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省大区演变及其在邮税票上的展现
林唯圣
一、前言
近年来邮界前辈针对集邮与行政区划沿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各方面探讨，诸如王剑智、赖明佶等前辈在各大邮刊发表民国时期各省邮史，以及沈家旭前辈就抗战时期十二战区邮史的讨论等文章，鉴于诸位前辈们对省级邮史已有诸多论述与贡献，个人就针对尚无人完整说明的跨省大区领域进行探讨。
顾名思义，跨省大区是横跨数省之上的更大区域，基本上可依性质区分为行政、地理、军事、经济大区等，并可再针对交通、金融、监察、考选等专业性工作进行细部划分，本文讨论这些大区对邮票、税票发行之影响，并厘清部分跨省组成之省级管理区性质。
二、跨省大区的沿革
（一）清代以前的发展
跨省大区的存在基础自是在省之上建立，故必须先提及省建置的源起。现代中国的省建置起源于金末，正式定型于元代，最初蒙古仿效金朝设立行尚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派遣在外的临时机构。后来由于战争等各种因素，行省开始干预地方政务，逐渐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最后将全国分为中书省直辖区（腹里）、宣政院辖地，以及十一个行中书省，下辖道、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区划。明、清两朝沿袭行省建制，然因元代行省辖区过大，故一方面逐步增设新省、缩小省区，一方面在面对改朝换代的挑战时，为因应军事统一指挥之需要，设立管辖数省之总督／总制、督师（如明代云贵川湖广总制、豫楚秦蜀黔粤总督，清初的云贵湖广两广总督、川陜三边总督）等，最终发展成普设各省总督。随著康熙四年（1655）裁并总督后，至干隆二十五年（1760）定制八督，其中除直隶、四川仅管一省外，余陕甘、湖广、两广、两江、闽浙、云贵六督各管辖二至三省（另雍正年间曾设河东总督），可视为跨省大区的嚆矢；与此同时，蒙古、西域（嘉庆起改称新疆）、西藏则实施由驻防八旗将军、大臣分区管理之「军府制」，部分大臣、盟长辖区被视为与内地十八省同级之省级行政区，致使管辖数个大臣之蒙、疆、藏之驻防将军亦被视为与总督同级，影响后续民国及中共对蒙、疆、藏之自治权限划分。（图一为道光十二年出版之《皇朝一统舆地全图》所绘全国分省总图，反映鸦片战争前清朝各省级行政区划分状况）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废止总督另设巡阅使，其辖区多继承清代总督，惟因清代总督未直接管辖巡抚，复经清末民初各省军阀割据局势，迄民国十三年（1924）全面裁撤巡阅使时，仍未形成正式政区。期间，袁世凯为解决军阀林立之患，尝有建立近畿、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五大军区之规划（图二），孙文亦撰写实业计画，规划全国为中央、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高原六区（图三），然最后均未能实现。
然而，一个真正的跨省政区却从各总督、巡阅使中脱颖而出，那就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的东三省总督，并成为牵动中国时局发展的重要支点。究其原因，主要是：
1.东三省为大清龙兴之地，清廷非常重视东三省发展，除首先实施现代省府内各司道一体办公机制，且明文规定东三省总督同时管辖吉林、黑龙江，吉、黑二省巡抚为东三省总督下属、副官，相较当时其他督抚司道之间仍延续明朝以降各自为政、相互制衡的设计，成功促成东三省行政一体化。
2.东三省面临日俄争夺，频繁以东三省（雍正十年九月即在皇帝上喻中开始使用「东三省」之名）、东省、东北之名出现在国人及国际视野，有利形塑区域界线，凝聚地方意识。
3.东三省农工矿业发达，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区，从而在物资上支持东三省政军自主格局。
综上三点，东三省／东北不仅成为正式跨省大区，在之后各种大区划分体系中也一直不缺席；当其他大区因主、客观因素而重新组合、划分、裁撤、定义时，东三省／东北始终保持其核心范围未变，而且还成为各时期大区划分体系中，影响其他大区的命名、划分范围的定锚要素。但是，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东三省最终能成为跨省的东北大区，离不开国际各方在中国角逐，以及中国各方的回应中，逐渐塑造出来的各种大区体系，其中最为直接的来源，就是争夺东北的日本与俄苏两大强权。
（二）清末民初时的萌芽
1.同文同种的反馈
日本在甲午战争过后，迫使清廷割让台湾与辽东，惟辽东在俄法德三强介入下，改由清廷赎买；为感谢俄方协助，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期间签署《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除规定清俄协防日本，并同意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等事宜。俄国本依国际认知（时国际认为清朝同时统治中国本部十八省、满洲、蒙古、东突厥斯坦、图博等五大区域），将该铁路依座落地点定名「满洲铁路」，然李鸿章依清廷官方维持「东三省」称呼之立场，坚持「必须名曰『大清东省铁路』，若名为『满洲铁路』，即须取消允给之应需地亩权」，从而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东清铁路。由于俄国建成这条铁路，使得东三省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引起日本重视并搜罗当地情报，搜报时自然不会放过这条目标铁路，连带该铁路简称亦成为日本对东省／满洲之称呼，「东清」之名开始常见于日本书报刊中。
