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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城镇体系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但由于社会（如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变革、人口数量等）、地理（如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国土面积、地理位置等）、经济（如经济开发水平、工业化进程、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到近代以后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状态。因此，分析和改变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国家未来城镇体系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城镇化过程及其特点分析





（一）城镇化过程



如前所述，我国的古代城镇化由来已久。据日本罗时孟（Gil-bertRozman）教授研究，估计在清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6～7％；19世纪中叶江苏省人口4300万，城市人口320万，约占7％；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最高，当时已达8.8％①。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教授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的330个城镇，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1893年城市人口比重达10.6％②。而这一时期的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到1850年比重才上升为7％，1900年提高到14％。

然而到了近代，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镇化的主要特点是进程缓慢和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自1840年至1949年的一百余年时间内，城市化主要集中于沿海和沿江地区，在中国内地除四川外其它地区都微乎其微。据1949年资料统计，全国当时仅有城市69座（建制市），城镇总人口576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明显地表现为停滞乃至衰落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城镇化进程来势迅猛（表14-1），使我国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城镇化特点



总结新中国城镇化进程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1）城镇人口增长较多，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不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入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城市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我国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38244万人。城镇人口相当于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三个国家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02.2万人，其数量之大，居世界首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由10.6％上升到36.6％，增加了2.5倍。据1986年资料统计，我国仅城市的总人口（不包括市辖县）已达23324万，37年净增17559万人（大约相当于日本、英国1984年的人口总和），城市总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2.13％，其中非农业人口12264万，占城市总人口的52.58％。

尽管如此，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

表14-1  我国1949-1985年城镇人口比重







说明：（1）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2）市镇人口中市的人口为市辖区全部人口。

（3）1984年建镇标准有调整，新建镇较多，因此，1984年以来市镇人口数增加较多。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加不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由表14-2可



表14-2  中国与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变化比较表



单位：%



资料来源：（1）联合国《1977世界人口情况》；

（2）联合国《1980—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增长》；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见，我国1950—1960年间城镇化速度较快，均高于世界平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水平；1960—1970年间城镇化发展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及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速度；1970—1980年间，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但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但总的说来，城镇化水平仍十分低下。

（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速度很不稳定，既有激增，又有骤减，波动十分明显，并与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建国36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波动变化很大。如图14-2所示，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大致经历了如下转折：第一、两个增长时期，即1949—1958年和1978—1983年，这两个时期社会经济稳定，国民经济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特别是1978年后知青和下放干部、职工回城，导致了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很快，城市与镇的人口比重各增加5.6％；第二、两个激增时期，即1958—1960年的“大跃



进”时期和1983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前一次激增是盲目进，后一次激增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人口比重年增长率均达到了1.43％和6.55％；第三、一次骤减时期，即1961—1965年的三年困难及经济调整时期，既调整撤销了部分市镇建制，又动员下放了一批城镇人口回农村，导致了城镇人口比重骤减；第四、停滞时期，1966—1976年“文革”十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使城镇人口转为农村人口达2000多万，城镇人口每年增长速度不到2％，接近于我国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年自然增长率为2.2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停滞状态。

（3）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尤其近两年机械增长明显，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过程加剧。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资料统计（表14-3），自1949年至1985年36年间，我国城镇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即自然增长率大于机械增长率）的年份为1954—1955年，1961—1963年，1965—1972年和1974年共14年，仅占总年份的39％；而61％的年份，城镇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从自然增长率与机械增长率强度看，机械增长率远远大于自然增长率，据统计36年中城市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7.88‰，而机械增长率则达38.00‰，大约是自然增长率的2倍。再从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城市人口绝对数量看，36年中自然增长的城镇人口仅为7765.4万人，而机械增长则为24713.6万人，是自然增长城镇人口的3.18倍。尤其近两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落实和城镇建制标准的变化，机械增长率达150—350‰，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综上所述，36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仅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即达24713.6万人，相当于美国、苏联两国1984年人口总和的一半，即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从这个意义说，尽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才达到36.6％，不及美国的82.7％（1980

表14-3  我国1949-1985年城镇人口增长状况表





续表



续表



说明：（1）所有资料均为年底数；

（2）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计入；

（3）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未加星号）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

（4）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加“*”号者取自田雪源：“1949年以来人口增长综述”表10，载刘铮主编《中国人口：问题与展望》第46页，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5）农村中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参照城市自然增长率计算。



年），苏联的62.0％（1980年），但也可见我国建国36年来城镇化成绩巨大。概观新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不难发现其发展机制为：城镇本身经济、文化潜力的集聚和扩散的过程；农村地区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集聚的动态过程；乡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城镇数目不断增多的过程；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总结36年来作用于上述四个过程的城镇化动力，不外乎二个基本方面：第一、社会制度变革。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家城镇化的根本依据，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城镇化的动力源泉；第二、国家现代化。现代工业、交通生产方式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人口相对集聚，推动着国家城镇化的发展。

二、中国城镇体系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城镇化过程及其特点表明，影响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最重要的仍是经济和地理因素。



（一）农业现代化与城镇体系发展



农业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入能量流，其中粮食、原材料、水、电等尤为重要。只有农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富余的劳动力、粮食和工业原料，城镇才能得以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农副产品生产，既是这个基础的基础，又与农村地区城镇化紧密相关。一方面，粮食生产的发展，为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又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原料。另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的同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逐年增加，而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表14－4），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加（估计目前约达10000万人）。除开展多种经营，精耕细作，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农村小城镇，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势在必行。这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促进国家城镇化

表14-4  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与农业现代化关系表





说明：（1）化肥施用量，1965年及以前各年为销售量，1978年及以后为施用量，均按有效成份计算；

（2）农村用电量包括国家电网的供电量和农村自办电站的供电量，不包括在农村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用电量；

（3）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以计划性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粮食需求量大。国家城镇化立足于国内食品及农副产品生产提供的能力，因此人均占有粮食（或商品粮）的数量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建国36年来，我国多数年份粮食净商品率在14—17％之间，农业生产的丰歉对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影响很大（表14-5）。在粮食丰收的年份，一般说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如在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粮食增长幅度较大，1949—1957年年增长幅度6.8％，这期间工业发展也较快，城镇人口年均增长6.8％，是建国以来城镇人口稳定增长最快的时期。从1957—1977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粮食年均增长只有1.9％，城镇人口增长也较慢，年均增长0.7％。1978—1985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率又达4.9％，同期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也达4.9％。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城镇人口与粮食产量增长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粮食产量增加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增加1％。此外，在“二五”前期“大跃进”致使城镇人口增长过快，粮食又连年减产，在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缩城镇人口，把在“二五”前期进城的农村人口迁回农村，使城镇人口急剧下降；“文革”10年人均占有粮食徘徊在550—600斤左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稳定在17—18％之间，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图14-3）。

根据表14-5的资料，剔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大的（1959—1977年困难时期及文革期间）点，进行对数回归计算，得回归方程为：

Up=－207.576472+35.12419686lnGp

式中U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Gp为人均占有粮食数，其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达0.796779562。

按上述回归模型，模拟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关系如表14-6。

表14-5  我国历年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对照表







表14-6  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与城镇人口经重模拟关系表







（二）工业化与城镇体系发展



无论是近代还是在现代，国家工业化导致了人口向城市集聚。这已成为国家城镇体系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激发因素。

战后世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城镇工业部门职工占总职工数（即国家经济各行业社会劳动者）的比重是密切相关的。在世界各大地区内，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率一般在40～60％之间（表14-7）。一般说来，在地区工业化初期，由于绝大部分劳动者集中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薄弱，二者比率一般较低；在地区工业化高度发达后期，由于第三产业职工大幅度增加，工业职工比重也明显下降，城镇人口比重又明显上升，也表现为二者比率下降的趋势。

表14-7  世界主要地区工业职工与城镇人口比重比率



单位：%



资料来源：《城乡人口增长模式》，联合国出版。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间的比率，1952年、1970年、1983—1985年，5年中比率在40—60％；1957—1965年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工业生产盲目冒进，工业职工大幅度增加，其比率低于40％；而在1975—1982年间，国家城镇化速度缓慢，表现为工业职工比重偏高，其比率大于60％（表14-8）。

表14-8  中国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入口比重比率及

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





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52—1985）。



从表14-8可以看出，我国30多年来（1952—1985年）全国工业职工

得相关系数0.88456，大于临界值（1-0.01）0.601，表明了我国工业职工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具有等级相关关系，工业职工比重每增长1％，城镇人口比重约增长2％左右，其比率为54.86％。很明显，工业化程度愈高，城镇体系愈发达；反之亦然。



（三）经济增长与城镇体系发展



城镇与乡村的区别主要在于现代化企业的建设，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使用，以及第三产业的兴起。这些均与经济发达水平具有紧密的联系。1986年2月18日《社会报》载文讨论了现代社会的十条标准，其中人均收入3000美元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50％以上。这两项充分揭示了现代社会人均收入与城市化水平的渊源关系。1962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贝利（BrianJ.L.Berry）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①1970年世界银行曾对世界各国按人均国民总产值分组，统计了不同国家组的城市化水平，得出人均国民总产值与城镇化呈正线性相关的结论（表14－9）。

据1983年美国人口咨询局资料，全世界人均国民总产值2754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39％；其中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8657美元，城镇人口比重达70％；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916美元，城镇人口比重为33％。

