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
文|覃柳笛
“收缩城市”这一概念1988年由德国学者提出，用以指代那些因去工业化及
人口结构变化而导致人口减少和
经济衰败的城市。
近年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国内并受到关注：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开始收缩或局部收缩。
中国城市的收缩，主要原因是资源枯竭与产业转型不力导致人口流失。不过，与“衰败”等概念不同，“收缩”不等于塌陷，其中蕴含着积聚发展的机遇。单个城市的收缩，并不影响经济整体平稳发展的态势。
中国城市的收缩，也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面：在人才争夺战中，大城市的优势愈发突出，它们所吸引的部分人口，正来源于中小城市。而人口的空间再配置，在全世界亦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面对城市收缩，仍需未雨绸缪，防范风险。
不论是采取适应性还是应对性的策略，都需基于人口和城市发展现状，量体裁衣，重新布局。最重要的是，必须转变“为增长而规划”的执念。
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具体而言，就是要合理精简发展规模，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包括整合供给过剩的住房市场，实现废弃空间再利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构建更为宜居的城市空间，强化快速
交通与各类城市中心的无缝衔接，缓解职住分离、钟摆交通压力问题；重新定位城市功能，发展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面对收缩，中小城市要注重与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协同，错位发展。“虹吸”了中小城市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中心城市，也要在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考虑周边城市的诉求，从都市圈的整体视角进行规划统筹。
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协同中创造机遇，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收缩型城市:现状与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特约撰稿尹希宁、 李维康|北京、黑龙江哈尔滨报道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人口收缩也发生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工贸城市，如东莞、义乌等。
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这是官方文件首次提及“收缩型中小城市”概念, 意味着城市收缩现象已经从学术讨论和媒体关注层面进入了国家政策视野。
“人口流失”“老龄化”“少子化”“减量规划”……这些在我国城镇化与区域发展进程中备受关注的现象，与城市收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下，网络上也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收缩城市名单”。
当绝大多数人感受着城市扩张带来的变化时，城市收缩现象是否正在悄然蔓延？城市收缩，是如何发生的？“收缩型中小城市”，开始“瘦身强体”了吗？
“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25岁的在读博士李然不愿意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的老家，虽然那座城市有着广袤的林海，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李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的50个高中同班同学中，只有15人留在了家乡，离乡的同学里，最近的扎根哈尔滨，更远的走到了沈阳、北京、上海……
黑龙江省统计局数月前发布了那座城市的人口发展历程报告，将当地人口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爆发增长期、缓慢增长期和递进减少期。
报告中提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那座城市的林业资源逐渐减少甚至枯竭，由于缺少接续替代产业，资源型城市没有如期实现转型，加之改革开放形势又相对滞后，出现了人口外流现象。90年代后期，户籍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进入下行通道，形成逐年递减的局面。
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吴康发现，2007年到2016年，我国663个建制市中，有80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占比12.1%，其中地级市24个，县级市56个。大部分城市人口收缩幅度不大，仅有9个城市的收缩幅度超过5%。发生人口收缩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东南沿海及沿边地区。
第一表征
2016年5月，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SCRNC) 发起了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至今，这个研讨会已经举办了四届。
第四届的举办地点是哈尔滨，来自全国多个高校的相关研究团队在会上交流了过去一年的研究成果。本刊记者在会上发现，关于收缩城市在我国该如何界定和识别，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便开始关注老工业区的人口流失问题。进入21世纪后，城市收缩现象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吴康向本刊记者介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是，城市收缩或城市局部收缩通常有三个表征：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城市空间衰败或品质下降。不过，这只是基于城市收缩表现出的特征所作的归纳，但它的内涵并不止于此。
