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环环 时间: 2009-06-29
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对中共浙江省委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作出了重要批示（简称“五·二七”批示），当时的塘下区作为全国惟一试验区率先富裕起来。在此机遇下，温州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此后，才有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溯这段历史，怀念当年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一起去了解“温州模式”的源泉和动力。
■见习记者 林晓
刘少奇 “五·二七”纪念碑和纪念亭
部分当年不脱产公社干部
塘下区，全国惟一试验区
6月的一天，和风习习，阳光灿烂。记者在纪念“五·二七”批示活动联络组组长韩金娒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塘下镇场桥五方村的龙翔公园。进入公园南大门，省委原副书记陈法文题写的“纪念刘少奇同志‘五·二七’批示”的石碑赫然入目，北面约百米处，一座白色的纪念亭在苍松翠柏的照映下，格外醒目。
韩金娒今年74岁，是原驮山不脱产公社副社长，他说：“多亏市政协老干部周士味唤醒了‘五·二七’批示，如果没有他，这件历史事件恐怕要继续‘沉睡’下去。”
时间回溯到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正在全国城乡分期分批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如何保证基层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和干部队伍不变质，成为党中央十分关切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期间，刘少奇看到浙江省委5月23日给中央、毛主席并华东局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后，当即于5月27日作出批示，要求将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阅读。批示肯定了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做法，并提出公社、大队可以试办一些集体企业。
中共浙江省委接到刘少奇的“五·二七”批示后，立即作了研究，当时与温州地委商量，有两条理由可以落实试验区。第一，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研室主任下放的，公社干部实行不脱产的问题，是一项基层政权和干部体制的重大改革，由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张一樵直接掌握。第二，塘下区是温州地区的“龙头区”之一，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好，各方面符合试验区的条件。由此，省、地、县三级领导很快统一思想，最后决定将试验区落实到瑞安县塘下区。1964年6月，塘下区开辟为全面实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试验区。
这一历史事件，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1949-1993）中已有记载，只是没有具体记载瑞安试点的情况。
2003年8月1日，时任罗南公社政治指导员、塘下区联社党委委员的周士味写信向上级反映了“五·二七”批示在塘下开展试验的情况，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至此，塘下作为“五·二七”批示的全国惟一试验区这段历史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公社社员，干自己喜欢的事
日前，记者来到了市区文化新村周士味的寓所，采访了这位曾担任过县委常委、副县长、市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老同志。见到记者登门来访，周士味十分高兴，他向记者介绍了当年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五·二七”批示这项政策上的允许，当时的社员只能在田间劳作，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更谈不上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和集体企业的兴办。
1964年9月底，经过4个月的筹备，塘下区联社及下属17个公社的领导班子基本组建就绪，各个公社相继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在会上宣布了不脱产干部公社成立，挂出牌子，开始对外办公。
陈乃登时任鲍田不脱产公社副社长。“1964年10月份，听说政策上放开后，公社社员们十分兴奋，部分有手工业、商业等特长的社员开始从单一的田间劳动中走出来。”陈乃登说，“社员已可以走出生产队，兴办社队企业。”
陈乃登还记得当初塘下区工商业繁荣的盛况，养蜂、剃头、刺绣挑花、养鸡养鸭、打鱼、集体企业等各行各业遍地开花，有的社员甚至在外地干起了自己的“事业”，以前只能在田间劳动才能赚到工分，才会有饭吃。在“五·二七”批示落实以后，社员赚工分的形式也变得多样，不管社员在不在生产队劳动，只要能将在外赚到的钱与生产队结算，实行一本账分配，社员们就可以发挥特长、自由发展、多种经营。
据塘下镇行政干部退休党支部书记陈家骅回忆，不脱产公社组建工作到位后，各个公社党委都把“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列为中心工作紧抓不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解决了在厂务工、外出务工、经商的社员和留队务农社员的分配矛盾，确立“劳动在厂，分配在队”的分配方式，在当时是一项“创举”，这个办法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保证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劳力需要，短短3年，塘下区公社企业发展达到77个，外出务工经商的社员不计其数。
排灌站修配厂，塘下第一家汽配企业
在“中国汽摩配之都”的韩田，时任塘下不脱产公社副书记、社长的陈玉兴告诉记者：“2003年10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给我市‘中国汽摩配之都’荣誉称号，这张‘金名片’至今已有6年时间，但塘下从第一家汽摩配企业建立至今已有45年。”
上个世纪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陈玉兴是当时塘下区排灌站技术负责人。“五·二七”批示落实之后，他作为公社社长参加了干部不脱产劳动。陈玉兴说：“当时我负责的排灌站修配厂是其它工厂的龙头，社队里称这个修配厂为‘厂娘’，因为工厂里有一台龙门刨床，对其它厂进行外加工。”有了这台刨床，排灌站修配厂也就有了汽车配件的生产设备，陈玉兴去温州汽车南站接来了汽车钢板肖的订单，这种跑业务的形式也就是以后“供销员”的雏形。
因为汽车配件利润高，生产工艺较简单，让陈玉兴他们从一开始就尝到了甜头。“汽车钢板肖利润比拖拉机配件高1倍还多，当时我们的工资属于高工资，一个月42元，其它公社的群众很羡慕，千方百计想进入我们的企业。”陈玉兴说。
从生产汽车钢板肖到汽车马达单向开关，陈玉兴一发不可收。经过4年时间的发展，修配厂厂房从200平方米增至1000多平方米，参加修配厂的社员由10多人增至300多人。此后，陈玉兴所在排灌站修配厂又发展为排灌站、公社农机厂和农渔机械厂3个工厂，工厂还增加了牛头刨床、仪表车床等工作母机。
李丁富：塘下是“温州模式”的老前辈
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 今年“盯”上了塘下，他在一份研究性文章《温州改革试验的佐证》里提到，塘下在刘少奇的“五·二七”批示落实后，已成为“温州模式”的老前辈。这比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整整提早了23年。
1986年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温州试验区的指导思想、试验重点范围、主要内容与具体步骤，体现了“城乡一体、综合改革”的要求。由此，在这一年的11月26日，《解放日报》报导了第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试验区——温州试验区，于是，“温州模式”的宣传有了最初的雏形，并渐渐在全国叫响。
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并确定温州的试验是“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进行综合改革。”
李丁富认为，这两次“试验区”并非历史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继承性，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温州各自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资本为动力，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内容，以家族工业为基础，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的新型格局。而“温州模式”现有的成果是以“五·二七”批示为起点才发展起来的。
1986年4月4日，万里、郝建秀等国家领导人一行来到塘下。当时，万里问塘下汽车电器配件厂厂长陈其安：“党的政策是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富了以后你怕不怕？”陈其安回答：“不怕，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党的政策好；地利，塘下是赚钱的好地方；人和，这里的干部支持专业户发展经济。”
同年7月4日，新华社刊发了《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成立“温州试验区”》一文。这离万里的温州之行结束刚好3个月时间。同日，万里向当时浙江省委书记王芳表示：“可大胆试验。”7月12日，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也作了同样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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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五·二七”批示全文：
震林同志：
同意将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阅读。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公社干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集体生产，用一小半时间办公社。只要安排好，是完全能行的。二是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有过去的许多经验。必须在四清之后，总结过去的经验，订出一些严格的制度，经过典型试验，然后由省委、地委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去办。过去的错误决不应该重复。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它各省也可以试点。以后再由各有经验的省起草一个章程送中央审查。
刘少奇
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