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舆 - 地名文化 - 河南北部"什八郎＂村名有什么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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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06-12-12

河南濮阳有很多村名，以＂姓氏＋什八郎＂形式命名，有的以＂方位＋姓氏＋什八郎＂形式命名，有的以“姓氏+家+什八郎”形式命名。

比如：安什八郎、季什八郎、单什八郎、杨什八郎、南杨什八郎、西杨什八郎等。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什八郎”的来历吗？

长白游侠

万秀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6-12-12

南方网讯一部由西夏后裔所编制的珍藏了６００余年的《述善集》揭开了古代西夏移民史。日前，记者从河南省濮阳县获悉，经国内知名历史专家考证，生活在濮阳县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等１５个村庄的４０００余人系西夏党项族后裔，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据考证，《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所编的一部诗文集，距今已有６００余年的历史，书中共分“善俗”、“育才”、“行实”三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４万余字，主要是赞颂杨氏先人的祖德懿行，保存了西夏后裔唐兀氏迁居濮阳前后的完整历史资料。该书一直作为家传藏书由濮阳县柳屯镇杨氏一家保存并在宗族内传阅，１９９９年方为外界所知，引起了国内史学专家的广泛关注，经反复核校，去年年底该书正式出版。

　　史学专家对该书记载内容和濮阳县金堤河畔遗存的唐兀公碑等实物进行研究后，确认唐兀公碑附近１５个村庄的杨氏族人正是西夏灭亡后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
。
　　根据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说：“唐兀亦党项之异译”，“唐兀氏”应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异称。公元１２２７年蒙古灭西夏后，唐兀人绝大多数仍留在原居地，但也有少部分先后迁居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汉人杂居，还有一部分人随元军南征北战，最后也定居内地。《述善集》的编者唐兀崇喜这一支唐兀人，就是属于随元军转战各地后迁居濮阳的西夏人的后裔，战后他们被安置在濮阳，后改姓杨氏。因年代久远，杨氏族群中无人知道自己是党项后裔，《述善集》的发现才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专家们认为，杨氏至今已传２８世，仅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等１５个村庄，就有８００余户、４０００多人，成为濮阳一大旺族。作为我国历史上元朝以前一个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遗民，其一个分支就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实属罕见。（编辑：念青）

