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名][原创]秦代甘肃郡县设置考 [复制链接]

长期以来,对于甘肃在秦朝的郡县设置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秦朝史料相对的缺乏;另外一方面却是历史地理争论、古代汉语解释不同以及追求地方旅游等经济利益的心态造成的。这都对甘肃在秦朝的郡县设置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往对于秦朝的历史往往局限在汉朝的研究中，把秦朝和汉朝放在一起进行叙述和研究。从司马迁的《史记》到现代学者对于秦汉交通、考古资料、民族凝聚力、民族发展、疆域沿革、水利、制度、屯田等等问题的研究，几乎所有涉及到秦朝的内容都把它和汉朝的研究放于一个体系，很少有对秦朝历史的单独研究，只有部分论文和专著达到了这一层次。这样，对秦朝的研究就被弱化到了汉朝研究附属物的位置。仅仅把秦朝作为汉朝文明的追溯来研究有把秦朝汉朝化的危险。对甘肃的研究也是如此，相当多的有关甘肃历史沿革的论文和专著都把重点放在了对汉朝以后疆域沿革的考察上，很少有专门叙述秦代甘肃郡县设置的文章。提及甘肃在这一时期的郡县设置时往往只停留在叙述陇西郡和北地郡的郡一级层面上，涉及到县这一层次的非常地少。本文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试图立足于已有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对于甘肃郡的设置往往由于史料和因循前人的说法，造成了片面的“陇西北地”说。
实际上甘肃的郡县在秦代主要是甘肃的东南部分，大多分布在甘肃境内的黄河右岸。其中以陇西、北地二郡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是甘肃在秦代历史的所有。同时纳入秦代郡县体系的还有武都以南，当时属于汉中郡管辖的部分。由于北地在东部和上郡的西部交界，实际上甘肃庆阳、平凉的部分现辖县往往在当时处于两郡共管的状态。
即使是陇西、北地二郡，其中也包含有许多情况。陇西郡全在甘肃境内，但是边界已经到了宁夏的固原南界。北地的郡治所（秦代为义渠道）虽然在甘肃境内，但是北地的大部分土地在今宁夏、内蒙古境内。秦代的甘肃东部是北地的重点地区，北地治所所在的甘肃东部是秦的故地，分布着大部分的人口，便于控制。但是北地不等于是甘肃的代称，具备这一条件的只有陇西郡。
二、由于对历史名词的误解，造成了某些莫须有郡县的出现。
例如关于榆中县。实际上《史记》所记载的榆中地是一个宽泛的名词，而不是特指。但是许多主要的文章和著作却以歪曲史料的本意甚至歪曲史料本身等手法来造成秦代时期榆中就是后来汉朝榆中县的印象。根据学者比较确切的认识，榆中地主要在内蒙古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开拓榆中地的时候，很明显地把榆中地作为秦代蒙恬北逐匈奴后新开拓的土地来对待的，其中原文有明显的对比和时间转折词语，但是许多研究者却视而不见。是否承认榆中是秦县对这一地区的旅游的影响并不巨大，可见上溯地区的历史的研究已经趋向于偏激化了。
三、由于忽略时代变更等因素，关于秦代甘肃郡县的叙述往往和 西汉、秦始皇以前的郡县设置混杂于一起，并且失于考证，流于谬误。
甘肃境内的郡县在这一时期非常特殊，主要因为甘肃是秦的故地这一地位造成的。甘肃境内在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郡县。到秦始皇大规模推广郡县制度时期，是基本延续了县的设置还是有所变更，这一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目前所能知的，就是保持了陇西、北地二郡的设置没变。从战国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到秦始皇推广郡县，其中必然有所继承、有所变化。但是许多研究者却把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郡县设置一概说成是秦代也如此，明显陷于荒谬。更为可笑的是很多编纂地方志的人秦国、秦朝不分。从陇西郡到秦始皇时期中间最长的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中间许多政治、民族斗争的要素都可能成为历史地理变迁的动因，但是治史者丝毫不察，失去了治史应有的严谨。
