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问题之提出
政治地理学有三种研究尺度：国际或全球尺度、国家尺度与地方尺度[1]，本文所探讨的明代兵备道属于“地方”尺度的政治地理空间。兵备道是明朝中后期全国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
政区建制，最初仅是“因应时变”而设、临时性的权宜之举；由于地方治安问题逐渐上升为明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兵备道通过整饬兵备、统领指定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及兼分巡、分守道强化其
行政及监察功能，从而由临时差遣转变为固定建置，成为集特殊职能与分区
管理为一体、既是按察司的派出机关但主要对总督（巡抚）及兵部负责的特殊建制，形成了总督（巡抚）——兵备道——府县、卫所的统属关系，构成了明朝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
本文选取广西府江兵巡道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由于它近迩广西省城，水上
交通位置冲要，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一方面，府江兵备（巡）道的设置与变迁，深刻体现了明代两广地方政治变动。自明洪武九年（1376）全国改行省制度为三司体制后，广西、广东两省地方权力一分为三，分别建立了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三司。但为应对频繁爆发的地方变乱，朝廷设立总兵镇守两广地方，又先后差遣巡抚与总督监察地方官员、征调两广军事行动。至成化六年（1470）在梧州府开设两广总府后，两广地方政治格局为之一变，由总镇、总督与总兵三者构成的总府成为两广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地方大计则悉取决于总府宸断也”[2]卷22韩雍《开设总府记》，第273页；嘉靖十年（1531），朝廷召回镇守内臣后，两广总府则仅由总督与总兵“公同计议”两广事宜，但二者地位日益失衡，总督通过牢牢掌控财政大权与军事监督之权逐渐凌驾于总兵之上，至万历初年，两广总督最终成为名正言顺的两广最高军政长官[3]，“广西巡抚并两广总兵、参、游、守备及都、布、按之三司等官，俱听节制”[4]卷2《制敕》，第23页。
简言之，明中后期两广总督与总兵权力的消长、总府体制转变为督抚体制，是两广政治格局又一大变化，这一变化也深刻影响着两广地方政治格局。对这一权力消长与体制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对两广地方政治的影响，前人研究已有所触及2，但尚未充分揭示，任建敏敏锐地指出两广总督依靠日益渗透到两广地方财政、军事上的派出机构（如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等），才能牢牢掌控财政大权与军事监督之权[3]，而两广总督、巡抚之所以能掌控两广军事、监察之权，兵备道所发挥的作用当至为关键。因此，探究明代两广各兵备道的设置与变迁，可透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格局变动过程及其影响。
学界对明代广西府江兵备（巡）道所在的桂江
流域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王朝治理策略3，第二是族群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4，其三是政区设置与地方管理体制5，这些研究揭示了明代桂江流域社会变迁的诸多层面，然而对府江兵备（巡）道的研究尚不充分6，府江兵备（巡）道的设置、变动的历程，如何确立及调整其政治空间，与王朝经略、地方政治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将综合运用实录、档案、文集、方志、碑刻等史料，在明代两广地方政治变动背景下，对府江兵备（巡）道权力空间的确立及其分割、重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探析府江兵备（巡）道政治空间变迁与明代两广地方政治的内在关系，以期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
二、明代府江兵巡道变迁历程与职责
明代兵备道的出现与广泛设置，乃以文臣领地方军务之制度设计，是明王朝“以文驭武”一贯政策的具体实践。它渊源于洪熙年间朝廷派遣文臣赴各总兵处整理文书，《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四》记载：“兵道之设，仿自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5]第1844页，万历《明会典》卷一百二十八记载曰：
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总督旧称军门，而巡抚近皆赞理军务，或提督，详载都察院。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6]第297页
此则史料中的“分巡道”应有误，当为“兵巡道”，各省按察司分道巡察的事务非常广泛，包括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等，以按察司官员整饬地方兵备兼分巡事，称作兵巡道；兼管粮事，则称兵粮道。