有「东」自然就会有其他方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北京爆发义和团之乱，慈禧太后向国际宣战，惟两广、两江、湖广、闽浙、山东、安徽、广东等东南各省督抚，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私下和外国达成和平协议，是为「东南互保」。日本称北京爆发的拳乱为「北清事变」，称东南督抚与外国签署之《东南保护约款》为「南清秩序维持协定」，对后来武昌起义则称为「中清动乱」，并以护侨名义自行对武昌派出「中清派遣队」。民国成立后，日本以「支那」代替「中华」，「中清派遣队」随即改名为「中支那派遣队」，对北清、南清之称呼亦随之更换为「北支」、「南支」；东清则因日俄战争过后日本与俄国依长春划分势力范围，故仿效国际改用「满洲」，日、俄势力范围则为「南满」、「北满」。由于日本与中国均通用汉字，故国内亦受日本影响，借用北、中、南三区划分概念；然国人对日本以「支那」称呼我国均表不满，故自行以「华」代替，改「北支」、「南支」为「北华」、「南华」，但「中支」改称「中华」却又与国号混淆，最后调整成华北、华中、华南，并与民国初年方兴未艾的区域地理教育融合，形成台湾地理学界长期沿用的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塞北、华西等六大地理区域划分（图四）。此等称呼亦反馈日本，台湾总督府为支援「南支南洋政策」，由台湾银行幕后主导、板桥林家出面设立，著重在广东及东南亚等华侨汇集地区活动之政策银行，即被命名为「华南银行」。
2.异教异语的启发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时，沿袭国际认知的中国本部十八省、满洲、蒙古（包含现今内外蒙）、东突厥斯坦（现今新疆）、图博（此指包含现今西藏、青海及四川、甘肃藏族自治州的大西藏）区域划分，并对中国本部十八省简略划分为东、西、南、北、中等五区域，惟因各教派各自为政，指涉范围并不统一，且仅在教会内部以外语表述，除偶为国籍传教士借用其概念述及时局变化，对外影响不大。
然宣统二年（1910）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民国国民政府追认为首次全国运动会），开始以华北、华南之英文名称作为参赛单位名称，民国三年（1914）举行第二次运动会时，奠定以区域参赛的原则，会后逐步建立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等五体育联合会，并以各大区为参赛单位，参与第四届（1919）以后的远东运动会，以及十三年（1924）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当时中国如同现今英国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四代表队参与世界杯足球赛之例，分由大区各自组成代表团参与远东运动会（1920年国际奥会承认远东运动会为首个地区奥运赛事），直到1934年因日本坚持满洲国参赛，而停开远东运动会。
大区体育代表队在全国与远东运动会上的表现及其相关新闻报导，对推展运动风气颇具助益，故当时民间许多组织，都有意运用跨省大区分会快速扩大规模，如童军即有意成立东、西、南、北、中五区分会来推广，其他诸如教育、商业、交通等领域之协会或企业，亦纷采跨省分区模式，并获不少成效，这使得中国民间逐渐接受跨省大区体制。
3.自我实现的建构
因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的时局动荡，致使民初陷入军阀割据局面，最初之军阀以省或道等北洋政府所划设政区为单位，经过军阀间征战并吞，渐出现直系、皖系等势力横跨数省之大军阀，然这些大军阀仍谨守民初建立之省军模式未与更动，如吴佩孚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等。惟民国十一年（1922）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北后，将奉、吉、黑三省防军统整成东三省陆军，并建设海空军，终于在十三年（1924）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联合改名为国民军的冯玉祥击败直系。战后东三省正式改名为东北，国民军冯玉祥则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获得西北军之别称，并开始仿效东北作为，并吞整编所控制省区的防军，孙传芳则努力整编东南五省为一体，可说几乎所有战力雄厚之军阀们，除吴佩孚外都在建立自己的跨省大区体系。所幸十五年（1926）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垮东南五省、收编西北军、迫使东北军退出关外，最终东北易帜，全国复归形式上的统一。