次者，由于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郡县系统，而只是在基本的框架内增删。而作为继承秦朝历史状况的汉朝文明记载者却对孰为秦设县，孰为汉设县语焉不详。而后来者却望文生义造成了许多不该有的失误。
再者，由于汉朝初年对郡县的设置状况十分不明显，只受到了武帝时期才由于河西的开拓而有大规模的建设以及记载。这样我们无法分清西汉初年的郡县记载多大程度上是和秦朝吻合的。

四、民族名一概引申为县名而无所依据，也是甘肃历史地理研究的一大失误。
这一问题主要由于秦武公、秦孝公时期对戎的战争，《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戎部落的名称。其中不少与县名重合。这样许多研究者就一概引申为当时秦朝的县系统之内，犯了无边扩大的错误。



鉴于以上的问题，本着继承前人而有所辨别的原则。我认为甘肃在秦代的郡县设置应该有以下新的研究引入。
第一，应该重视对史记地名的发掘。这一研究虽然已经基本由《史记地名考》完成，但是钱穆多有遗漏。
第二，由于以往忽视对章邯之雍国在秦亡汉兴之间的治理，造成了对这一时期郡县资料利用的缺乏。章邯为雍王不过一年，甘肃地区为其治理区域。而章邯为秦旧将，其对秦朝政治、经济等措施几乎无所变更无所建树。其中史料记载：“定陇西六县”。从古汉语来看，“定”有确定、完成的意思。这样几乎可以肯定，当时陇西郡必为六县。
第三，我们重视了汉朝对秦朝的继承，但是忽视了汉朝对战国时期秦国也有较强的联系。秦朝统治时间短暂，特别由于秦朝继承了秦国在甘肃的郡县设置的大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把秦国时期出现的甘肃地名和西汉在甘肃的设置进行对比，重合地名往往为秦朝的县名。

陇西考
可以说对秦代甘肃的郡县设置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本文列出主要的共同点而主要阐述研究者的分歧。
（1）郡治所狄道县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陇西郡治所在狄道（甘肃临洮县），这一点基本已经被史地界公认。
（2）秦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县
《史记》屡次出现了临洮一词。但是分歧就在于临洮是在今天的岷县还是在现在的临洮县。这一点是从岷县境内无长城遗址，而临洮县有遗址发展起来的争论。并且由于古代的地名系统以山河向背命名。这样临洮甚至被认为可能指的是临近洮水的流域，榆中地的分歧也是由此而来。《史记正义》认为“临洮水，故名临洮”。并且谓临洮为“临洮郡”。是很明显的错误。而临洮水从今天永靖县到临潭县西南都可谓临洮水，这就容易被研究者误会和使用。研究者基本认为秦代临洮郡是不存在的。而王蘧常先生《秦史》中就认为临洮是陇西所管辖县。证明临洮不是具体县名可以从汉语语境中考察，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秦代的疆土来看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使用词语来看都是范围比较广阔的地域，很难说具体到了县这一层次；再以《史记·蒙田列传》中描述长城时所使用词语来看，收河南、东至辽东的辽东和河南都是不确指。很难说临洮也就是秦具体的县。后来《索引》《正义》的作者距离秦代上百年，很容易把它和后来的西汉地名联系起来。
（3）《史记》所谓榆中绝非西汉之榆中县
《史记》了不少关于榆中的记载。从当地利益考虑，许多当地学者根本未加详考。在《甘肃地县概况》一书中涉及榆中的引文时，公然伪造了《汉书·韩安国传》部分史料，使人认为当时榆中被陇西郡所管辖。著名的地理学者认为秦代榆中并不存在。第一，“树榆为塞”发生的环境是在蒙恬向北驱逐匈奴过程中，而陇西此前早已经设置，而且秦代没有向陇西以西拓展疆土的活动。如“兵不西行，故种得繁焉”。这说明榆中被命名的来源不是在陇西进行的活动，与陇西关系甚小；第二，“自榆中并河以东”也不是今天的榆中县，因为此句后文马上出现“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至少说明榆中不是和县一级地区并列的地名；第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几句也说明了上一分析。北河为郡一级，而且榆中并非新开拓的“新秦中”，不是移民的主要方向地。而且关于榆中县设置时间也存在明显错误,即使成立于秦代,那么也不能把史料第一次出现榆中的时间作为它设立的时间，最多只能说，最迟秦始皇三十三年榆中已出现。
（4）是上卦县还是卦县?
