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创业,黄忠鑫.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J].历史地理研究,2020,40(02):72-90+158.
明代兵备道1作为按察司的派出机构，一般由按察司的副使或佥事担任。2同督抚的设置情况类似，兵备道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往往因事而设，事毕即撤。从差遣到成为定制的过程大约比巡抚晚半个世纪。3随着兵备道趋于稳定，其在明朝中后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地方
管理制度。目前关于明代兵备道的研究较多，大都侧重研究其制度、职能，其中以谢忠志的研究最为全面，尤其对兵备道的源流、职能、与其他官员的关系做了深入论述。4另外也有一些兵备道在地域和个案上的研究5，但相对薄弱，尤其是对不设三司的南、北直隶这样省级
行政区缺少分合演变动机的详细探讨。
万历《大明会典》载南直隶有五个兵备道，即苏松常镇兵备道(或称太仓兵备道)、徽宁池太安庆广德兵备道(本文简称徽宁兵备道)、颍州兵备道(或称凤阳兵备道)、徐州兵备道和淮扬海防兵备道。6其中以徽宁兵备道在辖区、治所上变迁最为频繁。徽宁兵备道下辖包括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安庆府、广德州和应天府外六县(句容、溧阳、溧水、江浦、六合、高淳)，以及安庆卫、宣州卫、建阳卫7和新安卫。本文将这一位于南直隶西南区域的空间范围称为安庆、徽州地区，徽宁兵备道的形成和调整即在此范围内进行。崇祯十一年(1638年)，因剿灭农民起义的需要，又将庐州加入其中。李翼恒在《明代徽宁兵备道考》一文中重点论述了徽宁兵备道的职能与寄衔问题。8笔者则对徽宁兵备道分合演变进行梳理，兼涉驻地的考证，以期反映明代兵备道在安庆、徽州地区的演进过程，探讨朝廷经营地方的理念和地方社会变动对兵备道的影响。
一、安庆、徽州地区纳入兵备道管理的过程:从卫到府
明代兵备道最早设置在九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9随着全国军事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动乱的频发，各地相继设置兵备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正德间，流寇刘六等起，中原皆设立矣。至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10，安庆、徽州地区山地遍布，长江横贯其中，复杂的地理形势使得“江贼”与“矿贼”骚乱频发，甚至在嘉靖后期还有倭寇侵入。鉴于此，明廷相继设立的五个兵备道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
(一)凤阳兵备道的设立及其管理安庆等卫屯田凤阳府作为中都，对明朝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弘治年间(1488—1505年)南直隶各地相继设立兵备道，便是由凤阳府开始。嘉靖《颍州志》载:
弘治四年，颍州知州刘让以颍、寿为南北之冲，州卫犬牙相制，乃奏请添设兵备。初命宪臣史公俊、申公磐往扎寿州，十年移镇本州。11
颍州属凤阳府管辖。弘治四年(1491年)知州刘让以“州卫犬牙相制”为由意在说明州、卫驻地犬牙相制不利于管理。继而朝廷便任命史俊为此地兵备官。但是朝廷考虑在此添设兵备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明实录》载:
命河南按察司佥事史俊兼整饬凤阳兵备。初，颍州知州刘让奏，本州地广民豪盗贼窃伏，乞增设兵备官或问刑官一员。兵部覆奏，不必增设，宜敕俊兼理之，故有是命。12
为了应对“本州地广民豪盗贼窃伏”只是表层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兵部使河南按察司佥事史俊兼任整饬凤阳兵备，朝廷不愿在凤阳单独设立专管兵备的兵备道。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明廷才正式批准兵部的意见。
早在弘治三年(1490年)直隶巡按杜忠便上奏称:“河南佥事史俊奉敕提督直隶安庆等二十八卫屯种，向因住扎该省(河南)，巡历不便，以致屯政废弛，乞令移居凤阳。尚书李敏复准。”13可见，凤阳兵备的设立与屯种重心从河南转移到凤阳密切相关，早期是由“提督安庆等二十八卫屯种”兼任。《明实录》载弘治八年升户部员外郎申磐为河南按察司佥事，“提督直隶安庆等卫屯种，兼整饬兵备”14。第二任凤阳兵备申磐仍以提督南直隶安庆等卫的屯田事宜为主，整饬兵备为次。同时，整饬兵备的范围也由凤阳向外扩展覆盖直隶安庆等卫。这里没有明确记载“安庆等卫”究竟有哪些卫，顺治《颍州志》仅记“提督庐、凤、淮、扬四府，安庆二十八卫所屯田兼理刑”15，可以明确安庆卫此时首次被纳入兵备道管理系统。
(二)江防的构建与九江兵备道兼管安庆卫明朝对江防体制的构建从洪武初年就已经开始，但直到正统时仍仅限于南京附近。16长江沿线盗贼出没频繁，往往“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17。弘治十二年(1499年)八月兵部尚书马文升针对这一问题请设九江兵备道:
江西九江府，当长江上流，实荆南、江西之襟喉，南京之藩屏。比来湖广、江西盗起，沿岸亦有盐徒为患。请增设江西按察司副使一员，专理九江、安庆、池州、建阳等府卫地方，整饬兵备。18
九江兵备道在安庆、徽州地区节制的地域为沿江的池州府、安庆卫和建阳卫，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明朝对上江防的经营规划决定的。安庆与湖广、江西二省相接，西北靠山，东南临江，南与九江隔江相望，为万里长江的咽喉之地。长江水道自此以下江道大体顺直且宽阔，易于航行，因此历代将其作为南京门户。19明廷亦把安庆视为南直隶上江段的战略要地来经营。池州与安庆隔长江相对，且“国朝池阳不设卫”20，缺少军事力量，池州江防的重要性不如安庆。建阳卫在太平府内，距离九江则较远，其管理效果应不显著。
同年十月，监察御史陈铨以九江兵备欧钲为马文升旧属，弹劾马文升结党营私，孝宗随即裁撤九江兵备。21九江兵备仅设置两个月后即被裁撤，此后随着军事与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九江兵备道曾在正德六年(1511年)和嘉靖元年(1522年)两度设立，而安庆则与九江兵备时合时分，时隶时离，具体的过程夏斌已有详细的考证。2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安庆的府和卫是同名的，历次变化若言安庆，则安庆府和安庆卫指向不明。刊刻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南畿志》载:“江西按察兵备副使，驻九江，统制安庆、新安、建阳三卫并设于境外者。”23由此可以看出，九江兵备道节制的是安庆卫。也可发现最迟在嘉靖十三年，九江兵备道增管了建阳卫和新安卫，而新安卫则系首次纳入兵备道管理系统。池州府则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才归九江兵备道节制。
(三)太仓兵备道的设立及其管理新安卫和宣州卫苏松常镇兵备道的前身是太仓兵备道，其设立可以追溯到正德年间，据载:
江南之兵备设也，自今天子正德始。兵备之有官也，自弋阳谢公始……江南以宁，既受代去，天子以为明于江南之故。会有江上之师，用大臣议，设兵备于太仓州，乃自御史陟公为浙江提刑按察副使，莅太仓，凡水利、屯田、盐法、狱讼之类咸属焉，又听以法，纠察其属，文武吏之职不职者，而独以备名最重也……太仓当江海之冲，三吴之薮，而金陵之门户也。24
弋阳谢公即谢琛。嘉靖《太仓州志》载:“兵备道在州治东南，正德七年建……按察副使谢琛始刑名整饬兵备。”25其设立时间当是正德七年(1512年)。因驻于太仓，通常会以太仓兵备称呼，《明实录》将此兵备称为苏松兵备。26太仓为江海交汇之处，在此设置兵备道可以保障江南和南京的安全。苏松为明朝的财赋重地，事务繁杂，所以太仓兵备道也要带管水利、屯田、诉讼等职能。但不久，“(正德)九年，都御史王真奏革道”27。兵备道被裁撤后，弊端逐渐显现。嘉靖初年，“给事中曹槐、监察御史汪□、巡抚都御史吴廷举等皆以东南地广事繁，宜如正德间建立兵备官故事，相继上言”28请求复设，但朝廷都没同意。嘉靖十四年(1535年)针对复设兵备又展开了讨论。兵备道被裁撤后，“江贼”与“海盗”流动劫掠，使得官军疲于奔命。再加上昆山和太仓的高乡利益之争，昆山人朱隆禧进而提出“复道废州”之议，复设太仓兵备道。29据《明实录》载:
初兵科给事中朱隆禧言:州地滨海，祖宗时额建太仓、镇海二卫，设兵备官一员，以控制之。弘治间巡抚朱瑄疏建州治，而革兵备，事体不便。臣请复设兵备而裁革(州)治如故。兵部覆议:兵备宜后设，州治沿革应檄抚按官详议以闻。上乃命设兵备，州治不必革。30
