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悲歌
《文史参考》-现在叫《国家人文
历史》-2010年019期是圆明园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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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袁伟时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民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如果你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开放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
文袁伟时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清朝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二百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
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 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8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
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
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
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的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藉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1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怆惶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瞩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 Generai Sir Hope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专制帝国下的臣民任由主子杀戮,现代文明国度的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 Morse.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 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西方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开放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千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一曲长恨歌 寄托兴与覆 清韩盛世的掌上明珠 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一个如此震撼人心的名字,这样一座几乎平地而起的庞大皇家园林,有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看不遍的奇花异卉,览不尽的湖光山色。可是,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它在英法士兵的火把下,瞬间化为齑粉。在这熊熊烈焰之中,庞大的清王朝也像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缓缓地倾颓。
圆明园的兴建伴随着清王朝的康雍乾盛世,在它漫长而繁复的营建过程中,寄托的不仅是几代中国皇帝的君王志向,也熏染着整个中华民族隽永雅致的审美情趣。
康熙时期:一朝选在君王侧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实际上是清代北京西郊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同治年间改称万春园)等几处皇家园林的合称,非一人一时建成。
17世纪中叶,当清廷建都北京之后,京郊一带成了皇室和八旗贵族的庄园,顺治初年,只将明朝遗留下来的南海子(南苑)稍加修整,作为狩猎和避暑的地方。顺治十三年(1656年)玉泉山与南海子都隶属于奉宸院,这便是当时的离宫,但皇帝只是偶尔前去游览。
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家政局逐渐稳定,社会
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国库的充盈有条件让统治者在生活上得到更高的享受了。北京紫禁城中的皇宫,虽然金碧辉煌、庄严肃穆,但缺乏天然之美:皇上感到居住不舒服。于是,大
规模的营建苑囿别墅开始了,康熙帝成为营造皇家园林的第一人。
