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汉中期之后汉中郡的治所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后，西汉进入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发展时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u副“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鲥因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事件影响，刘询的青少年时光在民间渡过，“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各奉职而进”。“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由于天下太平，宣帝进一步强化了对京师南北地区的统治，《汉书·食货志》记载，“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关中对巴蜀、汉中的依赖有所减弱，加之从昭帝时期开始，“武都氐反”，威胁汉中盆地的安全，汉中郡的治所可能在宣帝时期迁到西城。从武帝时期开始，常将宗室贵胄过失犯罪之人贬谪到汉中郡的上庸、房陵，宣帝时期废迁到汉中郡东部地区的王侯进一步增多。《汉书·武帝纪》记载，“济东王彭离有罪，废徙上庸”。“常山王舜薨。子勃嗣立，有罪，废徙房陵”。《汉书·宣帝纪》记载，本始四年(前7O年)秋，“广川王吉有罪，废迁上庸，自杀”。地节四年(前66年)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废迁房陵”。甘露四年(前50年)夏，“广Jil王海阳有罪，废迁房陵”。正是由于“废迁”到汉中地区的皇室贵族越来越多，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监控，汉中郡的治所在汉宣帝统治时期迁到西城。
汉宣帝时期汉中郡的治所迁到西城也可找到一些旁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一《金州》条“洵阳县”记载，“心山，汉宣帝时，北平阳厥为汉中守，经此山有栖遁意，遂不之郡，学道感瑞，见金羊，因易为姓，今县界有羊氏，即厥之族也。山下多殊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上有石坛”。阳厥赴任汉中太守时，没有选取褒斜道、故道，而是选择了经行洵阳的通道，说明此时汉中郡的治所已迁到西城。
宣帝之后，汉中郡治所迁到西城的间接佐证越来越多。《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梁平王的儿子刘立。在汉平帝元始中，“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徙汉中。立自杀”。《汉书诸侯王表第二》记载了刘立的废迁时间，“元始三年(公元3年)，有罪，废徙汉中，自杀。”西汉宗室王侯废迁地都在汉中郡东部房陵、上庸、西城一带，不可能将废迁王侯安置在汉家发祥地汉中南郑，所以刘立的废掉后“徙汉中”，只能是西城，此时西城是郡治所在地，西城与汉中合一，《传》、《表》所记载的“徙汉中”也就是迁西城。在平帝之前，汉成帝的元延三年(前1O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捕捉野兽】。这里的“南驱汉中”，显然是指汉中郡的治所西城，因为西城与南郑相比，在长安城的正南方向，“西自褒斜”，应包括汉中盆地的南郑。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汉巾太守平原王赏”，应该是指以西城为治所的汉中。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秋天，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这里的“径汉中”是指汉中的治所西城，因为西城与长安是正南、正北，通过子午道将西城与长安连接起来。
宣帝之后，汉中郡治所迁到西城最明确的记载是《仙人唐公房碑》，清代著名学者徐松首先注意到这一记载。晚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沔水》中指出：“守敬按：阎若璩日，《元和志》，汉中郡自汉以还，多理南郑。高帝都之，是汉中治南郑矣。又《水经注》云，秦惠王置汉中郡，南郑县即郡治。汉因之。可知南郑之为郡治，实始于秦也。《通鉴》胡《注》谓，汉中治西城，误。徐松日，《仙人唐公房碑》，成固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一tz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警焉。西成即西城，是汉中治始在南郑，后移西城，胡氏未为误o"f．2]Za“惶阎若璩、徐松、杨守敬三位著名学者，他们的智慧集中在一起，精辟而明确的指出：“汉中治始在南郑，后移西城。”千百年来，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秦汉汉中郡的治所始终在西城，是没有从秦汉二百余年发展变化的历史实际出发，去追寻汉中郡治所的迁移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考史例，凡郡所治者县名，必先书，而前汉地理志，汉中郡下酋西城，不首南郑”。实际上，班固《汉书·地理志》体例严谨，“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而《汉书·地理志》是以西汉末年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的地理信息、行政区划和户口数字来编写地理志的。《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京兆尹”条明确记载，“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颜师古注日：“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大约从汉宣帝之后，汉中郡的治所已由南郑迁到西城，而《地理志》所载汉中郡治所在西城是正确的，但它仅反映的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概况。