（一）广西兵备道的设置明代广西兵备官始设于成化六年（1470）韩雍平定大藤峡傜乱、开置两广总府之后，起初为临时差遣，几经罢废、复置，最终成为固定设置。在《明实录》中，最早记载的是郁林州兵备，成化七年（1471）九月，广西按察司副使范镛受命整饬郁林州等处兵备[7]卷95，成化七年九月丁亥，第1822页，其职责为平定梧州府郁林州等处变乱、安置地方民众，事平后，范镛改任分巡桂林道[7]卷204，成化十六年六月己巳，第3571页，郁林州等处兵备遂罢。其次为左右两江兵备，“成化八年十月，敕广西按察司佥事叶淇专于宾州御寇，以巡抚右都御史韩雍等言：宾州，傜寇经行要地，宜委按察司官一员，常居其地，往来柳庆、迁江、上林、南宁、宣化等境防守故也”[7]卷109，成化八年十月丁丑，第2123页，成化末、弘治初因冗员而被裁革。由于左、右两江“地远寇多”，弘治七年二月（1494）复设右江兵备兼分巡道，依然驻扎在宾州，“复设广西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柳庆兵备，以其地去省治悬远、民夷杂居故也”[8]卷85，弘治七年二月丙子，第1590页，此为广西最早设立的“兵巡道”。
然而从临时差遣的兵备官演变为固定设置的“兵备道”，实则经历过一段时间。方志远依据《明实录》指出,第一则“兵备道”的记载见于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兵备道由临时差遣到固定设置经历了近六十年的过渡期[9]第315-316页。具体到广西地区，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复设府江兵备官，嘉靖二年（1523）二月，添置左江兵备道，以广西按察副使兼管左江分巡、兵备事，驻扎太平府，“总督两广都御史张嵿言：广西左江道所辖浔州等府傜僮纵横，尤要害，乞敕按察司副使一员，驻扎太平，兼管分巡、兵备……兵部复议，从之”[10]卷23，嘉靖二年二月丁酉，第676页，陈裒《分巡道题名记》亦记载曰：“嘉靖二年，上用守臣议，始以整饬兵备兼分巡，特降玺书”[11]卷10《文艺志》，第524页。至嘉靖二年，广西右江、左江、府江兵备道已成为定制，“兵备道”也逐渐成为广西时人习称。7
（二）广西府江兵巡道的变迁历程广西府江兵备官始置于弘治九年（1496）七月，驻扎在平乐府城内。这当是弘治八年十二月新任两广总督邓廷瓒的重要举措[8]卷107，弘治八年十二月辛未条，第1964页，在平定府江“变乱”之后，为加强桂江一带的军事防守力量，他到任两广后，积极推动两广及邻省兵备官的设置，在广西增设府江兵备。弘治九年七月，“升浙江按察司佥事王华为广西副使，整饬府江等处兵备”[8]卷115，弘治九年七月辛亥，第2081页，然而半个月后，朝廷又改任古其然，“升贵州按察司佥事古其然为广西副使、整饬府江等处兵备”[8]卷115，弘治九年七月丙寅，第2092页，古其然为第一任府江兵备官，后因失职被罢。弘治十三年二月，张吉任第二任府江兵备官，“升广西梧州府知府张吉为广西按察司副使、整饬府江等处兵备”[8]卷159，弘治十三年二月乙酉，第2849页。
明清时期府江兵备（巡）道的变迁历程，可大致分作三个阶段：府江兵备（弘治九年至正德十一年，1496-1516）→府江兵备道（正德十六年至万历九年，1521-1581）→府江兵巡道（万历九年至康熙六年，1581-1667），直至康熙六年被裁革，共存在160余年。
（三）府江兵备（巡）道的职责兵备道的管辖职责与区域须依据朝廷颁发的敕书，敕书是朝廷授予官员的委任文件，记载该官员的职权范围、管辖区域和相应的责任[12]第91页。依据广西按察副使、府江兵备官张吉的奏疏，府江兵备官职衔为“整饬府江及古田、永福、理定并西延、咸水、马鞍等处戎务”[13]卷1《乞恩养病再疏》，第603页，“戎务”即指军事；嘉靖时修、万历前期成书的《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为“提督府江一带及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等处江道”[4]卷6《兵防二》，第100页，显然，巡防桂江江道与桂东北边山夷务，为府江兵备官的重要职责；府江兵备官还兼具修筑城池、崇文重教等其它相关职责，正如嘉靖中叶任左江兵巡道的陈裒所称：“凡城隍之浚甃，戎马之调度，贼寇之抚剿，皆于兵备属之。平则揆文，乱则奋武，以听督府节制、巡台纠察，盖责之重且艰也”[11]卷10《文艺志》，第524页，府江兵备官的职责亦然。
目前所见府江兵巡道最完整的敕书载于《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一书，崇祯六年（1633）因府江兵巡道官员曹可明致仕，八月十六日，兵部题请升广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徐维藩接任，敕书中所述府江兵巡道各项职责为：
专一提督府江一带地方，抚理傜僮、禁戢盗贼，整理哨船、兵火器械，严督官军、防护往来船只，凡那移营堡、阻塞贼路、开通蔽障、调兵剿贼等项，俱要用心经理。如有官军交通傜僮，掯勒客商、怠忽巡逻等项情弊，悉听本官从宜处置。仍带管平乐分巡事务，凡重大事情仍须申达总督、镇守衙门知会，有应与分守官计议者，亦要协和计议而行。本官受兹委任，须廉公勤慎、正己率人，务使江道肃清、傜僮敛迹，斯为尔能。若因循怠玩，以致偾事，宪典具存，决不轻贷。[14]《兵部为徐维藩顶补广西府江道员缺请写敕书事行稿》，第127-131页
在上引敕书中，府江兵巡道凡重大事情须申达总督知会，一些事情亦要与分守官计议而行，至明晚期，府江兵巡道的权力空间已缩小为平乐府“府江一带”，府江兵巡道的职责包括“专一提督府江一带地方”军事事务与带管平乐府分巡事务，此“带管”实为“兼”，即不仅负责抚理傜僮、江道治安、防护来往船只，经理沿江营堡、府江航道及调兵征剿等军事事宜，而且负责平乐一府官员的监察事务。
纵观明中后期府江兵巡道的变迁历程，它从专职兵备道转变为兵备兼分巡道，权力空间虽由平乐、桂林二府压缩至平乐一府，但其职责范围由提督府江一带军事事务扩展为兼任分巡平乐府事务；因府江兵巡道官员通常兼带广西按察使司（晚明兼带布政使司）职衔，兵巡道由此俨然成为平乐府之上的一级准政区。结合明代两广地方政治情形，本文尚需探究府江兵备的权力空间是如何确立的，府江兵备为何会被裁革与复置，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为何被分割与重组？府江兵备道为何改为府江兵巡道？
三、府江兵备道权力空间的确立