表14-9  世界银行1970年调查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与

城镇人口比重关系表





说明：中国1985年资料是作者加的，资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6年）。



建国36年来，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的对应关系如表14-10。

根据下表资料，剔除1958—1964年及1984—1985年不正常年份点，进行线性回归计算，求得回归方程为：

Up=-12.7072579+5.519584618lnIp

其相关系数达0.9555535551。（式中U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p为人均国民收入）。按此回归方程，求得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模拟关系如表14-11。

再从我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关系看，既存在着一定的时空差异，又具有线性相关关系。现列1949—1985年资料如下（表14-12）。

根据表14-12绘成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对应曲线（图14-4），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关系，在人均工农业产值300元以下呈直线相关，300元以上呈对数相关。根据表14-12资料得回归方程：

表14-10  我国1949-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对应表





说明：（1）人均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指数计；

（2）国民收入1949—1956年按“一五”国民经济计算，其它按“二五”国民经济计算。由于这两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包括范围不同，故对收入有影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



表14-11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模似关系表









式中Up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VP为人均工农业产值。

由上述回归模型导出我国人均工农业产值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如表14-13。

综上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大的

表14-12  我国历年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对照表





说明：本表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一致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或时期），城镇化水平提高越快；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或时期），城镇化水平提高越慢，有时甚至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



表14-13  我国人均工农业产值与城镇化水平模似关系







（四）人口控制与城镇体系发展



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大小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第一、总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总人口绝对量增加越多，在我国现行城镇化水平较低状况下，必然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第二、我国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加大了乡村人口的比重，据统计资料，1949—1963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其比率约为26.4‰∶16.2‰；1964—1985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小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其比率约为11.9‰∶17.7‰。估计今后的几十年内，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将高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全国总人口的增长必然加大乡村人口的比重，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大体说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呈反相关，自然增长率越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相对越快。

据此，我们建立全国总人口增长率（零增长以前）与城镇人口增长率的对应关系（表14-14）。

根据表14-14资料，求得我国总人口增长率与城镇人口增长率的幂函数回归模型为：

Up‰=3658.9815P‰-1.4410597

且相关系数为-0.978370870（式中Up‰为城镇人口增长率，P‰为总人口增长率。）



（五）资源分布与城镇体系发展



在我国未来城镇体系发展中，除了上述各种因素对城镇体系中城镇化水平影响外，淡水资源、能源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也对城镇体系发展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表14-14  我国总人口增长率与城镇人口增长率对照表





续表



1.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对城镇体系发展的制约

根据我国水量平衡计算，全国径流总量约26000多亿立方米，还有近700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水资源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大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却偏低（约26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数的1/4，居世界第88位。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现象十分突出。据1982年对全国236个城市调查，有196个城市平均日缺水1240多万吨。据最近资料，我国现状353个城市（未含台湾省及港澳地区城市）中，有近150个城市被列为缺水城市①。从目前生产水平看，城市工业总产值与工业用水的关系，表现为同步增长的关系，即当工业总产值以8—10％的速度增长，工业用水的增长速率为5—6％。因此，区域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新城市增长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我国水资源来源以降水补给为主。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的分布趋势相一致，大致表现为东南部大于西北部，近海大于内陆，山地大于平原的特点。就地下水资源分布而言，也以几个大型冲积平原为主要富集区。它们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各大沉积盆地（主要有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按地表径流量的多少，结合各地自然特点，可以将我国水资源分布划分为以下五个地带（表14-15、图14-5）。

从大范围看，我国东部和西南部外流流域，分布有多年平均径流量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主要河流11条，其中长江、珠江、黑龙江、雅鲁藏布江径流量更在1000亿立米以上。整个外流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3.7％，而年径流量却占全国年径流总量的95.4％；西北内陆流域面积占全国36.24％，而年径流量仅占全国

表14-15  我国水资源地域空间分布表







总量的4.55％。在外流域中，又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更为集中，约占全国径流总量的83.46％，其中长江流域约占全国总量的37.83％。长江以北，包括华北和西北等广大地区，耕地占全国50％，而径流量只占全国的10％，尤其黄淮海平原径流只占全国的3.8％，而耕地面积约达3.4亿亩，是我国水资源紧缺地区。此外，黄土高原、辽中南等地区缺水也比较严重。

再从我国水资源的地区分布看（表14－16），水资源分布不均，已形成“三江有余、四河不足”（即长江、珠江、松花江流域水资源有

表14-16  我国水资源及其地区分布表





余，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量不足）的总特征。水资源绝对数量西少东多，而人均占有量东缺西丰，呈两个反向递度分布。

据此，不难看出，黄、淮、海、辽四河流域人均占有水量已低于最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600立方米/人），①工农业用水及生活用水均已感缺乏。在外流域调水及海水资源大量利用前题外，这一地区水资源缺乏已成为制约新城市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我国西北部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尽管人均占有水量很大，但降水过于稀少，绝大部分为高山地区的冰雪资源。因此这一地区冰雪融水补给和过境河流径流分布和多少便成为新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必要前提。“以水定地，以地定人，以人定城（规模）”成为这一地区新城市增长的普遍规律。

2.能源资源分布不平衡对城镇体系发展的制约

如前所述，我国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煤炭居第二位，石油居第十三位。此外，地热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资源基础也比较好。但若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却是一个能源资源不足的国家，全部能源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的一半，其中天然气为4％，石油为13％，煤炭为63％，即使最为丰富的水力资源也只达到77％。

从其空间分布看，地域差异明显。仅就煤炭资源而言，其余缺程度相差很大。华北地区目前煤产量近2亿吨，本地消费1.5亿吨，净调出4000万吨左右。西南、西北地区产销平衡，稍有多余。目前西南地区年产煤近7000万吨，本区消费量约6600万吨，净调出量150多万吨，可调出煤的省是贵州和四川；西北区年产煤约4900多万吨，消费量4500多万吨，净调出量为330多万吨，可调出煤的省区是陕西和宁夏。华东、东北和中南区为缺煤区。华东区目前年产量约1.09亿吨，消费量为1.28亿吨，年调入量2000多万吨。东北区年产煤约1.04亿吨，消费量约1.16亿吨，年调入量1100多万吨。中南区年产煤约1亿吨多，消费量约为1.13亿吨，净调入1000多万吨。三个缺煤区内部情况不一，华东区内部山东、安徽是调出省，江西亦可调出一点；中南区内河南可调出一点；东北区中黑龙江省可调出一点。主要缺煤省区有辽宁，年调进1700多万吨；北京、天津年调进2000多万吨；沪宁杭地区年调进3000多万吨；湖北省年调进1000多万吨；广东省年调进500万吨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2000年能源供需预测认为，我国原定1980—2000年期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而能源生产和利用只翻一番的计划，精炼油和总发电量的生产计划基本上符合预测需求量，而对煤炭的生产应提高到15—18亿吨。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在充分增加运输设施和其它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的煤炭生产能力也只能达到14～15亿吨标准煤左右。因此，在煤炭生产、运输和供需方面，潜伏着异常重大的挑战，必然成为能源短缺地区城镇体系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影响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农业现代化程度，工业化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人口控制和资源分布等。尤其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农业提供商品粮水平，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两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和引导这些因素对城镇经济和建设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城镇体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十五章  中国城市经济区组织



古往今来，城镇分布与地域经济分布密切相关，国家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总是不断地适应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布局的，这似乎已成为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中国未来城镇体系的发展，是以地域经济开发模式、地域经济空间结构为前提的。因此，中国地域经济宏观开发战略选择，将制约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框架。

一、中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现状基础



中国地域经济开发是以现状经济面为基础的。概观现状经济面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



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三大经济地带，最突出的是东、西差异。总的说来，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并且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从1984年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百分比，东、中、西三个地带分别为57.1％、23.2％和14.7％；产值密度（万元/平方公里），东、中、西地带分别为31.28、6.92和1.90；人均工农业产值（元/人）分别为984.2、557.4和450.0；资金利税率（以东部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比率约为1∶0.5∶0.25；资金投入产出比，全国为5∶1（即投资5元可以增加1元产值），东部沿海地带为3∶1，西部地带却为7∶1～8∶1。财政收支状况，1982年东部地带除福建省支大于收2.75亿元外，其余9个省、市都是收大于支，少则几亿，多则10—20亿，最多的上海达100多亿；而西部地区，除四川省收大于支约5000万元以外，其余8省区均支大于收，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亿、数十亿元。从上述情形，不难看出，东部沿海地带不仅经济、技术水平高，而且财政盈余，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较强；而西部地带经济、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财政拮据，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较差；中部地带无论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效益、财政收支状况，均介于东、西两大地带之间。



（二）由东而西的经济梯度



在我国地域经济开发中，硬件和软件也呈东密西疏，由东而西依次递减。所谓硬件是指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的构成状况；所谓软件是指智力、技术、经营管理等的现状基础。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发展水平两方面加以阐述。

（1）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在我国占国土面积71％的中西部地区，只拥有分别占全国37.3％和39.7％的铁路线段和公路线段，东部沿海地带的平均铁路网密度和公路网密度分别是中、西部地带的4.7倍和4.6倍。据1983年资料，中、西部的铁路货运量只占全国的18.4％，总运量还少于辽宁、河北二省之和；其公路货运量也仅占全国的16.8％，大体相当于江苏和上海之和；水路运量与东部沿海地带相比，更是微乎其微。

