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广西历史悬案———秦桂林郡治 [复制链接]

哭，我竟然被中学教科书骗了这么久。
  ——象州军田村或为秦桂林郡治——“广西第一古城”考析
                                    文/潘敏周
    内容摘要：象州县相继发现疑似秦汉代的罗秀镇军田村古城遗址、中平镇大普化村古城遗址和罗秀镇大乌来村秦屯兵营遗址等。据此，来宾文史学者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郡名演变、桂林郡碑、古城汉墓、战国文物、民间传说等多方面综合分析研究后认为: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遗址或为秦代桂林郡治——“广西第一古城”。
    广西简称“桂”，源于秦代设在岭南西部的桂林郡。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后，以其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为广西乃至岭南地区设郡县之始，但这三郡却是有郡而无县之记述。其秦桂林郡治所在，被视为八桂大地上最早的“首府”城市或“广西第一古城”。为寻找“广西第一古城”——秦桂林郡治，考古工作者、文史学者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初步给出的说法有四：
    一说在今广西桂平市西南（1978年3月和1981年11月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此说，1986年正式版本沿用）。
    一说在今广西贵港市（1988年再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
    一说在今广西东兰、凤山县一带（1992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王宏志主编的《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此说法，注释为“桂林郡治在今广西百色东北”，直至教科书都采用此说）。
    一说在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 （广西来宾市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在1995年第五期《广西地方志》发表的《秦桂林郡治新探》论文中首次提出）。
    但意见主要集中在桂平三角嘴或大塘城村与贵港市南江村。这两者虽有争议，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一致认为秦桂林郡治所在古布山县。
    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广西学者认为，秦代有无布山县尚待考证。
如《广西地方志》93年第5期 〈广西地区秦郡郡治考辩〉一文作者若谷：桂林、象郡的郡治在哪里？史籍无载。按《汉书·地理志》的行文惯例，郡下属县中首列者为郡治。汉郁林郡下首列县为布山，而郁林郡由秦桂林郡更名，有的学者即推论：布山也是秦桂林郡治。还说近年贵港市罗泊湾西汉前期一号墓出土可作佐证，该墓葬出土漆器中不少烙有“布山”二字，一些铜器也有“布”字。但这只能说明汉武帝前已有布山县，它是南越国桂林郡的属县。至于秦代有无布山县？只能说有可能，若下断论还待深入考证。因为作为郡治总得有遗址留存，就象兴安的秦城那样，但至今连汉代布山城的遗址还有争议，也不见有秦墓发掘作佐证。
   又如最近来宾市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认为，布山县是《汉书》记载的郁林郡治，但不足以证明秦代桂林郡治也在布山。他本人通过30多年的研究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秦代真正的桂林郡治，应该是在广西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遗址。那么，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笔者试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自已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桂林郡、郁林郡和桂林县、布山县的情况


     （一）桂林郡与桂林县
    1、桂林郡。 据《百度百科》：桂林郡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之一，初设于公元前214年。位置约在今广西一带，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以上。而之所以取名桂林，与境中多桂树有关。
    桂林郡为秦始皇于岭南地区设置的桂林、南海、象三郡之一。初设于公元前214年，据说行政中心设于布山县（今桂平市或贵港市，根据最新的资料也有可能在象州县军田村古城遗址）。
    桂林郡于秦末为南越朝所辖，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因南越国内乱派路博德率军南下，翌年南越灭亡，改置郁林郡，郡治为布山县。
    三国末期，吴末帝孙皓于凤凰三年（274年），分郁林郡的潭中、中留、桂林及武安等县置桂林郡，郡名即以秦桂林郡来命名。治所设于武安，辖境在今柳江流域（今广西象州、柳州一带）。六朝皆沿袭旧制。
    2、桂林县。桂林县，古旧县名。有史料记载，始设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象州县东南。此后，除梁陈（公元502～589年）短期撤消外，其余的三国、两晋、宋齐、隋、直到唐干丰元年（666年）并入武仙县后。桂林县一直设置并存属在今象州县境内将近约700年时间。1913年裁桂林府留县，治今广西桂林市。1940年桂林城区设市后，改名临桂县。
    3、桂林郡、桂林县名的来源。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本草拾遗》记载：“桂林，桂岭，因桂为名。今之所生，不离此郡。从岭南际海，惟柳、象州最多。”《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对桂林郡得名解释说：“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元和郡县图志》有这么一段：“邕州，古越地也，秦并南越为桂林县地，在汉为郁林郡之领方县地也。”据专家考证，秦朝的象郡、桂林郡有史书记载的，仅此桂林一个县名。
    4、桂林郡、桂林县治所变迁。据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认为：秦朝的桂林郡、桂林县治所有可能在象州军田村古城，但估计只存在约8年时间。到西汉初年，越佗割据岭南，改桂林为郁州，此时，桂林郡治才迁往布山县。后来郡治又重迁回桂林县，仍改为桂林郡（这个时间约为30年）。到了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代帝平定岭南，改桂林郡为郁林郡，郡治又迁往布山县直至汉代灭亡。秦汉代设立桂林郡，郁林郡的时间共有414年，作为郡治在布山县的约有360多年；秦代至汉代桂林郡治在桂林县（今象州县）仅有约50年左右；自秦代设桂林县至汉代，桂林县治一直在今象州县境内。

（二）郁林郡和布山县
    1、郁林郡。据《百度百科》：郁林郡，中国古代行政区域，治布山，在今广西桂平西南（也有说在今贵港市港北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采用羁縻手段，仍封赵佗为南越王。后因南越国宰相吕嘉叛乱，反对归附汉朝，坚持地方割据，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刘彻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南下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调整郡县设置，改秦桂林郡为郁林郡。“郁林郡统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等12县。区域包括南宁、百色、柳州地区大部分，玉林地区北部，河池地区东部和南部。
    2、布山县。《百度百科》：古县名，距今已经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自秦至隋设县，在今广西桂平西南一带（也有说在今贵港市港北区），为桂林郡治所。始设于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属桂林郡。秦末，桂林郡更名为郁林州，布山县属郁林州，属南海尉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布山县属郁林郡。布山县治所和郁林郡治所均在今桂平市。王莽新朝（公元9年至23年）改郁林郡为郁平郡，布山县属郁平郡。三国时期郁林郡布山县属吴国，郡治所和县治所均设于此。晋（公元281年至420年）布山县仍属郁林郡。 南北朝宋、齐时代（公元420年至502年）置布山、郁平、怀安三县，属郁林郡。梁（公元503至557年）、陈（公元558至589年）时代，布山属南定州。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南定州改尹州，故布山属尹州。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布山、龙山、武平、怀泽并称郁林县，同属广州。从此不复袭布山县之名。
    目前，学术界对布山县治所在地的意见有五说：一说在今桂平市(原桂平县)；一说在今贵港市（原贵县）；一说先在桂平后移贵港；一说在今贵港市和桂平市交界处；一说在今百色市东北；有的则直接指明在今凤山、东兰一带。长期争议的结果，意见主要集中在桂平和贵港两地，但近年却出现较多倾向贵港说的看法。

