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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永佃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涵、起源、分布、属性、功能等宏观方面，而对永佃制下永佃田的交易、永佃制下的主佃关系、永佃田地的租佃运行、永佃制租佃类型等诸多问题还缺乏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皖南是永佃制普遍流行的地区，保存了大量的永佃交易及租佃契约。政府在土改时发布了“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其田面权价格，一般得依抗日战争前的价格”计算佃农永佃权的命令，把永佃权作为产权进行了登记,因此在皖南各县档案馆保存了大量涉及土改前永佃权的土改档案，也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皖南的永佃制状况。本文主要利用上述原始契约及档案对永佃制下永佃田的交易种类及程序、永佃制下的主佃关系、永佃契约的签订、永佃租佃类型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微观考察。一、皖南永佃田交易种类和程序吴文晖在皖南的调查中发现，民国时期的“永佃权多由购买而来”。民国时期，安徽省有两种类型的田地交易，一种是非永佃田的交易，一种是永佃田的交易。《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载：“凡属清庄，地主可以随时退佃自种，或另行转租；客庄则异是，地主只能收租不能退佃，佃户以佃权之全部或一部自由顶拨、辗转、让渡，俱无须得地主同意。”可见，就安徽全省而言，永佃农完全可以自由地顶拨、辗转、让渡其占有的田面权。再看皖南具体县永佃田的交易情况。芜湖县永佃农出租田面田被称作“活拨”，出卖田面田则被称作“杜拨”。芜湖县地方审判厅对此项习惯进行了调查：“芜湖前佃人将承佃田亩转行活拨后佃人耕种者，后佃人除对于田东纳田租外，尚须对于前佃人每年纳银利稻……此因前佃之佃权存在，尚为活拨，故后佃人愿意负此义务；杜拨则反是。”芜湖县永佃农对其佃耕湖田的“水面权” ，对租佃草场的割草权均有转卖权力。芜湖地方审判厅于民国七年审理孟世泰控诉一案，记述了水面权买卖时要另立“拨贴”或“议字”的情况：“芜湖境内当湖水泛涨之际，有水面权者乃能于一定范围内网取鱼鲜；水退后，其水底之柴场、草场港潦沟地则归有水底权者分界管有。仅有水面权者不能行使水底之权利，仅有水底权者不能行使水面之权利，此疆彼界划然各别。芜湖县境内湖地最多，其割取柴草各有地段，大抵以刀数为持分标准，于某湖草场内占几把刀，即于该湖草场内有几把刀打草之权，其权利移转时，契约内亦注有此等字样。此项草滩大都为随田附属产业，田主执有土地权，佃户割草肥田即以刀数载明拨帖或另立议字，要即随田以转移也。”《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也记载了芜湖县永佃农对其租佃草场割草权的转卖情况：“芜湖县境内湖地最多，其割取柴草，各有地段，大抵以刀数为持分标准，于某湖草场内占几把刀，即于该湖草场内有几把刀打草之权，其权利移转时，契约内亦注有此等字样。”青阳县永佃农田面出卖后，须签订田面推契进行田面交接，如佃耕吴根应的田地的张昌盛在把田面卖给胡楚伯时就写了田面推契:“立推字张昌盛，去岁佃耕吴根应田六亩七分，此二意情愿。今推出田肆亩壹分，其余二亩六分凭中言明，已尽推出，不得有误，尚有票据一纸，言主八月缴付归胡楚伯，恐口无凭，立此推字为据，纸内填有八字。原笔批，伯代押。凭中张先扬 吴轮熙 张子衡笔 同见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立推字 张昌盛押”。田面推收交接后，其所有权就正式发生了转移。