（2）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中、西部每万人平均拥有科技人员的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地带，如果与国土面积相联系，拥有科技人员的差距则更加悬殊。如按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统计，西部地区平均约每四平方公里有一人，而东部沿海地带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三人，其间相差十二倍之多。再从劳动者平均文化程度看，在西部人口中不仅大学毕业文化程度者比例小（每1000人中西部为4.2人，东部为10.6人），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也显著低下。



（三）城市的极核辐射作用差异



在我国地域经济系统中，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城镇经济网络正在形成。全国342个城市拥有工业固定资产占2/3，提供3/4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4/5的财政收入。以每个城市为中心，其腹地范围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与交通运输距离的远近成比例递减，但城市中心作用明显大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梯度差。如长江流域现已形成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经济中心，其中心城市辐射和吸引作用非常显著。根据1984年统计，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总产值分别为31212、18837、17298和12650元，这些中心城市所在的省（或市域，指上海）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为6570、1587、1099和682元/人。可见，中心城市间差异系数在2∶1，省区（或市域）间的差异系数在4∶1—5∶1。但各中心城市与所在省区（或市域）的区内差异除上海在5∶1左右外，江苏、湖北和四川三省都达到了10∶1—20∶1（表15-1）。就全国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北方大于南方，西部甚于东部。

综上所述，我国地域经济开发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经济、技术水平、生产力发展条件和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三大“梯度”差异，客观上存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成为我国地域进一步开发的现状基础。

表15-1  长江流域中心城市间及其与省区差异比较表（1984年）





资料来源：（1）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1985年《中国经济年鉴》。

二、地域经济开发理论模式及我国宏观开发战略选择





（一）国内外地域经济开发主要理论模式



在拟定我国地域开发的宏观战略时，有如下几种主要理论模式可供我们借鉴。

（1）梯度转移模式。这一理论在认识、承认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客观地存在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的经济基础上，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梯度差”的经济态势，首先加强、改造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由于这一理论主要依据现状顺序确定生产力布局重点，因而往往只注意发挥发达地区现有的优势，而忽视待开发地区的发展，形成一个闭关自守的封闭系统，一方面加大了地域经济开发差异程度，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2）跳跃转移模式。这一理论的基本点，是每个时期地域经济开发重点不依据现状顺序，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可能条件决定，主张可以跳过发达和次发达地区，直接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开发。我们认为，这一模式仅仅只适用于某地区或某些部门，因为更多更早地将开发重点放在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益往往不高，必然延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优势区位开发模式。这一理论是应用现代优势区位，依据比较成本和边际利益原则，揭示经济布局的空间指向，从而形成地域经济最优组织结构。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优势、劣势各异，在大的发达区域中也有次发达或不发达的小区域；反之，在一些欠发达的大区域中，也不一定无优势区可寻。因而国家资源的开发，生产力的布局重点，不可能在一个大区域中同等对待，而应有选择地确定各地带最优区位作为生产力战略布局的重点，通过各类优势区位的开发、建设，实现全国生产力战略的总体布局。

（4）增长极核开发模式。这一理论又称据点开发模式。它认为要开发和建设一个地区，不能面上铺开，而应集中建设一个或几个据点，也就是要先把作为区域开发中心的城市经济基础打好，通过加强这些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来影响和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已经把“增长极”扩展到“增长地区”或“增长轴”，从而形成地域经济开发的“点——轴”系统。不仅如此，这种理论又把各类城镇视为地域范围内从事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将“点——轴”开发与“面”的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点——轴——面”多层次开发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区域经济开发、建设重点可由点到轴，由轴到面逐步推进，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全面开发。当然，实现这一模式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一般通过分区实施，然后联片成面，从而逐步构成全面统一的多层次经济中心网络系统。



（二）我国地域开发宏观战略选择



综观我国经济发展面，沿海、沿江两大经济地带与广大的内地空间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优势的梯度差异。这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采取不平衡的失控状态下梯度强化来均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而应控制和利用这种梯度差异，均衡发展，加强“对流”。在沿海、沿江地带引导、带动全国各地域经济开发的大前提下，也注重选择广大内地空间上资源结构组织优势的关键点“超前发展”，使“梯度转移”与有条件的“跳跃发展”相结合，逐步减弱地带间的梯度强度，东中西全面开发，全方位对外开放，有重点地建设优势区位，促进国家经济的全面高涨。

近年来，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学术理论界和有关经济部门认识不同，概括起来，不外乎“东靠西移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和“超越传统模式和常规阶段”的跳跃发展战略之争。我们认为，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用梯度推移规律对于提高资金投资效果，充分利用现有经济基础，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效益不无道理。但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有必要对梯度推移模式进行必要的扬弃。正如姚峰同志指出的，“东靠西移”战略并没有从理论上找到东、中、西三大地带有机揉合在一起的钥匙，存在着三个明显缺陷：第一、它通过“东靠西移”解决了东西结合问题，但它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富西贫”的局面；第二、它侧重于东西结合，而忽略了南北之间既客观需要又客观存在的结合的可能性；第三、无法满足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缩短东、中、西，南、中、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①。因此，仅提“东靠西移”的梯度发展战略，对我国地域经济发展是不完全合理的。

另一方面，我国沿海中心城市与沿江中心城市的经济技术梯度差，远远小于它们与其周围广大城乡的梯度差。事实上，沿江、沿海同为我国经济重心枢轴之所在，尤其长江又是天然的沟通东、中、西三大梯度地带的重要通道。加快沿江地带经济开发，既可避免“超越论”的盲目冒进，又可实现加快开发内地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只有高度重视和搞活长江大流域经济，才能同时克服梯度论和超越论的两极偏颇，并兼采二者之长，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区域经济开发。

据此，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的宏观战略不能简单套用上述四种模式，应根据我国地域开发的优势条件、现状基础、区域差异和制约因素等进行有机的组合。即：

（1）地域经济开发、技术转移以梯度转移为主，但也不排斥在某些有特殊条件和潜在优势的欠发达地区跳跃转移和开发。

（2）就我国现状经济开发基础而言，国家地域经济开发，首先应抓好两个最优区位指向性地带，一个是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长江经济轴带，另一个是面向大洋，连接南北的“黄金海岸”——沿海经济轴带，以构成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框架；其次，集聚人、财、物力，对亟待开发的我国最长能源分布轴带——黄河陇海经济轴带实行分步开发，逐步形成为我国第三条最优区位地带。

（3）集中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对少数点、次级轴带和重点开发区域实行有计划地开发，形成分区开发子系统。

这样，我国地域经济开发将形成如下基本态势，即以沿海为先锋，沿江为中锋，黄河——陇海轴带及珠江流域为边锋，与东北经济区之犄角之势呼应，加上西南、西北经济区为后卫，进军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跻身于世界未来经济重心——环太平洋经济圈，逐步形成我国统一的多层次的“点——轴——面”经济网络系统。

三、中国地域开发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区组织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空间结构曾有多种设想，诸如“T”字形（沿海和沿江）、“TT”字形（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开”字形（沿海、沿江、陇海、京广铁路沿线）和弓箭形等。我们认为，在国家地域经济开发过程中，作为国家级的主轴线不宜过多，而应突出对全局影响最大、地位最重要的轴线。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上，除继续优先开发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江两条经济轴带外，还应有计划地开发黄河——陇海铁路沿线，它是潜在的我国第三条大型经济开发轴线。做好大西南、大西北两大区块的经济开发的前期准备，有条件地布局发展极，使国家地域经济发展形成背靠腹地，面向海洋，全方位对外开放，多频道区内、区际流通，打破自求平衡、自成体系、条块分割、互相封锁的传统地域经济运行系统。形成具有远离平衡态，具有耗散结构意义的二带、三线、九区的地域经济开发空间总格局。



（一）两大经济发展地带



根据上述我国现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及其地域经济开发程序，可将我国经济发展面划分为东、西两大经济发展地带①。即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东南沿海五大城市经济区）和西部经济发展地带（包括西南、西北、新疆、西藏四大城市经济区）。

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地域经济开发战略应首先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带集中力量，建设发展条件优越的沿海、沿江两大经济轴带，以及能源、原材料资源富集的黄河——陇海铁路沿线亟待开发的第三条经济轴带。使之成为我国开发西部经济发展地带的一个基地（沿海经济轴带）和两个触角（沿江、沿黄河——陇海铁路沿线经济轴带）。其次，采取“东西结合”的地域经济发展对策，把东部经济和科技实力与西部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密切结合起来，在某些资源及建设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使西部发展地带凭借资源优势，在区域开发的优势区位进行“开发据点”的布局。这两大经济发展地带的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拟为：（1）东部经济发展地带。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地域经济开发已具有一定的基础，能源及矿产资源储藏丰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差，今后的发展重点拟逐步建设我国沿海对外贸易和海洋开发基地；重点开发沿江、沿海、沿黄河——陇海铁路线地区的煤炭、石油、水能等能源，以及钢铁、有色金属原材料资源；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贯通沿海、沿江两条主要对外运输通道；改造现有传统工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在产品上打入国际市场，在技术上支援西部经济发展地带的开发。

