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云梦泽到湖广熟
在新生代的地质史上，两湖盆地是一个巨大的沉陷区。第四纪以来，古长江切穿了巫山，万里长江贯通。古汉江也切穿武当山，联成一体，长江流域形成一个统一的水系。川江向东穿过了巫山三峡以后，开始在两湖盆地底部自由泛滥，形成了夏水、扬水等岔道和大片的湖沼湿地，在先秦时代这片湿地被称之为云梦泽，“云梦”一词在先秦古籍中，是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狩猎区的泛称。《国策·楚策》有云：“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之嗥声若雷霆”。其范围东到今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西至鄂西山地，北及大洪山区，南缘大江北岸。东西约在四百公里以上，南北不下二百五十公里，是一个大面积的水体与低洼沼泽地交错的地带。除长江外，汉江也由西北向东南注入云梦泽。由于水流在平原底部流速缓慢，长江、汉水夹带的泥沙大量在湖盆沉积，逐渐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水面不断被分割，云梦大泽逐渐缩小和解体。在春秋战国时期，云梦大泽的边缘是楚文化的摇篮和中心地带，云梦泽西南侧、荆山山麓的郢是楚国早期的都城，屈家岭是中国南方新石器文化的代表之一；云梦泽西北侧，襄阳在很早时期就成为了节制东南的水陆要冲，汉北还有随、唐、曾等诸侯小国；云梦泽的东部，江汉两水交汇之处的夏口（今武昌）也是东南重镇。
西汉时期，云梦地区属于南郡和江夏两郡。南郡的中心是云梦泽西侧的江陵（楚都郢）—夷陵一带。江夏郡的中心在大别山西南麓、汉江东岸、长江以北的三角地带。因江、汉两水泥沙的淤积，荆、汉两江内陆三角洲联为一体，扬水两岸的云梦泽逐渐淤填分割成路白、东赤、船官、女观等湖。随着在三角洲沼泽上筑堤垸围垦，在荆江三角洲夏水自然堤北侧新设了华容县（不是今天之华容县，故城在今潜江西南）；在汉江三角洲顶部建立了竟陵县（故城在今潜江西北）。云梦泽的主体已南移至华容附近。以后，随着江汉三角洲又继续向南、向东推移，云梦泽南为大江北岸的自然堤所阻，到东汉时主体部分已而向东移至华容东南。江汉输沙堆积，泽区日益缩小淤浅，以沼泽形态为主。东汉末年，曹操赤壁战败至乌林，已能“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只不过道路泥泞难行而已。
唐、宋时，随着江汉内陆三角洲的进一步扩展，日渐浅平的云梦泽主体，已大多填淤成陆。陆游、范成大舟行经此，已是一片“葭苇弥望”的“巨盗所出没”的地区，而有“百里荒”之称。北宋初期，在今监利县东北六十里设置玉沙县，管理和开垦新生成的三角洲平原，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已经基本上消失，大面积的湖泊水体已为星罗棋布的湖沼所代替。随着人口增加，人们不断修筑堤垸围垦湿地，明清之际在云梦泽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肥沃的江汉平原，谓之“湖广熟，天下足”。
江汉平原的南界是荆江大堤，荆江从湖北枝城到湖南洞庭湖的出口城陵矾，全长423公里。又以藕池口为界，藕池口下荆江是典型的婉蜒性河道，全长240公里的堤岸其实只有80公里的直线距离，江水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所以，有“九曲回肠”的说法。河曲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容易形成自然裁弯取直，江水从河曲颈部通过，成为新河，老河道上下口门淤塞，形成牛轭湖。下荆江两岸分布了许多牛轭湖，如尺八口、月亮湖、大公湖 、西湖、沙滩子等，都是是荆江古河道的残迹。
在江汉平原形成的过程中，从1600年前的东晋时代开始，人们就在长江北岸筑堤防水，围垦云梦大泽，开始堤防还不连贯，有很多穴口向江汉平原分流，唐宋时期有“九穴十三口”的说法。由于泥沙不断沉积，荆江河床已高出两岸平原。九穴十三口分流洪水的同时，又有大量泥沙淤塞，分流作用越来越小，同时为了人们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开始筑堤堵口。明嘉靖年间(公元1524年)，最后一个位于北岸的“郝穴”被封堵，至此，在荆江北岸形成了连成一线的荆江大堤，也形成了单一的荆江河槽和广阔富庶的江汉平原，云梦泽全部消亡。
荆江大堤形成以后，荆江洪水曾给两岸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从公元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到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共550多年中，荆江大堤共有91个年份溃口。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中，荆江两岸有16个年份遭受洪灾，几乎年年遭灾。近代荆江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1935年7月。据当年出版的《荆沙水灾写真》，当时荆州城外“登时淹毙者几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颠，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鸽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将恶死于饥，并见有人剖人而食者。”
