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枫
:都是惯得，临沂华埠圈的回民也很嚣张。
(2013-03-08 21:10) 
回族人历史上就如此，顾亭林在《日知录》中就提到回回为害闾阎，非常强暴
至于清代，知道为什么清代某些法律对回回特别严厉？看看你就知道了
http://fzzgh.hznu.edu.cn/zgfzh/267627.shtml一、《大清律例》中的回族注律条文
《大清律例》是清朝颁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典，其内容本身包含了“律”与“例”两个方而。所渭“律”指刑律载体，即定罪科刑的依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稳定性，一般不轻易改动。清代的“律”主要取自明律，乾隆之前，历朝都有修订增删，到乾隆初年确定下来。“例”则是依据成案、谕旨编纂而成，内容也不限于刑律，且随时宜而改纂，“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即废”【7】，乾隆十一年（1746年）规定，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并由刑部专司其事。例原本是为了补充律文的不足，后来因为其灵话与方便，逐渐凌驾于律文之上，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清政府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有例不用律”【8】。
《大清律例》中针对回族的法律条文全部是以“例”的形式出现，据笔者梳理，共有13条，散见于“名例律”、”刑律·贼盗”、“刑律·斗殴”、“刑律·捕亡”各卷。依条例编号为序，照录如下：
律文第18条“犯罪存留养亲”下例80规定：“……回民犯窃结伙三人以上，执持绳鞭器械者，……不准申请留养。”
律文第21条“徙流人又犯罪”下例102规定：“回民因行窃、窝窃发遣，复在配行窃，初犯枷号二年，再犯枷号三年， 三犯即永远枷号。若在逃行窃，被获亦递回配所，照此例办理。倘什赃逾贯及行窃时另犯应死罪名，仍俱从其重者论，秋审概入情实。拟枷人犯有年限者，满日俱鞭一百，遇赦不准援减。”
律文第45条“徒流迁徙地方”下例187规定：“回民除犯该寻常军流，尚无凶恶情状者，仍按表酌发外，如有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伤人，并抢夺数在三人以下，审有纠谋持械逞强情状者，俱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至籍隶烟瘴之云、贵、两广四省回民，如犯前项凶殴纠抢等情，仍照定例于隔远烟障省分互相调发，俱不得编发甘肃等省回民聚集之地。”
例199规定：“口民窝窃罪应极边烟瘴者，……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回民抢夺结伙在三人以上者，回民犯罪应发回城及新疆地方回民犯罪应调发回疆者，……改为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
例201规定：“……回民行窃结伙三人以上、执持绳鞭器械者，……照本例改定地方充发，面刺‘改发’字样。应刺事由者，仍刺事由，如有在配，在途脱逃，照本例加二等调发。”
例204规定：“凡内地回民犯罪应发回疆及回民在新疆地方犯至军、流，例应调发回疆者，俱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律文第268条“白昼抢夺”下例844规定：“凡回民抢夺结伙在三人以上，不分首从，俱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有脱逃被获，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仍回避回疆附近地方。如数在三人以下，审有纠谋持械逞强情形者，亦照前拟军。若止一时乘间，徒宇攫取，尚无逞凶情状者，仍照抢夺本律拟徒。”
律文第269“窃盗”条下例872规定：“回民行窃，除赃数满贯，罪无可加，及无伙众持械情状者，均照律办理外，其结伙三人以上，但有一人执持器械，无论绳鞭、小刀、棍棒，俱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结伙虽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行窃者，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牢。结伙十人以上，虽无执持器械，而但行窃者，仍照三人以上执持器械之例拟军。”
律文第278“盗贼窝主”条下例993规定：“至窝藏回民行窃犯至遣戍者，亦照窝藏积匪例分别治罪。”
例996规定：“回民窝窃罪应极边烟瘴者，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
律文第281条“起除刺字”条下例1015条规定“凡回民行窃，分别初犯、再犯，于臂膊、面上概刺‘窃贼’二字”。
律文第302“斗殴”条下例172规定：“凡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器械殴人之案，除致毙人命，罪应拟抵之犯，仍照民人定拟外，其余纠伙共殴之犯，但有一人执持器械者，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结伙虽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争殴井无执持器械者，均各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结伙在十人以上，虽无执持器械而但殴伤人者，仍用三人以上执持器械之例定拟。”
律文第390“徒流人逃”条下例1515规定：“回民因行窃、窝窃发遣脱逃被获，并无行凶为匪及拒捕情事者，初次递回配所，用重枷枷号六个月，二次枷号九个月，三次及三次以外枷号一年。如逃走后复行凶为匪，并拿获时有拒捕者，除犯该斩、绞监候，改为立决，犯该军、流、发遣，改为绞候，仍照原例办理外，如犯该徒罪，递回配所，枷号一年，犯该笞、杖，递回配所，枷号九个月。满日俱鞭一百，遇赦俱不准授减。”
二、《大清律例》回族条文的由来
