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文景观]转贴：圆明园悲歌 [复制链接]

《文史参考》-现在叫《国家人文历史》-2010年019期是圆明园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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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



一曲长恨歌 寄托兴与覆 清韩盛世的掌上明珠


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一个如此震撼人心的名字，这样一座几乎平地而起的庞大皇家园林，有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看不遍的奇花异卉，览不尽的湖光山色。可是，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它在英法士兵的火把下，瞬间化为齑粉。在这熊熊烈焰之中，庞大的清王朝也像一个伤痕累累的巨人，缓缓地倾颓。

圆明园的兴建伴随着清王朝的康雍乾盛世，在它漫长而繁复的营建过程中，寄托的不仅是几代中国皇帝的君王志向，也熏染着整个中华民族隽永雅致的审美情趣。

康熙时期：一朝选在君王侧

全盛时期的“圆明园”，实际上是清代北京西郊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同治年间改称万春园）等几处皇家园林的合称，非一人一时建成。

17世纪中叶，当清廷建都北京之后，京郊一带成了皇室和八旗贵族的庄园，顺治初年，只将明朝遗留下来的南海子（南苑）稍加修整，作为狩猎和避暑的地方。顺治十三年（1656年）玉泉山与南海子都隶属于奉宸院，这便是当时的离宫，但皇帝只是偶尔前去游览。

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家政局逐渐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国库的充盈有条件让统治者在生活上得到更高的享受了。北京紫禁城中的皇宫，虽然金碧辉煌、庄严肃穆，但缺乏天然之美：皇上感到居住不舒服。于是，大规模的营建苑囿别墅开始了，康熙帝成为营造皇家园林的第一人。

康熙初年，他曾在玉泉山麓明代的严华寺旧址上修建行宫，初名澄心园，后改称静明园。从此以后，康熙便经常驻跸西山，游玩休憩。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10月，他首次巡幸江南，对那里的青山秀水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北京后，便让擅画山水的青浦人叶陶设计，在北京西郊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故园清华园旧址之上，建成了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作为他的离宫。

畅春园的建筑及园林景色都很朴素，康熙帝自己曾说：“茅屋涂茨，略无修饰。”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又在静明园以西的香山东麓建成了静宜园，这样，畅春园与静明园、静宜园形成了鼎足并峙之势。西郊诸园，静悄悄地走上了不断营建的道路，也迎来了盛世下的辉煌。

雍正时期：始是新承恩泽时

畅春园建成约在康熙二十六年，时年皇四子胤稹10岁冲龄，已逐渐显露出政治才干，能善体父意，在康熙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命他屡次主持大祭。尽管此后胤稹无法避免“夺嫡”的政治漩涡，但此时他能得到父亲垂青也是事实。

大约在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以后，康熙帝在畅春园附近赐给胤稹一块建园基地，让他建造自己的花园。雍正在园子的设计建造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两年后，花园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由康熙帝御题“圆明园”的匾额，自此，圆明园有了它正式的名字。

圆明园的含义，以雍正自己的说法：“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这就是说，当皇帝要明智洞察，谨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胤稹即位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将圆明园改为离宫型的皇家园林，大力扩建。在此之前，雍正帝还专门找来懂得风水理论的山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和潼关卫廪膳生员张尚忠二人，按照离宫的要求，为圆明园勘探风水，以便制定设计规划：

经过二张反复观察、测量，给雍正帝写了一份勘测结果上奏材料。他们称，按九宫八卦和天千地支的理论解释，圆明园与中国的山形水系大体相当，九州四海全涵摄其中。这正符合雍正扩建圆明园的思想，就是要把它建成整个中国的缩影。

除了总体的蓝图，对于园内建筑的布置也体现了皇朝造园的“中极”思想，“正殿（指正大光明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正北立自鸣钟楼，楼高三丈，以应一白水星。正南九紫建立宫门，取向明出治之意。”最后张钟子和张尚忠论证，圆明园“上合天星，下包地轴，清宁位育，永巩皇图”。他们何曾想到，一百多年后，偌大的圆明园就被英法联军焚毁，变作一片废墟。所谓“永巩皇图”，也就成了一场千秋大梦。

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内务府跑了好多地方，最终认为热河围场一带的大木够标准，但围场属皇家禁区，不敢擅自开采，上报雍正。这年正月，雍正帝奏准由内务府派员前往热河围场一带采伐林木。自此之后，凡大内、西苑及三山五园营建所用木料，大部分来自围场。三年( 1725年)7月，内务府再委派商人于长生采办圆明园所需石料。雍正帝有朱批云：“于长生备石之事稍有耽搁，即将其议罪。”可以看出他建园的急迫心情。

雍正时期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大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将中轴线向南延伸，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的形式，包括新辟的大宫门，还有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房，这里日后成为皇帝在圆明园主政的主要建筑群。第二部分，将原赐园向北、东、西三面拓展，构建曲水岛渚，增设亭榭楼阁，这部分构成了后来乾隆帝御题“四十景”的主体（其中至少有三十三景于雍正在位期间完工）。第三部分，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

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面积达到3000亩左右。每个景区内，既有庄严宏伟的宫殿，也有使人感觉轻松灵巧的楼阁亭台与回廊曲桥，假山、湖泊以及蜿蜒的河流点缀其中。在雍正朝时期，圆明园的格局基本完成。

乾隆时期：三千宠爱在一身

乾隆还在当皇子的时候，雍正赐其居于圆明园的长春仙馆，曾在万方安和以北的桃花坞（后更名为武陵春色）读书，这让乾隆帝一生都抹不去圆明园情绪，也成为清代诸帝中在圆明园修建工程上最费苦心和最下本钱的一位。

乾隆帝成年后，愈加地好风雅、喜燕游，读书广博的他同时对园林鉴赏也有着一定的研究，他在位60年间，不惜耗费国帑，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动用无数民力，对原有的这座皇家园林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到乾隆九年( 1744年)，“四十景”全部建成。除此以外，这半个多世纪里，圆明园每天都在施工，原有的宫殿稍显陈旧，乾隆即命油饰一新，他还在园内福海的东、西、北面全面兴工，增建和改建了许多新景区。

这些景观的主要设计者就是后世称作“样式雷”的雷氏家族，自康熙中期雷家第一代进京后，这个家族就居住在圆明园旁边的海淀村，长期掌管圆明园的“楠木作”与“样式房”掌案。另外，乾隆的宫廷里还有“如意馆”的画师可备园林设计的咨询，但要说圆明园的“总设计师”，非乾隆帝本人莫属。这位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君王，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对于园林艺术颇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凡重要的园林建设，他都亲自过问；对于某些规划设计，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凭借举国之力，乾隆进一步推动着中国传统庭园的自然美发展。如园中殿宇，很少用斗拱，不似大内建筑重檐给人的压抑感。建筑间的平面配置，也尽量在左右对称中力求变化，有工字、口字、田字、卍字、偃月、曲尺各种走向，各景观自有分划，不拘常套。至于园中起“点晴”用的亭阁桥梁则最具匠心，亭有四角、六角、八角、十字、流杯数种，桥有圆拱、瓣拱、尖拱各式，它们与假山、游廊、殿宇逶迤相通，别有一番情趣。

圆明园中‘烙下最深乾隆帝痕迹的还是长春园和西洋楼。乾隆十年(1745年)．他开始修建长春园。长春园位于圆明园东面、绮春园东北，原本是圆明园东墙外隙地，旧名水磨村。乾隆建此园的目的是在他归政后于此颐养居住，“息肩娱老”。

经过紧张施工，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6月，长春园的中路和西路主要景区，如海岳开襟、澹怀堂、含经堂、玉玲珑馆等均已建成。乾隆帝御题“长春园”匾额挂到园门上，他又令画家沈源绘制长春园全图一张。到三十七年（1772年），又在长春园西部建成了蓓园和小有天园，中路的淳化轩和东部的映清斋、如园、鉴园、狮子林诸景区也相继竣工。以上这些，基本都是乾隆从江南一带复制过来的园林。

这位长寿并好游的皇帝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就数下江南，随时都带着工匠和艺术家，他搜集了江南的园林名胜，命令画家绘制成图，回京后在圆明园加以仿建。如二十七年（1726年）第三次南巡期间，乾隆帝曾以浙江省海宁的陈氏隅园作为行宫。隅园在海宁城的西北角，乾隆对该园的结构佳妙很感兴趣，回京后就在福海的西北，仿造它的形态进行改建和扩建，园子建成后，题名“安澜园”（后改称四宜书屋）。四十年（1775年），又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圆明园水木明瑟北面，建成了皇家图书馆——文源阁。长春园东北角的狮子林，仿自苏州的黄氏涉园（狮子林）。苏州的狮子林建于元代，是僧人居住的地方。园中有形似狮子的奇石，因此得名。元代大山水画家倪瓒曾在此隐居，并画了《狮子林图》。正是这幅画作让乾隆皇帝知道了狮子林。乾隆多次南巡，每次到苏州都要去狮子林游玩。在五游狮子林后，他决定在长春园仿建一座狮子林。乾隆帝爱杭州西湖胜景也广为人知，因此著名的“西湖十景”：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苏堤春晓、断桥残雪等，全部在圆明园中仿建，连名称也一字不动照搬过来。

富有四海的乾隆帝认为西洋的所谓奇珍异宝，没什么稀罕的，只是于天文数理，他沿袭了其祖父康熙帝的好奇心理。

乾隆十二年( 1747年）的一天，乾隆帝在勤政殿里观看路易十四赠送的法国建筑景观图册，忽然看见上面绘有水法（喷泉）的图样，景象十分壮观。于是便召见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进前解说，乾隆帝听后对水法兴趣大增，便询问郎世宁在北京能否找到制造水法的人才。当时郎世宁回答能够找到。他回去后便在那些西洋传教士中寻找，终于发现蒋友仁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蒋友仁是法国人，1744年他29岁时来到中国。蒋友仁在欧洲研究物理时，曾模仿和模拟各种引水机械。乾隆帝通过郎世宁的介绍，把蒋友仁找到圆明园，下旨让他设计水法。

没过几天，蒋友仁把设计图样呈给了乾隆帝，龙心大悦的乾隆帝决定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造一座西洋楼——谐奇趣，把欧洲建筑风格与中国情趣结合起来，蒋友仁遂成为长春园西洋楼的设计者之一。为了早日建成，乾隆帝还下旨，凡蒋友仁调遣工人施工操作均须遵照实行，“一切旧制旧规，悉予解除，听予蒋氏自由”。在这样优先的条件保障下，蒋友仁日夜操劳监督指导。乾隆不但在物质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技术上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施工期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到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乾隆十六年（1751年）2月，第一个水法工程竣工，乾隆帝与大臣们看过以后，非常满意。这个水法工程就是长春园西洋楼中最早建成的谐奇趣。

有了谐奇趣后，乾隆帝对西洋楼和水法的兴趣更浓，又亲自在长春园中择地，令郎世宁和蒋友仁共同绘制西洋楼设计图，在它的近处再添水法。这组欧式宫殿和喷泉，就是远瀛观和大水法。《教士书札》说到一处宫殿脚下的喷水管口，“以十二兽类分别代表一日十二个时辰，每二小时之内，有一兽，口中涌射喷泉，他兽继之，轮流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西洋楼中的海晏堂和堂前的水力钟，那喷口的十二兽类，就是现在暴得大名的“十二铜兽首”。

乾隆一手主导的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吸取了中国园林及建筑的优点，实行了中西结合的尝试，标志着欧洲建筑与造园艺术于18世纪首次引入中国皇居领域。

嘉庆、道光时期：犹似霓裳羽衣舞

绮春园在长春园的西南面，初名春和园，原为康熙十三皇子怡亲王胤祥的赐邸，后又改赐大学士傅恒及其子福康安。

福康安死后，此园收归皇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式附于圆明园，同年改名为绮春园。那时绮春园规模还比较小，仅限于园东半部，面积不过四、五百亩。嘉庆帝即位以后，将绮春园西部的两处王公园邸并入官家：一是成亲王永理的赐园西爽村，一是庄敬公主下嫁时的赐园含晖园。

嘉庆帝在位共25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清廷对圆明园的修建没有停歇。嘉庆十四年（1809年）绮春园内新添勤政殿、烟雨楼、凤麟洲、鉴碧亭、涵秋馆；十九年（1814年）又建成含辉楼、招凉榭、惠济祠、畅和堂、湛清轩等。绮春园经过大规模修缮、改建和扩建后，它成为嘉庆帝园居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时的圆明园正处于全盛时期。

嘉庆之后，道光成为这里的新主人，这一时期清廷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经过了川陕鄂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的经济实力被大大消耗和削弱了。在财力捉襟见肘、国势日衰的情况下，道光帝撤了三山（万寿山、香山、玉泉山）的陈设，取消到热河避暑山庄的消夏和去木兰围场的狩猎，而对圆明三园的修建仍不遗余力。

百余年的风吹日晒，使畅春园日渐倾颓，道光帝将皇太后、皇太妃由畅春园移居于绮春园的敷春堂内，同时进行大规模翻新。直到咸丰年间，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已是日暮西山，尽管如此，在圆明园被焚的前一年（1859年）．还对九州清晏有局部的改建。

这期间，圆明诸园的“所有权”和名称也经历了一些变更。如熙春园，创建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归入御园，咸丰以后改称清华园；春熙院原名淑春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改名为春熙院。从此以后，在档案中开始出现“五园”的称呼，指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这五座相互毗邻的皇家御园。后在嘉庆七年( 1802年)，嘉庆帝将春熙院赏给庄敬固伦公主，同样，道光二年（1822年），悖亲王绵恺得到了道光帝赐赏的熙春园，它被划到御园以外。此后，“圆明五园”便改称“圆明三园”，三园之中，以圆明园的规模居于首位。

圆明三园是在清代全盛时期，经过数代皇帝经营，耗费了巨大财富和无数民力修建起来的。150多年里，它不断地扩大、增建、修缮、翻新，园中的景区、景点富丽堂皇、日新月异，是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园林。（参考资料：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园史简介》；常润华编著《圆明园兴衰始末》，北京燕山出版社；汪荣祖著、钟志恒译《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江苏教育出版社；侯仁之著《圆明园》．[瑞典]奥斯瓦德·奚伦著《万园之园圆明园》等）



留在圆明园红墙上的“样式雷”


参与圆明园营建的六0朝皇帝和画师们只是将现实和想象中的美丽付诸纸上，而具体的建造实施者则是宫廷中的御用建筑公司——样式房。这个御用建造机构的开创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样式雷”家族。

雷金玉冒死安房梁

“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第一代雷发达由江宁（南京）来到北京，到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绪末年逝世，雷家有七代为皇家进行宫殿、园囿、陵寝以及衙署、庙宇等设计和修建工程。因为雷家几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用今天话说就是首席建筑设计师），它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

在民间流传着一些传说，试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一步登天，成为皇家建筑的首席建筑师。相传故事发生在清朝皇宫的一次改造工程中，木匠出身的雷发达第一次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说是康熙中叶重修太和殿，在工程基本接近竣工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上粱的活动，这是很隆重的典礼，相当于我们现在奠基礼、剪彩那种感觉。

“上梁”仪式那天，康熙皇帝亲临太和殿，大家都非常紧张，到了上梁的关键时刻，可能是上梁的官员木工技术不好，脊檩安了半天，榫铆总是合对不上。当时主持的工部官员都急坏了，因为这要是不成功，可能就要有人掉脑袋。最后，雷发达自告奋勇上去装粱，但是他只是小小一个工匠，上去干这个活儿起码也要有七品官职。他的上司死马当作活马医，叫他换上七品官服。于是，雷发达袖子里装着小斧头，爬上去啪啪几斧头，技艺非凡，很轻松就装上了。康熙看了之后，非常欣赏，当场就封七品官，当了样式房的掌案。

历史记录中，太和殿曾经有过两次重建，但第一次发生于康熙八年( 1669年)，此时雷家尚未来北京，第二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此时雷发达去世已有两年。也就是说，雷发达不可能参与太和殿的重建工作。太和殿里的惊险一幕实在太具有传奇色彩，历史学家为了考证这个故事，发现原来它是雷氏家族内的“移花接木”，故事的主角是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

“上梁”也并非发生在紫禁城而是在畅春园。雷金玉随父亲北上京城后，也在宫里当差做木匠，大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雷金玉参与了畅春园正殿“九经三事殿”的工程。当时在上梁的时候，康熙见雷金玉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食七品俸，而且让他掌管皇家的建筑设计，就是样式房。

至今，在雷金玉的碑文中还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故事。康熙的御制诗《畅春园记》里．也专门提起过有一位技艺非凡的工匠，他一直非常挂念。从这以后，雷金玉参与了西郊诸园的许多工程项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修圆明园，赐给当时一位亲王，此间主持修建的就是雷金玉，而这位亲王，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雍正帝。

制烫样奇技差天下

雍正帝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此时年逾六旬的雷金玉，应召充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负责带领样式房的工匠，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指导施工，对圆明园的设计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具体施工前，作为圆明园建筑设计师的“样式雷”首先要进行平面设计，画出建筑草图——地盘样，地盘样上有亭台楼阁、庭院山石等建筑图例，也有桥梁、水流的布局走向。草图经皇帝认可后，他们便要将图上的建筑景致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

我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最迟在汉代就有了图样，到隋朝时发展出以线条和结构相结合，在三维空间内研究建筑设计的模型，“样式雷”的贡献就是将这一设计程序标准化、规范化，并命名为“烫样”。所谓烫样，就是指按照实物比例缩小、用草纸板、秫秸、油蜡和木料等材料加工制作的模型，因制作工艺中有一道熨烫工序，故称烫样。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班底的样式雷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宫廷各项建筑工程烫样的制作者。在他们的妙手之中，平面的设计图样通过纸、秸杆和木头等材料的组合变成了立体的微缩景观。

遗留至今的样式雷烫样，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天坛、清东陵等处，其中以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所做的烫样为数最多，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圆明园中的“勤政殿”、“万方安和”、“廓然大公”等。

这些烫样都按比例制作，尺寸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分样，一种是寸样。如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至五寸样等，即与建筑尺寸比例分别属1/200、1/100、1/50、1/25至1/20等。比例根据需要选择，细致到房瓦、廊柱、门窗甚至室内陈设的桌椅屏风等，以便皇帝审样时一看就明白，也方便建筑时按比例原样放大。烫样的神奇也在于它的层叠性和灵活性，结构之间互不影响，各个建筑细部有所联系又不失独立。

圆明园施工过程中，欣逢雷金玉七旬正寿，雍正帝给予特殊的褒奖：命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亲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雷金玉将此匾运回故乡南京，悬挂于祖居大堂。

雍正七年( 1729年）末，70岁的雷金玉去世，雍正除恩赏金银外，还下旨令皇家驿站沿途照料运送灵柩返回南京安葬，皇帝所赐匾额供奉在雷氏故宅大堂。这在当时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作为雷家世代执掌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创始人，在后来的雷氏宗谱世录中，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迁居北京的支祖。

此后雷氏家族共有七代人接续持掌样式房，其中以雷金玉的孙辈雷家玺最为出色，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工程均出自他手。

和圆明园付之一炬一样令人遗憾的是，烫样工艺也随着雷家的衰落而失传，现在反映圆明园旧貌的烫样，只剩下同治时拟修复圆明园时做的几件。今天，我们只能从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清东陵等清代皇家建筑中，去畅想那个曾经也刻在圆明园红墙上的名字——样式雷。

君王行乐新年盛 万树花开天上春 圆明园的全盛风貌

圆明园作为雍正作皇子时的赐园初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前后，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定名为“圆明园”。它历经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在愈一个世纪的建造中，最终被建成占地超过5200亩，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相互统一又各自独立，居“三山五园”之首的大型皇家御园。

1749年（乾隆十四年），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传教士书信集》在巴黎出版，里面有很多关于圆明园的描述，这些文字便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园林的最重要资料。其中，他在1743年（乾隆八年）从北京写给巴黎朋友的书信中，这样描述圆明园：“它基本是由相互之间独立的一大批住宅组成的，但非常对称和谐，由宽敞的院子、花园和花坛分隔开来，所有这些住宅的门面都涂金、油漆和绘画而金碧辉煌。室内装饰和布置有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有最漂亮和最珍贵的东西。……建筑内部的房间与外部一样华丽。除了它们的布局非常合宜之外，那里的家具装饰非常讲究和价格昂贵。”其实，此时的圆明园还没有进入它的极盛期，但它大肆铺张、不惜血本地营造，以及对奇珍异宝的奢华铺陈与煞费苦心的收罗，已成为西方对圆明园的第一印象。我们不妨就循着王致诚的目光，去打量那时的圆明园风貌。活源之河湖——问渠哪得清如许

“桥梁大多用砖和毛石建成，也有一些木桥。所有的桥离水面都保持有一定的高度，使船能在桥下面畅通无阻。桥上汉白玉栏板上刻有精致的浮雕。在所有的桥梁中，你找不出重复的构造和造型。这些桥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都是笔直地连接两岸，相反，在一座近200英尺长的桥上，你不可能找到30英尺长的直线，而都是曲线或折线的造型。不少桥上还建有小休息亭，有的在桥中央，有的在桥两端。这种桥上一般有4到8根柱子把亭子直起来，为的是桥上构成一个观景点，使人便于在桥上观赏周围的景色。它们的造型极美，与我们在欧洲见到的所有的桥都不一样。”

——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因为气候和历史关系，中国华北缺水少雨，满清贵族又兴自关外，但难以捉摸的是，几乎所有的清代皇帝都眷念中国南方的山水。康熙帝和乾隆帝更是数下江南，在政务之外感触南方的烟水迷离。

正是在这一种情结下，他们将皇家的御花园建设成人造的“水景园”。盛时的圆明三园，它的大部分造景是聚水而生、因水成趣。形成了众多的水态，彼此之间又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了整个园林的脉络和纽带。圆明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圆明园的水源主要来自于万泉河水系和玉泉山水系，但在雍正二年(1724年)扩建时，以上两处水量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只好从黑龙潭边小清河引来温泉、阳台山、凤凰岭一带的泉水和山水，从“紫碧山房”入水口处入水，保证圆明园北部“鱼跃鸢飞”、“北远山村”一带江南水乡风景区及西洋楼景区用水。

水引入园中后，如何规划和给排也费尽心机。总的来看，水源从圆明园南方的“藻园”进入，因西高东低的地势，水自然流遍圆明园大部分园林水面。一部分则供应圆明园宫墙的“护墙河”；另一部分，北流至“月地云居”南面，分出一支流入“万方安和”湖面，形成后湖景区。

为了水景之间实现游览的便利，同时也形成视觉上点缀联系，曲流溪涧之外，桥梁也成为圆明园的一大特色。圆明园极盛时，用于连接各处景观和景观内的各式桥梁就有100余座。单是桥的结构、形式也是极尽巧思，从结构上看，有石桥、木桥、砖桥之分；从形式上看，有平桥、拱桥、曲桥、十字桥以及单孔、三孔、九孔桥之别。同时，建桥、改桥和与水相关的其他营造项目，是一个持续的工程，只要圆明园尚在建设之中，它们的修建就不曾停止。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为例，单是这年12月，圆明园各处添改石桥、泊岸、暗沟工程，就花费五万九千多两白银，可以想见圆明园“因水而生”的耗费。

继续北流的水注入“安佑宫”附近的河湖。因从藻园至安佑宫地形南高北低，到了“濂溪乐处”和“柳浪闻莺”一带，形成圆明园的又一湖景。随着地形变为西北高而东南低，水泊溪涧愈加纷呈，最后再汇归于“福海”。等圆明园整体格局奠定后，水域总面积超过2100亩，等于一个颐和园。

福海在雍正朝命名之前俗称东池或东湖，其开凿年代可能为康熙末叶。经雍正即位后的进一步开拓才有后来的规模。除了刻意模仿江南水乡的网络格局，明明是湖而被命名为“海”，它也表现了中国古代皇帝的一种理想和意志。

相传，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山上有仙人居住，还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人海寻仙境、求仙药，福海的命名正是取“徐福海中求仙”的寓意，以求皇帝长生不老，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福海位于圆明三园的中心地带，以辽阔开朗取胜。水面总面积约为28万平方米，加上周围的小水域共计32万平方米，是现在北海面积的两倍。

福海水面浩瀚开阔，四周佳景遍布，群峰倒影。环列周围的十个不同形式的洲岛，将漫长的岸线分为大小不等的十个段落，临近水面的开阔地段布列不同的风景点。

如四十景之一的“方壶胜境”，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内之北岸，原是海神的祭祠，建筑立意取材于道家的“仙山琼阁”意境，雍正帝命工匠按照传说在福海中央用嶙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又在岛上建造了一处烟波浩淼中的休闲别墅。在这里可隔湖眺望如画的沿岸景色，当福海西部水域每年端阳节举办龙舟竞渡时，皇太后及后妃内眷例在蓬岛瑶台观赏。

其他如“九州清晏”、“平湖秋色”功能也类似，他们与福海隔而不断，若即若离。河道环流于海的外围，时宽时窄、有开有合，通过十个水口沟通福海水面。大小水面互相依托，相映成趣，丰富了单一的水景。也象征着百川归海，体现了四方归顺的寓意。

斗艳之林木——浓妆淡抹总相宜

“河岸上草木繁茂，四季均有鲜花盛开，就像大自然亲手播下了花种。除去河湖之外，还有甬路和林荫小径，铺有鹅卵石的甬路把各处连在一起，弯曲自然的林荫小径，时而紧贴河岸，时而又离开岸边而伸向远方。”

——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圆明三园，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顶峰，也是世界园林建筑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当时欧洲的有关文献，即赋予圆明园以“万园之园”的盛名。

圆明园是花园，少不了花草林木。我们在强调它“园”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它“林”的特色，也就是说，圆明园在成为建筑之园、艺术之园、珍宝之园以前，它首先是一座花草林木之园，而当时的建园人为此也是费尽苦心。

“镂月开云”是圆明园知名的四十景观之一，原称“牡丹台”，属圆明园最早的建筑群之一。它重修于乾隆九年(1744年)．宫殿以楠木作柱子，楠木保持了原本的纹路和色泽，别有一番清雅的滋味；殿顶用两色琉璃瓦砌成图案，日光照耀下焕苦金碧，园林与皇家建筑的契合使之气势十分宏伟。这里种植牡丹数百本，花盛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

在封建时代，牡丹盛放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征。雍正咏之日：“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室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艳宣金谷赏，名重洛阳夸。国色谁堪并，仙裳锦作霞。”当时康熙皇帝住的畅春园，“园中无处无花，触目皆是”，尤以玉兰、芍药和葡萄为盛。而圆明园的牡丹则别具特色。主宰中国命运长达130年的康雍乾祖孙三代在牡丹台会聚一堂共赏牡丹，传为佳话，本刊后文将有详叙。

若说“镂月开云”的牡丹象征着皇家的雍容华贵，那么“曲院风荷”的荷花则代表了盛世之下几代清朝皇帝的文化品位和雅人气息。“曲院风荷”之名采自西湖十景的同名景观，每至夏末秋初，荷花片片，九孔长桥横卧其中，宛若一道彩虹，是当年观荷避暑的最佳场所之一。

在中国，荷花有着丰富的含义。荷花一向被人们视为圣洁的象征，它和佛教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莲花座”往往和菩萨一同出现。圆明园因水而活，水上荷花成为了圆明园的夏季之魂。乾隆二十年7月，颁旨在圆明园“清净地”、“安澜园”栽种藕秧5525斤，说明盛时圆明园植荷、赏荷之地不限于“曲院风荷”一处。这番胜景也在现代被复现，自1993年开办“圆明园荷花节”以来，它至今仍是北京盛夏观景的极好去处。

圆明园中其他不少景观也以某一种类的植物而闻名。如“武林春色”的桃树，“杏花春馆”的文杏，“映水兰香”的幽兰，“鸿慈永祜”的松柏，“天然图画”的竹林等……四时不败的繁花，配合着蓊郁树木、潺潺流水、岸芷汀兰、鸟语禽声，是怎样一番宛若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可惜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那把大火，这些花草林木跟随着帝国的盛世一同走向了灭亡。

构巧之屋宇——雕栏玉砌应犹在

“建筑的立面由柱子和窗户组成，木质构件上有的镶了金边，有的绘上了油漆彩画，精心磨制的灰砖砌墙，红、黄、蓝、绿或紫等各色的琉璃瓦覆顶。这一切的不同组合所形成的图案，给人一种高于变化的美感。……园内到处是宫殿。这些宫殿和它们占地面积相比，显得像是个小殿堂。但每一座这样的殿堂都是用以安置英国国王和他所有的随员下榻的。有些宫殿是用杉木造的，杉木料是以极高的代价从五百里之外的地方运来的。你猜在这座巨大的园林中有多少座宫殿？超过两百座！”

——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所说的杉木，在我国传统的木制建筑中应用较广，它在中国也种植广泛，北京一带虽不似南方气候湿润土壤肥厚，但找到适合建筑用的杉木也并不困难。其宴，明清皇家宫殿建筑多采用楠木。楠木不腐不蛀有幽香，皇家藏书楼、金漆宝座、室内装修等多为楠木制作。楠木为我国特有，是驰名中外的珍贵用材树种，明清皇家采木多源自四川、贵州和湖广。

清宫造办处几乎每年都有改扩建圆明园引进楠木的记载，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3月，修葺山东泰山岱庙，拆下明朝建殿时的楠木14根解送圆明园。这14根楠木采自明代，被乾隆“偷粱换柱”挪用给圆明园，因清中期时大型楠木已砍伐殆尽，只能“另想他法”。随着清中期皇家大型园林的兴建浪潮，最后一批楠木也耗尽，到同治时准备修复圆明园时，竟连符合宫殿椽柱规制的楠木都找不到，只能用较次的松木、榆木和杉木充数，最后因购买这些木材也拿不出经费，修复工程不了了之。

