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成为中国奇迹最重要的支撑。凤凰国际智库推出《“城市改变中国”——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将中国城市的发展概括为：经济活力、宜居城市、智慧城市、开放城市、一带一路、城市化水平、创新水平等关键词，并依据关键词盘整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树立新的标准，为中国新型城市的发展提供必要参考。
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将是区域经济实力提升、国家竞争力增强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评价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是中国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调结构”、“重优化”的大背景下，判断“哪里过热？”“哪里遇冷？”无疑是做好城市发展中“加减法”的根本前提。
中国城镇化的内涵与衡量城镇化水平的基本指标
城镇是区域经济的核心，一方面集聚大量人口、资源、技术和信息等资源，另一方面又引领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技术和竞争能力的增强。正因为如此，城镇化水平常常作为区域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度量指标。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将国家的产业和城市化发展作为核心参考要素，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以城市社会形态演变和产业转型为重要标志。弗里德曼在核心—边缘理论中指出，区域开发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区域核心城市出现、强化的过程，也是核心城市对区域经济产生极化和扩散作用的过程。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采用城镇化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水平，来比较经济竞争的实力与基础，来判断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潜力。
一些城市管理者常常倾向于将城镇化理解为城镇人口的增加，事实上，城镇化是一个城镇综合发展的过程，其内涵包括但不局限于城镇人口的增长，城市地理学中将城镇化的内涵划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人口城镇化，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比重逐渐提高的过程；二是地域城镇化，指在地域空间上，农村地域逐渐转化为以人口的高度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地域的过程；三是经济活动城镇化，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在地理上聚集，以及生产方式日益趋向于城镇经济特征的过程；四是生活方式城镇化，指随着社会身份、职业、社会角色等的变化，人们在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社会交往、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综合素质等方面，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过程。这四个方面往往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城镇发展，带动城市扩张，引导乡村向城镇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的发展水平，并以人口指标最为通用，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城镇化率2015年已达到56.1%，比2010年底的49.7%增长了6.4%，这也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另外，各等级城镇的数量、规模等情况也常被用来衡量城镇体系的发育程度。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必然带来用地的增长，因此建设用地大小也常被用来比较不同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中国建设用地总面积已从2010年底的3.98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014年底的5万平方公里，4年间增长25.6%，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的增长速度。如今，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也成为城镇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城市盲目扩张和蔓延的问题越发突出，“精明增长”、“紧凑城市”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导向，城镇化开始重视城市内部更新和空间填充，并逐渐提出土地集约利用和控制城市边界的需求。因此，我们采用人口标准、用地标准、城镇体系、空间集约四个角度来梳理“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的发展成果。
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四个关键指数看未来中国城市发展
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在多年快速增长之后，到了一个瓶颈期。其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大，不仅很难提升其城市化水平，反而会带来城市经济活力与市民生活品质的相对下降。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尤其是1990年以后增长更加迅速。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081. 9万，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961.2万人，其中2000-2010年间增长了604万人。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也从1990年的133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301.9万人，其中2000年-2010年10年间常住人口增长了66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44%。人口过度集聚已成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中心市区的人口密度不断增长，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人口密度可达2~4万/平方公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市虹口区人口密度最高（3.63万人/平方公里），黄浦区次之（3.46万人/平方公里）；北京市的核心功能区常住人口密度达到2.34万人/平方公里，其中西城区为2.46万人/平方公里；广州越秀区人口密度达到3.42万人/平方公里。1990-2010年间，北京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81.27%，上海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72.53%，广州市的人口密度增长101.6%。人口密度的增长必然伴随土地的高强度开发，以及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和环境污染难以扩散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人口密度达到2万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中心区更为显著。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类似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政府，在近几年来开始十分关注人口过度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并通过限制建设、产业疏散等措施来控制中心区人口规模，力图促进中心区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降低部分街道人口密度。