《大清律例》中针对回族的法律条款虽散见各卷，有十三条之多，但仅就其内容而言，则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的法律规定：第一是关于回民结伙行窃的惩治条例，例80、例201、例872、例1015与此有相关；第二是关于回民结伙抢夺行为的惩治条例，见例844；第三是关于回民结伙斗殴的惩治条例，见例172；第四是关于回民案犯的发遣的规定，包括发遣地点的选择、发遣中及到配所后案犯脱逃、再犯案的惩治等，例102、例187、例199、例993、例201条、例996、例1515等与此有关。
上述诸条例中最早出笼的是针对回族人中结伙行窃的法令。回族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在外界的压力下，自然形成了聚族而居、遇事心齐而抱团的特点，这引起了地方官员和上层统治者的惊恐。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六月，陕西巡抚鄂弼提出，对回民案件不能“照常完结”，“惟有从严惩办”【9】。同年十二月，山东按察使闵鹗元奏称：“回民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例办理不足示惩，请嗣后回民行窃但经结伙在三人以上及携带凶器者，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悉照积匪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窝窃、分赃之家一律治罪。”【10】此项建议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被编纂入例，成为《大清律例》中例872的雏形。道光五年（1825年）刑部又奏准，于旧例中添叙“但有一人执持器械，无论绳鞭。小刀、棍棒，俱不分首从，拟军”【11】，这样就形成了例872的核心部分。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增加了“无伙众持械情状者，均照律办理。……结伙在十人以上，虽元执持器械，但仍照三人以上执持器械之例拟军。”【12】
阀鄂元的奏文引起了连琐反应。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甘肃按察使图桑阿奏称：“定例回民行窃，结伙在三人以上，发极边烟瘴充军。其恃强抢夺未设专条，向仅分别人数多寡予以杖徒，未免轻纵。请嗣后如结伙三人以上，不分首从，俱情状，照抢夺本例拟结，以儆凶顽。”【13】图桑阿此项奏议被获准，经刑部编纂入例。这是《大清律例》中针对回民抢夺案件惩治办法的例844雏形。此后，由于例199和例204的制定，使图桑阿的奏议有了例844中发遣地点的变化。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刑部在审结山东省定陶县回民张四等人纠众斗殴，伤毙人命一案时，奏请：“回民绪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除致毙命拟抵一犯外，其余共殴各犯，应照回民结伙三人行窃拟军；三人以上徒手末执凶器者，减等拟徒；十人以上，虽无凶器而殴伤人看，仍拟军。【14】刑部的建议获准通行，井编纂入例，这便是例 1172的由来。道光元年（1821年）大学士戴均元等奏，对回民结伙斗殴案件的审理，“惟必须预谋结伙，方依本例分别问拟，若猝然争斗，虽数至三人，并非预谋纠约，即不得滥引此例，并请于律例各本条内详晰添注。”【15】道光五年，陕西巡抚奏请删除例文中“预谋”的规定，恢复旧例，刑部也认为“回民犷悍性成，其齐心党恶，不谋而合，既经倚众逞凶，即未便稍从宽纵，亦应一体改循旧例，以照划一。”【16】
回民涉案被发遣的地点在上述条例制定时就已有规定，一是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一是发往黑龙江给兵丁为奴。新疆平定之后，也成为内地重刑犯人的发遣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政府在镇压了苏四十三起义后，指出，起义者家属原拟发往新疆，“但念此等缘坐之犯既非善类，新疆地方亦不可防其复行煽惑，莫若改发云贵等省极边烟瘴地较为得宜”【17】。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查获内地回民李子重等人在叶尔羌学习经卷一案，更坚定了堵绝回民犯案者发遣回疆的意念。《大清律例》中例199、例204、例844的有关规定是清政府这一政策的产物。需要回避的发遣地还包括回民聚集的甘肃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奏请停发，清政府遂改为发往四省烟瘴之地【18】，例187与此有关。嘉庆三年（1798年）清政府宣布：回民犯窃结伙三人以上及执持绳鞭器械者，“如有脱逃，自应照新疆人犯脱逃之例，即行正法。”【19】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由回民脱逃案引发，清政府作出更详细的规定：“嗣后回民在配脱逃被获，初次递回配所枷号六个月，二次枷号九个月，三次以外枷号一年。如脱逃后行凶为匪及拘捕情事，除犯该斩、绞监侯改为立决，该犯军流发遣改为绞候，仍照原例办理外，如犯该徒罪，递回配所枷号一年；犯该答杖，枷号九个月。其在配行窃，初犯枷号二年，再犯枷号三年，三犯永远枷号。若在逃行窃，亦照此例办理。再，请嗣后回民窝窃，罪应发极边烟瘴者，悉改发黑龙江为奴。”【20】此项规定绢纂入例后，成为例1515的主要内容。
从乾隆中期至嘉庆末年，太清刑律中的回民条款基本成形，以后各朝只不过是修订而已，内容上井无较大变化。
三、《大清律例》中回族条文与相关律例的比较
从法理学上讲，立法者制定一项法律规范无非出予以下三种不同的目的，即制栽、限制和保护。就清朝立法而言，这三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清朝政府制定的八旗、蒙古为名的
一些律例，实际上是对这些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那么，《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的制定属于哪种倩况，还是让我们借助于客观分析来认定。
（一）回族行窃法的问题
