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名起源分析
地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远古时代，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产生文字，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资我们探索，因此我们无法对此作出详细的描述。不过我们可以从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得到某些启发，从人类的思维规律作出某些推理，并从至今仍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部落的个案调查材料中得到某些印证，从而对地名的起源作一粗略的、原则性的推论。
第一，产生地名的必要条件，一是语言的形成，这是地名起源的首要条件；二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也就是说，地名来源于客观存在，诞生于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对地理知识的积累。
第二，地名的出现比文字的形成要早得多，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大量地名，当今世界上许多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众多地名这一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在地名产生之初，由于当时语言简单，词汇贫乏，人们认识水平低下，从语言本身的发展看，表示具体意义的名词、动词出现早，虚词出现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最早的原始地名只能是一些简单的、粗糙的、以当时人们常见现象和事物命名的相当于专名的语言代号，概括性的通名还不可能产生。
第四，从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的环境分析，当时人类还没有固定的居民点，更没有行政区划，人们在最原始的采集、狩猎、捕捞等经济活动中，必须与周围的山、峰、丘、岭、谷、河、湖、江、海等自然地理实体打交道，因此最早出现的是与当时人类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山、水、土壤、岛屿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其后出现道路、居民点、行政区名称。据有关专家研究，《说文解字》收录的专用水名、阜名（山名）、邑名（居民点名）就达400个，占全书总字数的5％左右，可见山、水地名在古老地名中的比重和地位。
第五，原始地名只有音和义，没有形，更没有时、位、类的概念。经现代考古发掘发现，人类在文字形成前，曾经历图画记事这一历史阶段，后又发展到简单的图形符号记事阶段，前者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后者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在上述时期，存在用图画和图形符号表示地理实体的现象，可被视为最早的有形地名。
第六，文字出现以后，人们开始以文字的形式将口语地名记录下来，使地名有条件得以迅速传播和积累。至此，地名具备了音、义、形3个最基本的要素，标志地名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中国到殷商时代，汉字基本形成，现有甲骨文卜辞所记载的地名至少在500个以上，准确地记录了我国早期地名的真实面貌。
二、地名演变规律
地名是人类生产活动社会化的结果，社会的发展必然促使地名的演变发展。根据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地名发展进程分析，地名的演变规律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单字地名由兴到衰直至趋向消亡
从卜辞等古籍记载的地名看，中国早期的地名大多数为单字地名。至春秋战国，单字地名发展到巅峰，形成先秦地名以单名为主的时代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在卜辞等古籍中也有不少双音节地名，一部分是邯郸、昆仑、昆吾等联绵字，是不可分的单纯词，可能是采用某种声音和所指称的地方任意地、偶然地组合成词，更多的是以单名为基础，再加上方位词、形容词等组成。如由表示部族的“方”演变出来的鬼方、邛方、羌方、夷方、土方、刑方、人方、危方、基方等，由表示高丘的“京”延伸出来的义京、弘京等，其他的如西洹、大邑、唐邑、亳土等。秦、汉以后，我国单字地名渐趋消亡，地名命名多为双音节词，这种趋势与语言发展相同步。通过利用双音节词分化同音字的手段，避免了大量重名和同音地名造成的混乱。由此可见，单字地名由兴到衰趋向消亡，是地名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之一，是地名从简单到复杂这一规律在汉字地名上的表现，也是地名数量增加、类别增多对地名命名的客观要求。单字地名趋向消亡的趋势，不仅反映在整条地名上，也反映在专名上。以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为例，1978年底全国共有164个专名为单字的县市，1998年底则降为113个 ，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2、通名的形成、完善到必不可少
原始地名没有通名的概念。从中国的情况看，卜辞等古籍记载的早期地名还没有专门的通名，但已开始产生通名的萌芽，即通过偏旁来反映地名的类别，形成中国早期地名以形符为通名的时代特色。如“洹”（huan）、“洛”、“灞”、“汜”（si）等，左旁“水”为通名，右旁为专名。又如“亳”（bo），上半部从“京”，即“人所谓绝高丘也” ，为其通名部分，下半部得声，为专名部分。再如“邗”（han）、“邢”、“郯”（tan）、“郜”（gao）、“郇”等，右旁从“邑”，表示居民点，为通名，左旁为专名。当然也有的地名在当时还未形成通名萌芽，如“盂”、“画”等。
通名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地名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标志着地名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是地名命名趋于成熟的象征。早期的通名，人们多借用自身或动物的身体部位命名。如汉语有“口”（山口、河口、江口、海口、水口、三岔口、路口）、“鼻”（乌石鼻、鹅銮鼻）、“头”（山头、水头、瘦头）、“顶”（山顶、坝顶、白云顶）、“背”（鲤鱼背、五老背）、“腰”（山腰）、“脚”（山脚）、“角”（沙头角）等，类似的有“嘴”、“爪”、“面”、“尾”等，英语里也有相应的mouth、nose、head、top、ridge、foot等。
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地名命名领域的拓展、语言的丰富、人类认识事物的精细和深化，一方面通名数量越来越多，仅《中国海域地名志》中出现的通名就有洋、海、湖、峡、湾、群岛、列岛、岛、山、岭、石、岩、磹、墩、嘴、咀、尾、屿、仔、礁、暗礁、排、拦、栏、洲、沙、暗沙、沙洲、岗、坝、坪、滩、浅滩、沙滩、涂、面、角、岬角、头、尖、鼻、口、河口、港、渔港、港湾、澳、水道、门、渔场、保护区、塘、漕、沟等几十个。另一方面，没有通名的地名是不完整的地名，离开通名往往很难确指其所指代的地理实体。如黄山、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黄山保护区等，如果没有通名就会相互混淆，难以确定所指代的地理实体。
3、地名数量由少到多与日俱增