贵池县“佃户不能承种时，得私顶与他佃接种，收回顶礼银若干……如业主因佃欠租，欲其退庄，亦必酌给开垦之工资为退庄费。”贵池县佃农在佃田转卖时收回“顶礼银”、田底主收回田面权酌给佃农“退庄费”，实质是佃农获得的田面田价格。《乾隆二十七年贵池县张正士沙山领基及爨山佃权卖契》载：“立卖契人张正士等，今将李五先所佃祖遗沙山领基并随爨山，不便管业，身得□股，凭中出卖于施○名下为业执管，当得时值价纹银十两整，其差听施在本保□里张正士户收当一厘，日后不得生端异说，今欲有凭，立此卖契为照。凭中施班若等押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立卖契人张正士等押。”从上契可以看出，沙山领基及爨山佃权不止一次被出卖，其最早佃权属于李五先，后被张正士先祖所卖，张正士又把继承的佃权出卖于施○名下为业。贵池县屯地佃权出卖契约被称作“拨约”，以区别于田底买卖契约。光绪十九年四月，贵池县施硕廷把屯地的田面出卖给施义堂公名下，就签订了拨约：“立拨约人施硕廷，今因用度不凑，自情愿将父手所遗分受己名下屯地一块，土名坐落林家罗东塝口，计弓五分，东至蛟如地西，南北俱至大路，四至明白，凭中立契出拨于施义堂公名下为业，另招耕种当得时值价钱六千文正，比日两明，不必另立收字，日后地不取租钱，不取息，其粮系公完纳，其业无论年月远近，系身备原价赎回，自拨之后，两无悔意，并无逼勒重复等情。倘有家外人等生端异说，系身承领，不干公事，恐口无凭，立此拨约永远为据。”南陵县“不动产卖买契约成立时，须将上首卖契出业人邀请到场，商明界限，有无错误凭中划字，由买主送给银洋，谓之上业礼（一曰上业科，又名上首钱之支付）。上业主收受上业礼之价金后，书立字样，交与买主收执为据，名上业礼字。其支付之多寡则以该不动产现在买卖之价额而定，有十分之一与二分之一不等。例如甲有地若干，曾卖于乙。乙于受业后转卖于丙，乙对丙为卖主，甲对于乙为上业主。上业礼之支付即甲对丙之请求。”可见，南陵县上首卖契出业人所得“上业礼”是佃农转让田面所得田面价格。旌德县的田底和田面分别出卖，互不干涉。据旌德县知事调查：“旌德丈田和佃田可以同时或分别卖买，出卖丈田谓之大买，出卖佃田谓之小买。”歙县田底田和田面田的买卖都非常普遍，歙县知事报告：“歙县卖买田地之契约，有大买、小买之区别。大买有管业收租之权利，小买则仅有收租权，对于大买主，仍应另立租约。大买契内注明立大买契人、今将某号大买田出卖与某收租管业等语，小买契内则书退顶小买田人、今将受分小买田出退与某过割耕种字样……小买田之转移，大买主不得干涉。”《黟县四志》卷三《风俗·黟俗小纪》载：“我邑田业所谓典首者，不知始自何年，往往一业两主，正买契券则须收割投印，典首契无收割投印，而价与正买不甚相远，称曰小买。”黟县典首即田面主，其田面田的卖买不需经过官府，卖买双方签订白契即可。如果田底和田面属于同一业主且同时出卖时，卖契中须说明田地并“佃首”一同出卖。《民国六年黟县江陆富杜卖豆坦并佃首契》中载：“立杜断卖契人江陆富，今因钱粮急用无措，自情愿将祖遗下豆坦一处，东至第315号，土名上大山，系经理罔字号，计坦租7砠正，计地税五分六厘，其坦业新立四至，东至西里塝，计6丈1尺，东至西外塝4丈7尺，北至南东向计五丈阔，北至南西向计4丈阔，东至胡姓业坦沟为界，西至本卖主坟园外格至为界，南至塝脚为界，北至邗为界，今将前项四至之内并典首尽行凭中立契出卖与吴长茂名下为业，听从受买人管业耕种。”黟县田底主在进行田底买卖时对田地有多大面积并太关心，反而对能收多少租很在意，因而田底主在买卖田底时以地租的砠为买卖单位，而不是以亩为买卖单位。根据黟县知事的调查：“黟邑田地收租，以砠数计算，每砠计稻谷二十斤，典卖田地时，即依砠数为标准定其价额，至典卖山业，则依亩数计算之。”《民国十五年二月黟县王梦生杜断卖白契》虽也写明税亩，但强调的重点是租额：“立杜断卖契王梦生，今因正用无措，将前承祖遗田业，土名罗田叚，田一坵，计实租十四砠正并佃在内，系经理坐字不等号，计田税一亩二分六厘五毫，其田新立四至内业均依古界，凭中杜断卖与族叔名下为业，三面言定，时值价洋三十元整，其洋当日亲手收足无欠，如有来历不明及内外人声说等情，尽身支当，不干受业者之事，未卖之先，并无重叠交易，既卖之后，两无异议，恐口无凭，立此杜断卖契为据。