弘治九年七月，贵州按察司佥事古其然升任广西按察副使、整饬府江等处兵备，府江兵备官的权力空间由三个区域组成：其一是府江一带，主要指平乐府内桂江河段两岸一带，北接桂林府阳朔县，南抵梧州府苍梧县，也包括桂林府漓江沿线；其二为桂林府东北全州西部的马鞍、咸水、西延等处；其三为桂林府西部的古田、永福二县及理定一地（正统五年九月理定县省入永福县），后两个区域并不相连。可见，府江兵备的权力空间形态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面状空间，而是带状与片状兼有的不规则空间。府江兵备这一不规则的权力空间是如何确立的？这须结合明前中期桂东北政治军事格局与添置府江兵备的政治背景进行分析。
（一）府江一带府江，指明代平乐府内的桂江河段，“府江，平乐府地也，上起阳朔，下达昭平，绵亘三百余里”[15]卷2《讨平府江》，第392页。桂江是古代广西境内最为重要的一条河流，也是两广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灵渠连接着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自明前期开始，这条流经桂林、平乐、梧州三府的桂江，因地方变乱频仍，来往商旅、粮饷、盐船等常被两岸民众劫掠，江道时常阻塞，两广官府曾多次出兵征讨桂江一带，府江兵备便是在此政治背景下设立的。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十七记载了添设“府江兵备”之缘由：“府江上遡省城，下达梧州，以入广东。但山险而土产薄，民贫而生理寡，衣食仗于客商，生计仗其钩弩，诚土贼之渊薮、水师之咽喉也。议者以为宜严兵备，以疏通河道，于是设府于平乐”[2]第369页，添置府江兵备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桂江两岸地方动乱、疏通桂江河道。
添置府江兵备的直接原因则是弘治七年（1494）平乐府府江一带的成[一作“韦”]万等人“变乱”，桑悦《平蛮碑》一文记载了平定这次变乱的具体过程：
皇帝治天下七载，四方宁谧，惟西广巢贼，屡经斩艾，蘖芽稍茁，时复陆梁。永安生僮成万攻围州治，且结搆修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恶党，阻截江道，军民大扰，监察御史林公廷选巡按广西，坚于用兵，自新不忒，遂会议驰驿奏闻。命下，爰整六师，期旦夕吹氛净地。[2]卷56，第670-671页
至弘治七年冬，两广总镇太监王敬、总督闵珪、总兵伏羌伯毛锐同广西巡按林廷选征调两广官军、狼兵、达军、民款等，一起抵达平乐府，驻扎昭平，分兵四哨，征讨永安州、荔浦一带变乱，“共破村寨岩峒一百八十处，斩首六千级，夺回被掳男女四千四名口，俘获贼属及贼器械俱无算，我师大捷，无亡矢遗镞之患”。这次征讨也遭到少数顽强抵抗（如通天岩）；弘治七年十一月唐珣接任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抵任后即星驰至平乐督战，十二月广西参将、都指挥同知欧磐升任广西副总兵，最终平定变乱，至弘治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班师。
嘉靖中期郑晓记载广西形势曰：“桂林之北，六峒为孽；柳庆之西，八寨尚存，则东通怀远；府江上下，半为贼巢，寇窃无虚日矣”[16]卷57，郑晓《论土官》，第689页。除了府江上下，桂林府全州西部的马鞍、咸水、西延等处，以及桂林府西部的古田、永福二县与理定，皆是明前中期桂东北动乱频仍的地区，也是广西省城官员们的燃眉之患。
（二）桂林府东北全州西部的马鞍、咸水、西延等处桂林东北全州、兴安毗邻湖南，处于广西北上的交通要冲地带，沿途设置了多所驿站。天顺初两广巡抚叶盛称：“全州一带，正系广西喉衿之地，入朝、受命，取道于此；况且密迩三司，首先列郡，而此贼连年为患，莫可名状”[17]《两广奏草》卷2，第394页，正因为全州、兴安一带为广西咽喉之地，官员们北上皆取道于此；而兴安六峒、全州西延等地，主要受湖南武冈杨峒苗之威胁侵扰。
弘治七年三月，湖南武冈之杨峒苗二千余人又南下抄掠广西全州、兴安等地，官军大败，“守兴安指挥麻林谍报湖广武冈之杨峒苗二千余，出抄掠居民，列营于西延、石溪，千户唐瑛、总甲葛明鉴迎敌而殒，虏益鸱张”[2]卷56，第670-671页；因此，两广地方官员再次以指挥使杨观督兵进剿，最终获胜，“镇巡等官以公曾守兴安，识地利，且熟夷情，乃白于当道，军门委公会同副使武清，严督汉、达官军进剿。半月之间，生擒渠魁一十八名，而斩其胁从者一百三十余徒，民赖以安。”[18]《诰封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杨公墓志铭》，第180页
稍后桂林府南边永安州成万攻围永安州治，勾连修仁、荔浦等县同党，阻截桂江河道。广西巡按御史林廷选驰驿奏闻，朝廷命整六师征讨，林廷选檄广西按察副使武清督行都指挥事，以前兴安守备杨观陈兵于鲁塘、咸水诸处，“乂款熟傜于要地，赏罚严明，人奋其勇……斩首三百级，生擒一百五十，诸苗贼远遁，一方底宁”[2]卷56，第670-671页。在平定此次变乱之后，全州西部的马鞍、咸水、西延等处自然被纳入了府江兵备官的管辖区域。
（三）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与理定三地早在明洪武十年（1377），已有桂林卫都指挥佥事韩观平定此地变乱的记载，“洪武十年节次剿议义宁、古田等县，贼平，数赐彩段”[2]卷56，第661页，这一带也时常受到桂林府修仁、荔浦（此二县于弘治四年改隶平乐府）及柳州府融县、马平等县傜僮人群的侵扰煽惑。弘治十一年（1498）七月，广西籍的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万祥回溯桂东北动乱情形道：
两广地自景泰初年调广西官军从征广东，各山洞贼乘机窃发，高山之傜日下，平地深洞之僮时近近村。天顺、成化以来，大肆猖獗，今古田通县尽为贼有，以次蚕食义宁、永福、洛容等县村落，时于深定、理定等处江路行劫，又与始龙江贼交通……今贼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龙江、西延三处；在平乐者，荔浦、修仁、府江三处；在永安者，西乡一处；在柳庆者则白牛、上油、肆滴、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处。[8]卷139，弘治十一年七月壬戌，第2418页
