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垣租界]清朝满城的一些资料【新疆更新完毕，更换一些旧图档】 [复制链接]

建置：温宿州 光绪八年至二十八年；温宿府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无附郭。位于今阿克苏市驻地(41.168°N, 80.260°E)，面积0.51平方公里。领二县。

清光绪八年，置阿克苏分巡兵备道和温宿直隶州于阿克苏城，十年在旧城以南13公里，今阿克苏市驻地筑汉城，名“普安城”，道署、州署均徙至此。二十八年升为温宿府，以汉城为府治，又置温宿县，以旧城为县治。于是变成“旧阿克苏在今温宿，旧温宿府在今阿克苏”的神奇景象。

阿克苏在清末发展较快，成为南疆东四城中唯一保留二级行政地位至今的城市。

民国二十八年起逐渐拆除城墙，今已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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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驻地，位于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驻地焉耆镇(42.063°N, 86.567°E)。面积：老城0.20+新城0.98=1.2平方公里。办事大臣管辖喀喇沙尔城，另有阿奇木伯克管理的两座城庄，附牧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二盟七旗。

原有旧城二，至清时皆圮。乾隆二十四年移建新城于喀喇沙尔，设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并实行“屯兵戍边”和“移民实边”方略，招募陕甘回民。此时城池面积狭小，周不到一里。道光年间，因部分屯田兵丁撤回内地，遂招西宁、临夏、固原、平凉回民及眷属近百户屯田经贸，后有退伍兵丁留下务农、放牧、经商、营工，世代相传繁衍，渐成土著。八年，设城名为协顺城。二十九年扩建。

同治年间先后被热西丁、阿古柏攻占，光绪三年八月刘锦棠率清军逼近，守将白彦虎将喀喇沙尔抢掠一空后掘堤淹城，城内房屋尽毁。九月清军收复喀喇沙尔。光绪八年设喀喇沙尔直隶厅，二十四年升为焉耆府。

民国三十四年三区革命后，焉耆国军守将蒋汉城为加强防御，于旧城以南修筑新城，将旧南墙至开都河边的城区纳入圈围范围内。

图片:6-焉耆.jpg

以下为本人补充：
《西域舆图.喀喇沙尔图说》：“镇城惟东西二门，东曰德绥，西曰抚徕”。

建置：乾隆三十年至光绪八年。

乌什办事大臣驻地。位于今乌什县驻地(41.214°N, 79.221°E)。面积0.16平方公里。辖阿奇木伯克驻理城庄一。

原有回城，为石城、土城相联，石城依乌赤山而建，面积0.019平方公里，土城位于石城东门外山下，面积0.020平方公里。

清乾隆二十四年于此地设乌什办事大臣，三十年乌什民变，两城毁于战乱。三十一年于旧城以东建永宁城，五十一年因地震毁坏，后修复。道光间对增修城墙，改永宁城为孚化城。

同治三年夏，库车民变，农民军攻破孚化城，城破后守城清军点燃火药库四万余斤炸药殉难。光绪三年收复后，九年设乌什直隶厅，十一年重修孚化城。目前存一段南北向墙体约150米。

图片:6-乌什.jpg

以下为本人补充：
《西域舆图.乌什图说》：“镇城为乾隆三十年重建，赐名永宁城”。

建置：乾隆二十四年至光绪十年。

库车办事大臣驻地。位于今库车市驻地(41.720°N, 82.921°E)。面积：王府城0.17+外城0.32=0.49平方公里。办事大臣管辖库车城，境内有阿奇木伯克驻理的城庄两座。

汉时为龟兹(与库车为同源词)，清乾隆二十三年追讨小和卓霍集占至库车城，清军屡攻不下，后霍集占出西门突围，清军方占据库车，并设库车办事大臣。五十八年重修库车城郭。道光八年定名“巩平城”，未普及。

同治三年四月，库车发生民变，叛众拥立热西丁为汗，此事成为同治年间新疆战乱的导火索，此后库车城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

清军收复库车后于光绪十年设库车直隶厅，二十八年改直隶州。清末城内人口达到五千余人。民国初战乱毁王府城内建筑，但城垣留存至今。外城在城市扩张中逐步拆除，目前存残墙约100米。

