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行政区划的设置中，直隶州起于元朝，本来宋代时路下设府、州，元代则将州分为直隶州和散州，直隶州与路、府并列，以加强对这些区域的行政控制能力。明沿元制，直隶州上隶于京师或省（布政使司），地位同府，散州则隶属于府。清代直隶州与府平级，隶属于省，下辖数县，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福建龙岩县为直隶州，辖漳平、宁洋二县。同年，升永春县为直隶州，割泉州府之德化、延平府之大田属之，治永春。雍正提升这两个地方的行政级别，包含了对明代以来二地区仍存在的行政薄弱状况的纠偏，也体现了清王朝对福建边防的进一步重视与应对。
一、龙岩州的设立
郑氏集团在构建自己的海上帝国时，曾与明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相互争夺状态1。郑氏集团以泉漳汀州为腹地，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泉漳汀地区的社会经济与郑氏集团的兴衰也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在长期的相互争夺中，泉漳汀地区社会动荡，山贼、盗匪等各种反抗势力此起彼伏。据乾隆《龙岩州志》的记载：
崇祯九年十月，贼首和尚仔掠漳平永福邓家坊，知县高光映督乡兵讨平之。
十年七月，山寇张维新、林覆等流劫龙岩大池、大吉，知县邓藩锡计擒之。
十六年，宁洋贼梁三兄弟肆行劫掠，知县陈良言获其妻。梁三啸聚攻县要释，良言斩其妻首掷城下，率乡勇追剿之，遂溃散。
国朝顺治元年（自元年至三年，江南福王、福建唐王相继自立，尚未归顺）春，平和贼梁良等万余寇龙岩、漳平，焚掠无数。
是年八月，广寇掠龙岩赤水、大池等处，知县董汝昌督兵追至华家亭而逸。
是年，宁洋庠生廖淡修聚众蹂躏龙岩、漳平、宁洋间，知府金丽泽、参将颜荣率兵，合漳平知县张重任击之，斩淡修于西埔营。
二年，广寇由永定掠龙岩。
三年四月，龙岩土寇黄德纯、吴宛遂等集众万余攻城，漳郡参将颜荣提兵驰援，总兵洪政继至，合兵大破之，斩宛遂。
是年，大师入闽，分遣别将略定旁郡。九月十六日，由大田抵漳平，屯东坑口，次日，即由永福入漳郡，诸县各以次归附。
四年正月，广贼袭龙岩，盛寒，夜迷道，城中觉之，贼知有备，遂遁。
是年二月，明遗弁陈国祚攻漳平，知县戴真学请援，郡千总王玉至，直突其营，射杀国祚，众溃。
是年八月，漳平贼陈大衮寇县，防将张奇、卢泗、顾雍击杀之。
五年四月，永春庠生杨为黻借名倡义，合贼伙林俊、虎皮郑等数万人攻漳平，屯于后葛。防将张奇、卢泗、顾雍进攻其营，伏发，皆被杀。知县戴真学密书请援，郡镇遣赫文兴、王玉、高树标救之，贼遁。
是年五月，连城贼犯龙岩，镇标李芳率兵赴援，击走之。又防将曾庆寻引广寇，伪称永宁王，据龙岩以叛。
是月，贼首王镐、赖雄、张文等万余人攻漳平。六月，贼乘夜袭城，知县戴真学见势不支，刃其妻，死之。教谕刘泰阳越城，溺水死。防将陈治龙奔漳，按律坐斩。
是年，有男子伪称益藩，以贼王镐、张文等万余人围宁洋六阅月，粮尽援绝，城遂陷，囚知县张天麒。
六年正月，副总兵王信领兵复龙岩，曾庆等遁。
是年二月，副总兵王邦俊督兵进剿王镐等，复漳平、宁洋。
是年十月，广寇犯龙岩，防将王信击败之。
十年十二月，土寇邓和尚破龙岩苏坂，据其寨。知县王有容请汀总镇王振字遣将来援。有容督防兵乡勇剿之，斩馘甚众，贼弃寨遁。
十一年正月，有抚寇之议。郑成功遣其党分散各邑，沿乡派饷，凡数月，岩、平、宁皆罹其害。
十二年三月，漳平县防将谢衡潜通贼，知县师若玮势逼宵遁。贼入城，恶衡反覆，杀之。四月汀州兵至，贼奔而城复。（时米大涌贵，饥死者不计其数）。
是年，山寇郑鹏破宁洋，焚劫，知县曹耿源寻抚之。
十三年，宁洋渠寇林胜等据乌锥寨，（乌锥在瑞峰水南，寨险壁立，人迹罕到。）知县萧亮进剿，寻就抚。
十四年，抚寇郑鹏、郑鹄复叛，据宁洋马山。又土寇温魁据王城、城口。宁洋知县萧亮俱平之。
十五年，宁洋积寇黄邹据长安，窝藏渠寇张耀华，啸党劫杀。知县萧亮计诱黄邹，擒之。耀华惧，就抚。
十六年，宁洋朱文英、张振、王宾与郑鼎、卢鹧鸪等群丑播虐，知县萧亮迭用剿抚，先后授首。
十七年，渠魁李月高啸党千余，流劫宁洋，出没四境，聚散无常。知县萧亮请漳、泉、延，汀各镇官兵环攻擒戮之。
十八年，逆丑黄盛车、郑惟荣、李玉瑞等劫杀宁洋。知县萧亮授计林胜带领丁壮往剿，斩黄，平郑，李玉瑞窜于延就抚。2
在《龙岩州志》的记载中，明崇祯九年（1636年）之前地方的最后一次动乱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然后是长达近八十年的地方安靖的时期，而崇祯年间龙岩、漳平、宁洋的动乱并没有导致县城陷落。明亡至顺治三年（1646年）的四年时间里，地方动乱不已，但三县县城仍控制在隆武政权手中。顺治三年，清军控制了三县，而之后的日子里仅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宁洋县有三次短暂地陷于地方山寇武装或郑成功军事力量的手中，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里，清军控制住了三县的县城，并利用山区作为对沿海作战的后勤基地。
《龙岩州志》记载：
王有容，字自牧，麻城人。性倜傥，有济变才。初任安化令。顺治九年，避籍改知龙岩。时海寇围郡城初解，海澄未下，大师云集，一日郡下牒，征岩随征夫千七百名。有容补牍力争，得减三分之二。复请以牛代夫，悉报可，军需亦得从减。因乘暇增城浚濠，储粮置械。十一年冬，寇再至，漳郡失守，岩孤城无援，有容乞师汀、赣，得千人，与士民沥血撄城固守。明年春，寇拥众数万薄城。有容调兵据胜地，屡挫其锋，三日解围去。邑得保全，有容之力也。3
这则史料说明了九龙江上游三县对于清廷与沿海作战的重要作用。
而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起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年间，龙岩、漳平、宁洋的地方社会再度陷入战争中。《龙岩州志》载：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反，传檄至漳，郡邑各望风降附。
是年九月，郑经遣将蔡龙攻宁洋，知县常禧协防永安，游击梁起凤、防守王邦富统兵拒于赤漈隔，败之。既而，海兵复四集，官兵退，撄城拒守，海兵攻围日急，王邦富烧青云桥及城外民居，常禧、梁起凤遁走，永安城破。
十六年二月，大兵至漳，始复之。
十七年六月，漳浦白头贼蔡寅寇漳平，城陷。知县高登联奔龙岩求援，贼入据之。
是年七月，白头贼寇宁洋，知县陈运泰击走之。
是年八月十三日，喇将军统骑万余，自广抵泉，道径漳平，贼惧出降，复之。4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后，清军重新获得了对三县的控制权。从上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县域受到的军事行动有来自泉州府山区永春等地山寇的侵扰，也有由永定等地过来的饶贼和广寇，更主要的是地方自己的寇乱集团。郑氏海上力量在利用顺治朝和谈的时机和三藩之乱时，短暂控制过该地。最后的威胁来自三藩之乱期间漳浦有名的白头贼。而康熙十七年后清军控制住这一区域，同时在沿海战场也取得了有利的态势，对于清统治者来说，对龙岩地方之于漳州沿海的军事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
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清朝中央对福建地区采取休养生息的策略，较多依靠收复台湾的功臣如施琅和蓝理等人对漳泉沿海地区予以控制。而康熙朝剩下的时间里，对福建地方基本采取怀柔感化的做法，行政区划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调整。而在收复台湾之后，漳州沿海社会每隔数年就有一些动乱，集中于漳浦、诏安、平和数县。如《漳州府志》记载：
二十四年六月三十夜，贼伙林恩、陈妈等十余人，谋袭漳城不果。事泄，驻防总兵官金世荣悉杖杀之。
三十年三月，奸民林姐谋袭漳城，事觉，姐逃之管溪。左营游击张继良率兵掩捕，合管溪汛兵击之，姐被擒，斩于市。
三十六年四月，诏安贼吕扁聚党于平和白叶渠。渠深险，为广东大埔县山联界。数日间，众至七百余人，劫掠渐逼县城。时居民俱依乡堡为固，贼无所得食。间道夜趋南靖之山城墟，会阻雨。既至天已明，贼争夺食。汛防千总曾高捷击走之，转遁平和高漈。约正吴元臣纠乡壮击杀贼百余人，生擒者数十，枭吕扁，余党俱散。
三十七年七月，贼首钟平鼻，吕扁党也。是年，平和有更丈粮之议，人情汹汹。知县奔郡城。平鼻潜结群盗营大丰社，距邑三十里，约期劫县而自为内应。与弟钟二乘间登城伺探，为营兵所执杀之。邑乡壮夜薄贼营，知平鼻既诛，皆溃。
四十一年夏，漳浦贼首曾睦聚党百余人于七星洞，官兵往捕，遁入灶山，走平和山中，竖旗集众，谋再至浦。知县陈汝咸以间谍诱睦入浦界，伏乡壮掩击，生擒睦，杖杀之，余党悉散。5
虽然这些地方动乱都被镇压了下去，实际上康熙采用的怀柔政策并没有完全平定漳州沿海地方的反叛力量。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发生朱一贵叛乱。这一叛乱也影响了漳州沿海社会。“六十年四月，台湾作乱，郡城戒严，居民逃窜，仅存绅士。众扶老携幼，有司莫能禁止，各乡寨堡皆增筑。”6
而同时漳州山区的龙岩、漳平、宁洋三县，在康熙末年也出现动乱的苗头。乾隆《龙岩州志》纪录：“（康熙）四十六年八月，漳平土寇陈首魁作乱，知府赵完璧招降之。四十九年十一月，漳平土寇陈五显劫掠，捕诛之。”7这样的局面，在雍正皇帝即位后予以重视，并在地方政区调整中体现出来。