卦县是秦代以前的旧县，史书明载的我国第一个县制，为公元前688年秦武办所置。古为邽族（国）地，秦灭之，以族（国）称为该地名，史有县称。故址在今甘肃清水县。而上卦最明确的出现于西汉。那么这个县到底在秦代叫卦县还是上卦呢？《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戌，初县之。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这条材料迄今为止是我国最早关于设县的明确记载。记叙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办俞陇山的甘肃征服了邽、冀之后，分别以其族（国）名在该地首次设立的县制。自武公开设县先河之后，厉公曾“初县频阳”（《史记·秦本纪》，孝公亦“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史记·六国年表》）；惠文王则初“县义渠”（《史记·秦本纪》）。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实施，以至延续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但是，关于邽县的具体所在，则分论不一。究其原因，是将“邽”与“上邽”混为一读，而大多争论亦在“上邽”所在上打官司，以至延误至今。诸地理著作以及地方志往往将“邽”与“上邽”相混。如《读史方舆论要》云：“（上邽）在州（今天水市）西六十里，即邽戎邑”；《嘉庆重修一统治》云：“在州西南”；《历代地理志韵编在今释》云：“在今秦州西南”；《甘肃新通志》云：“在州东十四里”等均误不清。
另外，邽与上邽地有变迁，名有沿革。先秦上邽县在今清水县境而不在今天水市。自秦汉以来重心南移，遂以“上邽”代“邽”地在今天水市周围。依《史记》记载，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似无“上邽”之说。又《善斋吉金碌》玺印中二页有“邽印”。据已故陈直先生考证：此物“当为秦代制作，盖秦代只称邽县，不称上邽”（见《汉书新证》）。但是《汉书·绛侯列传》则曰“攻上卦”，此时秦新灭，应该确为上卦县。其改名可能发生于秦始皇划全国郡县期间。
（5）不是翼县而是冀县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秦代陇西辖区里的冀县写成翼县，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所置。冀为古族（国）名，属西戎之列，是本区古民族之。该族源不详。从史书记载，仅知先秦时期活动于今甘谷、陇西一带地。秦武公兵伐灭族（国），以族名为其地称，始有冀县之称。冀县与邽县并为我国最早的县制。故址在今甘肃甘谷。《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史记集解》云：“冀县属天水郡”。《太平寰宇记》云：“本周冀戎之地，秦伐冀而置县”。《嘉庆重修一统志》云：“伏羌县（即今甘谷县），本古冀戎地”。《水经注》云：“（渭水）又东出黑水峡，历冀川，又东过冀县北。······南有长堑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书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其水北迳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上三水皆源于朱圉山，自南北流入渭，至今可寻。朱圉山，与西倾、鸟鼠并为雍州名山。《尚书·禹贡》有记载。孔颖达疏云：朱圉在天水冀县南。
《史记索隐》云：圉，一作“圄”。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巩昌府志》云：朱圉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大禹导水经之”。
（6）西县究竟是否存在？
在礼县东北。 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中怀疑数个关于“西”和“西垂”的解释并非在西县境内。这使得西县依据立足不稳。王蘧常认为此县存在，根据是徐广对《史记·五帝本纪》“尧申命和仲居西土”的注释“此为秦县”。似乎证据不足。《水经注》以为即秦襄所居之西垂。但是此两作者距离秦代已有四百年，此前无人言及此，似有误会。更详细证据是间接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史记·樊哙传》云：“（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史记索隐》按：“西渭陇西之西县。白水，水名，出武都经西县东南流。哙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读史方舆纪要》云：“西县城，秦并天下，改为西县。汉初周勃、樊哙击破西丞，是也”。秦行郡县制，郡有郡守，县有县丞。《史记·商君列传》云：“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故“西丞”者，乃县之令丞。故西县是存在的。
（7）绵诸县和豸原道也可能是存在的.