二、关于秦桂林郡治所的几种说法

   （一）布山桂平说和布山贵港（县）说
    首先，布山桂平说。其中有《布山县治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2006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文作者陈小波（广西博物馆副研究员），通过文献史料、地理位置、地名起源和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考证认为，早期的桂林郡治和布山县治设置的地点在桂平；并提出了布山县治先置桂平后移贵县迹象的新看法,并初步提供了桂平三角嘴和大塘城村两处可能是桂林郡、布山县城址的地方。其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文献记载在桂平。 首先，“布山”作为县的地名出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条，布山被列为汉郁林郡所辖十二县之首县。按《续汉书·郡国志》“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的规律，推定布山县无疑是汉郁林郡治的所在地。该文还提及，郁林郡是汉武帝从前代秦桂林郡更名而来，加上西汉初年割据的南越国赵佗政权所控制的郁林郡地区，其行政机构基本上还是沿袭秦制的情况，因而史学界一般都推断布山应是秦置县，也是原秦桂林郡治所的所在地。 其次，197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秦时期全图》、《淮汉以南诸郡》和《交趾刺史部》，1979年12月地图出版社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的《秦统一图》等书籍的地图上，都把秦代的桂林郡治和汉代的郁林郡治（即布山县）标注在桂平的位置上。再次，1978年12月，广西著名史地专家莫乃群主编的《广西地方简史》也说：“(桂林)郡治布山县，在今桂平县境内。”甚至连1979年和1999年版的《辞海》“桂平”条中，也肯定布山县治在桂平。
    二是地理位置宜桂平。作者的观点认为秦汉早期统治者对城址的选择，多注重军事和交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满足军事防御、战备攻守、水源保障、交通便利的需要。而从桂平的地理条件看，符合秦汉早期城池选址的要求，是当时理想的建城之地。故认为从地理位置看郡县治所也适宜在桂平。
    三是地名命名源桂平。作者认为“桂林”、“布山”两地名的起源地也在今桂平。而秦桂林郡的地名命名，则与该地盛产桂树有关。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也。”其地因肉桂多且成林，故称桂林。而桂平市境的浔、郁、黔流域内，江河纵横交错，冲积平原宽阔，丘陵起伏，土质优良，水源充沛，气候适宜，利于肉桂生长，桂树漫山遍野，所产的肉桂特别多。“桂平”这个县的地名得名，便与产肉桂多密切相关。
   四是城址材料现桂平。作者初步提供了桂平三角嘴和大塘城村两处可能是桂林郡、布山县城址的地方。
其中三角嘴一处被认为是古城址,主要考虑有四：
    第一，从地面调查的实物材料看。该作者举例1：1960年8月，广西博物馆历史组的考古工作人员曾在距旧县署不远的东面三角嘴地表上，“采集到的文物有绳纹、方格纹陶片9件，中绳纹陶片4件，方格纹陶片5件”④。其中的绳纹陶片，实际是汉代的绳纹瓦片。例2：1980年5月30日，该作者会同广西文物工作队何乃汉同志调查时，又在三角嘴即今桂平洲尾航标站与桂平食品公司猪仓之间的地表上，采集到的汉代绳纹瓦片54件、方格纹陶片13件、陶鼎足1件、素陶片1件。采集的陶片中，可辨认的器形有汉代的罐和釜的口沿。
   第二，从地形看。该作者认为桂平是“素称形胜之区，四邑环峙，双江夹绕，中置府城”的大都会。这里地势平坦，西面紧靠大山（西山），北、东、南三面冲积平原开阔，浔、郁、黔三大河流汇合于此，城址正处在黔、郁两江合抱的三角嘴上，是一处“背西面东、枕思陵（西山）而环两江”的险要之地，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两江环抱、一面靠山、三面临水的天然屏障和护城河。
    第三，从附近出现的墓葬看。该作者举例1：1983年8月和1987年12月，该作者与何乃汉同志在三角嘴东面一江之隔的郁江对岸的大塘城村河边调查时，相继采集到汉代绳纹筒瓦3件、绳纹版瓦18件，隋唐素面筒瓦6件，汉代小陶釜1件、方格纹陶罐底残片1件、弦纹水波纹陶片3件、素面平底小陶钵1件、素面陶壶颈残片1件、素面陶罐口沿残片1件、素面陶器底残片1件、敛口弦纹陶洗残片1件。采集的标本中，有一件比较完整的黄褐色筒瓦，瓦体厚重，两头窄中间宽，正面饰斜行粗绳纹，背面有凹麻点纹，并有泥条盘筑的痕迹。瓦体两侧边缘有明显的切痕，切割平整。长38、宽15、厚1.3～1.8厘米。这种绳纹瓦，与兴安秦城、广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出土的瓦相同，属西汉中晚期的瓦。另外，还采集到1件小陶釜。这种陶釜多见于汉墓中出土的陶灶上，为常见的一种明器。并从这件小陶釜的发现，推测这里应该还有汉墓存在。例2：1996年，文物工作者在大塘城村西距发现小陶釜处不足百米的浔江河岸上，发现一座被河水冲塌的墓室。1997年3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证明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夫妇合葬墓。乐后在该墓旁又相继发现7座西汉时期的土坑墓，在大塘城村南约300米的江边畬村又发现一座封土直径约30米的汉墓（编号为：大塘城3001号墓）。例3：在桂平发掘的汉墓群中发现有使用河卵石的现象。比如大塘城3001号墓，“在墓室的两侧及后端，围砌着一圈大块砾石，每块石头都有人的头部般大小，且光滑没有棱角，显然是河中的卵石，惟独通向墓道的一侧没有砌石头”。如1983年广州市考古队在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清理的一座墓，据说是广州所见南越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木椁墓，可能是三主赵婴齐的陵墓。该墓坑长13米，宽6米，墓中就全部填河沙。例4：在县城东约12公里的石咀河口大队大朴岭村还发现不少战国和汉代陶片，结合该村名称“大朴岭”，当地方言即指土堆大之意，可能也有战国和汉代的墓葬存在；在县城东约30公里的木圭乡大廊村浔江东岸龟岭上，还发现一处汉代早期的墓葬。
第四，从瓦窑遗址看。该作者举例1：1983年该作者调查时，在三角嘴东侧的郁江南岸，即寻旺乡先锋村下渡与江边畬自然村之间的禾塘冲口附近的河岸崩塌处，发现5个排列在河岸边的小型残马蹄形窑室。例2：1996年文物工作者在其附近的大塘城村边又发现一座马蹄形窑，次年3月与上述墓葬一起进行了清理，证明是一处比墓葬年代还早的、属西汉中晚期烧制绳纹筒瓦和绳纹版瓦的窑址。
    该作者认为。这些初步调查和发掘的资料表明，西汉时期在郁江与浔江交汇处附近的禾塘冲口与大塘城村之间的河岸上，原来曾建有不少马蹄形瓦窑，汉人曾在这里大量烧制建造房屋用的筒瓦和版瓦。烧制的这些瓦，不可能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使用，肯定是就地烧制在其附近建造房屋用，因而在窑址附近的三角嘴存在汉代城址的可能性较大。
    最后该作者者认为，从以上调查的信息表明，桂平三角嘴附近不仅有汉墓，也有烧制建筑材料瓦的窑址，符合古城址附近一般都有墓葬和建筑材料的规律，对三角嘴布山城址的存在增加了可能性。
    