康熙年间重用福建籍的文官如安溪李光地等，朝廷对福建的地方内情还是明了的。同时漳浦的蔡世远出于李光地门下，长期在漳州地方居住，设立族规、置祭田、立乡约，居乡二十余年，而宗族中三百余家，远离诉讼，风气醇正。而漳浦蔡氏一族，连续出现科举等第者，成为漳州地方有名的科举宗族。
而雍正帝登基后一改康熙年间比较无为的统治手法，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控制。雍正七年（1729年），以漳、泉自海疆宁靖后，福建文武官员因军功骤致通显，子弟骄悍无所畏惧，危害地方，诏在漳浦地方居乡的蔡世远与福建籍贯的京官共同参议，讨论在福建地方设立观风整俗使一事。雍正帝因雍正六年（1728年），福建学政程元章上奏，称福建泉、漳风俗未醇厚，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事，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使，防范化导，于风俗人心有益。8后经蔡世远等人复奏，请予照办，于雍正七年，以刘师恕充任福建观风整俗使，加强福建吏治、民风的监察机制。但很快地方的观风整俗使因职权不明，容易越出职权，与地方官常常发生冲突，而无法真正有效管理地方，所以该职务仅在雍正末年昙花一现于福建，刘师恕很快转任吏部侍郎。而在雍正朝改变对福建地方施政手段的时候，雍正朝别具特色的升级直隶州的统治手法也运用于福建地方，而且选择了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特别严重的漳州和泉州的山区加以升级。
清代的直隶州制度是继承了明代直隶州制度又有所发展，而到雍正朝时期直隶州的升格成为一种潮流。根据日本学者真水康树的研究，明代全国共有21个直隶州，清代至康熙朝结束基本没有新设的直隶州，沿袭了明代21个直隶州的体制。但雍正朝短短13年时间内，新增直隶州达70个。在清代，有的散州升为直隶州，有的直隶州升为府，行政制度在各个层级之间频繁地升降。可以说在总共五百多年的明清历史当中，仅仅十三年的雍正年间在地方管制方面进行的改革规模最大。9而这一时期，福建省级政区内新设了龙岩、永春两个直隶州，福宁直隶州升格为福宁府。
福建政区的改府升州的动议，始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和福建廵抚赵国麟的上奏：
又闽省下游，泉、漳二府，俗悍民刁，健讼好斗，所辖地方太广，实有鞭长不及之处。应各设直隶州，互相分理。内有泉属之永春县，接连兴、延、漳三郡，奸宄易于透越，重冈复岭离府甚远，西北至徳化仅三十里，西南至大田一百一十里，应以永春县改为直隶州，以徳化、大田二县归其管辖。再漳州府所辖龙岩县，上接汀州，下通延、建，距漳州府竟有三百余里，一切公事，呼应维艰。查龙岩东至漳平，西至宁洋，各七十里。应以龙岩县改为直隶州，以漳平、宁洋二县就近归其管辖，均于地方，实有禆益等语。臣等查福宁州实属边海要区，为全闽屏障，应请改设知府，添设附郭一县，以隆体制，以専职守。至双溪地方，系古田县要隘之区，四面环山，毎致藏奸聚匪，应设县治以弹压化诲。至永春、龙岩二邑，议改为州，均系因地制宜等，非敢草率更张，因再四斟酌，实于地方有禆，其添改府州县应需、佐杂等官及各紧要村镇移驻改设之处，容臣等斟酌附疏题请。惟是臣等知识浅短，是否可行，不敢冒昧，具题合先具折奏。10上溯明代的历史，明中叶以来新设的漳平县、宁洋县的确立，成为雍正时期设立龙岩州的基础。再经过明末清初的地方动乱及平息，漳州府属十县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同时地方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漳州府是作为闽粤交界的区域，地域广大，属县过多，并沿着不同的河流在府内部形成不同的经济及市场区域，分别统治成为官方的一种策略选择。而明中叶郭造卿在《闽中经略议》中就指出了福建闽中延平、汀州、漳州、泉州的山区属县与沿海地方在交通和管理上存在的漏洞。郭造卿说：以地理较之。沿海州县。通潮汐者六县。而抵大海十五县耳。尚有重岩叠嶂者三十七县。为盗贼穴窟者何乃遣之乎。然诸县属之南赣军门。建邵延三府及福兴漳泉山县。皆当居中绾毂而四哨应然后可也。……夫均闽海也。而漳潮多寇者。为私通多而向道熟救援便耳。故南粤甚多。而闽漳亦多。泉次之。其北邑恵安而上。非为卤掠不徒之矣。故惟梅洲云霄月港海沧桑屿刘店及同安晋江二三海堧也。玺书镇漳亦为此耳。今安边馆又开番市。匪军门镇之。如戎心叵测何。但镇漳则反侧不安。是急而之海也。居会城则此去远。而彼无忌矣。惟居泉弹压此辈。其势易于搜捕。且令会城迤南。不敢睥睨焉。宜为镇者五。海上难以里度。惟视风之顺遂。若沿海之陆。其程可计。省城南行六驿至泉。漳城北上至泉凡五驿。则其道理稍均。可通上下羽檄。而左右策应。不至于后时。宜为镇者六。夫上下各云四郡。在山海分言也。其实建连福州。汀连漳州。而邵延居兴泉之直北。即汀为闽西极边。泉至其界五百五十里。若汀至福州则千余里也。故其由水至延平又陆抵泉四百里。其由漳至者陆路七百余里耳。建由东溪下邵。由西溪下皆会于延而入泉。泉属德化。西至延界二百余里。北至福之永福二百余里。即福虽隔府。而其西北古田闽清。皆可由永福入泉。非惟漳泉便。而福建邵汀延盖无不便也。宜为镇者七。闽驿详于通衢。而深山茂林独少。是以官吏罕至。而奸宄逋亡。沙龙邓寇猖獗至炽坐此耳。江漳初设兵备。诸臣经画通道置驿。故其盗区渐弭。自省城而下。江峡涛险。宋初。泉人避之。于北门而往。有驿二三。夙龙溪入福。此其故道可攻也。倘军门移镇而寻故迹于大田徳化置驿。则山路四达。可无盗贼忧矣。宜为镇者八。11
从郭造卿的建议可以看出，明人已经觉得闽中山区地域广大，易为盗薮。而控制山区以遏制沿海形势的关键在遏制福宁州与福州会城之间的山区，及控制泉州府和延平府相邻近的大田、德化及漳州府属邻近的龙岩等处以控制漳泉沿海。郭造卿的建议在明代没有落实，但应深刻影响了雍正末年福建主政者的思路。在雍正朝中央已经制定决策用直隶州模式加强对地方管理的大背景下，福建总督郝玉麟和福建巡抚赵国麟顺应明代地方士人的诉求，将福宁州升格为府，这一具体的主张几乎全盘照搬了郭造卿在《闽中分处郡县议》中的主张。而改划了延平府大田加上泉州府毗邻山区县德化、永春为永春州和将漳州九龙江上游的龙岩、漳平、宁洋三县改为龙岩州，则是当时福建主政者在新形势下根据中央的大政而作出的举措。
而在升格龙岩州与永春州的具体施政行为上，漳、泉府县一级的官员首先提出具体的建议。如雍正十年（1732年）龙岩县知县庄年根据上司的授意考察地方形势并提出升格龙岩州的具体建议：
查得漳郡统辖十县，俱系山海要区，民刁俗悍，奸宄易生，离郡稍远者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兹蒙上宪议分直隶州领辖，实属美举。又蒙宪檄以漳平距府尚近，龙岩距府更远，应否将漳平改州，抑或改龙岩为州，饬令查议，敢不悉心勘议，以为万世良图。
切卑职蒙委署篆，岩、平二邑三至，其地形势源流，素所熟悉。查龙岩一县，在郡之北，西接汀州，东通延、建，向为要镇古邑。自前朝成化七年，割居仁、永福等五里为漳平县，至隆庆元年又割集贤里五图为宁洋县。是平、宁二邑原为岩邑附庸，而距郡惟岩独远。若将龙岩改州，与汀、漳二府犄角相持，而距平、宁二邑界各仅七十里，又为两邑适中之处。一切解审案件、察盘钱粮，均属至便。则就地位形势而论，宜以岩邑改州也。12
从上引史料中可以看到升格直隶州要有地方县官首先勘察形势，并确立几个属县中哪个作为州治所在。庄年认为从地理及历史沿革和发展程度来说，应该以龙岩为州治，而最终福建总督及巡抚也肯定了这一主张。
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五月，在地方及中央的决策下，龙岩州确立为新的政区体制。“辛卯。吏部等衙门议覆福建总督郝玉麟疏奏酌核海疆情形，增改府州县治事宜。……一、泉州漳州二府，俗悍民刁，地方太广，请各设直隶州分理。泉属之永春县改为直隶永春州，隶以德化、大田二县；漳属之龙岩县改为直隶龙岩州，隶以漳平、宁洋二县。”13
二、永春州的设立
自明代建立以来，泉州府属的山区毗邻安溪、永春、德化和延平府大田等数县，在社会经济及军事防御上存在很强的联动关系，这一区域是连接漳泉沿海与闽江流域经济区的过渡地带。前引郭造卿的建议也重视对大田及德化在交通及军事上的控制。明代这一区域存在比较严重的山寇倡乱，我们参考永春、德化、安溪、大田四县的州县志，将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寇乱情况梳理如下。
明中叶邓茂七之乱时，该区域的动乱情形为：
永春县：“明正统十四年，沙县邓茂七遣陈敬德等焚掠永春，攻陷德化城。永春覆鼎民郭荣六屡败之，乃遁。”14
德化：陈敬德攻破德化后，“结寨山谷。出寇永春，复分寇诸县，远近望风降附”15。
安溪：“明正统十四年沙寇邓茂七作乱，分党掠泉州境，安民被害。”16
而大田当时未设县，仍属于尤溪。当地有蒋伯良等人率领乡兵组织参加剿灭邓茂七的战斗。史载：“蒋伯良，四十五都人。……正统戊辰，沙寇邓茂七乱闽，八郡骇然骚动。时宁阳侯屯尤溪，伯良率子弟兵应募。所至克捷，以功授镇抚，累擢至建宁指挥同知。伯良短小剽悍，多机智，治军严刁斗、信赏罚。姊子犯法，挥泪斩之。遇敌必先据险，战则设伏邀击以取胜，故所至多成功。”17
而永春的郭荣六领导的乡兵组织则是这一区域最有效对付邓茂七之乱的民间武装。《永春州志》中记载郭荣六事件的始末：
郭荣六：永春人。……正统末，四方寇发，尤麟儿聘荣六，教子弟乡人以攻刺之法。沙寇邓茂七起，麟儿率众筑寨，守于白鹤山。陈敬德来寇，荣六引精兵，逆于小尤中，大败贼。荣六被寇流矢，舆归。贼闻其死，复攻之。荣六裹疮督战，贼大骇，引去，是年八月，贼众数千扎小姑。荣六计曰：“贼众我寡，当以智胜。”陈官兵钉岭东，身引兵从西北疾走，穿贼中，出钉岭，与官兵合，伺贼至半岭，反兵向之。岭窄，陈弗能列。荣六号众曰：“机在是矣！”乃引兵渡小坑，直趋岭下。贼逆击，荣六佯败走，贼逐之。至钉岭桥，荣六反兵逆击，官兵从之，皆殊死战，贼尽歼焉。复攻破贼垒于南安上塔，前后凡十八战，皆捷。贼敛兵，不敢犯永春。18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明中叶时期的邓茂七之乱，由延平府蔓延于泉州府全区域，是经过泉州府这几个山区县份进而攻打沿海的。而泉州山区宗族力量较大，形成了对付山寇的宗族乡兵组织。其中最有力的是永春的郭荣六。