可见在天顺、成化、弘治年间，桂林西部的傜僮势力急剧大增，古田一县居然“尽为贼有”，他们渐次蚕食义宁、永福、洛容等县，还时常在洛清江理定等处江路上行劫。至弘治五年，两广总镇太监王敬、总督都御史闵圭、总兵官毛锐以“广西古田县僮贼为梗”，调兵四哨征剿，广西副总兵马俊统领一哨自临桂县入古田，但遭到埋伏被射身亡，随行的参议马铉、千户王珊等人亦被杀死。广西副总兵地位仅次于两广总兵，可统率广西一省卫所军队，朝廷“以贼害总兵方面，此事甚大，三司守土官平日既不能抚治，有警又不能赞画”[8]卷61，弘治五年三月辛卯，第1188-1189页，故以停俸责罚总府大员及其以下文武官员，并责令速议用兵征剿方略。
但广西官府还未及时提出用兵方略，弘治七年桂东北地区又爆发了动乱，北有湖南武冈杨峒苗、兴安县十八团的侵扰，南有平乐府府江一带成万等人的“变乱”；在平定此次变乱之后，两广总督邓廷瓒添置府江兵备，目的在于通过临时差遣的府江兵备官，提调地方军事力量，灵活机动地应对以上三个区域的地方变乱，府江兵备的权力空间由此得以确立。
四、府江兵备（巡）道权力空间的分割与重组
随着明中后期兵备（道）的权力逐渐扩张，或兼分巡、分守事务，增加其行政、财政、监察及其它方面的职掌，从而成为省之下、府之上的军政领导机构；它们也从临时差遣转变为固定设置，遍设于全国各地。[9]第325-326页两广地区的兵备（道）自成化年间开始设置，这是两广总府应对地方变乱的权宜之举，起初它们多在平息变乱后或因冗员或“政出多门”等而被裁撤，因此并没有确立完整的政治权力空间；弘治后它们又陆续复设而成为固定设置，此后也有不少调整变动。府江兵备始置于弘治九年（1496）七月，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被裁革，又复设于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嘉靖二十八年（1549）其辖区被分割缩小至府江一带，至万历九年（1581）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置罢、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的变迁过程，实则体现了明代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
（一）正德十一至十六年：府江兵备的裁革与复置自弘治九年七月添置府江兵备后，府江兵备虽有明确的政治权力空间，但辖内爆发的变乱之源往往溢出其辖区，故府江兵备官权力逐渐扩展至平乐、桂林二府全境；在弘治十六年前后，第二任府江兵备官张吉在《陈言地方疏》一文中就称“所辖桂林、平乐二府”。
府江兵备官受两广总督节制、广西巡按御史监察，“听督府节制、巡台纠察”，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两广总兵。张吉上任后得到两广总督刘大夏的鼎力支持，他督同平乐府知府谢湖、指挥裴纲、千户霍珍、王溥及听调主簿高主通等人征剿府江东岸，“或抚、或诛、或擒、或纵、或设策致其渠魁，或伏兵翦其羽翼，或檄良傜据其巢穴，或嗾雠怨刳其腹心”，二三年间前后共拿获了470余人，陆续解赴两广总府军门阅验枭挂。当刘大夏离任后，弘治十四年十一月潘蕃继任两广总督，张吉则不再受到信任，无法在府江两岸施展征剿行动，上峰还听信谗言，对他手下得力干将罗织了各种罪名，目的当在于削弱府江兵备官提调地方军事的权力，“言不见听，而谗口猬兴，计无所施，而奸谋角奋，将臣用事之人罗织煅炼，几陷死地”，因此张吉心灰意冷，顿生去意，此后几年连续奏请调任它地或解甲归田。[13]卷1《上时务疏》，第596-598页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以广西按察佥事升任湖广按察司副使的黄肃建议裁革府江兵备副使，专令广西副总兵提督江道：“府江两岸山势壁削，树木丛密，盗贼伏藏，劫害商舶，戕贼居民，宜裁革兵备副使，专令广西副总兵往来平乐府，提督江道，处置调度”[8]卷187，弘治十五年五月乙亥，第3441页，这一提议虽未果，但反映了广西按察司兵备官与两广总兵间的权力博弈。《明世宗实录》记载称“先是弘治时增设府江兵备，正德初裁革”[10]卷7，正德十六年十月辛卯，第276页，其实这一记载实并不准确，据张吉奏疏，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确有裁革府江兵备的诏书，“臣伏睹五月十八日诏书一款，欲将兵备等官裁革”[13]卷1《上时务疏》，第601页，此诏书虽未颁发，说明朝廷已有裁革动议。
至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府江兵备一职终于被裁革。《明武宗实录》记载朝廷“革广西府江兵备官，以桂林道分巡官兼理之，兵部议从巡按御史朱昴奏也”[19]卷138，正德十一年六月丙子，第2729页，然而此记载实有误。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所撰《为省冗员专委任以便地方事》一文，朱昴鉴于“广西府江兵备副使驻扎平乐府，而桂林道又有分巡佥事一员，行事互相掣肘”，故“乞将府江兵备比照右江事体，令兼管分巡桂林道，仍将多余佥事一员革去”；而兵部尚书王琼认为“桂林道分巡官原自国初定立道名，铸给印信，一年更代……其府江兵备官系弘治九年奏添，原非旧额，若将兵备官存留、带管分巡，却将分巡官革去，似非恪遵祖宗成宪之意，且右江革去分巡官已属谬误，今难再误”[20]卷12《两广类》，第135—136页，此处提及的“右江事体”，指弘治七年以广西按察副使汪溥整饬右江兵备兼分巡事[8]卷86，弘治七年三月戊戌，第1600页。