再批上首老契付缴又照。”祁门县田面田也可以自由买卖，祁门县知事报告称：“祁门小租一名田皮，有祖遗者，有连同正租买受者，俗谓之“己租己皮。”皖南还在卖契外另立议单，对田底权和田面权及其他附属条件进行详细记载：“变卖田地，除缔结卖契外。另有议单一纸，记载业权、租权或佃权及其他附属条件，俗称之为契议。此项议单由中人出名书立，经卖主、买主列名画押，即为成立，其仅立卖契，不书议单者，实居少数。安徽高等审判厅历年审理民事案件，当事人所陈田土卖买契约，多附有议单，各县皆然。”通过对皖南芜湖、青阳、贵池、南陵、旌德、歙县、黟县和祁门县永佃田交易的考察可知,皖南各县永佃田交易尽管名称各异，但永佃农完全有权自由顶拨、辗转、让渡其田面权的情况是相同的。皖南永佃田交易被分解为田底田和田面田两个层次分别进行地权交易，减少了地权交易成本，这就使佃农以同样货币购买更多田地成为可能。二、皖南永佃制下的主佃关系皖南永佃制形成后，永佃农地位较原来佃农地位大为提高。从清朝贵池县衙核发的一件田赋保报单可知，早在清朝光绪年间，贵池县政府稽核田赋时，让“业、佃人等无分土客绅民，各将本名下所有熟田地及山塘基业一概遵章照单”，填报“保报单”，“以便稽核田赋数字的真实性”。贵池县衙不仅要求业户，而且要求佃户也填报“保报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时期皖南佃农地位的提高。进入民国时期，佃农地位较清朝又有了显著提高。1933年1月，国民政府实业和内政两部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在永佃权方面做了有利于永佃农的特别规定：“有偿或无偿取得永佃权者，得仍依习惯办理”；在田地改良方面规定：“如佃农对于租地确有特别改良，尚未完全享有其报酬者，业主应偿还其损失”。业主须对佃农予以补偿的规定，产生了业主须对永佃农的田面权价格进行给付的实际运作效果。此外，在主佃纠纷方面规定，“当主佃之间发生纠纷时，应报由向存自治机关调解处理之，不服仍得向法院起诉”，对佃农的佃权给予司法上的支持。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对永佃农与田底主建立较为平等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刘大钧所言：“民国以前，佃户欠租之时，可送官府究办，或由田主自命奴仆加以笞责；民国时期，佃户受主笞责则颇为罕见，盖笞刑已废，视为违法，田主虽有请求而地方官吏往往不许，故官府颇有究官宪过于宽缓，以至佃户难以约束者，然由社会之观点言之，此实为一种进步也”。永佃农对永佃田有两项权利，一是地主对永佃农只能收租不能退佃；二是永佃农对其永佃田有转租权。《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载：“安徽关于佃田契约，有两种性质：一、东顶东卸；二、客顶客庄。东顶东卸谓之清庄，客顶客庄谓之客庄。凡属清庄，地主可以随时退佃自种，或另行转租；客庄则异是，地主只能收租不能退佃，佃户以佃权之全部或一部自由顶拨、辗转……俱无须得地主同意。”在当涂县，永佃农不仅有永远租佃之权，而且获得了转租田面田的权力。《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载：“当涂境内佃户因人力或费用缺乏，即将所佃之田分拨若干，转给他人接种，每亩取银七、八角至一、两元，名之曰‘肥土钱’。分佃人对于业主并不另立佃约，收租时，仍由原佃转交业主。”繁昌县的永佃农则在永佃权之外，获得了由田底主负责修复圩堤的权利。《民事习惯大全》载：“繁邑滨江田地，多系肥美，但畏旱之日少，畏水之日多，恒由业户合资，修筑圩堤，以御江潮，而圩内积水，非有沟港、涧坝等处无以为蓄泄之预备。期初圩民（永佃农－作者注）对于沟港、涧坝之埂，视为自己原有之田埂，不待他人之督饬，无不勤加修补。