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并不总是现代国家才会面对的，和人们想象中“古人”特别能生孩子的印象相反，至少战国、秦汉时期，原子散沙化的平民们生育率其实并不高，以至于当时政府屡次下达鼓励生育的命令，但效果并不佳。
从出土秦汉时期政府档案简牍记载当时平民的子女数量来看，独生子女或有二孩家庭其实很普遍，如里耶秦简记载一些家庭，只有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只有两个小孩也很常见；居延汉简档案中记载，很多平民也只有独生子女，如只有一个男孩，或只有一个女孩，两个小孩的现象也很多；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大量平民背景的基层小吏隧长、亭长之类，也只有一儿子，或者一个女儿。从这些简牍档案来看，秦汉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平民只有独生子女，而且即使是算上很多二孩家庭，子女数量也是低于一个社会维持最基本人口量2.1生育率的。这就意味着，战国、秦汉社会其实存在着严重的人口危机。
其实当时的人，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太平经·兴帝王》就提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对这一现象产生极大困惑。而统治者也高度关注人口增长，但收效甚微。梁惠王就曾向孟子诉苦，说凶年给民移粟米，但却是“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梁惠王上》），汉高祖七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高帝纪下》），即鼓励人口生育，生一个小孩免除家长两年徭役。惠帝六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试图以五倍人头税的重税率，强制适龄女性嫁人来增加生育率，但显然没有太大作用。汉武帝时期，“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汉书·贡禹传》），重税之下，民间有浓郁的杀婴氛围，人口大量减少。根据王子今先生研究，杀婴在秦汉社会是极其严重的现象，虽然在云梦秦简中就有擅杀子会被“黥为城旦舂”的刑罚，但这一现象在秦汉社会一直普遍存在，根本无法以法律禁止。一直到东汉，汉章帝颁布了著名的《胎养令》，免除生育前后四年的重税算赋，还提供“胎养谷”，用尽手段，以期增加人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战国、秦汉社会的生育率低下？以至于杀婴成风，用于避孕的房中类书籍也普遍见于《汉书·艺文志》和出土文献中，以至于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中，却有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商鞅变法之后的散沙化社会，一夫一妇原子小家庭，并不存在太高的生育意愿。
柳诒征先生曾谈到：“专以个人道德而言，为女子者，惧嫁夫生子之为累，为男子者亦惧娶妻生子之为累。其人之思想单简，性情凉薄，为何如？吾国人无此思想者，以为妇之助夫，天职也，夫之助妇，亦天职也，父母之助子女，更天职也。天职所在，不顾一身，虽苦不恤，虽劳不怨。于是此等仁厚之精神充满于社会，流传至数千年，而国家亦日益扩大而悠久”（柳诒征：《明伦》，载《学衡》1924年）。他注意到，如果从原子个体的角度，最划算的是及时行乐，避免承担生养的重负，中国民族能数千年延续，很大程度是家庭成员抱团合作，一起努力的结果。他所说的“天职”，其实可以理解为维持共同体的习俗。
从原子个体的角度，人都是会死的，及时行乐最划算，所以秦汉时代除了房中术，还特别流行原子个体的求仙思想，《神仙传》中的成仙者茅君，冲破了父亲父权为代表的家族共同体羁绊，飞升为神仙；河上公干脆飞到天上，脱离了君臣关系的羁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谈到，城邦小共同体衰败的“希腊化时代”，学者不再关注共同体生活，转变为关心“个体幸福、个体兴趣、个体性格”。对只关心“个体幸福”的人来说，多子女的家庭吸引力并不大。
雷海宗先生注意到，三代时期是大家族本位，多子多孙的观念和愿望是必须的。而商鞅之后的散沙化社会，家族解体，“小家庭中，儿女太多，的确累赘。人类的私心，总不能免。与个人太不方便时，团体的利益往往就被牺牲”。西周、春秋时代的铜器铭文，最常见就是以“子孙其永宝”“其万年宝用”“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类句子结尾。个体的生命有限，但宗族、大家族的生命伴随着子孙的蔓延，是无限展开的，祖先的生命通过众多子孙，得到了永恒，因此大家族时代的生命盼望，是以“万年”“永（远）”为线度和单位的。在家族共同体的生命观、价值观中，个体之死不是真正的死亡，家族“无后”才是真正的死。
此外，大家族的互助生活方式，相比起核心小家庭来说，更有利于养育家族子孙。而子孙众多，人口增长，又提升了宗族的竞争力。周代宗法配合封建，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崛起，起到了重大作用。商鞅变法瓦解了大家族，其后果便是战国、秦汉以来日趋严峻的人口危机。
汉儒对人口危机做出的贡献，便是鼓励平民模仿先秦贵族，创造自己的姓氏，模仿先秦贵族组建宗族、大家族等共同体。贾谊描述秦朝社会散沙化平民，哪怕是父母子女之间，也是像乌眼鸡一样互啄（《汉书·贾谊传》）。这种社会环境，并不利于人口增长，生养子女的吸引力也不大。但汉儒对社会重建，开始出现一些模仿先秦贵族的家族，这些家族依靠内部互助，获得了更高生存、发展机会，子女众多的优势逐渐显现。
翻开《后汉书》或《三国志》，这类情况颇为常见。如任隗“常以赈恤宗族”，宋弘“分赡宗族”，韦彪“禄赐宗族”，宣秉“辄以收养亲族”，廉范“悉以赈宗族朋友”，童仲玉“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诸如此类例子，举不胜数。由于宗族共同体的重建，提升了抗风险能力，而宗族人口的增多，则强化了宗族的政治地位。两汉之际、汉末的大乱中，也是大族以众多人口为基础，实现了脱颖而出。如耿纯家族的地位，是因为有“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刘植崛起底色也是“宗族、宾客数千人”，阴识能帮助刘秀家族，基础也是“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
多子多孙的家族（包括乡党），有更高竞争力、更高生存率，因此平民中稍有志向者，都通过学儒，模仿先秦贵族，重建共同体。此起彼伏的过程中，其实开始消解人口危机的根源。虽有汉末、永嘉的大乱，但民族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只要环境稍好，便得以实现人口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