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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辽宁工业化富民效应逊于浙粤
——长期历史视野下的三十年转型
“工业化省域经济二重开放”系列之一
辽宁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是以往工业化的延续；辽宁是中国近代较早受列强压力而对外开放的省域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前一度形成半殖民地形态的区域经济开放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开放，亦难以摆脱以往对外开放留下的印迹；辽宁经济是新中国计划经济最坚实的堡垒之一，最近30年以来的工业化转型，难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情节。诸如此类的工业化先行历史沉淀，构成了辽宁省域工业化与经济转型的基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辽宁经济转型，离不开对这些“前转型历史”的审视与梳理，否则难以准确判断最近30年以来的演进方向及其获得的成就。
宏观历史地来看，对于辽宁工业化，可以简略地归入两个视点： 一个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工业化基础。大量研究（如衣中保等，2001）显示，新中国建立之前辽宁已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化基础。这个基础大体上是在旧中国多灾多难的三个历史时期造就的：
第一个是清末洋务运动与被迫开港。1861年牛庄（营口）被迫开港与1863年之后清政府被迫解除“豆禁”、“矿禁”等举措，催生了辽宁工业化萌动，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之际，已有一批近代企业，其中农产品加工、采矿、机械制造等业初具规模。
第二个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期间地方军阀一度倾全力于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方工业建设，促成了辽宁工业化起步期的第一个高潮。到“9.18事变”前夕，辽宁近代轻重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其中重工业以钢铁、煤炭采掘为支柱，轻工业则以粮食及食品加工、纺织业为主，形成了一批工业集聚区，其中奉天（今沈阳）以机械、军火及飞机制造为重，鞍山、本溪以钢铁和化学制造为主，抚顺、本溪及阜新则以采掘为主。
第三个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时期，工业化得以扩展。日本侵略者一度将中国东北作为其兼并的领土进行经营，提出并实施了庞大的工业化计划，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到抗战胜利前夕，辽宁成了当时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的近现代工业体系。其中煤炭、钢铁、重型机械制造、石油冶炼、化学制造以及有色金属提炼与加工等方面，在远东居于前列。这些产业在战争末期的盟军轰炸以及国共内战中虽然遭到很大的破坏，但恰如马歇尔（1890，1981）所描述的“产业地方化”情形那样，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便有再生的倾向。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断续工业化，无疑构成辽宁计划经济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另一个视点是计划经济造就的工业化基础。计划经济时期辽宁的工业化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总体不断推进的发展。其中“大起”有两次：一次发生在50年代尤其是“一五”期间，得益于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成为重点建设地区，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有57项安排在东北，其中24项安排在辽宁。由此极大地强化了辽宁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到1957年，辽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13％提高到16.6％；另一次发生在60年代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期间轻重工业经历了两位数的扩张。“大落”亦有两次：一次系“大跃进”所致；一次为“文革”所致。其中“大跃进”破坏最为剧烈，折腾了五年，全省工业产值一度“虚高”之后又退回到1957年之前的水平。1962年辽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至11.3％。“文革”最初三年（1966－1968），全省工业产值下降36.2%，退回到1963年之前的水平，1975年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的11.5％，几乎与1962年比重持平。
但即便如此，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辽宁工业化达到的程度依然高踞全国各省域之首，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179%，远高于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其他沿海地区。
省域工业化：转型30年审视
改革开放之初的辽宁工业化，是在上述“前转型”时期形成的工业化基础上推进的。对于这个基础，大体上可做如下概括性描述：（1）工业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前茅。1978年辽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0.3％，列全国第二位，相当于西部11省区加总产值的72％；（2）产值结构带有强烈的“二产”超前发展特征。三次产业中，“二产”（实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71.1％，一产、三产分别占14.4％和14.8％，产值结构呈现强烈的2>3=1特征，产值非农化居于全国各省之首；（3）重化工业规模庞大，居于全国前列。1978年辽宁工业产值的68％强为重工业，比重居于全国第一，霍夫曼系数0.36；（4）城市化获得一定突破。1978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6.6%，高出全国平均比重（17.9％）一倍以上，位居各省之首。
对于改革开放迄今的辽宁工业化，可以借助以下四个指标予以判断：
第一个是产值结构变化。时间序列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三次产业结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978年至91年为第一个阶段，期间三产比重持续上升，一、二产比重持续下降；1992年至2004年为第二个阶段，其间三产平稳上升，二产略有下降；2004年以来可视为第三个阶段。那以来二产比重开始上升。总体来看，转型30年以来辽宁产业结构的演进，既与沿海大部分省域不同，也与库兹涅茨（1973）的推论有别。沿海大部分省域产业结构近30年以来的演进，多以“二产化”为主基调；库兹涅茨的研究则揭示，“现代经济增长”前期，产业结构演进以“二产化”为主基调，只是进入末期，才显现出“三产化”态势。 图1 辽宁省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变化（1978－2006）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第二个是就业结构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辽宁三产就业比重持续攀升，并在1990年代先后上了两个台阶；二产就业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演进，一产就业则经历了先持续下降而后缓慢攀升态势（参见图2）。截至2005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34.1:37.8: 28.1。