迨后人心不古，其佃他人圩田者，或因于东不合，任埂塌卸，不为修理，其种自有圩田者，或与人有隙，不惜挖自己数亩薄田之埂，冀害他人多数之禾苗。有此种种情事，于是众以圩内沟港、涧坝之埂原是靠沟港、涧坝之埂，如有倒塌，应由靠沟港、涧坝之有田地者，照数赔修，相沿成习。故一遇土埂溃决，致淹害他人之田地者，由本圩首事责令修复原状，全邑人民无不认为至当之办法。”繁昌县田主所谓“人心不古”，实际上是永佃农敢于在利益面前和田底主较量的真实写照，最后田底主也不得不屈服，承担起修筑圩堤的责任。皖南沿江平原的其他地区，永佃农佃耕之圩田筑堤费用则是主佃分摊。安徽高等审判厅于民国七年审判张宗德等与阜成公司因佃权涉讼案时，发现此惯例：“滨江之地，筑堤以卫田，谓之圩堤。每年秋收后，圩堤有应行修理之处，名曰岁修；若遇洪水冲塌，急待修复原状时，号称大修，岁修费用完全归佃户负担，与田东无涉；大修费用则概由田东摊派，惟有永佃权之佃户，仍应与田东平均担认。”黟县田主和佃农签订垦荒契约后，田主不能过问佃农在荒地上的一切利益。黟县县知事调查称：“黟县未开垦或已荒芜之田地招人开垦，订明期间，佃约内即载一切费用皆由承佃人负担，该地上所得之利益，地主不得过问，即以为开垦费用之报酬。”因此，黟县田主和佃农签订的垦荒契约确保了永佃农的田面权。又，《黟县四志》卷三《风俗·黟俗小纪》载：“买正租而不买典首者，但收谷一季，而无麦价。”此记载表明黟县田底主只能收一季稻谷租，而不能收麦租，只有既购田底又购田面才能既收稻谷租，又收麦租。祁门县租佃有正租、小租之别，据祁门县知事调查：“正租以二十斤为一秤，西乡地方亦有以十斤为一秤者，每亩岁纳正租四五秤或六七秤不等，其瘠薄之区亦有少至二、三秤者。小租一名田皮，有祖遗者，有连同正租买受者，俗谓之‘己租己皮’，佃户应向业户照常缴纳。”永佃农获得了田地的田面权后，只缴纳田底租，正如吴文晖所言：“田面权属于佃农，租额较低，因佃农对于田地既有部分有所有权，这部分地权的使用，无须给付代价”。以上分析表明，民国时期的皖南地区形成了一种主佃关系较为平等、权责分明的契约化永佃租佃。在永佃租佃制度下，永佃农获得的权利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永远租佃的权力；二是缴纳的田底田年租额固定不变；三是永佃农有转租田面田并收取田面租的权力。三、皖南永佃租佃契约的签订永佃租佃契约包括田底田租佃契约和田面转租契约两种，主要以皖南当涂、青阳、贵池、旌德县为例，对皖南永佃契约的签订过程中的主佃接洽、寻觅保人、议定押租金、地主审察、契约类型，及契约在押租金、租额、主佃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议定情况进行考察。当涂县永佃关系的确立要经过主佃接洽、议定押租金、订立永佃契约等程序，在契约中对主佃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等都做了明确界定：当涂县永佃农在佃耕前，必须先觅妥保人，备相当押金，请求地主，表示愿意承种田亩，经过地主审察，认为合格，允许承种，即行凭同保人，议定押金数目，即订立永佃契约，农民概称为绍约。契约内容包括:A.押绍金数目；B.佃户纳租最大限度；C.每季收获应缴租谷，不得短少颗粒及延欠时日；D.庄屋农具，佃户应付保管责任；E.在庄数目，佃户有培植责任，不得戕伐；F.佃户无力耕种，只有自请退佃，押绍即由地主发还；G.佃户如不欠租谷，地主不能辞退佃户。当涂县押绍金依田亩优劣而定数目，起初数量不多，至20世纪30年代，以人多地少，押金綦重，每亩约至五角至两元。佃户承租后，地主便将庄房、农具点缴佃户，即任其居住使用，如系正当原因，毁坏及短少，仍归地主负责添置修理。青阳县永佃租佃契约名称有租契、批贴、承租约、租字等名称。永佃租佃契约系载明业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证明文件，通常多由佃农单方书立租约交地主存执。