康熙初年,他曾在玉泉山麓明代的严华寺旧址上修建行宫,初名澄心园,后改称静明园。从此以后,康熙便经常驻跸西山,游玩休憩。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10月,他首次巡幸江南,对那里的青山秀水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北京后,便让擅画山水的青浦人叶陶设计,在北京西郊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故园清华园旧址之上,建成了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作为他的离宫。
畅春园的建筑及园林景色都很朴素,康熙帝自己曾说:“茅屋涂茨,略无修饰。”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又在静明园以西的香
山东麓建成了静宜园,这样,畅春园与静明园、静宜园形成了鼎足并峙之势。西郊诸园,静悄悄地走上了不断营建的道路,也迎来了盛世下的辉煌。
雍正时期:始是新承恩泽时
畅春园建成约在康熙二十六年,时年皇四子胤稹10岁冲龄,已逐渐显露出政治才干,能善体父意,在康熙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命他屡次主持大祭。尽管此后胤稹无法避免“夺嫡”的政治漩涡,但此时他能得到父亲垂青也是事实。
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以后,康熙帝在畅春园附近赐给胤稹一块建园基地,让他建造自己的花园。雍正在园子的设计建造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两年后,花园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由康熙帝御题“圆明园”的匾额,自此,圆明园有了它正式的名字。
圆明园的含义,以雍正自己的说法:“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这就是说,当皇帝要明智洞察,谨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胤稹即位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将圆明园改为离宫型的皇家园林,大力扩建。在此之前,雍正帝还专门找来懂得风水理论的山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和潼关卫廪膳生员张尚忠二人,按照离宫的要求,为圆明园勘探风水,以便制定设计规划:
经过二张反复观察、测量,给雍正帝写了一份勘测结果上奏材料。他们称,按九宫八卦和天千地支的理论解释,圆明园与中国的山形水系大体相当,九州四海全涵摄其中。这正符合雍正扩建圆明园的思想,就是要把它建成整个中国的缩影。
除了总体的蓝图,对于园内建筑的布置也体现了皇朝造园的“中极”思想,“正殿(指正大光明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正北立自鸣钟楼,楼高三丈,以应一白水星。正南九紫建立宫门,取向明出治之意。”最后张钟子和张尚忠论证,圆明园“上合天星,下包地轴,清宁位育,永巩皇图”。他们何曾想到,一百多年后,偌大的圆明园就被英法联军焚毁,变作一片废墟。所谓“永巩皇图”,也就成了一场千秋大梦。
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内务府跑了好多地方,最终认为热河围场一带的大木够标准,但围场属皇家禁区,不敢擅自开采,上报雍正。这年正月,雍正帝奏准由内务府派员前往热河围场一带采伐林木。自此之后,凡大内、西苑及三山五园营建所用木料,大部分来自围场。三年( 1725年)7月,内务府再委派商人于长生采办圆明园所需石料。雍正帝有朱批云:“于长生备石之事稍有耽搁,即将其议罪。”可以看出他建园的急迫心情。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大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中轴线向南延伸,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的形式,包括新辟的大宫门,还有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房,这里日后成为皇帝在圆明园主政的主要建筑群。第二部分,将原赐园向北、东、西三面拓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这部分构成了后来乾隆帝御题“四十景”的主体(其中至少有三十三景于雍正在位期间完工)。第三部分,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
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面积达到3000亩左右。每个景区内,既有庄严宏伟的宫殿,也有使人感觉轻松灵巧的楼阁亭台与回廊曲桥,假山、湖泊以及蜿蜒的河流点缀其中。在雍正朝时期,圆明园的格局基本完成。
乾隆时期:三千宠爱在一身
乾隆还在当皇子的时候,雍正赐其居于圆明园的长春仙馆,曾在万方安和以北的桃花坞(后更名为武陵春色)读书,这让乾隆帝一生都抹不去圆明园情绪,也成为清代诸帝中在圆明园修建工程上最费苦心和最下本钱的一位。
乾隆帝成年后,愈加地好风雅、喜燕游,读书广博的他同时对园林鉴赏也有着一定的研究,他在位60年间,不惜耗费国帑,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动用无数民力,对原有的这座皇家园林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到乾隆九年( 1744年),“四十景”全部建成。除此以外,这半个多世纪里,圆明园每天都在施工,原有的宫殿稍显陈旧,乾隆即命油饰一新,他还在园内福海的东、西、北面全面兴工,增建和改建了许多新景区。