弘治年间，这一区域受到了漳平贼温文进的寇乱。《永春州志》记载两地受影响在弘治五年间：“弘治五年，漳平盗温文进陷安溪，分掠永春、德化。副使司马垔讨平之。”19而《安溪县志》记载安溪县城被温文进攻破在弘治四年。“弘治四年，漳平盗温文进寇安溪，攻陷县治，副使司马垔督兵平之。”20
温文进应该在弘治四年（1491年）攻陷安溪县城，五年流劫永春和德化。而永春郭荣六之子郭景二率领乡兵，抗御了温文进之乱。史载：“郭景二，荣六子。弘治间，漳寇温文进起，景二遏寇白芒坑。”21当时还属于漳平后属于大田地方的陈仲启参与了平乱。“斌三子仲启，弘治间，檄讨温文进，捐资募兵，所至克捷，骁勇有父风。”22这说明地方防御寇乱必须依靠乡兵组织，而这些乡兵组织往往跟宗族组织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德年间，随着明代保甲制度的破坏和沿海海外贸易的兴起，这一区域首次出现了由外省前来骚扰的盗寇集团。“正德元年，广东盗入闽，人不满九十。官不能御，长驱直入，自南靖、长泰、安溪至永春、德化，剽掠而去。”23而这次寇乱中，永春郭景两次大破乱贼，但自己也战死了。“正德初，流贼至，景二率轻兵逆之上畲，大杀贼，乘胜深入。后援弗至，遂战没，从死者十二人。”24安溪在正德年间被这股广寇剽掠甚惨。“正德元年，广东寇始入漳、泉；二年寇复至。正德三年，广东盗至安溪，焚掠地方，势甚猖獗。正德五年，广东盗复至安溪村落，屯聚数日，劫掠甚惨。”而正德九年（1514年），汀漳寇大掠安溪和德化。“正德九年，汀漳剧盗劫掠安溪乡村，居民尽迁山谷。”25“九年，汀漳盗流入永春、德化，肆掠而去。”26这一股动乱的汀漳寇，就是导致平和设县的同一股动乱。而正德四年（1509年），未设县的大田地方也受到永安及德化流寇的侵扰。从汀漳而来的广寇和汀漳山寇也成为其后几十年骚扰地方的重要组织。
嘉靖年间，伴随沿海贸易的大发展，山区沿海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动乱达到一个顶峰。毗邻漳、泉、延平、汀州四府之交的安溪、永春、德化、大田数县社会治安陷入极恶劣的境地。嘉靖初年，永春受到大侵扰：
嘉靖元年，广东、汀、漳盗掠德化，遂入永春。知县柴镳拒于南桐，战于赤水，复战于胡坑。义民尤新五……死焉。二年。复战于花石岭，钟旺辉死焉。覆鼎民兵设伏以待，贼突围去。郭显七、郭惠四、郭惠九、陈德充、林启九死焉。八月，贼复至，御于石鼓，刘富旺被杀。三年冬，知具柴镳败寇于高坪，复战于小姑，蔡玉智、王元珍、黄子孝、陈显清、黄子明、张元宗被杀。御史简霄檄佥事聂珙督诸县兵来讨，贼奔德化小尤中团，官兵迫及之，歼贼无遗，民陈良战死。27
在这次动乱中，永春的覆鼎乡兵仍起到重要的平乱作用。《德化县志》对这一次动乱平乱的过程记载更加详细：
嘉靖元年秋，广东、汀漳盗流掠南安、安溪、德化、遂入永春。二年元日癸卯，贼至，自德化掠永春，官兵邀之花石岭。戊申，覆鼎乡兵设伏以待，贼突围去。他贼闻覆鼎有备，奔安溪，官兵亦以是日败之于加胡隔。辛亥，泉兵与贼战于高坪，泉州卫经历葛彦被掳；乙酉，漳泉合兵复战于霞村，漳州通判施福被掳，俱赎回。贼仅九十三人，狡而狠。六月贼复至，七月入兴化，杀掠甚惨，兴泉合兵数千攻之。一交锋，辄败。相持数日，我兵不能获其一矢，饱欲而去。三年，冬十月寇永春；初四日，知县柴镳败之于高坪。十一日，战于小姑，御史简霄檄按察司、佥事聂珙督诸县兵击之。二十二日，知县南安颜容端、德化梅春、安溪龚颖、同安周惟会、永春柴镳之兵，迫至鸡母岫；龙溪知县黎艮亦以所部兵来会。是日，贼自鸡母岫奔入邑之小尤中团。二十四日，官兵追及，贼穷，奔入里民黄舜大家，遂围之。邑义士涂洪三度其当夜遁，独持短兵伺于要路，截杀无遗。28
而经过嘉靖初年官军的平乱，永春、安溪、德化数县的社会治安基本恢复。史载：“自此一役，寇氛始靖，至甲寅（1554年）以后乃有倭患，辛酉（1561年）、壬戌（1562年）遂大猖獗。”29
而大田设县则跟嘉靖初年的动乱存在直接关系：
嘉靖元年壬午，山贼郑新勾引汀、漳寇掠尤溪，民毙锋刃者以千计。郡守陈能躬历村落，捕获贼首。深抵铁山、郑山诸寨，覆其巢穴。知县李文兖腰弓矢，冒险阻，亦多有擒戳。然师出无律，或不免舆尸之祸。嗣后县丞何鸣凤按万积洋，督责严急，贼势穷迫，遂就擒。
嘉靖十二年癸巳，郑新余党作乱，比邻聚贤里、黄认团等处所在蜂起。漳州府通判陈岳、延平府通判林元伦、推官徐楷行部，贼负固拒官兵。岳等按兵不动，第责里老捕之，贼多逃遁。越二年而县大田。然四十、四十五、三十八、三十九等都去县百余里，接尤溪一、二都、永安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等都，三房等乡复相煽乱，辄捕辄叛。山深路险，人马俱困。30
大田郑新（有的史料中又称郑星）倡乱至正德年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最终以剿灭该团伙新设大田县为终结，但这一区域的动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安溪有白叶坂之乱。明代泉州张岳在《佥宪余公平寇碑记》中说道：
安溪县之西南崇信里白叶坂、九龙岗、大尖、小尖诸山，绵跨泉、漳、汀之交百数十里，重冈复岭，箐林蒙密，奸民保聚其中，各有名字。聚多者至数百人，时出劫掠。去年冬出劫安溪，径抵同安郭外，劫数大家，质其男女以求赎，屯二十里外弗去。
佥宪余公适分巡泉境，闻之，调官民共遣文武将吏分部追贼，贼走回安溪，复保险旅拒。公驰入安溪，合诸兵，选其锋锐，亲将之，进逼白叶坂口，斩首数十级，兵势大振。休兵甄赏，效力死战者得上赏，人人争奋。遂进逼诸险，搏斗数十合，相持几一月。以其间探询巢穴远近险易，分兵掩击，贼之渠魁陈日晖与其党悉就擒，遂空其巢。建议设营屯兵于白叶坂口，弹压奸民，俾后不敢保聚。31
安溪白叶坂贼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倡乱，平息后明政府在白叶坂地方筑城及设立巡检司。
至嘉靖末年的大倭寇时期，漳、泉、延平山区毗邻各县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先是安溪县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有贼百余自同安来依仁，劫掠林浩家”。开始这一波动乱是对这一区域影响的先声。然后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侵扰永春、安溪两县。
三十九年，倭寇至永春，知县万以忠弃城遁。贼肆焚掠。义民尤濂、许时佐与御，大有斩获，乘胜穷追。兵弗继，死之。是年，南安贼来寇，典史侯爵力拒之，兵少弗支，贼焚掠而退。32
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倭贼数千，自永春突至县治，驻扎四十余日，官民庐舍焚毁殆尽。33
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地方动乱达到鼎沸的程度。永春本地的吕尚四借倭寇侵扰，社会动荡，官方顾此失彼的情况下，开始倡乱。
《永春州志》记载：
四十年，永春贼吕尚四乱。十四都致仕教官蔡钟、刘龙，诸生刘萝麟，里民刘君盟等；十三都诸生盛有德、陈大珪，里民陈克就等，给饷纠兵，相为声援。典史侯爵密约德化，克日捣巢。知县林万春力主招抚，散其兵。贼乘虚攻陷县城，掳万春去。又与贼褚铎合攻德化，知县张大纲大破之，斩获无算。乘胜直抵贼巢，尚四弃妻子，率亲党二十余人投倭，褚铎被擒。34
另据民国《永春县志》记载：“四十年夏，六七都叛民吕尚四托名御寇，实树党行逆，自号中阃。以三都郭南山，八都潘文备、潘君禅，四五都林文焕、赵天龄等为将。始强取人稻谷，继掠家财，所过胁从党与至万。”35永春吕尚四的寇乱上涵盖了永春当地社会很大部分的民众，而当地士绅则聚集了乡兵组织与之对抗。而时任永春知县的林万春处置失宜，导致动乱扩大，永春县城陷落。《德化县志》记载了永春县城陷落的过程：
永春叛民吕尚四纠林文焕、张时睦等党羽三万余人，将攻永春，警闻，永春绅士各捐金募兵四百余，日操夜守，贼避之。五月二日，从间道寇南安，于是永春各都民兵一千五百余人皆来应典史侯爵调度，密约德化克日捣巢。适知县林万春到任，性怯，力主招抚，立散民兵。贼闻，悉党乘虚攻之，以十七日黎明陷永春城，掳林万春，燔典史廨，大杀市民而去。36
而德化县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还受到漳州上游苏阿普等人动乱的骚扰，苏阿普之乱是前引宁洋设县的主因。
四十年五月，汀漳盗自永春崎安流入德化小尤中而去。是年，程乡河坝汀漳诸贼首苏阿普、廖铣、赖宗藩等连续出没，无有宁日。一月抄掠四五次，庐舍焚毁一空，民死不可胜计。37
而吕尚四攻陷永春后又进攻德化：
是年（1561年）夏，贼褚铎攻南安城弗克，千户王道成招抚之不听，执道成去。尚四与铎合，所过地方杀掠备惨，遂由仙游入德化石杰，以五月二十二日攻县城，至二十七日，贼党大至，分布城外，焚毁民庐，连营数十处。知县张大纲出战，斩贼数百。次日，贼造牛皮车、竹筏、竹梯，缘城蚁附。复以火铳、毒矢破之。戒壁严垒，乘机出战，屡有斩获。六月三日，乘胜直捣贼巢，尚四弃妻子，率亲党二十余人投倭，为人所杀。褚铎亦为永春人所擒。38
因德化县令张大纲坚决防守，最终剿灭了吕尚四的寇乱。
嘉靖四十年（1561年），安溪则受到了马三岱等本地贼首和广饶贼的骚扰：