（三）国民政府时代的演变
1.创设政务委员会
国民革命军北伐初起时虽势如破竹，然内部亦因对共党立场不同而发生宁汉分裂，致南京国民政府于民国十六年（1927）派遗西征军攻入武汉，随即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负责代替武汉国民政府处理湖北、湖南二省的民政、财政、外交、交通等事务，此为国民政府首先建立之跨省大区，并确立政务委员会模式。之后凡未设立政务委员会之地方性机构，不论权力多大，均不具正式政区地位。据此，北伐结束后中国国民党虽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京／北平等分会，掌管地方政军财金大权，然因该等分会未设政务委员会，无法名正言顺地直辖地方政务，致其统治基础如同无根之木一样不稳定。
随著奉系张作霖退出关外时被日军炸死，继任之张学良决定不顾日本反对归顺国府，国府则同意设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维持张学良对东北四省统治不变。之后张学良出兵关内参加中原大战支持蒋中正，蒋中正则将「东北政务委员会」扩大为「北平政务委员会」，辖区由原有东北四省扩大至华北。然因东北主力调入关内，致为日军所乘发动「九一八」事变；与此同时，南京又与两广发生政争，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后虽因共抗日军威胁，广州国民政府自愿撤销，然仍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统领两广到二十五年（1936）。
之后，内蒙古各盟旗在蒙古代表团驻京办事处成功将盟提升至等同省级地位后，复争取到国府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藉大区地位保障察哈尔、绥远境内盟旗不受二省政府掣肘之自治权。日本则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起推动「华北特殊化」，初步促成「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最终目标为策划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为因应日本透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施压，国民政府另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为折冲，此机构虽非亲日政府，但实质上造成华北主权丧失。政务委员会因此由一个用来调和国内政军各方内部矛盾的机制，开始变成被外敌利用的工具。
2.行营、行辕制度
行营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行辕指「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均为代表蒋中正统领地方之军政派出机构；当蒋尚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所设派出机构即为行营，待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国民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后，即改名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直隶于国民政府。
早期行营只是纯军事指挥机构，较少涉入政务，然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设立南昌行营，主责围剿以江西南部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中正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战略方针，加强南昌行营政治角色，全盛时可对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十个省，以及上海、南京、汉口三个特别市发号施令。在江西红军突围发起「长征」后，南昌行营亦派出参谋团追击，入川后改制为重庆行营，另先后设立武昌、石家庄、西安、天水、广西、广州、桂林、赣州（东南）、宜川、汉中、成都、昆明、北平、东北、西北等行营，渠等均对地方政府具有部分监督、审查权力，惟因未设政务委员会，对地方政务仍难完全掌握，故行营主任常亲兼驻地省主席，以求贯彻行政成效。抗战时期，国府所设各战区即是受行营指挥，故行营方是当时真正的跨省指挥机构。
3.日本沿用政务委员会控制占领区
