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迁都
中国国家地理 2006年第09期 刘伉
首都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比如我们用“北京”指代中国，用“伦敦”、“巴黎”指代英国和法国等，所以，首都担负着“国家形象”的重任，说它是一国象征也不过分。有了这样的身份按说应该稳定才对，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是很稳定的，迁都只是出于无奈。然而，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近现代首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者掌握着丰富翔实的资料，把近现代涌现出的迁都现象作了巡礼式的介绍，既有正史又有轶事，阅读中我们会有窥探一国家务事的感觉。本来嘛，给首都搬家就是一件棘手的家务事。
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世界
历史发生了诸多变化，世界
经济在飞速变革，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随着战争的消长而变幻莫测。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之下，我们对任何事都不能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它永固不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首都就相当于神经中枢，在任何时候，首都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地点，她的兴衰反映了国家的命运，内外战争中首都被攻占，往往代表着政权的更替，甚至国家的灭亡。所以，首都应该是稳定的，正如大多数首都所表现的那样，一旦确定，就生根发芽，直到成为一国的象征。
但是首都搬迁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在个别国家的某个时期，迁都之举还频繁进行。比如日本，在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末的200年间曾七迁其都，平均28年搬一次家。历史上一些大帝国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迁都——既为了巩固已得到的战争成果，也为了建立突袭性的前进基地。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单说近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迁都，就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把时间的上限基本定在18世纪末，时间的下限，则至当前。
在这期间，全世界发生过迁都的国家共有61个，将近现有国家总数（194个）的三分之一。这还仅仅就国家的“个数”而论，假若按这些国家的面积和
人口——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比值就高得多了。可见迁都影响非常广阔，是牵动全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作。
把首都迁向国土的中央
近现代迁都的国家，虽然在迁都的动机与设想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内迁”。
中国有“择天下之中而王”的说法，这个“中”指的是
交通的中心。在古代，国家的交通中心往往位于国土内部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显然，首都定在这里有利于上情下达，也有利于把各地资源汇集过来。所以，自古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把首都放在国境的内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不少国家的首都位于海岸线或国境线上，但是，一旦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了，它们就会把首都向国境内部迁移。
但并不是说从来没发生过首都外迁的事情。比如俄罗斯18世纪初把首都从莫斯科外迁到圣彼得堡，日本19世纪中把首都从京都外迁到江户（即今东京），然而这类首都外迁的事后来再没有发生过。
近现代各国首都的内迁，是指从沿海迁向内陆，或从边境移向内地。
近现代迁都国家示意图
尼日利亚的首都内迁阿布贾，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国内各地区的联系，均衡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减轻原首都拉各斯人口过度密集的压力；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与全国各
行政区的距离几乎相等，交通便捷，既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运作，又便于促进和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所以说，首都内迁，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要么弥补原首都位置过于偏远的不足，要么分散原首都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从全国的范围内找一个新的重心，用来平衡各地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首都就像银河系的轴心，它迁到哪里，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就会偏向哪里，它的位置，决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布局。