秦代县名往往与戌名有关，义渠、卦就是如此。绵诸又作“居繇”、“繇诸”、“繇”、“繇叙”、“属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由西方东迁入陇，曾长期活动于今甘肃天水地区。公元前395年为秦所灭，取其族名为地称，故址在今天水。豸原道又叫豸原豸亘道，《宋书·地理志》形误为“桓道”，本作“豸原道”。“豸原”，本区古民族之一，属西戎之列。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出兵西进，斩其王，以族（国）而名。故址在今甘肃武山城西。《史记·秦本纪》云：“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豸原王”。《汉书·元帝纪》云：”[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豸原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巩昌府志》云：“宁远县（今武山县）郡（今陇西县）东第一邑。古豸亘戎所居，秦逐豸亘戎置豸原道镇，属陇西郡”。
《宁远县志》云：“秦孝公西斩戎之豸原王，豸亘道所由得名”。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此二县道和秦代攻打西戎有关；第二，此县道设置均可能在秦朝建立前，而且西汉郡县中也有此二县名。如果秦朝取消了它们的设置，那么汉朝重新恢复的可能性较小。汉朝基本延续了秦代的建制，无须以该县道的命名取悦少数民族的复国要求。
（8）枹罕县和下辨县在秦代的甘肃是存在的。
直接的证据是西汉初年攻打下辨、故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司马迁的记载是以西汉地名追溯描述秦代的地理。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9）秦代无设首阳县和成纪县
《史记》以及记载此一时期的直接史料中都没有这两个县，但是《甘肃大词典》中却把首阳也作为秦县。成纪的出现是在追溯李广的世系时候出现的，但是没有证据能说明这是秦县。所以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成纪和首阳作为西汉县。

总结，笔者认为，秦代陇西郡至少包括下列几县：
狄道、冀、上卦、西、绵诸、豸原道、枹罕和下辨八县。而临洮县、榆中县都是西汉将秦代宽泛的地名具体化的结果。这一结果和《甘肃省定西县地名资料汇编》较为接近，该书认为，陇西郡包括‘狄道、临洮、枹罕、上卦、冀、西、下辨”七县。

北地考
北地郡包括了今天甘肃的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大部、内蒙古西部；但是郡治所在甘肃境内。但是也有少数地方志的撰修者误将西汉郡治才迁至的富平误为秦代郡治。但是相对于陇西郡，北地郡县设置的争论较小。
（1）义渠道、乌氏县、泾阳县、朝那县、泥阳县、富平县六县比较公认
这几县道需要多说的地方不多，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姚自昌《庆阳历史事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的庆阳地图可以绘出这几个县道的大体位置，再不多说。其中义渠道为北地郡在秦代时期的郡治所。
（2）鹑觚县、郁郅县、直路县、朐衍县、除道县、马岭县的存在一定的疑问
王蘧常先生《秦史》中把朐衍、直路、除道、泾阳、郁郅、义渠作为北地郡的县，其中举例直路、除道是来源于秦代修建的直道和除道，再无其他证据，非常牵强。关于朐衍，《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孝文王五年游朐衍”；另外关于郁郅，《后汉书·西羌传》“秦惠王伐义渠，取郁郅”。后来西汉县道中也有郁郅、朐衍，此二县当为确。吴镇峰《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把鹑觚、马岭、弋居、高平都作为秦代北地所辖的县。其中认为“据说大将军蒙恬修长城至此，因原高水浅，准备动手修城，遂设坛祭奠，忽有鹑鸟飞落觚爵之上，以为灵异，故取名”，以传说为史料失去了历史治学的严谨，不取。秦代有马岭县是后人误会北地郡治所造成的进一步谬误。其出现最早也是在汉代，与秦代无关。
（3）阴密县在秦代是存在的
《史记·秦本纪·白起传》“白起有罪，迁阴密”。后来的西汉郡县设置中也有此县。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中认为，阴密、泾阳、义渠、朐衍、上卦、冀、乌氏、绵诸都是秦县。
这些郡县中可以肯定的只有义渠、乌氏、泾阳、朝那、泥阳、富平、郁郅、朐衍、阴密九县，鹑觚、直路、除道、马岭、高平、弋居都不能肯定存在。而可以肯定的部分只有义渠、乌氏、泾阳、泥阳四县道在甘肃境内，朝那、富平二县在宁夏境内，阴密县在陕西境内。朐衍县治所在陕宁交界，乌氏县在甘宁交界处，辖区跨越几省。

之所以为假设是因为有一些纯粹理论性的东西我还没有能力解决。故作以下真实与假设并存的推理。无论推论任何有理，也不过与史学本质背离，但是胡适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我未必能解决，但是必然有人能解决。