而不是西汉二百余年汉中郡发展变化的整体风貌。已故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辩》一文中指出：“论治所有迁徙，班志乃一时之版籍，自不能与纪传尽合。”“盖班志据末年平帝世一时之版籍，对于以前二百余年中之变动，不能一一详载。”“汉中郡。按：此郡始置于楚国。以汉水中流得名，其地盖东得今之光化、谷城，西止于洵阳、安康，至于汉水上流今成固、南郑之地非其属也，南郑非治所甚明。秦取楚汉中郡之西半，益以取于蜀之汉水上流南郑褒沔一带，仍置汉中郡，又以南郑地当通蜀之要道，故移郡治于此。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汉初汉中郡亦治南郑盖无问题。然徐松云：‘《仙人唐公房碑》：公房，成固人，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都警焉。西成即西城，是汉中始治南郑，后移西城。’然则自楚迄汉，汉中郡治盖三徙矣。”I-3’弼严耕望先生从发展变化的观点精辟地阐述了秦汉时期汉中郡治所的变迁，与笔者对汉中郡治所的寻踪溯源大体吻合。
汉更替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隗嚣据守陇右，公孙述独霸蜀地，刘秀在“得陇望蜀”、统一西部的过程中，汉中的战略地位再一次彰显出来，大约在刘秀的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之后，汉中郡的治所由西城迁回南郑。汉末王莽统治时期，将汉中更名“新成”，《后汉书·马援转》记载，马援曾为“新成大尹”，李贤注日：“莽改汉中为新成也。”汉中是汉家发祥地，王莽改汉中为新成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即新成者，新朝成功之意也，同时“新成”与此时汉中郡的首府“西城”也有一定联系。刘玄更始政权在长安建立后，封刘嘉为汉中王，都南郑，这时汉中郡的东部地区被南阳人延岑割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更始二年(24年)，“延岑起汉中”；建武二年(26年)二月，“延岑自称武安王于汉中”，九月“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四年二月，“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延岑起兵于汉中郡，控制汉中东部地区，占领郡城西城，然后西进，于建武二年攻陷南郑，赶走汉中王刘嘉，占领汉中盆地。《后汉书·刘嘉传》记载，“建武二年，延岑复反，攻汉中，围南郑，嘉兵败走。岑遂定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公孙述趁机占领汉中盆地，“会聚甲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延岑控制汉中郡后，东汉朝廷为了得陇望蜀，从东线沿汉水而上，对延岑发起攻击，建武四年春，遣邓禹“护复汉将军邓哗、辅汉将军于匡，击破岑于邓；追击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延岑逃回汉中首府西城，联合公孙述对抗东汉，建武六年(30年)夏天，刘秀命前将军李通，“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公孙述遣兵赴救，通等与战于西城，破之”】。《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记载，建武六年六月，“遣前将军李通率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由“击汉中贼”与“战于西城”结合起来看，建武六年汉中郡首府仍在西城。汉军占领西城之后，与围困隗嚣的汉兵南呼北应，夹击陇右，威胁汉中盆地内的公孙述守军。建武七年，隗嚣见大势已去，“称臣于述。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日：‘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缴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一军，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建武九年，公孙述遣将军王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今陕西凤县境内)；建武十年，汉朝消灭隗嚣集团，平定陇右；建武十一年，“(来)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将武都郡与汉中郡的汉中盆地连成一片，打开了进兵蜀地的大门。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汉兵攻入成都，消灭公孙述集团，完成了“得陇望蜀”的战略。为了加强对陇蜀地区的控制，东汉朝廷将汉中郡的首府迁移到了陇右与巴蜀之间的咽喉要地——汉中盆地的中心南郑城。汉中郡的治所西迁南郑，也有利于加强对羌人的防守，巩固东汉西部农耕区的安全。建武十二年十二月，羌人进攻毗邻汉中的武都郡，“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汉中郡治所的西迁，进一步加强了东汉对“天府之国”蜀地的统治。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同时将公孙述使用的法物礼器、乐师乐器等庙堂文化，也通过汉中搬运到洛阳。“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要，至乃十存一焉。”汉中郡治所的西迁，促进了东汉关中与蜀中文化的交流，带动了蜀道文化带的繁荣，正如《华阳国志·汉中志》所云：“自建武以后，群儒修业。开按图纬，汉之宰相，当出绅乡。于是司徒李公，屡登七政。太傅子坚，弈世论道。其畦璋、瑚琏之器，则陈伯台、李季子、陈申伯之徒，文秀玮哗。其州牧、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盖济济焉。”东汉时期，汉水上游今汉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复兴与汉中郡治迁回南郑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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