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万德国人每年大约出生50万人,13亿多一点的
中国人每年出生1600万人,谁的生育率高?日本1.3亿人,每年出生
人口大约100万,也远低于中国的生育水平。中国的出生率水平大体与美国相仿,
中国人口总数是美国的4倍多,人口出生
规模大约也是美国的4倍。
以出生率衡量,我国人口生育水平虽然已极显著的降低,但大体上仍高于或相当于主要西方工业化国家
但由于建国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的叠加,我国育龄妇女总数一直处于高位,这必然造成统计得到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偏低,因为60+、70+的阿姨和大姐还被统计到分母中,而她们在当前几乎没有生育,虽然她们可能已经生育了两三个孩子。
总和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每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但实际上年度数据只能是把全部育龄妇女视为整体的平均值。即将不同年龄育龄妇女在统计时段(一般是一年)生育的子女数进行平均,但由于占育龄人数比例很大的中年妇女,实际上不怎么生孩子,这必然会拉低了平均值,以生育活动最为活跃的20-35年龄阶段的妇女数和每年实际出生的孩子数计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还在1.5左右
以近10年中国年均的结婚人数与新生儿数量衡量,目前一对夫妇大体是生育1.5个孩子,与政策生育率大体吻合。
即使一直维持在现有水平,3-4代人以后,中国总人口还是有7-9亿。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认为随着政策放松,实际生育率会随政策生育率同步回升呢?因为现在的实际生育率基本和政策生育率一致。
在现有育龄妇女总数的规模下,如果统计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所谓的世代交替水平,中国实际每年的新出生人口将会有多少?将近3000万,超过80年代婴儿潮的峰值,这是不是太多了?
因为95+女孩比他们的母辈相比年均至少少500万,近几年我国育龄妇女总数就会开始走到峰值,此后要以每年500万人的规模下降,因此总和生育率计算时候的分母会减少,因此即使分子不变甚至减少,分数值也会增加,这势必会造成放开单独人口生育水平反弹的假象,这实际上不利于“反计”。
根据第五次(2000年)、第六次(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2005、201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数据,各年龄段妇女截至2015年实际生育的子女数如下。
1976—1980年出生者,截至2015年(中值年龄37岁)已经生育子女接近1.4个,她们终生的生育数显然会超过1.4个。1981—1985年出生者,截至2015年(中值年龄32岁)已经生育子女1.25个,她们终生的生育数也应该会超过1.4个。1976—1985年龄段是2000年以来婚育的主要力量,1.4的生育水平也和近十几年来的宏观人口数据相耦合。
1976—1980和1981—1985出生者生育行为的年龄特征十分相似,均表现为在25岁左右出现一个出生的峰值,这也符合当时大多数女子都在法定婚龄(20岁)后不久结婚的社会现实。但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女子,她们的生育行为与她们的母亲与姐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受
教育时间的延长,女子婚育年龄明显推迟,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同龄人口的5%。妇女婚龄的中位数推迟到
大学毕业以后,符合晚婚(22岁)晚育(24岁)的标准,这也使得生育的峰值年龄延迟,表现在分年龄段生育率(ASBR)的年龄过程曲线上,1986-1990年(2015年中值年龄27岁)及以后出生者不仅的20-24岁而且25-29岁的ASBR都低于1985年之前出生的人,但她们30岁以后的一定会高于前者。但是这在“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无法反映,具体是多少只有等待2020年“七普”及以后的数据。总之,总和生育率(TFR)的计算是用面板数据代替
历史数据,在生育行为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存在着用较低的数据估计年轻妇女未来生育可能性的趋势,这必然会造成对年轻妇女终生生育子女数的低估,但是低估多少只有通过未来的数据证明。
人类的婚育模式从早婚向晚婚晚育
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总和生育率(TFR)的计算值<实际值的阶段,这加剧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误区。同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是
计划生育政策曾经抑制了生育水平。中国人的实际TFR曾经在二十年的时间里稳定在1.4-1.5的政策范围。现在还没有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TFR已经恢复到1.7-1.8,这在国际上并不是太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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