楠木代表圆明园殿宇的大气，若要展现它的小巧精致，则需另外一种“重木”——紫檀。

我国古代先人早已认识了紫檀，还赋予它神秘性，《唐本革》载：“紫真檀木，出昆仑盘盘国，惟不生中华。”明清时，紫檀渐渐被皇家重视，清宫自编的《圆明园物料轻重则例》对紫檀木有了“定量”的认识：“每见方尺70斤，为樟木33斤的2倍强，为杉木20斤的3.5倍。”它的色泽和质地，及其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的特性，与皇家庄重、神秘和稀缺的品质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康熙中后期海禁开放，清政府沿袭明朝在南洋专设紫檀木采办的做法，极尽收罗，不过这时优质的紫檀木早已经开采完，余下的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皇家只能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这些木料，绝大多数用于装饰圆明园中的各处宫殿。2008年，一件圆明园原藏的“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大平头案”进入中国嘉德春拍现场，最后以3136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打破了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纪录。据史料记载，清朝一共制造了2000多件紫檀宫廷家具，大部分存放在圆明园，今天拍卖市场中的“天价”御用家具，实在是圆明园紫檀家具和其他装饰构件的沧海一粟。

圆明园殿堂内的装饰和陈设可谓富丽堂皇，工艺考究。许多殿堂内的装饰采用“周制”。所谓“周制”，就是在明朝末年，扬州姓周的一家工匠，在紫檀木制成的装饰物或漆器上，将金银、宝石、珊瑚、珍珠、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镙钿、象牙、蜜蜡、沉香等各种珍贵物品，雕刻镶嵌成各种山水、楼阁、人物、草木、虫鸟、花卉、翎毛等图形。“大而屏风桌椅，窗棂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籍，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奇玩也。”

在嘉靖年间，修缮圆明园之“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永日堂”等，其门窗均用“周制”。嘉庆十九年( 1814年)建造“竹园”一所，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饰，共200余件，有“榴开百子”、“万代长春”、“芝仙祝寿”等花样。二十二年（1817年），“接秀山房”落成，再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200余扇；多宝架3座，高9尺2寸；地罩3座，高1丈2尺。有万寿长春、九秋同庆、福增贵子、寿献兰孙花样，俱用周制。仅此“周制”，完全称得上是最精美的艺术珍品。

这种创始于明末扬州的“周制”家具做法，对于清中后期家具及内檐装修、陈设影响很大。清代统治者追求雍容华贵，讲求工艺效果，所嵌玉石料精质美，价值非凡，纹饰多有吉祥寓意。当时圆明园很多殿堂大到门窗家具，小到箱盒文玩，很多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英国特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克在他写的书中曾这样描述，“圆明园室内的陈设墙上悬挂的匾额，差不多有一两码见方，描绘乡村和山林的景色。或者远山近水，历历在望，或者驰骋林原，射击鸟兽的情景。其中人物、树木、泉水、野兽都用绿玉、白玉和别种颜色的宝石嵌成”。可见当时圆明园室内的很多陈设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侵略军带着大斧把紫檀雕花的家具砸碎只是为取下上面的宝石，这种破坏令人扼腕叹息。集珍之宝玩——上穷碧落下黄泉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最精美的家具、装饰品、中国绘画、木制书简、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瓷花瓶、丝绸和金银编织品。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和器皿，都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的魅力……有的灯笼价值上千埃居（法国古货币，初为金币，后改银制），特别是装饰建筑的花灯更华贵，形式更丰富。我真羡慕中国人富有独创精神的想象力。我开始认为，同中国人相比，我们的思维是多么贫乏和缺少创造性。”

——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长春园内的“蓓园”是园明诸园中最有江南风格的园林。其本身的风格呈现一派浓郁的南国风情，不论是外围环境的水云清旷还是内部结构的轩亭窈然，都与江苏扬州“瓜洲锦春园”的理景手法相似。“蓓园”是乾隆帝巡幸江南的直接产物，’其中八景之一的“青莲朵”更书写着他厚重的江南情怀。

“青莲朵”是一块素有盛名的奇石，原是南宋临安（今杭州）德寿宫的旧物，名日“芙蓉石”，或称“德寿石”。相传在当时，该石的旁边还种植了一株老苔梅。到了明朝，孙市犬(di)、蓝瑛两位钱塘派的画家，曾将这一石一梅画了下来，并又刻在石碑上，然后将碑置于石旁。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芙蓉石”完好，而苔梅早已不复存在，那块“梅石碑”也已断残。

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下江南，至杭州遍访西湖名胜，当他看到那块断残的“梅石碑”，深表爱惜地用衣袖擦拭，随同地方官吏看到此情此景，心领神会，第二年专程将“芙蓉石”由杭州辇运到北京。同年，“蓓园”建成，将该石置于其中，重新命名为“青莲朵”。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块奇石幸免劫难。20世纪初，在北京建立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之际，于1915年前后，将此石由圆明园遗址内移至该公园内。从而使南宋时代的这一故物，得以保存到今天。“梅石碑”也在上世纪20年代兴建燕京大学时，连同圆明园中其它不少遗物，一起运到校园内。该碑现置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的临湖轩旁的浓荫深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三园格局基本奠定，这前后几年，也意味着清朝“烧钱”到达高峰。三十四年( 1769年）12月，圆明园内“慎修思永”添建花神庙，房舍34间，游廊24间；“全碧堂”添盖房40间，添砌墙59丈3尺，共花白银四万多两。如果说筑屋建房破费点还情有可原，那么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次花费就很难理解。这年12月，拆挪“淳化轩”内“蕴真斋”殿座等，花费的白银竞达九万九千四百多两。为一个殿宇基座的移建，投入近十万雪花银，将之形容为“用钱如流水”一点也不为过。

那阵子正是清王朝国力最鼎盛时，但造园的消耗仍然让宫廷渐渐负担不起，于是统治者就想出了“以园养园”的方法。这主要分两方面，一是行政命令，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9月，敕令两淮盐商黄源德恭捐银100万两，拨交圆明园银库30万两。“国之不敷，掠之于民；民之不至，掠之于商”，是中国封建皇朝保证财政收入的不二法门，显然，圆明园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二是政府放利，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0月，以圆明园库银20万两交长芦盐商生息，一分起息，每年交利银24000两，遇闰月加增，按年解交圆明园银库添补岁修之用。这体现了圆明园本身的“造血功能”，尽管它对行政命令也有着很强的依附性。

圆明诸园内收罗的奇珍异宝也不一定都披金戴银，比方说前面讲到的”蕴真斋”，里面陈列着乾隆帝收藏的历代名画，所以他才不惜大力气建设这处“博物馆”。乾隆爱写诗、爱收藏，他也基本算是一位文化皇帝，只不过，就在帝王的一时好尚中，多少国帑消耗殆尽！多少民脂无影无踪！

猎奇之洋务——胡笳不管离心苦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要如此地长篇大论，若要把整个园林的平面给我画出来不是更简单明了吗？’我要说：‘先生，要画一张这样的平面图得花费三年的全部时间，所谓的全部时间，就是在这期间不做别的事情，不能有一刻的空闲，甚至不能像现在这样利用休息时间来写信……”’

——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是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者之一，自然能深切体会它的纷繁复杂。从乾隆中期开始，中国的皇家园林里边加入了欧洲的元素，这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乾隆帝个人好珍猎奇的品味和志趣。整个“西洋楼”的建筑形式，中西结合，以西为主，大量的建筑材料选用精雕细刻的汉白玉石，屋顶覆以中国特有琉璃瓦，巧妙地将中西建筑的特色融汇为一体。

“谐奇趣”，建成于乾隆十六年( 1751年)，是西洋楼中最早的一处景观。它是一座建在汉白玉高台上的三层楼房，楼房汉白玉石的柱身上雕满刻工精细的仿罗马式的花纹，楼墙镶嵌着五色玻璃花砖，楼窗券口用细刻花纹的砖石砌成，屋顶用紫色琉璃瓦覆盖。楼南为大型海棠式喷水池，这也是整个西洋楼组群中的第一座水法。1753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在此观赏水法奇观。

种植在“谐奇趣”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按欧洲几何图形进行修剪的。因此，人们置身在这里，仿佛到了异国他乡。乾隆对这里的景观深为赞赏，认为是“天谐奇趣”，并以此命名。

“海晏堂”由正楼和后工字蓄水楼组成，是最大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这座洋楼一反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坐东朝西，因此西门即为正门。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喷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每昼夜十二个时辰，由十二生肖依次轮流喷水，正午时，十二铜像口中同时喷射泉水，更是显得十分壮观，成为乾隆最爱欣赏的景致之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激水的“龙尾车”坏了以后，再无人能修理。此后，每当皇帝游园时，只能由太监们事先把水提到水池里，等皇帝观赏时，再开闸放水，皇帝走后，也就不再喷水了。

历史上的乾隆是一个风流皇帝，民间有他迎娶回部“香妃”的故事流传，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现今圆明园内兀立的几根精雕的异国情调的方石柱，是原“方外观”遗址，它是乾隆帝的宠妃——容妃在圆明园居住时作礼拜的地方。

容妃，又称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宫，这一年，乾隆已49岁，-容妃也已26岁，就是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之下，这对“老夫老妻”却演绎着不凡的恩爱缠绵。容妃进宫不久，乾隆怕她思念家乡，曾命人绘制了10幅布景油画，内容都是她故乡新疆阿克苏回教建筑的风景，悬挂在西洋楼景区最东边的“线法墙”上。此外，乾隆也很注意照顾容妃的习俗，赐给她的御膳也大都是羊肉、鸡鸭和素食，并且还专门找来了回民厨师。为了照顾容妃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乾隆把“方外观”作为她礼拜的用地，同时还在该建筑物的大理石贴面墙上刻回纹装饰及《古兰经》，以显示与维吾尔族的联系。

容妃因为天生身带异香，民间叫她“香妃”或“香娘娘”，富有四海的乾隆，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讨好心爱的女人，但这位奇女子从没有忘怀乡情故土，最后郁郁而终，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4月病逝于圆明园。

“香消玉殒”，又何尝不是日后整个圆明园的命运！


从怡情山不到园居理政 雍正：事必躬亲的“无逸”君王

康熙仿江南园林所造的畅春园位于北京的西北方向，距离皇宫20多公里，几百年前，这片开阔地带泉水遍地，称为海淀。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大部分时间驻跸于此，只有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会回到紫禁城。畅春园的修建不仅让皇帝找到了一处“避喧听政”的好地方，也开创了西郊皇家园林的新天地。

康熙大寿“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玄烨迎来了他60岁生日（又称万寿节）。康熙帝自己曾说：自秦汉以降，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全国都沉浸在庆贺的气氛当中，在北京，庆祝活动搭置的彩棚，从西直门一直延伸到畅春园，长达20里。

康熙帝还布告天下老者，年65岁以上者，官民不论，均可按时赶到京城参加畅春园的聚宴。户部等衙门奏请给70岁以上老者赏布二匹；80岁者四匹，90岁者六匹，康熙看后朱批“伊等远来，绢布等物如何称朕之意”，改65岁以上者赏银一两，70岁以上者六两，80岁以上者八两．90岁以上者十两。

宴席当天，前来赴宴的老人达到2000余人。诸皇子率皇孙及宗室子弟50余人，亲执爵觞为老人倒茶。在众人的翘首仰盼中，康熙终于露面了，他命侍从搀扶90岁以上老人至御座赐酒，亲表自己的敬老之意。这次宴飨，尚无“千叟宴”之名，称之为“老人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69岁的康熙又一次在畅春园举办老人宴，这次的隆重程度更为惊人，参与人数达到7000人之多，为了纪念这一盛会，康熙皇帝还即兴赋诗，并命大臣们也“赋诗记事”，名日：“千叟宴诗”，千叟宴由此而来。

畅春园内的一派祥和无法掩盖皇帝年迈的事实，宫廷内部的皇子夺位之争日趋激烈。祖孙三代皇帝首次相聚牡丹台

在畅春园的西北有一座以水景为主的小园林，康熙御赐名圆明园。这个占地1000亩的园林属皇四子胤稹，貌似与世无争自称“天下第一闲人”的四阿哥在康熙的35个儿子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特别渴望，也似乎没有参与任何与竞争储位有关的阴谋。

胤稹擅长草书，精研佛法，在别的皇子为皇位打破头的时候，他却给自己起了个“破尘届士”的法号，在书斋中修身养性，经常在闲暇时与僧侣道士谈经论道。他也是没有办法，康熙早年对他有成见，曾公开批评他遇事急躁，“喜怒不定”，为此，胤稹恼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康熙废掉太子胤礽(reng)，别人都对废太子落井下石之时，胤稹上书为胤礽说情，而且在康熙分封皇子时表现大度、谦让，康熙才真正开始赏识他。康熙六十一年的春天，圆明园中数百本牡丹开得正艳，时封雍亲王的胤稹提出请父皇来家中赏牡丹，老皇帝欣然应允，在此之前，他已四次游幸过四儿子的圆明园。

在这里，康熙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孙子，12岁的弘历。康熙有50多个孙子，有些连面都没有见过，历史学家认为，弘历能见到爷爷是父亲胤稹一手安排的。祖孙二人的这次会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弘历又在皇祖面前展示了什么非凡的天赋，现在都不得而知。而史料上唯一确定的是，康熙对弘历的聪慧赞赏有加，后来还曾当面夸奖弘历的母亲能生这么好的儿子，是“有福之人”。

这次会面之后，康熙破例将弘历接到自己的身边养育，先是跟随自己住在畅春园，后来又带去了避暑山庄木兰秋猕（xian），前后有半年时间。这一年的冬天，康熙在畅春园中悄然死去，在遗诏中宣布：“皇四子胤稹，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胤稹的继位在北京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传言说，是胤稹毒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有人说他篡改了传位遗诏，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康熙是因为喜欢孙子弘历而把皇位传给了他的父亲。祖孙三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会的圆明园成为日后闻名于世的皇家园林，而父子二人赏花的牡丹台就是后来圆明园四十景中的“镂月开云”一景。

不眠不休的“工作狂”

公元1723年，雍正继位，圆明园自然成了皇帝的重要离宫。44岁的雍正对祖孙三代牡丹丛中那次聚会，一直念念不忘，继位伊始就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从1723年到1725年，圆明园的建筑工程持续了整整3年。扩建后圆明园拥有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

雍正登基后按照皇家礼仪，在宫内为先皇康熙守孝27个月之后，便在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入驻圆明园。当天他就向亲王大臣传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应办之事照常办理。”

最初，大臣们以为皇帝驻圆明园就是为了游乐，并不敢向皇帝奏事，在他们眼里这么一个风景如画的园林怎么也不像个办公议政的地方。雍正帝不得不一再重申自己勤于理政的态度，并要求官员们也丝毫不能懈怠。为此，他专门书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还在御案背后书写了“无逸”二字。

当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雍正帝又4次来到圆明园居住，短则9天长则32天，直到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大年根儿，雍正帝才迁回大内。细算一下，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雍正有82天是在圆明园中度过的，占了一半。

这时起，圆明园成为继紫禁城之后，清王朝在北京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皇帝在圆明园中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成为一种惯例。雍正从即位到病逝于圆明园的11年间，累计在圆明园居住47次2314天，平均每年210天。他通常是元宵节前就从紫禁城搬到圆明园中来，入冬后，再由园子搬回紫禁城，每年都进行两次这样浩浩荡荡的大搬家。

这样浩大的搬家工程，对于道路的要求必然很高。雍正命人在圆明园和紫禁城之间修建了一条石板路。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过高梁桥，沿长河水系转向西北通往海淀镇，最后直达圆明园大门。

一般来说，大臣们若想及时在早朝前到达圆明园，必须要在半夜从城里出发，这种日常的往返对于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是一件苦差事，其辛苦程度不亚于现在每天舟车劳顿的上班族。这条优质公路长约9.7公里，不仅使皇帝搬家的队伍行进更为轻松，更为常常往返于二者之间的大臣和圆明园的工人等提供了方便。后来，为了避免舟车劳顿，许多官员开始在圆明园周围购置住宅，海淀镇就这样逐渐成型了。

经过多年的扩建，圆明园中遍地是奇花异草，移植而来的南方秀美风景也让人目不暇接。然而在如此安逸幽静的地方，勤勉的雍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帝国的大小政事。

在圆明园中最显赫的建筑就是位于园中心位置的“正大光明殿”，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到咸丰，五代帝王都在这里处理政务、举行大典，它的政治功能相当于紫禁城最大的建筑“太和殿”。史料记载，“正大光明殿”外部建筑朴实无华，殿内的装饰陈设却非常奢华。

每一个早晨，雍正都会准时来到这里，处理国家事物。雍正帝每天的“常朝”在勤政殿举行，朝后的单独引见也多在勤政亲贤及引见楼，就是后来的山高水长。正大光明殿的功能是举行重大朝会例如三大节、接见外藩使节、殿试时皇帝才在此升座。雍正帝自己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重要职务，政务非常繁忙，白天同大臣开会，晚上批阅奏折，甚至吃饭和休息时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年年如此，寒暑无间。

发挥到极致的密折制度

康熙帝喜爱出行，木兰围猎。雍正帝却没有这份闲情逸志，他继位后，下诏罢免鹰犬之贡，宫中的畜养珍禽全令放出，一个不留。史料中记载，在统治帝国的13年当中，雍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中度过的，很少出京巡游，而如何做到在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这就要靠一项特殊的君臣交流方式——密折制度。

雍正年间，封疆大吏在上任前，皇帝会把他叫到跟前亲自训勉，并交给他一个密匣，上有两道锁，而钥匙则只有皇帝和拿匣子的大臣才有。大臣会不定期地将一些重要情况写成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用这个匣子直接送给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

雍正和别的君主相比，有着非同寻常的资质：一是精力过人，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一天还要批十几封奏折，这种其他君主也许视为畏途的事，雍正做起来却有滋有味，至今仍存的满、汉文奏折达41600余件；二是多疑忌苛，这类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正是雍正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雍正对密折所作的朱批，有时洋洋洒洒一本正经，有时嬉笑怒骂全无避忌，甚至常常不避村俗俚语。朱批内容极其广泛，上至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例如，他在朱批中告诫臣子要节省纸张，“一折一封”岂不浪费，“便三四折一封何妨”，也有十分口语化的语言“该！该！该！该！不要饶了他们……”、甚至直言“朕大笑惊讶览之，朕笑的了不得……”等等不一而足。

书写这些朱批占用了雍正在圆明园的大部分时间。史书记载，雍正只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才会休息，13年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1000多万字。在中国封建皇帝中像雍正这样勤奋的十分罕见。

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调控得更为完善和严密，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100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1200多人。通过这样的密折制度，雍正足不出户便通晓天下事。

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王云锦惊得目瞪口杲。

正大光明殿东侧有五间叫做“洞明堂”的大殿，每年秋末霜降后处决犯人时，皇帝都会在这里逐一核准“勾到”，对犯人的命运做最后的裁定。皇帝“勾到”之处，紫禁城内懋勤殿，避暑山庄是依清旷，香山是正直和平殿，圆明园则是洞明堂。清史稿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次“勾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御驾至洞明堂，一边阅读黄册一边听相关官员宣读人犯案情，雍正听罢，如果表示“情有可原”，该犯便免于笔勾，若“法无可贷”便令大学士笔勾该犯姓名，判以立决。勾到这天，所有人犯都要被绑缚刑场，听候皇帝的处置。雍正勾点完毕，刑部立刻派人飞马传旨，被点到名字的犯人就会被人在脸上用笔书“斤”或“交”字，意为斩首或是绞刑。免于死刑的人就会被送回大牢，民间称之为“陪绑”。

书画中的文人气质

繁忙政务之余，作为放松自己的方式，雍正热衷于为自己绘制肖像，在十二月行乐图中，就有一节表现画师在为他画像的内容。紫禁城中有一处皇家画院，名日“如意馆”，而在圆明园的洞天深处也有一座“如意馆”。作为圆明园中的一个常设机构，这里集中了帝国最优秀的一批画家，他们是整个圆明园的设计师，也是皇家的御用画师。

在宫廷画师们为雍正帝留下的御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信坦然，还带着一些幽默感的君主。他的肖像和行乐图，总是变换出各种面貌，如同一场花样迭出的“模仿秀”，如吟诗的李白、偷桃的东方朔、乘槎升仙的老者、身批袈裟的僧人，甚至还有着西洋服饰，带假发的猎手。他像一个顽皮嬉戏的孩童，穿戴奇装异服，装扮各色人等。这个东方超级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似乎极力想体验各种各样平凡的人生。

在这些画像中，雍正也常常身穿汉族文人的传统服装。在仙境般的圆明园，雍正将自己想象成那些超凡脱俗的文人，寄情于山水。或许，文人们追求的自由和淡泊是权力包裹中的雍正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渴望。大清的祖先是游牧民族，但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汉人。为了驾驭庞大的帝国，皇帝必须掌握汉文化的精髓，而文人就是汉文化的象征。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曾经出过数百个帝王，但就文化素养而言，这些个发祥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统治者却是其中的佼佼者。皇家的文化素养来自于严格的教育。皇帝在圆明园期间，皇子们也跟着一起到园子里的“上书房”来学习。圆明园的上书房，在前朝区东侧福园门内的洞天深处，与如意馆一墙之隔。

圆明园的鼎盛时期，皇子和公主都随园居住．包括婴儿也要在园子里“育喜”。清代康熙以前的规制，一旦皇子成婚，就要分府居住，封爵以后还要另赐花园。雍正以后，圆明园规模日渐扩大，皇子年龄稍大时便在园内赐给居所。

雍正年间，弘历先后赐居桃花坞和莲花馆；乾隆时，十五阿哥颥琰5岁时被赐居天然图画的五福堂……直到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这些皇子就要“出宫分府”。道光皇帝曾经把熙春园和近春园分别赐给他的三弟惇亲王绵恺和四弟瑞亲王绵忻，这两个园子在现今清华大学校区内；咸丰时期，咸丰皇帝曾经把朗润园赐给六弟恭亲王奕诉，蔚秀园赐给七弟奕還，这两个园子在现今北大校区内，可惜风物已大为不同。清代的亲王昔日为皇子时，都要在圆明园中上学、习武，丝毫不得马虎。

近视眼皇帝的生活乐趣

雍正在位期间，虽然没有像康熙那样巡游南北，但狭小的生活范围并不影响他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生活乐趣。

史料记载，雍正帝在园中，喜欢雕虫玩物、西洋奇巧，不仅懂得欣赏，还对制作颇有见解，交由下属办的差事总有自己非常具体的要求。一次他给内务府的上谕中，详细说明所需香袋的制作式样：“着照现在挂的香袋式样，用象牙雕刻透花做一对。象牙墙像火镰包的掐簧，两面盖，透地糊纱，或盛鲜花，或盛香，皆用得。香袋边不必做挑出去的丝子挂络，底下要钟形，上边要宝盖形，中间或连环、方胜俱可。钦此。”不仅下令制作，还把款式和花色描述得如此详细，足见雍正自有一套时尚品味。

雍正皇帝年轻时视力就不好，常年批阅奏折又加重了近视，他很早就开始配戴眼镜，眼镜全由内务府造办处制作，造办处档案详细记录了雍正关于制作眼镜的不少旨意，如“将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每样多做几副，俱要上好的”，“照朕用的眼镜，再做10副”。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有35副。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因眼镜有如此好处，雍正也将眼镜作为赏赐之物，甚至用于劳动保护，指示造办处专门制作玻璃平光眼罩给建造房屋的泼灰工匠用于保护眼睛。

雍正帝还屡次谕示制作狗衣、狗笼、狗窝、狗套头等。他亲自规定样式，做成后又多次修整。他很喜爱西洋器玩意，如通天气表（温度计）、千里眼（望远镜），常常令内务府造办处仿制。

雍正在圆明园中不仅自己玩，也忘不了与他人同乐。在圆明园的后湖与福海之间，有一个景区叫同乐园，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与大臣后妃们一同娱乐联欢的地方。

同乐园内有著名的三层大戏楼——清音阁。这个戏台顶层设有滑车，开戏时列仙诸神从上层降下，鬼怪妖精从下层钻出，刹那间神鬼齐聚，好不热闹。逢年过节，同乐园总要连唱十几天的大戏，后妃和王公大臣都要陪皇帝看戏。

坐落于圆明园本园东北角的西峰秀色是专为欣赏落日修建的，也是雍正最钟爱的去处之一，据史料记载，雍正每年七夕这一天都会邀请后妃们流连此处，宴饮作乐，过一过中国式的“情人节”。

湖中泛舟是雍正帝十分喜爱的一项休闲活动，他常常在大臣和后妃们的陪同下，在园中的最大湖泊——福海中泛舟，皇帝泛舟的景象十分壮观，常常是一个大型船队，这些泛着金光的皇家船只，有的专门用来欣赏风景，有的用来垂钓，有的用来表演作战对打，以供湖上泛舟的皇帝观赏。每到农历的端午节，湖上的龙舟表演更是热闹非凡，和民间的景象并无二致。

雍正在圆明园北端还开辟了一大块田地，称之为“多稼如云”，他常常来这片庄稼地视察如何犁地、播种和收割农作物。不久他又添加了蚕桑农场，那些在园中工作的男男女女们就被编成桑户，生产出的蚕丝品又用来供应万寿山下的织染局，形成一条生产线。与其说雍正是为了玩乐，倒不如说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表达对其子民的关切。

“圆明居士”命丧仙丹

雍正帝十分崇佛，他在圆明园和紫禁城多次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识的僧人参加，研究禅宗理论，并亲自说法。他还招收了包括儿子弘历在内的十四位门徒，并赐弘历为“长春居士”，而他自己，则自号为“圆明居士”。

吃斋崇佛没有延长他的生命，公元1735年，58岁的雍正猝死在圆明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死因。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了。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慷骇欲绝”。

两百年后，专家们从公开的清宫档案中发现了雍正在圆明园中炼丹的大量细节，雍正一直对道家药石感兴趣，并在宫中和圆明园蓄养多名道士，帮他炼制丹药。他不但自己长期服用丹药，还时常赏赐给他所宠信的大臣。据史料记载，在他死前十二天，送往圆明园炼制丹药用的黑铅就达三百斤之多。人们开始相信，雍正死于丹药中毒。

（参考资料：《日落圆明园》，范伟、金铁木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著）


山高水长 万寿无疆 乾隆盛世的浮华与奢靡

雍正去世之后，当年在牡丹丛中被康熙一眼相中的弘历登上了帝位。他就是大清的第六代皇帝——乾隆帝。与疲惫而压抑的雍正相比，25岁的乾隆性格从容，风华正茂，野心勃勃。

与父亲雍正一样，乾隆对圆明园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刚即位，就下令扩建第一次见祖父康熙的“福地”。帝国的财富在迅速增加，乾隆开始考虑将财富散之民间，圆明园的规模也越修越庞大。皇家画院的设计师、样式房的建筑师、大量的官员以及数万名工匠，所有人都在为扩建中的圆明园服务，宫殿每天都在增加。

到乾隆九年（1744年），经过七年左右的营造之后，“圆明园四十景”建成，有的模仿江南园林，有的再现古诗和绘画的意境，集天下之大美于一身。皇家御园距离乾隆皇帝想象中的样子已经不远。

乾隆对雍正时期的圆明园做了调整和更改，减少了园林的乡野味道，比如牡丹台更名“镂月开云”，竹子院更名“天然图画”，菜圃更名“杏花春馆”，金鱼池更名“坦坦荡荡”……在《圆明园后记》中乾隆得意地写道，“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乾隆下谕旨，命令宫廷书画家沈源、唐岱、汪由敦把圆明园“四十景”摹画成绢本彩绘，并把他本人的诗作题写其上，从而制作完成了一套品质精良的御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画集。

在五位清帝当中，乾隆在圆明园花了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金钱。以乾隆四十年（1775年）来说，乾隆留在圆明园的时间共计168天，大约占一年当中43.86%的时间，其它105天在紫禁城，66天在热河的避暑山庄，44天东巡曲阜祭孔。除了参加农历新年祭祀和庆典，或是外出狩猎等，其它时间他都尽可能选择在这座他最喜爱的宫苑里居住。正像乾隆的诗句所说：“紫禁围红墙，未若园居良。”

乾隆一生写诗四万多首

皇家密档记载了乾隆在圆明园中一天的生活。在每个平常的日子里，天亮前一个多小时，九州清晏寝宫里的乾隆就已经起床了。简单地用过早膳之后天刚放亮，乾隆来到圆明园中的勤政殿处理大小政事，会见帝国的大臣，这一般需要耗费一上午的时间。

下午两点左右是用餐时间。皇家饮食复杂而又精致，但每一道菜只能浅尝辄止。即使皇帝很喜欢某一道菜，他也不能多吃，御膳房的大太监是一丝不苟的监督者。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不暴露皇帝的饮食习惯，以免被人投毒。

饭后是乾隆的学习时间。严格的皇家教育造就了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皇帝。乾隆几乎每天都要写诗，史书记载，在位60年，他的诗歌竟然达到42000首之多，相当于一部《全唐诗》，有时他一天写几十首诗，见什么写什么，不过这些诗的水平无法与唐诗中的精华相比，很少有能够打动人心的佳作。

据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嬗统计，乾隆的诗中与圆明园有关的就达两千多首，诗中记载着诸多历史事件，比如83岁高龄时，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85岁时在勤政殿立皇十五子颥琰为太子，宣布归政……在乾隆的心目中，大清的皇帝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还应该是文人的精神领袖。

“学习”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把玩欣赏字画。在圆明园的各个殿堂中，都悬挂着历代名家的书法和绘画。乾隆是个富有的收藏者，酷爱书画，官员们平时会在民间收集各种稀世珍宝，趁机献给皇帝。我国历代名家书法、绘画的精华都汇集在皇家的手里。

这些名家的书画，一部分收藏在北京城内的紫禁城，一部分收藏在圆明园，存放在长春园的味腴书屋和万源阁内。

《清代宫廷记》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的时候，一次性就收获了江南名士沈德潜贡献的董其昌行书二册，文徵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等7件传世之作。

除了书画作品，圆明园更是中国古代典籍的集中收藏地。乾隆时曾编撰《四库全书》，共计7.9万余卷，9.97亿字，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共有7部，其中之一就藏在圆明园的“文源阁”中。