    而其中大塘城村一处被认为是古城址,主要考虑是：
    认为该村正好处在浔、郁、黔三大河流交汇点的东岸，地势平坦，其东、东北、东南为开阔的浔郁平原。该作者在大塘城村调查时，除上述发现的墓葬和大量汉代绳纹瓦残片、方格纹陶片以及汉代、隋唐时期的建筑遗物外，还在该村以南附近的郁江河岸上发现过用作下水道的陶管，直径在30厘米以上。加上“大塘城”这个村以县城的“城”命名，村的四周除西面和西南面临浔、郁两江外，其西北、东北及东南三面还残留有疑为古代护城河迹象的环村冲田和水塘，上述烧制汉代绳纹瓦的马蹄形窑址就分布在该村西南面的郁江河岸上。这些迹象表明，大塘城村也可能是一座古城遗址。

其次，布山贵港（县）说。其主要依据是：

    1、广西通志馆雷坚女士在《广西建置沿革考录》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一版）中写到“布山县：秦至隋朝政区。位于今桂东南，秦置；治所在今贵港市贵城镇南江村。
    2、布山治所方位条说：元明以前，布山县治所主要依据《水经注》的记载，即牂牁水又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认为布山县治所在桂平县。《太平寰宇记》桂平县下载，汉布山县，郁林郡治，隋为桂平县。至清代，不少史地学者经反复考据对布山县治所在桂平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汪士锋在《汉志释地略》（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提出了布山县在贵县北的见解；《嘉庆重修一统志》作为官修的地方总志，将布山废县明确地记在贵县东，并说明为郁林郡治。刊于咸丰十一年的《水经注图及附录》，布山县亦标在贵县。入民国，《贵县志》作《布山县续考》。从通志、府志对贵县北山石牛的记载，与顾微《广州记》所载的郁林郡北有大山，上有池有石牛等记载，考证布山位于贵县。民国《广西通志》亦载布山在贵县。
    3、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绘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第十一图西汉时代图说明中，在郁林后的括号说明中为“广西贵县南”五字。
    4、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蒋廷瑜 先生撰写了《布山考》一文刊于1980年3月10日《广西日报》，1985年6月8日又在《广西日报》发表了《何处是古桂林郡和郁林郡治所》的考证文章。其中引了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所说“郁水‘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又东入阿林县，潭水注之’（水经注·郁水）”。说明布山县在郁水南岸，与南充师院历史系编绘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第八图的注释和第十一图的说明中的“贵县南”同。清人吴承志的《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郁水为今郁江，而阿林即今桂平，布山即今贵县，水经及地望标识十分明确。
    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龙兆佛、莫凤欣著的《广西地理沿革简编》有“桂林郡（郡治布山县在今贵县境），在贵县条中说：“秦始皇在岭南置三郡后，今贵县属桂林郡辖地，郡治布山县即今贵县境。”
    6、作为郡治的布山县即在今南江村（有考古发挖、古营盘、古驰道、古郁名区、桔井、廉石大埲及县志记载为证）。
     再次，布山先桂平后移贵港（县）。值此观点有上述提到的广西文史学者陈小波。其依据主要有四：
    一从文献史料看。桂平和贵县两地都是有史可查的布山县地。其中，记载贵县为“布山”的文献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虽无直接记录“布山”就在贵县，但可运用“因水证地”的方法从其记述郁水（今郁江）的流经地：“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又东入阿林县，潭水注之”这段文字中去间接推知。当时的布山县城在郁水南岸的郁林郡治所（贵县），其下游为阿林县（今桂平市），而阿林县有潭水（今黔江）注入郁水。如果这一记载和推断不误，则表明布山县治也曾在过贵县的位置上。而记述桂平为“布山”的文献，最早见于唐代杜佑撰的《通典》。综观历史文献的记载，后代学者一般多沿用前代史学的观点。但这本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典籍却偏偏没有沿袭郦道元“贵县说”的观点，而是直接指明布山县就在桂平。这两本书都是距离两汉时期较近、且是最早记录布山地理位置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影响较大的史籍之一。两本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对同一行政机构设置地点的记述却出现两个不同的地点，表明历史上的布山县治实际上是两说并存。因此，该学者认为桂平和贵县两地都是曾经先后设置过布山县治的地方。
    二从考古材料看。桂平、贵县两地都有丰富的汉代遗迹遗物可资佐证。据初步调查，桂平除发现两汉墓葬和数量较多的大型土堆以及种类丰富的其他汉代遗迹遗物外，还发现大量汉代建筑房屋用的绳纹瓦片以及多个烧制绳纹瓦的马蹄形窑遗址残存。这种汉代常见的绳纹瓦，是目前汉布山县范围内被认为是县治所在地的城址中唯一发现的一处，为下一步寻找汉代城址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可靠的实物资料。而贵县南江村被认为是布山县的城址内虽然至今尚未发现绳纹瓦一类的建筑遗物，但附近却保存有大量汉代墓葬。墓中厚资多藏，出土的器物十分丰富，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郡县治所所在地唯一的物证。由此可见，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桂平和贵县两地都曾设置过郡县两级行政机构是有史可查、有物可证的。
   三从地理位置看。贵县虽地处郁江沿岸，交通也算便利。但从秦汉早期城池选址重在交通和军事地位的情况看，较之桂平所处“三江汇流”、“汇交廿四江河”这一水系发达的交通中枢，贵县的军事地位优势明显偏弱。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1４年）初置的桂林郡辖区范围看，其辖境相当宽广，横跨广西、广东两省区，约当今广西的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肇庆至茂名两市等地范围。如此庞大的辖区，将郡县治所设置在三大河流相交、地处郡境中南部的桂平，不仅地理位置适中，而且符合秦汉统治者重视水路交通和建置“军政合一”城池的需要，也便于控制郁江、红水河、黔江、柳江、浔江、桂江以至西江等河网流域内的广大地区。郡县两级行政机构置于桂平，境内的水路交通尽在掌控之中，军事物资和兵力部署就可以运动自如，畅通无阻，大大有利于新生封建基层政权的巩固和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但是，若将郡县治所设置在贵县，其控制的范围则只能局限于郁江沿岸这一小部分地区，郡境内“陆事寡而水事众”的大部分地区的安全和“号称难治”的布山民夷便无法掌控。两相比较，早期的桂林郡和布山县治选择在桂平的可能性比贵县大。只有后来郡县辖区范围相对缩小以后，其治所才会向贵县转移。
  四从地名起源的地形地物看。桂林郡治既然设置在其所辖首县的布山县内，那么，桂林郡和布山县这两级行政机构显然设置在同一个地方，其最初设置之地必然具备“桂林”和“布山”两个地名同在一地命名的相应的地形地物，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命名条件，就不可能是郡县治所最初设置之地。为此，我们不妨将桂平与贵县两地相关的地形地物比较一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其一，从桂林郡的地名看。《旧唐书·地理志》说，因江源多桂而立为桂林郡，表明桂林郡是因当地大量产肉桂而得之名，与桂平县的得名一样，都是由于产肉桂多有关。而广西出产肉桂最多最著名的地方就在今桂平市。正如前文所述，桂平“县以桂名，桂其土产也，”并有县内无地不产桂的记载，向有著名的“浔桂、荆桂、瑶桂”等特产，民国版的《桂平县志》内还收录有《紫荆桂说》和《桂谱》两篇介绍桂平肉桂特产的专文可供查考，证明昔日的桂林郡和桂平县这两个地名都是同在一个出产肉桂多的地方（今桂平市）而得的名。而贵县境内却难以找到桂树（木犀）或肉桂的踪影，至少在光绪版《贵县志》记载的“物产”中就无法找到。书中记录贵县的动植物及矿产多达199种，却没有“桂”、“桂树”、“肉桂”或“木犀”之类的产品，表明贵县的物产与“桂林”这个地名起源无关。
    其二，从以“桂”字命名的村名看。桂平境内以“桂”字命名的村庄则多达32个；而贵县的《贵县志》记载的1016个村庄中，有“桂”字出现的村名只有“桂芳村”一个。
    其三，从目前还种植肉桂的村庄数量看。桂平至今还种植肉桂的村庄多达93个；而贵县境内现在还种植肉桂的村庄却无法查到。
   其四，从“桂平”和“贵县”两县名的用字看。两县名所用的第一个字虽然音同但字形及字义却不同。桂平用的“桂”字是桂树的“桂”，与桂林郡的“桂”和当地盛产肉桂的“桂”字相一致，明显保留与“桂林”地名一样以桂多而命名的特点；而贵县用的“贵”字，却是价格高或地位高的“贵”，与“桂”字相比，显然是两个字义和字形截然不同的字，与桂林和肉桂的“桂”字相去甚远，两者之间毫无联系，根本找不到桂林地名在贵县命名的痕迹。
    其五，从“布山”地名的得名看。前文已考证，“布山”是壮语地名，“布”是指泉之意，亦即以有古泉的名山而命的名。桂平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自古以来该山就有远近闻名的天然古泉（称“乳泉”），是“布山”直接命名的地方；而贵县却缺乏有古泉的名山存在，显然不是“布山”命名的地方。两相比较可知，桂平县有“桂林”和“布山”两地名同在一地命名的实物依据，而贵县却缺乏这两个地名同时起源的相应的地方特产及自然地形景物，显然不是“桂林”和“布山”两地名起源的地方。众所周知，地名的起源是考证古代地方行政机构最初设置地点最原始、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桂林”和“布山”两地名的起源既然是根据桂平的地形地物而命名，那么，这两级行政机构最初设置的地方无疑是在今桂平而非贵县。