小号：长白小侠。是留给儿子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兴趣传承？

长白游侠

万秀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06-12-12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
　　对于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人来说，西夏是个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
　　为了占领西夏，在２０多年的时间内，蒙古大军曾发动六次大规模进攻。傲慢的蒙古人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一次次的战役，蒙古军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大量优秀的蒙古将士战死西夏战场。这本已使蒙古人恼羞成怒，而西夏人时叛时降的诡异外交手段，更使他们怒不可遏。
　　１２２７年，强悍无比的蒙古骑兵终于踏进西夏首都兴庆府（又名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在此一个月前，“世界征服者”本人病逝于征途，他留下遗嘱，命令屠城。
　　在那一刻，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蒙古军队残酷的报复。西夏的很多地方，“免（死）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曾经强盛近两百年的西夏，瞬间烟消云散。
　　幸存下来的西夏人流落飘零，文物典籍被毁弃一空，其主体民族——党项人从此神秘消失，整个西夏文明，也从此消失在历史深处。
　　★濮阳县柳屯镇原名柳下屯，相传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故里。柳屯南边不到一公里的金堤下，有个叫杨什八郎的村子，村民几乎都姓杨。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杨什八郎的村民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不管是体形、相貌、口音、饮食，还是习俗，他们与周围的农民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自己登记的民族成分，全部都是汉族。
　　但杨什八郎村民的内心，始终隐约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村有三样祖宗留下来的文物：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唐兀公碑，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述善集》的家传古书。这三样东西全村人视若命根，世代相传，生死相守。
　　唐兀公碑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与家谱和《述善集》相印证，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立碑的人，是他们的四世祖、蒙古侍卫百夫长唐兀崇喜（也叫杨崇喜）。这些文字使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蒙古族。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古代文化逐渐受到尊重，濮阳文化界有人发现了杨什八郎村民珍藏的三件文物，消息传播出去，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唐兀即党项！是蒙古人对西夏党项人的称呼。难道濮阳这个村庄居住的，是被认为早已消失的西夏人的后裔？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怎么从贺兰山下来到华夏文明的腹地？为什么消弭了所有的民族特性？研究西夏文化的学者纷至沓来，探究这个小村庄隐藏的大秘密。
　　代代相传“老坟会”
　　濮阳县柳屯镇南行二里许，就是著名的金堤。由于黄河河道向南滚动，这道据说是秦始皇下令修筑的古堤早已不是临黄堤了，但却依然高大而厚实，从滑县入濮阳再向山东蜿蜒而去，如一条巨大的虬龙伏在大地上。
　　金堤之南，几座高大的坟茔和一座大方碑矗立在平整的麦地里。田地里的矮秆麦整齐而密集，麦穗粗壮，穿过青青麦地里土白色的小径，我们来到那座造型奇特的大方碑前。这碑高约３米，七八十公分见方，下有仰莲座，上有屋顶一样的装饰，雕刻精致。整座石碑古朴浑厚而不失灵巧生动，尤其碑顶远看如蒙古人的毡帽，很别致。
　　石碑的正面朝南，上刻“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细看碑文，得知这个石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公元１３５６年），距今已有６５０年的历史。这６００多年间，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乱及各种天灾人祸，无数的文物古迹湮没无存了，为什么这座石碑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陪同采访的杨什八郎村民杨学景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杨家一族有个“老坟会”（现叫“唐兀公碑保护小组”），世代相传，从未停止过活动。按照老规矩，本族一门派一个人担任“会首”，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理事会”，但不管别的事，只负责看护祖茔和唐兀公碑。
　　杨什八郎村过去在祖茔的南边，因频繁发生水患，一百多年前村子被迫搬迁，分成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等几个村庄，现在附近１２个村庄都有他们的族人。人虽然分开了，但“老坟会”却没有散。过去有十几个“会首”，如今人丁兴旺，分了二十四门人，就有了２４个“会首”。离祖茔较近的杨什八郎、西什八郎村的“会首”负责日常的看护，两个人一班，一周轮一回，每天到祖茔巡视，拔草、平地、打扫卫生。过去有４０多亩全族共有的坟地，也由临近这两个村的“会首”义务耕种，收获的粮食集中起来，用于全族祭祖、聚会和扫墓，也可用于照顾族内的鳏寡孤独。解放后没有坟地了，“会首”们只负责日常看护。有大事的时候，则需要召集各村的“会首”共同协商。
　　６００多年来，每到兵荒马乱的时候，“不兴”的时候，“会首”们经开会协商后，一起挖坑，将唐兀公碑深埋地下。等到太平盛世，“会首”再聚集起来，将碑挖出来重新竖立。据村里的老辈人说，这碑埋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开始疯狂砸碑时，“会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碑埋掉，全村人心知肚明，有人来问，村里人众口一词，说这碑早都没了，然后喊几句“革命口号”，把来人糊弄走。就这样，这碑安睡地下，躲过了又一场劫难。
　　杨学景不无得意地说：“搞水利的时候毁了多少碑？‘文化大革命’时又砸了多少碑？俺这碑还是完好无损！”
　　１９８４年，经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很多文物得到了尊重和保护，杨姓家族的“会首”们认为该是唐兀公碑“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将这碑挖掘了出来。１９８５年４月，家族集资请戏班子在金堤上唱了几天大戏，将大方碑重新立了起来，并修建了碑亭。
