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是四川某农村一位家境殷实的农民。如果不是老天特别与农民过不去，靠着一家人披星戴月的劳作，丰收之年他也能够在春节时宰杀一头肥猪，酿上几瓮米酒；即便一般的荒年，凭借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微薄积蓄，他的一家人也不至于受冻挨饿。
在清朝的爱新觉罗们没有倒台以前，他知道自己是大清的臣民，需要向大清交纳田租和各种还不算太重的赋税。等到大清终结，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到底是皇帝陛下还是总统大人在北京坐江山，张三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于侍弄他视若子息的庄稼和牲口。
时光一晃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三兴惊讶地发现，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大人的臣民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军阀混战时代，正如民谣里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只要手里有足够的枪杆子，军阀们便可以割据一方。在甲军阀统治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其领地的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年交多少田租，多少赋税，全由他说了算；等到甲军阀倒台或是被赶走，乙军阀上台之后，一切又得由乙军阀说了算。最令张三兴和张三兴这样的底层民众伤心愤怒的是：甲军阀刚刚征收了田租赋税，可一会儿功夫又被乙军阀轰下台，而乙军阀对甲军阀刚刚征收过的田租赋税根本就不予承认。这样，张三兴们只得勒紧肚皮再交一次。
更为头痛的是，自古以来田赋都是一年一征。可到了军阀们统治四川的时代，这个自古以来的公理被他们“勇敢”地打破了：田赋可以一年两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这种征法怎么搞呢？那就是预收。也就是说，比如今年是1926年，张三兴的田赋已经完清了，但甲军阀一纸通告，现在开始预征明年的田赋，张三兴除了乖乖地上交，又能有其它什么办法呢？
也许像张三兴这样的殷实之家，如果只是在某一年预征下一年的田赋，他的日子勉强还可以对付。要命的是，这种预征搞到后来几乎一年预征几次，田颂尧的二十九军驻防射洪县时，一年竟然片了14次，一个月征一次还要多。耸人听闻的是灌县和安县，灌县预征到了1991年，而安县则预征到了1993年。当时四川田赋每亩的最高征额：“较之外省，约为4倍，较之日本，则为10倍，较之美国竟达21倍。”同样是一亩地，四川农民得交出相当于美国农民21倍的粮食，这在基本靠精耕细作并依靠人力畜力的四川，是一种比杀鸡取卵还要短视的行为。
但军阀们并不对这种短视行为感到半点不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防区能维持多久，就像张三兴们不知道自己的苦苦忍耐还有多少底限一样。
让张三兴们难以忍受的还不仅只是预征到了孙子辈的几十年以后的田赋，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也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条令他们窒息的绳索。比如张三兴偶尔进一趟县城，如果他打赤脚的话，当局会认为他有碍观瞻，将征收赤脚税；如果他穿上自制的草鞋的话，当局则会指责草鞋不卫生，得收取草鞋捐。种鸦片的交上烟捐，不种的也要交上懒捐。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凡是家里有厕所的人家，还得向官方交纳厕所捐。当时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对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作了无情的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总之，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都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四川，那是四川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防区时代。
自从明清更替之乱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与变故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一向安定富庶。但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各路军阀混战的枪炮声却将四川的安宁撕得粉碎。近20年的混战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统计，共发生大小战争478起，平均每月两起。这些战争，大者波及全川及邻近的云南、贵州、陕西和湖北，小者也牵涉到几个县以上。从1918年到1934年，这长达16年的时间，四川都是在防区制里度过的。
防区制的由来要追溯到以护法战争为由进入四川的滇军和黔军。我们还记得，护国战争时期，滇军和黔军曾经入川。1917年的护法战争，滇军和黔军又二度入川。这样，四川境内就有川、滇、黔三支武装力量。军队不事生产，除了穿衣吃饭，还需大量的费用开支，激增的军费使政府难以维持。为此，当时的四川督军罗佩金不得不下令：“命令各县征收局，将所有税收，概解各道转拔军饷。”也就是说，你的部队在哪里驻扎，控制了哪些地盘，你就收取哪些地盘上的税收，用作你的军饷。这就是防区制的由来。
军队原本不得干预政事，但在防区制时代里，一切都由军阀们说了算，他们不仅滥征赋税，竭泽而渔，还大肆干预地方政事，任免官吏，各处防区都成了军阀们的独立王国。
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之间矛盾重重，因而不断激发的战争成为家常便饭。防区制的16年混战里，最重要的战役包括倒熊之战、靖川之战、第一、二军之战、下川东之战、上川东之战和二刘大战等8次大战役，至于小的战斗，则多如过江之鲫。