图片:6-库车.jpg

以下为本人补充。库车的回城即沙雅尔城。《西域舆图.库车图说》：“镇城在沙雅尔回城北一百八十里，乾隆五十八年建设”

陈跃

摘要：同治光绪年间，新疆社会动乱，驻防满营官兵及家属损失严重。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决定调整治理体制，新疆建省并改革军制，确定将巴里坤与乌鲁木齐两处满营官兵及家属全部移驻古城，设古城城守尉，下辖六旗，不再隶属伊犁将军，改属甘肃新疆巡抚。迁移地选择、旗制、饷银及军事指挥权之争，切实反映了晚清新疆建省期间军制改革的复杂历程。这不仅是新疆建省期间新疆军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晚清新疆地方治理体制向内地化转变的内涵之一。

关键词：新疆建省；边疆治理；陕甘总督；甘肃新疆巡抚；治理体制改革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在新疆东起巴里坤，中经乌鲁木齐，西至伊犁，北起塔尔巴哈台，南至吐鲁番的重要城镇设立满营驻防，在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乌什等城虽设满、蒙八旗官兵，但均属换防而非驻防。新疆满营驻防及换防体系，是清代新疆军事与边防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新疆稳定和西北边防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治年间，新疆爆发社会动乱，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及乌鲁木齐地区，沙俄则非法侵占伊犁地区。在此过程中，清政府在新疆各地的八旗及绿营驻军遭到重创。光绪四年（1878），清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驱逐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大部。光绪八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收复新疆后，清政府面临着安抚战后民众及重建边防体系的任务。其中，如何安置劫后余生的满营官兵及家属，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涉及新疆建省后的民族关系、行政治理及军事体制等内容，而且是晚清新疆治理新体制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学界研究仅是提及将新疆东部满营重新安置于古城，而鲜论述具体内容，或未从新疆建省的角度审视其历史价值。[1]笔者不揣谫陋，在充分收集相关档案的基础上，试从新疆建省期间军制改革角度进行论述，敬请方家指正。

光绪八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新疆行政建置与军事体制事宜随之而来。同年七月初三日，身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的刘锦棠就新疆行政建置及军事体制改革提出建议。行政建置方面，他认为新疆设立行省是大势所趋，左宗棠、谭钟麟所议改设行省之议是维护新疆长治久安之谋。同时指出，新疆、甘肃难以分为两省，奏请将新疆并归甘肃，合为一省。[2]军事体制改革方面，鉴于战后满营旗丁孑遗仅存，旧制难复，伊犁满营应照内地各省将军营制重新整顿。总之，“新疆不复旧制，便当概照行省办法”。清廷原本计划恢复新疆满营旧制，曾任命胜安为古城领队大臣，但胜安抵达古城后发现，古城的满营房屋久已荒废，野草丛生，劫后余生的旗丁仅有十余人。胜安感叹古城无队可领，无营署可居，进退维谷，最终只得与刘锦棠、金顺、恭镗商议自处之道，怅然而去。不仅古城满营如此，乌鲁木齐满营也是极为荒凉。光绪二年夏秋之际，清军克复乌鲁木齐时，满城倾圮，瓦砾荒凉，未见旗丁。此后，清军克复南疆各城，将被裹挟的旗人解救出来，陆续送往乌鲁木齐安插，但人数亦很少。总之，“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等处，所余旗丁如目前之零星分布，恐无济实用，不如并归伊犁满营，生聚教训，以期渐成劲旅。”[3]

光绪十年二月，户部奏称西路军饷浩繁，亟须统筹全局。清廷要求刘锦棠统筹新疆兵饷、官制及屯田事宜。四月二十八日，刘锦棠在《遵旨统筹新疆情形以规久远折》中从兵勇、营制、官制、屯田四个方面阐述新疆建省规划。营制改革方面，他认为，可将旧有之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吐鲁番各处旗丁归并伊犁。伊犁将军与塔尔巴哈台参赞改为驻防旗制，伊犁驻兵七千，塔尔巴哈台驻三千，伊犁兵力来源应在“该处现存之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及现拟移乌鲁木齐各城之旗丁内挑选三千人以作旗兵”，再从金顺所部挑选四千人，上述兵力“即由（伊犁）将军辖制酌定”。新疆建省后的官制，“除留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两处旗营外，其余两路之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各缺，概予裁撤”。[4]从刘锦棠的建议看，他首倡将新疆东部原设的满营官兵及家属全部移居伊犁，统归伊犁将军管辖。此奏得到清廷批准。按此本无疑议，但这却引发了帮办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的异议。

