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域边界”一词,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常被提及的字眼,而往往是被忽视的存在。人们很少从思想中眺望边界的山水,也不太容易在生活的实践中体会和触摸它。地图上,它只是一条细细的、由小圆点和不长的线段相连接的标识。坐上长途火车,在汽笛的鸣响和车轮“咣咣”的换轨声中,偶尔会传来广播员略带方言的普通话,介绍列车正经过某某大河,进入到某某大省境内。在朦胧中完成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的界线跨越,这是许多旅人对边界概念的残存记忆。
但行政区域界线不仅是政府的档案柜中发黄的图纸、地形图上的蛇行线、不仅是山、道、水、屋、树的构成,也是利益的界线,道德的界线,权力的界线。当利益的趋动力开始加速,道德的界线成了被忽视、被回避、甚至被刻意隐藏的存在,那么,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争执、争抢和争斗。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边界争议见诸媒体报端详加披露和渲染的并不多。如果不是从事边界谈判工作,我也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略带神秘的领域。在地域面积并不大的浙江省,“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构成和九十八个县级以上行政单位这两大因素,构成了长达一万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万里边界上,星星点点分布着一千多处边界争议。大的争议涉及到上百平方公里,而小的则只几分地;就长度而言,长的六十公里以上,短的却只有一米多。并不是每处边界争议都会引发激烈的血腥冲突,但死人的事情确是经常发生的。
离现在并不遥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浙江省宁海县与三门县的“十二棵松事件”,死十余人,伤几十人;缙云县与永嘉县边界发生大规模械斗,一个县委常委、人武部长赶去阻止,踩了当地山民埋设的土制地雷而殉职;浙皖边界著名的清凉峰争议闹得最凶时,浙江方浙川村的支部书记让人抬着棺材上山与对方拚命,声言活着要守住清凉峰,死了就埋在当地,成为清凉峰的鬼⋯⋯这样带血的记录还有很多。虽年深月久,但发霉的纸片上仍隐隐然有杀伐之声。
于大局而言,边界争议虽是疥癣之疾,但对于边界地区的安宁和安定,它却是心腹之患。说边界争议猛于虎,并不为过。与其一次次为解决单个边界争议而耗时费力,不如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痛快淋漓地解决已存在的边界争议。于是,便有了全国规模的边界大行动—勘界。
“勘界不扰民”:浙赣线谈判 图:浙江天目山的千年古刹开山老殿。曾发生边界争议的清凉峰是天目山的主峰,海拔1787.2 米 图/全景
浙赣线全长约327公里。涉及到浙江省衢州市所辖的开化、常山、江山三县市13个乡镇和江西省上饶地区所辖的婺源、德兴、玉山、广丰四县市15个乡镇。浙赣线大都在海拨高程700米以上的山区,树木茂密,交通十分不便,有些地方连行人都十分困难。
浙赣线的第一次集中核界只用了五天,成果是浙赣线77%地段的界线贯通。这个成绩对于第一次从事勘界工作的我们来说,都足以安慰辛苦、积聚希望、展望前景的美好了,尽管还有96处争议没有解决,还有近70公里的界线尚未贯通。
又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工作,96处争议中的绝大多数变成了通途。然而留在最后的,往往都是最难协商最难解开的结。这样的“结”,在并不算长的浙赣线上有10 处,齐溪林场、苏庄林场、小关、峡山寺、嵩枫寺、河滩⋯⋯这些原本很少提及的地名,在双方的谈判中成了点击率颇高的关键词。
1997年1月的浙赣线第二次协商谈判只解决了一处争议,进展之缓慢,使双方心里都罩上了一层严霜。1997年3月27日,我们又一次赴江西上饶,进行浙赣线的第三次谈判。
3月谈判最后的焦点问题是河滩村。浙赣边界有两个河滩村,一个属江西,一个属浙江,紧挨在一起,家家相连,户户相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河滩几乎就是一个村子。村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喝的都是穿村而过清溪水,犁的都是老龙岗下方寸地,用同一种方言讲同一个古老的传说,用同一个村名聚同一群人的生命繁衍。这样的地方,要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谈判桌上的方案摆了又摆,图上的界线划了又划,但始终没有一个方案、一条界线是双方都满意或可以接受的,剩下的办法只有再到实地踏勘,进一步核对资料,标绘草图,才有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们一行来到这个在宾馆中争执不下的村落,发现河滩村的村民显然对勘界有不小的误解。江西河滩村的老支书甚至担心划界后两村之间要每间隔50米埋设一颗界桩,每个界桩之间还要拉上铁丝网,对此,他愤愤不平,埋怨上头吃了饭没事做,尽干些老百姓不愿做的事。我们不得不一边对村里几个特征明显的地形指指点点,一边不停地做着解释工作。直到最后离开时,他终于将信将疑:原来勘界并不会动村民们的一寸土地,不会改变村民们早已密不可分的地缘亲属关系,也不会像日本鬼子进村那样,拉上长长的铁丝网,村民们种地摘瓜都要绕道走、偷偷钻。
实地踏勘河滩的成果并不是形成了心中的一条界线,而是搞清了当地村民的真实想法。其实,对老百姓而言,只要什么都跟以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是最大的愿望,他们并不指望勘界给他们多一份土地、多一道山梁。这使我感触颇深:“勘界不扰民”,正是通过这一次的实地踏勘,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
回到谈判地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当夜,在向国勘办副主任宋继华汇报新方案的时候,我只说了半句话:“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做出重大让步⋯⋯”却怎么也想不起“河滩”这个村名,脑子一片空白。我病倒了。
不知是实地调查起了作用,还是我的病情感动了江西代表,第二天他们提出的河滩解决方案比我们想象中的方案更容易接受。我斜躺在沙发上,听同事们一字一句地朗读文字协议,并不时提出修改意见,就这样完成了浙赣线最后九处未贯通地段的协议书定稿工作。下午,两省代表在宾馆大堂签字,浙赣线终于全线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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