事实上，各国城市发展情况各异，对于如何严格界定收缩城市这一概念并识别收缩城市，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比如，人口负增长的城市是否就是收缩城市？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城市连续多年常住或户籍人口负增长，就可视为收缩城市；也有人认为，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空间衰败三个表征同时出现，才能视为收缩城市。
目前，将人口状况作为城市收缩现象的第一表征已是共识，然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的数据已比较陈旧，统计时指标又有差别，很难通过这些数据来反映真实状况。
另外，由于
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边界会有变动，人口数据并不容易进行比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北京城市实验室创始人龙瀛在研究中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4年全国已有100多个城市的市辖区边界发生了变化，包括县改区、县改市等。“有些地方可能市辖区人口下降了, 但中心城区人口还是增加的，这也成了定性的难题。”龙瀛说。
收缩的本质
按照发生机制，龙瀛将我国城市人口收缩现象分为五类：资源枯竭导致的人口收缩；大都市周边中小城市出现的人口收缩；偏远欠发达城市出现的人口收缩；产业转型不成功导致的人口收缩；因行政
区划改变或统计数据调整等因素导致的人口数据下降。
上述五个类型中，资源枯竭与产业转型不力导致的人口收缩，较为接近城市收缩的本质，如黑龙江省“四大煤城”出现的情况。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规划研究所所长张远景告诉本刊记者，黑龙江省城市收缩的原因可归结为人、地、物、策四个方面。
“黑龙江省大部分人口是闯关东进来的，不少城市是移民城市，居民归属感可能不是那么强，一旦出现资源枯竭、产业不振、就业岗位减少，人自然就会往别的城市走。同时，高寒的气候也使得人们更愿意往相对温暖的地区转移。”张远景说，“我国优质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都集中在‘金字塔尖’的城市里面，黑龙江省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年轻人更向往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城市。”
离开了家乡、从东北到成都经商的吴文浩对本刊记者说：“感觉去大城市发展是个趋势，很多年轻人一旦出来了，再想回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人口收缩也发生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工贸城市，如东莞、义乌等。
在义乌调研期间，吴康发现义乌存在外来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全球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义乌的劳动密集型小商品加工业失去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优势，电商的发展也在冲击过去的小商品批发贸易，导致一些企业倒闭或外迁，外来人口随之减少。
也有研究者发现，在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因低端制造业外流，局部出现了工业用地的人口收缩。
城市化的另一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城市收缩是城市化的另一面。
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开始进入城镇化的“下半场”，剩余的城镇化率增长空间约为10至15个百分点，这对单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形成了约束。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认为，当前城镇化主要靠城市群和大城市驱动，城市群和大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将来可能出现大批收缩。
比如，在人才争夺战中，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规模优势愈发突出，这些处于常住人口增长前列的城市,所吸引的部分人口正来源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在户籍制度大改革的背景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障碍将逐步消失，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失可能进一步加剧。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或者说人口的自然流动，是一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基于种种背景，龙瀛认为，部
分省市人口的流失与城市收缩的现象会继续存在，这将成为我国未来空间规划与空间治理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新命题。
寻找新出路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此后，“存量规划”在我国城市规划业界成为“热词”，业内还提出了“减量规划”的概念。
但是龙瀛也发现，一些城市正处于收缩或局部收缩的阶段，规划里却写满了增长的预期，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口收缩、空间扩张的悖论。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总规划师赵燕菁回忆，在刚进入规划行业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 规划要回答的无非是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 。如今，面对城市收缩现象，“迫切需要一个能解释‘非增长型城市’的理论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法”。
吴康认为，处于收缩阶段的中小城市要转变“为增长而规划”的执念，城市收缩也可以视作一种转型发展的机遇.