「九一八」东北落入日本之手后，日本仿效东北政务委员会架构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并以此包装满洲国「民族自决」假象，随后日本复拉拢蒙政会秘书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军政府，迫使国府将蒙政会拆分为「察哈尔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及「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绥远蒙政会由支持国府的内蒙王公主导，察哈尔蒙政会则保留给德王回归国府的体面退路。然日军持续入侵中国，「七七」、「八一三」后陆续成立驻蒙兵团／驻蒙军及北支那、中支那、南支那方面军，并依方面军防区范围各自扶持伪政权，如驻蒙军对应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北支对应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支对应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南支对应伪「广州市政府」、「广东省政府」。随著汪兆铭出走重庆与日本勾搭，日驻华三方面军合并为「支那派遣军」，对应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然北支那方面军仍未裁撤，其控制之伪「临时政府」则改制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接受汪伪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实质上仍保持半独立，汪伪仅直接统治华中、华南地区。抗战胜利后，伪南京国民政府直接转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在何应钦正式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前，维持日占区内秩序。
（四）国共内战的定型
1.国府由行辕过渡至军政长官公署
抗战胜利后，国府除在南京受降外，并设立北平行营接受日占区日军投降，东北因遭苏军占领满洲，为便于与苏联交涉，特在东北行营下设立政治与经济委员会，民国三十六年（1947）合并为政务委员会，全权处理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金融等各方面政务，东北因此成为战后国府新设之第一个跨省大区。与此同时，国府照战前十一军区规画，加入光复的台湾划设海疆军区，以新的十二军区（图五）做为复员后的建设目标。然国共内战的爆发，不仅使原先即将裁撤的行营、行辕难以立刻走入历史，部分行辕或降转为省级的绥靖公署、警备总司令部，或改制为剿匪总司令部（剿总）。为了实现政军双管齐下剿共的目标，东北、华北、华中、徐州等四剿总均附设政务委员会，后东北、华北、徐州三剿总遭共军消灭，华中剿总则因李宗仁代总统与中共和谈，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并陆续设立西北、华南、东南、西南等五个军政长官公署，其中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即设在台北介寿馆，亦即现今总统府（图六为陈玺在提供之总统府原图卡）。另徐州失陷后，负责守卫南京上海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特设政务委员会，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南京市、赣（江西）东地区地方政务，以掩护上海黄金安撤台湾。
民国三十九年（1950）三月二十七日，设于西康省西昌县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灭于共军手中，唯一留存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后于三月三十一日正式撤销，人员与业务转移总统府及行政院，自此国府在大陆已无省级以上完整建置之政区。三十九年十一月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彝鼎向外公布国军在大陆游击队分布状况时，就是依照东北、华北剿总及五大军政长官公署辖区，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南、西北、西南七大区（图七）；民国五十年代研拟「国光计画」中，亦留有华南战区等零星相关规划；民国一百零八年（2019）五月中央社报导调查局特藏室史料时，刊载「共匪种毒地区分布图」（图八）仍采七大区划分，仅在华东／东南、华南等部分有所差异，显示七大区仍是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对反攻大陆规划的政区划分基础之一。
2.中共合并边区为大区
中共虽然自建党之初就设有长江、南方、北方、东南、华中等大区中央局，然当时实质上主要活动地区都在各省边境三不管地带，未真正统治任何省甚至大区。直到抗战结束东北被苏军占领期间，苏联扶持出关共军，中共方得以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成立东北各省行政联合会，同年十月改称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此为中共第一个跨省大区；之后陆续设立华东（合并山东、华中解放区）、华北（合并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西北（合并陕甘宁、晋绥边区）、中原（华东成立后改名为华中）等大区。另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中共设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下辖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并赋予等同大区级地位。最终中共设立了东北、华北、中原三个人民政府，西北在晋绥边区移交华北后，由陕甘宁边区代行西北大区及陕西省政府职能，华东则持续由华东军区及中共中央华东局管辖。