这些景观的主要设计者就是后世称作“样式雷”的雷氏家族,自康熙中期雷家第一代进京后,这个家族就居住在圆明园旁边的海淀村,长期掌管圆明园的“楠木作”与“样式房”掌案。另外,乾隆的宫廷里还有“如意馆”的画师可备园林设计的咨询,但要说圆明园的“总设计师”,非乾隆帝本人莫属。这位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君王,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对于园林艺术颇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凡重要的园林建设,他都亲自过问;对于某些规划设计,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凭借举国之力,乾隆进一步推动着中国传统庭园的自然美发展。如园中殿宇,很少用斗拱,不似大内建筑重檐给人的压抑感。建筑间的平面配置,也尽量在左右对称中力求
变化,有工字、口字、田字、卍字、偃月、曲尺各种走向,各景观自有分划,不拘常套。至于园中起“点晴”用的亭阁桥梁则最具匠心,亭有四角、六角、八角、十字、流杯数种,桥有圆拱、瓣拱、尖拱各式,它们与假山、游廊、殿宇逶迤相通,别有一番情趣。
圆明园中‘烙下最深乾隆帝痕迹的还是长春园和西洋楼。乾隆十年(1745年).他开始修建长春园。长春园位于圆明园东面、绮春园东北,原本是圆明园东墙外隙地,旧名水磨村。乾隆建此园的目的是在他归政后于此颐养居住,“息肩娱老”。
经过紧张施工,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6月,长春园的中路和西路主要景区,如海岳开襟、澹怀堂、含经堂、玉玲珑馆等均已建成。乾隆帝御题“长春园”匾额挂到园门上,他又令画家沈源绘制长春园全图一张。到三十七年(1772年),又在长春园西部建成了蓓园和小有天园,中路的淳化轩和东部的映清斋、如园、鉴园、狮子林诸景区也相继竣工。以上这些,基本都是乾隆从江南一带复制过来的园林。
这位长寿并好游的皇帝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就数下江南,随时都带着工匠和艺术家,他搜集了江南的园林名胜,命令画家绘制成图,回京后在圆明园加以仿建。如二十七年(1726年)第三次南巡期间,乾隆帝曾以浙江省海宁的陈氏隅园作为行宫。隅园在海宁城的西北角,乾隆对该园的结构佳妙很感兴趣,回京后就在福海的西北,仿造它的形态进行改建和扩建,园子建成后,题名“安澜园”(后改称四宜书屋)。四十年(1775年),又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圆明园水木明瑟北面,建成了皇家图书馆——文源阁。长春园东北角的狮子林,仿自苏州的黄氏涉园(狮子林)。苏州的狮子林建于元代,是僧人居住的地方。园中有形似狮子的奇石,因此得名。元代大山水画家倪瓒曾在此隐居,并画了《狮子林图》。正是这幅画作让乾隆皇帝知道了狮子林。乾隆多次南巡,每次到苏州都要去狮子林游玩。在五游狮子林后,他决定在长春园仿建一座狮子林。乾隆帝爱杭州西湖胜景也广为人知,因此著名的“西湖十景”: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苏堤春晓、断桥残雪等,全部在圆明园中仿建,连名称也一字不动照搬过来。
富有四海的乾隆帝认为西洋的所谓奇珍异宝,没什么稀罕的,只是于天文数理,他沿袭了其祖父康熙帝的好奇心理。
乾隆十二年( 1747年)的一天,乾隆帝在勤政殿里观看路易十四赠送的法国建筑景观图册,忽然看见上面绘有水法(喷泉)的图样,景象十分壮观。于是便召见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进前解说,乾隆帝听后对水法兴趣大增,便询问郎世宁在北京能否找到制造水法的人才。当时郎世宁回答能够找到。他回去后便在那些西洋传教士中寻找,终于发现蒋友仁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蒋友仁是法国人,1744年他29岁时来到中国。蒋友仁在欧洲研究物理时,曾模仿和模拟各种引水机械。乾隆帝通过郎世宁的介绍,把蒋友仁找到圆明园,下旨让他设计水法。
没过几天,蒋友仁把设计图样呈给了乾隆帝,龙心大悦的乾隆帝决定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造一座西洋楼——谐奇趣,把欧洲建筑风格与中国情趣结合起来,蒋友仁遂成为长春园西洋楼的设计者之一。为了早日建成,乾隆帝还下旨,凡蒋友仁调遣工人施工操作均须遵照实行,“一切旧制旧规,悉予解除,听予蒋氏自由”。在这样优先的条件保障下,蒋友仁日夜操劳监督指导。乾隆不但在物质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技术上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施工期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到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乾隆十六年(1751年)2月,第一个水法工程竣工,乾隆帝与大臣们看过以后,非常满意。这个水法工程就是长春园西洋楼中最早建成的谐奇趣。
有了谐奇趣后,乾隆帝对西洋楼和水法的兴趣更浓,又亲自在长春园中择地,令郎世宁和蒋友仁共同绘制西洋楼设计图,在它的近处再添水法。这组欧式宫殿和喷泉,就是远瀛观和大水法。《教士书札》说到一处宫殿脚下的喷水管口,“以十二兽类分别代表一日十二个时辰,每二小时之内,有一兽,口中涌射喷泉,他兽继之,轮流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西洋楼中的海晏堂和堂前的水力钟,那喷口的十二兽类,就是现在暴得大名的“十二铜兽首”。
乾隆一手主导的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吸取了中国园林及建筑的优点,实行了中西结合的尝试,标志着欧洲建筑与造园艺术于18世纪首次引入中国皇居领域。