圆明园由两层虎皮墙包围着，墙体不高，墙外就是周围百姓的水田。偶有悠闲的时候，乾隆就会站在圆明园墙边几处较高的建筑上，“观稼验农”，视察农业生产。

为了大清帝国的延续，必须保证皇家血脉的纯正。晚上，皇帝会选择一位后妃共度良宵。有专门的太监对此进行详细记录，这是皇家密档的一部分。乾隆大多数时间里，睡在后宫“九州清晏”，当然，圆明园里有许多寝宫，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小憩。

乾隆曾在《圆明园后记》中谈及对园居生活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位统治者，在他完成政务、远离他的朝臣后，都必须拥有能随意徜徉、观赏、放松心智的场所。与父亲雍正无休止的工作相比，乾隆似乎更懂得去享受这姹紫嫣红的美景良辰。随着大清帝国江山的日益鼎盛，圆明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渐渐迈入了它的辉煌期。

2000个厨师的御膳房

乾隆年间，圆明园中的御膳房“负责御膳，处理帝皇的膳食，以及在特别时节准备盛大餐宴”，给皇帝和皇族成员准备膳食是一件大事，足以载入史册。

清朝皇帝每天有两次主餐，即早膳跟晚膳，每一顿饭都十分铺张，餐桌上摆满了奢华的陶瓷餐具和金银器皿，一整天之中，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不间断地供应。

一顿标准的皇家筵席食单是从120道不同的菜色当中，挑选出26道菜来组成。为了安全起见，每一道端给皇帝的菜，事先必须由内务府记录下负责烹饪的主厨名字。

圆明园内皇室主餐的规模，一般是24道菜。一餐膳食几十种菜肴，皇帝一人能吃得下吗？当然不能。但是按照清代制度的规定，皇帝和后妃以及宫内人役都有一定的份例，在皇帝的份例中，仅膳食一项，每日就有白银五十两，不管皇帝用膳与否，用多少，饭菜都按照每日膳单呈送。皇帝每次用膳毕，往往将吃不完甚至动也不曾动过的丰盛饭菜赐予宫内的妃嫔、皇子、公主及御前、内务府、军机处、南书房入值大臣等。得到皇帝的赏赐，对于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根据档案记载，乾隆除了经常在九州清晏的寝宫用晚膳之外，也常在同乐园用膳，这里三层的大戏台，是供他膳后消遣的。乾隆皇帝喜欢在圆明园内不同的地点进膳，所以园里每一个重要地点，都有一个御用厨房和厨师群。御膳房里有大量的工人，他们包含了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等细致复杂的分工，总数可能有2300人之多，外加206名官员管理这一庞大的厨师队伍。

乾隆时御膳房每年食料消耗的费用大约为四万两，这些并不算高，因为许多食材都是地方上贡的，不需采买。

圆明园里还有多间冰库用来保存食物。库中的食物都是从全国送来的最优质和新鲜的“贡品”，通常是顶级的地方名产。山西的“晋祠大米”和“汾州香小米”历史上都曾作为宫廷“贡品”而声名远播。

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的每一幢主建筑内都有一间风格优雅的“御茶房”，由两名七品官员打理，他们负责掌管茶叶、茶壶和瓷、金、银的茶杯。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曾有媒体报道美国方面用专机从本国携带了大量的饮用水，其奢华程度令人吃惊。其实这并没什么新鲜的．200多年前的乾隆就已经这么做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时，就随行带着北京玉泉山的泉水，这种山泉被认为是最为“纯净”的水，是乾隆用来泡茶的“唯一指定产品”。

圆明园作为清五帝长年园居理政之所，每年都要举办很多次国宴和家宴，共有8项之多：万寿（皇帝、皇后的生日）宴、千寿（后妃的生日）宴、宗室宴、外藩宴、千叟宴、凯旋宴、皇子婚礼宴。清代的宗室宴实际上就是皇室的家宴，由皇帝钦点皇子以及近支王公入宴。按照大清家法，凡皇子、皇孙、皇曾孙辈只有在结婚之后才获准参加节宴。清王朝的家族史上，只有乾隆皇帝破例在乾隆五十四年，特允他六岁的玄孙载锡在奉三无私殿入宴，从而实现了“五代同堂之庆”，乾隆皇帝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惟一得以“五代同堂的封建皇帝”。

每年的正月十六在正大光明殿的廷臣宴，是专门宴赏勋劳卓著的大学士、尚书等肱骨大臣，入宴者由皇帝钦定，通常设宴席两排八张，两人一席，人数控制在十六到十八人。廷臣宴规模较小，参加的人中词臣居多，因此每次廷臣之后都会有君臣合作完成的一首“联句”长诗，联诗由皇帝起首，依次庚和。君臣上下，琢诗磨句，其乐融融。

山高水长大火戏

乾隆年间，每年的元宵节前后，皇帝除了频频宴会之外，还要在圆明园内举办一系列的烟火、灯戏活动，其中的山高水长火戏尤为壮观。

在圆明园东南隅，有一片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的地方，这里便是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山高水长。山高水长楼从雍正时起就是皇帝召见大臣和外使的重要场所之一，俗称引见楼。

山高水长火戏的准备工作通常从头年的十二月开始，即由圆明园花炮作何内务府营造司安装烟火盒架，搭造灯盏罩棚、西洋秋千，摆设“抬头见喜”、“福自天来”等人物灯座。因为烟火花炮的燃放关系重要，每年照例都会有提督衙门派遣官兵，于正月初二起即在圆明园花炮库周围看守火烛，驱逐闲人，以防发生意外事故，直到正月二十日差务告竣，才受命撤回。

上元节当天，皇帝驾临伊始，鞭炮声便开始伴着皇帝的行踪，皇帝到哪鞭炮声也就响到哪。当夜幕下垂后，乾隆乘坐四人抬的轿子来到“山高水长”楼，这场热闹非凡的嘉年华会就正式登场了．18世纪的史学家赵翼详细记述了圆明园里的各种娱乐活动。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

18世纪末的英国使节形容，这些燃放的烟火数量超出他曾经看过的所有烟火的总数。中国烟火从设计的新奇、匀称和巧思的角度上来看，都远胜于他以前看过的烟火，并且形容中国的烟火“编排成火山普遍的爆发，绽射出光芒和闪烁；在园内使用的甩炮、弹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弹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积有大量不散的烟云”。

在不间断的喜庆音乐伴随下，所有人都陶醉在灿烂烟火照亮夜空的壮观景象之中。

元宵灯会令人叹为观止

元宵节遍地灯笼的壮观景象更是让宫中的外国人叹为观止。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就对圆明园里盛大的“灯会”感到雀跃不已。他在寄回国的信件中详细叙述了当中的情景：

“在这一天，全中国都被照亮了，而最明亮的地方就在皇帝的宫殿里；没有一处楼阁、殿堂或门廊的天花板上没有挂上几盏灯笼。在所有溪流、河道和湖泽上，也都会放上几盏制作成小船形状的灯笼，浮在水上来回飘荡。在所有山丘、桥梁和几乎全部树上，都挂上一些灯笼，这些灯笼制作得极其漂亮，有鱼、鸟、兽、花瓶、水果、花卉和船等大小不一的各种造型。有些灯笼是用丝绸制成，有些则是利用兽角、玻璃、贝壳，以及其他上千种材料。……与之相比，我们的灯笼就显得穷酸与贫乏。”

乾隆常常会邀请外藩王公来这里观礼，主要的用意是民族联谊。曾有两度因为某一部族的朝正者未能如期赶到京师，弘历特意让预留烟火，待其到京后又补办了专场灯火会。

元宵节的欢庆表演中还有马术比赛，清帝会观赏他的御前侍卫在圆明园的北墙外策马。一个侍卫在策骑的同时，会牵着另一匹马在旁边跟着跑；在跑马的过程中，这名侍卫就趁机跳到那匹马的背上。侍卫如果能够从后面骑上位于侧前方的马背上，就能得到最大的赏赐；而成功地从坐骑上跳至另一匹并行的马背上之侍卫，只能获得二奖；即使在跳上另一匹马的过程中坠地的侍卫，也能从皇帝那里得到一些赏赐。

马术比赛之后，乾隆会亲率侍卫校场射箭，他本人曾有过“发二十矢，中十八，末一矢正中五层之中的”精彩表演。用乾隆的话说，这是因为外族所重惟武，灯宵百戏彼虽爱观，但终不若示以射猎，令其惊服也。欢庆节目让圆明园中的节日气氛达到顶点，而乾隆的骄傲自大也极度膨胀几至顶点。

每年的中秋节，乾隆会来到圆明园北边的欧式迷宫万花阵，他坐在凉亭之上，观看亲眷们在迷宫里戏耍游走，并不时地向四处投掷水果，人们欢呼雀跃的争抢之中，乾隆享受着帝国领袖的无比荣耀。

除了这些节日期间的大型欢庆节目，皇家的日常游乐也十分有趣。同乐园西侧有一条皇家买卖街，大约有三四百米长。圆明园里的这个集市，每年都要开好几次，最热闹的是正月里。据长期在圆明园当差的法国传教士描述，每当赶集时，这个买卖街上的四五十个店铺全都挤满“商家”，商品琳琅满目，凡是在京城里能见到的字号，这里都有个小号，有丝绸店，棉布店，瓷器店、有家具店、首饰店、书店、还有茶馆、酒肆旅馆等。而那些开店的人都是由内务府的太监们来充当的。

有趣的是，在买卖街上，有的太监装作游客吵嘴打架，还有的装作小偷，被当场抓获，拉到公堂之上问审，煞有介事，让人真假难辨。如果侥幸没有落网，等到集市结束后，也要物归原主。每当皇帝来到闹市，跑堂的呼茶，店小二报账，掌柜的核算，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这出由皇家成员共同出演的大型戏剧，为的是让皇帝享受到一份世俗的快乐。

圆明园最后的大狂欢

圆明园中另一个举园同庆的事情，就是皇帝大寿之时。按例在皇帝生日的当天早上，文武大臣要穿上隆重的服饰，集合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三品以下的集合在更远的二宫门。皇帝会盛装出席，并由侍候在侧的官员逐一宣召殿内官员的名字，让皇帝接受他们的道贺。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以当时清帝国的和平与繁荣，这位自傲的老人有理由去度过一个最盛大的寿宴。在生日前夕，京城里的鲜艳装饰物已经从北京的西直门开始布置，沿着所有通往圆明园大门的道路，延伸出去，直到圆明园大门口。

这场八十大寿的庆典，在九月二十五日于圆明园正式开始。长长的祝寿队伍根据以下次序来一一觐见：皇室成员、满洲贵族、大臣、武将和文官、耆老、安南国王，和来自朝鲜、缅甸、真腊、蒙古，以及各个回族部落的代表。在宣召之后，他们就会坐到指定的位置。待他们全都入座以后，所有宾客齐呼“万寿”以示忠诚。

乐队不停地在远处奏出愉悦的颂扬乐声，大约有一千名喇嘛聚集在巨大的遮篷底下，朗诵佛经以祈求伟大的乾隆皇帝万万岁，在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里，所有事情都要塑造出让人兴奋的景象。一整天不断送来数以千计未能亲自出席寿典的地方官员所发出的致敬贺词。八十岁高龄的乾隆仍然身体健康和精神焕发，精力充沛地接受朝贺。

乾隆即位时国库存银有三千余万两，当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时，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余万两。帝国财富的积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史料记载这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1144 297.5两白银，差不多比原先预算少了573703两白银，大抵是因为殷勤的满洲族人、大臣、地方上的税务官和地方官筹出补贴费用。许多官僚也自愿从俸银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薪资，来帮忙支付这巨额的祝寿经费，以表孝心。而来自两淮、长芦和浙江等富庶地区的富人，则支付了这整个盛大庆典的装饰费用。

这场盛大的寿典可能是在圆明园里的最后一场真正的大狂欢。之后，清朝帝国开始走向下坡。乾隆之后的两位继承人嘉庆和道光都饱受内部不稳和外来威胁之苦，无可避免地为豪华而欢愉的宫苑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是什么让马戛尔尼无功而返

就在乾隆皇帝志得意满地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之时，帝国实际上已经同皇帝本人一样垂垂老矣。当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20多年，法国也爆发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革命，却没有给这个封建制的东方大国带来一丝的影响，皇帝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满足与自负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洽三世派使节马戛尔尼率一支600人的庞大船队，借乾隆83岁寿辰之际来华访问。对于此次来华的目的，英王在给乾隆皇帝的国书里是这么说的：英国遣使前来中国，“并不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而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互通有无”。

英国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世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而使团来访时，清朝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却上奏折说，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一方本意是来华进行外交谈判，而另一方则一如既往以为是远道来贡，这种误解导致了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接触以失败告终。

马戛尔尼的船队这次其带来了600多箱礼物，这一年七月十八日的清晨，使团进入圆明园开始安装礼品仪器。原先马戛尔尼“自诩奇巧、矜大其词”把这些仪器说得十分庞大而复杂，所以准备分装在两个大殿中，但是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正大光明殿中，不由地惊呼殿宇的宏大，承认所携的8件仪器全安装在此殿当中尚显“宽然有余”。

早先英使还曾故弄玄虚，声称需要安装一个多月，而且装上就不能拆卸。乾隆不信，安装时，清廷派出了钦天监监正安国宁，监副汤士选和洋人10名，以及总管太监等在一旁帮忙安装。这么多精通天文地理和修理钟表的能手出现在这里，马戛尔尼等人只好大为收敛，只用了6天就将这8件仪器安装完毕，有天文地理大表，玻璃镶金彩灯，测看天气阴睛的风雨表等。

这些西洋仪器在满是奇珍异宝的圆明园并不十分显眼，有些还与园中已有的一些仪器类似。乾隆之所以把他们安装在园中正殿，主要还是为了显示对英使的重视。实际上，在英使离京后不久，这些“宠物”就被移至他处了。这些在西方社会被视作先进科学的仪器，被乾隆当作是陶冶兴趣的小把戏，根本没有想过把他们应用在生产发展上。

除了展示科技发展，英国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许多英国有意向中国显示其武力强盛的礼品，如当时英国最大、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步枪、连发手枪等。

然而，乾隆皇帝却不以为然，只是将之作为海外国家进呈的一般贡品罢了，而英使也只不过是万里迢迢来送贡品，以表示向大清国的恭顺的朝贡国使节而已。因此，他不仅没有看到礼品上所表现出的西方科技的巨大进步，相反还责难英使在礼品单上自称“钦差”一词，而降旨要其改为公差，以符天朝体例。双方还在英使是否要行双膝跪拜礼上互不相让，马戛尔尼朝见乾隆时行的是单膝跪拜礼。

当马戛尔尼提出他们此行目的时，乾隆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表示“大清乃天朝大国，用不着与西方蛮夷互通有无”。原先乾隆已计划在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英使一行人，并让其游玩昆明湖，观看龙舟比赛，此时则一律作罢，以免英使在京“无事耽搁，又生枝节”。

马戛尔尼最终空手而返，虽然惊异于大清王朝的富庶和圆明园的宏伟，他在回国时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因为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无能之辈在甲板上指挥，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保守和自大正在蚕食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以“不敢上同皇祖（康熙）纪元六十载之数”为由宣布退位，让位给儿子嘉庆。嘉庆四年（1799年）．89岁的乾隆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子孙的是盛世背后的巨大危机。（参考资料：《日落圆明园》，范伟、金田木著；《圆明园》5，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著；《圆明大观话盛衰》，张恩荫著）

美女 佳酿 鸦片烟 “苦命天子”的荒唐岁月

公元1799年，89岁的乾隆带着中国封建社会最长寿皇帝的称号，死于紫禁城养心殿。嘉庆帝颥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他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乾隆时期的巨贪和坤。在给和坤所定的20条罪状中，一些也与圆明园有关，比如“在圆明园内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皇家的生活标准岂容他们亵渎！守成之主嘉庆帝的霉运

和坤落马并未带来天下太平，在位25年，嘉庆帝忙着镇压白莲教，对付京畿的天理教（白莲教的一支），以及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封禁，钱粮亏空，八旗生计，鸦片流入，治理河务等等，难题一个一个摆在这位过于柔弱的皇帝眼前。

直到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十九日，嘉庆帝认为清军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平定教乱，一连数日带领群臣在圆明园欢歌宴饮，吟诗作赋，几天前还亲往东陵谒拜父皇乾隆。

不过，庆功喜悦并没持续多久，在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里，嘉庆帝霉运连连：二月初四，紫禁城内碳库失火；二月初八，在去南苑的路上，御桥竿脱盲，险些把嘉庆皇帝摔在地上。嘉庆还莫名地遇到了行刺：二月二十日，嘉庆离开圆明园回紫禁城斋戒，在换轿欲进入神武门内的顺贞门时，忽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墙后冲出一人，手持短刀直奔御轿而来。在场众多护军、侍卫一时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不知所措。轿旁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忙迎上前去阻挡大汉，固伦额附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等几人也随即冲上前去与之搏斗将其擒获。嘉庆帝被这突发事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入了顺贞门内。后查清刺客乃内务府的厨子陈德，此人被凌迟处死。还是在这一年的八月，皇帝带王公大臣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场秋猕，结果发现围场里无鹿可猎，动物都被不法之徒盗猎一空，这种事情在康乾时是闻所未闻的。

更大的危机发生在嘉庆十八年，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嘉庆皇帝正从避署山庄返回京城的途中，紫禁城里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天午时，白莲教的分支天理教徒与太监勾结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冲向养心殿时，31岁的皇次子昱宁正在读书，闻变后表现镇定，举起鸟枪打死了两个冲进来的教徒。后来1000名火器营官兵闻讯赶来，迅速平息了这不足百名天理教徒所引发的混乱。昱宁还“飞章上闻”，向皇父奏报；“严命禁城四门”，到储秀宫安抚皇母；亲自率领侍卫到西长街一带访查。昱宁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使他在内廷上下威望大增。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昱宁为智亲王，增加俸银12000两，他所使用的枪也命名为威烈。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61岁的嘉庆皇帝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热河行宫突然去世。嘉庆死后，皇次子昱宁继位，年号道光。

当了三十年皇帝的道光以节俭著称，他认为包括圆明园在内的宫廷园囿已尽善尽美，不必再建新的了。道光皇帝在位时，清王朝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后期又受制于西方列强，皇家先是停止了热河避暑与木兰围猎，后来又干脆封闭了西郊三山诸园。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年居住的重要地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算上闰月，在圆明园居住时间高达354天。

道光十九年（1839年），圆明园的二宫门外的一座拱形桥改为平桥，以方便皇上观看骑射。当时一个风水师说，拆除这座拱桥，就等于拆除了御园的弓背，是军事衰弱的不好征兆，会导致“国躬不振”的恶果。次年，清廷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并由此一路败将下去。风水师的预言，竟变成了事实。

道光帝的勤俭美德不足以重振帝国雄风，更不足以抵御外辱。处于历史变革关键时期的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如果能对付新兴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倒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清宫补闻》中记载：道光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晚上，彻夜不眠，绕殿逡巡，不停的拍案叹息，上谕发下后，他连连流泪说对不起祖宗，并寄望于后人。道光一定没有想到，他的继任者咸丰不仅没能替他雪耻，连北京城都丢了。圆明园最后一位主人

1850年道光皇帝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四阿哥奕泞继任大统，定国号咸丰。“咸丰”这个年号的涵义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不过，这个吉祥的年号并没有给奕泞带来好运。

咸丰皇帝即位当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占领了南方数省。几年之后，英法等西方国家又挑起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在位11年间，大清帝国内外交困，他几乎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无怪乎人们称他为“苦命天子”。

因为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曾经一度听从臣下的建议，长住在紫禁城里办公、理事，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熬不住，决心搬回圆明园。

咸丰五年（1855年）．咸丰皇帝以“宫中行止有节”为由，下决心移驻圆明园，他强调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的异想天开，他甚至指斥大臣的阻拦是为了博取敢谏之名，声称自己在哪都一样“敬畏”“忧勤”。咸丰帝最终搬入了圆明园中，成为清帝中享受这梦幻家园的最后一人。

咸丰与慈禧邂逅圆明园？

早春里的一天，年轻的皇帝在圆明园里的一个花园里，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清晰明亮的少女声音，正在唱着娇俏而通俗的歌曲。他停下来聆听并当下决定一定要看看是谁用如此诱人的声音在高唱。让他欣喜的是，在洞荫深处里有一个身穿汉族绣花衣、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皇帝禁不住被这位少女的美貌迷住了。这是电影《火烧圆明园》中的一个场景。这位年轻的大清皇帝就是圆明园的最后一位主人——咸丰，而这个明眸善睐的婀娜少女便是日后独揽朝廷大权、臭名昭著的叶赫那拉氏，后世称为慈禧太后。

咸丰是否在圆明园邂逅慈禧已不可考，但咸丰确实十分宠幸叶赫那拉氏。咸丰元年（1850年）春，出身满洲官宦人家的叶赫那拉氏在秀女大选中被应诏入宫，经过繁复手续和精心挑选，翌年二月叶赫那拉氏被封为兰贵人，五月初九奉旨进宫，时年十八岁。

能够在古代最高等级的选美大赛中胜出，那拉氏的美貌自不待言，她自己曾得意地对别人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除了美貌慈禧还有一项后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读写汉文。仅存的慈禧起草的一篇上谕共计300余字，且有12个错字，可见其文字运用能力并不高明，但这在后宫当中已算佼佼者了。咸丰为了省事，有些奏折就口头谕是，让慈禧代劳。这期间，慈禧便得以通晓国家大事，并对朝政的运作、君臣关系了然于心。

慈禧能够得到皇帝恩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一件事——母凭子贵。咸丰子嗣不多，一生只有二子一女，一子后来也夭折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慈禧如愿怀孕，次年诞下皇长子载淳，在众妃嫔中脱颖而出，成为咸丰的宠妃。对此咸丰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这样的诗句。

好色皇帝的堕落生活

许多清代野史都描绘了咸丰帝好色风流的逸闻，据说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美貌少女，奉命到园里取悦这位年轻却苦恼的皇帝。当时的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还买来四名汉人歌女，名为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和牡丹春。她们每人各住在圆明园的一座别馆来服侍咸丰。

咸丰帝常近女色，毫无节制，身体愈来愈差。御医对症治疗，建议他饮鹿血，借以补阳。咸丰帝立命养鹿百余只，每天都喝鹿血。北逃热河时，他还想带着这些鹿走，由于兵荒马乱，未能如愿。

不仅好色，史书上记载，咸丰还“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喝酒之余他还爱看戏，经常在圆明园中点戏观看，欣赏之余还亲当导演，指导太监演戏，他亲自教过《教子》、《八扯》等戏。咸丰甚至粉墨登场，演过不少角色。

咸丰帝不仅沉溺于舞台上的世界，还常常以鸦片麻痹自己。即位不久，他就吸上了所谓的益寿如意膏，又称紫霞膏。他的父亲道光曾经大力禁止的鸦片生意如今却玷污着这座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实在是一种讽刺。随着太平军所向披靡，占领了半个中国，大清江山岌岌可危，咸丰依然“宵旰焦劳，恒以此自遣”。逃避，成为他应对这些耻辱和苦闷的唯一办法。

咸丰帝时期，圆明园中的旷世奇观依旧美丽，园中的宫廷生活依旧多彩，皇室的起居照样奢靡，皇家饮食也和以前一样讲究，所不同的是，园外的世界早已改天换地了，对此，迷失在鸦片烟和美女堆中的皇帝并不知情，但他也许只是假装不知情罢了。

园中的寂寞晚景

咸丰也不是没有想过重振精神，就在帝国危难的最后时刻，他还曾想通过科举取士复兴这个帝国。咸丰十年( 1860年)四月三十四日，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中当场拆封新进士前十考卷，并钦定甲第，这是清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殿试，咸丰希望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到能救国难的有识之士。

这一年六月，咸丰帝在圆明园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这个生日前所未有的冷清，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臣只有朝鲜国派来的3人。按照规定，二品以下的官员不能陪伴皇帝观赏表演，而此时，陪同皇帝看戏的高级官员寥寥。咸丰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许多住在附近、已经退休的低品官员，一一被宣召至剧场。这次万寿节之后不到2个月，英法联军就兵临北京城。

咸丰皇帝一生大概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九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值秋分，凌晨时分，咸丰皇帝先是来到圆明园的“鸿慈永祜”，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沂在内的五位王公大臣，决定由恭亲王奕诉留在圆明园暂时主政，主持北京的“抚局”。

当人群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四岁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素时间，“皇帝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日：‘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这种皇家所熟悉的、太平日子里的声音。据说，咸丰皇帝闻听之后，抚摩着载淳的头顶说“今日无复有是矣”，然后潸然泪下，周围的人也都凄惶不已。

随后，咸丰带领部分皇族成员及亲眷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热河行宫。《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 -文记述了咸丰皇帝一行的惨状：“銮舆不备，扈从无多。随行者惟惠王、恰王、端华、肃顺等，并军机穆荫、匡源、杜翰诸人。车马寥寥，宫眷后至，询追不及待矣。”慌乱之中，当天咸丰只吃了2个鸡蛋充饥，第二天也只吃了碗小米粥，目睹自己凄凉的境遇，咸丰不禁“泣数行下”。

1860年10月，咸丰逃离北京城没过多久，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50多年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这座壮丽的皇家宫苑和那些奢华的皇家生活，从此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参考资料：《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著，《圆明大观话盛衰》张恩荫著，《圆明园：一个帝国的背影》金铁木著）

为“修约”中外启衅端 两“忠臣”愚鲁失城池 英法联军打开北京大门

大清国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泞是个苦命天子，登基时，接手的便是道光皇帝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好不容易截住了已打到直隶的北伐太平军，英法两国又在广州滋生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六不总督”叶名琛

19世纪50年代，是大清国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国闹腾得咸丰寝食难安，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终于明白昔日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不过是个纸上的东西，大清仅在口头喊着对西方开放。1854年英国向清廷提出“全面修约”要求，年轻的咸丰对屈从英夷痛心疾首，决心不再退让。

咸丰皇帝对世界的了解不比他的父亲多，自国门打开之后，清廷对付西方惯用的手段是：敷衍外交。他们找种种借口，设法阻碍通商。但是西方人具有浓厚的契约意识，他们对修约之事，对英人入城看得分外认真。

根据《南京条约》，英人可以在五口定居，上海、福州、宁波、厦门“华夷并无嫌隙”，基本能够做到“恪守和约”，唯有广州人因鸦片战争产生的仇英心理，反对英人人城，发动了声势壮观的“反入城斗争”。坐镇广州的督抚，不但没有抚慰、劝导市民，反而借助民意进行抵抗。

命运不幸把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叶名琛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形象几近反面的人物，愚顽不知变通。他是靠“反入城”起家，他总结的成功经验便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英人提出什么要求，只需一律拒绝即可。他一贯采取高傲的态度和拖延的办法，折磨、为难英国人。“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讥讽他为“六不总督”，对于英国提出“修约”和“入城”要求，他采取的办法是：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英国人对叶名琛的颟顸（man han）作风无可奈何。

“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甫事件”使英法找到了与大清理论的借口。“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叶名琛，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兵勇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态度强硬，据理力争，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

英国人动手了，1856年10月23日，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炮台，3日之内，英军连占虎门口内备炮台。27日，炮轰广州城。29日，攻入城内。

据说，当英军进攻广州时，叶总督正在巡视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次日，英军攻占省城外珠江对岸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害怕了，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退堂，招集官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15日无事。

叶名琛的镇定，缘于他深信“大仙”。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十五日无事”之言，就是大仙告知的。

面对英军进攻，叶名琛把抵抗的希望寄托于民众。他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

这一次英军进攻广州，只是要给清廷一点颜色看看，因兵力不足，为等待援军而退出珠江内河。

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联兵侵略中国。

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其中法军1000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进攻广州。12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而清廷此时正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加上“饷糈艰难”，要求叶名琛对英、法“息兵为要”。叶名琛领会朝廷旨意，对战争不作准备。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登陆攻城。部分官兵虽顽强抵御，最终不敌，29日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于囚所。他写了一首怀念广州镇海楼的诗，诗中自许“海上苏武”。

大沽炮战，天津失陷

广州“修约”无果，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于1858年4月率军舰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6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迫使清廷“修约”。咸丰一面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交涉。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通牒到期后，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炮台守军奋起还击。然而，多年失修的土炮台形同虚设，再加上仓促备战，武器质量低劣，炮台守军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北炮台火药库中弹爆炸，清军伤亡惨重。直隶总督谭廷襄乘轿奔逃，守军士气大挫，纷纷溃退，炮台失守，敌军登岸。联军长驱直入，直逼天津。6月13日，清政府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在英法军队的威逼恫吓下，桂良等在海光寺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

清政府意识到了大沽海口战略地位的重要性。1858年7月，咸丰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镇守大沽口。9月僧在大沽口炮台原址重建六座新炮台，不仅加高、加宽、增厚，外表还用二尺多厚的砂、土、白灰和江米汁混合的三合土夯筑。炮台两旁的围墙也是用三合土砌就，坚硬如石。僧格林沁还增强了炮台的布防和火力配备，更在海河中设置重重障碍，堵塞了航道，加强守军的战备训练，做了一系列备战措施。

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拒绝清廷提出的与桂良在上海换约的建议，率舰队到达大洁口外。咸丰只好让步，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同意入京换约，但必须按藩属朝见的常例办理，人数不得超过10人，不得坐轿并陈列仪仗。并派恒福到僧格林沁处传达密旨，说如果英、法不按藩属朝贡仪式，硬要将战船驶入海河的话，就派兵化装成乡勇偷袭。僧格林沁和幕僚研究认为，内河已被阻断，不能让夷船开入。最后商定给皇帝上奏，建议让使团在北塘登陆，从陆路入京。并事先约定在何处入口，走哪条路，礼仪遵循什么。以后若他们不遵循，那就是背约，中国就有了问罪的理由。即使是战，也师出有名。