朱隆禧所言祖宗时设置控制太仓、镇海二卫的兵备官，后弘治年间因建太仓州而革除的兵备，都并非本文所论述由按察司派出的兵备道，此处不作赘述。最终朝廷同意设立太仓兵备，同时又保留太仓州的建置。嘉靖十四年复设的兵备乃是正德七年设立的太仓兵备，重设的太仓兵备下辖范围和职能包括:
巡视地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新安、宣州七卫，兼理刑名、水利、捕盗、屯田，岁居太仓州外，水利、粮储各设一道，四府共三道。31
此次苏松兵备增加了常州和镇江二府，并将安庆、徽州地区的新安卫和宣州卫纳入，其中宣州卫是首次纳入兵备道管理。
(四)倭寇的侵扰与应天兵备道的设立嘉靖中后期，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支仅由六十余人组成的倭寇残部在浙江官军的追剿下窜入南直隶境内，由徽州经宁国、太平向北进犯，一度造成南京戒严。32为保障南京安全，同年七月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奏称:
应天等府地广，巡抚一人控制为难，乞添设兵备或巡抚，以便责成部议。添设兵备副使一员，于句容、溧阳、广德往来驻扎。选调建阳、宣州、新安三卫官军并所属民兵相兼操练，听督抚官调遣。33
张时彻等人建议设立的兵备道在句容、溧阳和广德三处往来驻扎。选调建阳、宣州、新安三卫官军，可见此时安庆卫尚未脱离九江兵备节制。随后，朝廷对此建议进行了批复:“迩者每遇贼警，所司不思设谋战守，辄议增官，随以无补罢之，殊为纷扰，且苏松浙江添官未为不多，选用匪人何能有济?所议姑允行，事宁具奏裁革。”34说明朝廷对于这种不思谋战守，遇事就增官的行为不满意。但事情紧急，还是同意了张时彻等人的建议，设立应天兵备道。35是年闰十一月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覆兵部尚书杨博所议《防守留都四事》，其中一项是:“(南京)附近之外军既属操江屯军，随屯耕战安庆。当长江流镇江逼苏松，倭患俱难再调。惟滁州、宣州、建阳、安庆四卫之军直属溧阳兵备整饬，俟警征发。”28溧阳为应天兵备驻地之一，溧阳兵备即应天兵备。此次管辖上对应天兵备有分割与增加，分出新安卫，增加滁州卫和安庆卫，可见此时安庆卫脱离九江兵备的节制，暂时纳入应天兵备管理系统内。
从上可以看出，嘉靖三十四年这次兵备道的设立是因为倭患。因广德、溧阳、句容都是南京周边的门户之地，应天兵备道在此三地往返驻扎，所以谈迁在《国榷》中依照《明实录》录为“(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壬子，增应天兵备副使，驻句容、溧阳、广德”36。应天兵备道可能在广德州驻扎次数较多，所以嘉靖《徽州府志》记为“查得先年广德州添设应天兵备道”21。因倭乱而设的应天兵备只是权宜之计，权力也只是调动卫所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南京的安全。后世方志和文集的编纂者根据后来趋于稳定的兵备道辖区来倒推此时兵备道的治所及所辖范围多违
历史真实原貌。37
(五)安庆卫回归九江兵备道与徽州府划入徽饶兵备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六月，安庆守备黄佐在江面被盗贼杀害，巡按御史董鲲言“江防汗漫，守臣易于推诿”，建议江防应该统一规划，并请以池州府及安庆守备并听九江兵备道节制，获得了朝廷的批准。38此时，安庆卫与池州府又归九江兵备节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工科给事中林命以“议革冗官，议裕国计，以舒民穷”为名上疏请裁撤应天兵备，亦得到朝廷批准。39此时，安庆、徽州地区除安庆卫与池州府外已无兵备道的管理。直到嘉靖末年，发生于浙皖边界的“云雾山矿乱”才改变了这一境况。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处州府遂昌县“矿贼”李见忠等一伙约一千五百人，打着“云雾山黑虎大王”的旗号，“逢县攻县，逢州攻州”，从遂昌县坑西等处，经过常山县攻至徽州境内，再回攻遂安县章村、常山县芙蓉等地。40甚至有一次“矿贼”攻入徽州府婺源县，焚烧县治后扬长而去。鉴于“云雾山矿乱”的规模逐渐增大，一些官员对于这次动乱如何平定以及平定后如何处置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给事中严从简请加浙江巡抚刘畿总督江、直军务职衔，责之剿荡。南京科道官员甄霈、刘庠等则请设兵备于徽、宁，兼管江、浙附近州县。应天巡抚周如斗则请增设兵备于严、衢，兼管饶、徽。疏俱下兵部议:总督宜暂设，事平即罢。兵备宜设于浙，以杜盗源，其云雾山矿洞宜严加封闭防守。兵备官事兼三省，仍禁，毋得参谒按抚，致废职业。上乃命陛(刘)畿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妨巡抚总督浙、直、江西军务，令亟征三省官兵剿贼。设兵备副使一员，总辖徽、饶、严、衢，驻扎衢州，封闭山场，禁止参谒。俱如拟。41
实际上，云雾山矿洞并不存在，它只是衢州府西安县铜山“矿徒”以云雾山为名在掩人耳目42，但朝廷还是对如何处理“云雾山矿乱”作了一番规划。首先是设总督，朝廷采纳了给事中严从简的建议，以浙江巡抚刘畿加总督江、直军务衔进行对“矿贼”的督剿，但事平即罢。因总督管辖军事范围大，朝廷对于设立总督一向比较谨慎，恐出现尾大不掉之患。
退而其次就是设置跨江西、浙江、南直隶三省的兵备道。张璁(1475—1539年)，曾任嘉靖内阁首辅，其言:“西北沿边防备多在巡抚官，东南防备多在兵备官”43，说明在东南地区的防备上，兵备道比督抚更加重要。但官员们对兵备道驻地的选择却产生了争议。南京科道官员甄霈、刘庠等认为兵备道应该驻在徽州、宁国一带兼管江、浙附近州县。应天巡抚周如斗则认为兵备道应该驻在严、衢一带兼管饶、徽。最终朝廷采纳了周如斗的建议，将兵备道驻地设在距离“盗源”较近的衢州。康熙《徽州府志》将该兵备道称为“徽饶兵备道”。44
此阶段是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形成阶段，各府卫分属不同的兵备，具有临时性，职能较为单一。兵备道仅仅管理某一府卫的某项事务而不能涉及其他事务，傅林祥释义为“兼辖”，并进行详细论述。45因“江贼”的动乱、朝廷经营地方的理念和官员的内部争斗，导致安庆卫与九江兵备道时隶时离。因倭乱而设的应天兵备道仅存七年，职能也只仅限于调动南京周边卫所的军事力量。池州府在弘治十二年短暂划入九江兵备道两个月，其后直到嘉靖三十七年才再一次纳入兵备道管理之下，可以看出池州府由于其不设卫所，后来成为安庆、徽州地区首个纳入兵备道管理的府。安庆卫、池州府和徽州府分属邻省兵备道的管理，使得本地区在面对贼乱、军叛，以及军务、政务等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安庆、徽州地区正式设立一个统一的兵备道便愈发重要。
二、徽宁兵备道覆盖安庆、徽州地区府卫
前文曾提及，嘉靖三十七年安庆守备黄佐在江面被杀，为统一规划江防，安庆与池州划归九江兵备道节制。但在面对一些军事问题上，九江兵备跨省处理起来有诸多不便，如隆庆六年(1572年)的安庆军乱便是一个事例。据载:
安庆官军乱，诏械指挥张志学等至京鞫治。先是，志学与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军粮事愈恨之，遂与指挥马负图、张承祖率舍余马应举等及家奴屯卒四百余人，闭城大噪，围府舍，欲杀志隆等。守备杨遇春不为禁，百姓汹汹，越三日，稍稍解散。南京兵部尚书王之诰等以闻，乃遣官校逮志学等，而赦屯军胁从者。已而南京守备太监张宏言，志隆稽误月粮，激变军士，又擅离职守，潜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国法。上乃命锦衣卫并逮治(志)隆于京师，讯之。46
安庆军乱发生后，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卤即“移檄经略安抚九江兵备，方入会城，邻府职官固无干涉，不得已委应天通判以行”47，从中可以看出九江兵备道在处理该问题上的局限性，其原因就在于安庆和九江分属两省，遇到一些难以处理又无关九江的事务，难免会以职权不明的理由而推诿。从最终处理结果上看，九江兵备道并没有介入安庆军乱的后续处理，而是巡抚张佳胤“委应天通判以行”，后又“诱诸武备而诛其渠魁，乱乃平”48。南京兵部尚书王之诰和南京守备太监张宏介入处理安庆军乱平定后的局面。
九江兵备道在处理安庆问题上的局限，促使着安庆再一次脱离九江兵备道的节制。据丁绍轼言:“隆庆末年安庆军叛，巡抚张佳胤奏设徽宁兵备道。”49关于张佳胤请求添设徽宁兵备道的具体缘由，可在《明神宗实录》所载张卤奏言中找到明确线索: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卤疏请复设应安徽宁池太广德兵备副使，言:应天等六府一州，幅员四千余里，山溪盘郁，江面辽阔，殊为要害之区。年来戎伍废弛，盗贼丛生。臣因备查:当嘉靖三十四年因倭奴之变专设应天兵备副使一员，驻扎广德州，上下相安，号称得策。至四十一年给事中林命始议裁革。徽州原不属金衢严兵备，至四十五年因矿贼由开化突掠婺源，浙抚刘畿始议分属。至以安庆属九江亦因都御史欧阳铎、御史宋茂熙等议，设应天守备，姑为迁就调停之计，实非确然久远之图。至今年春安庆事作，臣得报，即移檄经略安抚九江兵备，方入会城，邻府职官固无干涉，不得已委应天通判以行，幸赖朝廷威灵，反侧即安，事机旋定，不然将骚动地方，不无费事。夫鉴之往昔，征之见事，则此一兵备诚不可不急为地方复设，以图万全。乞敕该部计处，照旧复设按察副使一员，专司兵备关防字样，易以徽宁，驻扎处所移于池州。其安庆、徽州旧属江、浙遥制空名，悉皆罢去，庶事有责成，法无废坠。应天巡抚张佳胤亦以为言，俱得旨下部。47