四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贼首马三岱、谢爱夫、江一峰等引倭首冯哥四老等三四百人，夤夜自南安下呷村出哨县治，俘获男女四百余人。九月初间，又有广饶贼三百余人，伪给捕贼虎牌于兵巡道，来驻县治作贼。至初五日，马三岱复来出哨，闻饶贼剽掠有赀，欲并而有之，大战县前十字街，三岱等败走，时饶贼亦杀真倭十余。39
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田受到漳州山寇苏阿普的骚扰。“嘉靖四十年，山寇苏阿普、傅诏五等，聚众劫掠，焚民庐舍，郡守周贤宣计剿之。”40嘉靖四十年（1561年）整年间，永春、德化、安溪、大田社会都处于动乱之中。永春的吕尚四动乱则骚动永春、德化两县，而地方的乡族武装也配合政府最终平定了这一寇乱。但地方寇乱不止，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有新的寇乱。
四十一年，晋江贼谢爱夫等连倭寇数千，攻永春。本学训导吕岳、署典史罗用弼，率民颜钷卿，坚壁拒守二十余日。出精兵，焚其火药，贼多死者。乃遁去。先，贼围城时，间出兵攻掠。留湾李子元、十九都黄光甫等拒之，各有斩获。贼殊死战，民陈通、林德顺、沈佛居、黄元复、吴世可、刘必祉死焉。是年，仙游贼来寇，黄光甫御之于苦竹岭。民杨钦恩战死，贼亦遁去。广贼陈绍禄掠卓埔、小姑、留湾，攻双鱼寨。知县林万春拥兵自卫，告急弗应，寨遂陷。黄光甫率众战于涂桥，复战于石牛。林以成、黄纯福、魏于守、李学任、李学宣、张四仔、朱士登、许养仔、庄以信、颜绵五战死。41
《永春县志》对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寇乱始末做了如下记载：广贼陈绍禄因为在永春屡败于乡兵，“次年正月……入德化求抚于知县张大纲，大纲使人谕之，贼乃归所掳寨民十余人而去”。42而安溪在四十一年（1562年）则有漳寇引来倭寇：“四十一年二月，倭贼与漳贼三四百人，驻长泰里劫掠。不久，指挥欧阳深招抚之。”43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永春因有乡兵的拱卫，寇乱渐熄。而德化县仍受到倭寇的侵扰：
四十二年十月，倭寇千余入德化，至下涌攻寨，半月余弗克，倭乃扶伤出郭坂。时方筑寨，基高四五尺，乡民集其上，负竹筏屋门以御矢石，竟日不避，倭亦重伤归营，民乃下拾战具。次早，倭见之，辄去，过邑西门，往攻仙游五十余日，总兵戚继光援至，倭遂溃。44
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由于中央调动浙江的客兵由名将戚继光率领入闽平乱，漳泉延三府交界的山区秩序得到恢复。永春地方动乱还延续到嘉靖至隆庆的改元之际，史料记载：
四十六年[笔者按：原史料错误，应为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仙游贼苏校、萧学寿复叛，率众三百余突入蓬壶，欲纠合吕尚四余党。警报至县，知县谢裘即召义士黄光甫合各乡兵追至锦斗，鏖战三日，擒斩大半。义士林铎缚林文焕以献。余贼遁安溪，知县悬赏励兵追至安溪，一鼓歼之，生擒苏、萧二贼以归。十二月，倭复从仙游攻十九都湖洋寨，黄光甫御之，大败贼众。黄道谨、黄元六力战死焉。余贼悉还走仙游，自是永地安堵，迄于明亡无复寇氛。45
从嘉靖年间这一区域的寇乱情况来看，永春是这一区域寇乱的中心。安溪、德化两县往往受到永春出来的山寇的攻击，吕尚四集团力量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同时沿海的倭寇、漳州的漳寇和由漳州过境的广饶贼也不断结合起来骚扰这一区域，劫掠完之后又往仙游及漳泉沿海侵扰。而参阅《闽书》中对这一区域动乱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到永春地方力量倡乱与维持治安的乡兵力量之间更深的内在关系。《闽书》中记载了永春覆鼎山郭荣六开创的乡兵组织的情况：“自荣六父子以武勇倡，其乡由是家习技击，骁健冠七泉。自正德至嘉靖初，流贼连发，死者接踵，皆覆鼎之人。嘉靖初，邑令柴镳募其人，与广、饶、汀、漳寇战，邑赖以全。”46郭氏乡兵实际上成为官府平乱的倚靠。
而吕尚四集团的始末，《闽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嘉靖季，倭贼掠蓬壶村。村中巨姓有吕尚四、吕伯三、潘文备、林文焕等，率乡众击走之，用是自喜负，颇有作贼心。文备之弟文从，知而力谏之，文备不听。文从挈室遁入郡城。倭贼驻石勤，谋薄郡，兵备使者万民英檄蓬壶乡兵与同安民兵往剿，两兵不协，大败归，吕伯三等俱死。蓬壶众方愤，万兵备又檄县追蓬壶衣粮，缚数兵系治之。尚四等益愤，因结盟倡乱。而南安县诗山下有褚铎者，出应之，突入县劫系囚，执令林万春去。万兵备遣百户王道成往击之，贼佯降，并执道成，势益猖獗。于是万兵备廉知文从有谏兄之美，召使谕之。尚四等不听，且欲挟留之，文从竟计脱。行恺雅与吕、潘诸家善也，时入贼垒为贼看病，贼不疑。时林令亦卧病贼垒中，行恺谓尚四曰：“君出令君就医我家，我不敢失。”许之。令既出，行恺因密以尹令号召诸里正，激以大计，又察其党中有悔者，约为内应，则皆诺。会尚四统诸贼攻德化，败归，行恺谓令曰：“可矣。”部分已定，行恺佯入垒看病，潜约王道成出，既出，火炮齐发，诸胁从者皆反杀贼。尚四等三十余辈，狂奔走去之附倭，皆为倭所杀。德化官兵来追尚四，至则尚四已败，因攘以为功。行恺不自列，赏不及，复归郡城以医自给。尚四之败于德化也，亦其兄弟有吕伯一、伯四者逃入德化，与德化令张大纲叶义攻守。47
吕尚四集团为一依托宗族力量倡乱的集团，原本这一武装集团是为抗倭自保而壮大的，但其很快就发现倡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明政府当时效率低下，难以御盗，这更加剧了地方武装集团的盗贼化。但宗族中出现反对倡乱的成员，仍能看到宗族倡乱的风险，而力图选择与政府合作，这也是政府平乱的依靠之一。明政府在平乱时，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所以常常还依赖地方敌对的其他武装宗族，只要这些宗族选择跟政府合作，政府往往给其义民的称号，如上述永春郭氏的乡兵组织。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到当时福建山区社会动乱的深层次原因，而官方平乱也大多借用乡族自身的力量。
而进入隆庆、万历年间，该地区的寇乱记录就基本消失了，地方社会进入一个长期宁靖的时期。而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时期，这一区域又出现寇乱频发的局面。首先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德化县：
郡城宦幹收租虐民，南安民聚众革斗栳，贼因以起。魁林良顺率党五千余由永春入德化英山、后格等处焚掳。时承平久，闻贼皆惊窜，无敢御者。知县李元龙遣署捕督兵战于后格，失二人。贼益张，入屯草吉垆，有黄举和尚、老张六合等贼应之。游击黄日升提兵追捕、杀黄举和尚，老张六合于小尤上格。良顺复出，陷山湖寨，攻火烽寨。
仙游贼林隆复起掠永春湖洋，流入大地等乡。时南埕乡民有勾通者，势宦索之急，遂拒捕。宦逼知县自督兵剿之，竟剿一寨，邑民皆汹惧，总兵郑□为抚谕之，乃安。48
而安溪县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也受到南安较斗斗争的影响：
崇祯十五年，南安张六角、林隆，又长泰里吴少子、戴厚等倡乱，众各数百，号以青巾。诸寇惟张最猖獗，破三洋寨，杀戮甚惨。攻感化大寨，不克而去。十六年秋，邑令施酬素同泉州卫游击洪日升，率兵壮追剿至感德康槌，大破之，斩级数十，擒其首王开等。盗势稍阻，各赴防海都督郑芝龙投诚。后吴少子之党，藉称赴抚，船过蓝溪，邑众截流尽歼之，而寇遂息。49
入清以后，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间，地方社会极度动荡。先有隆武政权，后又是清朝与明郑长期的拉锯斗争。这一时期，清廷对这一山区的控制也很不稳固，但控制该区域的山区对沿海作战又非常重要。清廷兵力不足的弱点使凸显出来，顺治年间几乎没办法稳定这一区域的政局。顺治年间，漳泉山区府县的动乱呈现出动乱频度高的局面，各个县地方寇乱集团集中攻击县城，多次攻陷县城。如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大田山寇林良攻破大田县，次年秋九月，清将胡振雄统兵恢复。顺治五年（1648年）冬十一月，大田贼首曾唯等复陷大田县城，同年清军副将王爱臣署县事，萧良材率兵复县。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十五日，山贼曾省等纠集余党，复来攻城。驻防千总郑允志战死，署县事萧良材率残兵往永安。至六月中，左路总兵王之纲同署县事葛定襄领兵恢复。八月，省复陷城。十一月，副将马梦龙、知县李丕隆领兵恢复。50在顺治四年至六年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大田县城四次陷落，破坏惨重。
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提督杨捷统兵上万才彻底消灭大田的山寇集团。史载：
三十都有高峰，石壁四围，人迹罕到，洞内水火俱备，盗魁林良、曾省、陈光等结寨于此数年，聚成数万计。顺治庚寅二月，提督杨某统兵万余抵大田县，攻剿高峰。以生员颜榜芳为军前响导，且剿且抚。四月十五日直捣其巢，贼皆殄，城乡镇悉平。51
而同时期永春县城分别于顺治四年（1647年）被大田林良山寇攻破，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被大田曾省集团攻破，顺治十一年（1654年）被郑成功镇将黄恺叛将王爱民、洪习山攻破。顺治年间，永春县城也三次陷落，虽然旋陷旋复，但统治秩序也极为不稳。