内容一般包括:业佃双方姓名、田底种类面积及坐落、押租的有无及租额的缴付、地租之种类及方法、立约及中证人签章、立约时间等。据青阳县知事调查，“青阳缔结赁贷借契约，先由赁贷人草一租约底稿，给赁借人照此立约，底稿即由赁贷人收存，以为退佃时退回押金之根据，赁贷人交给底稿之后，不能另向他人缔结租约。”该县佃农通过和田底主签订租约底稿来获取永佃权。如《民国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青阳县吴荣贵佃施意来田地约》：“立佃约人吴容贵今佃到施意来名下，土名坐落汤儿冲口盛姓庄屋门前熟田一亩，计共两坵；又毗连白地大小数块；又同处毗连熟田一亩七分，计共十二坵；又佃同处并朱姓后塝、万家陇等处熟田三亩五分，计十一坵，共计田六亩二分。乾稻租八百零六斤，另交地租一百斤。又承看五水岗并麻涝、坟山、森林、蓄様。身一并凭中承佃兴种看管。比付押租大洋四元，订定每年秋收交东额租乾稻九百零六斤，租鸡一只，一并送至上门，不得短少。如租不清，收押租扣除，以及一切不合等情，听东起窠另佃，身不得霸种侵害。” 该契中，吴荣贵通过缴纳押金取得所租田地的永佃权，按照契约中的约定，施意来只有在返还收取的押金后，才能收回永佃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施意来是很难收回永佃权的。青阳县永佃农在获得田面后，常把田面转租，田底主无权干涉。《民国六年二月初九青阳县阳春佃田面转租白契》载：“立承约兄阳春今承到弟自洋吴东花椒树田、启秉田一连两丘，种一斗二升半，额租一石五斗。言定每年除缴东租外，实纳田上银利米五斗。又刘谭二东头田一坵，种一斗二升半，额租一石五斗，言定每年除缴东租外，实纳田上银利三斗五升，其米务要干好，两季缴清，不得短少，此据。菜园棉地在内，又批。民国六年二月初九立承约兄阳春 押 凭中 吴自宽 吴宝田 龙秀堂龙春桂笔。”该契是民国时期青阳县典型的田面田转租契约，契约内容包括永佃农及佃耕人姓名、田面面积、坵数及田底租额、田面租额、立约时间、凭中等。青阳县永佃农能够独立签订田面田转租契约的事实，说明永佃农出租田面田并收取田面租是不受田底主干涉的。贵池县则以签订“杜顶契”、“顶契”等契约的方式确立永佃租佃关系的转移。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称：贵池县的永佃田有杜顶田、佃田、垦种田等类型。杜顶田又称“留结顶首田”或“死笔顶首田”。田价分租价和顶首价两项，约各占一半，有时顶首价占全部田价五分之三以上。若佃户变卖此种田地，其契约称为杜顶契，不必经地主同意。地主变卖田地契约称为租契。贵池县永佃租佃关系极为普遍，只要不欠地租，主佃便各相安。即使欠租，地主亦只可起诉请追，不能取回田地。佃户能自行私顶私卸，而地主无权干涉，与地主只不过有‘承约’之订定，换新业主时，可向佃户换取新约，但常被佃户拒绝。佃田即“活笔顶首田”，亦分租价和顶首价两项，数量各占一半，但普通顶首价多为五分之二，租价为五分之三。变卖此种田面田的契约称为顶契，与地主的关系也多与杜顶田相同，只是不能拒绝换“承约”，并有定期年限的限制。在期限未满年内，如不欠租，地主亦无法取回其田。垦种田是公司或个人集股筑圩后，广集农民在圩内“辟草开荒”，垦成熟田后自种，则与公司成永佃关系，如不自种转贷于人，则赚“银利稻”。贵池银利田又称“发佃”除完地主租课外，须缴上首‘银利稻’，与地主无契约之协定，种一年算一年，有的也交‘羁脚’（押金），则纳稻数额稍减，耕种之权亦稍有可恃。另据贵池县知事调查：“未垦之荒招佃承垦，必俟佃户垦熟获利后，方能立约按亩计租，但佃户有不能承种时，得私顶于它佃接种，收回顶礼银若干，业主即向后之佃户换约，直接收租。如业主因佃欠租，欲其退庄，亦必酌给开垦之工资为退庄费。”贵池县田面主可以直接转租其田面。如《民国三十一年贵池县传家余承佃田面田契约》：“立承佃字人佃人傅家余，今承到冯东名下水田一业，坐落东五里马场庄活顶种东田一石一斗一升一合，上租据东契，上租依照原佃人承佃字。此田系顶王志庆份内，立此承佃字为据。