清代法律中是将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分为雨类，“在白昼为抢夺，在夜间为窃盗”。清律中惩治窃盗问题的基本条文是第269条“窃盗”律，该律文称：“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指上得财，不得财言），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三犯者绞（监候）。……一两以下，杖六十；一两以上至一十两，杖七十；二十两，杖八十；三十两，杖九十；四十两，杖一百；五十两，杖六十，徒一年；六十两，杖七十，徒一年半；七十两，杖八十，徒二年；八十两，杖九十，徒二年半；九十两，杖一百，徒三年；一百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一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三犯不论赃数，绞（监候）。”关于共同行窃，律文夹注举例来说：“并赃论，谓如十人并盗得一家财物，计赃四十两，虽各分得四两，通算作一处，其十人各得四十两之罪，造意者为首，该杖一百；余人为从，各减一等，止杖九十之类。”该律文的实施要点我们可以归纳以下三点：其一，区分得财与不得财；其二，得财者，按赃物多少分别论处；其三，共同犯罪，并赃论，按赃多少处置。
将针对回民行窃的法律条文例872与律文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回民行窃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依律办理：一是赃数满贯（超过一百二十两），被处死刑者，之所以可以照律文办理是因为“罪元可加”，二是“无伙众持械情状者。”除此之外．均不得援律而行，既不区分得财与不得财，即例872中所称“不计赃数、次数”【21】，也不对共同犯罪并赃论处，而是一概予以严惩，从“杖一百，徒三年”直至“改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刑案汇览》的一个典型案例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极好的例证。道光二年（1822年），直隶省有回民刘殿臣等与汉民王老伙窃，案发后，汉民依“律”，回民依“例”加以惩处，结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回民刘殿臣、张二依回民行窃结伙持械例拟军，汉人王老依窃盗赃一百一十两为从律拟徒”【22】，徒刑与军（流）刑差一个类别，且不说刘殿臣等可能被判处的是流刑中的最重惩罚——发极边烟瘴地充军。而汉民王老没有完全按律而行，而是宽纵了，因为按窃盗110两为从量刑，他应该判处杖一百，流二千里，而不是拟徒。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山东窃盗成风，为给予严厉打击，清政府将回民行窃条例引入山东汉民案件的审拟。此项条规见《大清律例》例875，该例末尾说：“俟该省盗贼之风稍息，再行奏明复归旧制”，可见对回民而言它是固定的刑律，而对汉民而言，只是特殊时期加重打击力度的一时之计。
“窃盗律”中规定“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例1015却规定：“凡回民行窃，分别初犯、再犯，于臂膊、面上概刺‘窃贼’二字。”第18条“犯罪存留养亲”律文规定，凡犯死罪，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可报请朝庭存留养亲，著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例80却规定“回民犯窃结伙三人以上执持绳鞭器械者，……不准申请留养。”
（二）回族抢夺法的问题
大清法律中关于抢夺行为最基本的法律是第268条“白昼抢夺”律，该律文载：“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不什赃）杖一百，徒三年。计赃（并赃论）重者，加窃盗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伤人者，（首）斩（监候）；为从各减（为首）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与此项律文有关的还有例826和例832，我们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便可以得出一般汉民抢夺行为的处治办法：如结伙十人以上，及虽不满十人，但执持器械抢夺，为首照强盗律治罪，为从减一等；十人以下，又无器械者，方照抢夺律治罪。“强盗律”中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事主）财者，不分首、从，皆斩。”
对照针对回民结伙抢夺的例844可知，“结伙”的标准已由汉族的十人降低到园族的三人，若三至九名汉民行抢夺之事，可以依“抢夺”律处置，处罚轻重不等，而此种情况下回民行抢夺之事，则肯定“不分首从，俱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不低于“强盗律”中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处罚。
（三）回族斗欧法的问题
清律中处置斗殴案件中的基本准则是编号为302的“斗殴”律，其内客是，依据被殴者不同的伤势，分别判处斗殴者答、杖、徒、流诸刑。对于结伙斗殴伤人案件的处理，则规定以下手伤重者为重罪，原谋者不管动手与否，减伤人重者一等量刑，斗殴人中不下手伤人者，不论。当然斗殴致死人命案除外。
《大清律例》例 1172回族斗殴条例，则是只强调斗殴行为本身，而不区分伤者伤势，量刑的依据是人数和是否持械，其处罚结果最低是杖一百、徒三年（仅次于流刑），其余均“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对照“斗殴”本律可知，对回民犯案的惩罚要重得多，这一点清政府方面也承认，“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严”，而回民斗殴行为本身“并非情罪重大，法无可追之犯”。
惩治回族结伙斗殴的办法因其严酷，也曾被引入惩治河南南阳、汝宁、陈州、光州、四府州县及安徽颖州府属聚众斗殴案的审理当中，编纂成条例1173，但该条例也解释说，“俟数年后此风稍息，仍循旧例办理”，同样说明回族斗殴的条例的歧视性。