金顺接到清廷批示后，表示伊犁各营现存官兵及家口共67800余名。“今拟仅挑三千，其余概从摒弃，则旧补官兵将有失粮之怨，新恤丁壮无望补伍之时”，且“本处现存旗兵若一裁额，尚自难求生计”，再将乌鲁木齐各城官兵和家口归并伊犁，“实属无法安插”。他还认为，若将伊犁领队各员全部裁撤，则各营旗兵无专管大臣，恐难以钤束，“旧制未可尽行更张”。[5]他还指出，“塔尔巴哈台为北路边要，向无驻防之兵，承平时系各处拨兵换防，现拟将换防之例停止。该城仅恃客兵，终非久计。……将乌鲁木齐各城旗营官兵迁归塔城，作为塔城永远驻防”。[6]此议虽经部议允准，但遭到巴里坤满营官兵的强烈反对。

护理巴里坤领队大臣金贵向刘锦棠咨称，巴里坤满营官兵认为，该部在抵御阿古柏入侵期间力守危城，尤其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壮丁迎敌，妇女登陴，奋勇杀敌，幸获无恙。此后，

又千里驰援古城和阜康，继复平定哈密叛乱，冒雪冲锋，伤亡甚多。现存者又频遭荒歉，糊口艰难。全疆底定后，虽稍有复苏，而生计仍属拮据。“现闻议令迁驻塔城，该处毗连俄界，窃恐凋敝之余，难资御侮。且地隔巴城近三千里，先人坟墓，祭扫尤难。”[7]虽然巴里坤满营官兵所说属实，可纵观有清一代，尚未见一地官兵抗拒军令，拒绝迁移的。这应是清代特例。既然巴里坤满营官兵不愿迁往塔城，如何安置新疆东部的满营官兵几乎陷入困境。

在进退维谷之际，刘锦棠提出新的安置地——古城。他认为历经多次战乱，吐鲁番、乌鲁木齐及古城各处的满营兵丁基本散失殆尽，惟有巴里坤历经艰险，仅仅得存。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吐鲁番满营未经复设，其余各营招集散亡，人数终属过少。此次新疆设立行省，裁并营旗，所有巴里坤等处满营自应归并伊犁，以符体制。然而，伊犁将军金顺以为伊犁无从安插。如此，迁移伊犁之议也就难以强求。至于前往塔城，他认为也多有不便。因为该处既非肥沃之地，又地处边界，一向是换防体制，不使边兵久戍。如今塔城与俄交界，当地边防官兵应贵于精，而不宜再添。现已停止换防，变通营制，自应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妥善部署。“若巴里坤各处之喘息仅存，贫不中徙，亦系实情。若欲强以必行，又非朝廷所以轸恤边兵之意。”他查阅档案得知，早在光绪九年五月，乌鲁木齐都统恭镗就奏请调整新疆东部满营驻防体系。他认为巴里坤为著名寒瘠之区，乱后遭遇连年旱灾，屯田收成歉薄，加之运饷艰难，官兵生计艰苦，可将该处满营移驻乌鲁木齐，其所遗户地官屯悉数留给镇标绿营管理。再者，古城商贾辐辏，为北路咽喉重地，然而该城营旗官兵过少，不敷分防，可将归化城满营闲散挑选若干名，准其携眷移驻古城，以资扼要。[8]