凭中人袁学宏等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立承佃字人 傅家余 (押)” 上述贵池县田面转租契约显示，田底租根据东契缴纳，永佃农转租田面收田面租1石1斗1升1合；永佃农在转租田面时无须田底主同意，因该田面已被转租两次，原先田面主为王志庆，王志庆转租给冯东，冯东又转租给傅家余。贵池县知事也称：“贵池佃户不能承种时，得私顶与他佃接种，收回顶礼银若干，即向后之佃户换约，直接收租。”关于旌德县的田面田转租时契约的签订情况，据旌德县知事调查报告：“旌德有佃权者除自行耕种外，并得租于他人耕种不须业主同意，其与他人所列之租约，名曰借种字，其租息按该田向例分收。丈田租额约占全租五分之四，佃田租额约占全租五分之一。例如，业主有丈田一亩，每年应收租谷一百斤或米五斗，有佃田者亦应收租谷二十斤或米一斗，彼此权利各不相混。”可见，旌德县的田面田在转租时不仅要签订田面田转租契约，永佃农还根据惯例获得占全租五分之一的租额。因此, 皖南的永佃租佃是一种契约化租佃。永佃租佃和普通租佃最大的不同是永佃租佃的年纳租额较轻且固定不变，递年无增减。田主和永佃农在发生租佃关系时，大多签订确保永佃农田面权的租佃契约。四、皖南村庄永佃租佃类型及形成原因民国时期，安徽的租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租佃，一种是永佃租佃。据安徽高等审判厅调查：“安徽佃户认纳租课，有踩租、分租、额租三种。将届秋收之时，由佃户邀请业主履亩踩看，估计收成，业四佃六，当场议定，俟收获后履行者，谓之踩租。秋收时由业主监视收割，依所收之全数，东、佃平分者，谓之分租。额租者，系佃人承揽时，凭中言定年纳租额，毫无增减。”所谓额租者就是永佃租佃，因为只有永佃租佃的租额才是固定不变的。民国的调查表明，安徽各地“永佃制度下的田皮与田底价格的比例为七比三至五比五，有少数区域，田底租金小，或田赋负担重，田面价格反而超过田底价格，甚至有超出两三倍者。新旧佃农与中人等同赴地主家中，新佃必须赠送承种礼与地主，或为现金，或为实物”。民国时期，各地对永佃租佃的称谓因地而异。《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称：“芜湖佃种田地，凡分两种：一为熟田、熟地之佃，地主于退佃时，只负返还羁庄钱之义务；一为荒田、荒地之佃，退佃时，除返还羁庄钱外，并须酌给搬迁费若干，以为垦荒及下庄之费用。”芜湖获得田面权的佃户有权出租田面，获取银利稻，被称作“活拨”。芜湖地方审判厅报告：“芜湖前佃人将承佃田亩转行活拨后佃人耕种者，后佃人除对于田东纳田租外，尚须对于前佃人每年纳银利稻，其额数视双方约定之数为准。此因前佃之佃权存在，尚为活拨，故后佃人愿意负此义务，杜拨则凡是。”另据芜湖县独山圩、李家村等地对永佃租佃的调查：独山圩普通租佃较永佃租佃为苦的原因在于普通佃农多系极贫无资承购永佃权，或仅能缴出佃价三分之一，其余则纳银利──即秋收时除纳地主租谷外，每元另纳利息稻6-7斤与永佃权者，作为佃价。加以农具蓄力肥料皆不如人，故稻登场而腹已饥矣；永佃农则不然，上季所收春粮，并不完租，而下季所收之稻谷，仅缴30％与主人，每亩约收稻500斤，纳租仅约150斤。芜湖县李家村农民大部分种湖南会馆之地，有佃权，每年每亩缴160斤稻，还有给收租管车人的5斤小费，平均每亩收400斤，占五分之二强。关于绩溪县永佃租佃的称谓，据绩溪县知事报告：绩溪田地向分三种名目：一曰起佃，此等田地系将大买、小买、草粪之权利并合为一，最为上格。次曰大买，此等田地只有所有权，而无佃权。三曰小买，又名小顶，其权利以佃种为限，如或自己不种，转佃于他人耕种，得与大买人分收谷租，并独收麦租。大买人与小买人分收租谷时，其成数或二八或三七或四六不等。例如二八大买名色，每亩大买占谷租八分，小买只占二分，余均与此类推。惟大买名色无论二八、三七、四六，只收谷租，而无麦租。此外，西乡八都一带尚有草粪权一项，其名目始于前清雍乾以后。有草粪权，始有耕种权，每年只按四分租数缴纳大小买之租谷。其四分租之中大小买仍按成约多寡分配。虽该田最为膏腴，亦不能四分租之外增加分毫，其性质与小买相似，而收益权利则超大小买而上之，其情形极为特别。