因此，迁都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纲举目张的事，目的就是以后不再迁都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国家在迁都之前都要做大量调研工作，寻找最适合建都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会普遍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有的国家，甚至出现过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的呼声。
世界迁都历程示意图
首都内迁的地点，大多是（或靠近）该国的地理中心，非洲的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与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就有这个特点。
而且，新首都的海拔大多比较高，从而具备了一系列天然优点：气候温和，温差小，降水适中等。如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的高原东侧，海拔1136米，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2℃，年降水量600毫米。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部，海拔1000米，气候干燥、温和，年平均气温27℃，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再如马拉维的新首都利隆圭，位于中央高原上，海拔1134米，受附近的马拉维湖的调节，几乎是四季如春。
巴基斯坦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这个新国家独立之初就面临定都的重大抉择。当时印巴刚刚实现分治，巴基斯坦衡量自己各省的条件，多数都不利于奠都其间，比如西北边境省偏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俾路支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水平低；旁遮普省虽然富裕，地理地位居中，但教派矛盾突出，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拉合尔，与印度过于接近；东巴基斯坦省与国家的主体部分隔离，联系极其不便，等于孤悬一方。总括看来，这些省份都不具备建都的应有条件。惟独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又是全国第一大
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加之信德省政府明确表示，愿意联邦把首都设在本省，并且很快正式提出建都卡拉奇的建议。事实上，当时也只有信德省有能力、有条件承担建都的任务。
建都卡拉奇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1948年7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从定都开始到1959年9月，共有6任总督或总统和7任总理在卡拉奇供职。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推动了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巩固了国防，安置了数百万难民，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巴基斯坦在卡拉奇设都，也存在许多难题：首先是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1941年，卡拉奇人口仅40万左右，独立后人口猛增，1950年就已超过百万。随着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愈益严重；其次，大量生活必需的水和食品需从外地调入，既难于满足人口需要，又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第三，中央政府的设置，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无形中限制了它作为进出口中心和国际海运枢纽等优势的发挥；第四，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整日人声鼎沸，市况嘈杂，不利于政府日常工作的进行；第五，气候炎热、疾病多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假，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第六，外省人与当地人龃龉不断、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也矛盾重重，在卡拉奇的归属问题上，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的争执尤其尖锐。制宪会议决定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划出，组建为直属中央的单独的
行政区域，信德省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反对；经过反复协商，信德省当局作出让步，将省的首府迁至海得拉巴。但在房屋交接、难民安置、信德省议会补缺选举等问题上分歧犹在；第七，卡拉奇濒临阿拉伯海，作为首都，易于遭到攻击，安全性差。