而德化县在顺治年间亦两次被攻破，第一次在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
南安寇庄廷书、张益率众万余围县城，毁文庙，焚冲霄塔、云龙桥，割禾为粮，沿乡派饷，城中食罄茹草。时七邑皆有啸聚，援兵难行，守将弃城遁，知县黄琮遂遇害。群寇入城掳掠，廨署、民庐焚毁靡遗。邑逾年无官，贼亦自相屠杀，各乡皆练乡勇以自保。五年冬，提督马得功统兵恢复，张益，庄廷书等相继授首。52
德化县城在顺治四年被攻破后的情景堪比大田、永春，整整一年多没有县官，盗寇集团亦互相攻杀，没有政权的建立。第二次县城陷落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廷对郑成功有招抚之意，所以郑氏部将林忠乘机控制了德化县城。而根据《德化县志》记载，林忠在顺治六年（1649年）就牢固控制了德化的双坑寨等处，清军长期无法剿灭。
有林忠据双坑寨，攻之不下。六年，遣副将王□、满□、韩□，筑围困之，夜突围走，复据南埕洞，屡出劫掠。十一年，派饷于各里社，十二月令其党陷县城。十二年秋，议投诚，置人于通衢，强抽货税。寻复叛，千总王世爵与战于螺坑，死之。十四年，始归顺，出其魁党百余人，或授官，或归农，邑乃靖。53
从顺治六年（1649年）开始，林忠在德化县域保持军事力量达近十年时间。在顺治十一年（年）后实际作为郑氏的部将，控制德化县长达三年之久。可以说德化县在顺治年间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中。而安溪的情况与德化类似：
五年戊子以后，山寇倚乎海兵，借派饷为延掠者，盗伙蜂起，邻里秦越。所恃邑中兵壮，锐锋声震。兼以乡壮向导，随在扑灭者，不可胜数。至丙申年，有弃帽顶寨故巢，投诚于海澄公者，题为后镇都督，旋授海澄城守，百姓始得安枕，不独安溪为然也。54
从上述顺治年间的情形来说，大田县的山寇集团与郑成功武装联系较少，这一集团虽多次攻陷大田县及永春县，但很快都被清军收复。而德化和安溪两地的军事力量从属于郑氏海上集团，能够长期控制这些山区地域，与沿海的军事斗争相呼应，成为清廷非常头疼的力量。清军直到郑氏远征南京失败，收复台湾病死之后，才取得对这一山区地界的控制权，而这一控制仍旧非常脆弱。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间，漳泉山区属县基本安靖，处于清廷控制之下。
但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开始，这一区域又为郑经所控制。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月后，郑经委任知县林惟荣进入德化，明郑的军事力量与德化地方武装不断斗争，而牢固控制县城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退出，长达两年多时间。康熙十七年（1678年），刘国轩复海澄，在六月又再次短暂控制了德化县城。此时，由于清军已经占据军事优势，很快收复德化县城，并将侵扰德化的漳浦蔡寅的白头军剿灭。而永春的情形类似，郑经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永春达一年多之久。大田也曾落入郑经手中：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伪檄八闽郡县归顺。知县事侯七旒、驻防千总余虎降。仍拨伪主簿蒋岳、伪典史邓琏到县。十月，四十五都水寨煽乱，聚众自保。遣伪将李明领兵攻围，诱杀乡民郑希等五人，围困半年，讲和解兵。乙卯（1675年）五月，伪千总余骥、王天福驻防本邑。八月间，侯七旒病故。九月，伪知县刘扬俊至任。丙辰（1676年）十月，清师抵闽，恢复大田，以熊飞雄署县事。二十二年，海氛底平，而山寇亦息。55
从以上明代直至清代福建漳、泉、延三府毗邻地区的动乱历史来看，山区社会治安的不靖在于与沿海寇乱互为表里，处于相同的动乱周期之中。明代这一区域出现了宗族性的倡乱团伙，同时出现跟倡乱团伙相对立的乡兵组织，而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较为薄弱，往往必须利用军事化的宗族组织来对付宗族性的倡乱团伙。而从郑氏集团与清廷对该地区争夺的历史来看，清廷因在沿海战事吃紧，无法将大军投于此山区地带，在该区域的控制实际上非常脆弱。郑氏是福建闽南本土发展出来的军事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反而能得到不少的支持，一旦地方发生动乱，若郑氏的力量能够抵达这一区域时，往往整个区域就从清廷的控制转移到郑氏手中，清廷对于这样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印象深刻的。在明郑与清廷斗争的过程中，该区域的山寇或宗族性的倡乱集团只要不与郑氏结合，一般是没有什么政治眼光的，其仅仅关注于短暂的经济收益，没法长期控制县城，只能困守于山区某乡某土。而其一旦与沿海郑氏集团结合，则变得更加不易对付。
同上一节讲述龙岩州设立的情形相同，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问题解决后，康熙帝长期采用怀柔政策并利用福建本地支持清廷的乡绅力量加强对福建地方的控制。而康熙末年地方又出现失序的局面，这为雍正时期施政方针改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由于泉州府在福建历史上开发较早，泉州府属县数目不如漳州府多，地域也较小，所以雍正时升格永春州并没有将安溪纳入永春州属，而是将延平的大田划入永春州。但大田地方的居民传统上不是属于泉州的，也不讲闽南话，所以永春州的情形跟龙岩州相比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式设立永春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由清政府人为重新划定为一政区，实际上军事控制的意味强烈，经济及人文关系不如龙岩州来的统一。龙岩州三县原本都从龙岩一县划分出来，人文文化比较一致；又由九龙江这条主要大河将山区与漳州沿海联系起来，是沿海向山区食盐贸易的主要中转中心，因此在经济关系上也比永春州三县来得紧密。
三、龙岩州、永春州设立与明代设县的比较
清雍正时期设立直隶州的政策是雍正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新举措，而雍正时期全国新设的70个直隶州具有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福建而言，龙岩州和永春州的设立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及历史演变一脉相承的结果，应该放到福建区域开发的具体情境中来考察。龙岩州与永春州，每州三个属县共六个县域，其中漳平、宁洋、大田是明代新设的县。可以看出这两州是原来漳州、泉州及毗邻地区开发较迟的区域。从地理角度，两州都是沿海区域的山区腹地；从历史文化角度看，龙岩州基本是漳州沿海文化辐射的区域，永春、德化两县更是闽南的传统区域；从经济史角度看，龙岩州和永春州都是沟通山海盐粮贸易的重要中转地，但由于交通运输条件不利，沿海除了必须的食盐输入山区外，其他商品输入山区将面临高昂的运费负担，山区县份在原来以沿海为经济中心的漳州和泉州府来说也是边缘地带。雍正朝设立直隶州的做法，体现了对边缘山区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重视，但从清代经济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区域经济上的成就是有限的。
从上文对明代福建闽南及西南区域新县设立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明代新县的设立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及社会秩序重整过程的一个结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失调的矛盾变现下，闽西南的汀州和漳州二府原为福建最迟开发的地区，而政府通过设立新县设置整套王朝文官统治机构，以利于地方事务的直接管辖。在新县设立时，最大的负担是新县设立需要高昂的经费，如县官及属官的俸禄负担，兴修衙门、县学及筑城的费用，地方军事武装的军费，等等。而明政府当时财力有限，常通过全府范围内的协济及地方士绅的自愿捐助来解决设县时一次性投入的经费，再通过田赋的征收满足地方长期的行政费用负担，因而新县设立还面临在新旧县域内重新划分田赋负担和整理赋税的困扰，明政府在这方面的处理实际上缺乏有效的方法。在新县内还建立了整套的科举应试机构如县学及重新分配了科举学额，力图培养出对王朝有向心力的地方士绅。综合上述的情况来看，明代新县设立的经济成本是比较高的。如果地方统治区域确实过广，新县设立较为容易，但随着明代发展到隆庆、万历以后，其设立新县导致的地方矛盾将越严重，设县的决策越难以采用，地方上出现支持设县与反对设县两股不同的力量和声音，这往往成为新县设立失败的主要因素。明代设县通常的步骤按照唐立宗的归纳为：（1）陈情请愿新设县治；（2）审议会勘设县可行性；（3）兴土动工再定邑界；（4）筹措经费与派任长官。通过考察福建新县设立的例子，当时负责地方政务的主要长官支持设县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成新县设立的长官往往是很有能力和名气的人物，如正德年间的王阳明，嘉靖时期的谭伦、俞大猷等人都热衷于新县设立。同时，地方上士绅力量也对新县设立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诏安设立时的乡绅叶亹、李旦，海澄设县时的京官李英等人。