（五）中共现有大区
1.建国初期大行政区奠定基本格局
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接将华北人民政府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另设中央人民政府华北部代行华北大区政事。其余大区除东北人民政府保留外，华东、西北、中南（华中并华南、琼崖）、西南均先设立军政委员会，待大区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大区人民政府；然为贯彻中央政令，六大区（图九）先是于四十一年（1952）改设为中央派出单位「行政委员会」，复因「高饶事件」发生，涉案的高岗、饶漱石分别为入京工作的东北、华东大区领导人，中共为解决可能的地方主义隐患，于民国四十三年（1954）裁撤大区行政委员会，大区自此成为纯地理区，然后来包含编制邮政编码、区划代码、长途电话区号、民航管制区等时，仍参考六区顺序进行编排与划分。
大行政区虽被裁撤，但其设立逻辑并未被遗忘。当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后，中共对台政策从武力对抗改走和平统一方针，最初中共内部即曾有借镜民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历史渊源，在台湾设立东南军政／行政委员会的建议，最后由民国七十年（1981）叶剑英所提「叶九条」，将台湾定调为「特别行政区」，政区级别则定位为有权自行进行外交的大区，特区领导人并比照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往例，视为国家级副职（副国级），后续设立香港、澳门二特别行政区亦是比照办理，做为对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样板。据此，香港、澳门为现今唯二在省之上的大行政区级别编制。
2.一再改划军区加强掌控军队
中共为消除大区影响力，除裁撤大区行政委员会外，民国四十四年（1955）再将六大军区拆成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军区（一年后增设福州为第十三军区），且除了蒙疆藏三自治区外，故意改以军区司令部坐落城市命名军区，期将军区与地方的联系降到最低。文革时期为压制边疆民族分离情绪，复将内蒙并入北京、西藏并入成都军区，成为十一个军区。七十四年（1985）再将十一个军区并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其中除济南军区由山东、河南组成外，其他几乎回到建国初期的六区划分。由于军区以陆军为主，海空为从，已不能适应当前军种联合作战要求，故一百零五年（2016）年整并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等五大战区（图十）；整并期间虽一度出现以「东南战区」名义公开活动之单位，但因对台政治针对性太强，最终未采「东南战区」之名。
3.经济区随区域发展不断调整
中共裁撤六大区没多久，就发现大区对经济建设极具助益，故民国四十七年（1958）恢复设立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西北七个经济协作区，各协作区成立委员会，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做为办事机构。四十九年（196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恢复六大区中央局，华中、华南协作区再度合并为中南。五十九年（1970）中共决定以大军区为依讬，划分成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北、东北、华东、闽赣、山东、新疆等十个经济协作区，其中西南区系对应成都与昆明军区，做为对抗美苏核战威胁的战备重点。然此等以准备大打世界大战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很难持续，故三年后（1973）十经济协作区重新被整并为六个。