因正德十一年府江两岸一带王公珣等人变乱初起，广西巡按御史朱昴等人欲加强府江兵备的军事力量，主张裁革桂林分巡道官员，以府江兵备官兼管桂林分巡道，以统一桂东北桂林府、平乐府二府军事监察权；而兵部尚书王琼以“恪遵祖宗成宪”为藉口，主张裁革府江兵备官，以桂林分巡道兼管府江兵备事，维护原地方分巡道体制，故这一结果与朱昴所议背道而驰。这一事件背后实质应是两广总督、广西巡按御史与两广总兵、兵部对桂东北军事权力的持续争夺，广西巡按御史朱昴等人试图扩展府江兵备官权力空间与监察职权，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显然，此时府江兵备道的建置尚未固定，兵部裁革府江兵备官，有违两广总督、广西巡按等地方官员的期望。正德十二年（1517），两广总督陈金与总兵郭勋、总镇宁诚调两江土兵及湖广官军剿平府江一带王公珣等人，“擒斩贼首王公珣等百余人、余贼六千四十二人，俘获男妇千五百余人，器械、牛马甚众”[19]卷155，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丙戌，第2980页。正德十五、十六年，广西副总兵张祐等人又率兵征讨古田“僮贼”等，因此，如何加强桂江沿线一带的军事控制，是两广总督一直思忖的问题。
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都御史萧翀荐举杨必进担任广西按察副使、整饬府江等处兵备，“复设广西府江等处兵备一员，升佥事杨必进为副使，整饬兵备……至是巡抚都御史萧翀言府江一带迫近徭贼，不宜裁革，且荐必进才可用，俱从之”[10]卷7，正德十六年十月辛卯，第276页，杨必进之所以被荐举，乃因他在攻破桂林府古田县凤凰寨时立了奇功，释囚徒二百人自间道入，焚寨毁巢，罗洪先所撰《明故广西按察司副使南楼杨公墓志铭》对此记载曰：
岭南傜僮，峒居险阻，多贿士吏为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会两广聚兵攻古田凤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阅狱出囚之壮者二百人，许其自効，阴部勒之，夜分篝火，自间道入，诸囚斧木仰注销寨后，焚其巢，诸司夜见寨火，争踊跃相贺。及明，见诸囚出，询故，始愧谢不及。盖公未尝与军事也。功上，获厚赏，而都御史萧翀因以府江兵备荐。[21]卷21，第850页
正德十六年十月，在嘉靖皇帝继位后复设府江兵备官，府江兵备道的设置才成为定制。
（二）嘉靖初至万历九年：权力空间的分割与重组嘉靖前期，桂东北地区尤其是桂林府古田县、兴安六峒一带地方动乱频繁，而广西军事战斗力低下，官府亦无财力大征，冀望通过增强局部地方军事控制的举措进行弹压；驻扎在平乐府的府江兵备道又不能及时应对，因“广西夷寇频兴”，广西巡按、两广总督等屡请增设桂林抚夷副使。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六月，广西巡按御史冯彬提出募兵征剿、增设桂林抚夷副使：“广西之患莫甚于傜僮，征之无道，或贻远忧，抚之不服，适足取侮。克敌制胜，要在有兵，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有数万，每岁必召募以防贼，不若召募以剿贼。盖剿贼之费有限，而防贼之费无纪也，诚宜申明职守，于桂林增设抚夷副使一人，协同副总兵以理桂林之贼”[10]卷312，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丁亥，第5844页，卫所、班军人数相对固定，而募兵可大为扩充军事力量，增设桂林抚夷副使，召募本地民壮、打手等人，名义上虽为协同副总兵，但实际上一旦增设桂林抚夷道，将进一步分割广西副总兵军事权力，故冯彬这一奏请迟迟未得到兵部回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六月，兵部最终同意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广西巡按萧世廷等人再次奏请增设桂林抚夷副使：
先是巡按御史冯彬以广西夷寇频兴，请于桂林增设抚夷副使，事下抚、按议；都御史欧阳必进、御史萧世廷等议：府江，桂林山川险恶，为群盗薮，即今日尽歼之，易以良民，不数年间不能保其无变，要在拊揗得人耳。兹左、右两江既设二参将，又设二兵备，而桂林一道独缺，增之则官冗，而动多牵制，莫若以分巡道兼抚夷，庶于事任为便。兵部覆如其议，从之。[10]卷349，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庚戌，第6320页
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广西巡按萧世廷等人采取了灵活策略，不增置桂林抚夷副使官员，而是增加桂林分巡道的军事职能，以桂林分巡道兼理抚夷副使，桂林分巡道由此成为了桂林兵巡道；同时，因府江兵备道驻扎平乐府城，难以及时应对桂林府内古田、永福、理定及西延、咸水、马鞍等处变乱，因此采取分割府江兵备道权力空间的举措，“以全州、永福等处属府江道，遥隔难制，改隶桂林道，令其往来巡历，兼理抚夷”[4]卷6《兵防二》，第100页，将府江兵备道所辖全州、永福等边山地区改隶桂林兵巡道，故此后的府江兵备道主要提督府江沿线一带。桂林抚夷副使曲折的添置过程，也体现了两广总督、广西巡按与两广总兵间的权力博弈。
制度规定总跟不上现实步伐，在嘉靖二十八年后的历任府江兵备道敕书中，仍载有桂林府“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等处地方”。而桂东北地区的政局更形复杂，隆庆五年（1571）在平定“古田僮乱”后，桂东北增设永宁兵备道，驻扎在桂林府永宁州，永宁兵备道辖区专管永宁州永福县、义宁县及理定地方（皆在永宁州内，兼管右江道柳州府雒容、融县）；桂林抚夷道仍由桂林分巡道或司属、道级官员兼理，管辖全州、马鞍、咸水、西延一带军事8。至万历五年（1577），广西巡抚吴文华称“分守桂林道咨称本道驻扎会城，分辖桂[林]、平[乐]二府城池、戎马、仓库、钱粮地方事务，与分巡、抚夷、府江、永宁兵备各道互相辖制，关系匪轻”[22]《粤西奏疏》卷2，第682页，因此在桂东北地区，桂林分守道、桂林分巡道、桂林抚夷道、府江兵备道、永宁兵备道之间呈现出互相辖制、交错重叠的权力空间形态，这一格局亟待调整重组。
万历七年（1579）初，新任广西巡抚张任奏请明确府江兵备道、桂林兵巡道、永宁兵备道的辖区：
