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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640193&boardid=1从1946年9月开始，朝鲜进行了深刻的
行政区划改革。改革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改革有三大作用：一，在政治上，减少了行政层次，很快实现了各级
人民会议议员直接选举。除了最高人民会议之外，地方各级人民会议不搞套娃制，即不设常委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通常是10人左右，完全实行常务制，杜绝了常委不常务现象。二，在
经济上，实行农村经济组织和
行政区划组织分离，不搞政社合一。驱逐殖民主义，但是吸取日治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经验，明确合作农场、农业工厂和农业会社（即日式称呼的农业公司。有人故意错译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并把对农业实行企业化
管理写入宪法。明确郡、里作为基层行政区划组织，不能成为集体所有制单位，不是农民的承包对象。不把农业工厂、农业公司解散，倒退回自然经济。三，在社会上，城乡基层行政区划组织没有经济组织性质，并且城乡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同名，都称为班，不搞城乡二元制。明确不搞四个或几个现代化，而是实行农业工业化，农业生产单位企业化、工厂化、公司化，农民职工化，农业工人收入工资化、年薪化（有人故意错译为工分），农村就地城镇性质化。朝鲜没有农转非问题。从
城市到农村去的人和随军家属，需以调转工作方式调转到农业工厂。由于打破了城乡界限，因而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养老五大社会保障，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李氏朝鲜1392年在开城建立后，于1413年将全国分为八个道。1895年废道设府，但是第二年又恢复道制，因为到那时止，“朝鲜八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已是将近500年的传统。但是这回把道的数量增加为“朝鲜十三道”。这一局面，日治时期一直维持未动。日治时期结束，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占领朝鲜时，半岛北方区域号称“五道”，即咸镜南道、咸镜北道、平安南道、平安北道、黄海道，但还包括江原道北部等处。朝鲜战争结束后，北方区域基本上还是这五个道，但在江原、京畿、黄海三道上与南方互有得失。北方重要的收获是增加了朝鲜古都开城一带京畿道一小部分土地。后来，面对韩国增加道市行政区划、壮大地方统治队伍的局面，朝鲜也尽量等量增加道市数量，形成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南道、平安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江原道（北部）九道，还有平壤等市。
不过，与韩国做法显著不同的是，朝鲜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行政区划改革。朝鲜原来的行政层次是：中央（一）——道（二）——郡（三）——邑、面（四）——里、洞（五）——统（六）——班（七）。实行行政区划改革后，行政层次简化为：中央（一）——道、道级市（二）——郡、郡级市、市辖区、郡级区（三）——邑、里、洞、里级区（劳动者区）（四）——班（五）。也就是说，减少了“面”和“统”两个行政层次。这大大有利于尽快实现各级人民会议议员直接选举。相比之下，韩国没进行这样的行政区划改革，仍实行中央（一）——道（二）——郡（三）——面（四）——洞、里（五）——统（六）——班（七）体制，行政层次繁多。这使得韩国的民主化过程举步维艰。直接选举需要解决的环节问题太多。而行政层次过多，又容易给军事独裁者曲解民意、操纵选举者搞选举舞弊带来方便。
朝鲜王国时期，朝鲜是一个农业国。日治时期，朝鲜总体上仍是个农业地区，但是殖民地工商业和城镇有所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断定农业立不了国、农业强不了国，所以以工业化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从中苏两国论战到开辟冷战第二条战线，直至中国把中苏矛盾上升到比中美矛盾地位还高时，朝鲜不搞“一边倒”，也不为了“一边倒”，搞“一条线”，更不搞“三个拳头出击”。70年代，不因为中国和美国发展对抗苏联的关系而和中国决裂。朝鲜从来没正式加入过经互会。1964年，比中国晚8年才成为经互会的观察员，比南斯拉夫“咨询国”的参加程度也不如，并且就在当年，在朝鲜的人民日报——《劳动新闻》（注意：朝鲜党和政府一直不办同一份报纸，政府另办《民主朝鲜》，以示党政分开）上，公开抨击苏联以“援助”的方式，不按国际市场规律办事，骗走朝鲜几十吨黄金和大量有色金属和原料。朝鲜1979年后不再作为观察员列席经互会会议。到苏联解体时，朝鲜已经十多年没旁听经互会会议了。朝鲜于1970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主要依据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超过75%，接近80%；电力、煤炭、钢、化肥、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人均产量，均达到世界发达工业国家水平；1966年，废除农业税；1970年，基本上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并着手普及十一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性质化明显，