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巴政府必须就首都所在，作出新的统筹安排。
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同年7月15日，正式发表了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明确认为不惟卡拉奇不宜作为首都，全国也没有其他哪一座现成的城市可改建为首都。只有另起炉灶，平地起家，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首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建都问题。国家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立即开展新首都的选址工作。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
这个地区位于波特瓦尔高原西北部，地势起伏有致，在海拔503-610米之间，北有海拔1500米的马尔格拉山为屏障，西部有浅丘偎依，东南部是林木繁茂的开阔地，小溪和河流纵横交错，为城市生活和农业提供了充足水源；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干、雨两季，平均年降水1143毫米，附近山上还会有雪，气温远较卡拉奇适宜；自然资源丰富，有建筑用的大理石矿，土地肥沃，粮食和蔬菜供应充足；公路和航运设施齐备，土地征用费用低廉。
1959年9月，制订新都建设规划的联邦首都委员会成立，包括了地形、地质、气候、供水、通讯、电力、卫生、人口等16个部门，各对有关项目进行具体的分析，仅“地区历史报告书”就长达300多页，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巴基斯坦独立，足见工作进行的细致和深入。
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6月22日，总统下令成立首都发展局，具体负责新都的建设。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
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其国民不受外国的侵犯，因此，古代统治者除在首都集中大量的军队外，往往会选择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的地理区位作为首都。但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下，国家已经不那样担心外敌的军事侵入，所以凡是首都内迁，考虑较多的是政治、经济乃至人口层面的问题，力求通过这种大动作，收到施政更加灵活、经济均衡发展、人口分布趋于均匀等多重效果。但在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似乎仍然包含军事上的某种筹划乃至国家安全的考虑。尽管目前有人认为，在现当代日益先进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真正致命打击，往往是“垂直地”突然而降，并非是“水平地”缓缓推进，所以地上的平面“纵深”不拘大到多少公里，都没有什么实际保障意义，但有关“内地安全”的传统构思，对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仿佛仍起一定的作用——至少在心理上蕴含着某种“安定”和“缓解”的潜在功能。
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海边密集的渔船。努瓦克肖特原是一个只有200多人的村落，村里人以打鱼为生。1957年这里被选作首都，2000年人口已过60万。过量鱼类的被捕捞已使附近海域里的鱼类资源锐减。摄影/George Steinmetz/C
这是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始建于1652年的开普敦是西欧殖民者最早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据点，故有“南非诸城之母”之称。从空中看去，城市的蔓延就像皮肤病一样迅速、无孔不入和令人绝望。首都是城市中的佼佼者，她以霸道的姿态吸引了国家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她在制造自己的同时，也制造着垃圾、疾病和资源空洞。摄影/Franz-Marc Frei/C
给首都搬家是个系统工程
迁都是件大事，有“牵一发动千钧”的效果。不仅迁都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将随着新都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将依照新都的情况而改变与这个国家的联络方式，比如驻该国的使馆要迁到新都啦，随着该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分布的改变，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变化啦等等。因此，迁都实际上牵扯到许多人的现实利益，是个系统工程，由于众口难调，实施起来就格外困难。
坦桑尼亚关于迁都多多马的打算，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坦桑尼亚独立建国之初，就已经有所酝酿了，只因费用过高，当时国力薄弱，无法承担，所以只能纸上谈兵，搁置了十多年，才得以正式提上日程。1973年9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现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前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把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内迁多多马的决议，并且计划10年内搬迁完成，当时估计需花费2.28亿英镑。为了保证迁都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央政府还特别增设了主管迁都工作的首都发展部。