（2）西部经济发展地带。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地带具有极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广阔空间，但这一地带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水资源分布不均，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交通通讯设施落后。因此，在地域经济开发程序上宜晚于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开发内容以发展交通为先行，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发能源和矿产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加工工业，逐步形成若干地域经济开发的“点”及小型“轴”带。



（二）三条经济发展轴带



我国现状生产力布局基础，已经形成了纵贯南北的沿海经济轴线和横贯东西的沿江经济轴线的“T”字形空间结构。这也是本世纪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地域开发的两条最主要的经济发展轴线。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看，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重要部门。作为下游油气资源、中游煤炭资源、上游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的“能源之河”——黄河及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无疑也将成为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第三条潜在的轴线。这三条经济发展轴线的经济发展方向为：

1.沿海经济发展轴

沿海经济轴带是我国现状工业基础最雄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交通通讯线网密集，与国内外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自1979年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初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厦门——漳州——泉州）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来，我国沿海自北而南成为全国地域经济开发、对外最开放的地区。目前，又在拟建环渤海湾经济圈，试图实现华北、东北交接地带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体联合。不难看出，加强沿海经济轴带开发，将对加速我国“四化”进程，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今后我国沿海轴带经济开发重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海洋资源的利用。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形成新的经济部门，是我国沿海经济轴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开发海洋资源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开发的新动向。我国拥有广阔的海域，丰富的海洋资源亟待早日开发。今后海洋资源开发拟应由单项开发转向全面开发，即由原材料进口加工，沿海钢铁、石油化工传统产业结构，向海洋能源资源、化学资源、原材料资源的开发转化。沿海城市经济结构在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形成“贸——工——农”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实现农贸、工贸、技贸，以及旅游等第三产业横向交叉结合的经济有机整体，以贸促港，以港兴城，以城带区，促进沿海地带的经济“起飞”。

（2）沿海港口城市体系建设。由于我国沿海具有特殊的地理地置、海运、港口及消费市场等优势，对下述产业具有明显的吸引优势：第一、资源密集型原材料工业。从全球范围看，随着运输与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某些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如冶金、重化工等）的布局，已呈现逐渐离开资源产区向消费市场靠近的趋势。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轴带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市场，其需求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大，将对我国原材料工业布局吸引力也愈益加大（如我国铁矿石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富铁矿，今后发展钢铁工业仍需进口相当数量的铁矿石，沿海兴建港口——钢铁工业综合体成为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的最佳区位）。第二、运输业。长期以来，我国沿海交通运输紧张，而港口分布密度又过低。现状沿海平均每500公里的海岸线才有一个吞吐量50万吨以上的港口，同海岸线较长的发达国家比，日本沿海平均每31公里1个港口，英国51公里1个，美国120公里1个，港口分布密度都比我国大得多。我国从北到南，主要有大连湾、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胶州湾、海州湾、杭州湾、厦门港（又名金门湾）、汕头湾、伶仃洋、湛江港（旧称广州湾）、北部湾等上百个优良港湾，可开发的大中型港口80余处，具有发展海港城市的优良条件。据此，随着我国资源密集型原材料工业发展和港口建设，将逐步建成我国沿海港口城镇体系。

然而，由于我国沿海经济轴带南北长达18000多公里，各地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分布、经济开发水平、现状产业结构、科技文化程度等方面不尽一致，有些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和地域差异，因此，沿海经济发展轴的经济进一步开发应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各自优势，实行北、中、南三段开发。北段（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仍以传统的重工业为主，主要包括开发利用沿海地带的铁矿石、石油、海盐、炼焦煤、石灰石等自然资源，发展钢铁、石油化工、海洋化工、化学纤维、造船、水产加工与木材加工等产业；中段（长江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不仅具有全国最大港口——上海港，而且建设中的“东方第一深水港”宁波港，“十省门户”的连云港也分布在这一地域，地理位置居我国沿海之中，长江出海口和陇海铁路终点，目前又是我国最重要的轻工业基地和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发展方向拟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引内联中发挥重要作用，逐步建成“贸——工——农”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南段（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地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经济特区建设最早，开放类型较多，现状除珠江三角洲外，工业基础尚显薄弱，外向型工业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2.沿江经济发展轴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水系纵横所及18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几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5。这里积累和聚集了巨大的生产力，人口占全国1/3强，工农业产值则占2/5。将来长江势必成为我国也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密集带，其开发潜力极大，发展前景则更加广阔。

我们认为，沿江经济发展轴地域经济开发目标，应以长江为枢轴，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优势，积极开发流域经济，逐步建成内外相联、各具特色、综合发展、开放式的大流域经济轴带，使之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从东向西推进的重要通道。

（1）大流域经济开发战略设想。第一、扬水之长，发挥水资源优势。做到充分发挥“黄金水道”作用，开发水运巨大潜力；大力开发水电资源，缓和并解决长江流域能源供求矛盾；继续搞好长江流域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是长江流域工农业基地建设、水电、航运、港口开发的根本保证。第二、搞好长江流域交通（运输）、（商品）流通、（资金）融通、（信息）通讯“四通”。整治航道，兴建沿江地区铁路干线和快速公路，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尽快实行干流沿江地带的对外开放。以“开”带“通”，以“通”搞“活”，以“活”达“兴”，组成沿江经济轴带各级经济网络。

（2）地域经济开发拟采取两大对策。第一、以点带面，东靠西移，南北扩展。由于长江大流域上、中、下游的中心城市间经济技术梯度差小于中心城市与各自周围广大城乡之间的梯度差异，地域经济开发应充分利用流域中心城市直接向周围城乡扩散，依托大、中城市带动长江流域经济技术东西推移和南北扩展，逐步建设长江产业——城镇密集带，将流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由中心——腹地体系的蛛网系统，逐步向联系各个经济重心区的“通道网”发展脊转化，形成与沿海并驾齐驱的我国强大的经济发展轴。第二、因地制宜，实行上、中、下游三段式开发。上游以能源和原材料开发为主；中游同时发展原材料和加工工业；下游西部以南京为中心，进一步利用交通、矿产和人才优势，发展原材料和加工工业，东部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建成出口加工区和贸易金融中心，逐步建成长江流域三大综合产业圈（表15-2）。

3.黄河——陇海铁路沿线经济发展轴

黄河——陇海铁路沿线是我国石油、煤炭、水力等能源资源富集的地带。在这一地带，陇海铁路和黄河横贯东西，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途经苏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陕西和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地区，东西长达数千公里。黄河，既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表15-2  长江流域三大综合产业圈设想





又堪称“能源之河”；陇海铁路与兰新铁路相接，已成为我国唯一的一条东西两头可能双向开放的陆上大交通线，有横跨欧亚两大洲，沟通三大洋的“大陆桥”美称。在今天，源远流长的黄河和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已将沿线的淮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黄河上游经济区连为一体，形成了我国仅次于长江流域经济轴带的第二条东西向“经济轴带”，将成为我国潜在的仅次于沿海、沿江的第三条经济发展轴线。

鉴于这一轴带自然资源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地域经济开发也拟采取三段开发模式。

（1）黄河上游地区。这一地区黄河、陇海、包兰铁路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主要工业区联系在一起，随着沿河上游系列梯级水电站的建成，将形成沿河以水电、冶金、铁合金、煤炭、化工和毛纺等工业为主的产业——城镇走廊。

（2）黄河中游地区。这一地区黄河及陇海、同蒲等铁路将山西、陕北、内蒙古为中心的我国最大的煤炭基地联为一体，将成为我国优先重点开发的能源——化工基地。

（3）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油气田的主要富集地区，胜利、大港、任丘、中原油田均分布于此。据勘探资料表明，我国渤海盆地、北黄海盆地也都是海上油气储藏的理想地区，预测地质储量可达百余亿吨。因此，这一地区无疑将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将成为我国石油开采、石油化工、海洋化工、盐化工为主的产业——城镇密集区。



（三）九大城市经济区域



城市化同工业化、区域经济现代化具有形影相伴的客观发展关系。在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下，长期地把消灭城乡差别曲解为限制、削弱城市（镇）的发展，搞“城乡穷拉平”，加上按行政区划和行政建制组织经济生活，人为地限制了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造成了城乡分割、流通阻塞，既影响了城市有规律的向外扩散，使部分城市过分膨胀，又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小城市、小城镇的成长。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参照全国省际货物流量流向（表15-3），从建立我国城镇体分区系入手，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逐步建立我国以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区域系统。据初步研究，拟建成九大城市经济区。它们是：（1）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东三盟一市在内的东北城市经济区；（2）以京津唐城市群为中心，包括冀、鲁二省及苏北、皖北、豫东北、内蒙古锡盟地区在内的华北城市经济区；（3）以西安为中心，包括晋、陕（除陕南盆地）、宁三省及甘（肃）东、青（海）东、豫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在内的西北城市经济区；（4）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沪、赣二省（市）区及苏、皖中南、浙东北在内的华东城市经济区；（5）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鄂、湘两省区及陕南、豫南在内的华中城市经济

表15-3中国省际货物流一览表（1984年）                      单位：％







续表



续表





续表



区；（6）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川、云、贵三省及桂西、陇南武都地区在内的西南城市经济区；（7）以广州为中心，包括粤、闽、台、海南四省区及桂东、浙南和港澳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8）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新疆、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阿盟在内的新疆城市经济区；（9）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包括唐古拉山地区海西自治州部分），由于地处我国青藏高原，远离大经济中心城市，自然环境恶劣，区域交通网络还未形成，暂划为一个独立的西藏城市经济区。各城市经济区经济开发重点分述如下：