嘉庆、道光时期:犹似霓裳羽衣舞
绮春园在长春园的西南面,初名春和园,原为康熙十三皇子怡亲王胤祥的赐邸,后又改赐大学士傅恒及其子福康安。
福康安死后,此园收归皇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式附于圆明园,同年改名为绮春园。那时绮春园规模还比较小,仅限于园东半部,面积不过四、五百亩。嘉庆帝即位以后,将绮春园西部的两处王公园邸并入官家:一是成亲王永理的赐园西爽村,一是庄敬公主下嫁时的赐园含晖园。
嘉庆帝在位共25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清廷对圆明园的修建没有停歇。嘉庆十四年(1809年)绮春园内新添勤政殿、烟雨楼、凤麟洲、鉴碧亭、涵秋馆;十九年(1814年)又建成含辉楼、招凉榭、惠济祠、畅和堂、湛清轩等。绮春园经过大规模修缮、改建和扩建后,它成为嘉庆帝园居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时的圆明园正处于全盛时期。
嘉庆之后,道光成为这里的新主人,这一时期清廷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经过了川陕鄂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的经济实力被大大消耗和削弱了。在财力捉襟见肘、国势日衰的情况下,道光帝撤了三山(万寿山、香山、玉泉山)的陈设,取消到热河避暑山庄的消夏和去木兰围场的狩猎,而对圆明三园的修建仍不遗余力。
百余年的风吹日晒,使畅春园日渐倾颓,道光帝将皇太后、皇太妃由畅春园移居于绮春园的敷春堂内,同时进行大规模翻新。直到咸丰年间,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已是日暮西山,尽管如此,在圆明园被焚的前一年(1859年).还对九州清晏有局部的改建。
这期间,圆明诸园的“所有权”和名称也经历了一些变更。如熙春园,创建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归入御园,咸丰以后改称清华园;春熙院原名淑春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改名为春熙院。从此以后,在档案中开始出现“五园”的称呼,指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这五座相互毗邻的皇家御园。后在嘉庆七年( 1802年),嘉庆帝将春熙院赏给庄敬固伦公主,同样,道光二年(1822年),悖亲王绵恺得到了道光帝赐赏的熙春园,它被划到御园以外。此后,“圆明五园”便改称“圆明三园”,三园之中,以圆明园的规模居于首位。
圆明三园是在清代全盛时期,经过数代皇帝经营,耗费了巨大财富和无数民力修建起来的。150多年里,它不断地扩大、增建、修缮、翻新,园中的景区、景点富丽堂皇、日新月异,是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园林。(参考资料:圆明园
管理处编《圆明园园史简介》;常润华编著《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燕山出版社;汪荣祖著、钟志恒译《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江苏教育出版社;侯仁之著《圆明园》.[瑞典]奥斯瓦德·奚伦著《万园之园圆明园》等)
留在圆明园红墙上的“样式雷” 参与圆明园营建的六0朝皇帝和画师们只是将现实和想象中的美丽付诸纸上,而具体的建造实施者则是宫廷中的御用建筑公司——样式房。这个御用建造机构的开创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样式雷”家族。
雷金玉冒死安房梁
“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第一代雷发达由江宁(南京)来到北京,到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绪末年逝世,雷家有七代为皇家进行宫殿、园囿、陵寝以及衙署、庙宇等设计和修建工程。因为雷家几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用今天话说就是首席建筑设计师),它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
在民间流传着一些传说,试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一步登天,成为皇家建筑的首席建筑师。相传故事发生在清朝皇宫的一次改造工程中,木匠出身的雷发达第一次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说是康熙中叶重修太和殿,在工程基本接近竣工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上粱的活动,这是很隆重的典礼,相当于我们现在奠基礼、剪彩那种感觉。
“上梁”仪式那天,康熙皇帝亲临太和殿,大家都非常紧张,到了上梁的关键时刻,可能是上梁的官员木工技术不好,脊檩安了半天,榫铆总是合对不上。当时主持的工部官员都急坏了,因为这要是不成功,可能就要有人掉脑袋。最后,雷发达自告奋勇上去装粱,但是他只是小小一个工匠,上去干这个活儿起码也要有七品官职。他的上司死马当作活马医,叫他换上七品官服。于是,雷发达袖子里装着小斧头,爬上去啪啪几斧头,技艺非凡,很轻松就装上了。康熙看了之后,非常欣赏,当场就封七品官,当了样式房的掌案。
历史记录中,太和殿曾经有过两次重建,但第一次发生于康熙八年( 1669年),此时雷家尚未来北京,第二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此时雷发达去世已有两年。也就是说,雷发达不可能参与太和殿的重建工作。太和殿里的惊险一幕实在太具有传奇色彩,历史学家为了考证这个故事,发现原来它是雷氏家族内的“移花接木”,故事的主角是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