多多马原是多多马行政区的首府，坦桑尼亚迁都于此，主要出于战略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它位于坦桑尼亚的中部，几乎是全国的地理中心。但是它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干旱缺水，而且有的地方土地疏松易陷。“多多马”一名，来自当地的主要居民戈戈（Gogo）族语言，意思就是“下陷”。但多多马的农牧业发展良好，尤其交通发达，是东西向铁路和南北公路交通的枢纽。把首都设在这里，既有利于国防，也便于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施政，还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30多年过去了，虽然多多马的人口在2005年时已达到了40万，但迁都的进程却大大落后于计划，新都的营建，远没有全部完成。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搬迁到多多马的党政机关不足计划搬迁单位的20%，已搬迁的政府工作人员占全体计划搬迁人员的百分比更低，仅10%。这之后的20多年间，迁都的速度也并没有加快，不免给人举步维艰的感觉。虽然总统府已经矗立在新都了，总统本人却仍在达累斯萨拉姆处理国务。即使到2006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基本上仍在达累斯萨拉姆运转，各国使馆全没搬家，中国的大使也仍然原地驻节。以至于不明就里的人，仍旧认为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首都，甚至一般出版物（包括
地图集）也照旧把达累斯萨拉姆当作坦桑尼亚的首都来介绍。更何况多多马固然在“日益成长”，但达累斯萨拉姆“成长”得更快：2005年时人口已经达到400万。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如今也有100多年的建都史了，图中是拉巴斯市郊一座盖满了房子的小山。市郊人口尚且如此密集，市里的情况可想而知。玻利维亚也是近现代迁过都的国家，但是新都拉巴斯似乎并没能避免城市问题的滋生。摄影/Robert Harding/C
迁都迟速与否，也能反映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特点。比如韩国和缅甸，两国近期都发生了迁都事件，但他们一个是吵吵嚷嚷，久拖未决；一个是不动声色，闪电搬迁。韩国的政治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为样本，其根本特点就是互相“扯皮”，优点是“多数说了算”，谁也别独断专行，缺点是拖拖拉拉。缅甸自1988年以来由军人掌权，政治生活具有“军人说了算”的特点，一切无须跟谁商量，办起事来当然“干净利落”了。
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执政当局就几次萌生过迁都的念头，后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沉寂了下来。不料2002年，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在竞选中旧话重提，保证一旦当选，将把行政首都迁到南方。彼时人们对这种表态并不认真对待，以为不过是吸引韩国中南部地区选民投票的“竞选语言”。没想到他上台后果然把推进“行政首都迁移”作为新政府的工作核心。在他的大力运作下，2003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都地址的确定郑重其事。先由专门成立的韩国新行政首都推进委员会在国内进行排查，2004年6月15日将初步圈选的4个新行政首都候选地公布于众；再经80名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全面评估，举行了5次全国巡回听证会，最后才以得分最高（88.96分）的忠清南道的燕岐—公州为将来的新都所在地。
韩国新任总统在迁都大业上雄心勃勃，他的政府也及时、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新址初步确定后，政府随即提出一系列设想和规划：准备2007年底开工建设，2012年起从首尔（当时称“汉城”）分批迁移总统府和中央各行政机关；2030年新都建设全部完工；计划建设用地83平方公里，其中绿地占新都总面积的48%；容纳人口50万等等。前后所需时间是24年，所需经费接近400亿美元，其中政府负担1/4，其余3/4由民间筹集。这些数字表明韩国迁都规划的恢宏与远大。
但这事一启动就遭到了韩国各方的质疑和强烈抵制。部分在野党议员认为，迁都是新任总统捞取选票的“政治秀”和谋求长期执政的策略。韩国最大的在野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阻止迁都，数十名国会议员为反对迁都而征求签名。首尔的反应尤为强烈。首尔市和京畿道等方面声称誓死反对, 还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不断掀起示威浪潮，市议会通过一项反对迁都的决议，打算提请宪法法院裁定国会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是否违宪，同时发起大规模签名运动，要求政府就迁都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等。已有调查表明，韩国将近68%的人认为迁都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大计，赞成通过公投以决定取舍。
