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直到北宋，交州上层跟中原王朝都依然没有语言障碍，静海军的通用语言应该是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当时跟全国性的汉语共通语还没有太大隔阂。北宋派宋镐出使交州见到黎桓，《长编》及《宋史》都有记载两人对话，场景较生动，似乎没有翻译在场的迹象，特别宋镐报告说黎桓宴饮时“或自歌劝酒，莫能晓其词”，可能黎桓日常对话用汉语，酒酣之际唱歌才是后来的越南语。又《宋会要辑稿》还记载黎桓“执蜑人不晓华言者二十七人送转运使”，可以反过来证明交州跟宋人交流讲的是“华言”。作为对比可以看高丽，《宋史》高丽传明确写高丽人“不迩华言”，《长编》作“不通华言”，又《长编》熙宁九年记载高丽人漂流至宋朝，“语难辨问，令书字”，只能笔谈（而现有史料的中越笔谈记录均见于明清时期）。又《宋朝事实》仪注记“西北蕃部及契丹、高丽、东南蛮、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皆通事传译”，由于下文即有交趾，显然这里交趾不包括在西南夷或外蕃里，这可能是因为宋朝视交趾为藩镇，但也可能说明交趾使臣与北宋朝廷交谈不需要传译。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桓的心腹洪献即是“北人”，“常从征伐为军师“，黎桓子卧朝帝纳“宋女萧氏”为宫人，重用“宋优人廖守心”等，黎桓父子手下有不少宋人，或许也可以作为当时中越语言依然互通的旁证。
而到元明之时，中越交流已经明确记载需要翻译。元代《岛夷志略》记交趾“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使至，必使通语者传译”，而陈朝太宗之子陈日燏语言天赋强会多国语言跟元使交谈，元使以为他是真定人在越南为官，元军攻越时，“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上皇恐诸军或不能辨，使人谕之曰：‘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盖宋与鞑声音衣服相似，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可见南宋灭亡时，投靠越南的士兵所讲的语言与元军相似，而跟越南人已有明显差异。永乐占领交趾后，按《明实录》洪熙元年交趾布政使司奏“各府州县儒学，自永乐十三年开设以来并无朝除教官，多是土人训诲，通经者少。诸生颇知读书，然皆言语侏离，礼法疏旷，虽务学业，未习华风”，可见当时越南的读书音跟明朝官话已有很大差别（虽然这点从汉越语与现代官话对比也可得知）。又《明史》载洪武三十年遣使安南“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利“令通事……示东都城”，又其手下刘伯恭曾为“成山侯王通通事”等等，可见明初中越交往也必须依赖翻译。对应的是，此时越南喃字文学也已蔚为大观，比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胡季嫠“编《无逸篇》，译为国语，以教官家”，后来阮廌采录“胡氏手诏及诗文……得国语诗文数十篇”，这里国语均指喃字。晚明《殊域周咨录》把“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的喃字化历史上溯到汉末的士燮，明显是附会（因为与早期史料不符），但反映的其实正是元明时期的越南情况。这一时期越南上下均已通行越芒语，此时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已经变成汉越语，只停留在越南人的高级词汇和书面语层面上，现代越南语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