”。
　　新京报：既然东部省份推行“省管县”，激活了县城的增长潜力，陕西今年是否会采取这个模式？
　　陈德铭：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陕西今年会推行一些改革放权试点。这些“试点县城”将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程序上，有更多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试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拥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有的县城年收入仅几百万，很多事情都依靠省市的转移支付，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推行“省管县”，更不可能成为放权试点。
　　省情不同改革难度不一
　　●“有的省面积很大，省管那么多县，恐怕很有难度；过去管理体系有惯性。”
　　新京报：当前推行省管县，最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刘永忠：如果在中国要实行这种中央到省再到县的三级行政体制，相对很难。因为中国土地很大，各个省面积也很大。一个省要管那么多的县，恐怕很有难度。但主要还是看这个省的经济实力，你自己带动的话，你要看你的马力有多大，能不能拉动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县。但在经济发达地址，像我们江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汪玉凯：要发挥县的作用，必须调整县、市、省三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我觉得主要障碍还是在地级市，它肯定是不愿意放弃对县的管理权的。此外，这个改革措施，肯定比较适合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区域比较小的地方实施，像新疆、西藏的行政区域面积非常大，省直接管肯定存在困难，而江苏、浙江实行就容易很多。因此，这种做法绝对不能“一刀切”地推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陈德铭：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工业化水平低，起步晚，农村贫穷面大。目前还有近600万贫困人口。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跟苏州没有可比性。陕西应该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模式，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文化资源。
　　李钟熙：障碍主要是过去管理体系的惯性，而且市级、县级管理权限划分有盲区。比如同一个会，有时候会开两次，市里一次，省里一次。
　　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
　　●“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
　　新京报：目前试行的是财政“省管县”，你认为有无可能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
　　汪玉凯：现在全国有4百多个地级市，2千多个县，加上县级市大概有2700多个县。县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我认为，从财政上的省管县发展为行政上的省管县，是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否则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
　　刘永忠：对于行政“省管县”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成熟的想法，而且也没有搞过试点，所以还不好讲。
　　李钟熙：财政“省管县”首先是缩减了行政环节，节约了成本；（县）有了固定资产投资等财政项目的自主权。从2003年开始，长白县开始办一个投资额2000多万的人参加工项目，两年进展不大。去年转为“省管县”，一年之内，厂房、设备都办完了。
　　我认为，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这是大势所趋。“市管县”的意图应该是城市带动县城发展，但是，有的城市没有这个带动能力。如果中心城市经济很发达，比如那些沿海城市，这个问题不明显。但是，如果中心城市欠发达、很落后，这个问题就很突出。整理县资源，“支援”市资源，这个思路不现实。县城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环节，应该注重县城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和乡村。
　　新京报：那么，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汪玉凯：我觉得光靠“省管县”这项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还要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就是将来把省的建制划小，管辖的区域划小，因为省太大的话，直接管县是有问题的。省的区域划小，人口划小，像海南那样，就容易更好的实现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可以多设一些省，现在民政部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举措，是需要人大立法改革的，是单纯政府解决不了的，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改革可以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改革创造条件。

委员建议三步走撤销地级市 代表提出省直管县


【来源：羊城晚报】 回到专题：2006全国两会报道 本报北京消息 特派记者尹安学、李宜航、崔朝阳、余姝、严丽梅报道：地级市该不该撤销？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取消地级市的消息传出后，在“两会”上引起关注。多位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撤销地级市是大势所趋。 　　昨晚，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宪法》没有地级市这个行政层级，说严重一点，现存的地级市有违宪的嫌疑。他说，地级市的存在增加了行政成本，让省里的精神特别是财政支持不能很好地贯彻到县，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对我国的行政区划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千百年来，中国的发展要靠“强县”，但现在地级市将过多的精力用于辖区内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抽辖县的‘血’，这是地级市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陈万志说，国内有地方已经将地级市取消，具体办法是：直辖市直接管县，地级市变为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原属地级市的“区”，变为开发区；县为副厅级。　　陈万志说，现在看来，撤销地级市最大的压力来自行政机构的精简，“这正是需要改革的原因，需要地方领导人拿出改革的勇气，真正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有专家更指出，现在成立的一些地级市，已不再是一个城市型行政区，而是一个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区域型行政区。大量所谓“市民”在从事农业，非农业人口比率偏低。这种所谓的城市，实质仍然是一个农业功能或至少是半农业功能的超级“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地级市管县局面该如何破解？全国政协委员赵秀云建议采取“两步走”战略———　　第一步，赋予这些地级市辖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在财政体制和审批体制上，县（市）与地级市从上下级关系，变成一定程度的“兄弟关系”；　　第二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实现县市和所在的地级市“脱钩”，直接由省直管县。在继续保留地级市行政级别不变的基础上，将地级市逐渐减少，人员逐步分流，最终实现“市区”一体化，地级市行政机构与原所辖城区合并，地级市这一行政层级逐步消失。

关于节省费用的说法不敢苟同

改革不一定非要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