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201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30,较前20年1.10左右的数据都有显著增加,难道90后真比80、70后更爱生孩子,显然不可能是这样。1.30是这样得到的,
(6.07 + 55.22+ 98.98 + 65.05 + 26.91 + 6.34 + 1.61)× 5 / 1000 = 1.30
这组数据的意义是,在普查年度(2019.11.1~2020.10.30),15-19岁、20-24岁、直到44-49岁各年龄段每1000位妇女生育(活产)的子女数分别为6.07 、 55.22、 98.98、65.05 、26.91、 6.34 、1.61名,并用面板数据表征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妇女一生中,在15~49岁不同的五年梯段生育的子女数木为6.07/200 、 55.22/200、 98.98/200、65.05/200 、26.91/200、 6.34 /200、1.61/200名(想一想为何要除以5),或者说一生中总生育的子女数位1.30(<15岁太小,50岁以上年龄太大,怀孕生产的数据基本可以忽略)
http://xzqh.info/lt/read.php?tid=184302总和生育率指标理论上要反映的是每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但实际上年度数据只能是把全部育龄妇女视为整体的平均值。即将不同年龄育龄妇女在统计时段(一般是一年)生育的子女数进行平均。但用普查年份的面板数据,去推算妇女一生中的动态数据,只有在代际之间妇女生育模式不变的情况下,结果才是准确的。计算总和生育率时候实价是包含了母女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问题是这两代人的生育特征已经完全不同。由于占育龄人数比例很大的中年妇女,实际上不怎么生孩子,这必然会拉低了平均值
人类的婚育模式从早婚向晚婚晚育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总和生育率(TFR)的计算值<实际值的阶段,同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计划生育政策必将抑制75-90年新生儿的生育水平。
由于建国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的叠加,我国育龄妇女总数曾长期处于高位,这必然造成统计得到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偏低,因为在00、10年两次人口普查60年代的阿姨和大姐还被统计到分母中,而她们在当前几乎没有生育(都已经是奶奶了),虽然她们可能已经生育了两三个孩子。从而造成了对生育活动最为活跃的20-35年龄阶段的妇女生育水平的低估。
即使一直维持在现有水平,3-4代人以后,中国总人口还是有7-9亿。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认为随着政策放松,实际生育率会随政策生育率同步回升呢?因为现在的实际生育率基本和政策生育率一致。
根据第五次(2000年)、第六次(2010年)。第七次(2010)三次人口普查和2005、201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数据,各年龄段妇女截至2015年实际生育的子女数如下。
1976—1980年出生者,截至2015年(中值年龄37岁)已经生育子女接近1.4个,她们终生的生育数显然会超过1.4个(2020年达到1.41个)。1981—1985年出生者,截至2015年(中值年龄32岁)已经生育子女1.25个,她们终生的生育数也应该会超过1.4个(2020年、37岁)达到1.38个。1986—1990年出生者,截至2015年(中值年龄27岁)已经生育子女0.75个,到2020年(平均年龄32岁)达到1.07个,1976—1990年龄段是2000年以来婚育的主要力量,1.4的生育水平也和近十几年来的宏观人口数据相耦合。
1976—1980和1981—1985出生者生育行为的年龄特征十分相似,均表现为在25岁左右出现一个出生的峰值,这也符合当时大多数女子都在法定婚龄(20岁)后不久结婚的社会现实。但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女子,她们的生育行为与她们的母亲与姐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女子婚育年龄明显推迟,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同龄人口的5%。妇女婚龄的中位数推迟到大学毕业以后,符合晚婚(22岁)晚育(24岁)的标准,这也使得生育的峰值年龄延迟,表现在分年龄段生育率(ASBR)的年龄过程曲线上,20-24岁的ASBR呈现下降趋势,目前维持在50左右(1995-2000年出生人口),和她们的母辈相比已经腰斩,25-29岁的ASBR出现先下降再增长的反弹趋势。1985-90出生人口(2015年数据)达到最低水平。但她们30岁以后各年龄段的ASBR出现上升的态势。
但该数据目前只有1990年甚至1985年以前出生年龄度的数据,而未来1990年以后出生人口的数据一定会高于前者,因为20年七人普的时候,1991-1995年出生的女孩还有很多一部分没有结婚,更没有生孩子。
但是这在“七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无法反映,具体是多少只有等待2025年“和八普”及以后的数据。
总之,总和生育率(TFR)的计算是用面板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在生育行为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存在着用较低的数据估计年轻妇女未来生育可能性的趋势,这必然会造成对年轻妇女终生生育子女数的低估,但是低估多少只有通过未来的数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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