事实上，出现收缩现象的中小城市，有的已在转型，寻找新出路。
本世纪初，甘肃玉门为应对资源枯竭，将生活基地和办公机关整体搬迁至酒泉，同时，将玉门市政府驻地迁至玉门镇，在老城建设开发风能、太阳能产业集聚区，并利用大量的闲置资源开发旅游文化功能。
伊春近年来在加紧改革国有林区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并于2019年7月正式调整
行政区划，将原有15个区整合缩减为8个区县，将撤并的原区址建成生态特色小镇组团，进而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生产力要素布局。
因存在大量低价房而受到舆论关注的黑龙江“四大煤城”之一鹤岗，在2019年3月至7月间举办了“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活动——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鹤岗市
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协会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主办，邀请城乡规划专业知名高校的师生参加，探索应对收缩的途径。
参与活动的年轻学子，很可能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第四届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上，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设计
方案。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正是“精明收缩·品质发展”。
多位受访者对本刊记者说，面对城市收缩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城市“消亡”的先兆，或急于为发生收缩现象的城市“唱挽歌”，而应系统客观地分析现状，认清潜在风险，在规划与治理上有所准备。
不同城市出现人口收缩的原因并不一致，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收缩城市，在表现形态上亦有细微差别，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很多城市通过自身要素的再分配、再调整，实现了城市的健康运行乃至复兴。
收缩之中,也有机遇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尹希宁、记者刘佳璇|北京报道
城市收缩虽然可能意味着迟缓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包含着空间置换、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机遇。
城市收缩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极易在舆论中形成热点，因此，不少存在人口流失现象的城市，唯恐被扣上“收缩城市”的帽子。其实，与国外城镇化高度发达后部分城市走向衰败不同，在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在持续，某一时段内的人口流失对于部分城市来说还不是那么紧迫的问题，但是，收缩可能导致的发展停滞的潜在风险仍不能忽视。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收缩不等于衰败，不应只看到收缩给城市带来的挑战，而要理解收缩发生的机制，并看到收缩之中提升城市品质的机遇。
收缩不等于衰败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张学良：城市收缩是个中性词，它并不可怕。城市收缩虽然可能意味着迟缓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包含着空间置换、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机遇。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收缩与城市衰败之间不能画等号？
张学良：城市收缩不等于城市衰败。需要特别指出，中国的城市收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城市收缩，指的是城市整体层面的人口下降。出现这类收缩的部分城市，可能整体上人口下降了，但中心城区的人口反而在上升，这类城市的活力还是在增强的。
狭义的城市收缩则需引起重视——城市整体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中心城区和CBD的人口也在下降，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城市收缩的原因，如产业发展的情况、就业机会的多少、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教育资源的分配等，并据此给出有针对性对策。
向“适应人口减少”转型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你认为相关城市在落实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学良：收缩城市的规划，要改变传统的以增长为主题的扩张型规划模式，向“适应人口减少”的方向转型，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收缩城市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可以借鉴“精明收缩”的理念——“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与其将重点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长和持续扩张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过提供更为宜居的环境、塑造更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流动人口和企业入驻，提升城市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在政策应对上，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案例？
张学良：国外城市收缩主要是由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结构变动以及政治变革等因素导致的，中国以人口流失为表征的城市收缩，则是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
想找到一模一样的案例进行参考是不现实的，西方城市的一些做法我们只能部分地加以借鉴。
国外的案例中，城市转型与重新定位被认为是重新振兴城市的一个有效方法，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谢菲尔德等城市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此外，不同于政府主导的转型模式，西方部分城市还实施了公众广泛参与的“精明收缩”计划，部分城市则实施了弹性城市规划。
协同创造机遇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将城市收缩现象视为人口流动的一个结果，那么，跳出对单个城市的观察，从都市圈的层面来看城市收缩现象，有哪些发现值得注意？