由于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已经进入超强的自我累积阶段，庞大的体量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使得管理层不得不提出控制城市增长的思路，未来几十年内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更可能地将由新的领跑者来带动。经济条件更好、城市结构更均衡的区域中心城市无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选择其中的青岛、南京、厦门作为标志性城市，它们在空间上分布于中国的北、中、南，且包含了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同属于二线发达城市，且同为中国现阶段城镇化的重点城市。它们的发展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的风向标。
首先,在人口规模上，青岛市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由2010年底的764万人增长到2014年底的905万人，四年间增长了18.5%；而南京市的常住人口延续着低速增长的态势，2014年底全市常住人口达到822万人，仅比2010年增长了22万人；厦门市的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居中，从356万增长到381万，四年间增长了7%。根据城市化S型曲线理论，将城市化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缓慢增长的初期（城市人口比重低于30%）；加速发展的中期（城市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平缓发展的成熟期（城市人口比重高于70%）。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城镇化率，2014年厦门市为88.8%，南京为80.92%，青岛为68.41%，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0.5%、1.2%、2.4%，其中青岛市因处于城市化S形曲线的加速阶段，增速最快，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最大。
其次，在用地规模上，2010年到2014年间：青岛市的建成区面积增长最快，从282平方公里增加到491平方公里，四年间增长了74%；厦门市的建成区面积从230平方公里增长到301平方公里，增长30.9%；南京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较慢，从655平方公里增长到734平方公里，增长了12%。但对比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的扩张来看，以上三个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这也是中国大都市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表现：城镇化以外延式扩张为主，以新建、周边蔓延为主，内部更新、升级的内涵式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从城镇体系来看，“十二五”期间三个城市的副中心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多组团、多核心的格局正在形成。南京市的江宁、仙林、江北副中心在轨道交通连接之后，人口与经济增长迅速，同时又与镇江、扬州、常州等周边城市形成密切联结的城市群；青岛市的城阳、崂山、黄岛三区和胶州、即墨逐渐聚集产业和人口，朝着多中心组团式的格局发育，并共同引领山东半岛的物流、商贸、旅游等产业的发展；厦门是厦漳泉都市区的核心，厦漳泉同城化促进了该都市区设施、物流、信息等的互通共享，多中心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四，在空间利用方面，三市在“十二五”期间十分重视土地的集约利用，各类规划、政策开始关注城市蔓延的问题。《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划定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控制范围为810平方公里，胶州湾内区域以胶州湾保护控制线为边界，并提出胶州组团、即墨组团的协调管控要求，以避免连片蔓延式发展。南京市也根据2020年和2030年的城镇发展需求，划定了不同规划期的城镇用地增长边界，并将原有的“主城-新市区-新城-重点镇-一般镇”五级城镇体系调整为更紧凑的“中心城-新城-新市镇”三级城镇体系，加强建设空间整合，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厦门市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三规合一”，将生态控制边界、基本农田保护边界和城市增长边界统一进行管理。
新的城镇化理念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源动力
近年来，紧凑城市、精明增长、公交导向、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模式等日益受到重视，新的城镇化理念逐渐被大多数政府所接受，并将之融入到城市规划和建设政策中去。城镇化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增长，而是更加重视城镇品质和竞争能力的提升。在城镇化扩张中，也更加重视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往单一外延式扩张的局面有所改观，城市纷纷划定增长边界以控制无序蔓延，具体建设上也开始重视内城更新，改造内部空间，部分低效土地得到再开发。例如，青岛市实施“老企业搬迁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战略，通过对青钢等企业的搬迁工作促进生产升级和城市空间的调整。
在空间格局上，城镇化由单一中心模式向多核心格局发展，人口流动方向也不再是单一向中心区汇集，转为中心外围间双向流动加强，甚至由中心区向外围净流出。例如，南京市的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心区部分街道的常住人口呈现减少趋势。继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过度集聚之后，青岛、南京、厦门等二线发达城市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开始汲取一线城市的经验教训，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城市建设、管理理论，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相信这些城市将走出一条新的城镇化之路，并在未来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挑起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