————古代历史地理的观念中，无法如同现代人测量地理般精确，直至清末中国还并无明确的地理疆域。这样我们无法认为司马迁作为秦朝当然的历史遗产继承者记述者就能突破地理的眼界而对秦朝疆域和长城所经过地区能精确到县地。这一点从直道叙述只具体到郡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我们在推测《史记》的语境中就得到了常识性的武器。如果把叙述秦朝版图的段落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就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信息矛盾解决。《史记》记载秦代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注意其中词语的使用：海——朝鲜——临洮——羌中——向户——河——阴山——辽东，我们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肯定《史记》在叙述秦朝版图时候使用的应该是较为一贯性的词汇。以司马迁之高度、文学性和思想性之统一。这里作为一个统一的语境，我们可以认为， 海——朝鲜——羌中——向户——河——阴山——辽东都是范围、涵盖面广阔而指向性非常模糊的地理名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使用语文中的语境统一原则，判断临洮不过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地理区域，而并不是实指？？
————这个判断是由于临洮本身包含了矛盾。中国地理的命名系统中以山河和方向为郡县来命名已成一定的规则。《史记正义》认为“临洮水，故名临洮”。如此，那么临洮是否县名仍然不确定。临洮可以认为是临近洮水的地区，也可以实指为西汉的临洮县。而《史记》的重大缺陷是不重视地理行政的叙述，地名后也不附加行政级别。这样临洮是个无法肯定的问题。
————临洮可能是临近洮水地区可以从古代长城的西段起点来推测。众所周知，到现在为止，在秦临洮所在地的岷县到现在也未发现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是秦长城的遗址。以往的辩护往往或者曰在现在的临洮县，或曰长城非全是城墙。明显都没有脱离地理实指的窠臼。我认为，秦朝的边防是因河为塞是史书肯定了的，因此最可靠的秦朝西部边界应该是陇西郡的洮水右岸、黄河右岸。长城作为防御措施肯定在要塞，这样长城起点必然在水边。而洮水右岸涵盖了现在甘肃的永靖、临洮、渭源、陇西、岷县。。。恰好现在这几县基本都有长城遗址的发现。而且对于秦朝来说，只需要在边界建筑长城，就没有在长城以内再建。这样所谓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辽东也是不确指；再以《史记·蒙田列传》中描述长城时所使用词语来看，收河南、东至辽东的辽东和河南都是不确指。很难说临洮也就是秦代具体的县。后来史记《索引》《正义》的作者距离秦代上百年，很容易把它和后来的西汉地名联系起来，产生错误。
————这一点榆中地也可以得到结论，提供辅证：第一，“树榆为塞”发生的环境是在蒙恬向北驱逐匈奴过程中，时间承转上在设立陇西郡后，而不是在秦朝统一前，而陇西此前早已经设置，而且秦代并没有向陇西以西拓展疆土的活动。如“兵不西行，故种得繁焉”。这说明榆中被命名的来源不是在陇西进行的活动，与陇西关系甚小；第二，“自榆中并河以东”也不是今天的榆中县，因为此句后文马上出现“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至少说明榆中不是和县一级地区并列的地名；第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几句也说明了上一分析。北河为郡一级，而且榆中并非新开拓的“新秦中”，不是移民的主要方向地。而且关于榆中县设置时间也存在明显错误,即使成立于秦代,那么也不能把史料第一次出现榆中的时间作为它设立的时间，最多只能说，最迟秦始皇三十三年榆中已出现。著名的地理学者魏晋贤也认为秦代榆中县并不存在。
————可以推测，汉朝继承的不仅是秦朝的郡县名和地区这些硬性的东西。很可能在继承中力图把秦朝不明确、广泛的地名进行具体化的工作，以强调天下秦之地尽归汉之疆土。汉朝郡县中出现了大量以少数民族族名命名的县名也是天下戎地，尽归大汉观念。
————历史史书中是否存在地理的追溯系统？也就是把西汉的地名一概附加到秦朝历史的叙述中，比较史记中西汉地名和秦朝地名重复性比较大。特别是在秦灭亡后，当时所谓“西汉”不过是汉中郡的别名。这样，当时秦汉之间（秦朝之郡县未灭而汉还没有把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郡县系统中），那么对这一段的历史，司马迁是坚持汉地名的标准还是继续延续秦朝的地名呢？例如当代人写古代的历史，往往也直接使用现代的地名，而司马迁究竟执行如何标准，这乃悬而未决之《史记》理论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