民国七十年（1981）「六五」计画，中国大陆经济区被整并为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以适应改革开放之经济发展需求，七十五年（1986）「七五」计画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地带；此后「八五」、「九五」计画就在沿海、内陆二分或东、中、西三分规划中来回跳动。八十九年（2000）中共中央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由总理领军的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下设置专属的执行办公室－－西部开发司，为避免西部开发小组、西部开发司实权化，两者均刻意设在北京，使得原本只是地图上画画的经济区块，突然成为占著半壁江山的准政区。九十二年（2003）中共中央再度比照西部开发规格，设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及东北振兴司，并在原有的东、中、西三分经济区块中，加划出东北地区出来（图十一）。此举引发中部地区民众攀比心态，要求比照西部、东北也设立专属经济区机构；最终九十六年（2007）设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惟仅由发改委地方经济司下设两处负责，一年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工作亦移交地方经济司执行。
习近平上台后，仿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小组，陆续设立由副总理或发改委主任领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领导小组，并将各小组政务执行及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经济发展工作，均交由发改委地方经济司负责（长江经济带另由基础设施司承担），在维持东、中、西、东北经济区块划分前提下，既满足其他次区域的发展渴望，又可权力集中避免大区地方意识增长，应是中共权衡大区制度利弊得失后的新尝试。
三、邮票上呈现的跨省大区
（一）清代西藏首发大区邮票
现代邮政于1841年由香港传入中国，并于1862年发行首套邮票后，光绪四年（1878）清朝方由英人赫德主持的海关试办邮政发行邮票，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式开办国家邮政，逐步扩大邮政经营网络。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川军入藏，大清邮政随即于该年十一月（1910年12月）派员赴藏设局，初期与全国各地一致使用伦敦版无水印蟠龙票，后因西藏币制不同，将无水印蟠龙票一批十一枚，委由伦敦华德路公司加盖改值，上中下三行分印中英藏文数值，自宣统三年初（1911年3月）开始发售，限在西藏境内各局贴用，此为中华邮政官方承认之第一套限地方贴用邮票「常藏一」（图十二）。查西藏在清代虽仅由一位驻藏大臣管辖，惟行政上却划分为前藏、后藏、阿里三个等同省级的行政区域，且大清邮政在前藏（拉萨、江达、昌都）、后藏（亚东、江孜、帕里及日喀则代办所）两省级政区内均分设邮局，故「常藏一」可说是中国邮政史上首套限大区邮票。
（二）汪伪三大区邮政分立
辛亥革命后，由于各省币值未完全统一，接替大清的中华邮政亦发行限新疆、四川等省贴用之邮票，期间虽有发行限吉林、黑龙江二省贴用之邮票（图十三），惟该等票是针对省级的吉黑邮区，非属行政上的大区范畴。嗣后虽先后出现湘鄂、东北、北平、蒙政会、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大区建制，然并未发行此些大区专用票。待日军侵华后，设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并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起，先是由华北邮政总局发行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苏北、蒙疆等华北六区邮票，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统合为华北加盖票（图十四），苏北则改名苏淮特区／淮海省划归伪「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蒙疆加盖票（图十五）则续通行于五盟二省间。伪「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省分除广东外，邮票上未加盖地名，然日本集邮界依其实际通用区域，称其为华中地区邮票（图十六），可谓没有地名之实质大区邮票。
（三）国府发行限东北贴用邮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占领区，其中台湾、东北因沦陷时间较久，仍保留其独立货币，并发行限台湾、东北贴用邮票，东北地区流通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至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短短两年内发行了八套常用票、三套纪念票、二套欠资票及包裹印纸，以及一套军邮。由于苏军的阻挠与共军的对抗，东北行营／行辕控制区仅能沿中国长春铁路南段（今京哈铁路沈阳－哈尔滨段）向外延伸发展，限东北贴用（图十七）实际通行区域，未能涵盖到地图所见的整个东北九省二市（大连市实际上由苏军租借）范围；民国三十七年绝大多数时间里，实际控制区更是仅剩沈阳到辽西走廊一带，致国府之东北邮票有不少堆在印刷厂仓库内未及发行，还能运抵台湾加盖为常72国父像北平中央版改值邮票（图十八）来使用，为创造新台币珍邮做出贡献。之后国府在与共军内战期间，曾发行限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贴用邮票（图十九），惟此票是供应省级的甘宁青邮区所用，不属于大区邮票。
