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前——探宁夏地名何彤慧
摘自《发现宁夏》一书（于小龙 著，银川晚报社 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地名是显示人地关系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源。让我们打开宁夏地图，从中选择那些使用频繁的政区地名，溯本求源，探究它们的发端和象征意义，一窥宁夏的地域文化特色。
“边地文化”——众多的军屯色彩地名 在宁夏的政区地名中，从
堡、寨、营、卫、所等的名称延续下来的地名非常多，这些地名昭示出宁夏的“边地文化”特征。
宁夏境内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对垒交锋之地，中原王朝在此采用的是移民戍边、军屯、军牧、民屯等方式的开发，即筑起城堡、营寨乃至关隘，在守备一方土地的同时，还在周边开辟农田或牧场。据考证，宁夏境内自隋唐以来先后有军事建制的堡、寨、营200多个，其中如唐时在原州设有九座关口和34处牧马监，因历史久远，在乡镇以上的地名中已难以反映出来，在行政村或自然村一级地名或地物地名中还可见一斑，如瓦亭关、镇木关等；而明清时期的军屯军垦遗迹在地名中则随处可见，如明代在固原镇北部筑起的八个兵营，如今还可以从头营至八营的地名中折射那段历史并显示兵营的方位。又如清雍正年间在银川平原北部修一引水渠，赐名惠农，今惠农县名即源于此，民间称该渠为“皇渠”，后转音为“黄渠”，渠上修的桥则为“黄渠桥”，今黄架桥的政区名就是沿用了桥名，当年主持开渠者为侍郎通智，渠成以后沿渠移民兴建了八个堡子，每个堡子部随其姓氏以“通”字为首命名，并由此沿袭出通义乡、通伏乡等政区地名。
姓氏地名在宁夏的政区地名中也很多，如吴忠、杨和、金贵、马建、蒋顶、陈靳、张程、王民等，属于纯粹的姓氏地名：马家滩、苏布并、王乐并、周城、田家老庄、马家老庄等，则是姓氏与自然或人文要素的复合地名。这些有姓氏背景的地名或源于筑堡寨时守将的姓名，或源于明清时期民屯开拓者的名氏，无不折射出边地文化的色彩。
生态文化——自然要素类地名 自然要素类地名是那些具有地形地貌、河湖滩地、植物动物、地表组成物质、矿产资产等方面含义的地名，如石嘴山、青铜峡、大水坑、硝河、盐池、长山头、芦花、芦草洼、白马、黄沙窝等，这类地名指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关注和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历程，从而使地名透射出生态文化的意蕴。例如地名“金银滩”是干旱气候下湖滩积盐过程的形象写照（一说来自“金滩银滩米粮川”的比喻）、“黄羊滩”则曾经是黄羊出没的荒滩、“白芨滩”应该是生长丛丛白芨草的湖滩地、“中滩”是黄河河道中的高河漫滩，等等。但是现在这些地名展示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金银滩成为厂房栉比、树木成行的石油城（吴忠九公里）；黄羊滩的黄羊早已绝迹；白芨滩在湖水干涸以后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大片滩地成为半荒漠；中滩也随着泥沙的堆积而与河岸连为一体，成为边滩，现今的生态环境与这些地名形成时的生态环境显然已是大相径庭，但是从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出当地在开发早期的景观。
自然要素类地名大多从字画上可以看出来，但也有个别例外。如西吉县地名，字面上看有方位和吉祥的含义，但从起源上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早年在其境内有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门宦教主住地席芨滩，后来“席芨”二字转义为“西吉”；彭阳县白阳镇的地名源于当地一传说，据说古时候该地城南的山崖上时有白羊出没，后取谐音“白阳”而为地名。银川市地名象征着一幅自然图景——在银色的原野上（盐碱地）大河川流不息，与这里的自然景致很贴切，不过从来源考察，应是从绥州（陕西绥德、米脂一带）的古地名移植而来。
与其他省区相比，宁夏政区地名中有植物和动物字样的很少，这种情形一方面由于当地生物群落类型的单调，同时也可以说明由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动植物的环境象征作用降低了。
山地文化——南部山区地名 在宁夏南部山区，以“山、河、沟”及其近义词和相关字词命名的地名最为常见，从这些地名上，我们可以读出该地的地貌特征、相对位置、土地类型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许多信息。例如，岔是河流交汇、峰回路转的地方，上岔、下岔、中岔、小岔、交岔、石岔等地名就指示着这样的地形部位；高台、树台、峰台、惠台等地名因居于高而平坦的台地上而得名；高崖、红崖、白崖三地名则说明当地有沟谷深切形成的崖壁，而且有高度和土色方面的特征，等等。塬、梁、峁是黄土高原上广泛分布的地貌类型，刘塬、上梁、孟塬等地名毫无疑义地指示了黄土丘陵地貌；“崾岘”是指由于两侧为头侵蚀在黄土梁上残存的狭窄地段，墒也是黄土区特有的地貌类型，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地名中，有崾岘乡、贾墒乡这样的地名，揭示当地具体的地貌与土地类型。此外，像曹洼、王洼、后洼、山河、杨沟、马莲川这样的地名，则记载着与塬、梁、峁、台地相对应的负向地形特征，大量的有“河、谷、川”字样的地名的存在，则反映着此类地形的普遍性。由此可见，宁夏南部山区的地名文化是具有黄土高原性质的“山地文化”。
