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长风 发布时间：2009/11/26 来源：《当代
中国史研究》
1959～1961年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短缺。为了缓解粮食危机，中国政府放缓工业化的步伐，提出了“吃饭第一”的方针。以1961年为转折点，进口粮食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1］据统计，1961年中国进口粮食580.97万吨，其中小麦进口388.17万吨［2］，分别占当年国内小麦产量的27.2% 和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3］。1961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计划执行顺利，其原因在于:首先，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使粮食进口计划得以高效执行;其次，西方一些主要产粮国生产过剩，对向中国出售粮食态度积极。1961年进口粮食这一举措为缓解粮食危机、促进恢复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1年还签订了未来几年的粮食订货合同，1961～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4］，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每年进口300多万吨至1000多万吨粮食。［2］（p.438）
当1960年底中国开始粮食进口时，只是作为临时性的应急之策。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我国的粮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暂时进口一些粮食是必要的，但决不是长久之计。” 但之后国家把粮食进口由临时性的应急之策转化为长期进口粮食的战略性举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通过广泛参与世界市场，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对外贸易
规模，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1961年开始的粮食进口对中国外贸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
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出口产品中，由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转变;进口产品中，农产品的比重上升，成套机器设备、工业原料的比重下降。
（一）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在出口额中的比重多占40%以上。［2］（p.421）当1961年国家开始粮食进口之后，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农副产品、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这一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受粮食由出口转为进口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有赖于新中国成立10多年来的工业化成就，中国轻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初步的比较优势。
第一，农副产品出口减少。面对粮食短缺，国家大幅度削减了粮食出口。1960年12月，《关于新情况下对外贸易工作的意见》指出，明年出口商品构成将有很大变化，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大大减少，工业日用品出口的比重相对增加（但绝对数量也略有减少）。［5］12月31日，中共中央还决定:对出口苏联的“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对东欧国家的欠账以及粮、油也予以缓还。这样，粮油产品的出口基本停止，直接带动了农副产品出口的减少，其占出口额的比重由1960年的31.0%下降到1961年的20.7%。［2］（p.421）
第二，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国在1961年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约需4亿美元，再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5亿美元，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6］有鉴于此，周恩来强调“在面临农畜产品出口困难情况下，就需要增加其他商品的出口”。［7］为了筹集外汇，国家加大力度扶植工业制成品和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加工品的出口，轻工业品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5.6%上升至1962年的53.3%［8］。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国家提出了“三个并举方针”，重点增加加工产品和制成品出口，大力发展轻纺产品出口。纺织品的出口尤其突出，至60年代前半期，其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升至30%。［9］因此，尽管196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较1960年下降超过20%，但是部分轻工业品出口额却大幅上升。比如，缝纫机出口由1960年的7.93万台增加到1961年的14.27万台，玩具出口由1960年的62万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160万美元。［8］（pp.Ⅳ-99，Ⅳ-101）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产品长期成为我国出口商品中的拳头产品，这表明当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具有前瞻性的积极意义。
（二）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为了把有限的外汇用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国家严格限制进口生活用品，进口商品绝大部分是生产资料，占进口总额的90%以上（1950～1952年除外）。［2］（p.421）但在1961年后，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一，优先进口粮食。1961年2月，中央制定了进口次序:“第一，粮食;第二，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政治照顾性的物资;第五，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3月8日，外贸部明确规定:当年只订购三类进口物资，对四五类暂停进口。［10］粮食由1960年净出口265.41万吨，变为1961年净进口445.47万吨;砂糖进口量由1960年的23.38万吨增加到1961年的118.66万吨。［2］（p.438）这些生活资料进口的增长，带动其比重由1960年的4.6%上升至1961年的38.1%。［2］（p.421）直到1965年，生活资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40%左右。［8］（p.Ⅳ-10）
第二，减少工业设备进口。1961年1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的削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原料的计划，从而减少外汇支出0.88亿美元。同时，还大量撤销与苏联、东欧各国签订的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3月30日，外贸部、外交部发出《关于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的补充通知》，关于进口预订货按以下原则处理:第一，如果对方已经生产好和对方确已投入生产的项目，只好接受;第二，能推迟交货的尽量推迟;第三，能撤销的尽量撤销;第四，对方主动要求撤销的项目，要同意。［11］撤销工业设备进口合同的力度非常大，比如，机械设备的进口额由1960年的9.70亿美元降至1961年的3.30亿美元，［8］（p.Ⅳ-10）8月，就1962年成套设备进口工作的原则，李富春指示:“除十二分必要，基本上不进口（工业成套设备）。”［12］1962年2月，国家决定进一步压缩和推迟成套设备的订货，“除了1961年订货、1962年到货付款的0.1亿新卢布之外，其余的成套设备拟在谈判中争取全部取消。” ⑤ 这样，机械设备的进口比重也由50年代占进口总额的50%左右，降至1963年的不到10%。［8］（p.Ⅳ-10）
总之，为了保证
人民生活的需要，1961年开始，国家年进口粮食约500万吨～600万吨，使生活资料在进口总额所占的比重一度猛升至44%，生产资料的比重降为56%［9］（p.11）。这显示了中国在危机之时
调整政策，放缓了工业化的节奏，把救荒当作首要任务。
二、对外贸易市场格局的变化
1961年的粮食进口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过分依赖苏联的状况。当时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在世界粮食市场购买粮食。进口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粮食生产过剩的西方国家，此外还通过第三国从美国进口粮食。以此为契机，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重心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年底国家决定粮食进口时，中国政府就意识到粮食进口将对我国外贸市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1960年12月31日，《关于新情况下对外贸易工作的意见（给我驻外使馆、代办处并商务参赞指示电）》指出，在1961年，对外贸易在国别安排上将有很大变化:对苏联东欧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贸易额都将减少;对亚洲兄弟国家贸易额基本维持，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将有所增加。［5］