惟府江兵备道原奉敕专一提督府江及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等处地方；今古田已平改为永宁州，添设兵备副使一员，驻扎该州，专管永福、义宁并理定地方，其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先该提督两广军门奏改分巡桂林、抚夷道管理，府江道并无干预……乞各照近年见管地方换给府江兵备，除去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16]卷9，张任《各道职掌疏》，第587页
万历七年（1579）四月，兵部允准奏请，将换发的府江兵备道敕书内“除去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等地方”[23]卷86，万历七年四月庚寅，第1801-1802页，此后府江兵备道则专一提督府江一带地方军事事务。万历八年六月，“上以近来边腹地方兵备、守巡及武职参、游等官添设太多，非旧制，着各抚按会议裁革”[23]卷101，万历八年六月丙午，第1996-1997页，两广总督刘尧诲题请裁革永宁道兵备副使一员[4]卷6《兵防二》，第100页，原永宁兵备道省入桂林兵巡道。万历九年（1581）三月，朝廷正式确立府江兵巡道，由府江兵备道兼分巡平乐府事务，铸给“府江兵备兼分巡道关防”[23]卷110，万历九年三月辛巳，第2111页，万历十三年修成的《大明会典》卷一百二十八《兵部十一•镇戍三》记载：
分巡桂林道一员，驻扎省城，分巡桂林一府兼全州、永福、永宁兵备事务，带管抚夷。
府江兵备道一员，驻扎平乐，整饬府江兵备，带管平乐府分巡事务。 [6]第304页
经过万历七年至九年的调整，桂东北地区桂林分守道、桂林兵巡道（兼永宁兵备、抚夷事务）、府江兵巡道的权力空间最终形成，至明末未再有变化。府江兵备道由专务道改为兵巡道，其权力空间最终明晰，“专一提督府江一带地方军事”；其权力空间属性也由单一的军事性质转变为军事兼监察的双重性质，带管原属桂林分巡道的平乐府分巡事务。
结语：地方政治空间的权力逻辑
明中叶，林俊曾言“兵备，边之重寄也，捍外侮、绥内附，置人国于乂安不摇，实藉于此。国朝文德覃被，海宇宁谧，尤择老宿宪臣膺兵备，以填抚边陲，致治保邦之虑精且密也”[24]卷1《序》，第8页；万历二年广西巡抚郭应聘认为“广西各道分巡皆兼兵备，或兼抚夷，或专设兵备，盖夷情干系甚重，视他省分巡责任尤有不同者”[25]卷4《奏疏》，第83页。
作为明代两广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军政特殊建制，府江兵巡道因近迩广西省城、地处交通冲要，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其成立之历程比较曲折，它最初为临时差遣的府江兵备官，经历了裁革与复置，而后演变为固定设置的府江兵备道，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巡道政治空间变迁及其空间属性变化的曲折复杂过程，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也与明中后期广西政治权力结构变化息息相关。
首先，从府江兵巡道的政治空间变迁来看，弘治九年七月府江兵备政治空间的确立，不仅基于此时广西东北部所面临的地方变乱：府江两岸一带傜乱，古田、永福、理定一带僮乱以及全州西部马鞍、咸水、西延等处苗乱；更取决于两广总督通过设置临时差遣的府江兵备官提调地方军事力量，灵活机动地应对地方变乱。因府江兵备职责范围较为广泛，通过统辖州县、提调卫所、巡防江道、带兵作战等途径，其权力空间得以扩展到平乐、桂林二府全境，从而扩张了两广总督、广西巡按御史等文官系统的军事权力，但也遭到了两广总兵、副总兵等武官集团的强烈反弹，府江兵备官因此一度无法施展行动。当正德十一年广西巡按御史朱昴奏请以府江兵备官兼管桂林分巡道，试图增加府江兵备官的监察权力，遭到兵部尚书王琼等军事主政官员的反对，以“恪遵祖宗成宪”为由裁革了府江兵备官，这背后应是两广总督与两广总兵对地方军事权力的持续争夺。在正德十六年十月复置府江兵备后，因嘉靖年间古田僮乱成为了桂东北最大的动乱源头，两广总督、广西巡按御史多次奏请增设桂林抚夷副使，以就近应对古田一带的僮乱；至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兵部最终同意以桂林分巡道兼抚夷副使，因府江兵备道“遥隔难制”，故将原属府江兵备道的全州、古田、永福等处改隶桂林分巡道，但尚未更改其敕书；直到万历七年四月，兵部才除去府江兵备道敕书中的“全州、马鞍、咸水、西延、古田、永福、理定等地方”；万历九年三月，以府江兵备道兼分巡平乐府事务，府江兵巡道正式确立。简言之，府江兵备道权力空间的变动乃两广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其权力空间的扩张与收缩也受两广政治权力的均衡、官员积极干预等因素影响。
其次，从府江兵巡道政治空间形态及其权力空间属性变迁来看。府江兵备道最初属于专职兵备类型，即郭应聘所称的“专设兵备”，其权力空间主要体现为军事属性，其权力空间形态并非为一个完整的面状空间，而是带状与片状兼有的不规则空间。因数任府江兵备官的积极作为，其权力空间逐渐覆盖桂东北桂林、平乐二府全境，其权力空间形态因而扩展为完整的面状。但由于府江兵备道的政治
中心在平乐府，距离桂林府古田、全州一带遥远，两广总督与广西巡按采取添置桂林抚夷道、分割府江兵备道政治空间的举措，此后府江兵备道权力空间主要集中在府江沿线一带，其权力空间形态又变为带状。
明嘉靖后期至隆庆间，两广政治权力结构与政治中心发生很大变动，两广总督府逐渐东移至肇庆府，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罢设两广总兵官，在广东、广西分设总兵；另设广东巡抚，改两广总督兼理广西巡抚；隆庆三年（1569）十一月，专设广西巡抚；隆庆四年五月以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自隆庆三年底广西巡抚殷正茂全面掌控了广西军政权力后，隆庆五年平定“古田僮乱”，增设永宁兵备道；万历元年平定怀远、府江之乱，基本稳定了广西军政局势9，而后着手调整桂东北各道互相辖制、交错层叠的政治空间形态。万历七年广西巡抚张任奏请颁发敕书，厘清了右江、左江、府江兵备道各自的政治空间，万历八年六月裁减永宁兵备道；万历九年三月，府江兵备道带管平乐府分巡事务，由专职兵备道改为兵巡道，其权力空间具有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也构成了明代广西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级。