张卤请设徽宁兵备道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本区域所面临的形势。安庆、徽州地区地域辽阔，地貌复杂。朝廷没有设立专为的兵备官驻于本区域内进行管理，而是以应天巡抚、操江御史和南京六部等官巡回监督与管理。正如《国朝典汇》中载:“有地方四千里而无一宪司以钤束之者”48，年久必然导致“戎伍废弛，盗贼丛生”的现象。此时便迫切需要一个兵备官常驻此地进行管理，以便维护地方社会正常运行。
第二，安庆和徽州因紧急事件而划属江西和浙江两省兵备道兼管，规定的职权也仅限于应对某一段时间的紧急事件，待事件平息后，职权指向不明，易造成地方官之间的互相推卸责任。此弊端已在安庆军乱中呈现端倪。而徽州在隶属徽饶兵备道之后，也出现“矿贼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50的情况。可见安庆和徽州在由邻省兼管后，逐渐出现“遥制空名”的现象。
第三，张卤找到设置徽宁兵备道的历史依据，即嘉靖三十四年设置的应天兵备。应天兵备道的职能在当时主要是调动卫所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南京的安全，即便如此，也出现“上下相安，号称得策”的美誉。当然，也不能排除张卤希望自己请设徽宁兵备道的奏言获得朝廷同意，从而夸大言辞。
与此同时，应天巡抚张佳胤也认为徽宁兵备不可不设。他还进而指出太平府和广德州由于缺少兵备道管理而导致种种弊端:
广德州原系直隶，别省虽有此等州分，然皆统于布、按二司。广德僻处一隅，无人统辖。今该州群吏用事，颓弊日深，负逋习顽，有同化外。臣每见该州文移倒置，欲驳无从，不得已而批行。临府亦终掣肘，不服拘提，则兵备之设，何可无也?况今东南习俗，日就薄恶。即如太平府军民，于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内因派木份，纠众呼噪，打进府堂，拆毁民房。后因和解，竟隐其事。太平素称淳郡且然，他可知矣。臣历官北直隶并在外省分见数百里之内守、巡、兵备棋布星列，岂有地方环四千里而无一宪司。51
由于广德州地理位置在南直隶境内较偏，且缺少一般省份布政司、按察司的统辖，已造成行政管理空白，形同“化外之地”的问题。“素称淳郡”的太平府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发生军民呼噪入府，大搞破坏的恶况，之后仅仅以和解了结此事。张佳胤之前曾在山西、河南、云南、广西和北直隶等地任官，见“数百里之内守、巡、兵备棋布星列”，并曾经担任大名兵备副使52，亲身感受到兵备道对于地方治理的必要性。由此还可看到，兵备道已经广泛在全国各地设置，安庆、徽州地区的兵备道也势在必行。朝廷最终同意二人的建议，于隆庆六年设立徽宁兵备道。至此，安庆、徽州地区的所有府州和卫所都在徽宁兵备道的管理下。
徽宁兵备道的驻地定于池州也颇有深意。一方面，因池州不设卫，“隆庆间创设兵备道，叔吉乃招新兵六百人为中军，复创营房居之”53。正是因为徽宁兵备道所辖的其他府境都有卫，而池州府没有，这就显得池州府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创立池阳营作为徽宁兵备道的直属军队，以填补无卫所的空白。另一方面，池州在徽宁兵备道辖区内位置适中，位于长江南岸，便于沟通江岸地带和皖南低山丘陵，居中调控。基于这两点，朝廷将徽宁兵备道驻地设于此地，且徽宁兵备道也一度被称为池州兵备。54
隆庆六年设立的兵备道，即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录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徽宁池太安庆广德兵备道:
徽宁池太安庆广德兵备一员，驻扎池州，管辖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五府，广德州，句容等六县，及新安、建阳、宣州、安庆各卫所。堤防江贼、矿徒。50
句容等六县，为应天府下辖县。这些县的寄属问题在洪武年间的按察分司道就已出现，《明太祖实录》载:“京畿道治太平、宁国二府，广德州，句容、溧水、溧阳三县。”55句容、溧水、溧阳是应天府属县，却与太平府和宁国府组合为一个按察分司道。再加上嘉靖朝应天兵备曾驻句容、溧阳，管理徽宁兵备道辖区内的卫所，都体现了六县与安庆、徽州地区联系的紧密性，为这次徽宁兵备道管理应天府属县开启了先例。此时又将位于应天府江北的江浦县、六合县以及高淳县纳入徽宁兵备道的管理下，与句容、溧水、溧阳三县并称为应天府外六县。至于江宁和上元，是应天府的附郭县，即南京城，未纳入徽宁兵备道管理体系。另外，材料中对徽宁兵备道的职能仅提到了堤防“江贼”和“矿徒”两项，以后又衍生出征税、词讼、修葺城池、督粮漕运、文化教育、盐法和驿传等职能，这些职能的完善可以看出徽宁兵备道已经具有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质。
在地方行政系统中，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一文即是将兵备道作为督抚的附属机构研究。罗氏认为督抚和兵备道都是源自洪熙、宣德年间的文人参议军事，而后兵备道逐渐成为督抚的附属机构。56万历《大明会典》将其记载在《督抚兵备》一节中的应天巡抚之下，可见徽宁兵备道是应天巡抚的下级机构。南直隶巡按与应天巡抚并称“两院”，也是徽宁兵备道的上级机构，这点在后文中会有体现。谢忠志针对兵备道在地方制度上的地位中，就全国整体情况对兵备道与守巡两道、督抚、巡按御史和宦官的关系展开了大致论述。57而南直隶的特殊性在于除了以上机构，还依照本省实际情况设置了一些其他省没有的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与徽宁兵备道的隶属关系，体现出徽宁兵备道在地方上的独特之处。万历三年(1575年)题准“每年照防秋事例，通行各兵备道每年将滨江府卫守备把总、各府江防，各卫巡江等官贤否勤惰从实开报操江衙门，再加查访”58。可见徽宁兵备道辖区内沿长江地区的府卫江防要受操江御史节制。另外，“凡巡上江旧差御史一员，自龙江关上至九江，嘉靖七年题准兼督安庆等军卫有司擒捕盐徒……按属地方，一辖宁太、徽安、颍州、九江四道”59。明廷将巡江御史以龙江关为界，划分为上巡江御史和下巡江御史，以统辖的兵备道为单位划分管辖范围。材料中的宁太和徽安两道即是徽宁兵备道分道后结果，后文会详述。从上可以看出徽宁兵备道还受巡江御史、操江御史等划分信地的御史官节制。
随着徽宁兵备道在安庆、徽州地区的正式确立，在该地区逐渐形成以“抚/按—兵备道—府/卫—县/所”为主的四级地方行政体系。兵备道受多头机构管理，反映了明朝廷在地方制度的探索中，既不愿让巡抚过度集权节制兵备道，又需要对地方相同事务统一规划以期专一管理的理念。正是在专一管理的理念影响下，徽宁兵备道在明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割与调整。
三、徽宁兵备道的分割与调整
作为特殊的地方管理制度，徽宁兵备道自隆庆六年设立以后并不稳定。因明代中后期地方形势的演变，治理重点的不断转移，从而造成驻地和辖区的变化。徽宁兵备道的分割调整，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一)万历三十九年分道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左右，徽宁兵备道的治理重点似乎转移到宁国和广德州一带。乾隆《江南通志》载，“万历三十六年议治宁国、广德各半载”60。此次建议未知实行与否，但却为以后的分道提供了初步
方案。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应天巡抚徐民式提议:
以徽宁兵备辖地太广，奏添设道臣于
广德，辖宁国、太平、广德及应天外六县，而池州旧驻者辖徽、池、安三府。61
后世许多方志将徽宁兵备道分道时间定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62，并不可取。其实朝廷在三十九年当年就批准了徐民式的建议，十二月“铸给宁太分巡兵备道关防一颗”63。宁太既铸给关防，说明此时已分两道。朝廷任命道臣当在万历四十年左右。《丁清惠公遗集》载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初十的奏疏，称张九德为徽宁兵备副使。64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九的奏疏则已改称张九德为徽安兵备副使。65奏疏具题时间在奉旨之前，说明其时徽宁道已经分道，张九德的兵备副使身份从“徽宁”改为“徽安”。