据初步统计，中国明清时期所修的地方志，平均每个县一二百条地名，而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时，每个县的地名少则上千条，多的数千甚至上万条。分析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地名数量的增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地名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地名必然大量涌现：一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探知和活动的空间范围日益扩大，新发现的自然地理实体层出不穷，如新大陆的发现、南北极的探测、对海洋认知的加深，以及新的天体的发现等，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地名。例如，随着对南极科学考察的深入，形成了数以万计的新地名，仅《南极洲地名辞典》 收录的地名就达12000多条。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的人文地理实体越来越多，如新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新建筑的建成、新政区的设置等，地名命名的领域不断拓展，专业地名成倍增长。三是由于种种原因，如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等，旧名更改新名，新的地名不断出现，旧的地名日积月累，而新名又往往沿袭历史上的旧名，新旧地名交叉、叠加。据初步估算，仅1978～1998年更改专名的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就在150条以上。另据统计，《中国行政区划通览》 中收录的已废弃的历史上县级以上政区地名达10000余条。另一方面，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不同语言地名了解、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大，结果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转译地名。据初步统计，仅中国地名研究所已收集到的由外语转译成汉语的地名就接近60万条。
4、地名类别从无到有不断增加
从古到今，不但地名数量激增，而且类别也越来越多。从大的方面看，地名类别从山、水等自然地理实体逐步发展到居民点、行政区、各类人文设施等人文地理实体；从地域空间看，从陆地到海洋至海底延伸到天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地名类别大量涌现。以城市内部地名为例，近代增加的类别就有公共汽车站、航空港、立交桥、火车站、地铁站、电视台、地面卫星接收站、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住小区、工业区、开发区等。再如行政区地名，民国以来增加的类别有市、特别市、普通市、院辖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厅、特别区、行政督察区、边区、市辖区、县辖区、大行政区、行署区、行政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盟、旗、自治旗、民族乡、苏木、专区、地区、行政村、公社、镇、特别行政区等几十个。与此同时，人们对地名类别的划分越来越精细。例如，我们在制定地名分类编码标准的过程中，仅海域地名就分为海洋（包括洋、海）、海底地理实体、海湾（包括港湾）、海峡、岛屿、海岸带6类，每一类又分为若干小类，如海底地理实体分为海底山地（包括海山、海岭、海丘）、海底高原（包括海隆、海底平台）、海底平原（包括海底扇）、海盆（包括洼地）、海沟（包括海底峡谷、海渊、海槽、海底断裂带等）、大陆架（包括大陆坡）等，岛屿分为沙（包括暗沙）、滩（包括暗滩）、礁（包括暗礁）、岛（包括屿）、群礁、群岛（包括列岛）等，这些小类还可以继续细分。
5、地名内涵日益丰富
一方面，很多地名的得名就来自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民族特征、名人逸事、神话传说等，具有丰富的内涵。如大庆油田，因1959年9月26日第一口探井喷出石油，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前夕，故名大庆。再如孝感市，以传说汉代孝子董永卖身葬父、孝感动天的故事得名。另一方面，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不断地汇集到地名上，使地名的附加含义越来越多，这在政区地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历代地方志的编修，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名志、地名辞典的编写出版和地名数据库的建设，发掘、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使地名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多彩。
三、地名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因特网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类社会正在从以物质为核心的工业经济时代迈向以信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化、社会信息化的强烈需求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于1998年1月31日提出的“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的新概念，必将对地名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地名的标准化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计算机网络、卫星技术、光缆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活动空间迅速扩大、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一方面，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最频繁、用途最广泛的工具之一，地名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表现为地名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使用的手段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对地名称谓的统一、书写的一致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地名标准化──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地名的称谓和书写进行统一和规范，明确其使用条件和范围，并将其固定下来──必将成为21世纪地名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2、地名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名数量不断增加，涉及的领域日益扩展，地名的附属信息更是海量数据。因此，要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地名管理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要满足社会各界对地名信息快速查询、检索的要求，就必须实现地名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地名信息数据库和地名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3、地名信息储存的数字化和传输的网络化
要满足未来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方便人们的社会交往，促进国际交流，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实现地名管理手段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地名信息储存的数字化和传输的网络化。这是地名信息社会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建立地名信息系统、实现地名信息共享，最终建成“数字地球”、实现空间信息数字化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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