公民投票迄今为止还没有举行，但反对“迁都”的政治团体和部分国会反对党议员却采取了行动，于2004年7月12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这年10月21日开庭，由首席法官宣读判决书，9名法官中有8名法官认为，迁都是关系国家命运和发展的大事，国会2003年12月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没有经过全民投票公决，因而违犯了宪法。宣判公布后，韩国陷入一片混乱。不少执政党国会议员认为，宪法法院的判决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出于政治判断，难以成立；总统府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则对此判决拍手称快，认为是法制的胜利；站在反“迁都”第一线的首尔市市议会对判决尤其赞不绝口。
判决后，围绕“迁都”是否违宪的争论将在法律层面画上句号，如何应对成为现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已经发生的事态看，韩国政府似乎不为所动，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将在听取国民意见的同时，通过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然后再拿出对策”，申明“不论宪法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政府的政策不会改变”。有关专家也认为，宪法法院虽然作出了判决，但不等于“迁都”就彻底失败。扭转这一局面有两条出路：一是政府延请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如果证据充分，可驳倒宪法法院的结论；二是就迁都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如果获胜，“迁都”可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行。
韩国的迁都虽然一波三折，但是政府好像并没有放弃，而是放慢脚步，寻觅适当的对策，以便迁都计划得以实施和贯彻。
首尔市的面积仅当全国的0.6%，人口却占全国的21%，由此引起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房价飚升……首尔的这些问题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首都面临的问题。摄影/Ricardo Azoury/C
关于缅甸的迁都，社会上虽然早有传闻，但谁也说不准确。所以缅甸政府突然于2005年11月7日正式向外界宣布迁都，使很多人感到“意外”，不仅普通老百姓，即便政府很多公务员甚至政府高官，都不清楚事情的背景。随后，缅甸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缅政府将行政首都内迁，各国驻缅使团也不知就里。其实，缅甸政府酝酿迁移行政首都由来已久。据媒体报道，3年前已着手准备，现在不过是付诸实行而已。
缅甸的新首都已由缅甸政府先期确定了，它就是国境中部的彬马那（现称“内比都”）。彬马那位于原首都仰光以北390公里的一个小盆地中，行政上属曼德勒省。此前这里是个鲜为外界所知的小城。锡当河从市东流过，周围有丛林满布的山丘环绕，向南是比较宽敞的平川地。这里是缅甸少有的铁路枢纽之一。
缅甸政府公布迁都命令后，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10个中央政府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据媒体报道，一夜之间，近千辆军车驶入首都仰光，每个准备搬迁的部门前，均有数十辆军车排成一字长龙待命。工作人员不断将办公家具、设备、文件搬上车，人们都默不作声地忙碌着。迁都令要求分三阶段完成搬迁，除个别中央单位（如畜牧水产部），其他所有政府部门，必须于2005年12月中旬以前全都迁往彬马那。
缅甸的新都不但已经选定，而且还分期进行了扩建，每期投入的经费达数千亿缅元（据目前市场汇率，每1300缅元兑换1美元），现已完成三期工程，包括领导人办公和住宿设施、政府各部办公楼及住宅楼、巨大的地下及山中掩体、飞机场、火车站、医院等，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环城公路与主要公路相连接，与仰光的车程仅7个小时，铁路每天有列车往返。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完毕，可与世界各地通话。据说缅甸航空公司也已准备开通往返于彬马那和仰光之间的航班。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各大私营公司承担，政府投入与实际的建设投入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彬马那的具体建设规模尚无法估计，根据实地施工人员的透露，工程建设规模容纳缅甸政府数量有限的公务员绰绰有余。
缅甸闪电式迁都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罕见的，这与吵吵嚷嚷、悬而未决的韩国式迁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迁都的原因，两国也有不同。