“上梁”也并非发生在紫禁城而是在畅春园。雷金玉随父亲北上京城后,也在宫里当差做木匠,大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雷金玉参与了畅春园正殿“九经三事殿”的工程。当时在上梁的时候,康熙见雷金玉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食七品俸,而且让他掌管皇家的建筑设计,就是样式房。
至今,在雷金玉的碑文中还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故事。康熙的御制诗《畅春园记》里.也专门提起过有一位技艺非凡的工匠,他一直非常挂念。从这以后,雷金玉参与了西郊诸园的许多工程项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修圆明园,赐给当时一位亲王,此间主持修建的就是雷金玉,而这位亲王,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雍正帝。
制烫样奇技差天下
雍正帝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此时年逾六旬的雷金玉,应召充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负责带领样式房的工匠,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指导施工,对圆明园的设计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具体施工前,作为圆明园建筑设计师的“样式雷”首先要进行平面设计,画出建筑草图——地盘样,地盘样上有亭台楼阁、庭院山石等建筑图例,也有桥梁、水流的布局走向。草图经皇帝认可后,他们便要将图上的建筑景致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
我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最迟在汉代就有了图样,到隋朝时发展出以线条和结构相结合,在三维空间内研究建筑设计的模型,“样式雷”的贡献就是将这一设计程序标准化、规范化,并命名为“烫样”。所谓烫样,就是指按照实物比例缩小、用草纸板、秫秸、油蜡和木料等材料加工制作的模型,因制作工艺中有一道熨烫工序,故称烫样。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班底的样式雷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宫廷各项建筑工程烫样的制作者。在他们的妙手之中,平面的设计图样通过纸、秸杆和木头等材料的组合变成了立体的微缩景观。
遗留至今的样式雷烫样,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天坛、清东陵等处,其中以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所做的烫样为数最多,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圆明园中的“勤政殿”、“万方安和”、“廓然大公”等。
这些烫样都按比例制作,尺寸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分样,一种是寸样。如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至五寸样等,即与建筑尺寸比例分别属1/200、1/100、1/50、1/25至1/20等。比例根据需要选择,细致到房瓦、廊柱、门窗甚至室内陈设的桌椅屏风等,以便皇帝审样时一看就明白,也方便建筑时按比例原样放大。烫样的神奇也在于它的层叠性和灵活性,结构之间互不影响,各个建筑细部有所联系又不失独立。
圆明园施工过程中,欣逢雷金玉七旬正寿,雍正帝给予特殊的褒奖:命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亲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雷金玉将此匾运回故乡南京,悬挂于祖居大堂。
雍正七年( 1729年)末,70岁的雷金玉去世,雍正除恩赏金银外,还下旨令皇家驿站沿途照料运送灵柩返回南京安葬,皇帝所赐匾额供奉在雷氏故宅大堂。这在当时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作为雷家世代执掌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创始人,在后来的雷氏宗谱世录中,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迁居北京的支祖。
此后雷氏家族共有七代人接续持掌样式房,其中以雷金玉的孙辈雷家玺最为出色,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工程均出自他手。
和圆明园付之一炬一样令人遗憾的是,烫样工艺也随着雷家的衰落而失传,现在反映圆明园旧貌的烫样,只剩下同治时拟修复圆明园时做的几件。今天,我们只能从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清东陵等清代皇家建筑中,去畅想那个曾经也刻在圆明园红墙上的名字——样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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