荆江的险要还在于她的两岸是中国中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素以“湖广熟、天下足”著称于世。 荆江北岸的荆江大堤的保护范围是18000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1000多万人口，及武汉、荆州、沙市等重要城市，以及江汉油田和京广线。 一旦荆江大堤发生不测，将给江汉平原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也会中断。荆江南岸则是洞庭湖区、湖南的北大门——岳阳（石化工业基地）和京广铁路，和北岸同样重要。
有关论证预测，若无三峡工程，荆江大堤万一在沙市盐卡发生溃口，设想水位44.6米，溃口瞬间冲开的口门可达1500米，最大水量可达每秒5万到7万5千立方米，水头高12米多；第一天进入江汉平原的水量将达45.7亿立方米，10天进入平原的水量约400亿立方米，将有2000平方公里水深达到2米；长江有可能因此改道。在现有人口密度上，溃口造成的死亡人数，白天至少50万人，夜间至少在70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荆江的治理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一是加强荆江大堤，二是修建行蓄洪区，并将下荆江截弯取直，以分减荆江洪水，提高荆江的宣泄能力，同时在上游修建水库，也就是上拦下泄，两岸分滞的综合体系。
1949年汛期，荆江出现了44.49米的洪水位，沿堤险情丛生。刚刚解放荆州的解放军战士与当地民众一道投入堵口抢险和复堤的战斗。
为了保护江汉平原免受荆江洪水的威胁，1952年开始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同时大堤进行对了加固。1954年七八月间，长江发生了百年来罕见的洪水，荆江大堤岌岌可危，但刚刚竣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保住了荆江大堤。汛后又按1954年最高水位超高1米的标准，开始对大堤进行大规模的整修。此后还不断通过老堤翻筑、清除洞穴、护岸固基、加高培厚等措施，提高堤防防洪能力。荆江大堤普遍加高2米左右，堤身也相应加宽加固，堤面形成从8～30米宽阔的堤顶公路，堤内外，广植杨、柳、松、杉，绿荫覆盖，景色秀逸宜人。
从1955年汛期以来，荆江虽多次出现有水位记录100多年来的罕见高水位，但荆江大堤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安然无恙。尤其是1998年的夏天，长江爆发百年来难遇的特大洪水，但在党中央的关怀与指挥下，百万大军严防死守，确保了荆江干堤的安全。这道坚不可摧的"水上长城"，使沿江的历史名城和千里沃野成功地得到了保护。1998年后，国家全面启动加固长江干堤工程。 长江干堤加固工程启动后，国家又开展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隐蔽工程”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共28个项目，总投资64.94亿元，共涉及堤防长度1935公里，河势控制项目涉及河段长630公里。 通过灌浆、护坡护脚等工程措施，根治了历史上堤身和堤防基础中残留的洞穴、软弱夹层等薄弱环节，在高水位作用下，发生渗流、管涌破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风险已经大为降低。
二 洞庭湖的兴衰
由于荆江洪水的倒灌，洞庭湖进一步扩大，替代云梦泽成为了调蓄长江洪水的天然场所。每年的洪水期，更多的江水自城陵矶倒灌入洞庭湖，迫使洞庭湖“南连青草，西吞赤沙，横亘七八百里”。
北宋时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
从1524年荆江北岸最后一个“郝穴”堵口，荆江大堤连成一线后，到1860年荆江南岸藕池溃口前，洞庭湖的全盛时期维持了300多年。洪水期湖面面积达到6000多平方千米，成为了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荆江南岸的藕池溃口，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发生特大洪水，将原溃口扩大并冲出一条藕池河。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又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姊妹特大洪水使荆江南岸松滋溃口，同治十三年（公元1873年）再溃，洪水又冲出一条松滋河。从1873年开始，形成了荆江洪水从松滋口、太平口（虎渡口）、藕池口、调弦口等四口分流入洞庭湖的局面。
1860年到1873年的14年间，是洞庭湖由兴变衰的转折点。四口分流，大量的洪水携带泥沙带入洞庭湖，洪水从城陵矶汇入长江，而泥沙却淤积在洞庭湖。1650年至1852年间，洞庭湖水面积达约6000平方千米，容积在400亿立方米以上，四口分流以后，平均每年有9800万立方米泥沙淤积在洞庭湖，加之，人们在浅水沼泽上筑堤垸围垦，洞庭湖区水面面积以年均约18平方千米的速度锐减。1949年，湖面已缩小到4350平方千米，容积约为293亿立方米；到1998年大洪水前，完整的洞庭湖已经名存实亡，被堤垸分割为东洞庭湖、横岭湖、万子湖、目平湖、大通湖等若干子湖，湖区汛期总水面面积缩小到不足2700平方千米；全国第一大淡水湖泊的地位只得让位给鄱阳湖（汛期水面面积约3500平方千米）。
荆江大堤形成以后，江汉平原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在堤垸的底部，又积水形成了很多内湖，因此湖北省又被成为千湖之省，在城陵矶以下，江汉交汇一带，还有洪湖等很多通江湖泊。1949年以后，在洞庭湖名存实亡的过程中，江汉平原底部的湖泊又进一步被围垦，通江湖泊多数已经建闸门控制，失去了调蓄水源的能力。因此，荆江河段超量洪水难以宣泄的问题进一步突出，虽然除了荆江分洪工程以外，在荆江沿岸的监利、洪湖、城陵矶附近安排了若干个行蓄洪区可以容纳大概200亿的洪水，但是由于人口和经济问题，这些行蓄洪区一旦动用，代价巨大，甚至基本已经难以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