分道后徽安道的驻地延续徽宁道驻地，即徐民式所言“池州旧驻”。宁太道的驻地则出现移驻的情况。先是徐民式奏议“添设道臣于广德”，作为分道后宁太道的驻地。康熙《徽州府志》亦载:“徽宁分设两兵备道，一为徽安道，驻扎池州。一为宁太道，驻扎广德。”66其后可能因广德处于地僻一隅，将宁太道驻地迁到辖区内地理位置偏向居中的宁国。《南京都察院志》载:“宁太广兵备驻扎宁国。”67此宁国并非宁国县，因宁国县地处宁国府东南边境，与浙江接壤，距离太平府和应天外六县略显遥远。《肇域志》也载其驻于宁国府内。68《南京都察院志》刊刻于天启三年(1624年)，则宁太道移驻的具体时间最迟为天启三年。据此，徽安道、宁太道之驻地和辖区69，如图1所示。
图1 天启三年徽安道、宁太道的驻地与辖区
资料来源:底图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
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明·南京(南直隶)”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47—48页)，后同。
通过图1可以看出，宁太道各府州以宁国府为中心呈组团分布状态，反映了治理重点的集中性。徽安道则地跨长江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仍旧保持了原先徽宁道的特征，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又催生了兵备道的调整。
(二)崇祯五年分道康熙《徽州府志》载:“崇祯四年辛未，御史金兰题准改徽安道为徽宁道，以徽宁接壤沿途多盗，分辖难尽捕诘也。”70徽州府和宁国府由于
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唐代的“宣歙”时，便被视为一个文化整体。55自明中叶开始，徽州商帮以一大批富商大贾为中坚力量而蓬勃发展起来。71《天下水陆路程》载徽州府到苏州和芜湖的商路都要经过宁国府境内。72因此宁国商人在因自然环境而被迫从商之外，也受到称雄天下的徽商的强烈影响和带动，最终形成“徽宁商帮”64。徽宁商帮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需要，认为明政府将徽州府和宁国府分属于不同道管理不妥，于是催生了明政府在崇祯五年(1632年)进行兵备道调整，即将原徽安道的徽州府与宁国府和广德州组合为徽宁道(为区别于隆庆六年的徽宁兵备道，以下统称为新徽宁道)。
“题准改徽安道为徽宁道”中的“题准”为已经批准。但《度支奏议》载，徽安道和宁太道同时最后出现的时间是崇祯五年八月73，则新徽宁道设置的时间最早应在崇祯五年八月以后，兵备道的驻地也移驻
旌德。乾隆《旌德县志》载，“按旌邑路通徽郡，为右江陆路要道，环邑皆山，商旅戒严。崇祯五年间特请移兵备道驻旌，统辖领二千余兵，辖徽、宁、广二府一州”74。旌德县位于宁国府南缘，与徽州府绩溪、歙县在地缘上犬牙交错，地理位置处于皖南低山丘陵之中。由于路通徽宁二府，成为“右江陆路要道”，更有“实徽宁之孔道，亦东南之奥区”的称呼。75因此将新徽宁道驻地设在旌德有利于调度两府一州兵备。
新徽宁道在此后趋于稳定，也会出现道臣临时移驻某地练兵的情况。崇祯九年(1636年)，“(新徽宁)道臣侯安国抚缉绸缪，驾轻就熟，士民戴之。今春移驻芜湖，训兵饬防”76。芜湖乃太平府属县，非新徽宁道辖区。这次新徽宁道暂移芜湖，应该是农民军侵入安庆一带，新任安池道臣史可法无法抽身，所以由新徽宁道暂代。
原属徽安道的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州合并为新徽宁道后，安庆府、池州府等其他府县则组合为新的兵备道。崇祯九年刊刻的《皇明职方地图》记录了池安道的情况，书中《南直隶职官表》“池州”处标明“兵备。整饬池安太道兼句容六县江防”77。如图2所示，
安庆府、池州府与太平府、应天外六县组合为池安太道，驻于池州，简称池安道。后移驻安庆则称安池道，实为一道。为便于行文，下文统称为池安道。
图2 崇祯九年新徽宁道、池安道的驻地与辖区图
通过图2可以看出池安道下辖的三府和应天外六县区域都是沿江分布，其职能在《皇明职方地图》中标为江防。而这一时期最大的江防问题就是要面对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军大起义。由于农民军的势力不断侵入长江沿线，朝廷为应对战事相继设立芜湖户部钞关、督饷户部侍郎和安庐巡抚等职，促使池安道的驻地发生了多次迁移。
第一次从池州到安庆。明末爆发于陕西的农民起义仅仅几年就蔓延中原各地。崇祯七年(1634年)，农民军纷纷汇入河南，引起了周边地区的恐慌，应天巡按官不得不考虑应对措施。五月，“应天按臣李右谠巡历安庆，安池道臣王公弼奉旨移驻安庆”69。因池安道只有安庆孤悬江北，没有长江天堑，因此将池安道移驻安庆加强该地防备。
第二次从安庆到池州。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汇入河南的农民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商量下一步出路。70之后，以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东进皖北，攻陷中都凤阳，焚皇陵后南下，攻入安庆、庐州地区，明军最终在巡抚张国维的带领下，击退张献忠等部。该年年底张献忠等部又进入陕西，安庆地区“流贼”之乱暂时平息。61后来张国维指出池安道移驻安庆的弊端:“(崇祯九年五月)该道(安池道)近自池州移驻安庆，若以江北而制江南之五郡一州，鞭长难及，万一风鹤再惊，谁为就近控驭者，是可不深虑乎?”78张国维担心池安道迁驻安庆后，无法兼顾到江南地区的“五郡一州”，江南地区面对突发事件时难以处理，于是将池安道迁回池州，所以在崇祯九年，《皇明职方地图》将池安道驻地标在池州。
第三次从池州到芜湖。明廷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设立饷部，驻池安道衙门，改池安道为池太道，驻芜湖县”79(此时未改池太道，详见第三小节论述，应为池安道移驻芜湖)。因饷部驻池安道衙门，于是池安道驻地从池州迁往
芜湖。
第四次从芜湖到池州。饷部设于池州后，“寻又移驻督饷于九江，复为本道治”80，于是池安道驻地又迁回池州。
第五次从池州到芜湖。自崇祯八年张献忠入侵安庐地区以后，常有小股农民军不断侵扰。崇祯九年九月，二十余万农民军沿江长驱而下，安庆传来警报。81左良玉被调往平乱，随后朝廷添设安庐巡抚82，用来协调全局平乱。安庐巡抚以此池安道署为都察院，仍移池安道驻芜湖。80因崇祯五年池安道成立后驻地迁移频繁，兹列其驻地的变迁见表1所示。
表1 池安道驻地变迁表
资料来源:[明]张国维:《报溧阳焚抢疏》《留徽道参池江防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12、180页;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三《职官志·文职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第809页;康熙《贵池县志》卷四《官制·公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84号，第353页;《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第7016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池安道的江南区域，芜湖已经取代池州成为道驻地的新选择。为何崇祯年间芜湖成为池安道和池太道的驻地，甚至在崇祯九年(新徽宁)道臣侯安国也要暂时移驻芜湖?因为芜湖位于长江和青弋江交汇处，是长江中上游各省与江南地区的水运枢纽。据明初人黄礼记言:“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83，因此成化七年(1471年)明政府在此设工关榷税。崇祯三年(1630年)，政府因度支益绌而在芜湖设立了新的户部钞关，芜湖出现了正式税收体制内“一地两关”的现象。两关并存后，芜湖榷关的岁课迅速增长，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经费84，芜湖的地位也因此愈加重要。并且在崇祯八年以后，芜湖沿江也经常处在农民军的威胁之下。保障榷关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兵备道的驻地迁移于此的重要原因。
由于徽宁商路盗贼频发，促使朝廷对徽安道和宁太道进行调整，使徽、宁二府划为一道。调整后的两个兵备道有不同的应对重点:新徽宁道多为山区地带，重点在于打击山贼，保护商帮运营;池安道则呈现出沿江分布的格局，重点在于维护江防，抵抗农民军的侵扰。与此同时，芜湖和旌德这两个地方在崇祯时期地位愈显重要，频繁成为兵备道驻地。随着农民起义的愈演愈烈，兵备道的调整完全放在抵抗农民军前线的池安道。而安庐巡抚的设置，将庐州府纳入安庐巡抚辖区，便又催生了新一轮的兵备道调整。