英、法公使断然拒绝，认为他们不是来向皇帝朝贡的，英法作为强国不能从“偏门”进北京，坚持率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僧帅在这时使用了“拖延”战术，他接到咸丰10多份诏书，在英法军舰抵达海河口多日后，迟迟不去通知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英法公使会商后觉得，进京换约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国政府，如果被拦阻即放弃有损国家威严，尽管河道被重重铁链与木桩封锁，也只能强行开道，挫败僧格林沁将他们阻于河外的企图。为此，普鲁斯以英法公使的联合名义，下令让舰队司令贺布清除障碍，打开河道。直到6月25日早9时，普鲁斯才接到恒福让他们改道的照会，但24日英国舰队司令贺布已经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25日早10点军队开始强行拆除河道障碍，准备强行通过。而普鲁斯此时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贺布所在的炮艇约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时通知贺布。僧格林沁阻塞河道使英军拆除障碍相当困难，直到下午3点，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戗障碍物，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横锁海口的铁链。此时清军又使出了骄敌之计，炮台上没有竖旗帜也不见官兵，似乎没有做战斗准备。英军准备护送普鲁斯登陆，但因退潮失败，英军搁浅到鸡心滩了。正在此时，双方的大炮开了火。

究竟是哪方先开炮，双方各执一词。按英法方面的记载，清军突然开的炮。按僧王奏折，是英军先开的炮。不过僧王忽略了另外一点，英军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何故开炮瞎轰？更关键的是，从早上他们就动手了，大半天没有发一炮，为何下午3时左右却开炮了呢？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戗铁链，那他们开炮干什么呢？

4时以后，清军炮火减弱。贺布判断错误，以为清军不行了，5时，他下达登陆作战令。1000余人（一说600人）的登陆部队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沙岸前。小船搁浅了，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登陆后，他们发现面前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在清军炮火猛烈轰击下，英法军队死伤惨重。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1000余人，死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书考证）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回欧洲，英、法国内一片哗然，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2000余人，法军约8000人，扩大对华战争。而清廷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与英、法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兵临大沽海口时，咸丰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心，“须以抚局为要”，派恒福进行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被侥幸的胜利冲昏了头，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弃守北塘，专守大沽。

8月1日，英法联军知道大沽炮台防守严密，炮火猛烈，而大船又无法驶入河口，以小炮艇应战只有挨打的份，于是选择在离大沽炮台约10多英里的北面的北塘登陆。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直隶提督乐善指挥清军英勇抗击。咸丰无抵抗决心，命令僧格林沁撤退。清军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8月21日，大沽失陷。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

蒙古铁骑血战八里桥

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联军由天津向北京挺进。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要价的和还钱的相差悬殊，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自作聪明的载垣居然想到了扣押人质，迫使对方就范的“高招”，下令扣押英国派去的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前段时间俘获的一些英、法士兵共39人（一说37人）。

1860年9月17日，通州谈判彻底破裂后的第二天，英法联军先头部队推进到距通州东南约20里的张家湾。

当时，清军在张家湾、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他统帅的马步兵17000人，驻守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的交通要道。副都统格绷额督带的马队3000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卫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余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此外，在张家湾西南派驻军队2000余人，防备联军绕道西进，进攻京城。副都统胜保统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用来声援僧、瑞两军。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师抵抗，双方打得很顽强。然而，当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人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了数百枚烟火弹，致使僧王马队的马匹受惊，调头狂奔，冲击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英法联军乘势进攻，清军马步兵乱作一团，纷纷败退。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里桥，驻守通州的绿营兵也随僧军撤走，英法联军攻占张家湾后，又尾追清军顺利地占据了通州。

联军在通州稍加休整，于21日凌晨4时，由骑兵在前开路向八里桥方向推进。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防守八里桥的清军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南路由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重任。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法国人孟托邦担任总指挥，他统帅的两个旅不超过8000人，而真正参与八里桥战斗的军队“不过五六千名”（僧格林沁上报所述）。

僧格林沁、瑞麟等十分清楚防守八里桥的重要性。僧格林沁之所以在张家湾失利后，未在通州阻击敌人，很大程度上是为重新布防八里桥争取时间，他们打算在八里桥与联军决一死战，保卫京师。

僧格林沁对八里桥之战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统帅的军队是大清国的精锐之师——蒙古铁骑。数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成吉思汗就是凭借蒙古铁骑从亚洲横扫东欧，无人能敌。

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和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八里桥后，防守八里桥的清军总兵力增加到约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他们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修筑了战壕和土垒，并制定了自认为周密的战斗部署：以胜保部迎击南路法军，瑞麟部迎击东路法军，僧部迎击西路英军。所有的步队都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命；马队则在联军左、右翼的宽阔正面首先实施冲锋。僧格林沁和瑞麟的部署有两个致命的失误：其一，担负主攻八里桥任务的，是南路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迎敌的不是强悍的僧军，而是相对薄弱的胜保所部；其二，早在战前（9月19日），漓廷告谕僧格林沁等，根据敌我双方的用兵特点“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清廷一再强调派出马队劲旅，绕至敌后，在夜间轮番出击，惊扰敌军，使其进退失据，然后，清军利用熟悉的地形方位，趁机痛击英法联军。但是，僧格林沁对此意见没有高度重视，而是将马队布置在宽阔正面，对敌实施冲锋。

早上7时许，战斗打响。清军骑兵首先向法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将帅旗竖在最显眼的位置，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骑兵有很强的的突击能力，僧格林沁的骑兵又是清军的精锐，他们风驰电掣，很快就冲到法军附近。

但僧王骑兵这次面对的不是长矛和弓箭，而是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步枪，有效射击距离达1500米。马队前赴后继，不断的快速扑向法军。但冲在最前面的骑兵也仅能冲锋至距敌50米处，就被法军射中倒下。

“短兵相接”战斗场面没有出现，冷兵器的优势无法体现。法军士兵每发一枪就有一个骑兵落马。清军的弓箭对躲在壕堑里的法国士兵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僧格林沁明白，冲锋的战士也明白，这是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战斗。

更不幸的情景出现了，尽管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延误了时间，法军的炮兵还是赶到了。大炮轰鸣，炮弹向马队倾泄而去，胜保被炮火击中，坐骑被炸死，他多处负伤，被抬下战场。

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现在，运河的两边和桥上已堆满了被可怕的杀伤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桥头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象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敌人已告全面撤退，而且战场上，全军精锐亲自所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孟托邦将军情不自禁地说，在我看来，这个人确有过人之勇。有几个士兵冲向前去，想把他活捉。而在这时候，好像为了使我们有时间能把这英勇身影留在脑海里而有半小时没去碰他的炮弹，却正打中了他，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

在大炮轰击下，阵地上布满了清军的尸体，残余的军队已无力再发起攻击，清军出现了混乱，开始慌乱地后退。法军发起冲锋，士兵们端着刺刀扑向八里桥。

战斗进行了4个小时后，八里桥被法军占领了。“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这是法国人对清军的评价。其实还是有一个人逃了，那个人便是僧格林沁。

八里桥之战是西方近代军队与中国封建军队的一次经典战役。英法联军当时已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洗礼，兵源来自于义务兵役制加职业军官团，装备的是配备刺刀的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运用空心方阵和三排阵列战术。而八旗军是以冷兵器为主要装备的步骑混合军队，绿营军的装备也主要是旧式滑膛枪和刀、枪、弓箭等冷兵器。八里桥之战是压倒性的胜利。30000清军伤亡过半，而6000人的英法联军只有12人阵亡。

蒙古铁骑的雄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孟托邦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当上了参议员。法军最先占领圆明园

清军在八里桥战败，京城门户洞开。英法联军向北京进逼，许多官员乞请咸丰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以鼓励士气。但战败的僧格林沁清楚防守无望，坚决建议咸丰离京到热河避难，僧格林沁的话对咸丰影响很大。然而，直到9月21日晚，咸丰还没有向他身边大臣透露最后决定。22日这一天，咸丰终于决定撤离北京，清晨他来到圆明园“鸿慈永祜”告别列祖列宗，然后与五位亲王和大学士们会面。在这次早会里，咸丰任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诉为钦差大臣，留在北京“督办和局”，派大学士桂良和户部侍郎文祥协助奕诉。

咸丰匆忙从长春园的东门离开圆明园。恭亲王照会英国特使额尔金，要求言和，额尔金复照拒绝，声称人质未还，绝不议和。皇帝的仓皇逃跑导致北京大乱，北京城周围的城门全都关闭。大批民众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都想逃出这座围城。

额尔金于9月25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3夭之内释放所有人质，否则一举攻占北京。9月30日，额尔金接到恭亲王另一封信，要求联军撤退至张家湾，然后释放全部人质，签署和约。额尔金拒绝了这一请求，并终止了双方的通信。 在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英法联军得到了半个月的休整时间，并补充了给养和弹药。其先头部队迅速抵达北京城东的齐化门，英法联军司令通过被俘虏的通州知府要求恭亲王到联军的阵地上来谈话，奕诉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联军主力于10月3日晚上继续向北京挺进，两天之后在离城5公里处驻扎下来。

10月6日凌晨，英法联军兵分四路展开攻城行动：最右边是英军步兵，依次是巴特尔准将指挥的骑兵；左边是法军步兵，冉曼将军和总司令孟托邦在这支部队中，最左侧是柯利诺纵队。

联军并未贸然攻城，而是绕经东直门和安定门外向西北进攻，袭击驻扎在德胜门外的僧格林沁、瑞麟部队的后翼。上午9点钟，英军俘虏了一小队清兵，从俘获的清兵口中得知，蒙古马队已撤到北京城西北的圆明园附近，格兰特和孟托邦决定消灭这支清军。

英军抢先出发了。其先头部队遭遇了大队的清军骑兵，双方交了火，清军向西溃逃。英军因不明敌情，加上道路不熟，决定临时宿营，先头部队在德胜门外土城以西驻扎，大队人马则屯聚在黄寺、黑寺一带。

法军则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他们穿过海淀，一路向西北方向奔去。

下午4时许，巴特尔率领的骑兵与英军主力失去了联系，但却遇到法军。法军不辨方向，稀里糊涂走到一条铺着花岗岩石板、修筑得十分整齐的宽阔大道，周围的建筑与景物也较别处漂亮很多。走过横跨运河的大桥，又是一条林荫大道。大道一边，一个个园林和府邸庭院错落有致，另一边，高大的柳树排列成行。啊，这就是圆明园。

傍晚时分，法军闯到圆明园大宫门。

此时，留守圆明园的恭亲王已经逃离，圆明园的数千守军也四处逃散。昔日护卫森严的圆明园大宫门显得空空荡荡。法国人本以为在此会有一场恶战，结果却完全相反。管园大臣文丰拒绝了法军入园的要求。法国人也因不明圆明园的守备情况，暂时后退了一段距离。但见没有动静，又很快折了回来。

夜幕降临时，几个没撤走的守园兵勇从大宫门墙头上开枪，有几个法国人受了伤，孟托邦命令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进行侦察。

圆明园大宫门高大厚重，紧紧关闭。宫墙非常高，有宽大的拐角。法军发现大宫门左、右两边的围墙稍低之处各有一个暗门，于是搬来云梯，几个海军陆战队员爬过墙头，从里面打开暗门。两支小分队小心翼翼地进入前院，打开大门。走在最前面的士兵来到出入贤良门时，意外碰到20余名太监，他们手拿武器挡住其去路，并向法军发起了攻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太监们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被缴了械，大理石地面上横躺下三具尸体，其中包括圆明园“八品首领太监”任亮。当晚7点钟左右，法军攻占了圆明园，法国公使葛罗、法军司令孟托邦进驻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管园大臣文丰在绝望中投福海殉国。



圆明园大劫难

法国大文豪雨果1861年在《致巴雷特大尉》（雨果的朋友、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信中写道：“即使把我国所有教堂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又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的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

然而，“有一次，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夏宫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这一切所作所为，均出自额尔金之名。”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来到了圆明园，一场浩劫开始了。军队成群结伙放肆劫掠

10月7日，英法联军共7000多人开始了对圆明园的疯狂洗劫。

7日一早，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进入圆明园，他们一行人观赏了“华丽得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一个连着一个的宫室”。“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孟托邦10月8日给朗东元帅的信）

“难以计数的壮丽豪华建筑一座连着一座，绵延16公里之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皇帝夏宫。园内有很多寺塔，里面供奉着各种各样金的、银的和铜的巨大神像。比如，仅一尊青铜大佛就高约23米，而其余的一切也都如此。花园湖泊，星罗棋布；一座座白色大理石建筑物以琉璃瓦盖顶，五颜六色，熠熠生辉，里面有数世纪来堆藏着的各种奇珍异宝。除了这些，还有绝妙的田园风光。阁下对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也许仅有个概念而已。”（孟托邦给陆军部大臣的信）

10月7日中午时分，英军到达圆明园，格兰特和额尔金与孟托邦会合了。 英、法军队的最高长官进驻圆明园后，作出决定，战利品“由两支军队”对半瓜分。他们任命了一个混合委员会，由双方各出一名上校和两名军官来组成。法方是杜潘上校、福斯特和科尔斯上尉，英方由弗利上校负责。战利品委员会的任务是“挑选出最好的物品送给法国皇帝陛下和英国女王陛下”，同时把那些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以后由联军双方平分。但据杜潘所说，许多贵重物品当时已经不翼而飞。法军司令孟托邦当天即函告法国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入之物件”。

英法联军入园后，实在无法抵挡财物诱惑，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结伙冲上前去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

法国步兵首先进入圆明园，“法军各级军官、文职人员以及士兵，全在放肆劫掠”。法国士兵在几个太监的指引下，发现一处藏宝物的地方，可能是皇帝的私人金库。它位于圆明园第二个庭院最里头，属于后宫部分。孟托邦也很快赶到那里，他经过一个小矮门，到了一个覆盖着泥土和青苔、像地窖似的地方。法军士兵当着各位委员的面打开了地窖。里面的金锭、银锭总价值约合80万法郎。地窖中还有不少珠宝盒，装着礼仪用的项串（朝珠），这是因为皇帝有向大臣赐朝珠的习惯。孟托邦不认识朝珠，他认为那只是些玻璃珠子。杜潘告诉他，那都是用玉石、琥珀和珊瑚做的。孟托邦说，战利品委员会的人送给他三条这样的顼串，带给他的夫人和女儿，作为“远征纪念”。后来他请人用那些珠子为欧仁妮皇后制作了一串念珠，是“念玫瑰经用的念珠”。一个英军士兵亲眼目睹了在整个法军营帐内满堆着很多装潢异常华丽的各色钟表，在士兵的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绸缎和刺绣品。

英军也不甘落后，格兰特立即下令，让每支军队的一半军官在第二天上午到圆明园抢掠，其余的一半则在下午去。

据参与和目击劫掠现场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描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兰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一处厢房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

一个英国军官从一座有500尊神像的庙里掠得一个金佛像，可值1200英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法军司令孟托邦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满了好几辆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掠得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约2米多，一座高不足2米）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他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联军除了大肆抢掠之外，他们毁坏的珍宝更不计其数。在放满绸缎服装的房子里，衣服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乱糟糟的深没膝盖。士兵们为获取家具上边的宝石，手拿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为了取乐，狂笑着向大烛台开枪射击。许多法国士兵手持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毁。10月9日，法国军队撤出圆明园时，这座秀丽的园林，已被毁坏得一片狼藉。

事件发生40年后，樊国粱主教写下一段劫掠过程中的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一个活门，发现了一个小密室。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2.5万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小钱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

法国强盗无章法英国强盗很专业

当时20岁的莫里斯·伊里松，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26年后，写了一本《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伊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则对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更加喜欢。对瓷器感兴趣的人不多，因为那东西易被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伊里松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称之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想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欢呼喊叫着”。“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锦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夜幕降临时，伊里松在回营房的路上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当当，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嘶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幽咽，单赞管嗡鸣，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伊里松还写道，孟托邦将军在法军军营里，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城，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战利品大拍卖

战利品委员会要求所有军官把他们的战利品都拿出来，但他们有权按战利品委员会确定的价格重新买回。大拍卖定于10月11日举行。上午11时展示拍卖的物品，下午2时开始拍卖。

英军战利品都摆放在英军司令部驻扎的大喇嘛寺的正殿里。英国领事兼格兰特的翻译郇和说，那是一个绝妙的展览会，白色的和绿色的玉器、珐琅釉古瓷瓶、青铜器、雕塑品以及金的或银的小雕像等；大批优质皮货，其中有些价值非常昂贵，像黑羚羊皮、海貂皮、白鼬皮、鬈毛羔皮等；还有些宫廷的衣服，里面有两三套是皇帝的，华丽的黄绸缎面，上面用金丝线绣织着游龙图案，袖子上饰以漂亮的绢绣，内衬白鼬皮，袖口翻边是光滑发亮的黑羚羊皮。大殿最里头堆积着无数纱布和丝绸布匹，五光十色，其中一些是皇帝专用的明黄色。

拍卖进行了两天，参加者兴高采烈，军官、士兵竞相哄抬价格，有时会把那些要卖的东西的价格抬高到令人发笑的地步。有个叫乔治·奥尔古德的参谋部的军官（后来成为将军，写了一本叙述这场战争的书），通过竞拍得到了皇帝的一方御玺。

在这场拍卖中，成交价令人咋舌。最一股的东西也要两三英镑；一件皇帝上朝用的龙袍拍卖到120英镑的高价。郇和猜测说，要是皇帝能够出席这次拍卖的话，毫无疑问，他肯定会受宠若惊，因为这些外国鬼子对原来属于他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了那么高的价！要不然就是另一种感受了：“设想一下，竟然就在天朝京城墙根下拍卖皇上的物品，”他写道，“更何况这恰恰是那些被他视为孱弱不堪，而他吹嘘要将其抛回大海的蛮夷所为！”

英军中校吴士礼估计，这次拍卖的收入可达12.3万美元。按郇和的说法，从这笔钱里拿出三分之二分发给士官和士兵，三分之一给“积极参加攻占圆明园”的军官（他们内部也分为三类）。这样，战利品管理人员分给每个英军士兵17美元（合4英镑）。

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格兰特赠送的从圆明园劫掠得到的物品——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存法国军事博物馆），一顶战盔；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北京“奸民”参与抢掠

圆明园被劫掠，英法联军固是罪魁祸首，但“奸民”罪责难逃。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抢以后，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也开始了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是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时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

王阊运的《圆明园词》则认为是当地“奸民”借着洋人的名义先纵火抢掠，本来洋人没进园，见火起，才反转回来大肆掠夺。《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的作者黄浚也提到这段疑案，黄浚评日：“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月24日（公历10月7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洋人，而是京城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随军的英国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

然而，光绪年间学者姚大荣不赞成王阊运的说法。他认为，日人冈本《万国史记》记载，联军攻海淀时，恭亲王曾派禁卫部队守园，联军闻该地有清军驻守，遂派兵进攻，清军退却后，遂入园劫夺宝物。冈本看到，“奸民”似乘乱抢劫之间隙，圆明园散落之宝物，或系联军官兵与中国百姓私下交易所得，或系周边百姓于余烬中所得。越缦所记，恐亦传闻。

亘古浩劫

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于园内的陈设什物及其账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已永远无法说清。但通过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可略见一斑。奏折详尽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

1860年，英法军人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军队“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

（参考资料：[法]布立赛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版）



火烧圆明园


10月17日，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10月18日至19日，是又一个应该用黑色石碑加以标记的日子。英军点燃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之前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捣毁圆明园的命令。

10月18日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启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3500人，向圆明园进发。米启尔把指挥所设在正大光明殿，并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含长春园和绮春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

约翰·米启尔爵士允许士兵们把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全部搬走，据为己有。在遭焚毁之前，圆明园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洗劫。英国人下手了，军官们有组织地掠取大而笨重的物件。后勤军需的搬运车全部被征用了，还向北京及附近的居民租用了很多大车。随后的几天里，北京通往通州的大路上，到处可见装载得满满当当的大车，浩浩荡荡，络绎不绝。邓恩上尉毫不讳言地说：“对圆明园和附近官员府邸的第二次抢劫，比第一次更有收获。”

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圆明园各处纵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

“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当我们接近圆明园时，大火发出骇人的劈剥和呼啸声。日光透过浓烟，给花草树木涂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一处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堆堆的瓦砾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大火已经殃及附近众多的农民房屋。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中带着一丝感伤，回首望去，只见火苗跳跃着、飞舞着，像一道道飘动的垂花饰和花彩环，点燃并吞噬了一个个门扇。与此同时，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从大宫门倒塌下来的屋顶那里升上天空，给这幅火焰构成的生动画卷加上了一道边框，火舌呼啸着，劈剥作响，仿佛为周遭的毁灭而欢呼。”

“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夜色温柔，而圆明园里，屋顶接二连三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吐出大团大团的浓烟……圆明园立刻呈现出一派混乱和劫后的荒凉，但宫中仍有大量可以抢走的东西，既然抢劫已经得到允许，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把抢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碰巧旁遮普团就这样得到了一大笔金子，一个军官据为已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磅之巨。”（据英国领事兼翻译郇和、英军中校吴士礼等目击者回忆）

姆吉牧师10月19日来到现场，他眼前浮现出另一番情景：两天以前，步履沉重、悲伤肃穆的送葬队伍，被害人质的棺材和棺材里躺着的人……他的愤慨顿时完全改变了对象！他惊呼道：“你转过身来，看着刚才使你掩面不忍看的一片片废墟，心中充满了喜悦。你欢呼道：‘好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让中国人明白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罪。假如还有一座建筑要烧毁，你将是第一个擎起火把的人。”’

据有关材料记载．10月18日，英军烧毁安佑宫时，因他们来得突然，主事太监又反锁着安佑宫的大门，所以，当时有太监、宫女、工匠等共300人，被活活烧死在安佑宫。

孟托邦得知了英国人已经开始执行放火计划。他在信中谴责英国人的行径：“……此时此刻，大火正在吞没那些精美的寺院，而我曾对它们神奇的建造工艺叹为观止。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英国领事兼翻译郇和一开始还批评法国人的态度，因为法国人拒绝与他们一道焚烧圆明园：

“法国人拒绝合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行径并加以谴责，但他们完全忘记了，主要的坏事还是他们干的，他们不仅偷盗毁坏了宫中所有的艺术品，而且还让他们的人放火烧掉了皇帝寝宫中最漂亮的厅堂。”

中国的目击者同样讲述了大火之下的悲惨景象。他们痛心疾首地看着大火不仅吞没了圆明园，还蔓延到海淀镇里的王公官员府邸。

恭亲王率领一批中国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处小山丘上目睹了这一幕。接到恒祺的第一份报告后，他已经得知圆明园遭到了全面破坏，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气愤，所有在场的人都痛哭流涕。

恭亲王就抢劫圆明园事件向英法两国特使提出的抗议，只起到了更加坚定额尔金决心的作用。额尔金并非不知道圆明园是皇上最心爱的住所。他心里盘算着大清朝廷对这座宫殿、园林和里面的珍宝到底有多么关心。这也是额尔金决心拿咸丰皇帝最心爱之物开刀，给他致命打击的原因。

报复清政府

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虐待战俘。1860年9月，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和此前被伏击活捉的一小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0人（有说18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

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宫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勋爵看来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

英军司令格兰特给法军司令孟托邦的信函中，更加明确地坦言：英法军队虽于10月初劫掠并部分地破坏了圆明园，但清政府一旦重新占据圆明园，“一月之内，即可恢复”，对清帝不可能发挥重大的打击作用；而彻底“焚毁此园，对于凶残之政府，可以使之受惩”。

巴夏礼的传记作者斯坦利·莱恩一波尔这样概括赞同烧毁圆明园一派人的立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毁灭文化的勾当；从成熟的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法国方面，瓦兰（杜潘上校）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他也承认，“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但他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前，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他赞同英国人放的这场大火，认为“毁灭圆明园是一次残酷的行动，但也是一次必不可少的行动，最终缔结和约，就应该归功于这次行动。我的看法是，英国人看得准，干得好”。

罗伯特·郇和赞成英国人把毁灭圆明园当作复仇的手段：“‘下地狱’是人必须记取的严酷的道德定律。虽然我们对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但同时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暗暗高兴，因为这一击打到了中国人的痛处，杀害我们可怜同胞的刽子手和幕后怂恿者，已经受到了我们的惩罚。”

战俘被害仅是焚园借口

历史学者王开玺教授最新考证认为：英军战俘被害，仅是英国人焚毁圆明园的借口。查阅中文史料，未见有关清政府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的记载。此类记载仅见于英法等国人的回忆著述。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僧格林沁拘禁巴夏礼等人是9月18日（九月初四日）。清刑部官员9月22日奏称：本部于9月18、19两日，共“收禁解到夷匪九名，内巴夏礼一名，收禁北监第三所”。由此可见，巴夏礼等人自被拘拿后，被径直送至清刑部，并未送至圆明园。后因英法索要巴夏礼等人甚急，并以清廷若不交还巴夏礼等，必将进攻北京城相威胁，武备院卿恒棋于9月22日亲至刑部监内，劝说巴夏礼致信额尔金，劝阻英法退兵。10月2日，清廷将巴夏礼、洛克等从刑部提出，“于德胜门内高庙暂住……仍以礼相待”。10月5日，又将另外两名法国人“亦由刑部移禁该处”。10月8日下午，清政府“将巴夏礼送到德胜门外夷营”。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最为清廷重视的巴夏礼、洛克等英法战俘，始终没有缚送至圆明园。其他英法战俘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

即使事实果如额尔金等所言，清政府的确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致死，英法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报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被焚毁的应仅仅是圆明园，而不应是五园三山等的广阔地区及古建筑群。

诚然，确有18人虐待致死之事。但清政府大臣与英法方面亦有相反的记载。清刑部曾上奏说：巴夏礼因“系夷酋要犯，伤令官人严加防范，并令提牢厅早晚饮食，均令其适意，不可稍加凌辱”。然而巴夏礼“桀骜不训，骄厚性成，辄敢在监与官人生气，不肯饮食”。在9月20日那天，巴夏礼“忽患腹痛之疾”，刑部官员“即赶紧伤传官医生，诊脉用药”。后来，清廷官员为其另置房间，“并加意开导，始食公长粥如常”。10月4日，巴夏礼给额尔金的信中也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

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称：英法战俘被“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无人援救，四日之后，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亦不确实。10月8日，清廷已将巴夏礼等英法战俘送还。而此时的北京并不寒冷，即使四日之内，清官员未给英法战俘饮食，也不至于因寒冷而死。

为什么选择圆明园而非紫禁城

不管这18名战俘是如何死亡，终究死在中国的土地上，额尔金决意报复。一开始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选择了圆明园为报复行动的目标。

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另有深意。圆明园当时并非仅是清帝的游乐行宫，而是清廷的另一政治统治中心。其宫廷区内，有大宫门、金水桥、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及各部院衙门和朝房等。清帝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此处理政务。道光三十年（1850年），军机大臣、大学士祁隽藻拟定的军机处章程九条规定：“军机册档二份，一存（清宫）方略馆，一存圆明园”。如军机童京在宫内值班，则由圆明园八旗值宿官兵“小心守护”。咸丰帝的圆明园寝殿内存放着“1858年额尔金爵士（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其他文书”，“堆积着去年颁布的上谕”。由此可见，圆明园是清帝的一个统治中枢，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北京城内的清宫。焚毁圆明园，对于清帝的“骄据和情感两方面，准定是一个大打击”。

在额尔金看来，焚毁圆明园，是一个既可“赫然严厉”地打击清政府，又不至于因焚毁北京城内清宫而可能吓跑恭亲王奕诉等人，从而失去勒索、讹诈对象的做法，因此是“最无瑕疵的”选择。 另外，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当时英法正与清政府方谈判《北京条约》）；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施加压力尽快签约

英国人焚毁圆明园最直接的原因是要迫使清政府尽快地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他们能够按原定的计划从北京撤出。英法联军从香港出发的时候，还是春天，他们的军官和士兵，身着春装，但是北京到了11月天气就冷了，天气寒冷对英法军队是很不利的，所以英法联军在出发的时候就定下了撤军的日期，在11月l号以前，要撤离北京。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奕诉不敢接受，所以不敢跟英法接触，一直到了10月15号还没有动静。额尔金认为焚毁圆明园可以对清统治者产生震慑作用。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受此打击，奕诉完全接受了英法提出的一切条件。在10月24日，25日，分别和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并且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英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不但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物质与精神损失，而且开了野蛮报复的先例。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中有人提出，彻底焚毁清帝祖先的陵寝，这不能说与英军焚毁圆明园一事无关；德国等列强强迫清廷为克林德被杀而建立“铭志之碑”，碑上以拉丁文、德文、汉文书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一事，恐亦不能说与额尔金要清廷在天津建碑铭志清政府“凶杀”英法“侨民”的要求无关。

对于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成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不到一年就死于热河。

圆明园的劫难远没结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的一百余年，圆明园的劫难不断，有兵焚，有偷窃；有外人劫掠，也有国人破坏；圆明园经历了一次次的洗劫，直至满目疮痍。



英军翻译斯温霍目击圆明园劫掠与毁灭

从城内宫殿起，一条铺石的车路通达西边西直门，并继续沿着一群不同名字但总的名为海淀的村落边的一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前进。这条石头小道穿过这一群简陋的茅屋，到达一条中间铺石的宽敞大道。两边石墙围绕着贵族和皇家的园庭。随这条石路跨过一道石桥，急转向左，便可以到达位于两片水塘间的圆明园的大门。法军便扎营于这儿的树荫下。

孟托邦领导我们进入这座园庭，始终一本正经地声明说他曾严禁他的部队进入墙垣以内，决定在英军未到达以前不进行抢劫，以便大家机会均等。我们从中路进到一个宽大的石砖铺地的庭院，这儿躺着两具清朝官员的尸体。法国人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是两个满洲兵，前晚曾抗拒法队进入，并曾击伤两个法军军官。两个所谓的满洲兵结果变成是太监。他们穿着平常的官服，头上戴着红缨帽。在庭院中间面对大门是一座很大的中国建筑物的大殿，外面金漆彩画得很好，在格子花纹的屋檐下满围上铁丝网以防禽鸟……