韩国的迁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首先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以首尔为中心、包括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面积不足国土的12%，却几乎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经济力量。首尔市本身的情况更严重：面积（6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的0.6%；人口（现已接近千万，60年来增加了10倍）却占全国人口的21%！给现首都的人口压力“松绑”已经迫在眉睫。其次是为了均衡地区发展——首都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既影响了韩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冲突。首尔远离欠发达地区，而新首都地处韩国中部，相比而言更便于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实现国家的整体繁荣。至于随着美国调整驻韩美军的部署，汉江以北的美军，将撤往韩国中部，为了安全，把国家的首都相应作地理上的南移，也未尝不是韩国迁都筹划的背景之一。缅甸的迁都，舆论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国防方面的考虑是首要因素。
在自然灾害面前被迫迁都
不少国家迁都是迫于自然界的压力：这些国家的旧都是一个“得天独薄”的地方，“天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因此，不论国人多么地不情愿，他们也不得不另择新都。
伯利兹（旧名英属洪都拉斯）尽管在独立后仍然以原首都的名字伯利兹作为国名，其实都城早已内移了。当初英国殖民者因为伯利兹城紧靠大海，进出方便，就把它定为统治据点。没想到它濒临着一个三角形的敞口海湾，处于飓风之头和巨浪之尖上，以致灾患频仍，岁无宁日。飓风和海啸一过，遍地狼藉。1961年遭到过飓风的毁灭性摧残，全城没入大水，80%的房屋荡然无存，伯利兹政府回天无力，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乔迁”。1967年选定全国地理中心贝尔莫潘为新的都城，经过数年土木施工 ，1972年正式迁都。
巴西利亚属于那类“从零开始”、“平地起高楼”式的首都，这类首都相对于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首都而言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人们在为新都选址的时候就已把区位、环境、人口等问题考虑过了，可以说是为国家“量身订做”了一个首都，这类首都的发展往往在人们的预期之内。所以，我们眼中的巴西利亚仍然是那么漂亮、干净。摄影/Diego Lezama Orezzoli/C
独立前的危地马拉也曾数易首府，都起因于巨大的天灾，现在听起来，依然惊心动魄。
1523年12月6日，西班牙一支侵略军全副武装从墨西哥出发，前往中美洲地区进行新的征服。他们首先闯入的就是危地马拉。1524年7月25日，这支侵略军在当地印第安人原来的都城附近，建立起殖民地首府，取名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Santiago de los Caballeros），简称圣地亚哥。
后来这帮殖民军的头目，嫌这里地势太高，气候寒冷，附近的印第安人又经常暴动，便将首府迁到国境西南部一个叫阿尔莫隆加（Almolonga）的地方。1527年11月22日，他们在这里举行建城仪式。这座新首府先沿第一个首府的称呼，叫圣地亚哥第二城，后来又改称比埃哈城（Ciudad Vieja）。
新首府完全按照西班牙城市格式和布局建造，街道、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建筑物应有尽有。可惜好景不长。1541年9月10日夜，它东南侧的阿瓜（Agua）火山爆发，继而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山洪奔腾咆哮，涌进大街小巷，吞没了一切。一座殖民地首府仅仅存在了十余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毁于一旦。
不迁移是不行了。城市的幸存者在惊恐万分之余紧急会商，讨论搬迁问题，结果，在这个被彻底毁坏的老城东北五六千米处选中了新址。1543年6月21日举行建城仪式，取名危地马拉（Guatemla），又号称“圣地亚哥第三城”。
人们原希望能在这里长治久安地居住下去，这里座城市也的确建得漂漂亮亮，而且很快发展为中美洲最富庶的地区首府和文化艺术中心。可是，天公偏不作美，西班牙殖民者苦心经营的这座城市，仍然没有摆脱大破坏的厄运：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洪水泛滥和火山喷发等各种各样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的侵袭。挨到1773年7月29日，这座首府又遭全面毁坏，殖民地当局面临再度搬迁的艰难选择。
1773年6月16日，西班牙国王为危地马拉下了移建新首府的命令。危地马拉都督府和法院奉命行事，经过一番勘察，终于选择拉埃尔米塔村（La Ermifa）作为新址。1775年1月动工兴建，1776年1月1日举行新首府落成仪式，并且仍然命名为危地马拉。为兹区别，原来遭到毁坏的危地马拉，改称旧危地马拉（Antigua Guatemla），日后又逐渐被简称为Antigua，音译安提瓜，意译就是“老（城）”。
这座新危地马拉，就是今天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它在旧危地马拉（安提瓜）东东北20余公里。彼此的距离可说近在咫尺，大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并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仍然经常处于自然灾害尤其地震的严重威胁下。1917—1918年的地震，不仅持续时间长（6周），而且同样是毁灭性的，经过难以计数的地震，全城毁坏殆尽。之后艰难重建，但1976年再遭地震重创，2.3万人死于非命，7万人受伤。
“危地马拉还会迁都吗？”人们不免会这样担心地问。不过迄今尚未听到任何有关危地马拉再行迁都的消息。事实上，危地马拉国土狭小，而且大部分都处于地震带上，选择的余地太小了！
一个时期以来，伊朗上起政府要员，下至市井黎民，也都在议论迁都。迫使伊朗人谈论这个沉重话题的，则是地震。