（一）与苏联、东欧各国贸易的减少
从50年代中期至1960年，每年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左右。1961年成为转折的一年，当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急剧下降，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7.7%。［8］（p.Ⅳ-10）此后，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份额再没有超过这一比例。
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暴露了中苏贸易结构的深层矛盾，即双方都存在农产品短缺问题。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这无疑宣告了中苏经贸合作的结束。但是，由于当时美苏冷战加剧，中国正遭遇“大跃进”的重挫以及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军事压力，所以，中苏双方都努力避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极力维持双方贸易关系。［13］因此，当中国遭遇重大粮食危机时，1961年苏联曾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的粮食援助，但是当周恩来亲自向苏联提出进口大量粮食的要求时［14］，由于自身粮食也很紧张，苏联拒绝了中国的要求。［15］与此同时，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进口粮食，无力向中国出口。
中国无法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必需的粮食，被迫从西方进口，这就进一步突破了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束缚。“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认为，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高速的工业发展，很快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无需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还会向他国输出多余的商品。这一理论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必要性，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封闭的程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由于中国停止向苏联、东欧各国出口粮食等农产品，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必须减少进口苏联、东欧的工业制成品，这使双方贸易规模迅速下降。据统计，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60年的25.22亿美元下降至1961年的13.99亿美元。［8］（pp.IV-17～IV-68）
（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增长
1961年9月6日，李先念指出:“为了进口粮食，就必须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换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1］（p.481）1962年4月，中央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美元）储备，我国就会处于极为被动和不利的地位。那时，我们将不仅不能继续进口粮食，而且将会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信用破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中央要求“全党努力加强对外贸易收购工作，努力增加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 同时，在与西方持续的粮食贸易中，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粮食进口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特别是有利于打破美国（后来是苏联）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因此，中国政府主动把危机转变为机遇，把购买粮食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挂钩;把粮食进口作为应付危机的单纯目标转变为你来我往的双边贸易，恢复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重返世界市场。［16］
当时，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粮食，中国不仅成为进口澳大利亚小麦最多的国家，而且进口加拿大小麦也排在第二位，这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17］为了充分利用进口粮食带来的有利时机，推动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向纵深发展，1961年初我国决定派出贸易代表团赴澳、加进行访问、考察等活动，规定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推销中国出口商品。［18］6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澳、加两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反复强调:各国只有增加对华进口，中国才有可能继续大量进口粮食。这一呼吁得到积极回应，加拿大表示将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科姆斯在1961年访华后，即“召集各大商业银行的总经理，研究如何扩大我国对澳出口问题”。［19］1962年4月，加拿大农业部部长汉密尔顿出访中国，了解到中国只有向加拿大销售产品才能支付进口粮食费用后，他以个人名义“许诺帮助中国扩大市场”。［20］
经过努力，中国成功扩大了对西方市场的出口。1961年，中国不仅筹集到进口粮食所需外汇，而且还实现当年贸易顺差0.4亿美元。［6］（p.60）此外，1962年中国开始了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为主的贸易谈判。1963年，中日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1962～1968年，中国从英、法、意、联邦德国先后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电子、精密仪器等84项技术，共用汇2.7亿美元。［12］（pp.232，233）这一期间的技术引进，“打开了新的路子，接触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水平”［12］（pp.231，232），是我们引进技术和设备的第二个阶段。
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指出:“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日本等）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维修设备也卖给你，守信用。”［21］这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西方的经济动因之一。1964年，外贸部提出，1964～1970年间，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不少于15亿美元。［10］（p.425）但这一计划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没有实现。据统计，至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额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22］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有着重大意义。
三、贸易方式的转变
1961年的粮食进口加快了中国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减少了记账式易货贸易、扩大了按照国际通行方法开展对外贸易，以及促进“米麦套利交易”的开展。
（一）记账式贸易转为现汇贸易
1960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与苏联、东欧各国展开，采取的是政府间签订协定进行记账结算的易货贸易方式。当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七成以上，成为主要的外贸方式。记账式易货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贸易方式也有消极作用:第一，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之间的记账式易货贸易从属于各国的经济计划。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占有信息不充分的情况，双方贸易不仅难以反映客观价值规律，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计划同实际脱离以及官僚主义现象。第二，双方主持对外贸易的主体都是政府机构，外贸企业是
行政管理机构的附属物，不利于双方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活力。
