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9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等新的目标和要求。1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将城镇化列入新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些紧锣密鼓的顶层设计、政策信息和战略部署,使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愈加凸显。
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特点、规律、战略和路径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却相对不足,由此导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非驴非马”西方城市理论与评价标准在当下大行其道,使中国城市饱受了“忽悠”和“折腾”之苦。而实际上,正如邓小平把中国的现代化命名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也可称为“中国式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理论的假设和推理,在现实中也走出了一条和世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现在到了该认真总结经验和确立中国城市发展自信的时候了。
欧美与拉美:“正常的儿子”与“早产的儿子”
古代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很低,姑且搁置不论。现在通常所说的城市化,主要是指现代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化进程源起于欧洲工业革命,又被恩格斯称为“得天独厚”、“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的美国承袭和发扬,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城市化率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是欧美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以来,原本主要属于农业社会的拉美地区,在欧美影响下形成了另一种城市化模式,起点低而速度快、机械模仿欧美模式、城市化过度——即由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和危机,是拉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各界普遍认为,这个模式很失败,所以又称“拉美陷阱”。城市拥挤不堪、贫富分化加剧、生活环境恶化、失业与犯罪率居高不下、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等“城市病”,使拉美城市至今无法自拔。同时,这些问题在非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是很值得研究和关注的一种模式。
把这两种城市化模式相比较,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欧美模式是个“正常的孩子”,而拉美模式是个“早产的孩子”。始于工业革命的欧美城市化,尽管曾出现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恩格斯曾认真研究的伦敦住宅问题、美国作家德莱赛揭示的“农村人在城里变坏”等,但从总体上看,正如城市社会学家所说,欧美在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相当稀少,经济增长足以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却远没有这么幸运。欧美城市化具有自然发育成长的特点,在起步阶段,除了有工业革命积累的物质条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现代性变革,为欧美的城市化创造了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社会学家曾特地指出:欧美的城市化尽管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推进这个进程的社会结构已培育了数百年,这是欧美城市化稳步展开和循序渐进的另一重要原因。与之相比,拉美模式主要是人工刺激和西方诱导的结果,很多内在条件和外部积累都不成熟、不充分,特别是这个进程速度太快,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也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和城市人的精神心理承受能力,所以最终难免是畸形的和病态的。
退一步说,如果拉美能够像欧美那样,有充足的时间,自然而然地城市化,就不会有什么“拉美陷阱”。欧美模式最大的启示是,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各个阶段、各个部分的适度紧张与平衡,如同我们今天在很多欧洲国家所见,城市内部十分平静,很多建筑几百年如一日,城市和农村之间和平共处,城乡生态环境良好。而拉美这个“早产儿”的最大教训是,大城市钢筋水泥林立,传统空间文脉一片狼藉,农村则是土地、水和空气严重污染,农业经济凋敝,很多村庄严重“空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猛发展,既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同时与拉美城市也有相似的迹象。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是重复欧美模式,是在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还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是今天特别需要研究和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