1.东北城市经济区

东北城市经济区是沈阳城市群和哈尔滨、长春、大连为核心的工业发达地区。在东北近代经济开发史上，辽、吉、黑和内蒙古东三盟一市具有其共同的特点。概括起来，在地理上它们连成一片，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构成了山环水绕、沃野千里的优越生态环境；在经济上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三盟一市通过铁路网已形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经济网络系统①。

东北城市经济区域是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要工业、农业基地之一。目前，全区拥有工业企业数占全国的1/10，钢铁和钢材产量占全国1/4，原油产量占1/2以上，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1/5，汽车占1/4，机床占1/5，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整个东北城市经济区看，内部发展很不平衡，而且能源和交通势必成为地域经济开发的限制因素。鉴于此，我们认为东北城市经济区的开发应当首先抓好东部现有煤矿、铁路的技术改造，早日缓解东北能源、交通紧张的局面；其次，从全局出发，制定开发西部①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东北城市经济区能源、交通问题。东北西部具有丰富的褐煤、石油资源和发展坑口、路口电站的能力，又居联结关内外的重要通道的地理位置，能源的充分开发和运输条件的极大改善，将有利于这一地区褐煤、石化、林产、畜产品、氯碱、硅砂、农产品等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从而相应建成一批新型工业基地。总之，开发建设东北西部，对于改变东北城市经济区总面貌，使东北地区生产力布局更加均衡、合理，对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华北城市经济区

华北城市经济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经济上，以及历史发展上，都是以黄淮海河流域为主体，包括整个华北大平原为统一体而发展、形成的城市经济区。这一地区拥有以能源（石油和煤炭）、化工、轻纺、机械为主导工业的雄厚实力，又是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之所在，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棉花、油料、果品生产基地，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诸领域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从整个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看，存在着严重的地域不平衡性。现状经济发展主要集中于京津唐地域，而广大沿海及黄淮河下游流域，尽管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和海洋资源，经济开发则呈现为明显的“低谷”状态。

据此，地域经济开发拟首先发展以石油、煤炭等能源工业、综合化工（包括海洋化工、石油化工和煤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和旅游业为主的支柱产业；其次尽快治理黄淮海平原，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从根本上排除淡水资源匮乏这一区域经济开发的制约因素；再次，制定开发滨海地带及黄淮河下游“低谷”地带的战略决策，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区域将派生出北部首都城市经济亚区和南部淮海城市经济亚区两大地域。

3.西北城市经济区

西北城市经济区，在地理上属于我国的内西北区域。它是我国历史上农耕文化最发达、地域经济开发历史最悠久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行政、经济、文化的重心区域所在，素有“中华民族摇篮”的美称。自封建社会晚期，尤其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因素，地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持续大范围的衰退。新中国建立以来，尽管十分注重发展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区内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已具有一定基础，现已初步形成沿陇海、包兰、青藏等铁路沿线经济发展地带和经济中心，但内部发展水平差异仍然很大。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地域蕴藏着我国分布范围最大的煤矿和巨大的黄河上游水能资源，随着山西、陕西（渭北及陕北）、豫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准噶尔、东胜等）和宁夏石咀山等大型煤田的开发，随着甘肃有色金属、青海盐类矿产及黄河中上游河段巨大水力资源的开发，将必然形成为我国最大的以能源开发为主体的新型城市经济区域。

地域经济开发，首先以能源开发为突破口，重点开发山西、豫西、陕北、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煤炭资源，以及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其次，加强交通设施建设，建立多通道的区际煤炭运输通道和输电走廊；再次，进行分区开发，建成多个地域工业综合体。它们主要有：黄河上游梯级开发水电——有色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综合体；陕北、内蒙古河套西部及宁夏北部煤炭——电力——化工工业综合体；渭北、关中煤炭——电力——机械（含电子）工业综合体；山西能源——化工工业综合体和豫西煤炭——有色金属冶炼工业综合体等。

4.新疆城市经济区

新疆城市经济区是我国地理上的外西北区。在地理环境上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草原、沙漠、戈壁广布，高山、盆地南北相间，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干旱区城市（镇）发展特色明显的特点。甚至在国民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均拥有鲜明的特殊性。

据现有资料分析，这一地域人均土地、水、能源、原材料及矿产资源蕴藏量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具有综合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这一地区现状基础薄弱，人口及城镇稀少，交通运输不便，文化科技比较落后，干旱缺水，投资环境较差，制约了地域经济的发展。

对于新疆城市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我们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限制因素，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延缓了地域经济发展速度。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本区的经济开发要扩大地域经济空间，增加经济开发“据点”，必须重在增加经济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投入（即增加资金的投入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投资环境的基础建设，从而培养区域本身的“造血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开发，首先应把握水资源分布空间，充分合理地开发水土资源，科学地确定地域经济开发的时序和规模，这是本区经济开发的关键；其次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尤其是石油、畜产品、长绒棉等潜力优势，建设几个具有全国意义的生产基地；再次，分区逐步开发，形成三大地域工业综合体，即北疆以乌鲁木齐、乌苏为中心的石油——化工——煤炭——冶金工业综合体；南疆以喀什、库尔勒为中心的石油——化工——食品、轻纺工业综合体；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工业综合体等。

5.华东城市经济区

华东城市经济区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在地理环境、经济开发和历史发展等方面都是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界线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以沪——宁——杭——芜城市连绵带为核心，是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是最大的农业基地和全国的经济重心。但从地域经济开发条件看，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缺乏坚实的经济发展物质基础。

本区的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智力资源和技术优势，吸引全国资源和原材料，建成全国最大的加工工业基地；其次，加强滨海、滨江滩涂和海洋资源开发，整治长江航道，尽快建成上海新港，大力发展区内交通，为形成贸——工——农对外出口加工基地创造良好的条件；再次，结合对外开放和外引内联，进一步开发新兴产业，逐步建成为我国地域经济最发达、城镇体系发育良好、经济网络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

6.华中城市经济区

华中城市经济区，湘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共性明显，彼此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经济联系；豫南、陕南地区均为汉水流域腹地，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经济地理方面都与湘、鄂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其间也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一地区是我国地理位置“得中独厚”，自然条件“得水独优”，经济比较发达，科技力量相当雄厚，在全国具有“承东启西，南北对流”，中心辐射地位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

本区农业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基地之一，素有“鱼米之乡”美誉。这里不仅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组合结构良好，而且水力资源得天独厚，又是我国南北、东西经济与交通通道和枢纽。本区丰富的有色金属和铁矿资源，巨大的水能资源，共同形成了区域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现已初步建成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但是由于全区煤炭储量很少，石油资源储藏与开发条件不良，水力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致使能源紧缺，供求矛盾突出①。

据此，我们认为，本区地域经济开发重点应以水电、有色金属开发为主体。首先拟扬水之长，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水电资源是缓解和解决本区乃至长江流域能源供求矛盾的关键所在；其次，充分发挥“黄金水道”作用，开发水运巨大潜力，密切区内外乃至与海外的经济联系，以促进华中地域经济的全面开发。

7.西南城市经济区

西南城市经济区是以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地域单元。这一地区资源丰富且相对集中，是建国后，尤其是“三线”建设形成的新型城市经济区。

在这一地区，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有了初步改善，煤炭、电力、天然气等能源工业有了较大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机械工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子工业力量相当雄厚。基本上建成为我国战略后方国防工业的生产、科研基地。但由于“三线”建设基本上是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较大，对地域经济优势的发挥缺乏总体规划，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互不配套，少数企业布局过于分散，在组织生产和职工生活上都遗留了许多问题。

从西南地区经济优势、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今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目标应以重工业为主体，农轻重协调发展，建成我国新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基地，原材料工业生产基地，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生产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基地。围绕重大产品的开拓和发展，组织军民工业的力量，加强联合协作。以德阳为中心，联合船舶、航空工业的力量，发展重型机械和大型发电设备工业；以贵州都匀、凯里和四川成都为中心，发展卫星通讯和广播、电视覆盖设备工业；以重庆重型铸锻厂为“龙头”，开发铁路机车车辆生产；以四川重型汽车厂及重庆兵器工业企业为骨干，扩大中型和重型汽车生产，组织西南汽车联合公司，共同发展技术比较先进、质量优良的轻型汽车，并在重庆形成轻骑摩托车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加强本区能源工业建设，在扩建川、云、贵一批重点煤矿的基础上，重点扩建四川江油、贵州清镇等一批水电、火电站，以适应矿产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逐步建成三个主要能源——工业生产综合体，即重庆川南煤炭——天然气——钢铁——化工——机械工业综合体；川西水能——钢铁——煤炭工业综合体；黔中煤炭——水能——炼铝——磷化工工业综合体。

8.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

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域，以珠江三角洲城市集聚区为中心，集结了闽、粤、海南三省区，以及浙南、桂东地区的城市和港口群体，随着港澳回归，大陆与台湾统一，这一区域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大“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在地理上皆以丘陵山地为主，兼有河谷平原和沿海平原，拥有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天然良港及丰富的海洋资源；在经济开发及历史上，自唐、宋以来即具有与海外经济、文化、科技的广泛交流。今后，这一地区沿海港口与港、澳、台联合作为亚洲东部重要的海运枢纽，将成为面对世界市场的大商埠和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的最重要地区。