    （二）象州军田村说
     第一，问题提出。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在1995年第五期《广西地方志》发表的《秦桂林郡治新探》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可能是秦桂林郡治所的观点。并得到时任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哲芳教授评论说：“这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对广西古历史的拓展，具有一定重要意义。该论文首次提出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县罗秀军田村的论点，运用翔实的文献史料，循着地名演变的足迹，并与出土的文物和古城汉墓考古发掘材料相印证，全面系统论证了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但愦憾的是此后未能引起广西学术届的关注和重视。
谁也未料到19年之后的 2014年3月25日，广西新闻网-南国今报记者王剑的一篇《透过历史迷雾探寻“广西第一古城”曾是屯戍之地》（来宾文史学者认为，象州县军田村古城遗址或为秦代桂林郡治）的文章在广西新闻网上发表后， 先后有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社会科学网、风凰资讯等多家网站和报刊转载，在象州当地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当地政府、政协及象文化研究会的高度关注。
    第二，依据和理由。陆干斌历经30多年的调研，认为秦代真正的桂林郡治，应该是在今天的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其依据和理由有十：  
   其一，从“桂林郡”的命名来源看。关于“桂林”名称的由来及桂林郡的设立，《史记·秦始皇本纪》仅有简单记述：“（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无一字提及三郡取名原由。到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旧唐书·地理志》的编纂者才对秦桂林郡的得名做如下解释：“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也。”这里所说的“桂”，是壮语gveiq的谐音，指的是“肉桂”。修于唐初开元年间的《本草拾遗》亦有记载，称“桂林、桂岭，因桂为名，今之所生，不离此郡。从岭以南际海，尽有桂树，惟柳、象州最多。”
    陆干斌认为，军田村距其东面的金秀大瑶山脉不到10公里，而流经村旁的罗秀河就发源于大瑶山脉。《旧唐书》中提到的“江源”，指的就是大瑶山一带。而《本草拾遗》也称“象州（桂树）最多”。其主要产地可能也在军田村附近的大瑶山中。因此，在军田村一带设置桂林郡和桂林县，符合地名起源和演变的一般规律，秦代桂林郡治最初应设在桂林县，地名来源完全相同，文献史证充分可信。
   其二，从秦行政区设置看。陆干斌认为，要证明秦桂林郡治设在今象州县境内，还可以从汉末三国时期的行政区设置中找到依据。三国时期，广西大部为吴国领地。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汉郁林郡辖区东北部分出一部分地区再置桂林郡。在今象州县境内置武安县、桂林县，隶属广州之桂林郡。武安为桂林郡治，在今县境东北，桂林县在今县境东南。正是因为是当时郡治“回来”了，所以“桂林郡”的郡号也就跟着“回来”，这和汉代迁郡治、改郡名是同样的道理。
其三，从地理位置看。象州县罗秀军田村，位于秦桂林郡中部，坐落于大瑶山西麓的河流冲积平原上，村前2公里处为罗秀河，村后是黄汉河，沿河下20多公里到柳江，沿柳江上可至柳州，下可达梧州和广州，水路交通便利。而村东面马鞍山孤峰挺拔，利于瞭望，在此筑城不仅易守难攻，且对外联络和运输补给也都十分便利。宋景德四年（1007年）赵恒帝称“象（今象州）为名郡，克壮炎荒，地控百蛮。”升为防御州，说明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此外，军田村前1公里处有战国墓，附近一带还有很多汉墓。据《象州地名集》：“据传汉朝曾在此屯兵垦田，故名。”还有传说村东面的马鞍山是汉伏波将军遗落其马鞍而得名。可见这里自古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重要军事基地。据目前广西发现秦汉时期的城址，基本上都在河旁的平地或距河较近的山坡上。在发现的13座城址中，有9座为郡县治所，4座为军事城堡。秦汉时的郡县治多是军政合一的古城。自古建郡县治所之地，先取地理形势，军田村地理位置优越，还是南北陆路交通要道，是古代陆路通往南海、象郡较为便捷之驿道，自然是秦朝设立桂林郡治的理想之地。
    其四，从军田村残存古城墙看。现今从军田村背马鞍山上俯瞰，军田村古城遗址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城墙轮廓。据测古城土夯城墙周长有1000多米，东西长400多米，南北宽300余米，总计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该残存墙体高4-6米，底宽10米左右，顶宽5米多。目前，墙顶部被植被覆盖，古木参天；轮廓近似圆角等边三角形呈封闭式。而城墙外30—50米处有残存城郭100余米，高1—2米。据传是古城的护城壕沟，壕沟最窄处有20多米宽（现为稻田），引罗秀河河水绕城外边流过，形成护城河，能有效发挥古代“城以卫民，郭以卫城”的作用。
    据村中老人回忆，军田村四围在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比较完整的古城墙和东、南、西、北四个古城门。而且古城中还建有放置铜鼓专用的铜鼓墩，铜鼓既是古代地方王权的重要象征，也是当时发号施令的重器。铜鼓和铜鼓墩的存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军田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只可惜在大跃进时，铜鼓墩、四个古城门和古城南、西、北三面的古城墙已被人为拆毁。