考察清代直隶州的设立，可以说跟设县相比简单不少。基本看不到地方士绅的建议和推动。明代直隶州很少，也缺乏地方士绅以资利用的成例。从龙岩州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龙岩知县的上奏，可推测出是在福建总督及巡抚的授意下进行的。根据真水康树对雍正朝全国范围内直隶州的研究，可以看到直隶州的设立步骤一般为省级地方官（巡抚）对中央提出申请，由“户部议覆”或“户部等衙门议覆”，然后再由皇帝下达最终同意的指令。56由于直隶州只是将已有的县域改属于新的政区，也就没有了新县设立中的勘界、划界和分割田赋的麻烦。地方地界和田赋的划分只要把政府手中的档案册予以字面上的转移就可以，所以直隶州设立在财政负担上是较小的。直隶州设立过程中，确立州治所在也比较简单。一般考虑当地经济及人口最重要的县份为州治，这样的县份科举也较其他属县发达。同时由于明代中叶后福建各县普遍修筑了县城，所以修城的负担也没有了。从福建仅有的两个直隶州设立的现实来看，不存在新设立直隶州与新设县并存的情况，只是在州治所在地修葺少许的官衙建筑。真水康树认为从户部议覆来看，可知直隶州的设立主要体现了财政方面的考量，直隶州的主要机能也在财政方面。而明清知府的品级为从四品，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反映府比直隶州更受重视。且直隶州属县比府要少得多，龙岩州和永春州都只有两个属县，而漳州府原有十个属县，即使割除三县设州，也还有七个属县；泉州府原有八个属县，割出两县后，仍剩下六个属县。从这些角度来说，直隶州设立基本由中央及省级官员主导，直接绕开了地方士绅的介入，同时相对设县，经济负担要小得多，产生的纷争也要少得多。但从福建历史来说，明代大量的新设县是清代能够采用这一新举措的基础。
对于新县设置来说，新设县原本是旧县中的边缘区域，往往离原旧县城较远。新县设立后，边缘地区可以借此产生新的中心。新县地方的士绅非常重视对这一机会的把握，而反对设县的常常是可以利用边缘地方继续从事利润极高的私人贸易的群体，包括一些士绅和倡乱的家族。从福建例子来说，海澄、安海等处都存在反对监管的重要力量。而有些地域太小的区域重划新县，往往导致原本离旧县较近的民众反而要从属于离自己较远的新县的管辖，也会导致强烈的反对，如上述宁洋县的例子。还有一些旧县域内士绅力量占据优势，与新县的士绅产生强烈竞争关系，也会导致地方设立新县的困扰，如上述上杭三图设县和永定上杭士绅争地的例子。同时新旧县划地和分割田赋，存在种种困难，明政府为了成功设县通常会进行妥协或者进行纸面上的切割，这些都没有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往往在日后留下长期的争端。新县设立后，临近新县而仍属旧县的地方在科举考试和输送赋税方面往往试图舍远求近，这就导致考试时的“混冒”和赋税争端，因而新县设立后对于旧学额的划分，也导致新旧县之间的长期矛盾，这一矛盾除非官方对地方学额总数予以提升，否则难以让双方都满意。因而在明代中叶福建设县高潮过去后，整个万历朝至清雍正时期近150年时间内，福建没有大的政区调整，设县的手法基本被摒弃不用了。但这并不说明福建地方没有新设县的强烈需求，只是想要推动设县的地方士绅力量在清代也被压制下去，清代福建的地方士绅群体的力量是远不如明代的，整体科举表现也伴随经济的低落而衰退下去，闽南地区的衰弱更为明显。57
雍正时期直隶州的设立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是重视对于沿海地方军事上的控制，从上文所述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仅仅从地方疆域辽阔或府属县过多的角度是不能完全解释雍正皇帝的思路的；如果仅仅从节省财政角度来考虑，则不设置这些直隶州是最节省财政的手法。龙岩州、永春州从长期从属于漳州与泉州的区域内被人为划分出来，这样的划分是人为增加了一个政区，直隶州直属于省管，这就增加了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新设立的龙岩州和永春州并不能成为能跟漳州和泉州并驾齐驱的经济和文化新中心，在地方经济网络中仍是从属于沿海的。当然由于清代东南地区沿海经济陷入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萧条之中，沿海原本的士绅力量和明代那种强大的军事经济集团也因明末清初的战争基本消失了，山区沿海的经济交流也趋于下降，新政区的设立实际上并未引起沿海多大的反应和反对，同时由于直隶州的设立本身经济负担不重，在这些州县我们也听不到什么反对的声音。直隶州设立后，清政府对地方学额予以增加，这对地方是实际有利的事情。如龙岩州上奏：“迩来龙岩人文日盛。今又改为直隶州，统辖漳平、宁洋二县，乾隆元年奉准部文，廪增各照州学例，加至三十名。三年二贡。而泮额未奉部允。现据州人士呈，详请三院奉准题广五名，现候部覆。”58永春州：“生员额：廪膳生员三十名，增广生员三十名，附学生员不限额。岁科两次，旧额每次取十二名。乾隆四年，知州杜昌丁详请照州制增额取十八名。武生旧额十二名，今增至十五名。”59这些都是明代设县中很难直接达到的目标。
如果用长时段的观念考察雍正设立直隶州之后地方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新设的直隶州治安状况长期稳定，不过从经济角度看，这些州的发展多较缓慢。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对清代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的研究，他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建置行政区划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为了保证国家税收渠道的畅通，为了抗御内外敌人保卫全国各地，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以至危及帝国的统治。”进而将地方行政区划设置要考虑的功能侧重于“税收”和“防御”两个方面。而施坚雅认为清代的直隶州制度基本侧重于“防御”，他继续指出：“在经济中心地位十分突出的城市的腹地，广阔的管辖区限和府辖县这种标准的行政区划从征收赋税的角度来看似乎最为理想，而狭小的管辖区限和州、厅这种特殊的行政区划似乎最适宜于防御安全，这点在区域边缘地带内尤为明显。”60而日本学者真水康树则认为直隶州的设立最主要的机能在于财政事务。从福建地方的具体历史来说，直隶州的设立应该是吸取了明末清初这一区域极度动乱的经验教训而设立的，这一区域是郑成功、郑经军事集团能够渗入的最远的山区地带。但从财政角度来说，这一体制可以节省财政负担，却不太能创造财政收入，尤其是属县较少，在清代地方原额主义的赋税制度下，这两个州的财政收入应该说是不显著的。
龙岩州在设州后，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的科举人数是非常悬殊的。根据民国《龙岩县志》统计，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州后至1905年废除科举，龙岩县共出文进士15人，武进士3人，文举130人，武举没有标明年代，有清一代共51人。根据道光《漳平县志》统计，雍正十二年后，漳平共出文进士2人，文举14人，武进士2人，武举15人[截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宁洋县雍正十二年后，文进士为0人，武进士0人，文举8人，武举8人[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虽然因为地方县志下限不同，但已经可以看到龙岩州内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龙岩县作为州治所在，远远超过漳平、宁洋。而永春州的情形跟龙岩州相似，据民国《永春县志》载，从雍正十二年至废科，永春县共出文进士6人，文举95人，武进士5人，武举94人。民国《德化县志》载，雍正十二年后，德化文进士8人，武进士0人，文举56人，武举35人。民国《大田县志》载，雍正十二年后文进士2人，武进士1人，文举14人，武举14人。由此可以看到永春科举事业超过德化、大田两县，大田的科举成绩在永春州里是最差的。相比明代的成绩，如果从龙岩、永春二州整体而言，在科举上则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两州的设立对当地的科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种作用是超过明代设县的效能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地方上两州设立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参考经历过晚清时代的漳平人郑超麟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州城所在比下面的属县文化上发达很多，也解释了龙岩州城所在科举事业远超过漳平、宁洋的原因。郑超麟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革，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派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61