最后，回到本文题目“地方政治空间的权力逻辑”，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地方政治”一词是相对于国家而言，被看作是国家之下的政治，指地方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及由此形成的政策[26]。本文更强调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政治”，政治地理学主要观察并分析权力集团及其形成的地域性（地域性政治集团）、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展布方式及其对不同地理空间的统治（政治地域结构及其地域差异）、权力对政治地理结构的“形塑”（政治结构的空间统一性），以及地理因素在权力者、权力运行及其结果诸环节所发生的作用[27]；由此延伸，“地方政治”是指政治权力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地方”）的形成、运行、机制及其对地方
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它至少由权力与权力者、权力构造（结构）、权力过程、权力机制四个要素构成。权力是地方政治空间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力构造（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治的空间结构，权力者主体则是地方政治空间的主导因素，它们拥有或被赋予的权力，以及它们在权力构造（结构）中的地位，影响到它们施展权力的具体过程及由此产生的权力机制、实际效果。10
在明清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置废、“虚”与“实”，权力边界与权力空间盈缩、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等问题，皆为“地方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结合府江兵巡道政治空间变迁历程，两广总督（后为广西巡抚）与广西巡按御史是府江兵备（巡）道得以设置、复置、改置的主要权力主体，府江兵备（巡）道通过统辖府州县、提调卫所等军政权力，积极发挥着应对桂东北地方变乱、疏通府江水路的军事职能；它虽然由兵部颁发敕书，但主要对总督（巡抚）负责，从而形成了总督（巡抚）——兵备道——府县、卫所的权力结构；在明后期两广总府体制转变为督抚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广西巡按御史与两广总兵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兵备道成为了两广总督文官集团所仰赖的重要军事力量，因此在府江兵备（巡）道政治空间的权力扩展及添设桂林抚夷副使过程中，数次遭到兵部、两广总兵等武官集团的阻挠；当晚明时期两广督抚体制逐渐确立后，府江兵备道才得以兼平乐府分巡事务，府江兵巡道最终成立。因此，府江兵备（巡）道政治空间的成立、分割与重组，缘于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集团的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其政治空间变迁则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的权力逻辑，地方官员的主动干预是权力逻辑中的重要因素。
至万历九年府江兵巡道成立后，广西兵巡道政区也最终固定下来，相较之下，府江兵巡道是广西最晚设立的兵巡道，较右江兵巡道晚87年、较左江兵巡道晚58年、较苍梧兵巡道晚4年。府江等四个兵巡道的政治空间更为明晰，事权逐渐合一，也显示出广西兵巡道日渐具有“地方化”的特点，总体上呈现出由按察司派出机构向地方一级准政区发展的趋势，成为明代两广督抚体制权力构造中的重要一环，也为清代分巡道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注释
1参阅李国祁：《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与演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上，1972年；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以文驭武的国策与文人知兵的实练》，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2年；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326页。