本区对外经济贸易是最重要的优势，也是扬地理位置之“长”，避能源、原材料资源缺乏之“短”，加速地域经济开发的最重要途径。今后地域经济发展，首先拟积极开发水电，补充能源不足；其次利用滨海及港口条件，建设好经济特区，发展对外出口加工工业；再次，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海上石油资源），形成新型的海洋化工、海洋水产、海洋能源工业。

9.西藏城市经济区

西藏城市经济区位居我国青藏高原，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就全国地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本区的经济开发最为薄弱，迄今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而且又地处高寒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开发影响巨大。

从现状资料分析看，本区水力、有色金属（尤其铜矿）、畜牧业及旅游资源丰富。地域经济开发近期拟以开发旅游资源为先锋，发展农牧业及手工业生产为主体，逐步开发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重点应放在雅鲁藏布江谷地及藏南山地地区。

这样，我国地域经济开发将逐步形成沿海（包括东北、华北、华东、东南沿海四大城市经济区）、沿江（包括华东、华中、西南三大城市经济区）、沿黄河——陇海铁路线（包括华北、西北两大城市经济区）三大经济发展轴带和新疆、西藏两大城市经济区的空间结构总格局。这些带、区都各自具有比较坚实的能源、原材料和农业基础，经济开发各具特色、互有分工，遂将形成以一系列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及城镇共同组成的全国范围的地域经济网络，成为推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现将我国九大城市经济区组织方案汇总列表如下：

表15-4  我国九大城市经济区组织方案









续表

第十六章  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展望



国家城镇体系的发展既是历史遗存、现状基础的延续，又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基础上，按城市化进程及其地域经济开发要求进行综合布局、合理发展的结果。

一、建设分区城镇体系的发展战略





（一）城镇体系发展战略



根据我国城镇人口发展预测，1986—2050年是我国城镇人口的急剧增长时期，将近有3.5亿左右的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如何安置这些由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目前理论界主要有发展大中城市、发展小城镇和发展大中小相结合的城镇网三种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应根据地域差异明显、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特点，建立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位的分区城镇体系。也就是说，应根据我国东、西两大经济发展地带不同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我国城镇体系，形成沿海、沿江、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三条城镇发展轴和九大城镇分区体系。

城镇体系发展的宏观战略为：先东后西，分区实施；自点到轴，由轴及片，联片成面，逐步推移；用不太长的时间逐步建成全国范围内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市比例协调，分布有序，分工协作的国家分区城镇体系。具体为：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带的滨海地区（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带”），应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结合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建设远郊卫星城市（镇）；有重点地发展一批中等城市，形成强有力的地区性中心城市经济网络，同时也应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带的内陆地区，拟结合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兴工矿城市，并发挥现有中等城市的潜力，建设一批具有中心城市作用的大、中城市，尽快与滨海地带城市发展相结合，建成我国沿海、沿江、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三大城市发展轴带；在西部经济发展地带，现已形成若干区域经济开发极核，拟应因地制宜地继续扶植这些“极核”城市，使之成为21世纪西部地带大规模开发的基地。



（二）城镇体系发展战略依据



拟定上述城镇体系发展战略，主要依据有：

（1）由东向西分区开发。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区域的空间转移是一个自东而西、顺序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现状经济重心区域偏集沿海及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尽管在50～60年代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向西部移入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特殊的人口政策，使西部人口增长快于东部，但由于人口基数相差悬殊，上述分布不平衡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随着21世纪东部经济发展地带的内陆地区及西部经济发展地带的全面开发，我国经济重心也将逐步由东向西推移，新兴城市（镇）及产业带的建设也将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因此，这种地域经济开发步骤上的先后顺序就必然要求国家城镇体系发展实施分区开发的战略设想。

（2）加速开发海洋资源。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是我国城镇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拥有世界沿海国家近海中的各种资源，在海洋油气、海洋生物、海洋矿产、建港条件、滨海旅游、潮汐能及滩涂资源等方面，具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然而，目前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很不充分。进入21世纪，将既是我国生产力布局向西部发展地带转移，又是我国海洋经济进入全面开发的新时代。沿海地区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势必构成新的地域城市发展特点，必然要求建立内外开放的分区城镇体系，达到加快形成海洋开发产业群、新兴产业城市带的目标。

（3）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首先，就我国珍贵的耕地资源而言，控制工业、交通和城镇用地的过快增长，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势，保证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需要的耕地资源，争取2050年全国耕地面积保持在18亿亩左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鉴于我国耕地、人口和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长江、珠江、黄淮海平原、松辽河流域地区，若按每100万人口城市占地150平方公里（合225万亩）计，我国现状耕地面积仅能建成800座这样的城市。因此，在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必须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以及小城镇。

（4）水资源问题。就我国的水资源而言，在2050年按全国水浇地面积9—10亿亩，工业生产单位耗水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以及近14.5亿人口生活用水，并以2000年预测需水量为基数计算，在充分节约用水的前提下，全国总需水量仍不低于10000亿立方米。而从我国水资源的条件看，到这一时期，充分的水利设施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水量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大致平衡。但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且又与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布局不相协调，尤其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珠江、松花江和黄河、淮河、辽河等七大江河流域，水资源即已表现为“三江有余，四河紧缺”的特征。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00年，黄、淮、海、辽河流域需水量2000亿立方米，而可供水量只有1700亿立方米，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到2050年，这一地区缺水量将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左右。十分明显，这一地域跨流域调水已十分迫切，否则必然限制其地域经济及城镇体系的发展。据此，这类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应区别于其他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尤其大城市）规模和城市中大耗水工业布局，避免缺水量和引水量矛盾的盲目加大。

（5）环保问题。就环境保护而言，我国地理条件复杂，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各地域城镇体系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对策差异很大，如新疆城市经济区的绿洲——城镇系统，东北城市经济区大兴安岭地区的林区——林业城镇系统，以及沿江河的水系——城镇系统的保护都应因地制宜，才能充分发挥优势，达到合理发展的目的。

（6）充分使用资源问题。就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而言，到2050年的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意味着1985—2050年的65年中，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约24倍，即平均每年递增5％，大约每15年翻一番。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所作的《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认为：“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每年递增至少5.5％，也许6.5％。这种高速增长，在其他国家尚属罕见。……然而人均收入增长率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还在于资源的使用效率。”“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调动、有效地使用一切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在我国地域空间上均是表现为面状不连续分布，而且具有相应的地域组合结构特征，这必然成为我国各地域城镇体系、生产地域分工和职能差异形成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根据我国地域开发的实际国情，自觉运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发挥地域资源优势，进行国土的分区、分步骤开发，重视城市的地域中心作用，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核心，组织和建立我国的分区城镇体系，无疑是上述所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成功地调动、有效地使用一切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最好途径。

二、点——轴——面系统的空间结构



城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发展必须同城镇以外的区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流关系，即呈开放状态。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结构，就是要打破自求平衡、自成体系、条块分割、互相封闭的传统体制，力图造成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格局，使城镇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以及体系内各城镇之间，形成一种不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在机制。在区域经济学上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区关系问题，前者作为“点”，后者作为“面”，通过各种交通线、通讯线等“轴”进行经济技术的全面交流和协作，从而形成“点——轴——面”型的稳定有序的城镇体系空间新结构。

如前所述，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地域空间结构是受国家地域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据预测下世纪世界经济重心，将逐渐由现在的环大西洋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我国是位居太平洋西岸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且现状经济和城市分布也偏集沿海、沿江地区，因此可以断言，我国21世纪城镇体系发展，仍然具有以沿海为核心，以沿江、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两大城市轴带为通道，向内陆辐射、扩展的巨型地域空间结构总特征。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中国21世纪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布局，首先，必须尽快发展我国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和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能源城市，形成我国21世纪城镇体系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及对内技术、经济渗透和扩散的动力源泉；其次，根据城镇体系的一般扩散原理——等级扩散原理①，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建设若干城市发展轴线，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分层次、多中心的不同类型开放式的点——轴系统；再次，在上述点——轴基础上，再由点及轴向“面”渐进扩散，逐步形成我国城镇体系的“点——轴——面”系统的地域空间结构。

根据我国地域资源组合结构、经济发展现状基础，以及自然环境特征，我们预计21世纪城镇体系的发展，至少将进行如下“点”、“轴”的开发：



（一）“点”的开发



在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发展过程中，一部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必然将发展成为分区或地域（不同层次）城镇体系的核心。在这类核心城市中，又有一部分城市必然由于比较优越的发展条件，不断地扩大城市联系的地域范围，以致使一组城市相继形成为某一地域（或分区）城镇体系的“核心地带”，从而逐渐构成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点——轴——面”系统的“点”的集合。这种“点”的集合，从区域城市分布空间看一般都表现为城市群的特征。现列表如下：

表16-1  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点”的开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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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轴”的开发



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轴”的开发，实质上是在上述“点”开发基础上，由“增长极”（核心城市）扩展到“增长地区”（城市群），由多个“增长地区”联结而成为“增长轴”。根据这些轴线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可分为首级开发轴和次级开发轴两种。

1.首级开发轴

这一轴线与我国大型经济开发地带相对应，不仅具有便捷的交通干线，发达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良好的地域资源组合优势和巨大的开发潜力。根据国家地域经济开发和城镇发展预测，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的首级开发轴线主要有三条：