刘锦棠认为，调整新疆东部满营驻防体制是必要的。恭镗的建议有可取之处，但也需商榷。乌鲁木齐新筑巩宁城后移驻旗营，自无不可。如今新疆建省，“乌鲁木齐定为省治，设官分职，情事顿殊。旧有旗营尚须迁徙，自未便更从增置”。至于移驻古城，则是可行。因为古城地当要冲，东接巴里坤，西达乌鲁木齐，南依天山，北至科布多，东北通乌里雅苏台，西南为出吐鲁番之间道，形势便利，亟应增设重兵，以资控驭。具体而言，将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满营官兵移驻古城有五大有利条件：一是巴里坤等处满营迁往塔尔巴哈台或迁居伊犁，既无成见，而古城尚待增防，以应迁之兵，置应防之地。二是毋庸再于归化城满营挑选闲散，以节劳省费。三是乌鲁木齐、巴里坤与古城相距不远，迁徙不难。迁移之后，即遇有请假省墓之事，往返不过旬日。四是去年奏准在古城建设新城，以便奇台县移治，现在城工告竣，既议移驻满营，则奇台可暂仍旧治，异日满营居止，即可因其已成，只须添盖营房，毋庸再议城工的经费。五是巴里坤地方现有镇抚绿营，足资镇守，可无须满营驻防。古城土膏沃衍，素为产粮之区，有利于生养休息。各营官兵迁移此地后，粮食可就地取给，无需由他处采运。总之，“此时既未便迁并伊犁，则舍此实无善策也”。[9]

综合上述伊犁将军金顺、护理巴里坤领队大臣金贵与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奏折观之，刘锦棠的意见更为契合实际情况，且具有可行性。最终，清廷确定采纳其意见，决定将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满营官兵及家属移驻古城。“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等奏，改议巴里坤等处满营移并古城，并设城守尉。下部议行。”[10]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兵部商议后认为，“古城地当冲要，旗营归并于此，自不可无专员钤束，以专责成。该处本有领队等官，业已奉旨裁撤。应如该抚等所请，准其添设城守尉一员……奉旨：依议”。[11]至此，迁移地点之争尘埃落定。

驻防体制是新疆建省军事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涉及统辖关系、旗制等诸多问题。

1、统辖关系

随着安置地点的确定，古城满营驻防体制如何设置成为新的焦点。刘锦棠认为，乌鲁木齐及古城现存官兵共295名，巴里坤现存官兵共779名，可以仿照河南、山西及甘肃庄浪满营之先例，设立城守尉一员进行管理。至于城守尉以下佐领、防御等官员在与城守尉商议后再定。关于古城满营城守尉的隶属问题，刘锦棠指出，山西城守尉有二员，其中的太原城守尉归山西巡抚兼辖，右卫城守尉则归绥远将军管辖。河南开封城守尉归属河南巡抚兼辖。甘肃庄浪城守尉则归凉州副都统管辖。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他与伊犁将军金顺、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后，奏称：“此次议设古城城守尉，应否由新疆巡抚兼辖，或由伊犁将军管辖之处，恭候钦定，臣等未敢擅拟。”[12]虽然刘锦棠在奏折中说“未敢擅拟”，但却把城守尉归属新疆巡抚兼辖，放在优先选项，这一安排颇有深意。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锦棠上《巴乌满营移并古城并请改设城守尉折》的同时，还上奏《拟设城守尉请于领队协领内简放片》和《请将折平银两拨归古城片》。在前一个“附片”中，刘锦棠开列四位古城城守尉候选名单，分别是头品顶戴副都统衔古城领队大臣讷恩登额巴图鲁魁福、头品顶戴副都统衔古城协领署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坚勇巴图鲁富勒铭额、护理巴里坤领队大臣副都统衔右翼协领金贵、副都统衔巴里坤左翼协领英魁。[13]在后一个“附片”中，刘锦棠指出，现在议定乌鲁木齐等处满营官兵归并古城驻扎，该处官兵的兵饷“即应迁移，地虽不同，而需用则一”，奏请“将此项扣平银十万两拨归古城，作为各该旗俸饷及迁徙一切经费”。[14]