（四）回民犯案发遣等问题
在回民犯案发遣地点的选择上，清政府也煞费苦心，既要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发往边远地方，又必须回避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如回疆、甘肃回民聚集地等处。回民是一种具有特殊生活习惯的民族，清政府此种规定除防止穆斯林间的联络声息外，对回民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对于回民在发遣途中脱逃或在配所犯案的规定，也比同等情况的他族为重。从“徒流入逃”条例中的例1507、1508、1516、1517、1520、1522等例文中可知，清政府处理一般人犯“徒流人逃”的基本做法是，脱逃后无行凶为匪者，加原罪一等或徒或流，初犯枷号一个月，二犯枷号两个月，三犯枷号三个月，如有行凶为匪，拒捕之事，按新罪再加一等执行。由于回民发遣地已是极边烟瘴，无可复加，清廷遂特别规定，回民脱逃无行凶为匪事者，“初次递回配所，用重枷枷号六个月，二次枷号九个月，三次及三次以外，枷号一年”。两者对比，轻重自然明了。我们再来对照“徒流人又犯罪”中条例100和条例102．也可以发现同一行为，不同民族，清政府处理时的双重标准。例100称“凡发遣新疆人犯并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在配行窃，初犯者，在配所枷号一年；再犯者，枷号二年；三犯者，枷号三年；至四犯者，即拟以永远枷号，遇赦不准援免。”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廷决定将回民窝窃者发往黑龙江为奴【23】，同年制定的例102则规定，此等人犯“复在配行窃，初犯，枷号二年；再犯，枷号三年，三犯即永远枷号”【24】，其回民立法较常人之严已显见。
四、余论
通过对《大清律例》中的回族条文与其他相关律例的静态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人民歧视与压迫，显示出回族人民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清廷看来，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25】，“回岂非民乎？”【26】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27】，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回族人民可谓苦难深重。
不仅如此，清朝统治阶级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例如，原回民结伙行窃例中，对持械并无具体界定，嘉庆二十五午（1820年）山东省为严惩内窃盗之风，制定新例，“凡非徒手，即应以执持器植论”、“器械二字包括一切顺杆、软梯、铁凿、铁锨、小刀等物”，由于该省严惩窃盗的旧有条例系引自回民例，因而山东省的新规定又彼反引到回民例，通行全国【28】。该条例中“回民结伙”提法最初没有详细区分被结伙者为汉民或回民，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们发现回民与汉民结伙，若均照回民例处置，对汉民来说处罚太重，于是官方对“回民结伙”的情况补充新的解释，汉民与回民伙同行窃，各按各自的律例科断，从而明确了汉回不平筹的事实【29】。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因故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发甘肃，酌发他省,一些官员处于阴暗的心理，认为回民改发他省是得到优遇，“使不法凶回终得安处腹地，不足以儆 凶顽”，于是请求“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者，俱实发烟瘴充军，并回民抢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一项，其情罪正复相等，此等回犯为数不多，酌发四省烟瘴充军，亦不在拥挤”，结果此议案“奏准通行”【30】。一些官员总是希望把歧视性的法规扩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清朝原本规定在回民结伙持械行窃案中，案犯不得存留养亲，回民结伙斗殴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报存留养亲的。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巡抚在审理回民糜锡等共殴致人身死一案时，拟将从犯回民糜虫受儿充军，虽其亲老丁单，不得存留养亲，连刑都都觉得此举过于严厉，“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犯，本不在不准留养之例，且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重，并非罪大情重，法无可逭之犯”，因而否决了陕抚的建议，应准予糜虫受儿存留养亲【31】。
以上各条不过是笔者从官方文书中随手摘引而来，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32】，“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众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银二十四两”【33】，最后连清朝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含毛贱士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34】严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民如雪加霜，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解释清代回民频频起义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