……大殿里挤满了大群外国军人，御座的地板上摆满了天朝皇帝精选的古董珍品，但已命定作为赠送给两个更值得尊敬的君主的礼品。“看这里”孟托邦将军指着它们说，“我把这些最华美精选的东西挑了一点，准备在大英女王和法国皇上之间加以摊分”。

……在过道右边是皇帝的两间起居室。门口为挂帘遮掩着，这两间屋子又有一道重门和一个挂帘，和后面的房屋（皇帝的寝宫）相交通。墙壁上有一个锦帐隔开铺满丝褥的壁龛作为龙床。御枕下有一块绸手帕，上面用朱笔写着各式各样有关外夷的事情。烟袋和其他中国的奢侈品放在靠近的桌子上。1858年的英国条约连同它的封套放在一张桌上，大量的朱笔批示被堆积起来，其中大多数是涉及联军的。这些屋子里到处摆设着古玩，我们像在博物馆里看古玩一样地观赏。使我们感到惊诧的是，法国军官对他们喜好的东西开始动手攫取。金表和小件的珍贵物品被这些先生以骇人的速度攫取，很快地消失在他们很大的容量的口袋中去。

容许他自己的人尽快拼命塞腰包大约十分钟后，这位法国将军坚持要他们跟随他出来，并反复声称严禁掠夺，他不容许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手下军官曾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千这种事情。法国军营耽溺在丝绸和宝石中。每一个人都拿出几样罕见的珍宝给我看，问我它们价值多少。因为我是一个翻译，同时还带着一个太监，所以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家。一个法国军官搞到一串上等的珍珠，每一颗等于小孩玩的弹子那么大（这件东西他后来很愚蠢地在香港以3000英镑的价格卖掉）。有的搞到镶满钻石的像铅笔盒那样的东西，有的搞到镶珍珠的表件和花瓶。去列举所有从圆明园中所盗劫出来的珍宝将是一件无边无际的工作，可是法国将军还声明说，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因为严禁掠夺。

早餐后，《通报》的记者给我一张通行证，陪他再一次到圆明园去。我们在那儿不久，格兰特爵士和参谋人员便到达了。孟托邦将军欢迎他，并肯定地向他保证，还没有从圆明园拿走什么东西。不过，在格兰特爵士走过法国军营时，他自己的眼睛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这种说法的虚伪。掠夺仍然在继续，不过更加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一个法国军官对孟托邦将军的禁令进行讽刺说：“这样把我们弄成一种扯谎的样子。将军说你不能掠夺，而他又让掠夺在他面前出现”。额尔金爵士随后到达，强烈声明反对掠夺，以坦率的言语指出说：“我喜欢圆明园内所收藏的许多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一个贼”。

10月7日，星期天。由于将军现在不反对掠夺了，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允许离开军营，涌向圆明园去。一吃完早饭，我就上马独自驶向郊区去，约好同几个军官在那儿碰头。这是一个晴朗清新的上午，凋谢丛林的簇叶上闪耀着朝阳灿烂的光辉，指引着前进的途程。一些农民在茅舍门口注视着我们，但一发现到我便敏捷地消失了。法国军营仍扎在园前，法国哨兵仍站在大门口，可是不需要出入证——这个地方任凭人随意蹂蹭践踏。出现的是一种恐怖的毁坏场面！不久前，这些整齐地摆设着古玩珍品的房屋中所呈现那种寂静气氛，被完全搅乱。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闯，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土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强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形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尊重身份的事情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优势的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

放纵偷窃很快显现了天赋于人的贪婪心，相伴的恶行，妒嫉和纷争便迅速地跟随而来。右边的丝绸库被冲开了，十多个人奔进到那屯积如山的大捆名贵的丝绸和刺绣堆中去。尽管抢劫者把它们一车一车地运走，它们仍然堆积如山，地下遍地都是，库房内还有很多。格兰特爵士组织了一个捕获品处理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收集古玩珍品进行处理作为部队公益金之用。当成百上千的人为了自己而抢劫的时候，这些捕获品处理官员则忙于挑选那些尚未被毁坏的东西。由于抢劫者的不断扩大搜查，一些新的房屋经常被发现，里面还没有被触动过，摆满了古铜制品、钟表、珐琅瓶瓮以及数不尽的玉石古玩。这些都是抢劫者所要蜂拥夺取的。捕获品实在太多，而搬运工具却很缺乏。抢劫进行相当时间之后，轻巧便于携带的珍贵物品越来越难找了。当地老百姓就被抓来作为搬运大件古董的搬运工。金银库被发现的消息不久传开了，兴奋的群众走来走去地寻找这个地点，可是很精明地被加派了岗哨．所有钱财经过正当途径作了移交，在英法军队之间公平摊分。

正如所预料到的一样，在一天抢劫结束后，在军队不同成员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不满。好多军士以及差不多整个单位的士兵由于值勤关系被剥夺了参与抢劫的机会。即使在到过圆明园去的人当中，有的发现了很值钱的东西，而另外的人则只搞到点外表好看的便宜货。内皮尔将军手中的几个参谋人员把一个荒芜小舍的屋顶误认为铜的，敲剥掉搬走，但后来被弄清楚差不多是纯金的，价值近九千多英镑。他们很慷慨地把它交由师部将军加以处理，正准备把它锤薄在部队间加以分配。格兰特爵士得悉这种做法的消息，认为这样的分配仅限于部队一部分人之间的做法，势必引起不满。为了使得那些由于职务关系不能参与抢劫的人也得到公平的处理，他下令收回军官们所弄到的所有赃品，呼吁他们保持军官和绅士的荣誉，把所有搞到的东西退还出来。这样的措施，自然会在那些费了很大力气去搜刮和搬运他们的钱财的人中间引起极大的不满。特别是一个军官，他用他的马匹驮着他的珍宝，手拉缰绳拖着他的马，艰苦地步行5英里回到营房，这个命令发表时，他成为了许多俏皮话所取笑的目标。拍卖指定于十一日开始，它包括捕获品处理委员会所搜刮到的器物以及被收回的赃品。使得每一个军官能够赎回他的赃品，他可以按照处理委员会所估定的价格优先购买。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竣后，他们烧焚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在英国士兵中，仅有锡克兵和少数龙骑兵到过圆明园，所以他们所在的驻地，特别是锡克兵的驻地，变成了购买丝绸的热闹地点；价格一般平均需要一块银元（4先令6便士）一卷，它真正的价格应该是从三英镑到五英镑。随军的商店和餐厅老板因而对这件商品做了一大批买卖，将供应部队的杂货和饮料用丝绸来作价。至于小装饰品和小珠宝之类，接连好几天，法国军营出现了极大的诱惑力。你只要问一问头一个碰到的法国兵，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的话，他会立刻拿出金的表件、一串一串的珍珠、玉石装饰品或皮货。好些有银元要花掉的英国军官们，立刻发现可以在法国军营里把它们转换成值钱的东西。差不多好几个星期，在英国军营和在法国军营里，所谈论的尽是关于从圆明园里偷古玩珍宝，以及想要去把什么东西搞到手的事情。不少法国军官搜刮到相当的资财，而他们手下的士兵也腰中银元累累，这样就在他军营中导致了许多违法乱纪和严重的闹乱子的事件。在他们从圆明园的野营回来后好多天内，他们的士兵被碰到时还是醉熏熏的，携带着抢劫得来的烈酒到邻近的村庄去。

英国人份下的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这里驻扎着总部的参谋人员。这是一次不坏的展览：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嵌花的珐琅瓶瓮、古铜器物、金银的人像，等等；毛皮的种类也精致，其中许多是很名贵的，诸如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朝服方面，有两三件是皇帝的朝服，杏黄缎子制成，用金线绣着大小的龙，边缘是丝线织成的优美的刺绣，镶着银鼠皮或紫貂皮的里子，袖口是用光滑的黑貂皮做成的。在殿角里堆满了许许多多各种颜色的绸缎和绉纱，一些是华丽的御用黄色，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它。

这次拍卖继续了三整天，参加的大部分是军官和士兵。所有的人都被一种竞争狂热所侵袭，成交的价格是荒唐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最寻常的东西要价到两三镑，一件龙袍敲槌标卖的价格是120镑。拍卖获得32000块银元，搞到的金银估计约价值61000块银元，总计近93000块银元。在这当中，提出2/3分配给士兵，1/3给军官，但限于占领圆明园时担任战斗任务的部队。格兰特爵士很慷慨地把他应得部分拨发给士兵，为了表示谢意，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

纵火开始了。一天是不足以完成这项毁灭工作的，因此部队还必须进行露营，准备第二天继续工作。我两天都在那儿值勤，所以能够走马观花地看看这些园庭。

19日傍晚，所有地方都已经在燃烧，部队返回军营。我们是属于最后离开的，在归途中我们从圆明园经过。火焰和冒着烟的火场随处皆是，使得走什么道路都困难。不幸的是，紧接的许多农舍也被波及，瞬刻化为灰烬，在圆明园的主要通道上，我们以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飘荡的火焰卷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结和花环，并最后捻成一股环绕在大门上。从屋顶早已经覆没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烟，与嘶嘶嘘嘘、噼噼啪啪发声正燃烧的红色火焰，为这幅现实的图画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好像为这场遍布周围的毁坏歌功颂德。“行恶是有好处的”是人所须知道的一种冷酷的教训。
（摘自斯温霍著《一八六0年华北战役纪要》）


雨果关于圆明园的一封信
致巴雷特大尉

1861年11月25日

您很想知道我对军事远征中国一事的看法。既然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一桩豪迈而又体面的事情，那就只好劳驾您对我的看法赋予一定的意义。在您看来，维多利亚女皇和拿破仑皇帝的联合舰队所进行的这次远征真是无上的荣耀，而且还是法兰西和英吉利共同分享的一次荣光，因此您很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次胜利是否有充分的认识。

既然您想听听我的意见，那我就来谈谈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叫做夏宫。奠定艺术的基础的是这样两种因素，即产生出欧洲艺术的理性与产生出东方艺术的想象。在以想象为主的艺术里，夏宫就相当于以理性为主的艺术中的帕特农神殿。凡是人民—一几乎是神奇的人民的想象所能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在夏宫身上得到体现。帕特农神殿是世上极为罕有的、独一无二的创造物，然而夏宫却是根据想象拓制出来的一个硕大的模型，而且也只有根据想象才能拓制出这样的模型。您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官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您尽可以用云石、玉石、青铜和陶瓷来创造您的想象；您尽可以用云松来作它的建筑材料；您尽可以在想象中拿最最珍贵的宝物，用华丽无比的名绸来装饰它；您可以借想象把它化为一座宫殿，一间闺房，一个城堡；您尽管去想象那里住的全是神仙，遍地都是宝；您尽管去想象这座建筑全是用油漆漆过的，上了珐琅的，镀金的，而且还是精雕镂刻出来的；您尽可以在想象中指令那些具有跟诗人一般想象能力的建筑师，把《一干零一夜》中的一千零一个梦表现出来；您也尽可以去想象四周全是花园，到处都有喷水的水池，天鹅，朱镂和孔雀。总之一句话一您尽可以凭人类所具有的无限丰富和无可比拟的想象力，把它想象为是一座庙堂，一座宫殿一这样，这个神奇的世界就会展现在您的眼前了。为了创造它，需要整整两代人成年累月地进行劳动。这座庞大得跟一座城池一样的建筑物，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建筑起来的。这是为什么人建筑的呢？是为世界的各族人民。因为创造这一切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个个都知道这座夏宫；伏尔泰就提到过它。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帕特农神殿，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大剧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夏宫。没有亲眼看见过它的人，那就尽管在想象中去想象它好了。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这里对它的描绘还是站在离它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又是在一片神秘色彩的苍茫暮色中作出来的，它就宛如是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影影绰绰地呈现出来的亚洲文明的一个剪影。

这个神奇的世界现在已经不见了。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夏宫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这一切所作所为，均出自额尔金之名。这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帕特农神殿的事。他们把对待帕特农神殿的手法搬来对待夏宫，但是这一次做得更是干脆，更是彻底，一扫而光，不留一物。即使把我国所有教堂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又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的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汗马功劳和一笔十分得意的外快！有一个胜利者把一个个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至于那另外的一个，也如法炮制，装满了好几口箱子。之后，他们才双双手拉着手荣归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一段经历。

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文明却竟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们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做英吉利。不过，我要在这里提出这样的抗议，而且我还要感谢您使我有机会提出我的抗议。绝对币能把统治者犯下的罪行跟受他们统治的人们的过错混为一谈。做强盗勾当的总是政府，至于各国的人民，则从来没有做过强盗。

法兰西帝国侵吞了一半宝物，现在，她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还以所有者的身份把夏宫的这些美轮美奂的古代文物拿出来公开展览。我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天——这一天，解放了的而且把身上的污浊洗刷干净了的法兰西，将会把自己的赃物交还给被劫夺的中国。

我暂且就这样证明：这次抢劫就是这两个掠夺者干的。

阁下，您现在总算知道了，我对这次军事远征中国的事情，是有充分的认识的。

（原载1962年3月29日《光明日报》，程代熙译）

同治重修：残迹的彻底破坏

英法联军破坏圆明三园，本想将其夷为平地，但终因三园的范围太大，未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有不少建筑还是侥幸地存留下来，特别是北部，免于灾难的就更多。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冬天，内务府大臣明善堂郎中贵宝的调查报告称：圆明园尚存有十三处建筑，计“庄严法界”、“双鹤斋”、“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村”、“文昌阁”、“魁星楼”。

其实圆明园所残留的宫殿，不仅仅是这十三处，报告中遗漏很多。如“蓬岛瑶台”、“林渊锦镜”、“藏舟坞”及长春园内的“海岳开襟”、万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此外尚存留着不少的附属建筑。只要翻开雷氏重修的图样里，常见粘有“现存”二字，就可以证明贵宝所报的并不是焚后的全貌。

以贺寿为由修复

同治继位时，年纪很小，由他的母亲——东、西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在表面上看，两个太后都有权过问政治，实际上，大权掌握在西太后慈禧一人手里。当时与太平军的作战日益吃紧，西方列强也阴谋再举进犯以便达到其瓜分中国的目的，形势对清廷十分不利。

这种局势未引起统治者的足够认识。他们反而惋惜自己生活的突变——由于圆明园及其附属园苑的焚毁，同治年间不得不改变清廷历代园居的生活习惯，呆板地住在皇宫里。统治者们感到紫禁城内的殿阁结构太谨严，生活很不习惯，曾发出“红墙绿瓦黑阴沟”之幽叹，魂牵梦绕着圆明园中的美丽风景。

1873年是慈禧的四十整寿，此时同治帝已经成人，觉得该有点举动，才能算是庆祝母亲寿辰，于是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他要对两位太后表达孝心，让她们能在一个安静的宫苑环境里好好颐养。

实际上慈禧也想重修圆明园，她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不愿在禁宫里居住。

这一次的修理计划，共有三千多间。包括圆明园大宫门、二宫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九州岛清晏、上下天光、杏花春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紫碧山房、鱼跃鸢飞、绮春园天地一家春等21个景区，还有围墙、道路、桥梁、船坞、码头、船只等杂项。

现存的修缮蓝图显示，整修工程并无意要准确地恢复原状。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增加一点或在那里添置一些新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弹性，甚至有个别的建筑做了大幅度的更动，意在使新的比旧的更好。

财政吃紧被迫停工

重修工程经常受到预算问题的困扰，这不是皇上的权力或太后的热情所能解决，所以营建工程常常因为财务吃紧，缺乏必需的建材，尤其是缺少大根的原木．而被迫延宕。没有多久，大量的城墙、道路、桥梁、水闸、庭院和游船等都无法完工，许多重要地点的营建工程，包括“清夏斋”、“鸿慈永祜”、“上下天光”、“万方安和”、“鱼跃鸢飞”等，都无法开工。在修建工程停止前，只有少数个别的建筑得以完成。无数未使用的建材堆放在还没完工的空地上，整个营建地点只用木栏杆围起来作为保护而已。

在财政的压力下，同治帝同意把原来万春园内为了供两位太后颐养而修复3000间厢房的工程减少至1420间，减幅超过50%。同治皇帝显然十分焦急，想要及时完成部分工程来庆祝他母亲即将来临的四十岁生日。

内务府的记录显示，经常是工程将开，而经费尚无着落。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要求私人奉纳和捐献，但到1874年5月17日为止，也仅仅筹集了30万两白银，而工程经费估计高达几千万两白银。尽管捐献总金额无足轻重，官员们还是感到不胜痛苦，兵部主事王家璧就指出，捐献已经让许多官员的家庭破产。王家璧因此建议同治皇帝寻找更多可行的财源，例如从海关征收鸦片税，或放缓重修圆明园的进度。

当时不仅缺钱，也缺乏建筑材料。在工程进行中，他们拆掉园内的藏舟坞和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旧材，来补救一时的急需。但旧材不足全部工程所需的十分之一。于是又将近春园与熙春园、器皿库与灯笼库等地的木材、石料、瓦片都计算在内。同治帝需要至少三千根重木，他曾多次向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和四川等生产林木的省府官员寻求协助。

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的享受，几乎动员了全国力量。清廷内务府的经济来源，除了婚、丧、万寿大典由户部供应外；其他的经常费用，在同治十年后，每年由户部拨给六十万两，作为补助；此外尚有各省的关余和盐款，也是主要收入。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所谓全盛时期，因收入丰盈，国库每月都有盈余，最高峰时盈余相当于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虽然频年大兴土木，也从不动用户部的钱款。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力十分桔竭，同治时内务府的财源也几乎濒于绝境的地步。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重修圆明园，自然不会顺利，也不可能完成。

同洽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出工程暂缓的决定，仅在紫禁城附近适度翻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以供两位太后颐养。当修复工程正式结束的时候，已经耗费掉481万两白银。尚未使用的木材和石材只好储存起来，挂在“鸿慈永枯”屋顶上的大梁也被拆下来保管。

从此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多年没有大兴土木。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慈禧动用了海军造舰费，修复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这就影响了海军的后备力量的补充，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慈禧太后极为欣赏有大湖与翠山环绕的颐和园，似乎把已经沦为废墟的圆明园忘掉了。

同治年间这些重修之举，仅仅为了慈禧等几个人的欢欣，却对圆明园遗址造成了重修性的破坏。涉及遗存山水、花木、屋宇、桥涵、路径等园林要素的位置、布局、体量等项的改变，彻底抹掉了部分实物，破坏了初始阶段遗址的部分原真形态。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振铎打比方说：“这就好比一个人脸部被打伤了，却盲目地做了整容手术，毁坏了被打伤的证据”。

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的圆明园虽然破败、萧条和屈辱，但它是历史的真实显现，见证了岁月的风雨沧桑，盲目的重修是对历史施加新的扭曲和伤害。

（参考资料：《园明沧桑》，文化艺术出版社；《圆明园风云录》，穆景元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庚子再劫：八旗兵趁乱势洗劫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与新兴的日本帝国签订了1840年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侵占最为严重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不可调和。中外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局势下，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义和团迅速发展，并于1900年控制了京津地区。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意在中国大地上驱逐外来势力，恢复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击毙后，各国以保护公使馆为名，派兵进入北京，以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为中心，与义和团展开了激烈的攻夺战。为了解救在京被困的西方外交官与教会信众、各国侨民，英、法、德、俄、奥、意、日、美八国组成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于8月16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于前一天仓皇逃走，北京再一次落入外国入侵者的手里。

1900年的入侵者比1860年的人数更多而且更为凶残。他们又一次展开抢掠和纵火，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抢掠的地点包括有钱人和满洲贵族的家，掠夺者不仅仅是军队，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亦参与其中。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抢掠现场看到，那些掠夺者的争抢场面只能用“暴动”来形容，许多中国俘虏遭到残暴的虐待和无情的枪杀。当时一位美国作家感觉“这些中国人遭受的对待就像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时期的基督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战争发动的一年前，这八国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的海牙公约，明文禁止战时抢夺和恣意杀戮。

这一时期，新建成的颐和园和残破的圆明园也遭到了摧残。八国联军入京后，董福祥率战败的甘军北逃出京，德国马步队追击董军直至南口，此时董军已逃至怀来，德军追赶不及而返。德军部队一部分驻朗润园，英军驻颐和园，意军驻玉泉山。当冬天来临时，盘踞朗润园的德国侵略兵，窜到正觉寺拆走大殿的门窗当柴烧，砍坏佛像的鼻子，抢走寺内珍存的大量西藏进贡的锦边彩画佛像及青铜梵文大钟。与1860年的浩劫有着同样的丑行，入侵者为了分赃而成立了一个奖金委员会，并在英国的使馆举行拍卖会。

但也有专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证明八国联军曾经进入圆明园进行劫掠，在这一时期真正让圆明园遭受劫难的是当时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太监以及地痞流氓。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厢白旋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守园太监与拆匪激烈枪战

长春园中环形的“海岳开襟”原是建在湖中双层汉白玉石园坛上的一座金碧辉煌、宏伟高大的建筑，由于船只被焚，无船可渡，在1 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幸免于难。光绪年间，慈禧还专门到此游幸，因此修葺一新，并由湖西岸上之“榴香渚”方亭至此添修长木板桥一道，桥侧安装红色栏杆。由于八旗拆匪扬言要拆此处，该处太监首领杨四率领四名太监，园户头目周德海也率领园户十名，日夜共同驻守。精捷营正白、正黄两旗头目扬言将于九月初七夜拆“海岳开襟”。于是杨四、周德海等人将木桥拆毁一段，堆积树枝与沙袋，修成工事，又从熙春园请来六名枪手，帮助防守，其他太监与园役也架上大抬杆枪埋伏在沙袋后面。当天夜里，近百名旗民，携带斧锯绳杠由西岸上木桥，发现桥被拆断，八大匪首喊话，责令杨四、周德海搭上桥板，否则如攻上去难逃一死。周德海一声令下，众枪齐发，当场击毙10余人，落水六七人，拆匪被迫退回西岸逃走。

至10月初，“海岳开襟”仍十分完整。后来，守方意见不一，又恐天寒结冰，无法防守，更怕敌方拆匪的报复，于是，守方人员纷纷辞职回原籍。此消息被厢白旗小营知道，该旗匪头目，常作绑票勒赎的勾当，他们已从圆明园中掠到不少财物，现在知道周、杨二人撤出，便于10月14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事实上，这种肆意的破坏让圆明园内的殿堂楼阁完全消失，那些被偷来的木材，从柱子到窗框全都拿到附近的清河镇，堆积成一座“小山”，等着变卖。即使从园内拿走的小木片和树枝都可以在市集上找到，并被人当做烧火的木柴来使用。至此，一组水中楼阁建筑群，便只剩下废墟。另外还有全部铜铸品，也是在这时被洗劫的。

万春园的西南角，有东庙和西庙，二庙相连。东庙为“敕建河神庙”，祭祀本园的河神，西庙为“惠济祠”，祭祀运河龙神。两庙前各有两根旗杆，周围有黄柏林木数百株。这两座庙与大片柏林，在1860年之役中免于火劫，保存相当完整。事后，每年二月初九与八月初四春秋大祭，均由河工大臣与圆明园总管致祭。在这次庚子劫难中，‘旗民蜂拥而至准备拆除发财，他们甚至为“争拆”发生冲突，进行了枪战，双方各死十余人。后经中人调停，改为合作共同拆售，售出之价由双方平分。至此二庙与大片柏林均夷为平地。

万春园中的“庄严法界”，也是英法联军毁园时的幸存者，其位置在“鉴碧亭”的北岸，入内正殿5间，东西配殿各3间，东边还有“蔚藻堂”，为南向5间，建于太湖石的高台上，也都在这次被毁。

清廷无力执掌圆明园

圆明三园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破坏洗劫之后，一直还是作为皇家的禁园，由老太监守园看护。对圆明园一直念念不忘的慈禧太后，在她即将从西安返回北京的前夕．1901年8月28日在西安颁发了一道懿旨：命令正与各国公使谈判的全权大臣奕勖，在议订和约，将颐和园、圆明园一带收回清廷后，要派得力官兵小心守护，“毋稍疏虞”。

但是，动乱后的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廷的财务压力。1904年，清朝政府正式下令裁减圆明园部分官员，撤销圆明园的总管机构，使圆明园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尽管圆明园到1909年时仍然有16718人之多，“但他们大部分是以前园户的成员，包括妇女和孩童，而对圆明园来说，他们是破坏者而非保护者。

经过这次严重破坏，园内一些地方已变成芦苇连片，麦垅相望，如同田野一般。虽河湖水系依然，但因一些桥涵被破坏已部分不能度跨。除园墙、万春园宫门、正觉寺等极少处圆明园遗址原真性的景区外，其余皆已失去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罪行的真实物证。

1911年，清政府为把废园管理起来，决定将它附属于颐和园，由清廷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等进行管理。

（参考资料：《圆明园风云录》，穆景元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取之不尽的建料场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民国政府给予溥仪许多优待条件：清帝仍保留其皇帝尊号，允许继续住在紫禁城内，由国民政府每年供给400万元的费用；对清帝及皇族原有的私产加以保护。这样，原属皇家所有的园林，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自然仍归清室所有。

尽管圆明园形式上继续由逊清的内务府监管，但动荡不安的民国政府无法履行诺言，没有防卫能力的皇室很容易沦为腐败政客和粗暴军阀的牺牲品。这一时期，不少清室的陵墓被炸开盗窃，大军阀孙殿英就指挥军队炸开清东陵的乾隆、慈禧等墓，盗走大量陪葬珍宝。此时的圆明园虽已残破不堪，却因其显赫名声而成为许多贪心人的目标。太监、军阀、官僚、地痞、奸商等对园内的残余物资肆意掠夺，大批的砖瓦、木材、石料等继续被盗卖，无数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石碑以及假山太湖石等被盗走后，用去装饰和修建私人宅院和墓地。

1913年，李大钊同友人凭吊圆明园遗址时，写下了“吊圆明园故址”的诗，序言中写道：“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之中，唏嘘凭吊，感慨系之。”百感交集之际，慨然赋诗写下了“玉厥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台。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圆明园的悲惨状况。

卫兵亦是盗贼

初期的北洋政府当局公然向紫禁城内落魄的清朝宫廷索求圆明园的物件。1915年，为了装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新翻修完成的正阳门，内务部总长要求内务府批准，从圆明园西北角落附近的安逸堂里，搬走两只石麒麟。同一年，北京的军方将领提出要取圆明园内的假山湖石。不管多么不情愿，内务府没办法拒绝这些索求，只好答应。有一次内务府在溥仪的同意下，自愿帮助民国政府从圆明园挑选并运送51块太湖石。

随着“总统”袁世凯去世，政局变得更坏，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更为困难，事实上这座荒芜的园林已经成为盗贼唾手可得的猎物。溥仪从太监总管王和喜那里接到有盗贼闯入圆明园的报告，他除了寻求北京政府的帮助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警察捉到至少三个盗贼，他们承认在圆明园里偷走了数百块石材。可是，过了没多久那些警察甚至士兵自己都变成了盗贼。在1919年秋季的一天，数十名士兵放肆地在文源阁遗址上运走几十辆马车的太湖石。清室向北京的步军统领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毫无用处。

同年，驻扎在西苑的边防军炮三营高副官和十几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圆明园，并用三辆大车拉运砖块。溥仪被激怒了，他向陆军部抗议，重申圆明园完全是他的私人财产并得到政府当局所给予的保护，可是当卫兵变成盗贼之后，合法的保护变得毫无意义。民国政府的朝野人士不断地侵犯圆明园的完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发生在1921年，有两营属于十六师的军人殴打婉言拦阻他们的园内仆役，强行进入圆明园掠夺，他们拆毁舍卫城的城墙，搬走许多太湖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来掠夺。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敢拦阻他们。

民国政府的文职单位同样对圆明园投以贪婪的目光。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逼迫溥仪将圆明园的西墙砖块和园内的湖石捐赠给他们，作为扩充院址的建筑材料，并且辩称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1922年，燕京大学的传教士管理者为了在校内建筑莫根园，要求在邻近的圆明园拉运大量的石材。这两项用途也许还可以说是用作公益，但其他人就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同年，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想从圆明园的遗址“借用”一些建材为己所用。薛之珩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要求的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其他官员也曾到圆明园押运载满数十辆大车的太湖石，不理会皇室驻守圆明园总管王和喜的抗议。颐和园靠卖圆明园物料过日子

绮春园大宫门原本是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处，这一组建筑群具有相当规模，除宫门外，尚有东西罩门，东西配殿，门前有一对石狮，南边建有红色照壁一座，门东边建有膳房，门内东西各有配房，门前石路两侧有桧柏百余株。在1 900年的庚子之役时，由成府村会首团练局用武力保护，八旗拆匪的阴谋没有得逞，所以这一处是经过1860年和1900年两次劫难后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建筑。民国后，香山慈幼院计划修建香山中学时用低价从颐和园事务所的润贝勒手中，将万春园大宫门整组建筑买下，全部拆走，门前的大桧柏也被砍光。这一时期，颐和园事务所的一大部分收入，就是靠卖圆明园的残余物资过日子。空车进去，自己随便装满一车，出门交一块钱。有些有势力的人，任意选取，根本不给钱。

为了尽力防止无休止的从圆明园夺走物料的行为，三位内务府大臣绍英、耆寿和宝熙于1922年9月向北京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强调禁止从圆明园遗址夺走任何一物。王怀庆承诺会给圆明园遗址做最好的保护，但讽刺的是他自己就曾经派出数百个工人手持尖锄、斧头和铲子潜入圆明园，拆下环绕舍卫城的坚固围墙，拆除“鸿慈永祜”的大墙，还拆毁巴洛克式建筑的砖墙，以便用这些石材兴建自己的私人花园——达园。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由副将亲自督办。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京兆尹”的刘梦庚，则在王怀庆的庇护下，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而步军统领聂宪藩，原本是负责保护遗址的，却也派人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建自己位于倮定的巡阅使署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装上火车，并由卫兵负责押运保护。