这反映了设州之后，州城所在地对于其他属县在文化上的优越之处，也间接说明了科举考试还是非常重视文化训练的。
从清代直隶州的制度来说，设立之初可能是为了防止山区出现动乱局面，但由于地方社会经济条件重大的变化，清中期以后地方动乱局面不复存在，因而在民国时期，取消了州制。雍正以后，福建亦不再设立新的直隶州，这显示该制度的效能是比较有限的。根据真水康树的研究，“直隶州是为了创建作为财政收入源最理想的府——县系统的试验阶段被设置的。在王朝建设走向相对安定局面的雍正朝，国库收入的稳定在政策上继续增加其重要性。70个直隶州是作为带有升为府的试验模型被创建的。其中，33个一直继续处于试验阶段，有成果和资格的14个直隶州升为对征税最理想的府，没有希望升为府的19个直隶州早早地被抛弃而降为原来的散州”62。福建的龙岩州和永春州在真水康树的推论中属于一直试验的州，但从福建地方角度来说，这样的推论也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我们可以反问，这样持续近150年的试验，到底想追求什么样的效果呢，抑或这个效果的实现是直隶州制度带来的，还是本身社会形态变化直接导致的呢？设立直隶州之后，福建闽南地方尤其是漳州沿海仍有设立新政区的强烈需求，因而清代乾隆以后又有了直隶厅的制度设计。
清政府在清初福建地方剧烈的军事对峙局面中逐渐占据了主动，这样的主动权在于清政府能够运用全国的资源予以整合，同时也利用了福建本土的军事和民间武装资源对郑氏集团予以分化打击。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后，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基本恢复。而清政府对于明末清初福建的混乱局面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在雍正时期当清政府财政状况比较宽裕的时候进行了新的政区调整的尝试。从清初以来对省级行政体系的有力改革形成了独具清代特色的督抚制度，对地方行政体系的改革，裁并了南赣巡抚等运行不良的叠床架屋的构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力量纳入王朝体系的问题。同时深化明代万历一条鞭法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深入赋税改革，使得清代对福建地方社会的控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雍正时期的直隶州制度承认了明代以来福建山海社会经济发展交融的现实，并通过宗族政策的调整对地方宗族力量加以利用和引导，兼之明末清初大的军事扫荡，使得大规模长期动乱的地方军事集团逐渐消失，地方文化宗族得以重新建立，地方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雍正时期设立的龙岩州和永春州，体现了清代官方的强势地位，其设立过程基本排除了地方士绅的影响和民众的诉求，也不是在地方动乱之后的被迫举措，反映了雍正朝主动施政的积极态度。这两州的升格可以看成是吸取明代设县手段不足的一种变通和创新，同时也是明代在这一区域新设多县的一个直接后果。直隶州的设立加强了军事上的预防和控制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新拓展区域军事征服任务完成得不彻底的一种补救，并且财政上的负担较小。雍正时期对福建闽南的沿海地方宗族势力力图予以控制，这两州在军事上对预防沿海地方军事集团的重新出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沿海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低落，山区府县走向了面向内陆的新的发展路径，明代那种沿海山区共同卷入海外贸易和动乱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到清乾隆中叶，随着福建地方吏治腐败的严重，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军事集团的再现，对宗族械斗采取利用和打击双管齐下的控制手法。清代福建汀漳泉的地方宗族不再形成流劫多地的军事集团，但地方自身械斗的问题和地方科举事业下沉和经济下行的局面结合在了一起。最终地方社会混乱的局面再次出现，地方社会的离心力再次加强。而闽南地区尤其是漳州沿海出现了科举低迷与宗族械斗并存的局面，秘密会社取代了明代那种宗族性的地方武装集团的局面再次引起清官方的注意。乾隆皇帝对福建宗族严密控制，并采用新的设立直隶厅的方式管理漳泉沿海，在军事、司法、财政上严格控制漳州漳浦、诏安、平和三县相交的云霄地方。而在吏治过于腐败及严重依赖地方官个人素质的局限下，直隶厅的功能并没有超过一个新县的功能。这个时候设立的云霄厅仅是顺应了该地长期需要规划政区的要求，但治理效果已经非常差了。而从民国以后的历史来看，福建地方仍旧存在设立新县的强烈要求。整个清代鉴于明代的经验教训，对设县一事尽量予以规避。但民国后改云霄厅为云霄县，新设东山县；九龙江流域地方新设华安县，仍是长期历史发展的要求。
明清时代，福建闽西南地方的历史发展存在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矛盾的一面，也出现因经济形势不同导致发展路径大相径庭的一面。而清政府对福建地方的治理借鉴了很多明朝时期失败的教训，根本区别就是清代在福建地方不采用设县的方式。从明清闽西南区域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来说，设县抑或升州及设厅，一方面都反映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而在王朝体制之下，地方吏治则是王朝统治效率的关键。行政区划设置虽然在表面上看有严格的规则及规范化的外观，实则不改人治社会无法可循的弊端。设置政区试图解决的军事治安保障、清理赋役逋逃、提倡科举教化、改变民风士习的传统功能诉求，在明清时代没有新的技术资源及思想资源引入的情况下，基本处于踯躅难行的局面之中，而地方社会无论如何灵活及高效地利用政区调整带来的机遇，其实也无法走出一条突破性的发展道路。
注释
1王日根：《郑氏集团与明清王朝对汀漳泉海域社会控制权的争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21~128页。
2(1)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12《杂记·寇乱》，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07~309页。
3(2)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5《秩宫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168页。
4(1)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12《杂记·寇乱》，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09~310页。
5(1)光绪《漳州府志》卷47《寇乱》，光绪三年刻本。
6(2)光绪《漳州府志》卷47《寇乱》，光绪三年刻本。
7(3)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12《杂记·寇乱》，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10页。
8(1)陈遵统等编纂：《福建编年史》（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2页。
9(2)[日]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清代十八省行政系统的整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85~86页。
10(1)[明]郭造卿：《闽中经略议》，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10页。
11(1)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泉州市地名学研究会合编：《泉州方舆辑要》，1985年，第225~227页。
12(1)[清]庄年：《龙岩改州议详》，载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13《艺文志一》，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342~343页。