   《汉书·高帝纪》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从1979—1980年，在军田村附近那好岭和下那槽村旁曾先后出土过战国铜矛、铜钺、铜剑等兵器也说明了这一点。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古城是耕种土地城邦公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带有很大的农业性质。罗秀河两岸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排灌便利，估有10多万亩良田。《汜胜之书》记载，汉朝每人每年粮食约240公斤，这样每人每年口粮需要于今4.6亩耕地，这里的耕地能养活一定规模的人口。从现今保存的军田村古城遗址规模的来看，至少可容纳300余户，2000人以上。“越千人众号称王”，可推测军田古城池或为越人的王城，有可能是在战国时期就存在了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调整郡县设置，改秦桂林郡为郁林郡。郁林郡统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等12县。其中桂林县在今象州县境内。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郡，桂林郡治设在军田村古城池也是合情合理的。
   其五，从发现疑似秦兵营遗址看。2014年4月，陆干斌等文史学者，在下到罗秀镇大乌来村（距军田村西面10公里）走访中得到信息：在大乌来村东面约一华里的罗秀河北岸发现有一座疑似秦兵营的古城遗址。闻讯后他们在该村村民的引领下，赶到了该古城遗址进行考究。发现该古城遗址还完好保存有夯土筑成的古城围墙呈南北向、长方形。长约300米、宽约250米，占地面积约7.5万平方米。部分墙高约3—4米，最高点6.7米；底宽6至7.2米。四个墙角还分别保存有疑似了望哨楼各1个。据该村村民介绍，原内墙还有土夯的阶梯上城墙，且内墙地面高度和外面的一致，据当地民间传说这里曾是秦军的屯兵之处。
    其六，从发现“桂林郡”碑的线索看。陆干斌介绍说，军田村曾出土过一件刻有‘桂林郡’字样的石碑，可惜现在已不知去向。尽管碑刻去向不明，但村里曾有4批总共十多人先后见过这块碑，石碑存在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据了解，“桂林郡”碑最早是在1996年夏天发现的。当时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村前闸口处的泥墙被雨水冲塌，村民韦德球路过闸口时，意外发现了这块石碑。石碑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厚度在10厘米左右，韦德球抹掉碑面的黄土后，发现上面刻有三个篆字，每个字都有拳头大小。
    村民韦德球发现石碑后并未特别在意，他外出赶圩回到村里时，石碑已经不在原处。后来才知道，村民们当天对倒塌的泥墙进行了清理平整，石碑被一个名叫韦作凡的村民拿走了。当时韦作凡还曾请教过当地有文化的村民，得知石碑上刻的就是“桂林郡”三字。他本打算将石碑带回家中收藏起来，但村里却有人告诉他，有字的石碑不吉利，不能拿回家。于是，韦作凡便将石碑放在了村前的水渠边上，并在上面铺了树枝作为隐蔽。
    当地文物部门闻讯进村寻访后，韦作凡才知道那块石碑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但他再次回到水渠边上试图找到石碑时，却发现石碑又不见了。当时水渠边上有个鸭棚，韦作凡一打听，才知道石碑是被养鸭户韦信诚搬走了。韦信诚说自己曾用石碑垫鸭棚，他的父母在喂鸭时看到，但后来也是听说不吉利，就把石碑搬回到了水渠边。20多天后，韦信诚再去看时，石碑已经不知去向。
    陆干斌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此事后，曾经打来电话询问碑刻下落。他们说，同类石碑在全国范围内只发现过一件，因此“桂林郡”碑的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时用的就是小篆体，篆书“桂林郡”碑是秦桂林郡治的重要旁证。
    其七，从战国墓出土的文物看。据象州县博物馆馆员廖江勇介绍，军田村古城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下那曹村边战国墓（据说是桂中地区目前发现唯一的战国墓）。曾经出土过2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人首柱形器，以及多件铜鼓、铜钺、铜戈、铜矛、铜剑等重要文物。
    如1979年，象州县大乐镇鸡德村民在村后那好岭挖果坑时，挖出一件青铜戈长18.8厘米，内长8.2厘米，胡长7厘米，有二穿孔，专家鉴定为春秋中期铜戈。1980年3月，军田村前面2公里的下那曹村边的战国墓，出土文物有陶器20多件，青铜器有铜矛、铜钺、铜剑、青铜人首柱形器等10多件。2000年，一村民在战国墓地挖得一件青铜人首柱形器，高18.6厘米。1966年该墓已出过一件，现收藏在自治区博物馆。
    有文史资料称：铜鼓、铜钺都是古代地方王权的重要象征；而“人首柱形器是岭南地区特有的礼器，是古骆大部落首领的陪葬品，始于春秋，终于战国。象征着奴隶主权力和身份，用以祭祀、出巡、征战显示权威。”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在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古代西瓯、骆越人地区发掘了数以千计的春秋战国墓，出土的文物达数千件。但发现青铜人首柱形器的只有广西象州军田村附近出土过2件；广东清远、四会、肇庆、怀集、罗定等战国墓出土约11件。
    此外，从罗秀镇的那槽、那昆、那惆几个僚人村落的村名“槽”、“昆”、“惆”与僚语南部方言中的“国王、首领”之意无意巧合中的种种迹像看，军田村一带在并入秦朝版图之前，有可能已经成为岭南百越部族的王城所在地。秦军攻下百越王城后，就地设置桂林郡，这样的推断也算是合情合理的。
    秦始皇统一岭南，调拨几十万汉族人民移居南越，与越人杂居，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目前，广西已在梧州高民坊、藤县古龙坡、贵港高田村、苍梧大坡、象州运江芽村、瓦厂村发现汉代陶窑，多属马蹄形。
    象州运江瓦厂村陶窑长30米，宽3.8米，属龙窑，共有5座，是当时广西唯一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象州的芽村、瓦厂村都靠近柳江河，水运十分便利。瓦厂村陶窑生产的瓮、罐、钵等物器，形状和纹样与广西西汉早期其它地方墓葬出土陶器相似，专家断定为西汉早期陶窑。瓦厂村陶窑烧制的陶器运销广西各地，成为制陶业的中心。这里有烧制生活用品陶器的大型窑址，符合古城附近一般都有窑址的规律。