十一月二十八日，兵部商议后“准其添设城守尉一员”，同时也指出“其佐领、防御以下，应否仍旧，及新设城守尉归于何处管辖，应请旨饬下伊犁将军、新疆巡抚，体察道里形势，会商奏明办理。”对此，刘锦棠在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后奏称，“古城为新疆东路，距省四百余里，声息相通。伊犁在其西二千余里，山川绵亘，中隔数城，文报往来，动需时日。以道里形势而论，远近判若不同”，刘锦棠特意指出，“臣等往复函商，意见相合，拟请将新设古城城守尉援照河南及山西太原城城守尉之例，归于新疆巡抚臣兼辖。”他还指出，归并古城之议已历数年，各旗营官兵计日待迁，不容再缓。“新设城守尉员缺，蒙恩俞允，应请旨迅赐简放，以便各旗营得以从速迁移。”至佐领、防御等官，应否仍旧，应俟城守尉到任，再行会商核办。与此同时，刘锦棠奏请应对各旗营兵丁花名清册分别造报，以加速迁移工作。不久，军机大臣奉旨：“著照所请，兵部知道。”[15]光绪十二年三月，清廷正式批准，“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等奏会商新设古城尉，请归新疆巡抚兼辖。从之”。[16]六月，清廷改授古城领队大臣命德胜为古城城守尉，令其出关赴任，“受新疆巡抚节制”。[17]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德胜经由京城驰驿抵达乌鲁木齐。[18]因为“古城工程既未告竣，各处旗营尚难归并”，刘锦棠令其与镇迪道道员英林一道驰赴古城、巴里坤检查迁移事宜。[19]

2、旗制设置

在筹划迁移的同时，刘锦棠加紧对乌鲁木齐、古城及巴里坤三处旗营兵丁清查工作。光绪十二年，护理乌鲁木齐都统富勒铭额统计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旗营官兵共计1044名，其中官46名，兵998名。[20]鉴于人数过少，若分设八旗，则官多兵少，虚耗饷项，他拟按六旗分设。经古城城守尉德胜清点核实后，官兵人数与富勒铭额原议相符，若按旗制，仅敷六旗之数。刘锦棠认为可设官21名，兵1000名，官兵俸饷按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满营承平旧制，分别定支。

按六旗定制，是符合人数与旗制规定的。不过，这一方案遭到护理巴里坤领队大臣金贵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将乌鲁木齐及巴里坤官兵重新安排，归并六旗，会紊乱旗籍，恳请仍照八旗旧制。刘锦棠则认为，新疆迁并满营，事属始创，并无先例可循。查甘肃庄浪城守尉旗制可知，当地设兵850名，将八旗归并四旗，又设蒙古一旗，共计五旗。现在乌鲁木齐及巴里坤兵丁中不满12岁的尚有258名之多，其中还包括幼丁61名。若令删除，仅有兵740名。按照庄浪旗制，即便设立五旗，也不足数。现在将乌鲁木齐等处满营拟设六旗，“系为兵少节饷起见”。[21]刘锦棠拟设六旗方案的原则不仅是按照实际情况，而且为了“节饷”，这与当时清政府提出的“开源节流”总体要求相符。因为当时“部库及各省库倍形支绌，而供亿浩繁，以西路饷需为尤巨。似此年复一年，殊非持久之道”。清廷特令刘锦棠、金顺、张曜及谭钟麟统筹全局，切实筹商，“量入为出，撙节开支”。[22]

针对刘锦棠的方案，兵部也认为，虽然乌鲁木齐巴里坤满营旧制设为八旗，然而现在迁并古城，今昔情形已有不同，“应准暂按六旗安设。一俟兵丁敷额，饷项充足，随时酌定，规复旧制，奏明办理”。[23]由此可见，清廷本意并不按六旗设置，但鉴于当时实情，只得暂时批准六旗营制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廷同意古城满营按六旗设置，但始终强调这是“暂时”之计，期待未来能恢复八旗之制。然而直至光绪三十三年，甘肃新疆巡抚联魁还奏称“古城营制未复，请将本年军政缓至下届举办”。[24]古城六旗分别为镶黄正白旗、正黄正红旗、镶白正蓝旗、镶红镶蓝旗、左翼蒙古旗和右翼蒙古旗。[25]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初七、初九、十一日，乌鲁木齐满营官兵分四批抵达古城。[26]十月初一日和十二月二十四日，巴里坤满营官兵分两批也先后抵达古城。最终，古城满营旗制定为六旗。