伊朗是个多地震的国家，这种天灾与伊朗的地质条件有密切关系。这个国家处于多条地震带上，最长最宽的一条，西从土耳其、伊朗边境起，向东延伸经过首都德黑兰，长数百公里。更糟糕的是，首都德黑兰地下还潜伏着北、南、东几条断层，形成了更深的隐患。德黑兰市区固然小震不断，周围远近地区更是“震事”连连，近年还有过数起大地震。位于德黑兰西西北140公里的加兹温2002年月22日发生里氏6.3级的地震，2003年12月26日，位于德黑兰东南950公里巴姆更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里氏6.8级大地震。所有这些，都给首都敲起了警钟。
伊朗地震专家预测，未来几年里，德黑兰发生7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极大，德黑兰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却令人担忧。某国地震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德黑兰大多数建筑不符合抗大地震的要求。又有报道，在德黑兰全市160万套住房中，约70万套，也就是说44%属于危旧住房。一旦发生7级地震，少说也将有约50万套即1/3的住房彻底倒塌、55%以上的建筑受损、大约40万人丧生。造成的财产损失，约当伊朗国民收入的22%，国家将会立即陷于瘫痪状态。
2003年底，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南950公里的巴姆发生了里氏6.8级大地震，图为一位妇女站在因地震而毁坏了的自家房屋前。由于这场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数目巨大，财产损失更是无数，伊朗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迁都的事情。摄影/Morteza Nikoubazl/C
其实，德黑兰面对的难题，远不止地震。首先是人口急剧增加，1950年以来的50多年间，人口增加了十余倍，现已达到1200万，占全国人口的18%；其次是由此引发的其他“城市重病”：交通日益拥挤、房地产价格飞涨、空气极度污染等等。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人们就想到迁都。
不过，迁都究竟非同小可，所以德黑兰的大多数市民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全国范围内也缺乏真正的支持者。再说，当前微妙而严重的国际形势使得伊朗政府必须集中精力处理其他更关国家安危的问题，所以迁都事宜一时还难以列入国家决策者的工作日程。
暗暗涌动的迁都热潮
当今世界，除了已经或正准备迁都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也受到了“迁都”之风的侵扰。在这些国家内部，暗暗涌动着一股讨论迁都的热潮，也许有一天，这股热潮会冒出地面，成为搅动整个朝野的力量，到那时候，世界舞台就又会上演一部部史诗般的迁都剧。
先来看日本。首都东京人口高度密集，交通异常拥挤，地价飞涨（东京一些闹市区，每平方米的地价，超过20万美元）。同时有鉴于前几年的阪神大地震，有人心慌意乱起来，就提议中央政府应未雨绸缪，早打主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建议，是把一些政府部门向其他地区疏散，以便“稀释”人口密度，抑制地价上涨。据说，这种设想，已经得到政府最高层的赞同，并且下令每个政府部门至少要把属下一个机构迁离东京。但政治、经济界某些头面人物则不满足于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他们提出，为根本解决问题，最好是迁都。
东京街头的人流永远是东京一景，东京人口的压力也给日本政府考虑是否迁都施加了压力。要不要迁？往哪里迁？似乎是世界上所有问题严重的首都所面临的抉择。摄影/Royalty-Free/C
这种议论一出笼，各方反应热烈。执政党的某些议员甚至认为，在21世纪，迁都将成为日本国土发展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至于把首都迁往哪里才算合适，则是众说纷纭。
某前副首相组织了一个由各党派国会议员参加的团体，专门研究迁都问题。他们建议新首都应设在东京以北350公里、现有人口120万的仙台。
名古屋的某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首都迁往名古屋。他们认为，名古屋位于故都京都和东京之间，早有“中都”之称，又居全国的地理中心，交通便利，迁都于此，是上上策。
大阪的某经济团体建议，把首都迁往京都、大阪、神户这三个城市形成的“三角地带”的中间。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人们为迁都而踊跃地献计献策，实质是同各自的地方利益挂钩的。
为政府整理国家广泛发展计划书的工作小组则提出“双都论”：仍以东京为首都，而以仙台为“次都”，借以分散东京的重负，减轻东京的压力。
自民党有议员建议在离东京150至250公里的地方，另建一个首都，具体建在何处，却没有明确提出，而是留出很大的想象空间。
看阵势，日本想迁都的人还真不少，乐意为此开“药方”的，也大有人在。东京作为首都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态势。原地改造，回天乏术；易地而都，何去何从？
不知道是凑热闹，还是真正有所需求，近来俄罗斯有关迁都的议论也突然冒头，甚至一些政府官员、杜马议员乃至社会名流都纷纷表态，弄得情况颇有几分热闹；连迁到哪里都提出来了，其中呼声最高的，莫过于圣彼得堡。
俄罗斯把首都迁出莫斯科的论据，和其他国家迁都的理由大同小异，不外乎人口过多、市政设施不堪重负、交通拥塞甚至陷于瘫痪等等。人们一方面强调这些，另一方面宣扬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风光秀丽、安静祥和。言外之意不说自明。圣彼得堡2003年庆祝建城300周年的盛大活动，更令向往的人怦然心动；圣彼得堡市民为此在精神状态上表现出的焕发、亢奋、昂扬，意趣尤其明显。