(三)安庐巡抚设立后兵备道的调整安庐巡抚以安庆、池州、太平、庐州四府为基本辖区，再兼辖周边邻省若干州县。85庐州纳入安庐巡抚辖区内，必然也要考虑将其纳入兵备道的管理体制下，这就需要对安庐巡抚下辖地区的兵备道进行重组。
池安道本辖池州、安庆、太平三府，将池安道改为池太道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安庆分出，与庐州组成安庐道的过程，但并不是立刻就将池安道改为池太道。张国维的《抚吴疏草》中，安池道的记载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初一具题的《擒溧阳大盗疏》中依然存在。此后在崇祯十一年九月具题的《叙六合城工疏》首次出现池太道，首任道臣为张士第。张士第即明确提及其下辖范围:“道属池、太二府，句容六县，旧设乡兵，以县之大小为差”86，即池太道下辖池州、太平二府，应天外六县，驻于芜湖。87
至于安庐兵备道，在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具题的《整搠入援疏》才首次出现，则表明最早在崇祯十一年四月，安庆巡抚下辖安庐和池太两兵备道的格局才形成。清代文集和方志大多将安池道与安庐道搞混，关于文集《孑遗录》和《全桐纪略》对于崇祯八年改安池道为安庐道的误载，夏斌已有详细考证。88但关于安庐道驻地，《孑遗录》亦有可取之处。其文载:“池在江南，安在江北。当贼乱时，池悬隔大江，不罹贼祸。于是朝议改安池道为安庐道，驻庐州。”89当时农民军主要在长江以北，安、庐一带作战。池州由于长江的阻隔，没有遭到农民军劫掠。但要应对江北安、庐二府的战事，其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敌后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朝廷将安、庐并为一道，驻于庐州方便调控。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抚吴疏草》中发现一些关于安庐道驻地的线索。“随据安庐道、安庆府各塘报，流贼已至蕲、黄，渐破安庆，各报到臣。”90因安庐道是安庆府的上级部门，一般公文是由安庐道呈据某某府上报91，当然不排除紧急情况下府衙直接上报的可能。安庐道和安庆府各发塘报汇报给应天巡抚张国维，说明安庐道可能不驻安庆，安庆府衙因事发突然直接上报巡抚衙门。另外，“又据署安庐道事，庐州府知府王虚白呈称……”92，庐州知府自然只有在庐州才能署安庐道事。因此，安池道调整为安庐道后驻地设在庐州。
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原在安庐地区围剿农民军的左良玉因有另一股农民军出川突然进入郧阳、襄阳等处，遂紧急赶往郧、襄地区。卢九德因河南巡抚请援也离开安庐地区。朝议认为:“皖抚新设，兵单势弱，不能控驭各属，因于太湖增兵备道，名安湖道，而以前任太湖令杨卓然治其事。”93
但安湖兵备道辖区范围不详，疑仅辖太湖县及周边地带。本文论述的兵备道是介于抚按与府卫之间的行政机构，安湖兵备道以一县之地，且又在安庐兵备道辖区内设立，可视为紧急情况下设立的一种特殊兵备道。至此，安庐巡抚下辖安庐、池太、安湖三兵备道，再加上新徽宁道，分布状态如图3所示。安庐道重心在江北，职责是保护长江以南区域，对农民军始终没能突破长江防线占据江南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安庐道的驻地始终在安庐北部地区的前线一带迁移。通过图3还可以看出，农民军若从庐州府西北攻入，则六安州首当其冲。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卷土重来安庐地区，攻打六安:
十五年壬午五月，(六安城)为贼革里眼袭，八月又为贼张献忠用地雷轰陷，杀戮殆尽。城楼灰烬所存旧堵仅百十之一。冬，安庐道张公亮移守六安。94
张公亮移守六安时，还专为修建安庐道署。“六安营署在(六安)州治东，本安庐道署。明末添设安庐兵备道，以永嘉祠军储仓地基创建道署。”95之前的池安道曾因农民军的侵入而一度将驻地跨江移至江北的安庆。如今为应对农民军，保护江南与南京，安庐道的驻地一直在江北前线一带迁移。
与此同时，池州缙绅王建和等在面对贼势汹汹的压力下，请求池太道驻地从芜湖迁回池州，据丁燿所作《池郡缙绅王建和等公请顾韵弢(元镜)道台驻池书略》一文:
图3 崇祯十二年新徽宁道、池太道、安庐道和安湖道的驻地、辖区图
注:安湖道辖区所在的太湖县地域范围根据康熙《太湖县志》等资料大致推测。
夫江北贼猖，宜以皖郡为重。今势逼江南池阳，宜亟图防御也。且池阳营兵调发皖郡矣，驻池，部堂移之楚中矣。宪台合还池署，以复祖宗朝旧典……向以祸在江北，尚可恃长江天堑。苟一旦衅起池阳，则陪京何所恃哉?但今宪台临池还镇，事必奏闻，未敢擅渎，容同孔阁学、郑少保控诸两院，力图题请，先此布闻。96
池阳营兵是保卫池州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今却调到安庆，致使以王建和等为代表的池州缙绅以“宪台合还池署，以复祖宗朝旧典”为理由请求道臣顾元镜移驻池州，甚至还发出“一旦衅起池阳，则陪京何所恃哉”的疑问。然后王建和等“合孔阁学贞运、郑少保三俊言于两院，奏准复驻池州”。不过此时，顾元镜已经离任，由程世昌继任，驻于池州。继而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左兵南下”之乱中，池州得以保全。光绪《贵池县志》赞之为“世昌之功，亦邑绅之力也”97。
在此阶段，随着战争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安庐巡抚设立，地方兵备道又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动。一方面，将庐州纳入安庆、徽州地区内统一规划，表现出徽宁兵备道北进的趋势。另一方面，崇祯十二年在安庆境内又设置安湖兵备道，既反映了朝廷围剿农民军的举措，又反映了兵备道制度的进一步紊乱。
通过对三次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割与调整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变动与军事形势变化对于兵备道调整的作用。万历后期，徽宁兵备道以宁国、广德为治理重点，故而分驻之议和分道结果都以此为重心。后因徽宁商路盗贼频发，兵备道治理重点南移，朝廷设立了新徽宁道。崇祯七年后，农民军不断侵扰安庐与沿江地带，这个区域的治理重点先西移长江沿线分布的池安道，表现为池安道驻地在长江沿岸的频繁迁移。崇祯十一年以后，治理重点西移至安庐地区，集中表现为安庐巡抚、安庐道和安湖道的陆续设置，以及安庐道驻地在前线一带的移动。
结语
明朝中后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社会有力的控制与监督。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明廷必须不断调整地方管理制度来应对军事、政治形势和地方社会的变化。南直隶西南地区临长江，靠大山，一直受到“江贼”“矿贼”和山贼的侵扰，甚至还出现了倭寇之乱和农民起义。这些动乱正是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的时代背景。
明朝南直隶作为一个特殊省级机构，不设布、按二司，明前期如遇地方重要事务，多是分派六部和都察院官员处理。安庆、徽州地区的兵备道初设时是以节制卫所为主，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则以管理府州的军事力量和营兵为主，继而逐渐向府州行政系统渗透，并最终取代六部和都察院等成为地方治理的主体机构。这一区域设置的兵备道对南直隶提高政府机构行政效率、抵御外来侵略和平定内乱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安庆、徽州地区这种地貌复杂的区域内，明代中后期兵备道的多次分割与调整体现出一种不稳定性。同时也应注意到，徽宁兵备道自设立后就没有被废除过。其之前的各个兵备道当时多以某某兵备相称，后期调整的各个兵备道则经常以某某道相称，反映出愈加稳定的态势，而且附属的地方管理职能也愈加全面，这是省制确立以来中央政府在加强这一区域地方管理方面所做出的新的制度探索与创新。这些兵备道后来被清朝所继承并发展，为清朝的道成为省府之间的准政区提供了制度基础。
另外，应天府外六县一直都在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管辖范围内，密切的联系使得清朝江南分省后，安徽省会初驻于南京成为可能。地理位置处于江北的安庆在安庐道设置以前却始终与江南府州联系紧密，或许又是清代安徽省会迁驻安庆的重要原因。
注释