因为原来官多兵少，按照六旗设置就需裁撤协领二员。刘锦棠认为，其中一员为副都统衔左翼协领英魁，因其“年力衰迈，应请以原品休致”。另一人为副都统衔右翼协领金贵。虽然裁撤金贵，但仍陈述其功绩，“于光绪二年准补斯缺，屡护领队篆务，边防戎政，均能措置裕如。上年迁并各旗，尤能妥为调度”。[27]最终，清廷批准“英魁著以原品休致，金贵著交军机处存记”。[28]此外，刘锦棠奏请古城城守尉照庄浪城守尉章程领取薪俸，并仿关外领队大臣加增养廉银之例，于定额养廉银200两外，每年增加银100两，以资帮贴。对普通官兵，刘锦棠奏请按照十成支放薪俸，而不是章程规定的八成减半。[29]这体现了刘锦棠在实际工作中具备高超的处事技巧。光绪十五年二月，刘锦棠以回籍省视祖母请假，清廷令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护理新疆巡抚，古城满营事宜由其继续主持。魏光焘与德胜商议后，选定古城六旗的佐领人员，分别署理。[30]不久，又将巴里坤满营裁缺，佐领札勒哈苏、双兴、桂英，防御额勒和布、伊勒图堪、文明等六员，均以原品休致，照例分别支食全半俸银。佐领以下等官，则预支半年廉俸，分做三年扣还。此后，佐领札勒哈苏病故，魏光焘奏请免予追缴，以示体恤。[31]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古城满营官兵予以厚待。

此外，关于古城城守尉的级别，也是争论点之一。由于此前新疆未设城守尉一职，其级别如何，未有定制。首任古城城守尉德胜认为，古城为新疆重地，关系紧要，“应请赏加副都统衔，以资镇守”。刘锦棠认为，各省城守尉无此成例，难以应请。[32]最终，清政府按照内地城守尉之例，确定古城城守尉之级别。这体现出新疆建省后，其体制与内地保持了一致性。

除上述问题外，满营驻防地亩是古城安置的又一难题。光绪十二年十二月，护理乌鲁木齐都统署领队大臣富勒铭额奏称，乌鲁木齐、古城及巴里坤三处满营官兵，向有随缺地亩迪化州属熟荒地21000余亩，借资生计。现在三营官兵一千余名并迁古城，若不于古城地方拨还前项地亩，不但农具弃之可惜，而且旗丁生计堪忧。“查古城地方有头、二、三屯地，约计一万一千余亩，距古城新修满城不远，向本为绿营屯耕之所”，鉴于当前古城绿营屯兵较少，即以之拨归满营经理。另，可将古城迤东吉布库地方官屯，拨归绿营耕作。[33]清廷予以批准，并令刘锦棠悉心酌核。

刘锦棠经过审核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吉布库地方已归绿营耕种，但古城头屯、二屯及三屯虽为绿营屯地，但自动乱以来，地亩荒芜较多。光绪三年起，经陕甘总督左宗棠招集流民，实施屯垦后，当地已经安插100多户，男女1000多口，耕稼婚娶渐成土著。“若以此项地亩拨归满营，不但迁移改拨，徒滋劳费，且甫经招集，忽议迁徙，亦甚非朝廷劳来还定之意。”他建议，可以将古城东湾和中渠附近的土地划归古城满营。当地土质属上中，接引山水浇灌，可得耕地一万余亩，可将此地拨给各满营耕种。如不敷，再将附近的大板河和西岔二地拨给。大板河地约三四千亩，西岔地约四五千亩。虽然两处均有户民耕作，但为数较少，迁徙较易，可毋庸将古城头屯、二屯及三屯地亩拨给满营。总之，“如此办理，似属兵民两便”。[34]

刘锦棠安排城守尉德胜前往勘察水利，后者勘查后认为巴里坤满营尚未迁齐，乌鲁木齐满营虽迁并但安置尚未就绪。此外，所拨东湾、中渠等地亩，兴修水渠工程，并非急切不能完竣，遂请暂缓三年，再行屯垦，以纡兵力。清廷认可刘锦棠的更换地亩方案，并认为暂缓屯垦情况属实，予以批准。