(四)各大解放区统合成为中国人民邮政
中共自民国十六年（1927）南昌暴动后，共军在其控制区内均建立邮政，并发行自己的邮票，然当时共军多在各省边陲零碎地区，直到三十四年（1945）八月苏军进占东北及内蒙，共军随之以友军身分接管苏军控制区后，方真正控制成片区域；期间晋察冀边区成立热河、察哈尔二省，一度成为事实上的跨省大区，当时发行之蒙疆国父像加盖晋察冀（图二十）与抗战胜利纪念大型票（图二十一）亦成大区邮票。民国三十五年（1946）中共统合所辖之东北各省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名义发行东北大区邮票（图二十二），并通行于同为大区级的内蒙古自治区内，与国府「东北贴用」邮票打对台。随后中共陆续设立华东（图二十三）、华北（图二十四）、中原（图二十五）、西北（图二十六）、华南（图二十七）、西南（图二十八）等大区邮政，中原后改名为华中（图二十九），再由这些大区邮政统合为中国人民邮政，其中东北大区并在中国人民邮政发行后，另发行「东北贴用」（图三十）至四十年（1951）废止东北与内蒙币止，复于四十四年（1955）一月以再版纪念票（图三十一）方式重出江湖，此为东北大区邮票最后一次公开发售。
四、印花税票上呈现的跨省大区
（一）民国时期大区税票多与日伪相关
清朝因甲午战争战败，为支应对日赔款，在缔造大清邮政设立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动下，欲仿效西方征收印花税，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四年（1908）两度委外印制印花税票，然因地方督抚反对，始终未能征收。民国建立后财政部持续推动印花税制度，被各地军阀视为财源，各地自行超征印花税、仿印税票情况严重。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先组成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鲁豫等跨省大区统税局，意欲自各省逐步收回相关利权，惟抗战不仅打断国府整合各省财务之规划，并被日本扶持之伪政权冒用其名，如伪「维新政府」即以苏浙皖区名义发行印花税票（图三十二），并加盖湘鄂赣、粤桂闽区名义，在湖北、广东沦陷区售用税票，另自印「维新政府」起义门图税票；伪「临时政府」除在国府税票上加盖「暂用」字样外，另自印大豆图税票（图三十三）；蒙疆则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名义发行税票（图三十四）。民国二十九年（1940）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先沿用苏浙皖区印花税票，后为华北发行天坛门图税票（图三十五），直辖省分则用南京前门图税票（图三十六）。抗战胜利后国府收复失土，停用伪政权货币与税票，然因东北另用东北九省流通券，故另出加印「东北九省专用」字样之复兴关图税票，使用范围与时间亦与东北贴用邮票相仿，结束于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
（二）中共建政前后以大区税票为主力
相较于建立邮政发行邮票，中共对印花税制度态度较不明确，多数时期均视为国府苛征杂税，予以宣示废止，仅部分地区偶尔短期征收，相应税票也少见。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中共夺取天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方决定征收印花税发行税票（图三十七），带动华东（图三十八为游振杰藏品）、华中（图三十九）、西北（图四十）、西南（图四十一）等大区税务局发行税票征收印花税。当年十月中共建政后，续由东北（图四十二）、中南（图四十三）大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图四十四）、新疆省（图四十五，财经方面授予自治区级权限）发行税票，中央政府虽有发行全国通用版税票，惟实务上也只用于华北大区（图四十六为游振杰藏品）；四十一年（1952）六大区改设为中央派出单位「行政委员会」后，中央税票更直接依实务使用地区改印华北地名（图四十七）。民国四十三年（1954）中共虽裁撤大区行政委员会，然税票仍依六大区分区印制区名发行，直到四十七年（1958）完全废止印花税为止。民国七十七年（1988）中共恢复征收印花税并发行税票，但此时已经只发行全国统一税票（仅2005至2008年为北京奥运筹款，特许北京市另外单独发行税票，但仍为全国通用），不再有大区税票的影子了。
五、总结
跨省大区发源自明末清初之征战需要，每到时局安定时即予裁撤或虚化，但在战争再起时又会再生，最近的一次正是七十余年前国共内战中，在国共互动下形成六大区划分，并在邮票、印花税票等领域里留下相当厚重的影响。期待未来大区制度不会再因时局演变，出现重建甚至强化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