笔者利用皖南祁门、绩溪、当涂县21个代表性村落涉及永佃制的土改前档案，对皖南的永佃租佃类型进行了研究。据李伯重的研究，民国时期江南农户经营规模达到户均10亩，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才算得上自耕农。章有义认为，在江南地区，有地30亩以上者才是依靠地租收入为生的地主。以李伯重和章有义对自耕农及地主的划分标准为基础，笔者在对皖南23个永佃村庄各阶层的地权状况统计时，施行以下标准：(1)地主：占有30亩及其以上田地且出租田地的农户；(2)小出租者：占有10～30亩田地且全部出租其田地的农户；(3)永佃户：占有田地低于10亩且拥有田面的佃农。统计显示，由于不同的地域原因，皖南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永佃租佃。皖南祁门、绩溪、当涂县共21个代表性村落永佃租佃类型，详见表1。绩溪县和祁门县主要形成了土地不足型和族田型两种永佃租佃。绩溪黄川、玉台、瀛洲、梅圩、凤灵、黎明村（以下简称绩溪6村）分别属绩溪县第2、第3、第4、第7、第1和第5区，其永佃租佃主要属于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绩溪6村能够形成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业外就业时，田地严重不足农户更愿意采行永佃制出租其田地是黄川等6村形成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的首要原因。绩溪6村大部分农户只占有小块田地，户均占有田地一般在10亩以下，低于江南户均经营至少10亩的面积，户均经营田地面积普遍不足。第二，绩溪6村户均占有田地严重不足，村中不存在强势地主或者没有地主，绝大部分出租者属于占有田地不足而从事农业外就业的小出租者，其出租是一种非强势出租，也促成了这些村庄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的形成。表1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皖南绩溪祁门及当涂典型村永佃租佃类型 第三，绩溪6村的佃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依附地位的无地佃农，而是属于虽田地不足却也占有一定自耕田地的非弱势佃农，同样也促成了这些村庄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的形成。绩溪6村永佃农和少量出租者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别，均为占有田地在10亩以下的田地不足农户，其区别仅在于其选择不同：选择永佃制佃耕田地的田地不足农户成为了永佃农，而选择永佃制出租田地从事农业外就业的田地不足农户成为了小出租者。第四，永佃制破解了一方面绩溪6村有的农户由于“经营田地严重不足而不能施行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有的农户“试图实现农业外就业却有后顾之忧又不愿放弃小块田地”的双重难题。田地不足型永佃租佃最重要的功能是一方面使一些田地不足农户扩大了经营规模，另一方面又使另一部分田地不足农户找到了既能从事农业外就业、又能获得其应得土地收益的土地流转之法。绩溪6个田地不足村的永佃农都通过永佃制实现了对田地一定程度的整合经营。沙堤、大中村分别属于祁门县第6、第7区，是笔者从祁门县第6、7区2个有永佃区的51个村中、每个区各选1个村落的2个代表性永佃村落。沙堤、大中村主要属于族田型永佃租佃,其能够形成族田型永佃租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尽管沙堤、大中村祠堂数量众多，其族田在村庄中占主体地位，但单个公堂占有田地并不多，所以公堂势力不会对主佃建立平等关系产生障碍，这是这两个村庄能够形成族田型永佃租佃的首要原因。