1明朝的道分为很多种,按所属部门分有布政司派出的分守道、督粮道和督册道等,有按察司派出的分巡道、提学道、清军道、邮传道、水利道和兵备道等。其中分守道、分巡道和兵备道属于分区性质的道;督粮道、提学道、清军道、水利道等属于业务性质的道,专理一事。方志远指出兵备道在崇祯年间遍布各地,取代当地的分巡、分守道,兼辖其他道的职能成为道的主体。参见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2兵备道官员后期会经常出现布政司副官参政和参议担任,文献中出现某某兵备副使、兵备佥事和某某省左右参政或左右参议某某道都可视为兵备道。除此之外,兵备道还以兵宪、道臣、整饬兵备等相称。如果分巡道兼兵备道或兵备道兼分巡道则称兵巡道,兵备道兼粮储道则称兵粮道,兼盐法道则称兵盐道。
3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第316页。
4(1)何珍如《明代的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杨武泉《明清守、巡道制考辩》,《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张小稳《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何朝晖:《明代道制考论》,《燕京学报》1999年第6期;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以文驭武的国策与文人知兵的实练》,明史研究小组2002年印行。
5(2)耿少将《明代羌族地区兵备道考》,《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李鹏飞《明代蓟州兵备道设立时间考》,《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韩帅《明代的天津兵备道》,《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夏斌《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建置考述——以兵备道和巡抚的设置为中心》,《历史教学》2018年第20期;赵树国《明代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道考论》,《兰台世界》2011年第1期。
6(3)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八《兵部一一·督抚兵备》,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881页。
7(4)郭红根据《明太宗实录》《大明一统志》和嘉靖《建宁府治》推测,洪武十九年建宁中卫改设为福建行都司下的建阳卫,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改调至南直隶太平府,新设建阳卫,参见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
区划通史·明代卷》第2编第4章《中军都督府都司卫所建置沿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4页。
8(5)李翼恒《明代徽宁兵备道考》,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18年版,第55页。南直隶没有布按二司,故由布按二司派出兵备道寄衔于邻省。另外,阿风《明代“兵备道契尾”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一文也涉及徽宁兵备道建置的情况。
9(6)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东北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1期。
10(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二《司道·整饬兵备之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9页。
11(1)嘉靖《颜州志》卷一三《传一·命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5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947页。
12(2)《明孝宗实录》卷七二“弘治六年二月辛丑”条,《明实录》第29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印行,第1346页。
13(3)[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三八《屯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14(4)《明孝宗实录》卷一〇七“弘治八年十二月癸丑”条,《明实录》第30册,第1950页。
15(5)顺治《颍州志》卷一《郡纪》,《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16(6)从洪武到嘉靖中期,操江武臣、操江都御史和上下巡江御史不断设立,江防信地的划分,江防体制逐渐趋于完善。参见苏辰、罗东阳:《明代南直隶兵防体制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7(7)《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辛未”条《明实录》第22册,第424—425页。
18(8)《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弘治十二年八月己酉”条《明实录》第31册,第2721页。
19(1)嘉靖《九江府志》载“九江、安庆二郡为东南要冲,水陆辐辏,江湖交流,控楚蜀,扼吴越,为南畿上流之喉襟,历代有国家者咸以此地为重镇。”嘉靖《九江府志》卷九《公署》,嘉靖刻本,第4 b页。
20(2)万历《池州府志》卷二《建置志·营伍》,《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3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21(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子”条,《明实录》第31册,第2760页。
22(4)关于九江兵备的形成及兼管安庆的过程,参见夏斌《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建置考述——以兵备道和巡抚的设置为中心》,《历史教学》2018年第20期。
23(5)嘉靖《南畿志》卷三《总志·戎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45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24(6)[明]陆深《江南新建兵备道记》,《陆文裕公文集》卷一,[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7—1558页。
25(7)嘉靖《太仓州志》卷三《兵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0册,第199—200页。
26(8)“命苏松兵备副使谢琛、浙江佥事吴希由分管水利。”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九八“正德八年三月辛卯”条,《明实录》第35册,第2055—2056页。
27(9)崇祯《太仓州志》卷一〇《兵防志·兵备道》,明崇祯十五年初刻清康熙十七年补刻本,第55a页。
28(1)嘉靖《太仓州志》卷三《兵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0册,第200页。
29(2)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0(3)《明世宗实录》卷一七八“嘉靖十四年八月癸卯”条,《明实录》第42册,第3831—3832页。
31(4)崇祯《太仓州志》卷一〇《兵防志·兵备道》,第55a—55b页。
32(5)[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页。
33(6)《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四“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壬子”条,《明实录》第46册,第7351页。张时彻此年还曾请旨《慎防守以安重地疏》,“以安庆、池州为一道,徽宁太平兼应天府属县为一道,各设兵备一员”,但朝廷似未批准。参见[明]张时彻《慎防守以安重地疏》,[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第2539页。