平心而论，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中，圣彼得堡的确不同凡响，除莫斯科以外，俄罗斯没有别的城市像它一样曾充当俄罗斯帝国京城达200多年。后来，首都宝座虽然归还给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隐隐与莫斯科分庭抗礼。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上看，圣彼得堡都算得上是俄罗斯迁都的第一候选城市，在俄罗斯
人民心目中，圣彼得堡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二首都”。当然，俄罗斯政府自有他们的想法，不迁都，但把首都职能分散出去，不啻为一种稳妥的做法。摄影/Nik Wheeler／C
圣彼得堡可说是个“风情万种”的城市。市区延及涅瓦河口三角洲的42个大小岛屿，由300多座桥梁相连，河水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0%左右，号称“俄罗斯的威尼斯”。圣彼得堡还因拥有1000余处保存完好的名胜古迹，受到世界各地旅游者的顶礼和青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在世界上最受旅游者欢迎的城市排名中，圣彼得堡位列第八，远远高于莫斯科。它还是一座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这里爆发。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遵照列宁的倡议，将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2005年圣彼得堡人口不过500万，仅当莫斯科人口的一半多些，距“人满为患”还遥远得很。
凡此种种，都是人们在“择都”时“倾心”圣彼得堡的理由。如果联想当前俄罗斯的政坛情况（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现总统普京的家乡，政府大部分强力部门的领导均来自“彼得堡强力集团”等），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关于迁都圣彼得堡的“小道消息”了。但官方出面澄清过，说政府并未考虑过让圣彼得堡分担部分首都职能：“至少目前没有任何必要。”前不久，某记者前往圣彼得堡采访，与当地市民交谈，市民们普遍表示，现总统执政以来奉行的内外政策，虽然以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为己任，但也无须仿效当年彼得大帝采取迁都那样的“大手笔”来行事。
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十月革命前，莫斯科以纺织工业而闻名，被誉为“花布城市”，之后成为了苏联（现为俄罗斯）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业总产值居全国首位，拥有两万多家工厂。但如此密集的工业也为莫斯科上空的空气污染埋下了伏笔。然而，莫斯科又是“全世界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莫斯科市长曾因重视生态保护而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最佳生态师”奖。可见，首都也在积极地为自身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摄影/Barry Lewis/C
其他奇思妙想还有不少，顶别致的是“群芳并秀”的多都论。一位杜马议员提出的设想最具代表性，他建议将政府所在地迁到叶卡捷琳堡，宪法法院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最高法院迁到鄂木斯克，最高仲裁法院迁到伊尔库茨克，国家杜马设在下诺夫哥罗德；而总统官邸及其办公机构仍留在莫斯科。
可是事情往往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尽管主张迁都者抱怨莫斯科市政不堪重负，但反对迁都者亦比比皆是。他们认为，建于1147年、迄今860岁的莫斯科，自15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间，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突出象征。即使在首都地位被圣彼得堡取代的200多年里，仍然是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难以撼动的重镇；况且当前俄罗斯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迁都只会添乱和劳民伤财。他们说，像德国那样的经济强国，两德统一之后，迁都柏林还延续了近10年，俄罗斯至少目前还“没有多余的银子瞎折腾”。政府发言人明确表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当前国家
管理角度，都不会考虑迁都问题。不过从长远看，俄罗斯将首都部分功能分出莫斯科将是大趋势，付诸实施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酝酿迁都的国家何止这些？
英国有一个名为Yougov的网站，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就迁都问题对全国各地2037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伦敦的多种病态现象日益严重和蔓延，接受调查者中间的三分之一主张迁都。而且据说，连伦敦市议会的议长也是迁都的支持者之一。当然，人们赞成迁都的动机各有不同，像这位议长先生就有所图谋。他说，迁都后，市政府可以立即把那些美轮美奂的王宫和面积宽敞、林木茂密的公园收归市属。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