1924年，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了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与此同时，一名富裕的德国军火商从圆明园搬走不同种类的建材，来建造他的翠华花园。就在这样肆无忌惮的拆毁中，圆明园的城墙迅速消失。

城墙被拆掉之后，人们就打园里土地的主意。当清华大学于1923年开始新的学年时，校长曹云祥正式要求清室提供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以扩充大学的用地。这位校长相信把圆明园的土地给予清华大学，将是保存古迹的最好方法。曹云祥拿不出太多的现金来购买土地，于是他建议特别对满洲籍的学生提供大约26万元的奖学金作为对清室的补偿。这项建议看来颇具吸引力，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满洲籍的学生进入这一所崇高的学府。不过，溥仪把这项建议束之案头，不做明确的回应，因为他不愿意出让任何一寸土地，他担心一旦这样做的话，圆明园的遗址就将会永远地消失无踪。

指标性遗物被移走

圆明园的整体性虽然暂时得到维持，但在1924年的一整年中，园内的物料仍然不断地被人搬走。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王兰亭直截了当地向内务府通报，要求从圆明园内的假山运走一百车的山石去建造他的私人庭园，而清室无力阻止这些举动。同年年底，一连骑兵在没有知会内务府的情况下，就驻扎在圆明园的遗址里。掌管燕京大学的外国牧师们，在1925年踏进圆明园，把安佑宫的石柱和工艺品搬运到燕京大学的校园内。当清室要求警察详细询问这些牧师，所得到的答复是，这些石柱放在校内保存会更安全。在北京市内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董事会，也认为把那些倾圮石块留在园内，并不安全，所以他们建议溥仪把残余的石料运到他们的公园内，做妥善的保存。类似的要求，陆续不断，但溥仪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另觅新址是处理圆明园遗物的最好办法。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更加有组织的损毁。为了修筑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同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并将园内所谓的“废旧砖石”变价拍卖，大宫门外的影壁也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则被卖给商人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当局甚至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的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

溥仪关于为圆明园遗物另觅新址的想法也未被尊重，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遗物仍然被移走。好几尊外表优美的青铜兽和山石于较早时就被挪移到颐和园里；在万春园入口的新宫门有不少厢房、影壁墙、拱门和石狮子，被前清的贝勒卖给一个慈善机构作为中学的校舍；江朝宗（北京步兵统领）修建北京中央公园时，移走了圆明园“坐石临流”的“兰亭八柱”和“石屏风”，以及万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的石座与长春园的太湖石；燕京大学建校时，通过颐和园事务所购得圆明园“安佑宫”的望柱4根，龙凤丹陛石一块，汉白玉雕成的石麒麟一对，植树碑一座，西洋式线发桥一座，喷水石座2具，“谐奇趣”前面的喷水石鱼，以及福海沿岸的大量花岗岩石料和太湖石；1930年，建北京图书馆时，也在圆明园取了不少材料，除了“安佑宫”的一对华表外，还有长春园大东门外的石狮子一对（现仍安放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外），文源阁石碑两块、福海西岸“望瀛洲”昆仑石一块、黄色太湖石两块和带有汉白玉石座的象皮青太湖石一块。北京颐和园东宫门丹陛台阶石，则是取自“安佑宫”大殿前；现在“仁寿殿”前铜麒麟一只，取自长春园的二宫门。最近经专家鉴定确认，南京中山陵附近的谭延阊墓周围的汉白玉祭台、牌坊、华表、石狮、花盆和牡丹花坛都是北京圆明园的遗物。

大量笨重的物料被挪走之外，被前清太监、旗民和当地居民偷窃的许多小东西，更是难以计算。凡是能作建筑材料的，如方砖、屋瓦、墙砖、石条、石柱、紫铜管道，甚至碾米作坊奸商向大米中掺假用的白沙粒等等，无不从圆明园废墟上搜刮。从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每年都有上百辆大车装满圆明园残料拉走。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居民几乎每天都目击有人从圆明园运走石雕、青铜铭文、太湖石、砖块、瓦片，和其他各种大量建材。当时连附近农民家里的猪圈都是用圆明园的砖石砌筑的。

英国作家丹比于20世纪30年代观察到，“在北京许多简陋的石匠店铺里，可以买到精美的、刻在石头或大理石上的双花环、花朵和外国主题的雕像，这些石雕取自欧式建筑的宫殿，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自此之后，人为的抢掠、火灾和气候的侵袭，使圆明园沦为不见人烟的荒野。1931年3月，中国建筑协会为了唤醒大众保存历史文物的意识，趁纪念宋代建筑师李明仲（诫）逝世821周年的机会，主持圆明园的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向民众展示地图、模型、手册、山石、碑文、文件、诗作和书籍等物品。这场展览会虽然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吸引大批的民众参观，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对历史文物的保存知易行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当时叫北平）附近的饥饿农民、前清太监和前清的满洲旗民，来到圆明园的旧址上挖地，把这里变成了农场。结果是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或作为鱼池。圆明园遗址首次遭遇到从地表消失的威胁。

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已被掠夺破坏净尽，几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野地。只剩下西洋楼若干石柱，孤零地矗立在丛灌之中。

建国后：“废物”利用再破坏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昔日的皇家园林，如今的一片荒墟，回到了人民手中。据王威教授当时对圆明园遗址的调查证实，“在这一片废墟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遗迹是不多的”。园中最大的人工湖——“福海”，它的范围大约有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的一半大小。当时南岸的花岗岩在1953年时还在，但此时已经倒塌。“福海”中央的“蓬岛瑶台”，只有巨大的石基和破砖碎瓦，上面的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了。

当年宫廷区里的庄严巍峨的“大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上下天光”、“杏花春馆”、“万方安和”、“安佑宫”、“紫碧山房”、“舍卫城”等处遗址，所留下来的多半只是当年的石基和墙砖。 全园以“西洋楼”一带的残迹较多，其中“远瀛观”正面与“大水法”的巨大的汉白玉“石门”尚屹立着，雕刻得极为精细。1860年以后，西洋楼是非常完好的，楼房四壁后来被恶霸和军阀拆去。现在残留的是一些石门柱一类的东西，这些不是因为太大移动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才得以保留下来。 在一片废墟里，偶而也可以看到一些断墙残壁和几个不完整的拱形石桥，其中三孔桥较为完整，房屋一栋未见。全园的大小宫门也差不多全部被毁。1953年还残留下“运料门”一座。此外，在1953年时花神庙处尚遗留一棵高达六七丈的马尾松。圆明三园周围的虎皮石围墙，还残存的不少。此外，圆明三园硕果仅存的古建筑“正觉寺”，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

从1860年到1949年九十年间，圆明园虽然历经劫难，但因它基础雄厚，始终没有像阿房宫一样被湮灭。作为一代名园的遗址，它不仅在我国造园史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见证，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圆明园遗址。

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圆明园遗址

50年代初期，为了使圆明园遗址受到保护，周恩来总理曾对梁思成先生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当时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发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指示。但由于园内有着700户约3500口农民，他们占用了园中近2000亩（约133公顷）的土地。这些农户为了生产和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扩充耕地，因而遗址仍然受到破坏。

那时，圆明园遗址还没有专门管理机构，仍有人继续盗运建筑材料，1951年上半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两次行文，指令北京市公园管理委员会严肃处理两起砸运圆明园太湖石、石块事件，并且发出通报。1953年，周总理又及时制止了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建房方案，并对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说：“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彭真市长对圆明园遗址和遗物也多次特别关照，曾明令：“今后任何机关，不得移用圆明园石块。”正是由于这些高层领导的高瞻远瞩，在首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圆明园遗址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同年，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向市政府请示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苗地，很多人赞成这个方案，因为考虑到这个地方水丰而土泽，地形多样，小气候条件好，建筑基地占地比重也不大，可用面积很大，而且文物、历史、科学、艺术互相之间衬托，可以相得益彰，不是相克，而是相生。因为那时在城市规划上，一直把圆明园遗址定为全市性公园绿地，并未做过详细研究，对建植物园的方案没有批准。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把植物园定在这里，对遗址还能起到保护作用，或许不致造成后来的继续破坏。从1956年至1960年，北京市园林局征购了园内除稻田以外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绿化，到1961年秋，园内其植树72万余株，绿化面积达1300余亩，初步改变了遗址的荒凉景象。但是由于稻田没有征购，没有解决农民造田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六、七十年代：连地基里的石材也不放过

上世纪60年代，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又把征购了的土地要了回去。历年植树和已征用土地暂时移交当地生产大队管理使用。从那时起，人口也迅猛地流入园内。于是农民便大规模地进行平山、填湖、造地、砍树、拆遗址、盖房子活动。更有甚者，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厂、鸡场、鸭厂、大型的面包厂、机械修造厂、区供销社的土产部、区级印刷装钉厂、打靶场……都在这块无人管理的土地上发展起来，居然成了一个自由王国，各自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去改造这个遗址。例如万春园西南部，有两个水中岛屿，一处是“绿满轩”、一处是“畅和堂”。由于园中农民造田，生产队队长指挥参加劳动的北京大学的几十名教师，用大绳和撬棍，把大量的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土山挖平填入水中，最后造出了面积并不大的农田来。

1962年5月，圆明园遗址已征用的土地，全部由市园林局移交给海淀区人民政府，而区人民政府又将土地交给园内生产单位使用和管理。为了发展生产，加上园内农民对保护圆明园遗址缺乏认识，忽视了对遗址的保护，仍继续砍伐树木，挖山填湖，造成了遗址新的破坏。

十年动乱期间，历史文物被当成“四旧”横扫。圆明园文化遗址再度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又一次遭到严重毁坏。金鉴是这次毁坏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在《圆明园最后一次毁坏》一文中回忆：

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正在北大附中上初中。因为中苏关系极为紧张，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响应。各单位主要的任务是挖好防空洞或防空壕。学校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班、年级，都按连队编制，我们班被编为69连1排。

挖防空洞或防空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学校就发动学生去拣砖头。有人说圆明园有碎砖头，有些连队便组织人去打探，回来说圆明园确有砖头。就这样，全校齐响应，各连（年级）各排（班），纷纷组织开赴圆明园，圆明园便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毁坏。

当时的圆明园是一片废墟，没有围墙，附近许多单位、学校都去圆明园拣砖头。我们基本上是在靠近公路的万春园、长春园附近拣砖头，这样便于集中和运输，在西洋楼地区拣的砖头也比较多。西洋楼地区一般都是西洋式的汉白玉构件，像样儿的整砖早已被人拣去，许多同学拣不到砖头，就找来锹镐挖掘建筑的地基，获得不少完整的城砖。西洋楼海宴堂水法（喷泉）的锡海底座（土台），下边的地基被有些单位挖了很深的地沟，城砖基本上被挖干净了。靠公路附近的遗址，砖头都被拣得很干净，要想有收获，就不得不深入到园子的内部去。我们拉着小车，拿着工具走得很远，在一个觉得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一座亭子的地基，地面上的方砖还保留着，我们便拿镐锹撬。看着很完整的方砖，经过一撬，有些便碎了，但是我们依然收获颇丰，满载而归。

北大附中的南边有一个屠宰猪的工厂，它的南边就是皇庄中关村南北大街。在拣砖的日子里，我们天天可以在圆明园里见到隔壁屠宰场那辆嘣蹦响的三轮汽车，他们从圆明园运的不是砖头，而是一米来长的汉白玉或是青石材料。圆明园一般成材的石料，民国时期已经被官僚政客洗劫一空，但是建筑地基还有竖立着的墙基，他们看到合适的材料，便用倒链将材料从土里拉出来装到车里，一米左右这样的材料，一次可以拉上两三根。那个时期，几乎每天上下学都可以看到这辆汽车往返拉圆明园的石料，可以想象，他们的防御工事应该是非常坚固的。后来，这个地方盖起了楼群，不知建楼挖地基时是否挖出地下用圆明园石料建筑的坚固的防御工事。

据统计，仅1967年到1971年六年间，就有216处土山被破坏，100多处建筑遗址被拆毁，2万多株树木被砍伐，10多公顷绿化带被侵占，甚至出现一次拆毁原有围墙800米（原来仅存1200米），一次运走圆明园石件582车等严重事件。圆明园内遗址，10多个企业单位先后进人，占地约23公顷，大小20多个居民点相继形成，其中大部分都座落在遗址的中心地带，有的还建在著名景观区旧址之上。清华大学的单身教职工宿舍——园内唯一遗存的古建筑“正觉寺”，一直到60年代，依然保持的很完好。后来清华大学退出，海淀机械修造厂乘机进入。特别是从1975到1977这两三年中，该厂大量修造厂房及生活区，乱拆乱建，致使百分之九十被毁光，并且砍光了近百株的松柏树林。至此，一处仅存的完整的圆明园之遗存古建筑，宣告消灭。成立圆明园管理处

圆明园中有7个生产队、700多个劳动力农户，在园内搞农业生产，他们为了发展生产，每年每季，都不断有人在挖山、平地、填湖。聚居在园内的小村落不断增加人口，添建新房。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圆明园的遗址将不断遭受破坏。最终，现存的山形水系及古建筑遗迹将像阿房宫一样完全消失。而圆明园将变成无迹可寻的一片村落及农田。许多有识之士见此情况非常痛心，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为了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应该保护和整修圆明园遗址。为此，他们到处奔走呼号，根据人民的要求，为了加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1976年底，在北京市园林、文物部门的关心下，经北京市建委批准，海淀区成立遗址专管机构——圆明园管理处，遗址保护从此揭开了新篇章。

圆明园专家赵光华先生在《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例举》一文中，针对1860年以来圆明园遭受的历次劫难，提出了“火劫”、“金劫”、“木劫”、“石劫”、“土劫”的概念。1860年英法联军以掠夺珍宝与焚烧圆明园建筑为主要罪行、以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目的，这被称为“火”、“金”之劫；1900年八国联军、驻防圆明园的八旗兵对园内大、小树木、残存建筑、木桥的彻底破坏，以发国难财为目的，称为“木劫”；辛亥革命以后，以官方、一些社会团体对圆明园内的石料、石雕、太湖石、砖瓦的偷盗为主，因其数量相当巨大，所以称之为“石劫”；建国以后，直到“文革”时期，针对挖山、填湖、造田为主要内容的毁园行为，以增加粮食生产为目的，所以称之为“土劫”。

无疑，这五劫对圆明园来说都是致命的劫难。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此，圆明园漫长的劫难开始了，在人们的贪婪、愚昧甚至是敌意中，它受伤的躯体化为尘泥，慢慢地消失，消失……

圆明园兽首：一场事先张扬的“拍卖秀”

在圆明园数以万计的流失文物中．12只生肖铜兽首的艺术价值并不突出，但它们一旦被贴上“中国流失文物的象征”，“爱国”，“回归”等标签，原本默默无闻的装饰物，迅速升级为“国宝”，动辄在拍卖行以数百万、过千万的价格转手成交，“国宝保卫战”和“拍卖秀”随之粉墨登场。

“兽首”怎样拨动国人民族记忆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回归”如何被贴上“爱国”的标签？其中的台前幕后，颇为曲折而别有况味。对此，鉴藏家吴树在其《谁在拍卖中国》一书中，曾有详细披露。从“水龙头”到“国宝”：圆明园牛首、虎首、马首之“西行漫记”

1985年，美国古董商查尔斯在加州棕榈泉市，以每件1500美元的价钱，从退休警察威廉·布莱克手中买走了牛、虎、马三只中国铜兽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普通的转让，日后竞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上，掀起巨大的纷争狂澜。

查尔斯购得的三只兽首，原为布莱克别墅里的装饰物。布莱克居住的别墅，“最早的主人曾经进过中国人的皇宫，屁股坐过中国皇帝的龙椅”。三只铜兽首中的马首和虎首被安置在别墅后院的水池边当作水龙头，牛首则被悬挂在盥洗室的墙上，充当挂钩。查尔斯认购时，牛首上面还挂着一条浴巾。

查尔斯得到三只中国铜兽首后，没有急于倒卖出去。他在“捂宝”，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货。

时机似乎很快就到了。1987年，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中的猴首和猪首在遭劫后第一次在纽约苏富比拍场公开露面。它们的起拍价都不高，仅为几万美元，一直拍到最后，成交价也分别只有16.5万美元和15万美元。

尽管猴首、猪首的成交价不是太高，若按照查尔斯当初购进牛首等三只兽首的单价来计算，却也整整翻了100倍。

令人意外的是，查尔斯并没有借助此场拍卖推出自己的藏品，在这场拍卖会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国人进场了，并买走其中一只猴首，另一只猪首则被美国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精明的查尔斯从中嗅出了更大的发财机会。

事后得知，这次进场竞买圆明园兽首的中国人名叫蔡辰男——台湾艺术品收藏机构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的兄长。此后围绕圆明园兽首的历次“拍卖”和“回归”活动，或多或少都有这家台湾公司的影子。

1988年，由于古董店经营困难，查尔斯不得不提前将手里的三只兽首，以略低于苏富比第一次拍卖兽首的成交价转让给一个英国古董商。

1989年6月，由查尔斯转让的三只圆明园兽首，同时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亮相，并分别以牛首14.85万英镑、虎首13.75万英镑、马首18.15万英镑成交。这三件拍品的买主同出一人，那就是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蔡辰洋。至此，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露面的5只圆明园生肖兽首，除开一只猪首以外，其中4只全部归属台湾蔡氏兄弟持有。

寒舍集团买回兽首后，于同年10月，在台湾举办了一次名为“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青铜器特展”。也正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圆明园生肖铜兽首第一次被国人正式抬上了金光灿灿的至圣宝座，从而完成了从喷水头到浴巾架再升级为国宝的嬗变过程。

消息传出，各路媒体纷纷跟风炒作，将蔡氏兄弟的艺术品投资行为提升至“爱国”义举。此后，只要出现类似行为，就同样可以享受“爱国者”的荣誉称号。在各方推波助澜下，一场起始于商业目的、被标榜成“爱国行动”的圆明园文物回归热形成气候，以12生肖铜兽首为代表的圆明园流散物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海外拍场，并且身价节节拔高，屡创天价神话。

香港佳士得拍卖牛首、猴首，民众高呼“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

2000年4月中旬，香港回归中国3周年之际。香港有媒体刊发消息：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将举办《春季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拍卖品是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乾隆年制的青铜虎头和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此外，香港佳士得也将在近期拍卖另外两件抢从圆明园的“珍宝”——铜牛首和猴首。

这则看似普通拍卖新闻，刚一见报即引发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瞬时牵动亿万中国人的神经。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纷纷发表社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拍卖行以商业行为来作解释，难以令人接受！

一连数日，部分香港学生和文化团体先后来到两家外国拍卖行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公开打出“抗议拍卖掠夺文物”，“归还中国国宝”，“强盗掠夺的文物必须归还祖国”等标语口号。

中国国家文物局也正式致函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和佳士得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圆明园流失的珍贵文物。同时严正指出：这些文物在法律上的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按照有关国际法规定，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4月30日下午，在一片抗议声中，佳士得“春季圆明园宫廷艺术精品专场拍卖会”在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如期举行，拍卖场大门口围满了示威人群，他们高举着分别用中英文书写的标谣，高喊口号：“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

场外群情激愤，场内气氛同样紧张。先是佳士得工作人员宣布：一位原定要进场直接竞买两只兽首的大买家因故迟到，所以开拍时间向后推迟半小时左右，请各位谅解……拍卖现场，保利集团博物馆艺术顾问易苏昊现身其间，并不时向旁边随行人员低声商量着什么。保利集团北京总部临时决定不惜血本拿下牛首、猴首

佳士得此次拍卖的12生肖铜像一件是猴首、另一件是牛首。猴首先上拍，起价200万港币，每次竞拍加价20万港币。

现场竞买者原以为此次拍卖又将以港台人士为主，出乎意料的是，打一开拍，中国内地倮利集团博物馆代表易苏昊就频频举牌。最初，保利集团并不是冲着这几尊兽首铜像来，而是要竞拍另外两件乾隆年间的瓷器。抵达香港后，易苏昊一看几件铜兽首闹得沸沸扬扬，舆论也已经政治化了，上升到国宝回归的高度，于是，他临时打电话请示保利总部，总部决定要不惜血本，拿下这几件铜像，避免国宝继续外流。同时，保利总部还把定价权全权委托给他。

兽首的买家并不多，几乎都是中国人。与保利集团叫板的，也只是几个台湾买家。几轮过后，竞价者只剩下保利集团代表易苏吴和另外一位电话竞买者。据了解，那位电话委托者是台湾人。为此，现场不少国人很是纳闷：怎么又是海峡两岸的人飚上了呢？既然政治化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谁拿下它们还不一样？非得要拼出个鱼死网破？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替保利集团担心，担心他们跳进别人下的套。经过20几轮竟价，最后，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币拿下了猴首，加上佣金一共是818.5万港币，高出起拍价4倍多。

接下来的牛首拍卖更是毫无悬念，保利集团易苏昊和台湾那位神秘的电话竞价者再次展开拉锯战。经过21个回合的较量，保利集团以700万港币的成交价又拿到了牛首，加上佣金共计774.5万港币，同样高出起拍价将近4倍。

拍卖师刚落槌，全场掌声雷动，持续时间长达三分多钟，门外甚至有人放起了鞭炮，香港的华人都为这两尊被称为“国宝”的铜兽首能归保利集团所有感到高兴。在大家心目中，有国企背景的保利集团，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国家、代表民意来竟拍这两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

拍卖活动结束后，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发布了相关消息。街头巷尾，很多香港市民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些报刊上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猜测，如有小报就骇人听闻地描述：“会场上，参拍的北京人带着十数个军人保镖”，“场上百分之七十的人都讲普通话”等等。还有的报刊对易苏昊本人的身份进行演绎，说他是中共元帅陈毅的儿子……事实上，陈毅的儿子名叫陈吴苏。

内地媒体同样连篇累牍地报道拍卖经过，庆祝国宝回归，把保利集团描述成像林则徐一样的民族英雄……

2000年5月2日，苏富比拍卖会在香港金钟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下午2点20分，拍卖开始，拍卖师刚念出拍品“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后排就有人打断拍卖师的介绍，连声高喊“拍卖贼赃可耻！”的口号。

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起拍价420万港币，拍卖师话音刚落，坐在头排的一位身着深颜色西装的男士便迅速举起53号牌。令人费解的是，与几天前佳士得拍场所经历的一样，53号先生的对手又是一位操着英语的电话竞买者。

两分钟后，经过40余次叫价，电话那边的竞买者才偃旗息鼓。53号先生以1900万港币的报价击败了对手，在一片爆场般的掌声中拿下了这件拍品。拍卖结束后，世人才得知，53号举牌者是北京市文物局的代表。

一小时后，圆明园铜虎首在众人的唏嘘声中被搬上场。

这次倮利又拍得了虎首，但因拍卖时，杀出一位操着英语的、据说是台湾人的神秘电话竞价者，最后成交价不可思议地高达1400万港币，几乎是佳士得拍卖两只兽首成交价的总和。

2007年，香港苏富比重演了一场“恶作剧”：当年由台湾寒舍集团花18.15万英镑（202万元人民币）从伦敦苏富比买回的圆明园铜马首，以6000万港币的天价被重新悬挂上香港苏富比的拍台，并公开打出“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的刺激性标题。

于是，一段完全按照2000年那两场拍卖事件复制的闹剧，令人厌烦地开始重演：多方抗议——抗议无效——高价拍卖。唯一的区别是，此次拍卖没有公开进行，而是通过中间人的“撮合”，以包括佣金691 0万港币的价格被澳门首富何鸿桑购得。

不久，何鸿桑将其赠送给保利集团博物馆存放。除这只马首之外，何鸿桑还曾于2003年以600多万港币从纽约买回铜猪首，也赠送给保利博物馆一并保存。至此，圆明园流失的12生肖铜像，除了5只未露面、两只在法国，其余5只，都保存于保利博物馆。

相对于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火热”的拍卖，中国文物界相关人士却异常冷静。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认为：“作为庞大的圆明园建筑无数构件之一，大水法中的12生肖本身价值并不重大，其工本、工艺等并不特别，价值顶多几十万元人民币而已。它们的价值，不是经济和艺术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因为这是侵略者的罪证。将当年以强盗行径劫掠的中国文物用天价拍卖，无异于敲诈，既可鄙，也可耻！”

接二连三的圆明园兽首天价拍卖，一惊一乍、没完没了的神经刺激，让国人从狂热的“回归”炒作中逐渐趋于冷静，不少人开始思考：晚清以来，中国被抢、被盗、被走私出境的珍贵文物数以千万计，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文物的真正价值都要比圆明园铜兽首高得多，假若都像这样买下去，恐怕穷尽国库民仓也难以全部赎回。

只是不久，一场有关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跨国“兽戏”，在法国巴黎大皇宫渐渐拉开了帷幕……

2008年10月，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发出公告：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在巴黎举办“伊夫·圣罗兰（法国时装大师）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拍品中两只来自中国圆明园的生肖铜像——鼠首和兔首最令人关注，内部估价均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总价高达人民币2亿元。

两个多月后，由北京律师刘洋发动，国内80名律师组建了“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希望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阻止拍卖。他们虽得到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声援，但最终未果。

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举行例行记者招待会时表明立场：拍卖战争中非法掠夺的文物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中国人民的文化权益，而且有悖有关国际公约，希望有关方面慎重考虑。

2月17日，圆明园管理处宣称，圆明园不赞成流失文物进入拍卖市场，也不赞同以“回购”方式买回被别人掠夺走的中国珍贵文物。圆明园专家叶廷芳表示：英法把抢劫的文物拿到市场上拍卖是对我们民族、对我们国家不尊重，法国2亿天价拍卖圆明园宝物无异是二次抢劫。

就在中国各方积极抗议拍卖圆明园兽首之际，两兽首持有人皮埃尔·贝杰发表讲话，声称：“与其被两个兽首激怒，不如多关心人权问题，如果中国让达赖回西藏，我会将两个兽首亲自交还给中国。”这一言论公然以所持中国文物相要挟，挑衅中国主权，受到海内外华人强烈抗议。此场艺术品拍卖会进一步被政治化，引发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2月20日，佳士得公司公开声明，由于将拍卖的铜首拍品拥有明确的法律持有证明，因此拍卖将如期举行。

一场有关圆明园兽首拍卖新的“人间喜剧”，最终还是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大皇宫粉墨登场。

2009年2月23日，因兽首事件被世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法国佳士得专场拍卖，终于趁热开锣。一连数日，许多法国报纸用“世纪拍卖”的字眼作为通栏标题，继续为这场拍卖会添上最后一把火。

25日下午3时30分，为期三天的最后一场拍卖正式开始，100多条电话线路也同时开通，场内场外无障碍竞争。

轮到两只中国兽首开拍了，起价就很高，鼠首900万欧元，兔首1000万欧元，竞价者远没有前面的一些拍品多，好像只有两三个买主通过电话竞价。约5分钟后，两件编号分别为677和678的生肖铜像迅速成交，落槌价一共28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个多亿。

历时3天的“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艺术珍藏”拍卖会，在皮埃尔张狂的笑声中落下了帷幕。消息传来，国人群情激愤，中国圆明园学会再次致函法国政府，对佳士德公司高价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文物管理和法律专家李晓东认为：圆明园兽首之所以拍出超出自身艺术价值的天价，完全是被炒作起来的。这些兽首只是建筑里边的构件，它一旦离开建筑群体，其自身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在拍卖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两只中国铜兽首的神秘电话买家究竟是谁，成为各国记者们追问的热点。拍卖方以职业道德为由，拒绝透露买家的身份和国籍。

巴黎兽首拍卖闹剧“主角”蔡铭超：民族英雄还是搅局者？

正当世界舆论见风即雨、纷纷猜测鼠首、兔首买主为何方神圣之时，3月2日，一则爆炸性的新闻从北京发出——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颇具戏剧性地宣布：该基金会收藏顾问、福建古董收藏家蔡铭超是巴黎拍卖会两尊兽首的最后竟得者。蔡铭超同时发表短暂声明，宣称此举只是“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故意搅局，决不会向佳士得交付一分钱。

一石激起千层浪。巴黎媒体因这一突发消息“炸了锅”，昼夜不停地播发新闻与评论，国内舆论也物议纷纷。支持者称赞是“爱国义举”，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对者则称此举是“痞子”行为，“有辱国格”。蔡铭超自称为了此次拍卖，放弃了自己所有信誉。

3月3日，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公开宣称：事先并不知道蔡铭超诈拍之事，认为“这完全是个人行为，非官方的，对此我们不发表言论”。

又一出圆明园兽首拍卖的闹剧，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落下帷幕。一场有关中国圆明园被抢文物的国际纠纷也暂时告一段落，有关各方谁也没占到多大便宜。中国没要回文物，佳士得拍卖行在华一切业务受到限制。被绑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

对于关心兽首拍卖事件的国人而言，恐怕有的人会感到“落寞”。

纵观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拍卖的全程，不啻为极其成功的商业炒作，幕后操纵者巧妙运用晚清那一段人尽皆知的历史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媒体的浮躁，充分调动了改革开放后国人近乎偏执的爱国热情，从而完美地猎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很明显，从一场又一场的拍卖纠纷中获取最大利益者，当然非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拍卖行莫属。这两家拍卖行的方式并没有什么新鲜过人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爆新闻点，然后挑动口水战、“金钱械斗”，进而坐享“渔翁之利”。将两家拍卖行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日本和中国进行的两次“战役”进行比照，也不难发现：他们在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几无二致，近乎整版复制，只不过在情绪挑逗的技巧上小有调整而已。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政治上声誉扫地，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一贯有着“小国大民”心态的日本人凭借坚忍的民族耐力，背负历史判决的重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经济腾飞。

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泡沫经济的出现，热钱泛滥，此时，佳士得和苏富比迅速抓住时机，在日本企业家的眼前上演一幕幕艺术品拍卖大戏，看得人眼花缭乱、趋之若鹜。