    如1985年，柳州地区考古队清理大乐木棉岭西汉墓，出土陶罐、陶钵、纺轮、铁器、铜币等文物。出土有纺轮和铁器生产工具，说明这里的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木棉岭西汉墓有铜币，反映这里铜钱货币已得到流通使用，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
    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说明，罗秀军田村一带地方有可能为春秋战国时的军事重地，是秦代汉族与越人杂居的地方，人口集中，农业发展，制陶业发达，商品丰富，用铜币交换商品具有桂林郡治的特征。
    其八，从发现大量汉墓线索看。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出现坟丘墓葬，随着高陵大坟的出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礼记·月令》记载：“饰丧纪，办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营）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高贱之等级。”陪葬品的多少，棺椁的厚薄，坟墓的高矮，是墓主身份贵贱等级的标志。《汉律》明文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合今9.2米），关内侯以下至蔗人各有差。”还规定，超过制度者要处罚。考古和历史学家们公认：凡是秦汉设立郡、县治的地方，都有汉墓遗存，汉墓是秦汉代郡县治的显著标志。
    据第2次文物普查，在罗秀镇军田村古城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大乐、中平、罗秀等乡镇都有汉墓群分布，多达1200余座。如象州县大乐木棉岭、马道岭、旧圩岭现有115座汉墓。中平三峭岭有30多座汉墓，落沙岭有40多座汉墓。这些古墓很多呈圆形，封土堆基本完好，残存直径一般12米，高3米左右，墓顶多为光秃的黄土堆，虽经过千余年的风雨剥蚀，有的汉墓至今仍高达4米，说明这一带地方的汉墓集中且高大。
    陆干斌说，凡是秦汉设立郡、县治的地方，都有汉墓遗存，这是考古界公认的判断标准之一。从分布在军田村古城周边的大量汉墓也间接说明，当地在秦汉时期可能出现过郡治级别的古城。
    其九，从出土的铜鼓看。《隋书·地理志》记载：岭南二十余郡，诸獠并铸铜为大鼓。越人“俗好相杀，多构怨仇。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明史·刘显传》说：“得（铜）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鼓山寨，群蛮毕集。”可见铜鼓是壮族先民古越人铸造和使用的重器，是王权的象征。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军田村古城周边约4公里的中平乡普化村、罗汉村范围内，已先后出土5面大铜鼓。如上世纪70年代，苏村村民在挖地基建房时，出土有一面大铜鼓；专家鉴定为汉代铜鼓。1978年冬，在中平乡罗汉村南面500米的地方，村民们在平整水田时发现铜鼓。出土时鼓面朝下，铜鼓面径88厘米，胸径90厘米，腹径74.5厘米，底径83厘米，残高55厘米，两头大，中间略小。鼓面中心有太阳纹，光芒四射；鼓面边沿有立体蛙4只；单骑士2个，3骑士1组，均为手握马缰绳；3只狗1组，两前一后排列。鼓腰间有环耳1对，扁耳两对。鼓面和鼓身装饰星点纹，水波纹和菱形纹，属冷水冲型。专家鉴定为汉代铜鼓。1991年冬，在中平乡大普化村西面约50米处，村民们挖土建房时发现铜鼓。出土时鼓面朝下，鼓面径82厘米，胸径84厘米，腹径69厘米，底径82.5厘米，高57.5厘米，重39.5公斤。鼓面中心有12道太阳纹，向四面八方散射。鼓面边沿环列立体蛙4只，蛙间对称有2条大鱼，鱼尾均有绳系拴在立柱上。胸径间有环耳1对，扁耳2对，鼓面和鼓身装饰游旗纹，水波纹和圆心垂叶纹；专家鉴定为汉代铜鼓。
    在一个小范围的地方，有这么多汉代大铜鼓，说明这个地方的人口众多，是个农耕经济发达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重地，更是郡县治的最佳地方。
    其十，从“军田郡，普化县”民间传说看。 1983年7月，陆干斌在军田村采访覃绍基退休教师（73岁）时，该老师曾说过：“我们这一带民间自古流传有‘军田郡，普化县’的说法”。其意是说，军田村曾是郡治的地方，大普化村曾是县治的地方。
    2014年6月20日，象州县文史学者廖才兴、欧立忠、陆干斌等三人再次在大普化村采访退休教师闭会球（75岁）时，闭老师带他们三人参观了古城墙。并介绍说，古城墙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20米，总计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东面残存城墙长约100米，底宽约10米，高约2米。他们小时候，看到城墙有4米高；还有在村中和周边出土有三面大铜鼓。在古岭南地区，铜鼓是壮族先民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在一个不到二平方公里小范围的地方，出土三面汉代大铜鼓，在广西也是极为少见的，说明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口众多，农耕经济发达，是作为县治的最佳地方。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郡名演变、桂林郡碑文、古城汉墓、战国文物、民间传说等方面综合分析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治应在桂林县——今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武帝时桂林郡治已迁往布山县，废桂林郡名，更名郁林郡。吴国后期分郁林郡再置桂林郡，桂林郡治又回归桂林县，复用秦桂林郡名，郡治仍在军田村古城。晋时郡治短期迁移到外地。南朝齐、梁、陈时期，桂林郡治再回归军田村古城，直到隋初废除。当然，这只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包含有很多纯属个人猜测的成分。结论如何，还需要发掘更多的史料和出土文物来加以论证。
  