8大战役中，刘湘、杨森逐黔军出川之战意味着四川两大军阀派系的形成。1925年春，杨森入据成都，随即被刘湘和黔军将领袁祖铭所败，不得不退往汉口投奔直系军阀吴佩孚。杨森倒台后，刘湘出任四川善后督办。在联合袁祖铭时，刘湘曾答应将一部分自流井的盐税和5千只快枪作为对袁的报答。但等到胜利后，刘湘却不打算践约。袁祖铭遭了刘湘的戏耍，他的不满可想而知。于是乎，刚刚平息的战场又起硝烟，这一次，刘湘联合了他此前的敌人杨森，两人联手将袁祖铭打回了贵州。
1926年7月，逐黔战争刚结束，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北伐。同年冬，四川军阀掂量势力之后，都通电承认国民政府，同意改组军队。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杨森为二十军军长，驻万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驻重庆；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驻内江；刘成勋为二十三军军长，驻新津；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同驻成都，组成三军联合办事处。从此，四川军阀正式形成两大派系：即以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他们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以刘湘和杨森为首的速成系，他们则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两个派系分别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相互对峙。后来，在两大军阀集团之间，又分化形成了以李家钰为首的军官系。
二刘大战是军阀混战中最著名、最惨烈的一战，作为防区时代的最后一战，它决定了刘湘将在诸多军阀的战争中笑到最后。
二刘大战起于1932年10月，一方是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另一方是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刘文辉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同时也是刘湘的堂叔，但他的年龄要比侄儿刘湘小6岁。刘湘和刘文辉都出自大邑刘氏，这个家族是20世纪上半叶四川最显赫的家族。
在多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式的混战中，30年代前后，四川最有势力的军阀就是刘湘和刘文辉。俗话说一山不纳二虎，尽管二人有血缘关系，但在江山和权力面前，同一个宗族的血液也只能忽略不计。
刘湘为了实现他统一全川的梦想，联合了李家钰、罗泽洲和杨森等部，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今南充）、隆昌、自流井、泸州和宜宾发动进攻，经过一月余的战斗，刘文辉战败，丢失了宜宾和泸州等要地。
接下来的战争在荣县和威远一线展开，两军对峙之际，另一个军阀田颂尧倒向刘湘，于11月中旬在成都向刘文辉开战，刘文辉腹背中敌，为了保住省城，急调军队增援。两支军阀部队在成都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巷战，双方战死1万余人之后，田继尧退往中江和绵阳。而这场巷战则使近1万成都市民成为炮火中的冤魂。
虽然刘文辉在成都巷战中得胜，但他的势力已经大打折扣，不得不接受了邓锡侯的建议，与田颂尧搭成停火协议。不久，鉴于双方谁也无吃掉对方，二刘也达成了停战协议。
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中的一个小小间隙，二刘都在寻找战胜对方然后独霸四川的机会。1933年7月，刘文辉击败被认为曾帮了刘湘的邓锡侯时，邓向刘湘求援，刘湘由重庆到内江，指挥军队在资阳、荣县、威远和成都等地发动对刘文辉的全线攻击。一周之内，刘文辉不得不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
此时的刘湘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支持，接下来的几场战争中，刘文辉一败再败，只得退到苦寒的西康。
战胜者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次年，他开始着手铲除防区制，地方行政区划得到了恢复，支离破碎的四川重又成了一个政令通行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刘湘上台后，宣布离除的苛捐杂税就多达200多种。
16年的防区时代终于沉沉地翻过去了。这16年里，军阀的扩军备战和动辄诉诸武力的行为，使这个原本富甲天下的省份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全省各路军阀每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极端年份到达了骇人听闻的90%。四川原本盛产大米，但到了防区时代后期，四川的大米竟然不能自给。据当时的调查表明，岳池县的57万5千人中，家中断炊等待救急的多达19万4千人；合川的60万人中，这一数字是40万。从全省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常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这就是当时四川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我们无法忘记张三兴，他和他的家人昼出耕田夜绩麻，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劳作，但即便是丰年，他们也不得不经常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不是上天捉弄他们，而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都被那些手持枪杆子的“老总”们勒令倒进了那眼叫做军阀的无底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