（1）沿海城市发展轴。我国沿海地区是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已成为我国经济实力最雄厚、技术水平最先进、内外经济联合的产业密集地带。随着这一地带海洋及地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现有辽中南、哈尔滨——长春，京、津、唐，沪、宁、杭，闽东、粤东沿海城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以及台北城市群为节点，由沿海、津浦铁路沿线、哈大铁路和西江流域等产业带组成，共同构成了我国城镇体系的南北向主要轴线。

（2）沿江城市发展轴。沿江地带经济发展现状基础比较雄厚，已基本形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基地，最密集的产业地带，最大的城乡市场和巨大的能源（包括上中游水电、四川盆地天然气、沿海大陆架油田）和原材料（湘、赣、鄂、云、贵、川等有色金属和钢铁资源）开发潜力地区，是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与沿海地带并驾齐驱的经济发达地带和城镇密集区。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沪——宁——杭——芜城市连绵带，武汉、长、株、潭为中心的两个城市集聚区，以及成渝铁路沿线城市集聚带为节点，以长江干流为枢轴，以江南浙赣——湘黔——贵昆铁路，江北宁启——宁襄——襄渝——阳安铁路为辅轴的我国城镇体系东西向主要轴线。

（3）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发展轴。这一轴线由陇海铁路，黄、淮、海河沿岸，以及京包、包兰铁路沿线产业群组成。以陇海铁路为主干，将首都圈城市群，渤海湾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开发基地，徐、淮、兖、滕煤炭为主体的能源开发区，以山西为中心的我国最大的煤炭——化工基地，以及黄河上游水电和有色金属开发区连为一体，共同组成我国城镇体系潜在的东西向城市发展轴线和我国最重要的能源产业密集地带。

2.次级城市开发轴

这一类城市发展轴线与上述首级开发轴线相比，具有规模小（一般局限于各省、市间线状基础设施所经过的地带），发展优势条件集中的特点。本着因地制宜均衡发展我国城镇体系的原则预测，其次级城市发展轴主要有：

（1）哈大城市发展轴。这一轴线呈自北而南，位居我国东北城市经济区中部。随着东北地区西部地域经济、交通干线的发展，以辽中南城市群、哈尔滨——长春城市群为节点，以哈大、平齐——京通两条铁路为枢轴，组成为我国最大的以重工业为特色的地域城市发展轴线。

（2）滨洲——滨绥城市发展轴。这一轴线是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哈尔滨、牡丹江城市群为核心，滨洲——滨绥铁路为轴线，其西部林业、牧业城市，中部石油、机械城市，东部林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城市为主，呈东西向分布的城市发展轴线。

（3）京广城市发展轴。这一轴线纵跨我国华北、华中、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经济区，是我国仅次于沿海（包括京沪铁路沿线）的南北向城市发展轴。随着我国生产力布局重点向中部地带的转移和“三线”建设地区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将进一步形成以京津唐、郑州、武汉、长、株、潭和港穗城市密集区为节点，京广、同蒲——焦枝——枝柳为骨干的城市发展轴线。从发展的眼光看，由于这一地带发展基础不及沿海、沿江，资源开发条件次于沿河（黄河——陇海铁路沿线），因此这一轴线将由两短轴和一个开发区组成，即北京——郑州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的城市发展轴；武汉——长株潭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发展轴；以及包括湖南郴州、江西赣州、广东韶关地区的湘——赣——粤交界地区的有色金属开发区。

（4）胶济——兰烟城市发展轴。这一轴线是位于山东半岛，以济南、青岛为节点，胶济——兰烟铁路为主干，正在逐步形成地区城市发展轴线。

（5）西江流域城市发展轴。这一城市发展轴位于广西省自南盘江天生桥至黔江大藤峡沿河两岸地区，是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西部亟待开发的红水河水电和有色金属矿产富集地区。

（6）乌江流域城市发展轴。这一城市发展轴位于贵州省境内乌江流域地区，是我国西南城市经济区有待开发的水电、有色金属、磷矿等资源集聚区。

（7）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等流域城市集聚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西南城市经济区川、云、贵三省毗邻地区，将形成攀西——六盘水能源（水电、煤炭）、原材料（钢铁、有色金属、磷矿）为主，澜沧江中游以水电、有色金属（铅锌、铜、铂钯）为主的新兴产业城市密集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将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杭——芜城市连绵区作为全国城镇体系最大的核心地区。它对全国城镇体系内各城市经济区城镇体系的辐射、极核作用，必然在全国范围内起承东启西、联南结北、策应全局的巨大作用，使纵向上的沿海城市发展轴和横向上的沿江城市发展轴逐步延伸，在地域空间结构上表现为自东往西推移，由南（北）而北（南）扩展；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以若干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若干城市集聚区、次级城市发展轴和主要城市发展轴线，利用“自点到轴，由轴及面”的极核作用和波及效应，带动各分区城镇体系的发展，最后形成“点——轴——面”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

三、均衡型等级系统的规模结构



如前所述，我国城镇体系的现状等级规模结构的幂函数分布模型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1985年全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模型为：



其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998、0.996和0.987。因此，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仍可以用Pr=b0Rb的幂函数分布模型进行预测。

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的幂函数分布模型Pr＝b0Rb来看，构造我国21世纪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的前题是b0和b的预测。



（一）b0和b的预测



根据Pr＝b0Rb模型预测b0和b参数，其前提为P3和Pr=10时R的预测。

1.P3的预测

在建立我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幂函数分布模型时，为了避免Lnl=0，首位城市在回归方程中作用减弱，令等级系列（R）=实际序位（r）+2。也就是说，在我国城镇体系中的首位城市的等级系列为R=3，即P3代表了我国上海市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

据1987年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问题会议公布的有关资料，上海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专家们预测到2000年上海将由世界10大城市之首降为第8位，城市人口将由1216.69万增加到1920万①。按现状城市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比100∶56计，到2000年上海城市非农业人口约达1075万人。

按照我国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P3的预测考虑21世纪上海市城市非农业总人口不再增长。即：P3=1075。

2.R的预测

根据1984年我国城镇人口资料统计，我国大于（包括等于）50000人口的城市（镇）共有699座，其中5—10万人口的城市（镇）共446座，约占63.8％。又据第12章新城市发展分析，到下世纪我国约新增城市700座，总城市数可能达1050座左右。再采用我国城市规划部门预测，到2000年我国设市城市将达650个。因此，不难分析，到下世纪中叶我国大于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可能达到700个以上。即：P700=100000。



（二）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及其预测



根据上述P3和R的预测，可得下列方程组：



由方程（1）、（2）解得：b0=2758.766269

b=0.857866714

据此，我国21世纪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潜结构幂函数分布模型为：

Pr=2758.766269R-0.857866714（3≤R≤700）

根据上述模型得2050年左右我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序位表如表16-2。



（三）城镇等级规模结构特征



根据幂函数分布模型预测结果和分布模型



得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如表16-3。

表16-2  21世纪中国城市等级规模序位预测表



单位：万人



续表



续表









 

表16-3  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预测表



表16-3  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预测表





综合上述我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的模型预测和未来新城市发展分析，到21世纪中叶我国设市城市将达到1060个左右（城市非农业人口在7万以上），0.5万以上的建制镇将发展到22000个以上。其时，全国将形成7个4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38个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这7个超大城市除现状上海、北京、天津外，东北城市经济区的沈阳、华中城市经济区的武汉、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的香港和西南城市经济区的重庆等都可能达到这一等级规模，在全国城镇体系中起着一级中心的作用。38个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平均每个省区有一个以上，除西藏、宁夏等少数省区外，各省区的省会城市都将达到这一标准，形成为我国城镇体系的二级经济中心。这两级经济中心城市与60个50—100万的大城市、205个20—50万的中等城市、750个7万以上的小城市，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城市网络。这些城市与21934多个0.5万以上的小城镇逐步形成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层的规模不等、分布合理，大中小有机结合的多层次、金字塔式分布的等级规模结构。

四、组群——亚系系统的职能结构



所谓城镇体系的职能，即是指城镇体系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秩序和能力。国家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实质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国土空间上的有机组合。

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地域分工已成为区域开发最鲜明的特征。因此，理想的国家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建设，应通过合理地组织地域生产力，最优地利用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资源及条件，逐步建立以城市经济区为单位，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发展相结合的高效能地域生产综合体，以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效益。从这种意义上讲，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组织，就是要根据国家地域经济开发程序、区域劳动分工和生产力布局原则，形成以各级中心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组群功能、亚系功能和整体功能相配套的有机整体。

我国城市发展是国家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发展、地域经济开发相互作用的产物。辽阔的国土疆域、地域资源储藏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也导致了我国城市的类型和职能呈多层次的变化。尤其我国近代城市（镇）的兴起多渊源于商品经济、现代工业、交通和技术的发展，其作用过程大体上可归结为自东南沿海、东北城市经济区输入，逐步向西南、西北城市经济区转移，从而也逐步形成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东部高于西部，城市职能类型西部简单、东部复杂的地域差异总特征。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由各种类型的城市组成一系列有机结合的城市组群，再由各城市组群共同构造分区（城市经济区）的亚系职能有机体，最后再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开发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将各亚系功能相互联系，组织协调成为一个完整的城镇有机整体，从而形成全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十分明显，这种被有机化了的城镇体系职能组合结构，已经不同于组成该体系的各类型城市（镇）、城镇组群和城镇亚系功能的总和，而是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体系整体功能，从而收到有别于各城镇自由发展以外的整体效益。