34(7)《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四“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壬子”条,《明实录》第46册,第7351页。
35(8)嘉靖《徽州府志》载“嘉靖三十一年因倭寇,设广德兵备副使,至四十三年革。”意为应天兵备嘉靖三十一年设,嘉靖四十三年革。按说嘉靖《徽州府志》于嘉靖四十五年所刊,前几年发生的事不可能出现信息获取上的失误,可能个位数记反了,一作三,三作一。本文以《明实录》为准认为其是三十四年设置,四十一年裁撤(嘉靖《徽州府志》卷三《监司职官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71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36(1)《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九“嘉靖三十四年闰十一月癸亥”条,《明实录》第47册,第7409页。
37(2)[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壬子”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56页。
38(3)嘉靖《徽州府志》卷一一《兵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718号,第152页。
39(4)如万历《宁国府志》载“嘉靖中,以东南倭患,置整饬徽宁五郡兵备按察司副使一员,治广德”(万历《宁国府志》卷一一《防圉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9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55页);乾隆《江南通志》云“嘉靖三十四年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三《职官志·文职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09页)道光《歙县志》已经发现这个问题“《通志》嘉靖三十四年设兵备道,辖安徽宁池太广六属,治广德,四十一年罢。所属与《明志》异”,但没有进行解释(道光《歙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71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40(5)《明世宗实录》卷四六〇“嘉靖三十七年六月癸巳”条,《明实录》第47册,第7779页。
41(6)[明]张佳胤:《请复重地宪臣以图治安疏》,[明]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一《奏议五·江防类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759页。
42(7)[明]刘畿:《督抚疏议》卷一〇《咨复兵部封禁云雾山》,明隆庆元年刻本,第13b页。
43(1)《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庚申”条,《明实录》第48册,第8949—8950页。
44(2)云雾山矿洞其实并不存在的情况,参见邱仲麟《另一座封禁山——明清浙赣交界云雾山的采木事件》,《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45(3)[明]张璁:《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七,第1804页。
46(4)康熙《徽州府志》载“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四月改广德兵备道为徽饶兵备道,分司于衢州,备山寇,募民兵为役。”(康熙《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23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康熙《徽州府志》将其记载为徽饶道尚可取,但将广德兵备改为徽饶兵备则误。
47(5)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8(1)《明穆宗实录》卷六八“隆庆六年三月己酉”条《明实录》第50册,第1646页。
49(2)(5)《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午”条,《明实录》第51册,第36页。
50(3)(6)[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三《兵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20页。
51(4)[明]丁绍轼《丁文远集》外集卷四《兵备》,《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页。
52(1)[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三《兵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6册,第420页。
53(2)[明]张佳胤:《请复重地宪臣以图治安疏》,[明]孙旬辑《皇明疏钞》卷四四《舆图荒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54(3)冯雁雯:《张佳胤年谱》,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5(4)万历《池州府志》卷二《建置志·营伍》,《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35号,第237页。
56(5)“隆庆六年二月,安庆卫指挥马负图等乱,巡抚张佳胤平之,诛首恶六人,于池州遂奏立池州兵备”([明]丁绍轼:《丁文远集外集》卷四《兵备》,《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第704页)
57(1)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八《兵部一一·督抚兵备》,第1881页。
58(2)《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七“洪武二十九年九月甲寅”条,《明实录》第5册,第3593页。
59(3)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东北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1期。
60(4)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以文驭武的国策与文人知兵的实练》,第133—160页。
61(5)[明]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卷九《职掌二·操江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237页。
62(6)[明]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卷一三《职掌六·巡视上江职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392页。
63(1)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三《职官志·文职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第809页。
64(2)[明]丁绍轼《丁文远集外集》卷四《兵备》,《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第698页。
65(3)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237号,第223页;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三《职官志·文职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第809页。
66(4)《明神宗实录》卷四九〇“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壬午”条,《明实录》第62册,第9224页。