张学良：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我认为都市圈也是研究城市收缩的重要空间尺度。我和我的团队在一项以全国33个都市圈为观察样本的研究中发现，2000年至2015年间，都市圈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超过1亿，外围区域常住人口增加3500万左右。只有重庆都市圈的人口是持续下降的，其他都市圈的人口都没有下降。这说明，如果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城市收缩现象并不是特别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在发展势头强劲的区域中心城市周边，不少中小城市出现了收缩现象，成了“灯下黑”，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张学良：这种城市收缩是由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产生的。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虹吸效应”导致的城市收缩大致表现为人口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由周边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形成了空间增长极，又以较高的工资水平、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进一步吸引了劳动力等资源的流入，导致外围城市的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表现为收缩现象。
《瞭望东方周刊》：被中心城市“吸走”人口的中小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收缩？
张学良：中心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协同，此外，应注重错位发展，打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建议：
利用毗邻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主动与中心城市形成产业配套，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享受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注重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
要注重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与中心城市衔接；在制度建设上，外围城市要积极推动与中心城市的跨区域合作，弱化行政壁垒，致力于形成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行政协调机制，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的生产活力与消费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城市需要做什么？
张学良：中心城市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主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互动。我们认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需要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边界来进行思考。同时，部分中心城市“虹吸”了周边城市的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那么在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也要考虑周边城市的诉求，从都市圈的整体视角进行统筹规划。
前车之鉴与他山之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特约撰稿尹希宁|北京报道
精明收缩意味着“删繁就简”，转变扩张式的规划理念。
20世纪后半叶，城市收缩现象开始在英美老工业城市出现，进而向东欧、日韩乃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蔓延。
对于城市收缩，最早拿出对策的，是那些较早受到影响的西方城市，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城市面对收缩反应迟缓或出现了策略失误。
虽然从城市化的背景和收缩的原因来看，国内外城市明显不同，但是，国外的案例，或可作为前车之鉴，或可成为他山之石。
汽车城的衰败
20世纪70年代初，城市郊区化浪潮席卷全美，人口流失的危机犹如阴云般笼罩在汽车城底特律上空。此时，底特律城区人口已从20世纪50年代初高峰期的近200万缩减到了95万。
城区工业衰败是底特律人口流失的主因。在全球生产要素开始重新配置的背景下，新的汽车制造生产线建在了墨西哥等成本更低的地方，底特律失去了成本和技术优势，越来越多的工厂变得萧条。
德国学者菲利普·奥斯瓦尔特编著的《收缩的城市》一书中提到，早在1947年至1963年间，就有超过13.7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底特律消失。但底特律并未对过去的发展方式进行反思。1963 年，《纽约时报》上还有以“汽车城高歌猛进”为头版标题的报道，当地官员称底特律“一丝忧虑都没有”。
城区产业空心化和人口流失的加剧，导致城市税基萎缩，而工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又推动着底特律福利制度的扩张，其结果是，公共财政无力招架，底特律在结构性矛盾中挣扎了数十年。
其间，它错过了不少可以实现产业转型和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机会。增长主义价值范式在历届市长的头脑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让底特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希望用大规模借债和大规模工程来带动城市增长，结果却是收缩效应的不断强化。
“精明收缩”的实践
2013年1月，《底特律战略框架规划——底特律未来城》公布，确立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方向和行动计划。
这份迟到的规划，力求找到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通过重新配置城市要素，实现基础设施利用最大化，以提高现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城市现有资产的基础上，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多样社区，并鼓励公众参与。
这种基于收缩现状寻找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规划思路，重点在于利用空置土地建立城市的绿色空间网络，通过社区多样化来培育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