13(2)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14(3)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二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15(4)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二年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1)福建省安溪县工作委员会编：《安溪县志（明·嘉靖版）》卷8《杂志类》，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17(2)[明]刘维栋，[清]叶振甲修纂；温春派、郑祥果、范立泽点校；大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8页。
18(3)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二年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0~381页。
19(4)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20(1)[明]林有年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明·嘉靖版）》卷8《杂志类》，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21(2)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26《人物三·忠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
22(3)民国《大田县志》卷6《忠义传》。
23(4)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24(5)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人物三·忠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
25(6)[明]林有年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明·嘉靖版）》卷8《杂志类》，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26(7)[清]鲁鼎梅修，王必昌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67页。
27(1)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28(2)[清]鲁鼎梅修，王必昌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66页。
29(3)[民国]郑翘松纂：《永春县志》卷3《大事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3页。
30(1)[民国]陈朝宋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卷1《大事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45页。
31(2)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编：《安溪县志（明·嘉靖版）》卷7《文章类》，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32(1)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4页。
33(2)[清]谢宸荃主修；洪龙见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清·康熙版）》卷12《疆圉险要》，2003年，第419页。
34(3)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萑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4页。
35(4)[民国]郑翘松纂：《永春县志》卷3《大事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4页。
36(1)[清]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68页。
37(2)同上。
38(3)同上。
39(4)[清]谢宸荃主修；洪龙见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清·康熙版）》卷12《疆圉险要》，2003年，第258页。
40(1)[民国]陈朝宗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卷1《大事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48页。
41(2)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三年版》卷34《祥异》，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4~435页。
42(3)[民国]郑翘松纂：《永春县志》卷3《大事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9页。
43(4)[清]谢宸荃主修；洪龙见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清·康熙版）》卷12《疆圉险要》，2003年，第258页。
44(5)[清]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70页。
45(1)[民国]郑翘松纂：《永春县志》卷3《大事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9~90页。
46(2)[明]何乔远：《闽书》卷12《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
47(1)[明]何乔远：《闽书》卷131《英旧志·闾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14~3915页。
48(1)[清]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70页。
49(2)[清]谢宸荃主修；洪龙见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清·康熙版）》卷12《疆圉险要》，2003年，第258页。
50(3)[民国]陈朝宋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卷1《大事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51(1)[民国]陈朝宗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卷1《大事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50页。
52(2)[清]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70~271页。
53(3)[清]鲁鼎梅主修；王必昌主纂，福建省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德化县志》卷10《武卫志》，1987年，第271页。
54(1)[清]谢宸荃主修；洪龙见主纂；福建省安溪县志工作委员会整理：《安溪县志（清·康熙版）》卷12《疆圉险要》，2003年，第259页。
55(2)[民国]陈朝宗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田县志》卷1《大事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56(1)[日]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清十八省行政系统整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57(1)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4~143页。
58(1)龙岩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龙岩州志：清·乾隆三年镌》卷3《学校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59(2)潘耀金主编：《永春州志：清·乾隆二十二年版》卷12《学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0页。
60(3)[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61(1)郑超麟著，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1页。
62(2)[日]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清十八省行政系统整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