由于单个公堂力量弱小，为了租额的足额征收，公堂一般采行永佃制出租其田地。第二，佃耕公堂田地的永佃农非传统意义上对公堂有依附关系的佃农，也是沙堤、大中村能够形成族田型永佃租佃的重要原因。沙堤、大中村永佃农也拥有自己的小块耕地，且在佃耕田地的同时，也出租少量田地。当涂县永佃租佃属于城居型和公产型二个类型的永佃租佃。城居型永佃租佃以莲云、港东、郭厂、大村、三台、佳山、杨桥、冯里、泰兴、新锦、尚徐、金马村（以下简称当涂12村）为代表，莲云、港东、郭厂、大村分别属当涂县第2、3、4、5区，三台、佳山、杨桥、冯里村属当涂第13区，冯里、泰兴、尚徐、金马等村属当涂第14区。当涂12村永佃租佃主要属于城居型永佃租佃,其能够形成城居型永佃租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涂12村形成了城居地主（或小出租者）在城，佃耕者在村的居住格局，这就为城居型永佃租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涂12村所处皖南沿江平原工商业发达，这些村的地主或小出租者阶层大都城居化；相应地，永佃农成为在村主体阶层。如莲云村共有地主63户，占全村普通户的25％，绝大部分地主属于城居地主，有58户，占地主总户数的92.06％；永佃农169户，占全村普通户的67.06％，是该村户数最多的阶层。第二，当涂12村的城居地主愿意采行永佃制出租其田地最主要的动机是永佃制既保证了其租额的足额征收，又降低了其收租成本；在村佃农也愿意采行永佃制经营田地，其动机是避免官府苛捐杂税的征收，主佃双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促成了当涂县沿江平原城居型永佃租佃的普遍形成。如莲云村城居地主共占有田底田1782.5亩，占村全部田底田的81.98％。该村田面田主要属于永佃农，永佃农共占有田面田2105.2亩，占村田面田总数的96.83％。第三，当涂12村永佃农（包括其他阶层）通过永佃制实现了对田地适度规模的整合经营。由于绝大部分田地的田面权掌握在佃农手中，佃农只要选择距离相近田坵的田底进行佃耕，就能把不同业主的田地整合在一起，从而扩大田地的经营规模，这是永佃制能够促进地权整合的重要原因。如莲云村169户永佃农户均经营面积达13.49亩，其经营面积则达到了章有义所称江南自耕农所经营土地面积。由于永佃制的经营整合功能，当涂12村的永佃农普遍扩大了经营规模。皖南公产型永佃租佃以彭兴村为代表。彭兴村属当涂县第2区，是一个典型的公田型永佃租佃村庄。彭兴村公产型永佃租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彭兴村形成公学场占有村庄全部田底、永佃农占有全部田面的地权格局。彭兴村在村户全部为永佃农，共有122户，503人。全村1416.7亩田地的田底田全部属于公学场，其田面则全部属于在村永佃农。其二，由于永佃制的经营整合功能，彭兴村的永佃农普遍扩大了经营规模。彭兴村的绝大部分永佃农属于永佃田经营大户。如该村第1组3户永佃农户均经营面积达31.43亩，是全村户均经营面积最多的1组永佃农。综上观之，民国时期，皖南地区的永佃田交易非常普遍，且分别在田底田和田面田两个层次进行地权交易。皖南的永佃租佃和普通租佃最大的不同是永佃租佃的年纳租额较轻且固定不变，递年无增减，是一种契约化租佃。皖南地区还形成了一种主佃关系较为平等、权责分明的契约化永佃租佃。皖南形成了土地不足型、城居型、族田型和公产型四种永佃租佃。皖南永佃租佃解决了农户“经营田地严重不足”和“试图实现农业外就业却有后顾之忧又不愿放弃小块田地”的双重难题。作者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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