于是乎，投资艺术品很快就成为日本富豪的新选择。通过公开竞价拍卖的形式，日本人屡屡挫败西方买家，有效地宣泄了“二战”以来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花上几十亿日元从伦敦买回一张毕加索的画，竟然能使大和民族集体狂欢数日，而且，投资者经常会被当作“民族英雄”来崇拜。

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普遍受惠，一部分人迅速成为千万、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以江浙、广东、山西为中心的新富豪阶层。这一人群有着超乎知识精英们之上的个人自尊心，在投资问题上往往极易受到舆论影响。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佳士得、苏富比很快便把亚洲艺术品市场的重点转向中国。他们一方面竖起几只天价文物标杆，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等，让中国富豪们迷醉于艺术品投资的非常暴利，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抛售西方列强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抢掠去的中国文物，利用其间的激情故事，激发中国富豪们的“爱国热情”，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富豪们的艺术品投资方向。圆明园兽首等中国流失文物，一时间成了拍卖行和投机商的提款机。

拍卖圆明园文物，本质是西方人的狂欢节！佳士得、苏富比成功地绑架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圈去了中国人的巨额血汗钱。

马克思曾说过，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第一次悲剧出场，第二次往往闹剧登台。闹剧之所以一再上演，“后来治蜀”者不可不深思。

（参考资料：《谁在拍卖中国》，吴树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圆明园文物流散天涯之旅
自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烧以来，圆明园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至今依然是一道历史谜题。

圆明园研究专家王道成根据档案研究发现，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都曾留有“陈设清册”，详实地记载了勤政殿（现仁寿殿）、佛香阁等不同建筑的各种摆设，精确到了每一层楼、甚至每一张桌子，但圆明园的陈设清册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毁于战火，因而失去了精确排查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依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拥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国内则有专家估计，流散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的文物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0倍！圆明园文物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曾介绍：自1860年以来，圆明园文物除了在“火烧圆明园”中被焚毁之外，还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散失，其中精华部分大都流失海外，尤以英法等欧洲国家最多，美国、日本也有不少。由于圆明园的物品清单在火中被毁，当时到底有多少文物已无法考证。从目前所存信息看，散失在国内外的各类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万件。

作为中西合璧的皇家园林，300年前修建的圆明园已然走过了太多的沧桑。它的屈辱经历，其实就是中国不堪回首的历史缩影。西方列强的入侵，撕开了圆明园的伤口。300年后，当我们试图寻找和抚摸这些伤口的时候，发现距离其真正的愈合仍遥遥无期。流失海外的无数中国国宝，至今仍只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对历史低吟浅唱。和从圆明园被掠走的文物一样，在异国他乡看到源于中国的珍品，很容易在感触历史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凉。

1905年，康有为在法国博物馆见玉玺、玉印、玉瓶等圆明园流失文物，不由在《法兰西游记》中伤心写道：中国积年积世之精华，一旦流出，可痛甚哉！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全是圆明园珍宝

法国枫丹白露宫位于塞纳河左岸，距首都巴黎仅60公里。枫丹白露意为“蓝色美泉”，因有一股八角形小泉而得名。该地泉水清澈碧透。1137年，法王路易六世在泉边修建了这座宏伟、供打猎时休息用的城堡。

这座著名的王宫中，设有一个中国馆，馆门前有俩石狮，馆中收藏文物一千余件，展出了320件，全部是1860年从圆明园掠夺去的。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法国“中国远征军司令”孟托邦将军曾将一串清朝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也妮。但王后并不为此高兴，因为她早已风闻这些“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口袋装满了金银珠宝，于是孟托邦决定另送给她三车掠夺而来的礼品（总共计有七车）。欧也妮王后正是以此为基础，修建了富丽堂皇的中国馆。

在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佛塔，高约2米，与故宫内现存的佛塔基本相似。这座塔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世所罕见。据史料记载，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梵香楼有两座金佛塔，其中一座与故宫慧曜楼佛堂内的金塔相仿。

该金塔顶部为日、月、伞和三宝，代表佛教中最理想的天界，日、月镶嵌巨大的绿宝石。中间的半圆体有一佛龛，佛龛中为释迦牟尼像，形态自然、制造艺术精湛。下部须弥座有金刚承托塔体的造型，是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样式。

金塔左右放置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同样形制，似为圆明园正大光 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

金塔前有一对鎏金编钟和一只景泰蓝麒麟。鎏金编钟是圆明园安佑宫的一套十六枚编钟中的两枚，可惜其余十四枚不知散失何处。景泰蓝麒麟躯体浑圆，栩栩如生，长长的双耳，短短的四肢，形态可爱，受到欧也妮王后的青睐，她原来的王宫房室中就曾摆放过这只麒麟。

三幅巨大的乾隆年间“缂丝”制品占据了整个天花板空间。三幅图案看似相同，但有细微差异，同为藏传佛教内容，即三世佛和他们的弟子十八罗汉及四大金刚。从内容上看，这三幅巨作应是圆明园较大的佛堂或寺庙之物。

该馆天花板上挂着一只巨大的景泰蓝吊灯，下方是一只巨大的兽足兽纽景泰蓝方盒。据分析这应是圆明园九州清晏殿内放置冰块和水果用的器物。馆内橱柜间置放着巨大的景泰蓝五供，中间是香炉，两边对称摆放的是烛台和花瓶。国内现存这样大的景泰蓝已很少见，应是乾隆年间的艺术珍品。五供都有环形图案，颜色有玉蓝、黄绿、翠绿、玛瑙红和明黄色等。

中国馆室内金漆桌案及多宝格上，则陈设有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重要瓷器有宣德青花莲花大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五彩和粉彩瓶、罐、花盆等），明景泰蓝熏炉（宫熏）、尊、吊灯，各种玉雕，各种如意、盔甲和丝绣等物。除成对大象牙、成对大犀角外，尚有翡翠、玛瑙、珊瑚、水晶、雕漆等工艺品。宫廷肩舆（辇）一抬。据说，此肩舆被劫运法国后，欧也妮王后曾乘坐过。

巴黎东方博物院藏圆明园玉印

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记述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三十日，饭后去参观巴黎东方博物院。他发现在中国展室中“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日‘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日‘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法国军事博物馆藏乾隆盔甲

法国军事博物馆建于1671年，由法王路易十四兴建，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博物馆，原本是赡养残疾军人的国家福利机构，近代变为军事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基本有4个展馆，步兵轻兵器发展史馆，重兵器馆，“二战”馆及拿破仑墓，时间跨度为1540年到1945年。

现在法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有欧也妮王后送给拿破仑三世的清朝皇帝御用军刀、盔甲等，应为圆明园遗物。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康熙玉如意”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康熙玉如意”由一块名贵的白玉雕刻而成的，长近半米，颜色是白中透绿，雕刻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这是臣子吴敬进献之物，表达了他希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祈愿，更主要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下部的铭文写道：“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

早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如意就已经成为帝王将相手中的喜爱之物了。古人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坚润比喻美德，与如意的吉祥寓意双重结合，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吉祥文化的如意器物。

如意造型的变化和发展在清代达到最高水平，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前代，而且更加注重材质、工艺及纹饰。清代如意的形制十分丰富，单柄首就有葵瓣、云头、莲花、灵芝等不同样式。历次拍卖会上的拍卖价格非常惊人，玉如意动辄以百万论身价。不说皇家御用如意，就连普通如意湍头如同灵芝草形状，图案呈心形或云形带长把的，按玉料成色分，价格都在数十万之间。

英国所藏圆明园文物

当过光绪皇帝英语教师的张德彝( 1847-1918)，曾任清朝驻英、意、比等国公使。1866年，他作为中国第一位赴欧旅游团成员出国游历，回国后写了日记体游记《航海述奇》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初四的早晨，一位姓突的朋友来拜会他，约他出去游玩。他们坐车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个地方，室内非常宽阔洁净，看见货架“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有“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

法国巴黎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圆明园四十景”包括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方壶胜境、蓬岛瑶台等。《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原是根据乾隆皇帝旨意，由当时最知名的宫廷画师唐岱、沈源、冷枚等于乾隆九年（1744年）绘制而成，前后历时十一年。

40幅分景图，为绢本彩绘，各幅分别附有工部尚书汪由敦所书乾隆《四十景对题诗》，所绘建筑、泉石等景观都为写实风格，题诗意境深远，书法隽永飘逸，诗、书、画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其上盖有“圆明园宝”等99颗图章。全图原安放于圆明园奉三无私殿呈览，人称殿本彩图。

1860年，圆明园罹难，被认为唯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珍品《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被法国军官杜潘上校掠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成立了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以便挑选最漂亮的礼物晋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皇帝。杜潘是这个委员会的法方代表，他“先为自己挑了一份”，《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回到法国，1862年2月底到3月初，杜潘把自己的收藏品进行了四场拍卖，当时的《箴言报》上做了报道。《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上编为329号，配有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的说明，保留底价被定为3万法郎，但拍卖上叫价没有超过1万法郎的，拍品被收回。

1862年5月2日再次拍卖，仍没有达到预期价格，最终，杜潘以4000法郎将这个稀世珍宝卖给了一个巴黎书商。此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部主任从书商处，以4200法郎买入。这件孤品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号，这是版画部当年最昂贵的入藏品。

（参考资料：《圆明园流散文物》，圆明园管理处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国内圆明园流散文物今安在？

圆明园文物因遭抢掠流失海外的境况令人痛心，其散落国内和民间的遭遇同样不堪回首。旧时王谢堂前“燕”，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走在圆明园长满荒草的土山，难免不让人心生“黍离之忧”，“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或许就在一座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里，或许就在莘莘学子朝夕相处的校园中，或许就在空气中都弥漫着古书气息的图书馆内，曾经的皇家物件沉默地流落其中。

继英法联军1860年洗劫、焚烧圆明园后，民国时期，军阀、官僚、政客又大量盗走园内文物，修建私人别墅。“文革”期间，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搬取圆明园内石件。经过百余年的破坏，圆明园里的文物，除了部分断壁残垣，其他基本已荡然无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流散在国内的圆明园文物约有500件，最著名最为大家熟知，并已经列为国家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大型石雕、湖石及碑刻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颐和园及中山公园等知名文化景园内。除此之外，部分圆明园碑刻拓片、瓷器等，也散见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等处。

前几年，圆明园学会会长张文彬特意到北京大学去开了一场讲座，讲的就是关于圆明园流散到国内的一些文物。到北京大学去讲，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就在北大校园里，有着不下十件东西来自于圆明园。张文彬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出，希望北大能够将这些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归还给圆明园。对于张文彬的呼吁，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一位教授当场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北京大学现在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圆明园文物回归之难。国内尚且如此，国外追讨的难度自然可想而知。圆明园学会一直有想法，要把圆明园推向全世界，让更多人都来保护和研究圆明园。

多年以来，到底有多少圆明园文物流失了？如何建立健全文物回归的法律保障体制？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流失文物回归后如何妥善保存并发挥其历史、艺术价值，仍然是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如果圆明园流散在国内的文物尚且难以妥善回归，就很难为海外文物回归奠定基础，甚至为他国不愿归还授以口实。

保护文物，匹夫有责，文物保护法总则就明确表示，所有的人都有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义务。只有全民参与，圆明园流失文物才能最终有一个完美归宿。 北大校址现在很大一部分是过去燕京大学的校址，对于圆明园文物，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北大在一份《北大校园引导参观资料》中对校园各处的圆明园文物大大方方地进行了一一介绍：石麒麟、翻尾石鱼、龙云石都是当时的燕京大学向这些物件的拥有者——光绪帝的四弟载涛买下的。至于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的华表，北大也说明，这是当年燕大强行从圆明园拉走的。

圆明园安佑宫门外，原竖有两对华表，除北大那对外，一对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院内。安佑宫华表为汉白玉石雕，刻蟠龙云气，柱围316厘米，通高约8米。下为八角须弥座。其规制与天安门前华表相仿。

1925年，燕京大学的翟博牧师派人跑到圆明园强行支架、起运安佑宫前的两对华表。当时的北郊警察分署署长亲自到现场阻拦也无效。

安佑宫两对华表被运走，三根到了燕京大学，另一根则由京师警察厅运往城里，一度被闲置在天安门前。1931年，北平图书馆在北海西岸建文津新馆，才将燕京大学多余的华表和天安门的那根一块搬到了那里。因为搬运时候阴差阳错，两对华表都没成对，现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的华表都是一根粗一根细。

安佑宫石麒麟原在圆明园安佑宫门口，现在北京大学办公楼前。这一对石麒麟，早先安置于圆明园大宫门前，刻成时间不晚于雍正三年（1725年）。乾隆六年(1741年)．修建安佑宫时，此石麒麟被移至安佑宫，大宫门则新做铜麒麟一对。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建校时，这对石麒麟被移至校园中，今为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办公楼前装饰物。麒麟高1 74厘米，另有98厘米高的须弥座。石料坚实，刻工细腻，体态逼真，至今线条、纹样仍十分流畅清晰。

在北大未名湖西侧近岸水中，一尾翻尾石鱼同样也是圆明园遗物。此石鱼原位于圆明园谐奇趣楼南大型海棠式喷水池正中，黄褐色细石精雕而成，鱼身长165厘米，高87厘米，口内喷出水柱，可达十余米。池四周及池内，还有铜羊、鹿、鸭以及石刻花瓶等喷水机关，一齐喷水时，蔚为壮观。如今，红褐色、扬头翘尾的石鱼，已然成为未名湖一景。冬天时，为了防止滑冰的人踩踏石鱼，北京大学会用笼子把石鱼罩起来：

无论何时，颐和园里总不乏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的目光被万寿山上的佛香阁所吸引，却不曾留意身边一掠而过的排云门前的一对铜狮。那铜狮子硕大圆满，雕工精湛．稍加关注便知不是一般建筑应用之物品。这正是原本位于圆明园正门处的铜狮。

由于同是皇家园林，圆明园的旧物“寄居”颐和园，倒也并不扎眼。如东宫门口的丹陛云龙石，原为圆明园安佑宫台阶石，1937年6月，颐和园修改东宫门外石阶时，由圆明园移来此并加配古铜栏杆。

长春园铜麒麟原为圆明园长春园宫门饰物，现存颐和园东门内仁寿殿前。该铜麒麟造型雄伟，刻工精美，长约167厘米，须弥座高120厘米，通高340厘米。它的一只右腿，曾被毁掉，移到颐和园后配上。这只“狻猊( Suan ni)”系长春园宫门外旧物，1937年6月运至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内仁寿殿前，今矗立着五峰大型湖石，高350至450厘米不等，皆为圆明园旧物。位于仁寿殿前西南角的湖石，刻有乾隆甲子（1744年）夏日御题《水木明瑟·调寄秋风清》词一首。词日：“林瑟瑟，水泠泠。溪风群籁动，山鸟一声鸣。斯时斯景谁图得，非色非空吟不成。”其余三峰湖石，分别为文源阁前门二峰，兰亭八柱一峰。1937年6月，这五峰湖石用料车由圆明园运到颐和园。当时福园门尚完好，因湖石太大，出不去门，结果就把福园门给拆毁了。

据《颐和园志》记载，清漪园北宫门广场外面的三孔石桥迤北原有一座低矮绵延的小土山，山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乾隆皇帝曾在此检阅八旗部队的军事演练。1947年为扩展道路，施工者将土山铲平并把圆明园废墟上的一座大影壁挪建在正对宫门的位置。影壁坐北朝南，建筑面积51.48平方米，歇山顶，过垄脊，筒瓦，前后檐灰色砖边，红墙心，下为青石须弥座，高1.15米。

兰亭八柱及兰亭碑都是圆明园坐石临流亭之旧物，现为中山公园内“景自天成”亭重要组成部分。

坐石临流亭，位于同乐园西北，建成于雍正五年（1727年）前，仿自绍兴古兰亭意境，时称流杯亭，亭为重檐三开间，乾隆命名为“坐石临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乾隆收集到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帖》墨迹六帧（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兰亭序》，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明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及乾隆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合为“兰亭八柱册”，为了“一永其传”，乾隆下令将坐石临流亭改建成八方重檐亭，并在石柱上每柱刻帖一册，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

圆明园坐石临流亭中有一石屏（即兰亭碑），屏由屏身、屏座两石组成，屏高200厘米，阔167厘米、厚33.3厘米；须弥座高约50厘米。屏的正面镂刻有王羲之等文人雅士《兰亭修楔》图，碑阴刻乾隆御笔“坐石临流”诗，四十四年、四十七年、五十年“题兰亭八柱册”。

圆明园被毁后，兰亭八柱于宣统二年（1910年）被移到颐和园，后置于耶律楚材祠中。1915年，江朝宗致函溥仪内务府，请求拉运圆明园兰亭碑及山石，以供社稷坛开拓公园之用。后来，兰亭碑及八根石柱，分别于1917年前和1941年之后运到了中山公园，直到1971年，才用八根石柱，在唐花坞西侧新建成重檐八角亭，匾额题为“景自天成”。兰亭碑也置于亭中。如今，兰亭碑仍完整，字迹清晰；八根石柱之兰亭帖，多有风化，半数帖尚好，仍可辨读。

青云片石原放置于圆明园秀清村（即别有洞天）河北岸时赏斋前，现存中山公园南门内东北原来今雨轩正南。

青云片石与万寿山的青芝岫石系姊妹石，同属于明代米万钟从大房山采得的奇石。乾隆年间，先运其大者至清漪园乐寿堂，名日“青芝岫”，后运此石到圆明园，赐名“青云片”。二石合称“大青小青”，大青以“突兀”著称，小青则以玲珑通透见长。

青云片石，有御笔题名，并刻乾隆题诗七首，即丙戌（1766年）“青云片歌”、“时赏斋作歌”、“新月”诗，丁亥（1767年）“题时赏斋”、“再题青云片”、“时赏斋”诗，庚寅（1770年）“时赏斋”诗。

圆明园被毁后，青云片石于1925年春天，被运往中山公园。该石长440厘米、宽约200厘米、高约300厘米，底盘为椭圆形须弥座，高70余厘米，总重量约20吨。是将3辆料车摞在一起，用32头骡子，加上30多个壮小伙子，拉了7昼夜才运到城里的。

如今，青云片石及底座均完好无损，御题诗中，第三首、第七首字迹仍清楚完整，第二首似为“文革”中被锉毁，其余四首均有程度不同的风化，字迹依稀。

达园宾馆：大宫门外“前湖”碑

原在圆明园大宫门外前湖西岸的“前湖”诗碑，如今只能在达园宾馆内一寻“芳踪”。

圆明园宫门外，有一东南走向辇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前后，辇道两旁相继疏浚成湖，亦日前湖。因形似扇面，俗称扇面湖、扇子湖。同年御制“前湖”诗，记其原委，并镂刻于碑。圆明园被毁后，民国年间，军阀王怀庆在圆明园宫门外扇面湖东部及其北岸慧福寺、善缘寺一带，历时三年修建了一处私人花园——达园，“前湖”诗碑随即“迁”入。王怀庆建园时，曾由圆明园运去大批精美石雕、湖石。今达园内所存14根石笋，个个瘦俏玲珑，高3至5米不等，也是圆明园旧物。另在达园门内、长廊北侧，慧福寺故址前，今各有一座单孔石平桥，颇似圆明园移来的旧物。达园内殿前还摆放有镇水兽，雕工精美，与圆明园现有镇水兽极似。

近几年来，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在和北京西交民巷87号院和北新华街112号的产权单位——石化机关服务中心协商，希望他们能将那里所收存的二十件散落的圆明园文物捐赠给圆明园。

西交民巷87号院是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创办人郝升堂的住宅。1913年，郝升堂从圆明园拉走了许多太湖石、汉白玉石雕栏板、石笋、石刻匾额、石雕花盆等，建成一座仿苏州式花园宅院。宅院占地面积虽不大，但小巧玲珑、意境颇佳。

花园的西南为一座山石堆叠的假山，假山上安置高矮不一的10根石笋，挺秀俊雅，实属假山石上品。假山上有三个山洞，山前有两座喷水鱼池，据当地居民讲该池塘里还埋了两个石雕怪物。三个石洞上方和喷水池边有5块匾额，分别为：乾隆御笔“普香界”，原为长春园法慧寺西城关刻石。该刻石为汉白玉石质，在该院中山洞上端；一为嘉庆御笔“护松扉”及“排青幌”，原为绮春园含辉楼城南关之南北石匾，后安放于该院南山洞上端。另有乾隆御笔“屏岩”和嘉庆御笔“翠潋”汉白玉石刻。

1961年该宅院由化工部使用，现由石化机关服务中心作为居民住宅管理使用。现在院子里很多来自圆明园的文物要么风化浸蚀得厉害，要么被随意放弃一边。目前，有9件回归圆明园，还有11件目前仍在协商。

1860年10月，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圆明园内残存的建筑和文物等被军阀官僚、闲杂人等肆意盗掠，园内的古木、石材等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人为流失。

当时，一苏州籍陶姓京官在京城弄到9只圆明园内置放花盆等用的汉白玉石雕柱础。退休时将其携至苏州老家，以作传家之宝。五十年代初，由其后代陶永年捐赠给国家。

1951年11月，拙政园得以整修，1952年开始对社会开放。同时展示了一批文物，其中有圆明园汉白玉石雕柱础。此后这些石雕柱础被存放到拙政园内的盆景园。1962年被移至慕园。“文革”期间，盆景被视为“封资修”的宠物，石雕柱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革”后，某工人奉命去拉盆花，发现石雕柱础均倒伏于地，其中一只粉碎。遂自发用小板车将其余8只拖回拙政园，保存至今。

这些保存在拙政园中的石雕柱础雕刻精美。均刻西洋蕃花图案，造型为两种，一种为四方直上直下形状；另一种为四方束腰形状，底边为46厘米，高88厘米。与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现展陈的石雕柱础相同。现拙政园远香堂北面有两只，玉兰堂前庭院内有两只，盆景园内有四只。

在南京名胜钟山灵谷寺后边的半山坡上，有一座风景优美、气度恢宏的墓地，这里鸟语花香、碧草如茵，但墓地前的石器更为引人注目：石牌坊、华表、经幢、花坛、花缸、祭台、石狮、石马等，均为汉白玉石雕制而成，工艺精美，气势雄伟，颇有皇家风范，这便是谭延闾墓。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谭延阊1 930年于南京辞世，被蒋介石以国礼葬于此。谭延闽，湖南人，光绪年进士。辛亥革命时曾任督军和省长．1927年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他在南京建墓地时，从北京圆明园运去许多石料。其中一龙云纹石雕围栏应为圆明园之旧物。

保定市动物园假山石

据史料记载，时任北洋军政府巡阅使的曹锟，于1921年从圆明园文源阁运走数十车假山石，由西直门火车站运至保定，用于其保定府私家宅园建假山。该假山保留至今，现为倮定市动物园中一景。由于曹锟本人园林欣赏品位不高，该假山堆叠艺术水平极为一股。但该假山之高大，却为冀中第一。

（参考资料：《圆明园流散文物》，圆明园管理处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为何回归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时下，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一定程度上比古代穿行蜀道更难。山高水迢，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那些流散在海外、数以万计的国宝级圆明园文物，如何回归祖国，着实令很多人伤透了心。

“只有与流失国宝面对面的时候，对于历史的回忆，残缺的艺术及其依旧微芒绽放的文化之光，才会有彻底的觉悟和生动的灵感，这不啻为一个悲喜交加的魂魄打击。”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零距离直面流失的中国国宝后，颇为伤怀：“原本应该在国内的膜拜和厮守，却要远赴万里之外只求惊鸿一瞥……如果真的在乎，谁都不应该心安理得。”国家文物局资深专家罗哲文，过去几十年经常到国外博物馆参观，提起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他也是“看一次，难过一次”。

促成包括圆明园在内的中国流失海外国宝回归，任重而道远。国家文物局明确表示：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按照国际社会处理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原则，依靠国际合作打击文物走私，追索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对于由于战争原因被掠夺或低价卖向海外的文物，将根据国际公约，在道义上进行呼吁和追溯，希望其返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样发文——《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他的创造者》。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人们谈及圆明园文物回归，很喜欢说，根据国际公约，被抢掠的文物都应归还原属国，然而实际执行起来，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其中存在诸多法律和政治上的技术性困难。

在国际保护机制中开流失文物归还先河者，首推“海牙公约”。1954年，在国际法庭所在地荷兰海牙，制订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这是海牙会议首次制定的旨在武装冲突时对文化财产予以保护的全球性公约。 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议定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由于在具体规定上失之模糊，如对于请求返还的途径没有任何规定，其法律上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强，相关条款内容的解释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议不断。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o迄今已有9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组织专家组研究草拟草案，并于1995年6月在罗马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此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国际范围内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和归还违反文物出口法律走私出国的文物的请求。公约确立了被盗文物返还的三个原则：非法挖掘的文物也视为被盗；被盗文物的持有者应该归还被盗文物；被盗文物的善意取得人在归还文物时，有权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与前两个公约相比，该公约在实施细则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遗憾的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很大程度上让这些文物回归相关的国际公约失去了效力。“海牙公约”虽没有特别规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却明确指出：“仅适用于本公约对一国家生效后在该国提出索还请求”，且是在“本公约对缔约国生效以后从该领土内被盗”的文物和非法出口文物。这意味着对于公约在有关国家生效以前的流失文物，不能依据公约要求返还。

由于圆明园文物大多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抢走而流失的，事件发生在1954年以前，因而不能依据“海牙公约”提出索还请求。同样，我国加入《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也是公约通过一年之后的事情，依据公约，只有1996年以后的流失文物才可以提出返还请求，这显然也不能依据该公约提起返还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诉讼。为此，中国于当年签署该公约时，只能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

另外，以上公约基于自愿原则而缔结，一般仅在缔约国之间才产生约束力，按国际惯例，“条约不拘束第三国”。事实上，英国等主要“文物流人国”，并没有加入公约，它们奉行所谓的“文物国际主义”，鼓吹“人类共同享有的遗产”，为自己获得抢掠而来的文物珍宝辩解。收藏流失文物的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等，则以公约与其本国法律冲突为由而拒绝加入。流散文物原属国因而不能依据国际公约，向没有缔约的“文物流入国”提出返还文物的要求。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时候掠夺走的，这占绝大多数；二是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借着考察的名义从中国掠夺的，这也是非法的；还有一些就是因走私等非法出境的。因此每一次追索文物的时候，须对追索的文物定性，看它们是属于哪一类的，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搜集足够的证据资料，寻求法律依据，并与政府的外交手段相配合，以证明流失文物为非法出口，理应归还。但由于时代久远，很多文物什么时候流出去的，出境时的情况是怎样，确切的证据资料很难搜集，这也成为法律技术上的瓶颈。

鉴于国际公约毕竟不像国内法那样，有警察、司法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能够推动国际公约得到践行的仍是“国家道义”。如果从法律上考察，文物索还需服从法律的技术性规则，因而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索还问题要付诸法律解决，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2002年12月9日，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价值的声明》，表示拒绝将文物艺术品归还原属国，并故意模糊了一个重要事实：它们收藏的大量文物艺术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国际公约对此无异于形同虚设。

按照大英博物馆方面拒绝归还文物的说法：“将一个国家产生的东西归还给原地的承诺，将把大英博物馆和世界上其他著名博物馆掏空。”早在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馆之初，就确立了“为世人收藏整个世界”的原则。他们对收藏来自不同国家的稀世珍品的解释是：“将不同国家的藏品放在一处，是为了显示各国人民的联系。”

对此，中国文物管理和法律专家李晓东认为：困难在于过去被侵略者掠夺走的东西，他不会承认是掠夺而来的，他要归还就不得不首先承认这是掠夺所得。这点很难做到。西方国家很多博物馆藏有大量的中国文物，如果这个头开了，那么只需给他打一个电话，说他们博物馆的东西就都要被拿回去了，对方显然不会愿意。

国际上，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埃及、希腊、意大利、秘鲁等国。比较而言，埃及在追讨、索还流失文物方面，颇见成效，其中的经验，可为借鉴。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拥有无数珍贵文物。但从18世纪开始，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强大量窃掠埃及的珍贵文物，加之走私活动猖獗，埃及文物逐渐散落于世界各地，仅法国卢浮宫就有4.5万件，其中不乏价值连城的极品。鉴于此，追索流失在外的古文物，成为埃及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埃及政府曾为追索一段狮身人面像的胡须，前后历时百余年。1817年，一个殖民主义者掠夺下埃及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部分胡须送给英国表示“忠诚”。这段长75厘米、直径约40厘米、重量超过百斤的胡子，此后长期“存放”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

埃及一直向英国提出归还这一文物，但英国执意拒绝，担心“这个先例一旦打开，以后的事就难办了”。1982年，埃及文化部长访问英国时，再次正式提出追索要求，迫使英国于1983年将其归还。埃及花费了166年的等待和努力，终于追索成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埃及成立了追索流失文物的专门机构，在全国各海关口岸设立反文物走私检查机构，并与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随时向他们通报埃及国内文物被盗事件和新发现的埃及文物流失的线索，举行会谈协商，寻求协作破案或结案。

此外，埃及文物归还管理局对世界上约40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网站进行追踪，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拍卖、展览等，会立即联系拥有该文物的机构或个人，要求其出示拥有该文物的合法文件。如果对方非法持有埃及流失文物，埃及将通过外交手段施压、追索。如果所在国拒绝合作，埃及将考虑终止与其在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2006年，一个法国人在网上拍卖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头发。原来，30年前，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因受到真菌侵害而损坏，被送到法国修补。主持修补的人正是此拍卖者的父亲。他在修补完后，顺手把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头发私自留了下来。在得知头发下落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设的文物追讨部门就一直与法国有关方面接洽，并通过埃及外交部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交涉。起初法国方面不愿意归还头发，险些引起两国间的外交风波。2007年4月，这绺头发最终重新回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身上。

近年来，埃及在追讨文物方面之所以一次次成功，离不开一位灵魂人物——扎希·哈瓦斯。他就任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近10年来，埃及已成功追回3.1万余件被盗文物，这着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

在追讨文物过程中，哈瓦斯向来以强硬著称，他似乎永远都在为埃及的文化主权而战，为此不惜与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大动千戈”。