1961年中国开始粮食进口后，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对外贸易方式也与国际接轨，转向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就要求外贸部门“迅速学会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3］为此，外贸部门开始加强对外推销工作，灵活运用各种贸易方式，不断扩大销售渠道。比如通过举办各种出口商品交易会，实行定牌、来样加工、中性包装等国际上通用的贸易做法，中国外贸部还要求驻外商参处，协助国内公司大力推销，建立客户关系，及时反映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等。［24］另外，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由于每笔业务大多与单个公司进行洽谈，双方信息占有较为充分，而且要求签订的贸易合同必须严格履行，避免了记账式贸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几乎每一种商品都面临多方面的竞争，有利于技术和管理的进步。
（二）“以进养出”——开展“米麦套利交易”
所谓“米麦套利交易”，就是利用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高于小麦价格的情况，通过出口大米换取外汇、进口更多小麦的国际贸易。“米麦套利交易”不是易货贸易，而是“以进养出”贸易的一种形式。中国政府在1961年粮食进口中敏锐地抓住时机，促成了“米麦套利交易”，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际粮食市场上，每斤大米大约相当于2斤～2.5斤小麦的价格。粮食部提出，用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方法来增加国内粮食的总量，周恩来、陈云立即批准。1961～1965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出口127亿斤，净进口420亿斤。在出口的127亿斤粮食中，主要是大米。如果按127亿斤出口粮中有110亿斤大米，而且按1斤大米相当于2斤小麦计算，那么出口110亿斤大米就可以换回220亿斤小麦。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547亿斤粮食中，有220亿斤小麦是通过出口大米换回的。一进一出，实际上就等于增加110亿斤粮食。［25］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在1962年后的进口粮食中，用于弥补粮食收支平衡和补充库存的比重下降，有相当部分是用于“米麦套利交易”和养殖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汇，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以1963年为例，6月30日，李先念指出:“即使国内用粮不进，品种调剂每年100到120万吨。外贸以进养出和转口将近80至100万吨。”［26］李先念所说的品种调剂就是“米麦套利交易”。“米麦套利交易”的实施，表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是把对外贸易作为调剂国民经济“互通有无，拾遗补缺”的手段，而是通过主动参与国际市场，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
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给国家带来了多方面的综合利益，这表明:第一，发展中国家即使处在落后阶段，进行对外开放仍有必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即使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27］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在经济上强或弱，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都可以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相对稀缺产品，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进而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第二，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市场格局越广阔，就越有可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同时，一个国家外贸市场的格局主要由其进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两国产业结构差别越大，贸易机会也越大。60年代初，中苏两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互补性不强。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提前暴露了中苏贸易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尽管中国60年代初经济比较落后，但是仍能出口某些工业制成品，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取决于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而不仅是绝对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应当注意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适时将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引文献］
［1］《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2］《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页。
［3］李志强:《中国主要粮食贸易及其国际贸易市场》，《中国农村观察》1996年第1期。
［4］《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
［5］《关于新情况下对外贸易工作的意见（给我驻外使馆、代办处并商务参赞指示电）》，外交部档案馆110- 01316-01。
［6］《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7］《周恩来总理接见苏联贸易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2。
［8］《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Ⅳ-8页。
［9］《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0］高峰:《林海云传》，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
［11］外贸部:《关于1961年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和贸易情况的通报及撤销对东欧1962年以后预订货物和成套设备、推迟谈判
方案的请示》，外交部档案馆109-02992-01。
［12］紫丁:《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3］Oleg Hoeffding，Sino-Soviet Economic Relations，1959～1962，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49，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Bloc（Sep.，1963），pp.94～105.
［14］《周恩来总理接见苏联贸易代表团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2。
［15］外贸部:《1961年赴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工作总结报告》，外交部档案馆109-02264-04。
［16］参见李节传《20世纪60年代中加小麦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7］Allan J.Barry，The Chinese Food Purchas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8（Oct.-Dec.，1961），pp.20～33.
［18］外贸部:《外贸部关于拟派贸易代表团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请示》，外交部档案馆111-00425-02。
［19］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澳大利亚银行贸易界对中澳贸易问题的反映》，外交部档案馆111-00452-03。
［20］〔加〕约翰·英格里斯、诺曼·赫尔摩主编，李节传等译《当代加拿大外交对世界格局影响大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21］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22］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23］《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24］《我外贸部1963年对法国贸易的几点意见》，外交部档案馆110-01617-02。
［25］《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26］外贸部:《关于华润公司同加拿大贸易代表团探讨性会谈的情况和对下一次谈判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批示》，外交部档案馆111-00484-0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5页。
［作者简介］ 尚长风，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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