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深港边境实际控制情况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英方控制地区实际上超过“条约”规定的范围。在陆地边境，英军警经常越过界线活动。大鹏湾和深圳湾为英方完全控制，我方居民在湾内捕鱼、采蚝均必须领取香港牌照，而且英警轮可任便靠北岸停泊和检查北岸各港湾内船只，或扣船、捕人；英军警人员还经常登岸入村，横行无阻。甚至在解放初期，也还发生过英军警人员登岸以及到岸边扣捕渔船等情况。
解放之后，英军警人员活动一般不敢超出旧条约界线范围。而且，其实际控制的界线，较“条约”上的界线还有一些收缩。在英方实际控制的界线与“条约”界限之间，实际上成为缓冲地带，而且为我所控制。但英方一直企图明确以“条约”界线为界，1951年开始，不断通过边境上的具体问题，由有关人员或机构向我方作表示，试探我态度。后来则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向我方明确提出“界线”问题。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方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则在外交交涉上仍以“条约”为依据，并企图以外交交涉来逐渐恢复对“条约”界线的完全控制。当时我英双方对“界线”的控制情况如下：
一、陆地上的情况
1.沙头角镇内一段：我英双方实际控制地区基本按镇内所树界碑划分。在横贯镇内的 “中英街”,第三至第七号界碑沿街心路面设立，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双方按界线控制的情况比较分明。但从第一号界碑至第三号界碑一段，界碑树立在小河沟以东，而英方实际控制是小河沟以西，英警从不至河沟以东巡逻，这一段实际上是为我方控制，我边防部队一向在河沟以东巡逻放哨。
1959年底发生沙头角“中英街”修路事件时，英方借机会表示其并不放弃“条约”界线，并坚持要按“界线”各修各的一方路面。但后来修筑由上述一号界碑至三号界碑一段道路时，英方虽也指我越界，但未坚持上述提法，仅沿河沟东岸划定路基向英方伸展的最后界限后，即由我方施工。
2.由沙头角镇北面沙头角桥的西边至径口村南面一段：“条约”界线是以沙河中线为界，但实际上英方仅控制至沙河南岸。1954年4月，英方沿河南岸筑起铁丝网后，英警一般不敢越出铁丝网之外。在径口村南面有一块田，英方也没有围进铁丝网内。
这一段界线的起点是沙头角桥西边的沙河中线，并向西伸展。但实际在沙头角桥东边有界碑一块，其原因是：这一块界碑的原来位置是在沙头角桥西边的南岸河边，与北岸河边的另一块成直线相对， 1956年6月14日被大水冲下后未移回,后英方亦未提出交涉。
在上述沙头角河西边南北两岸两块界碑的原来位置，过去并无界碑设立，都是1948年4月间国民党政府同英方重树被毁界石时设立的。根据国民党广东省府民政厅的工作报告：“其第八号界石因设在河中被水冲倒，经双方同意改在两岸设标志石甲乙两块，相距七十英尺，以距离中点为原有界石之位置”，上述被冲下的界碑是第八号（甲）。
此外，在径口村的南面，1959年7月间，英方在修复该处为洪水冲坏的铁丝网时，将铁丝网向河中移动了约3.8米，两端则推进约1米，将原来的小河河道堵塞，并在距原河道4米多处另开一新河道，宽约2米，长20米，此事因情况反映太慢，交涉时机已过，因而没有处理。
3.由径口村以南至径肚村以西一段：这段界碑基本上是沿径口村至径肚村以南的山边小路而立，但其中除九号界碑立于小路的英方外，其余均立于路的我方，亦即基本上把全部小路划入“新界”。但英方实际上仅控制至南面山边的巡逻公路为止。公路与北面山边的上述小路，相距数十至数百米，这一段界线，英方除于1951年6月间在伯公坳第十一号界碑处修筑一段长约100米的铁丝网外，其余一直都没有修筑铁丝网，估计是由于其实际所能控制的界线于界碑位置之间的距离较远，该处地形又不便往来行走的缘故。但1962年4月底发生内地群众大批外流往香港的情况之后，英方终于仍按其实际控制情况，沿巡逻公路北边筑起铁丝网，但在伯公坳的东面的铁丝网则筑在距巡逻公路外面较远的山坡上，即基本上是按“条约”界线修筑。
1949年10月宝安地区解放之后，我方人员及部队巡逻，一向在上述小路行走，巡逻哨有时越过界碑线路，英方也从不敢干涉。
1951年开始，我哨兵在这一段界碑线路以南放哨，英警即前来干涉。同年6月，港英当局颁布边区封锁命令，并加强边境巡逻后，即第一次以新界警司名义函我沙头角派出所，提出界线问题，指我哨兵在伯公坳越过界碑放哨是占据“英界地段”。
在径肚村西面的小路以南，有三亩水田，解放前一直要向英方交纳地税，解放之后我农民不再向英方交纳，英方也不催缴。但从1954年开始至1956年，英方每年均向我农民催缴，我农民置之不理。1955年，英方还两次以新界警司的名义函我方深圳边防局，说这一段地段是在“英界”内，要求我将设在这一地段之哨位移回。此后，我内部控制哨位只游动至界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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