2范玉春、蓝武所著《广西通史》明代卷对这一变动有所论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24-1633页；吴振汉《明代两广总督兵源与饷源之研究》，“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李燃《明代两广总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景秀《博弈与平衡：明代两广总督的权力运作》，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颜广文《明代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及对粤西的经略》，《学术研究》1997年第4期；蒋祖缘《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赵克生《经略西江：明朝对岭南的治理》，《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李建武《总镇两广太监与明代两广地方管理体制的演变》，《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范玉春：《略论明朝政府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治理策略》，《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牛建强：《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等。
4麦思杰：《“古田僮乱”与府江地域社会变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期；《开户立籍与田产之争——以明清时期黄姚社会变迁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胡小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一书有专门论述，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7年，另有《土司的结构过程：以明清时期广西永宁州土司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任建敏：《招僮防瑶与以“狼”制僮：明中叶桂东北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明中前期两广瑶僮地区招主控制体系的形成与扩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英文著作有Leo K. Shin（单国钺）.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等。
5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3-275页；范玉春、蓝武：《广西通史》明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1-1718页，等。
6胡小安《明代广西府江兵备道考略》是目前仅见研究府江兵备道的文章，惜此文较为概略，第四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论文，2016年，第447-449页；日本学者小川尚《明代都察院体制の研究》一书记载明代了广西各兵备道的设置情况，汲古书院，2004年，第248—251页；郑维宽《论明清时期广西的历史进程与政区响应——以“道”的演变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清代广西政治进程中的政区演变探析——以道、直隶厅州为中心》（《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6期）二文；宋健《明代广西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沿革考》（未刊稿）。
7嘉靖十一年刊印的《广西通志》卷27《兵防》记载添设两江兵备、府江兵备，并未出现“兵备道”一词，而节录的正德十五年广西按察使宗玺《右江道兵备题名记略》一文，已有“右江兵备道”称呼之萌芽，第369页；同书卷23《公署下》载有柳州府宾州“兵备道”、平乐府“兵备道”衙署，分别指右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说明时人已称作“兵备道”，第294、297页。
8万历《广西通志》卷7《建官志•按察司》记载“隆庆五年添设永宁兵备一员，兼抚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万历二十七年刻本，第40页上；据张任《各道职掌疏》一文记载，永宁兵备道并不兼抚夷使，《粤西文载》卷9《奏疏》，台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5册，第587页。
9任建敏：《万历本<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论明代两广总督地位的变迁与成书因由》，《文史》2021年第1辑；范玉春、蓝武所著《广西通史》明代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24--1633页；胡小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37-140页。
10本文完成后，又读到王雨、安宁等《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一文，该文认为政治地理学的学科特色是揭示权力与地理的相互关系，政治地理学重点考察“权力—空间关系”的两方面内容：一是政治与“权力—空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建构过程；二是“权力—空间关系”与地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空间表征，第一部分内容旨在揭示权力运作的复杂过程，深入剖析政治地理学中的“政治维度”，其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权力过程、权力机制，《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