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和国时期并县工作做的最好的省之一山西，在实行市管县体制过程中也没有什么“神来之笔”，除了新成立的朔州和晋城，以及既有的地级市，基本上都是地区改市。
虽然，朔州和晋城两个新晋地级市尤其是前者经济的发展相当亮眼，但这未必就一定归功于地级市的设立。同样因“煤”而兴、与朔州邻近的陕西神木和府谷尽管没能赶上“县改市”的末班车，却依然能够创造出远比朔州传奇的“财富神话”。尤其是神木，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者——率先在县域推行目前只有“公仆”才有资格享受的全民公费医疗，假如神木如朔州那样成为市乃至地级市，“百废待兴”之余，能有此惠及民生之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相比于榆林管神木，作为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市”大同更有资格管朔州。更何况，在历史上，朔州基本上属于“大同”。或许，这归结于时势的不同：神木如果早二十年“发展”，或者朔州迟二十年“发展”，其“位置”将会互相置换。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行政机构的升级与地方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单纯的政区城市化。
相比于其他省区一些地级市热衷于行政中心的迁建，山西吕梁市依然据守吕梁山区的“一亩三分地”，这未尝不是明智之举：邻近太原的汾河谷地平原区位交通条件虽然优越，是吕梁市的“精华”之地，但这一地区即便没有“市区”的带动，照样能够发展得很好，更需要平衡照顾的是面积广大的西山地区。
古交市，曾经的太原市古交区，现在是太原市代管的“独立”市，应该是全国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区划设置的最好模式。没有了“地级”市臃肿的行政机构和带县的义务负担，轻装简从，无论是对于现在的发展还是将来资源枯竭时的转型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作为资源大省的山西，已经被国家列入经济转型的实验区，是否也应该在区划体制尤其是市管县体制上有所“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