  三、秦桂林郡治未有定论   
    观点一：布山县治所有待考古论证。据《布山县治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2006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文作者陈小波（广西博物馆副研究员）：对于布山县治所的问题，是历代学术界为之追求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然而，要证明一个县治的所在地并非易事，不是几条文献史料、几块瓦片或几座墓葬所能证明得了的，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城的遗址才能最后确定。可见，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关键在考古，用确凿的考古材料来证实。否则，包括本人在内的所有考析都只能作为一般的推测谈谈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桂平和贵县两处尚未找到汉代城址，两地都应加强古城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来加以证实。
    观点二：发现桂林郡的郡治遗址才能说明问题。原广西博物馆副馆长蓝日勇也认为遗址很可能就是最能证明桂林郡和郁林郡郡治布山所在的确凿证据。他认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于公元前214年设立了桂林郡，桂林郡将今日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纳入辖区，但《史记》等重要历史文献均未说明它的郡治所在地。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郁林等9郡，但郁林郡郡治所在何处依然存疑，有说在桂平，也有说在原贵县辖区、今港北区，在过去的一些教科书和地图册上，对郁林郡郡治的标注也不统一。 蓝日勇还说过，寻找桂林郡和郁林郡的郡治有重要的意义，这体现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岭南地区的主权，也代表着岭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时期。
    观点三：桂林或许是秦桂林郡唯一县。秦桂林郡是否有县？大部分史书都未有记载。唯独唐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有这么一段：“邕州，古越地也，秦并南越为桂林县地，在汉为郁林郡之领方县地也。”据不完全考证，到目前为止，秦朝的桂林郡有史书记载的，仅此桂林一县名而已。
    据《百度百科》：邕州，古越地也，秦并南越，为桂林县地。在汉，为郁林郡之领方县地也。晋于此置兴郡。隋开皇十四年废晋兴郡为晋兴县，属简州，大业三年州废，以县属郁林郡。武德四年，于此置南晋州，贞观六年改为邕州，因州西南邕溪水为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后为夷獠所陷，移府于贵州。景云二年，州界平定，复于邕州置都督府。州境：东西南北八到：北至上都取象州路四千七百七十五里，取藤州路五千四十五里。北至东都四千五百八十五里。东至钦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州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安南一千里。东北至澄州二百四十里。管州八：邕州，贵州，宾州，澄州，横州，钦州，浔州，峦州。县三十三。
    另外，据史料记载，秦朝在岭南设置的郡县组织虽然与内地相同，但设置的官吏却不完全同于内地。在岭南所设的三郡，虽有三郡之名，而其郡治的方位除南海郡治所明确外，桂林、象郡治所均不明。秦置三郡后，仅“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而且，“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即由南海尉统制三郡，而比连南海郡也不设郡一级最高行政长官郡守。
    也就是说，秦朝对岭南的统治只是通过设南海尉来统制三郡，且不设郡一级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在各郡治所在也只设重要军事基地据守而已，其他的一切地方行政事务交由当地越人“自治”。可见，当时的秦朝势力只仅立足于岭南个别重要军事据点而已，其封建郡县制度在岭南的推行还是很有限的。况且秦在岭南统治仅8 年时间而已。即使就是后来到了赵佗称王岭南时，赵佗本人也只能自称“蛮夷大长老”, “以其故俗治”；提倡“越汉和亲”，推行越人“自治”的政策。
    就是后来又到了汉武帝平南越后，也只得仍沿旧制。当时，在岭南设苍梧、郁林、合浦三郡，下设27县。其中郁林郡县十二，有户12415，人口71762（平均每个县有1034户，5970人）。要知这一人口数是经秦朝多次大量的人口迁移且历经秦、南越、西汉上百年较为平稳的发展才有的结果。
    据宋代《岭外代答？卷十？古迹门？古富州》云：“古富州，今昭平县，在漓江之滨，荆棘丛中。止有3家茅屋及一县衙，真所谓3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饮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觉门外托托有声，主人戒之曰，毋开门，此虎也。奴起视之，乃一乳虎将数子以行。今为县乃尔，不知昔日何以为州耶！”这是一篇记录宋代贺州昭平县城古富州之荒凉的文字。作为一个县城，到晚上居然还有老虎带子敲门，由此可见，其古代人烟之稀少可想而知。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大胆推测：当年秦朝经过多年激烈的战争后，刚平定岭南设三郡时之桂林郡人口估计也不会有多少，或许在万人左右。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后来又先后派兵统一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周边地区，并设置郡县以治之，使郡数增至四十个。按照秦朝内地当时的规制，每郡设守、尉、监等官职，分管一郡的行政、军事和监察。郡以下分置若干个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负责掌管一县的政事。以此类推，按当时秦桂林郡的人口实情，我们认为，当时的桂林郡不可能设置更多的县，桂林或许是秦桂林郡唯一设的县，且也只是一种独具象征行使政权的意义而已，其他的一切地方行政事务仍交由当地越人“自治”。
   四、追寻“广西第一古城”正未有穷期