规模超过“邑”的城市越来越多，并出现一些郡级规模的工业地带和里级规模的小小城镇。朝鲜行政区划改革适应了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一，增加了道级市。二，增加了行政分量在道和郡之间的特别市。三，增加了郡级市。四，增加了郡级区。郡级区是集中程度介于郡级市和郡之间的工业地带。五，增加了里级区（劳动者区）。里级区（劳动者区）是集中程度介于邑和里之间的小小城镇。作为一个实现工业化已有四五十年
历史的国家，朝鲜在城市化和进一步城市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发展里这一级的小小城镇，也就是大乡和自然村之间的小小城镇，也就是小乡规模的小小城镇。这一措施，有利于朝鲜农村的“就地城镇性质化”。
“农村向城镇就地转型”，变村为小小城镇，而不是大轰大嗡搞废乡设镇、废县设市、废县设区、市管县、市管市，是朝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出特点。它的作用：第一是军事上有益。搞出几座大城市，显然不利于国防。所以朝鲜除了首都平壤之外，不能搞较多的大城市，甚至都不能搞几座大城市。第二是能尽量防止“城市化病”，避免出现“胡佛村”和破坏生态环境。苏联时期那样搞计划经济，仍出现了世界几乎一切工业化国家都出现的大批居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现象。朝鲜基本上避免了这一现象。朝鲜的合作农场、农业工厂和农业公司，都和苏联集体农庄一样实行的是与城镇工资有可比性的工资制而不是工分制（从清末到“满洲国”，农业资本主义在东北有相当的发展，流行的是“劳金”制，与关内有很大不同。但是很多后来移民更喜欢自然经济。这造成了东北的“二版封建制”），而不搞自然经济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所以朝鲜人十分注意苏联人头疼过的问题。朝鲜现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四五十年了，大城市还很少，而农业
人口也少，时常农业劳动力还不够，需要城市援助，已经不可能出现能对许多城市产生巨大冲击的流动人口了。
朝鲜光复后只经过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朝鲜土地改革不象有的国家那样，在局部地区已有几十年农业公司、农业株式会社、劳金制等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还搞历史倒退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朝鲜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就宣传永远结束“小作制度”。这是它土改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朝鲜土地改革是在苏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社会秩序井然、群众情绪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象有的国家是在内战的混乱过程中，人心思乱、情绪激昂的情况下搞的。朝鲜没象有的国家那样搞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没搞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和砍挖运动，没搞搬石头，没搞煮夹生饭，自然也谈不上明显的右倾、“左”倾、纠“左”、纠右。一共就三个月的事情，没那么多反复和曲折。朝鲜实在搞不出那么多土改作品来。这是朝鲜文艺工作者的“悲哀”。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农业经过短期休整，便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朝鲜比在苏联和中国关内顺理成章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很多朝鲜移民参加了所谓“满洲开拓”，在满洲建立了许多稻田公司、农业公司、火犁公司、农业机械公司、饲养公司、畜牧公司、人参公司、朝鲜药公司、林野公司、山林公司、农商公司、农工商公司、农业科学公司等等。清末至“两张”时期的满洲，中国人也办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农业公司。可是大批关内移民乐意“小作制”，乐意自然经济。这使得满洲的农业资本主义再版封建化程度日益严重。土改、承包制更使得东北的农业生产方式倒退到清末以前。