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雁《宋代军使与非直隶军》、《宋代知軍與軍使》，做一下摘要
其主要描述宋代“军”的一般形态：
宋初，“军使”与“知军”似并未被明确区分
《宋史》：杨美“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县为军，以美为军使，……”、后有许仲宣“……，受诏知北海军”
或者，此時軍使與知軍的區別在於官員本身的出身和任命方式
始撰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成书于庆历四年（1044）的《宋会要辑稿》：“军监使、掌同诸州、以京朝官及门衹候以上充、亦有称知军监事者”，《宋代知军与军使》理解为：“【若】以京朝官及门衹候以上充【的话】、【则】亦有称知军监事者”
至迟在仁宗康定二年（1041），“即鹿城县治置康定军使，仍隶州”《元丰九域志》——这标志着【军使】隶属于州的形态明确出现。标志着宋代由【军使】和【知军】组成的“军”区划正式制度化、标准化，这一形态在《元丰九域志》（成书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中被明确确认
具体来说
主官为【军使】的军：
与某县同城，
此县隶属于某州府，
军使通常兼知县（《宋代军使与非直隶军》认为：“有少数例外”（不知其所指，是未明确军县兼任的例外，还是明确指出军县不同主官的例外？似乎是前者？），“至迟在徽宗时军县兼任为定制”）
可以视作县的“加衔”（而不是军辖县），不应视作行政区划
主官为【知军】的军：、
不一定与某县同城，（有可能有附郭县，有可能没有附郭县）
可以下辖县，（是否有知军下辖军使的例子？）
层级上与州府并列，应视作统县政区
《元丰九域志》之后的宋代书籍，一般会，称“军”者即为【知军】，称“军使”者即为【军使】，以区分
置【军使】，体现其的确有管理兵员的职能，并非仅仅是虚衔
绍兴三十七年二月“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先是，XX言：自建县为军，于朝廷初无所补，……。故是有命，仍诏存屯兵三百八十余人，以知县兼军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七
从管理兵员的实际职能上来说，【知军】与【军使】的职能是相同的，不同的仅仅是层级、是否管县等方面
再加上【军使】与县之间类似“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关系，使得“设置军使”这一事件，表述方式各不相同
如以上《建炎以来》中所描述的江阴军，本有江阴知军领一县附郭江阴县，后改为江阴县兼军使隶常州，但表述为【废江阴军为县，并兼军使】
但同样是【降知军为军使】这一事件，宋史地理志对北平军描述为：“以北平军隶定州，以朝臣为军使兼知北平县事……”
《宋代军使与非直隶军》将以上两者分为两类，一类为“直隶军（知军）降置军使”，另一类为“直隶军（知军）废后改置军使”，但我认为，这只是同一事件的两种表述而已，不需要加以区分
对于之前本不存【知军】、于某县新置的【军使】，有的文献会直接写作“升某县为某军使”，容易使初学者误以为军使和县之间是取代关系。
【军使】与州府的关系
《宋代知军与军使》认为，存在三组“军使不隶属于州府”的例子。
1.《宋会要辑稿·方舆七》，绍兴十三年九月五日诏：“复琼州宁遠县为吉阳军、万宁县为万安军、宜伦县为昌化军，并免隶琼州，今后止差军使兼知倚郭县事”；后绍兴十四年，三邑又升为另数县同下州的军
2.夔州所属云安县，《方舆胜览》：“中兴以来分道置帅，以云安为夔州属邑，差京朝为军使，仍借服色，盖虽以县隶，而军额仍旧。”；《舆地纪胜》：“官仪仍备太守之略，而时节得以需章自达于朝，他邑莫得而比也。”
3.衡州所属茶陵县，绍兴九年升为军使，但《方舆胜览》称，时人称其“名虽邑寄，权实州符”
以上三组例子，《宋代知军与军使》认为，其为“军使所在县独立于州府”的证据，尤其是海南三邑诏书中“免隶琼州”一句。而将《舆地纪胜》对云安所说的“他邑莫得而比”，理解为“其他县级军无法与之比较”，（这一条要看上下文，待查）。
（茶陵县的确特殊，宋史地理志将其与州府并列，“紹興九年，升縣為軍，仍隸衡州”，领县一，非附郭的酃县；《通史》以《心水集》认为嘉定十四年时有同下州之茶陵军领茶陵酃县两县、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为县级军使。）
而我认为，《方舆胜览》对云安、茶陵的描述明显强调州县本身名义上隶属州府，而“军使”的建制不隶属州府直接对京负责，导致兼任军使的知县具有独立的权限；而海南三邑诏书中“免隶琼州”一句仅仅是对此事实而非名义隶属的描述。
但《通史》有的条目甚至将军使与同城的县并列，以爲州府下辖的县级机构？（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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