光绪十六年，三年行将届满，时任新疆巡抚陶模向户部咨请再缓三年。“查古城满营所拨东湾等处地亩，系属久荒，开辟不易。牛具等项均须筹办，修浚渠道，需款甚巨。该各营归并古城，借支迁费，尚未扣清。现值边防紧要，尤宜加意操演，分队耕种，力实未逮。”户部回复：“该满营如目下实难举行屯垦，应由该抚奏明办理。”[35]

然而，此时的新疆正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危机，西北方向有塔城的哈巴河事件及巴尔鲁克山交涉事件，西南方向有英国侵入坎巨提和俄国侵入帕米尔事件。随着这些最重要且亟待处理的政事接踵而至，清廷一时也无暇关注古城满营屯垦。此外，古城满营经费一直不足，满营也无力完成屯垦。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称“古城满营经费不敷，恳请筹款接济”。[36]在此背景下，古城满营屯垦之事只能一再延缓。

晚清新疆建省是清朝治理边疆体制的重大调整，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治理新疆政策的重大变革。自乾隆二十年统一新疆以来，清政府高度重视新疆治理，历经七年探索，最终确立以伊犁将军为最高官员的军府制，同时令陕甘总督兼管精河以东的新疆地区。此外，还规定重要地区及重要官员的职位应掌握在满人手中，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总理回疆参赞大臣及各城驻扎大臣均为满缺。[37]军事上，八旗驻防也是雄踞新疆军事要地，特别是新疆天山北路各重镇。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范围动乱后，新疆八旗驻防官兵损失惨重。收复新疆后，清廷也未能将八旗驻防兵力恢复至动乱前水平。面对全新的局面，如何调整新疆与内地的关系，促进新疆境内各地区协调发展，在节省兵饷的同时还增强边防能力，是摆在清廷及陕甘新地方官员面前必须思考的课题。

种种现实情形迫使清廷和地方官员不得不面对实际局势，最终决定变革新疆军府制为行省制。新疆建省的内涵，绝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建置，而应包括经济制度变革、军事制度变革等丰富内容。[38]具体到重新安置新疆东部残余满营官兵及家属的事宜上，就是否定了恢复新疆东部地区驻防满营的初衷，而将乌鲁木齐和巴里坤满营移并古城一地。虽然如此，清廷在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满营移并地点的选择、古城旗制、古城城守尉级别及古城满营随缺地安置等方面，尽力维护满营官兵的利益。[39]在此过程中，刘锦棠更多是从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强调新疆“事权一体”。乌鲁木齐巴里坤满营迁并古城中出现的诸多纷争，充分反映出新疆建省初期新疆境内多方利益的冲突。魏光焘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故在俸饷方面尽力关照古城满营官兵的利益，做到既切合新疆实际，又兼顾各方关系，最终较为顺利地处理乌鲁木齐及巴里坤满营移并古城事宜。清政府最终将古城满营纳入甘肃新疆巡抚管辖和考核，[40]为新疆东部地区治理内地化扫清了障碍，保障了新疆建省的顺利完成，促进了新疆与内地治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深化了新疆地方治理，更好维护了我国西部边疆安全。

按，作者陈跃，男，1980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边疆史、中国历史地理学、清史。原文载《清史研究》2021年5月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新疆收复后，伊犁将军暂驻绥定城，光绪十九年新惠远城筑成，迁至新惠远城。
绥定城也是伊犁府驻地，宁远城则是伊塔道驻地。

图片:4-伊犁4.jpg

补一张迪化的图

图片:5-乌鲁木齐6.jpg

乌里雅苏台城、科布多城也有八旗官兵，但性质是定期换防（由绥远城派人），而且是肥差，需要上下打点、疏通关系才能去的那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道光帝曾设想将科布多城的换防改为携带家眷的永久驻防。经大臣讨论后，以“城内既无空地，城外又系各蒙古游牧，且城之周围三五百里内，并未有树株，木植缺乏”，“若改眷兵，人数加增，米面必致短绌”，“若人口增添，所用烧柴定多，必致缺乏”，“若改作眷兵，葬埋无所”等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