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去工业化和
城市化——回乡偶书
我县地处渤海之滨，滦河三角洲上，县城北靠滦河，滦河之支津——长河从西关城外流过，两河环绕，海、河、水、陆相通，地理位置优越，从魏晋时代即为古乐安亭、乐安镇的所在地，自明朝建城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
历史，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一座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3万的滨海小城，在县城工作的干部、职工，很大一部分还在乡下安家。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支援农业生产和满足城乡群众消费的需要，在县城附近建设了化肥厂、汽车零件厂、农机修造厂（还组装过农用车）、冀东水泵厂、农具厂（吉田工具厂）、棉纺厂、提花织物厂、
人民制药厂、食品总厂（罐头厂）等地方国营企业，形成了河西与南关两个工业小区。
因地理位置的局限，尤其是在
交通落后的年代，由于偏居渤海一隅，我县
经济多年来一直处于“一产大、二产小、三产弱”的状态，在90年代中期，全县工业总产值不过10亿元，工业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0%，全县还是一个滨海农业县，县属工业职工不超过1万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加剧，以及环保不达标，县属工厂大部分停产，截至20世纪初能正常生产的已所剩无几，改制后幸存的几家工厂也大都搬迁到了沿海工业区。一直在坚守的汽车零件厂现在孤零零的处在县城中央地带，周围都是商住区。
90年代中期，在长河以西开展了县城新区建设，“退二建三”，西关外的工厂和城郊村庄被改造为商住小区和文化、商业、服务业以及
行政用地。随后，新城区建设大体是沿顺时针方向推进，进而在县城东北部搞了“平改”，依托滦河故道湿地，建设了古滦河湿地公园，特别是2008年以后，引进外地房地产企业，搞了几个大型小区。但平改进行到东南部二中附近，由于没钱就拆不动了。近两年，又在南环路县城南出口附近建设了新汽车站、新中医院和几个批发市场。
目前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县城面积扩展了数倍，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海港开发区也吸纳了部分人口。目前，县城与开发区常住人口（城市人口）合计在10万以上，占全县总人口的近1/4。
近10几年来的新进城人员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乡镇机关工作人员、乡村学校教师、卫生员医护人员，以及邮政、通讯、银行、电力、交通、铁路等单位的基层职工纷纷进城安家置业，这部分家庭大约有几千户。过去，这是在乡知识分子的主体。现在则是早八晚六，早上到乡下上班，晚上回城，和20年轻的流动方向正好颠倒了过来。我舅舅年轻的时候，从76年到91年，每天早上骑车到县城的化肥厂上班（舅妈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晚上回家，往返4个小时，100里路，整整15年风雨无阻。现在可是几乎所有吃工资饭的都有搬到城里住的趋势。对于年工资在5万至10万之间的双职工，县城每套30万元左右的房价，以及每月几千元的日常开销，大体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比在乡镇，生活压力无疑还是增加很多，如住房、吃菜、取暖等等，在每日交通方面花费的时间和支出也大大增加。
（二）返乡置业的需求。我县一直是冀东教育大县，每年考取的高等院校的学生从90年代的几百人增加到目前的近两千人，这部分人当中一部分返乡在县城、港口开发区、以及各乡镇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中工作，这部分人多数把家安在了县城以及开发区（当然和第一部分需求存在部分重叠），即使一部分在外工作的游子，虽然人还在外地，但也在县城买房落户，毕竟故乡才是家族的根。
（三）一部分外出经商务工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在洗脚上岸后，也县城买房落户。这部分人情况更复杂。但与（一）、（二）类相比，多数情况不稳定，仍保留有承包地和农村宅基地。部分人工作不稳定，如果月收入只有两到三千元那么在县城也只是能为生而已，买房的投入主要是靠长辈支援。其实大约30万元的购房款，对于一些农村富户而言并不是不可及的。再加上一些姑娘家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开口就要婆家买楼买车，所以一些富裕农民不说是稀里糊涂，反正就在城里把房买了。
这些没有见识的丫头片子，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中上阶层都是居住在郊区的独立建筑中。城市连栋公寓中的主要住户是收入偏低的劳工阶层。
农民洗脚上岸后再从事农牧业生产已经不可能。农民每天早上开车回村里种菜、喂猪，然后晚上回城里睡觉？显然不是那回事。让这些没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洗脚上岸，他们的未来还是不稳定的，显然，很可能同上世纪90年代“买商品粮（城市户口）”一样的忽悠。
不过由于县城的建设
规模铺的太快、太大，几乎能装下半个县的人口，实际上，近几年开工建设的几个大型小区的销售情况并不好，县城住房（包括城中村的平房）空置的大约有三、四成甚至更多，海港开发区的房屋空置率更高。但闲房大部分是平改安置房和“顶债房”，闲着也就闲着，反正也不急着卖，即使租不出去，房子一时半会也不会烂掉。
尽管如此，县城迅速的发展，仍带来一定的负面问题。
第一是水污染，尽管县城附近的工业企业，包括严重污染的造纸、印染、化工厂都全面停产，同时又上马了城区污水处理厂，但是流经县城的长河污染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实际上城镇居民生活才是我国水污染中COD、总N、总P最大的排放部门，而达标排放的生活污水，需要5倍的清水才能稀释到地表三类水质，而冬春季长河上游几乎无天然来水。
第二是交通和通勤问题，县城缺乏就业机会，而且多是适合女性的商业和服务性岗位，因此除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外，数以万计县城居民的就业问题主要依靠海港开发区以及乡镇基层单位，这种人口的钟摆式流动加剧县城，特别是早晚通勤高峰的交通压力，在街道相对狭窄的老城区过一个路口要等两个红灯，而且这种走读式的乡村干部、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对基层工作也是不利的。
第三是加剧了中小学、幼儿园等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在县城买房安家的一个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子女教育。但是，目前县城的四个小学，班容量达到70人左右，这样的规模，也只能是放羊式的教育。同时，乡村中小学生源严重萎缩，有些学校六个年级不到100人，已经难以为继，撤并村小已无法避免，20年前普九形成的乡村公共资产不得不大量闲置。
近年来县一中也在不断扩招，办学规模大约是我们读高中时候的近三倍。扩招的生源质量千差万别，带来学习风气下降和教学
管理失控，最终影响教学质量。县一中对原来镇中尖子生的“掐尖”实际上是恶化了各镇中的办学条件。过去各镇中还能不时出息一个“重点”，现在走二本都很费劲。当然由于生源减少和招生规模扩大，高中已经普及化，一中扩招对部分学生可能是机遇，但对全县的中学教育未必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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