流亡异国的很多朝鲜人依靠集体主义，形成了许多朝鲜屯。第二，日本人在朝鲜和满洲搞了多年的“农事合作化”、“县村屯-农事合作社分开制”、“一业一会社（株式会社）主义”运动。日本人还在北满绥化等地推行过所谓“社会主义”。关东军里有好些北一辉的信徒，痛恨西方私有制和苏俄主义，于兵变失败、北一辉等人被杀后到大陆冒险。上山劝降的日、“满”人员对中朝抗日志士讲的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义搞的是资本专制的丛林主义。苏俄搞的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流氓主义。二者是两个极端。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主义、实践第一主义、民本政治、与日俱新能够救满洲。”这些对于一般群众的影响是深远的。朝鲜的农业合作化没搞乱七八糟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小社制、大社制、老百姓大食堂、干部小灶等等，很多地方直接就搞农业合作社。这一搞法，被有的国家批判为“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合作社社会主义”。朝鲜普遍实行农业合作社后，立刻发现政经合一有严重问题。于是，很快实行政经分开即政社分离，农业合作社也改为合作农场这一日治时期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的农业合作社、合作农场还恢复为“满洲开拓”、日治时期更为先进的农业会社（公司）形式。在进行农业工业化时，还建立了许多农业工厂。可是，有的落后国家文化水平相当落后，把日式的会社即公司译为公社，以为朝鲜到现在还在实行公社制，把朝鲜的农场员、会社员不翻译成职员、职工、公司员工，而翻译成社员。一些人甚至异想天开，鼓吹朝鲜应该解散合作农场、农业工厂、农业公司，连日治时期殖民地资本主义时代也要跳跃式倒退回去，恢复到朝鲜王国改革时代以前的农业家庭经济。
朝鲜的改革，没有回头路：第一，已经实行农业工业化多年了，不可能再实行工业农业化。就是没实行农业工业化多年，工业农业化也不是发展方向。第二，合作农场、农业工厂、农业公司的职工、工人、员工和城镇劳动者是一样的，已经多年了，不可能再实行职工农民化。中国的国营农场职工、林业工人没多少人愿意倒退回去当农民的，朝鲜人也同样如此。第三，朝鲜实行农业职工收入工资化好几十年了。让人家不挣工资了，不再和城镇职工工资有可比性，回到自给自足或自给自不足的自然经济时代，没谁愿意。第四，朝鲜不搞政社合一、以村代社、村民制、农业户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也不存在城乡二元制、农转非问题。让朝鲜搞城乡二元制，搞非转农，搞以村代社，那是出馊主意。第四，朝鲜已经实行政经组织分开制多年了，城乡基层组织名称都叫“居民班”或简称“班”，显得很平等。随军家属从城市单位调转到农村单位，亲人转业后再调走。硬要人家永生永世叫“城镇居民班”、“吃商品粮班”、“吃农业粮班”、“农业户班”，人家有理由不愿意。第五，朝鲜早就使农村就地城镇性质化了，在大城市只有一座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工业化四五十年。为了实现自主工业化，农业劳动力本来就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朝鲜在新义州等地搞出几座大城市来，大搞人口集中，那是以自己之病医人家的健康，只会使朝鲜农业问题更加严重。
朝鲜一时出现了经济问题，如果只讲内部具体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那也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问题，只能采取工业化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总不能因为1929—1933年美国爆发并且向世界输出经济危机，许多人挨饿，就给罗斯福出损招：一家一户，分田单干。恰恰相反，罗斯福的许多政策被反对他的政客抨击为社会主义和违宪。朝鲜农业经济组织不是公社，而是合作农场、农业工厂和农业公司，就如同中国过去的“大集体”，过去和现在的国有企业，以及将来也许能有的农业公司，所以，只能讲分班责任制，落实朝鲜宪法里早就明确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重制。也可以根据具体形势，让物质鼓励更实惠一些。硬要人家对农业工厂搞一家一户的承包，搞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破产、解散大集体企业、农业职工下岗，以文革余孽打倒一切的恶习，硬要人家把五大社会保障制度积累资金一笔勾销，推倒重来，那就是：己所不欲，硬施于人。对于经济困难，朝鲜的做法是，90年代初、中期先后提出了“三主义”、“一精神”：“三主义”就是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打破残酷封锁采取一切措施开展对外贸易第一主义；“一精神”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孤军在暴日铁蹄下决不屈服的“苦难急行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