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将依据前述划分的城市经济区，相应形成一系列城市子群、组群、亚系和整体职能类型。现概括如下：



（一）东北重工型城镇亚系



东北城市经济区是我国最重要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同时也是商品粮、商品牧、林业基地。城镇亚系职能以重工型为特色，由10个城镇组群组成（表16-4）。



（二）黄淮海河流域能源型城镇亚系



黄淮海河流域是我国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随着流域内能源及其它矿产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能源开发为特色的城镇亚系职能。这个亚系结构又由环渤海湾城镇圈、淮海、中原（黄河中游）、内西北（黄河上游）四个城镇子系所构成（表16-5）。



（三）长江流域综合型城镇亚系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城镇密集分布的地区之一。城镇亚系职能以综合型为特色，由长江下游、中游、上游三个城镇子系共同组成（表16-6）。



（四）东南沿海外向型城镇亚系



东南沿海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地区，城镇

表16-4  21世纪东北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亚系职能将以外向型为特色，由大陆东南沿海（含港澳）和台湾两大子系组成（表16-7）。



（五）外西北开发型城镇亚系



外西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将成为我国

表16-5  21世纪黄淮海流域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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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21世纪长江流域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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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主要开发地区。城镇亚系职能以开发型为特色，由南疆、北疆两大城镇圈组成（表16-8）。

表16-7  21世纪东南沿海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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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藏待开发型城镇亚系



西藏城市经济区是我国亟待开发的地区，城镇亚系正处于形成初期，预计将由雅鲁藏布江谷地、藏东、藏北、藏西四个城镇组群

表16-8  21世纪外西北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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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表16-9）。

表16-9  21世纪西藏城镇亚系职能结构

五、通道网——经济网——城镇网系统的网络结构



现代城镇体系是开放系统，它依存于国家社会经济大系统之中，客观存在着体系内部城市（镇）之间、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的途径和载体就是城镇体系的网络系统。到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的网络系统结构不再仅仅是体系内各城镇间的简单联结，而将形成有主有从、由简单的蛛网状城镇网络，逐步向通道网、经济网相结合过渡的城镇网络系统。



（一）城镇体系通道网络的发展



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不仅已经改善了市际交通条件，加强了城市间、区域间运输网骨架的建设，而且还将建成一系列具有全国意义的城镇体系内部重要通道。它们是：

1.西北——华北煤炭外运通道

从全国煤炭现状运输（表11-18）及未来供应状况看，其流向以运往东部沿海各省市为主。为适应这种态势，除利用现有京包、京秦铁路（北线）、石太——石德铁路（中线）和陇海铁路（南线）外，将全面修通晋城——新乡——菏泽——兖州——石臼所（日照）铁路和大同——秦皇岛铁路的运煤专用干线。

2.东北进出关通道

东北进出关铁路干线是维系我国辽中南、京津唐两大城市集聚区的重要通道，在我国现状铁路客、货运输中，它是客货流密度最大的路段。除在充分利用京沈复线的同时，加强对京承、沙通等原有线路的改建，建设秦皇岛——沟帮子、赤峰——锦州铁路，从而根治现状东北进出关交通压力的局面；也将新建集宁——赤峰——通辽——长春铁路和京沈高速公路，渤海湾陆——水——陆中转运输，联结“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新通道。

3.东部经济发展地带（不含东北城市经济区）通道

（1）南北通道。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河流水系以东西向为主，城市（镇）分布密度也呈由东向西递减趋势。因此，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及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城镇体系网络系统拟加强南北通道的建设。再从现状南北通道看，京广铁路、津浦——皖赣——鹰厦铁路、太焦——焦枝——枝柳铁路是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内三条主要南北通道，但京广、津浦二线客货运量均已达饱和状态。21世纪城镇体系发展除重点改造焦枝——枝柳铁路，提高客货通过能力，缓解京广、津浦二线交通运输紧张局面外；还将建设京沪第二铁路干线，改建和扩建沿海港口，建设大东、鲅鱼圈、王滩、上海新港、北仑、湄州湾等一批大型新海港，并相应发展一批中小沿海港口，形成我国北起丹东，南至防城的海上通道；新建包头——西安——安康铁路与襄渝铁路相接，北京——衡水——菏泽、商丘——阜阳——九江——赣州——韶关——广州铁路，以及纵贯津鲁苏沪省、市沿海的南北铁路；建设与京广铁路并行的高速公路等四条南北向新通道。

（2）东西通道。在东部经济发展地带，现状东西向通道主要有陇海、石太——石德——胶济、浙赣——湘黔——贵昆三条铁路和长江、株江二条水路。随着我国经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以及西北、西南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建设，东西向通道将首先加强长江航道的整治和码头设施的建设，将现有浦口、裕溪口、汉口、枝城建设成为北煤南运的大型中转港，形成以长江干流为主干的长江干支流航道网；并尽早联通三斗坪——宜昌——沙市——武汉——大冶——九江沿江铁路；建设沿江高速公路干道，形成长江流域水路、铁路、公路综合运输通道。其次新建集宁——赤峰铁路，使兰新——包兰——京包线向东延伸，将东北、华北、西北及新疆城市经济区联为一体。再次，新建杭州湾以南沿海各省滨海铁路和高速公路，将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区的大型海港城市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深圳、广州、珠海、湛江、北海、防城等在海路、铁路、公路运输通道的基础上形成有机的整体。

4.西部经济发展地带通道

21世纪将是我国全面开发西部经济发展地带时期，地域城镇及其体系都将有较大的发展。因此，将新修新疆城市经济区的南北疆铁路（库尔勒——喀什——和田铁路、乌苏——克拉玛依——阿勒泰铁路）、建设青藏——青疆（库尔勒——格尔木——那曲——拉萨）铁路（或川藏、滇藏铁路），形成将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地带联为一体的通道网络。



（二）城镇体系经济网络的发展



随着上述通道网的建设和城市间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强，21世纪我国城镇体系将逐步由中心——腹地体系的蛛网系统向联系各个经济重心区的通道网发展脊转化，形成为全国范围内以大、中城市为节点的经济网络。

据1987年国家经委统计①，目前全国已建立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104个。这些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大体分为四个层次，即省内经济协作区，省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省际经济协作区和更大范围的经济技术协作区②。它们之间纵横交叉、相嵌重叠，由生产领域发展到流通和科技领域，由工业扩展到各经济部门，既推动了我国地域经济开发由东到西战略转移，又促进了以生产、商品流通为主体的经济网络形成。随着这些地区性横向经济联系网络在全国城镇体系内部展开，预计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网络将由现在国务院直接调控30个省（区）市的传统行政——经济网络，逐步转变为国务院通过九大城市经济区间接调控分区城镇体系核心，作用于38个特大城市，波及1000个左右的地区经济中心的经济——行政管理网络新模式。形成为我国自上而下，多层次，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经济网。

到下世纪末，我国城镇体系将形成以北京为核心，九大城市经济区分区体系核心为辅心，38个省级地域城镇体系中心为骨干，1000个左右的地方中心城市为节点，与8条纵跨南北干线、8条横贯东西通道相交汇，共同组成我国21世纪城镇体系的网络系统结构（表16-10）。

16-10  21世纪中国城镇体系通道网结构

后  记



本书源于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近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始终得到了我的导师宋家泰教授的热心教导与关怀，尤其在论文写作后期，先生不幸遭遇车祸，抱病为我修改了论文全稿，在此首先致以衷心的谢意！在论文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系鲍恩（L.S.Bou-rue）教授、卡伦敦大学地理系瑞伊（O.M.Ray）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哈伯（R.A.Harper）教授、夏威夷大学地理系章生道（S.Chang）教授、佐治亚大学地理系潘奈尔（C.W.Pannell）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地理系彼得（A.Pred）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地理系艾迪林哥（Nancy Ettlinger）助理教授的热心帮助；得到我的学友石楠、于慧莉、朱俊锋、陈田、李海金、胡东升、高小真、杨颖、杨齐、李燕、丁金宏、武进、蔡建辉、浦善新等的无私帮助；得到我的老师崔功豪、林炳跃、庄林德、蒋松柳、张立丰、王树本、杨仲钦、胡荣仙、张芸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也表示深切的谢意！论文写成后，胡焕庸、吴传钧、严重敏、杨吾扬、李德华、徐兆奎、洪焕椿、胡兆量、董■泓、吴明伟、佘之祥、蒋赞初、许学强等教授为之写了评审意见，杨吾扬、李德华、徐兆奎、洪焕椿、吴明伟、佘之祥等教授在主持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又对论文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尤其洪焕椿、徐兆奎教授又帮助我进行了史料核实和文字加工。在此向这些专家教授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正值我的慈父身患绝症住院治疗。在全书初稿接近完成时期，父亲几乎天天卧床呼唤我的名字。但当我完成初稿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却已经与世长辞了，从而铸造了我的终身遗憾！为了忘却的纪念，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顾盛财先生。

顾朝林

1988年9月1日于北京917大楼

商朝祖乙之都是邢台
目前在史学界是没有异议的

楼主写错了

转贴的，不是我写的。

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