这体现了“精明收缩”的规划理念。2002年，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弗兰克·波珀及其夫人提出了“精明收缩”理念：为了更少的规划——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
精明收缩意味着“删繁就简”，转变扩张式的规划理念。总体而言，精明收缩是应对城市收缩的一种适应性策略——旨在对城市规划、治理进行基于人口和城市现状的改进，让城市在收缩状态下健康运行。
精明收缩作为一种城市规划真正得以确立的标志，是俄亥俄州的“扬斯敦2010规划”。
扬斯敦地处美国的“铁锈地带”——重工业逐渐衰败的老旧工业带，是全美首个明确提出收缩发展的城市。“扬斯敦2010规划”集合了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公众等多方力量参与，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城市土地利用上减量发展。例如，在住宅用地方面减少了30%，将大量荒置土地和房产变为绿地空间，同时，启动一系列配套行动，包括调整全市区划法，鼓励邻里参与进一步规划等。
大工程激发城市活力？
同处于“铁锈地带”上的克利夫兰，则选择了与扬斯敦、底特律不同的路径。
1938年，克利夫兰是美国的第五大城市，拥有100多万居民；2010 年，克利夫兰只剩下34万居民。“后工业时代”的克利夫兰虽难挡经济颓势，但状况并不像底特律那样严峻，全美排名第二的克利夫兰诊所带动了当地医疗产业的发展。
面对城市收缩，克利夫兰采取的策略是，由开发商主导城市再开发，建设刺激性的大工程，以重新激发城市活力。
其中，欧几里得交通工程和滨道工程为旗舰工程。前者意图通过交通手段来应对道路区域的收缩——通过一条快速公交系统将市中心与大学连接起来，旨在为人们提供安全快捷的出行方式；后者是一个旧电池厂的棕地再开发项目，由开发商、规划师和社区合作，目标是将西滨道打造为滨水慢行道路，提供一种在郊区无法获得的“邻里体验”。
克利夫兰围绕这些大工程来推动城市复兴，希望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与人口回流。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收缩的恶化——人口和经济增长仅呈点状出现于几个社区，在原本收缩的地区，空间衰败和社会分化反而加重了。
复兴的路径
由收缩转向复兴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的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在工业革命中实现了崛起，后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曼彻斯特逐渐走向了衰落，20世纪下半叶，其城市人口从70万下降到了42万。
为了扭转颓势，自20世纪90年代起，曼彻斯特市政委员会与企业合作开发建设了一系列旗舰工程。与克利夫兰相比，曼彻斯特的城市复兴行动更具整体性：一方面推动城市外部地区的国家基础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在城区建设大型文化工程，并将这些工程与振兴新兴产业结合起来。
以申办奥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为契机，曼彻斯特兴建了一系列大型体育和艺术项目，让体育产业和文创产业成为了后工业时代的发展引擎。1990年以来，兴建的大型工程包括布里奇沃特音乐厅、曼彻斯特晚报体育场、尤比斯城市生活博物馆等。
进入21世纪后，曼彻斯特的人口数量开始回升，城市也显出了活力，完成了由收缩到复兴的艰难转型。近年来，曼彻斯特继续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在索尔福德码头兴建了“英国媒体城”，吸引了大量媒体入驻，发展金融业，并通过曼彻斯特大学带动了科技产业发展。
在英国，与曼彻斯特一样通过发展新兴产业由收缩变为复兴的，还有谢菲尔德、利物浦。
实际上，最早关注城市收缩现象的并非英美，而是德国。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学者在研究鲁尔老工业区“去工业化”转型时，就提出了“收缩城市”概念，并把它和城市的衰败加以区分。
这一概念提出后不久，东西德合并，原东德人口大量迁入西德。以莱比锡为代表的原东德城市出现严重人口流失，导致城市中空置建筑星罗棋布。
德国政府因此开展了原东德都市重建计划。莱比锡梅泽堡街道上的空置物业被拆除，置换出大量空地，在公益组织主导下将其转换为广场、绿地、日托中心，这就是莱比锡复兴行动中的标杆性项目——亲子互动场所“莱比锡妈妈”。
与此同时，莱比锡也找到了新的城市定位。长期以来，莱比锡被视为原东德的神秘文化之都，东西德合并后，莱比锡的绘画、摄影、设计等产业蓬勃发展，画廊和各类创意工作室入驻旧厂房，让莱比锡成为了一个艺术创意之城。
2006年，在莱比锡发展文创产业的中小型公司超过1996家，营业额在15亿欧元以上，雇佣人员超过1万人，文创企业成为当地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莱比锡人口也实现了回流。到2016年底，莱比锡市普拉格维茨地区的人口总数比2000年增长了80.4%。
城市“瘦身”
与欧美不同，日本的城市收缩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少子化、老龄化和首都圈人口“一极集中”。
富山县的富山市，就曾因人口结构变化而面临城市收缩的挑战。
这是一座人口约40万的中小城市。21世纪初，富山市老龄化加重，因中心区和分散于各处的地域据点相距较远，居民出行基本要依赖私家车。这不仅增加了环境负担，市政建设与维护成本也相当高，同时，很多老年人因不会开车而不愿出门消费，整座城市显得死气沉沉。
考虑到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并存的趋势，富山市并没有采取应对性策略促使人口大幅增加，而是通过压缩城市规模进行主动收缩，将过度分散的城市改造为紧凑型城市。德国的马格德堡为适应城市收缩，也采取了紧凑型城市的规划理念，将城市边远地区的废弃房产拆除，注重提高市中心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改善市中心的生活质量。
如果将城市的紧凑化比喻为“瘦身”，那么根据自身“体质”拿出“瘦身”方案就格外重要。
富山市的城市格局比较特殊，其紧凑型城市的建设，并非围绕市中心进行单级集聚，而是基于现有的轨道交通线路，重建公共交通网，改造地域据点，形成“汤圆与串”的空间格局。
“汤圆”是各个地域据点，“串”是连接这些地域据点的公共交通路线，富山市通过在站点强化各种城市功能，建设以站点为中心的步行圈，来引导居民在站点周围和市中心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最大化活用已有轨道交通线路，富山市还于2006年建设了富山轻轨，于2009年新建了市内路面电车线路。重构后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车班次更多，居民也无需在大车站进进出出，且车站月台与超低床电车地板高度一致，更便于老年人上下车。
在当地政府看来，优化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鼓励他们外出，不仅带动了其消费，也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从而可以减轻公共财政在医疗上的负担。
从2006年开始，富山市中心地区的人口开始增加，市中心人口比例已从2005年的约28%增至2012年的约31%，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