2009年10月，埃及方面宣布，中止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关系，直到该博物馆归还4件流失的古埃及文物。哈瓦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4件被盗文物原本位于埃及南方卢克索著名的帝王谷内，是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装饰的壁画。1980年，这4幅壁画被运出埃及。随后，卢浮宫在明知其为被盗文物的情况下仍然购买了这些壁画，并且拒绝埃及提出的归还要求。

根据哈瓦斯的声明，由卢浮宫资助的开罗南部吉萨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将不再被允许，同时埃及也将退出卢浮宫组织的各项会议。哈瓦斯强调说：“我在一年前就向卢浮宫去信，要求归还29年前被盗运出埃及的这些文物。”他表示，埃及决定与卢浮宫断绝合作关系，只是希望促使法国方面归还埃及流失的文物。

在埃及方面的强大压力下．10月9日，法国文化和通信部长弗雷德里克·密特朗表示，法国将归还这几件文物。为此，一些西方媒体把哈瓦斯称为“埃及考古界的法老”，哈瓦斯则怒斥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是“金字塔白痴”。

继成功索回法国卢浮宫数件法老时期的壁画后，尝到甜头的埃及人在“文物战”中愈战愈勇——他们再次把目光对准了收藏在德国新柏林博物馆的纳芙蒂蒂半身像，这位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妻子被认为是古代埃及“最美丽的王后”。大英博物馆所藏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因是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钥匙，埃及方面就石碑回归事宜也一直在斡旋。

通常来说，流失文物回流原属国，大致有依法追索、国家或民间回购、捐赠交换等方式，其中以追索难度最大。近年来，不时可听到圆明园国宝回流的消息，大多是在某场拍卖会上花高价购回。如保利数千万元竞拍圆明园12生肖中的牛首、猴首、虎首等。但是，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文物相比，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一件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去2999万元人民币。事实证明，如果只凭借高价回购方式追还圆明园文物，这将是一项不堪重负的工程。

随着中国私人收藏家兴起，中国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允许私人收藏艺术品，这一藏宝于民的政策，促使了海外文物回流潮流。与此同时，中国第一家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主的民间机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也于2002年宣告成立，并启动了“国宝工程”，希望能够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回赠、回购、讨还等方式，多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早日回归。

促进并推动建立国际文化财产维权组织，乃至联合埃及、希腊、秘鲁、柬埔寨等世界流失文物主要受害国，建立“流失文物回归国家组织”，形成追讨流失文物的国际力量与国际氛围，对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追讨来说，也是可行之举。

为更好掌握圆明园流失文物情况．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管理处联合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了“寻找流失海外圆明园文物系列活动”，远赴欧美寻访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搜集、整理相关资料。

对于文物追索这一任重道远的工程，中国圆明园学会的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表示：对于那些明火执仗抢的文物，只能在国际公约的框架底下通过法律、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追索，绝对不能买，如果要买了的话，反而变非法为合法。流失的文物也不是一定非得全拿回来，比如有些艺术价值一般的文物，就没有必要劳民伤财追讨，追索的重点在于那些珍贵的文物，或者是被掠夺的文物。因外国博物馆不可能把所有掠夺文物归还中国，谢辰生认为：在国外博物馆借展可以，但所有权的回归什么时候也不能放弃追索。而近些年来被偷盗、走私流散出去的文物，同样触目惊心，一边在不停地追讨，一边又偷偷地走私，这更需要加强法制惩罚和群众监督的力度。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那些流失在外的文物，痛心伤怀之余，国人也渐渐认识到，多关注当下愈演愈烈的文物走私风潮，似乎更具建设性意义。有些东西，只有失去后才懂得珍贵，时间，文物，莫不如此。

八十年代的整修与保护 从废墟到遗址公园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圆明园遗址公园，1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一片农田、荒地和芦苇塘，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的圆明园在哪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在这里生产生活，有意无意地破坏着圆明园的遗址。“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海淀区才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当时只有十几人。80年代初期，当有外商想占用圆明园遗址开发旅游度假时，一批知名专家发起《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与利用倡议书》，国家领导人等带头签字，并成立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才开始了对圆明园遗址大规模的保护、整修工作。从荒山农田到遗址公园，多少困难，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80年代初，专家倡议保护圆明园

“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圆明园的保护工作也随之开始。最早开始呼吁保护圆明园的是中国建筑科学院院长汪之力和国家建设部一位总工程师郑孝燮。1977年，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赵光华办了《圆明园简报》，发了2-3期，并且组织“笔谈会”发表了一些文章，赵光华到处给人送《圆明园简报》的材料，消息逐渐就传开了。与此同时，圆明园管理处清理了几处遗址。1979年8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圆明园遗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8月18日，汪之力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在这个会上赵光华最早提出了“保护、整修、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当时大家还提出建立圆明园学的设想。圆明园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兴衰，所以要建立圆明园学以便更好的研究。与会人员同时起草了《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决定建立中国圆明园学会。媒体对这次会议作了相当热度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圆明园问题的关注。

要成立学会组织，就要申请批准，所以先成立了筹委会，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金紫光、魏传统将军都是筹委会的负责人，召集会议的汪之力，‘抗战时期是平西游击队的政委。他们发动各自广泛的社会关系，派人把会议简报和倡议书挨家挨户送，收到的人都觉得是好事，纷纷表示支持。《倡议书》主要提出了6条建议：政府重申保护法令，建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管理；修建围墙，防止破坏；妥善安排遗址内农民；有计划地发掘遗址、研究史料，做好整修准备工作；有条件时，整理山形水系，清理遗址供人参观等。

倡议提出不过两月，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从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到建筑、园林、文物、历史、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界知名人士及各界群众纷纷响应。最后共有1583人，在1980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20周年纪念会上最后改定的倡议书上签名。

1983年，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组织40位北京市人大常委到圆明园视察，建议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这是最早提出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说法。1983年北京市批准了这个计划，要把圆明园建立成一个遗址公园。在此基础上，中国圆明园学会于1984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

农民不让步：恢复重建矛盾重重

早在1972年，园林局负责规划的工程师李佳乐和规划局赵光华等人就很关心圆明园一带的废墟。几次考察后，他们发现圆明园一带虽为荒野，但是大格局尚在。负责保护的只有海淀区绿化队的一个班，主要是保护树木。两人便向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写信，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这片遗址。1975年初得到了批准，但是直到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才正式成立。

管理处的成立使圆明园的保护有了组织，但是许多困难仍摆在面前。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虽提出保护遗址的正确方针，并有周总理的明确指示，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措施和严格的管理，许多单位与个人把遗址看作拾旧利废的场所，经常取运可以利用的建筑材料。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把公有园地交给附近农民使用后，农民就在园内挖山填湖，开辟水田旱地，并在园内建房，由少变多，由小变大，由三五人家发展成为若干村落。海淀区和公社一些单位任意占地设点，鸭场、靶场、仓库、工厂相继出现，甚至连圆明园惟一遗存建筑“正觉寺”也被侵占。那时海淀公社二大队的7个生产队在圆明园内有耕地1964亩，有818名农业劳动力从事耕种。土地虽为公有，但他们靠此为生，要他们迁出，势必要拿出相当数目的土地费、搬迁费、安置费。要他们继续留在园内，要维持生产，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耕种面积，进行多种经营，因之挖山填湖，搜取砖石，不停地破坏遗址。至于进园内的各单位，大都有生产任务，现在要这些单位迁出，它们不但要迁移费用且还要求解决新的厂址。保护遗址与农民及使用单位发展生产的矛盾成为最基本、最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保护遗址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是空谈。管理处成立不久，就遇到了管理上的问题。圆明园内生产队的农民还在不停地挖土砍树，要建房子、垫猪圈，管理处当然要阻止，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管理处要保护原有的山形水系，阻止农民破坏现有园区，而农民要继续在园区内生产生活。这样，双方的矛盾便难以调和。据圆明园管理处原副主任杨振铎介绍：1981年之后的4年间，尽管加强了管理，保护遗址的倡议成为了社会活动，海淀区政府三令五申保护遗址，但遗址遭受破坏的事件仍然经常发生。仅1981年一年内就挖掉了三四座小山，许多毁坏活动十分惊人，如一户社员一次就拆毁紫碧山房假山石洞一处并将假山石砸碎使用。1981到1982年鸭场负责人私自占据“曲院风荷”景区建房14间，侵占绿地，修筑院墙，毁坏树木471株。1982年西大生产队长动用推土机将“西峰秀色”景区“花港观鱼”四处基地摧毁。由于整个圆明园景区有5000-6000亩地，而管理处只有15个巡查员，因此农民偷着挖土砍树很难避免。

有一次，福海生产队的书记杨奇山对管理处的巡查员说，“你告诉杨振铎，你叫他来，我非揍他一顿不可！”这个巡查员回来把话带到了，杨振铎便去了。当时有人说，带上两个人一起去，杨振铎答道：“带上10个人也没用，咱哪有生产队人多？”到了生产队之后，杨振铎便说：“老杨你不是耍打我么？我把自己送来了，你看先打哪？”生产队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叫杨振铎不要当真。其实，管理委员会确实有不少同志挨过生产队的打，双方的矛盾挺大。如果不解决园区内农民的切实生存问题，这个矛盾就没办法解决。

拨开云雾：成立联合公司化解保护与生产矛盾

为了解决保护遗址与农民及使用单位发展生产的矛盾，1983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副市长白介夫任主任委员，张百发、张还吾、汪之力等同志为副主任委员，由北京市政府拨专款修复长春园围墙。40万元资金到位之后，管理处就开始研究如何整修，商议决定先修围墙。8月10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与管理处举行圆明园遗址整修工程奠基仪式。与此同时，圆明园管理处也从一个科级单位升为了处级单位。

这一阶段的工程还只能在不触动农民耕地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圆明园学会和管理处多次探讨的整修方案也只能先从长春园及长春园北的西洋楼遗址人手。全园的基本矛盾仍然悬而未决，农民生产问题不解决，圆明园的遗址即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

围墙修好之后，还要进一步整修园区恢复一些景点。当时，海淀区委书记张还吾很支持，便找到了当时的市长陈希同。经过商议，市里决定挖福海，先恢复福海景区。北京市政府又批了50万元，但是资金还是不够。管理处东拼西凑，最后凑了90多万元。这时，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福海有一半的稻田是生产队的耕地，一半是芦苇塘归管理处，生产队和管理处总是谈不拢，吵架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合并的想法。

有一次和生产队长聊天，杨振铎半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赶不走我们，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如今我们是吃不掉你们，将来我们一定会吃掉你们的。”一句无心之语，启发了大家的思路。有人先向海淀区政府反映，政府决定拨款或筹募资金，将在园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一律转为园林工人，这样圆明园既可节省大量的征地及安排农民的开支，又可使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有妥善安排。圆明园管理处占用农民一部分土地，同时为农民提供一部分就业岗位，支持他们搞一些小卖部、雇佣他们管理游船，这样便皆大欢喜了。

1983年9月，由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全国上映，影片真实再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圆明园遭劫难的历史，上映后引发强烈反响，圆明园遗址的命运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1984年7月，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会与圆明园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联合召开了西洋楼遗址整修规划设计方案评议会。会议期间，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风已频频吹来，为主持圆明园有关活动的同志们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遗址公园筹建委员会和管理处开始同海淀公社及园内生产队协商，联合经营圆明园。过去，农民在遗址内搞农业受到文物保护及园林管理的多方限制，很难放开手去发展经济、发家致富。因此，农民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把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来建设与经营，表示出极大兴趣，非常愿意与管理处合作，共同组织联合开发公司。9月，在海淀区支持下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联合方针商定后，双方很快酝酿出具体的经营开发计划。他们拟先开挖福海，把原来挖山填海造田的土方归原位，待福海放水后，放进200-300条游船，此外适当整修福海周围景区的山水原貌，并安排一些服务设施的临时建筑。联合开发公司就可以开始经营游览事业，修一处开放一处，以适当的收入保证转业农户的经济利益。

1984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24周年纪念日，中国圆明园学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会，宣告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区振海农工商联合公司共同成立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昨天我看了北京农民要修圆明园，整个工程要花一亿八。他们采取一部分一部分的办法修，修一处就开放一处。先修一个什么主要是水面的园，占地近两千亩（注：福海景区水面840亩，包括沿海景点共千余亩）。如果国家征地就要一大笔投资。农民自己修，基本上不花什么土地征购费”。接着他对所批的工程写道：“要修就修好，要有远见，要观赏、住宿两方便，这须要有很好的科学指导”。10月19日他在北京接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时又谈到圆明园“要修就修好”，“修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就有收入”。

12月1日中国圆明园学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魏传统等调动数千名部队及各界群众参与挖福海工程，并举行了福海工程开工典礼。大刀阔斧：修围墙宫门，挖福海，恢复山形水系

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成立了，整修工作进入实质阶段。时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振铎，在听取各方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设计了整修方案。1984年12月1日，经中国圆明园学会与市政府协商，决定开挖福海为第一期工程。

开工之前农民有两个生产队的劳力并入联合公司，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福海抽水等准备劳动。开工后几百名承包工程的民工及十几部推土机不顾冬季的严寒，在福海展开了挖运，管理委员会的几十人也参与进来，区政府动员了当地居民义务劳动，一些部队也给予了支援。从1984年底开工，到1985年6月30日，福海工程顺利完成。福海景区开放后，为了解决农民的生计养了一些鱼，并设置了游船活动，公司后来陆续又在福海3个岛上修建亭子，恢复了一些建筑。

福海的工程完工后不久，下一步怎么做？1985年8月，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说：“现在有了福海景区，有了围墙，可是连个门都没有，这不成”。于是海淀区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研究，修建了现在的万春园宫门，同时把万春园一侧的山形水系进行了整修，并修路、桥和进行绿化，恢复了这部分景区。此外还进行了圆明园遗址公园修复的二期工程，由于绮春园宫门的建设又涉及1个生产队的土地，还搬迁了1个村，区政府批了80万元，事情妥善解决了。

1986年4月，“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北京市委、市政府、文物局、园林局、建委、海淀区政府、中国圆明园学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负责组织和指导遗址公园建设工作。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圆明园遗址正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圆明园管理处、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北京市政府的共同努力，西洋楼万花阵、福海蓬岛瑶台部分复原，万春园水域、西洋楼遗址、万春园大宫门、二宫门得到整修，周围山形水系逐渐恢复，建立了展室，修建道路桥梁，添设游船及服务设施，一个初具规模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向市民开放。

不过这些修整只限于遗址公园的东部，西部还是有若干个村庄分布在一大片荒草、树林中，许多废墟基址掩盖在草丛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里还是名噪一时的“圆明园画家村”之所在。90年代中期后，画家们随村庄的拆迁而陆续搬走，于是，通州宋庄画家村和798艺术园区开始崛起。

截至1990年，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刊已出了4期，国内外报刊报道及专文日益增多。遗址公园正式开放后，除青少年集体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每年购票入园的已达200万人次。7年建设中，市区政府拨款1490万元，以海淀区为主的单位集资及群众捐款185万元，其筹集资金1675万元。除安置农民花费450万元外，都用于上述建设项目。应该说，这10年间，政府与社会各界保护与整修圆明园遗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活动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圆明园怎么变成了游乐场？

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成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整修和利用出现了新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圆明园遗址公园初具规模，圆明园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倡议书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已基本实现。但由于8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也没有规范，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的定位并不清晰。到了90年代，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产生了不少乱象。

遗址公园娱乐化

当年的圆明园管理处和园区内的生产队组成了联合开发公司，前者要保护遗址公园，后者要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追求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共识。虽然，管理处仍然有责任保护遗址公园，但是他们既没有保护的动力，也缺少专业的学术支持。因此，在正式开放有了经济收入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经营的商业化与游乐化。

公司单纯从经济上考虑，不注意遗址公园的保护。对于一些院内的道路和桥梁修复，公司主张路和桥都要宽大，可以过汽车，而这样对恢复和保护肯定不利。为了延长游船的时间，福海的几个部分被打通，而这几个部分都是自咸水系，打通是对原有水系的破坏。公司在开发中因为嫌山太陡，不利于游玩，竟然把山修成便于游客攀登的小山。这些都是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巨大破坏。在游乐设施上，最初只是在西洋楼跑马，后来打算利用山高水长景点的200亩射箭场修建20幢别墅，经圆明园学会力争，别墅群才迁往东南角。

在1990年纪念圆明园罹劫130周年的纪念会上，圆明园学会副会长汪之力曾以《圆明园遗址与圆明园》为题发言，特别向行政管理部门强调遗址公园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不能办成游乐场所。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呼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90年代以来，圆明园内的商业游乐设施大为发展。水中添游艇，岸边跑汽车，万花阵前抬花轿，游览路旁摆小摊，许多地方专设着皇帝、皇后服的摄影点，在大片遗址中办起神奇动物园、射击场。于是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意见：“圆明园何必图热闹”、“要公园，还得要遗址；要效益，还得要历史”、“这一切混成的娱乐、旅游、观赏以及商业气味儿，与这遗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是那么格格不入，就像巴黎圣母院里开设卡拉OK厅一样的不可思议”。针对这种现象，教育界文化界曾一度掀起“反对重修圆明园”的议论。

未完成的微缩景观计划

90年代，陈希同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后，亲自抓圆明园，撇开学会及学术界原定的方针，拟模仿深圳“锦绣中华”，在200亩山高水长遗址上修建比例为1：10的圆明三园微缩景区，然后单独开放经营，以圆明园的极高威望，谋求巨大的经济利益。一开始市政府找到香港的一家公司，1994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北京再建圆明园》-文，称双方签约，投资数亿元，年内即将开工。但不久即宣告落空。第二次找香港招商局，对方经过可行性调查后，宣布退出。第三次只好以海淀区自己拟建“圆明园花园”别墅区的房地产公司为资方，继续推行微缩计划。

1993年5月，北京市政府制作投资为2亿元的圆明园微缩景区模型规划，提交国家文物局进行论证。国家文物局召集各方专家57人开会讨论，在会上汪之力明确表态，微缩方案脱离总体规划方针，不但严重破坏遗址，而且难于制作、难于管理、难于维护，有许多空想成分，既浪费园中现存有限资金，今后也不会有预想的那么多经济效益，因此坚决反对。汪老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与会专家的意见。但由于市政府的支持，会后方案照样执行。

1994年4月和11月，陈希同两次发表谈话，仍要在两年内完成微缩景观。1994年底，由市领导出面召集建设委员会审查市文物局经过修改的微缩模型。新模型自称比过去更完善，可以水中、地上和高空游览；微缩景区进一步扩大，“山高水长”和“藻园”两个景点的土地也全部被纳入其中。海淀区为准备修建微缩景区而进行土地测绘、迁移居民、购置房舍、制作模型、清理遗址已用款1500万元，还要继续耗费1000万元，这已远远超过前7年总的建设费用。

1995年，圆明园管理处用曾宪梓500万元捐赠专款修西部围墙时，在园内增筑一道围墙，将准备修建微缩景区用地全部圈了出去。

1995年4月，陈希同下台。这年12月，汪之力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童《圆明园遗址的微缩活动应停止））。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给晚报复函表示，“微缩景观的活动业已停止”。微缩景观项目虽然停止，但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娱乐化、商业化却一发不可收拾。频繁的商业活动

在圆明园内商业游乐化的同时，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为了增加收入，经常举办各种与圆明园遗址公园毫不相干的商业活动，使圆明园遗址公园变得不伦不类。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7月1日至8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举办了“96圆明园首届荷花节”。活动期间接待中外游客45万人，门票收入近300万元。9月10日至10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举办“96金秋游圆明”活动。活动安排有四个晚场的文艺、曲艺、戏剧演出及电影。在“重阳节”当天，举办了由14支队伍参加的秧歌比赛。活动历时40天。

1997年6月8日，由海淀区政府主办的“一代名园情系香港，普天同庆喜迎回归”97圆明园大型灯会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宫门广场举行开幕式。灯会从6月8日至7月12日，历时40天，共接待中外游客26万余人、门票收入350万元。这些商业活动让原本庄严肃穆、宁静优雅的圆明园刹时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宛如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

90年代以来出现林林总总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联合开发公司定位不明所造成的。圆明园管理处和农民组成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这种形式，虽然一时解决了农民利益和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但是长期看来，公司必然考虑股东的经济利益，保护遗址的动力不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原来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很难抗拒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此时，游乐化逐渐成为影响保护遗址的一大阻碍，在新时期如何继续科学的保护利用圆明园，再次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十年前的《规划》难执行 圆明园应成为人类文明和谐纪念地

进入新世纪，圆明园周边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西有世界遗产颐和园，东有清华大学，南面是北京大学，北面是中关村科技园，只有2000年规划确定的圆明园遗址及周边还是乱糟糟。

这些年对于圆明园遗址的修缮，社会上还有一些误解。有人认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已基本完成，现在无事可做了，更有人误认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遗址全部。“复建”和“保留废墟”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停止过。

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决策者的频繁变更、新旧体制间的衔接缺陷，造成政绩观和不作为，规划落实也就成了“无主管”的法规。各个部门间相互推诿，谁在位谁说了算，个人意志、经济利益、甚至蛮干和胡干，致使圆明园遗址保护在进入第三个十年后，不仅规划不落实，还再次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尤其让人痛心的是至今人们还在错误的道路上错上加错。

林林总总的争议

圆明园，曾经的皇家园林，曾经的一片废墟，曾经的遗址公园，就矗立在那里。今后要往何处去？很多专家学者、政府领导、商界人士，还有热心群众，经常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关心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整修，但是对她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解。每一次争论看似轩然大波、看似反响热烈，但事实上由于外界人士身处边缘，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一些专家学者，也与圆明园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这些年一些专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看法、新方案。一部分专家从文物的角度出发，提出唯文物观点，把圆明园当成一个“出土的陶器”。比如，文物局在修复含经堂工程的时候，虽然是在原址上按照原形制修建，但是使用的却是新材料和新工艺，把少数出土的百多年前建筑材料与新材料混用，使新建筑如同一个被修复的陶器。

有的古建筑专家强调圆明园的建筑，提出恢复圆明园的建筑。圆明园作为一个完整的皇家园林遗址，是由建筑、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四部分构成的，可以说，整个5200亩都没有艺术“虚笔”，是一个完整的“平面雕塑品”。现建筑部分基本不存在了，但山形水系和园林格局的脉络依然看得出来，少数模糊处稍加梳理即可。如果适当恢复一些功能性的建筑点缀其中，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完全没有为建筑而建筑的必要。

一些环保人士提出了“唯生态论”，有人竟然提出把圆明园变成一个森林公园，这完全背离了圆明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环境保护固然重要，但是在圆明园遗址这片土地上，环境保护也是要围绕圆明园展开，而不能孤立存在。

同时，对于圆明园的建设工作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单纯遗址观点，误认为遗址现状是帝国主义的罪证，应该完全保持现状，实际上圆明园自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历经100余年的多次破坏，早已不是“火烧圆明园”时候的样子了。

目前还有一些人，包括政府在内，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正在把圆明园遗址当作旅游景点开发利用，希望游客收入和人数赶超长城、故宫、颐和园。

诚如当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所说：“不能把圆明园搞成大栅栏。”然而，白介夫竟一语成谶。

如何保护整修与利用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共识没能为全社会所了解。1997年，由清华大学郭黛妲主持的珠海圆明新园，似乎给人们期待。然而，开园后人们发现是一个借圆明园名义修的游乐园，在一片失望和谴责声中，支持复建的人们开始重新对“复建”反思。

2006年9月，浙江横店集团正式对外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省中部的横店镇重建一座圆明园，地址选择在横店镇西面的一片荒山荒坡上，计划根据圆明园旧址将圆明、长春、万春三园尽最大可能按照1:1实景重建，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前的圆明园。一时间，“横店重建圆明园”成为全国的热点，其热度远远超过对圆明园遗址的关注。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认为：“圆明园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历史象征意义，因此不可以随便篡改和颠覆。”壮美恢弘的圆明园已在大火和抢劫中死亡，如今的断壁残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因此，不管在哪里重建，价值都不大。

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在横店重修圆明园”；“整修派”代表、中国圆明园学会原副会长汪之力和“废墟派”代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以及很多专家学者强烈反对向社会集资修建圆明园。

这些年对于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与利用的争论此起彼伏。如：大批专家对北京市王世仁主持修复的九州景区提出众多争议；101中学占用遗址不但没有迁出，反而利用奥运会扩建校园造成遗址破坏；万春园别墅至今被租用；达园宾馆由于利用率不足已经对外开放。

1999年，汪之力与北京市新任市长贾庆林、副市长汪光焘见面，提出由政府制定圆明园总体规划的建议。1999年8月25日，汪光焘副市长在圆明园内主持召开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论证会，决定由市规划院参考圆明园学会曾经制订的方案，重新制订“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成一座完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此，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草案），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3月9日，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方案。2000年8月，市政府办公会议通过了这个规划，国家文物局也回函同意。

这个规划重申了过去的原则，批判商业游乐化倾向，决定恢复全园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保持大部分遗址被毁面貌，必要的建筑物恢复限定在1/10以内。市政府为了实施这个规划，决定拨款2到3亿元，于2000年内将园内居民一律迁出，房屋拆毁。计划在2001年，将101中学以外的驻园单位全部迁出。

这一规划方案，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圆明三园（圆明、长春、万春）内的山形水系和建筑遗址必须完整科学的保护，并进行必要的恢复和整修。遗址的整修、恢复必须体现历史真实性。

同时方案还明确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规划范围，规划用地面积458.9公顷。规划中，遗址公园共划分6个功能区：遗址凭吊活动区、园史文物展览区、遗址游览区、休憩游乐区、综合服务区和公园管理区。遗址公园划分成6大景区，在三园之内有4个：长春园景区、万春园景区、福海景区和圆明园西部景区；三园之外建东北和西南两个景区。规划还对遗址公园的保护与整修、三园之外绿地的绿化都作了详尽规定。

《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出台后不久，北京市政府3.3亿文物抢险修缮工作将圆明园遗址保护列为重点项目，先后投入2000万元对圆明园大宫门以及九州清晏等40处景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截止到2003年，圆明园遗址剩余未修缮的围墙全部完工，使圆明园围墙基本围合，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有力条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起来的图腾园、动物园、游乐场已于2007年初拆除，目前仅余码头2处。这些可喜的变化，说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定位已经更加清晰，作为一个遗址公园，圆明园不需要这些娱乐项目，游客来到圆明园主要是来感受皇家园林之美，凭吊历史古迹。

园区内的整修工作，经过八、九十年代的陆续整修，当前处于圆明园遗址与圆明园遗址公园并存的过渡阶段，大体状况是：圆明园40景，只初步整修了21景。40景以外，还有紫碧山房、三潭印月、同乐园等18处遗址未得到初步整修。

整修之后，长春园全部开放，但仍有转湘帆、宝相寺、法慧寺、大东门等景区尚未进行全面清整。万春园开放35.14%，还有61.74%的面积尚未初步整修，101中学等依然占据遗址。三园352.13公顷，开放约178.52公顷，为总面积的50.70%；尚有49.30%的面积未得到初步整修，依然处于半封闭状态。三园外规划线内108.50公顷的面积，依然是单位林立、住户连片、棚屋摊贩、环境杂乱。

根据《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圆明园遗址公园将于2008年奥运会前基本建成。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牵头机构，一些建设项目在审批上经常是“审而不批”，到今天为止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同时，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公园”和“遗址”相互关系认识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尽管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以及学术界现在仍然对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与利用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集大成者，园林是圆明园的第一属性。

在没有新的法规出台前，至少应当按照2000年确定的《规划》执行，“对圆明园遗址的山形水系进行全面恢复；对建筑作为园林的点缀，结合功能做10%的恢复；对植物配置进行全面恢复”。

《威尼斯宪童》第十二项指出：“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遗址允许必要的修缮加固，但应尽可能的少，以不改变原貌为前提，且修复和增添的部分应具有可识别性，而修复的效果应保证整体的协调性。

《佛罗伦萨宪章》第十五条强调：“在未经彻底研究，以确保此项工作能科学地实施，并对该园林以及类似园林进行相关的发掘和资料收集等所有一切事宜之前，不得对某一历史园林进行修复，特别是不得进行重建。”“把遗产全部的真实性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职责。”

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不能一时兴起就“大干快上”。杨振铎先生着急表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如果再不进行，圆明园就完了。”

现在，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工作中，没有一个牵头单位。这些年海淀区做了不少工作，但毕竟是行政区，圆明园遗址保护在众多繁琐的工作中只是沧海一粟。因此还是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推动各项工作。1986年，曾经成立由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市文物、园林、规划、建委、海淀区、学会等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委员会”，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该委员会在1995年后陷入停滞。专家建议必须恢复建设委员会，再争取海淀区政府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支持，由海淀区政府提供财力支持，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公园管理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共同推动圆明园的建设工作步入正轨。

对于圆明园管理处自身问题，杨振铎认为，管理处的领导很不稳定，一般2-3年之后有一点政绩就调走，不利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有时候，一项工作刚刚走上正轨，就换了领导，而每一个领导的思路都有所不同，结果就是近些年的整修工作陷入停顿。

同时，中国圆明园学会要深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有建设性的好建议。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对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大家都想把圆明园保护好。2000年的《规划》是整个整修工作的基础，是圆明园整修工作的“宪法”。时不我待，原本计划08年之前完成规划，现在已经遥遥无期，我们希望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规划作为重要内容，加快落实，早日看到效果。

未来圆明园遗址，决不能是一般意义的游乐园、旅游景点和公园，它是严肃神圣的地方，是人们回顾历史，接受教育和熏陶，感受人类智慧和文明的场所，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人类文明和推动世界和谐的特殊纪念地。

圆明园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过去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历史的需要。正如有专家说，爱国主义教育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含义，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就是爱国，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爱国主义更多的是强调共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而是要中外正视历史，共同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为此，在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之际，中国圆明园学会等8家一级学术团体组成的筹委会提出了“将圆明园遗址建成人类文明和谐纪念地”的倡议，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未来再次指明了方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圆明园遗址公园能够成为人类共有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