　　新立起的石碑正面朝南，据村里的老人说，原来石碑是面朝西的，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有人猜测“大概元朝以西为尊吧。”重新立碑的时候，就按照一般的习惯，让石碑正面朝了南。
　　采访期间，记者遇到了前来看护杨氏祖茔的“会首”杨存秋，这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说，这“老坟会”是四世祖定下的老规矩，传了２０多代人了，代代都有诚心人，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的扫墓等活动也基本没中断过。当“会首”一点儿好处没有，可大家都爱干。老“会首”去世，家族的人就会问其长子：“您家人还干不干？”几乎每家都回答得很干脆：“干！”觉得该自己干，当“会首”有一种荣誉感。
　　杨家的四世祖似乎是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杨学景说，由他家珍藏的家谱和《述善集》，也是由四世祖编录或开创的。
　　世传家谱生死相守　　
　　濮阳县柳屯镇一带的村庄基本上都有家谱，但这些家谱大多断断续续，不完整。说起有关家谱的事儿，这一带的人都很羡慕杨什八郎村：“一般村上查几代就没有了，人家这村很系统，不间断，能查到老根儿！”
　　杨氏家谱有两种，一种写在专用的本子上（他们叫藏书），一种写在布上（名为总谱）。杨学景说，他们家族１０年有次大聚会，一般都选在春天农闲时，场面十分热闹，每次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全族的人都来，周围的村庄也带匾等礼物来祝贺，现在县市领导也来。聚会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续家谱，各家把生的死的都报报，出生的上“藏书”，去世的上“总谱”。如今他们的“总谱”已近两米宽、１０多米长。
　　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如果天好的话，杨学景一家就会找个宽敞的地方，把“总谱”挂出来（因太大，屋里面挂不开），全村的人和其他村姓杨的都来，找到自己所属一支祖先的名字，摆上酒、肉、水果等供品，烧香、烧纸、磕头，再放一挂长长的鞭炮。
　　杨学景说，现在的家谱，依据的都是他家世代珍藏的明代隆庆年间“重刊录”的“老总谱”。在他家，记者看到了这个明代的古老家谱，由巨幅的酱褐色缎子加黄布衬里缝制而成，宽１米７多，长４米多，俨然一床很大的夹被。
　　杨学景专门买了几个旧文件柜，用三四层塑料布把“老总谱”包裹得严严实实，锁在文件柜中。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家里条件不好，怕‘老总谱’受潮，只能用这个办法保存。”跟“老总谱”保存在一起的，还有那本专家认为极有文献价值的家藏古书《述善集》，这书也用塑料布严实地包裹着。
　　杨学景说，这两样东西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他祖父、父亲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财产都重要，宁愿家不要，也要保着它们。“好不容易传下来的，在我手里要有啥闪失，那多罪过？！”
　　家族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收藏在杨学景家？这个问题别说杨学景，就是他的父亲、７８岁的杨存藻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儿起，这两样东西就在他家。杨存藻说，他小的时候，曾祖母还在世，老人家喜欢讲家族的老故事，其他小孩都不怎么爱听，只有他听得津津有味，于是曾祖母就常讲给他听。
　　在杨存藻的曾祖父手里，这个“老总谱”差点失去。那时候土匪多，社会很乱。有一次土匪闯进他家，翻出了“老总谱”，看着像床夹被，就抢走了。他曾祖父情急之下，忘记了害怕，一路跟着那个土匪。那是“秋边儿”的天气，要冷还不很冷，土匪晚上就盖着“老总谱”睡觉。他曾祖父赔着小心，在旁边蹲了一夜。土匪里边也有好人，有的土匪就劝那个抢“老总谱”的，“咱要了也没多大用，这老先生都守一夜了，还给他吧！”
　　失而复得后，杨存藻的曾祖父将“老总谱”和《述善集》用油布包裹了，埋在地下。但后来证明，这样保存也有很大风险。
　　大约１５０年前，杨什八郎的老村子遭遇了一场大水灾，村南边一条大堰决了口，水来得急，杨存藻的曾祖父啥也不顾，把“老总谱”和《述善集》扒出来就逃命。
　　抗日战争期间，家谱传到杨存藻父亲的手里。当时金堤上面是条公路，是从濮城镇到濮州（现濮阳县城）的要道，时常有日本军队从这里过。每到这个时候，他父亲啥也不要，背上装着“老总谱”和《述善集》的杏黄包袱就跑。有一次跑晚了，日本兵已进了村，他父亲背着杏黄包袱往北跑。日本人在后面喊，他父亲怕失了家谱，不敢停下，日本人在后面开了枪，幸亏前面有一条沟，他父亲跳进沟里继续跑，这才得以逃脱。
　　最近几十年，家谱归杨存藻和他儿子杨学景收藏，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老总谱”和《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但保管好这两样东西，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本能。
　　家族秘密公之于世
　　１９８５年，大方碑重新面世后，村里有人认为，既然自己的祖先是蒙古族唐兀氏，希望政府把民族成分改为蒙古族。为了印证这一点，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村里还有一部珍藏了６００多年的《祖遗藏书》（即《述善集》）和一套完整的家谱。这一情况引起了濮阳文化部门的极大重视，不久市文化局派人找到收藏家谱和《祖遗藏书》的杨存藻，杨什八郎村的另外两件珍贵文物由此公之于世，并很快引起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
　　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说：“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唐古即唐兀，亦即党项。如果杨什八郎村原姓唐兀，他们就很可能是被认为已消失的党项人后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四川康定的木雅人是党项人的后代，是西夏灭亡后从今宁夏一带迁徙过去的。濮阳的杨姓家族如果能认定是党项人的后代，必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１９８５年前后，河南省社科院学者任崇岳、穆朝庆，宁夏社科院学者罗矛坤、许生根等人先后到杨什八郎村调查，随后更多的学者对《述善集》和杨氏家谱进行研究。学者们对这个杨氏家族是不是党项人后裔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他们肯定是西夏遗民的后裔。
　　学者们的研究，渐渐弄清了杨氏家族的源流：一个西夏的牧民，被“世界征服者”改变了命运，从西北草原，来到濮阳定居。他的后代，混合哈刺鲁、乃蛮、旭申、克烈和汉族的血脉，发展成这里的一大旺族……
　　□首席记者姚伟记者陈伟文图
　　
　　在传说中的柳下惠的故里——濮阳县柳屯镇有一个杨什八郎村，村里有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唐兀公碑，该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距今已６５０年。与唐兀公碑同时被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述善集》的家传古书。杨什八郎村杨姓村民认为，这些文物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他们可能是蒙古族人。图为唐兀公碑。
　　杨什八郎村的杨姓家谱
　　家传古书——《述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