    综上所述，目前，不管是布山桂平说（或贵港说），还是象州军田说，都各有其理。不过，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考古又未有新证，秦桂林郡治——这座“广西第一古城”所在何处，一直就是个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这充分表明追寻“广西第一古城”正未有穷期，一切都有待通过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进一步论证。
    但笔者认为象州军田村新说，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郡名演变、桂林郡碑文、古城汉墓、战国文物、民间传说等多方分析论证得出：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治应在桂林县——今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其材料较为充实，线索明显价值较高，应引起广西文史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文物部门的重视，并及时对当地的古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开展必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早日解开有关“广西第一古城”——秦代桂林郡治的历史谜团。（作者 象州县科学技术局 象文化研究会会员）

主要参考资料：
   1、《壮族通史》（作者 张声震 1997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
   2、《布山县治考》（作者：陈小波（广西博物馆副研究员）《广西博物馆文集》第  三辑。2006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3、《秦桂林郡治新探》（作者：陆干斌 1995年第五期《广西地方志）。

象州和象郡有什么关系？

一水的主观猜测型论据。无非一场功利的古郡治争夺战

古桂林郡和象郡现在都无准确位置资料了吧

應該是桂平吧

学习一下哈

象州和象郡有什么关系？

只能說，俺不適合看長篇大論。學習了。

问题在于，举证以百度百科，失误。应征引文献，再与考古相印证，才可以言而有据。

不生不灭:问题在于，举证以百度百科，失误。应征引文献，再与考古相印证，才可以言而有据。 (2015-02-09 17:23) 

人家就是找不着文献，有文献就不是连辖区都不清楚的历史悬案了。

谁 研究过 日南郡

不然，无直证亦可旁引，辅之考古，似此止步百科，不伦矣，文之忌也。

唐朝以前的政区史，到今天已经很难再有突破性进展了，除非有重大考古发现
在文献已经挖掘完毕的时代，治学者只能从只言片语之间深挖、揣摩其逻辑关系，这种推断通常很难形成定论
秦汉竹简帛书出土越多，其政区研究反而越是困难

象郡的爭議更大阿

今天看新闻，新闻上说秦桂林郡在象州有了新证据，新闻的内容摘抄如下：
    在广西象州县运江镇的一处河滩上，一批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秦代钱币及箭头，被当地群众挖掘出土。此事引起各界关注，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广西最早“首府城市”——秦桂林郡治，很可能就在该县境内。最近发现的这批秦代文物，为秦桂林郡治“象州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据了解，此次出土的秦代文物，包括秦半两钱20多枚，以及古代青铜箭头600多枚。出土的秦半两钱币，直径在2.6-3.3厘米之间，厚度为0.2-0.4厘米。其中一枚直径3.3厘米、厚0.4厘米，重10克，轮廓完整，字迹清晰，品相良好，为秦代早期铸造的钱币。经专家鉴定，出土的600多枚古代青铜箭头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秦代遗物。
    据介绍，这批文物是在运江镇罗秀河与柳江河交汇处一带挖掘到的，集中分布在柳江东岸长约800米、宽约150米的河滩上。距离此地约25公里的罗秀镇军田村古城遗址，在2016年开展考古调查及试掘之后，已证实其年代早至秦到西汉早期，很可能就是“广西第一古城”秦桂林郡治所在地。
    此次出土的秦半两钱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尤其显得珍贵——因为从秦始皇发兵攻占岭南地区，到秦代灭亡，只有短短十来年的时间，所以在广西各地，此前极少出土秦代钱币。当地学者认为，象州县出土秦半两钱，为秦桂林郡治“象州说”提供了新的有力佐证。因为秦代设置桂林郡后，秦半两钱才在如今的广西辖区内得到推行，郡治所在地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出土秦代钱币的几率相对较高。
    当地学者认为，象州军田村古城遗址不仅是秦桂林郡治所在地，也是壮族的先民——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秦军在攻打岭南地区、夺取骆越古都的过程中，多次与骆越先民发生激战，而此次在军田村古城遗址附近出土大量秦代箭头，便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运江镇罗秀河与柳江河交汇处一带，很可能是当时的一处重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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