67(5)[明]丁宾《岁终类报功次叙录文武职官疏》,《丁清惠公遗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68(6)[明]丁宾《保留府佐官员疏》,《丁清惠公遗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76页。在《循例荐举方面官员疏》中记“宁太兵备道浙江右参政饶景曜”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奉旨,第77页。
69(7)康熙《徽州府志》卷三《秩官志·监司职官》,《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237号,第463页。
70(8)[明]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卷一二《职掌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349页。
71(9)[明]顾炎武《肇域志》卷二《江南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72(1)[明]徐必达、施沛等《南京都察院志》卷一二《职掌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第349、351页。据茅元仪《武备志》载,天启元年时,建安、宣州、安庆、新安四卫都属于徽安道管辖。按茅元仪所著为个人著述,权威性不如南京都察院官员编纂的一手资料,但也不能排除建安、宣州二卫曾暂属徽安池道的可能性(参见[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九〇《占度载》,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7897页)。
73(1)康熙《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建置沿革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237号,第223页。
74(2)李甜《“唇齿相依”:传统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的地域关系》,《徽学》第9辑,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75(3)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76(4)[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七《苏州由广德州至徽州府水陆》、卷八《芜湖县至徽州府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第551、559页。
77(5)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8(6)[明]毕自严:《旧饷出入大数疏》,《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79(7)乾隆《旌德县志》卷二《建置志·武备》,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刻本,第20a页。
80(8)乾隆《旌德县志》卷一《疆域志·形胜》,第9a页。
81(9)[明]张国维《留徽道参池江防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82(10)[明]陈组绶:《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卷上《南直隶职官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a—26b页。
83(1)[明]张国维《报溧阳焚抢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12页。
84(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38页。
85(2)《明史》卷三〇九《流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70页。
86(3)[明]张国维《留徽道参池江防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180页。
87(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三《职官志·文职五》,《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第809页。
88(5)(8)康熙《贵池县志》卷四《官制·公廨》,《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8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89(6)[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五,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第2集第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349页。
90(7)安庐巡抚又称“安庆巡抚’“皖抚’“巡抚安庐等处地方”,崇祯十年七月设。
91(1)嘉庆《芜湖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二年重刊本,第18页。
92(2)昂清华《明代芜湖榷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93(3)“(崇祯十年)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参见《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传》,第7016页)其中罗田隶属于湖广黄州府,此处误。
94(4)[明]张国维《东西两属增兵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644页。
95(5)康熙《太平府志》载“池太道公署在(芜湖)县治东南,明崇祯十一年建,兵备道张士第首居于此”(康熙《太平府志》卷一八《公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07号,第1024页),首任池太道张士第首居于此,可见池太道于崇祯十一年始设。
96(6)夏斌《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建置考述——以兵备道和巡抚的设置为中心》,《历史教学》2018年第20期。
97(1)[清]戴名世《南山集》卷一四《孑遗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940页。
98(2)[明]张国维《整搠入援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600页。
99(3)如安池道王公弼呈据安庆府呈;徽宁道呈据徽州府呈;苏松兵备道周汝弼呈据苏州府;常镇兵备道徐世荫呈据常州府。诸如此类行文在张国维的《抚吴疏草》内不胜枚举。
100(4)[明]张国维《杨黄二令行取疏》,《抚吴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9册,第687页。
101(5)[清]王雯耀《全桐纪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102(6)乾隆《六安州志》卷五《城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1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196页。
103(7)乾隆《六安州志》卷三《公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16号,第223页。
104(1)康熙《贵池县志》卷七《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84号,第649—650页。
105(1)光绪《贵池县志》卷四三《杂类志·摭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6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6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