“非农”就业达到65.9％。 图2 辽宁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1978－2005）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第三个是城市化率。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辽宁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比较高，1978年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32％，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当更高。1982年城市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达4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的整整1倍。那以后城市化推进，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90年之前为一个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1990年突破51％；1990代之后进入一个平稳而缓慢的推进阶段，90年代整整十年，城市化率只提高了3个百分点；新世纪以来为另一个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化率每年再次以超过到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05年达到58.7％，位居沿海省域经济首位（参见表1）。
表1 辽宁城市化率与沿海主要省域比较（1964－2005）
1953 1964 1982 1990 2000 2005
山 东 7 13 19.8 27 38 45
江 苏 15 15 16.1 22 41 50.1
浙 江 13 11 26.9 32 49 56
辽 宁 27 34 42.4 51 54 58.7
全 国 13 18 21 26 36 43
数据来源： 贺伟（2007）；相关年份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
工业化的较快推进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GDP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空间则持续缩小，统计数据分析显示：1978年到1992年，辽宁人均GDP由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1.78倍下降到1.6倍，2000年降至1.4倍，2004年降为1.28倍。2005年以来有所逆转，2006年升为1.36，但仍低于2000年水平，更无法与较早年份相比（参见图4）。 图4 辽宁省人均GDP变化及其与全国的比较（1978－2006）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综观以上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指标，可以认为，目前辽宁工业化已进入完成阶段，但考虑到区域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的明显滞后，尚不能轻言工业化业已完成。
纵览辽宁30年以来的两大转型，可引出如下具有特征性的一些判断：
第一个判断可由省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值结构演进轨迹引出。单就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演进来看，“三产化”趋向明显。具体说，从转型初始直到最近年份，一产、二产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三产比重则持续上升。这个演进轨迹既与沿海绝大多数省域产值结构演进轨迹相悖，也与全国总体演进轨迹偏离。迄今为止这两个层次的产值演进轨迹，均带有明显的“二产化”特征，二产比重由初始的50％以下上升到50％以上。
第二个可由就业结构演进轨迹引出。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显示，除了改革开放最初10年（1978-87）辽宁就业结构带有明显的“非农化”趋向而外，那以后“非农化”停滞不前，且时有反复。结果是，1987年“一产”就占到总就业的比重34.4％，近20年之后的2005年依然高达34.1％。而此前几年甚至高于1987年比重!
第三个可由区域经济“二重开放”引出。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模式带有区际化与国际化“双重滞后”特征。具体说来，无论省域经济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都滞后于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域。我们早先的研究（赵伟，2002）揭示，沿海两大三角洲（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路径截然不同，长三角取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珠三角则取先国际化后区际化的路径，但无论何种路径模式，其区域经济开放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掀起。相比较之下，辽宁经济转型以来的区域经济开放起步明显要万些。
第四个可由区域经济开放微观主体结构变化引出。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区际化，都存在明显的国企依赖倾向。其中外贸国有比重长期高于多数沿海省域，“走出去”以国企为主，而省际经济合作方面，也以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大型国企作为“领导羊”，江浙式的民营乃至私人家庭企业主宰的区际化鲜见。 辽宁工业化：“富民效应”逊色于浙粤
综合以上四个特征，至少可做出两个推论：其一，辽宁工业化进程中的“非农”产业就业创造效应，当低于大部分沿海省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一产）就业比重的持续不变折射出非农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低下。其二，辽宁经济转型以来的收入分配效应或曰“富民效应”也当逊色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农业就业比重的持续不变和该产业产值比重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以及农村居民在省域财富分配中比重的下降。国有大企业主宰的“二重开放”，也意味着自区域经济开放得到的利益，较大份额归入了“国有”囊中。这一点与浙江或广东明显不同。我们早先的研究（赵伟，2002）揭示，浙江的二重开放由民间力量主宰，由此产生了较好的“富民效应”。这也是“浙江模式”之“藏富于民”特征产生的缘由之一。相对于浙江等沿海经济，辽宁在这方面显然要逊色得多！
赵伟（浙江大学） 《工业化与省域经济“二重”开放：辽宁路径》，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10期）
【附录：原文摘要：本文以区域工业化和“二重”开放为基本线索，从“前转型时期”这两个进程之长期历史视野切入，就辽宁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这两大进程，做了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研究显示，辽宁“前转型期”工业化基础较厚，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起步较早；转型以来工业化推进平稳，结构演化带有“三产化”特征，人均产值与全国平均值的正离差持续下降；转型进程中的省域经济开放，带有“双滞后”特征；工业化与区域经济“二重开放”之就业效应及收入分配效应弱于全国平均值，转型的“富民效应”较之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域要明显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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