地名转音转义——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 地名在演化过程中转音转义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宁夏也不例外，而且在宁夏地名转音转义中蕴含着社会进步与民族团结的深刻寓意，同时也有语言文化方面的含义。贺兰县习岗镇最初得名于明代宁夏前卫九堡之一的谢保堡，后更名为谢岗堡，由于方言发音将谢（Xie）说转为习（Xi），而为习岗堡。隆德县联财乡昔日曾为柴禾交易集市，柴禾堆积如山，俗称“乱柴铺”，后取其方言谐音而为“联财铺”，并演化为今名。
在宁夏，很多地名转音是为避讳原地名中的蔑称，如平罗、镇罗、平吉堡等地名，分别源于明代的平虏守御千户所、镇虏堡和平羌堡，清代以后取发音相近的字替换原地名中对少数民族的贬语，使地名变为中性或褒扬之义。明代入居陶乐县境内的匈奴鞑靼、瓦刺部落被侮称为“套虏”，其地众多的湖滩因而得名“套虏湖滩”，清代改称“陶乐湖滩”，后陶乐成为政区名。
地名转义以同音转义最为多见，通过同音转义，地名被赋予美好吉祥的愿望，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例如，海原县九彩乡因其地多生野韭菜而得名，中卫县甘塘镇地名原为干塘，银川市掌政乡地名发端于明代之张政堡，隆德县桃园乡在设乡制时取名于陶家崖坑与袁家台于两地名的姓氏，以上几个地名都通过同音转义而变得美好，并引发人们的想象力。又如灵武市梧桐树乡，因古时有胡杨树，胡杨俗称为胡桐，讹传为梧桐树而得地名，但因民间有“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之佳句，难说这地名讹转是不是人们有意而为之。另有一种地名的转音转义是为了回避同名地名，如吴忠市早元乡，相传在十六国时期为夏王赫连勃勃的果园，多种枣树，明嘉靖年间置枣园堡，其地名在演化过程中为与中宁地界的枣园相区别，而在书写上更为“早元”；又如，海原县自元代就得名海城，此名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1914年为与奉天省的海城县（今属辽宁省）相区别，而改为海原，但海城一名在镇一级的政区地名中还保留着。
地名来源的多样性与多民族文化 从表面上看，宁夏地名中的汉族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地名源头上发掘，则具有多民族文化特征。例如，以“贺兰”为名的有贺兰山、贺兰沟、贺兰县等地物和政区，它也是宁夏极具象征意义的地名，其来源显示了早期在此地定居有匈奴族部落，“贺兰”原为“曷拉”，意为“驳马”（青白色之马）。又如宁夏一名的由来，据传，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认是夏后氏苗裔，在今宁陕甘一带建立政权并定国号为夏，“夏”字自此成为这片土地的标注而延续下来，直到元代以西夏故地永保安宁之意设“宁夏路”，宁夏地名得以形成。元朝蒙古西征军自中亚携大批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手艺人、商人、学者等在此地定居；明清之际，统治者又强行安置回族群众在此开荒种地，逐渐使宁夏成为回族聚居地。宁夏地名中有回族姓氏含义的，在乡镇以上有马儿庄、马太沟、马家滩、马渠、马家梁、关马湖等，数量不多，但在行政村、自然村、居民点等基层行政地名中，则非常普遍。
宁夏地名是宁夏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从而构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
绿洲文化———北部灌区地名 宁夏北部地区的自然要素类地名非常少，在不多的自然要素类地名中，又多见“滩、湖”字样，少见“河、沟、山”及其相近意义的字，而人文要素类地名则相对较多，其中尤以渠、桥字样多见，以闸、坝为闸名的地名不多，但只在宁夏北部地区出现。究其原因，宁夏北部地区人口集中分布于平原地带，地形平缓，除黄河流经以外，几无其他水系，缺少显著的自然景物，因而此类地名较少，其中如增岗、立岗、习岗、崇岗等字面有高地含义的地名，从起源上看还是曾刚、李刚等姓名的转义。但是当某地为地势低洼的湖滩时，会引起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这才有必要引起注意，从而在地名中反映出来。渠是宁夏北部平原地区的生命线，干、支、斗、农四级渠道组成密如织网的排灌体系，渠道与渠上所架的桥、修的坝、建的闸等，无不成为显著的地理标志，自然而然地成为地名之源，如汉渠、秦渠、头闸、二闸、尾闸、大坝、小坝、郝家桥、郭家桥等。
湖滩湿地广布是自然绿洲的景观，灌溉渠道密集则为人工绿洲的风貌，“塞上江南”是这里田园风景的写照，但此“江南”非彼江南，其地名与地物体现出的是“绿洲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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