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曾设置五个行都司，其中四川行都司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地带，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
历史上一直都是非汉族群的聚居之地。目前学界已对其建置沿革进行初步考证，并梳理其基本功能和运作过程，也有研究就四川行都司官员群体与边地
民族关系进行考察，揭示在行都司制度影响下明代边疆社会实态。但限于史料因素，学界对四川行都司的研究并不深入。国内各大图书馆藏有一些明中后期担任过四川督抚官员的奏议，其中有涉及四川行都司的珍稀史料。如吴用先所著《征蛮疏草》是其担任四川巡抚期间平定川西南番倮叛乱的奏议汇集，里面有关于万历后期裁撤四川行都司、设置建昌府的讨论。本文即以此为中心，通过对行都司裁革案来龙去脉的深入考察，分析四川行都司的特殊
管理机制及其在西南边地疆土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一 从州县到卫所：四川行都司的设置
明代四川行都司所在的建昌地区，在元代属于云南行中书省，为罗罗斯宣慰司属地。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明太祖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平定云南，随即罢罗罗斯宣慰司，置建昌府、建昌卫，分属云南布政司、云南都指挥使司。同年十月，又将府卫分别改属四川布政司和四川都指挥使司。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建昌地区西部青藏高原上的番部势力，早在洪武四年平定四川明夏政权之时，四川便成明防御西边番部的重要基地，将大凉山地区从云南划归到四川，从川西北的松潘往南至川西南地区形成一条完整的防线，且隶属于同一高层
政区，事权相对统一。卫所的设立改变了建昌地区的地方权力格局，也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元代此地为土司治理的羁縻之地，明军进入之后，虽然将归顺的土著首领封为知府、卫指挥使，但国家的军政势力也随之介入，卫所屯军开始在周边地区强占屯地，沿着土壤较为肥沃的安宁河谷一带展开，对当地土著族群造成很大的影响。正如王毓铨所言，明初云贵湖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卫所屯地主要来源于所谓的“夷田”或“夷地”。此外，当地土著首领也因为利益不均等问题逐渐与明廷产生间隙，最终导致洪武二十五年以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为首的部分土著族群“叛乱”。
明太祖立即命凉国公蓝玉率兵前往讨伐，很快便击溃建昌“叛军”。对于地方善后事宜，蓝玉奏称，“四川之境，地旷山险，控扼西番。连岁蛮夷梗化，盖由军卫少而备御寡也，宜增置屯卫”，希望通过增置卫所来管控当地局势，得到明太祖同意。其实，在“叛乱”初起之时，明廷就已经意识到当地土府、土卫所带来的隐患。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将建昌卫、苏州卫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又将会川守御千户所改为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往戍之”。此后，明太祖又谕令当地僰人、百夷、啰啰、摩些、西番等未跟随月鲁帖木儿叛乱的部落，“散还乡里，宜阅实户数，户以一丁编伍为军，令旧军领之，与民杂居，惟有警则赴调，无事则听其耕牧”，欲以军卫控番夷。七月，又在邛部州置越嶲军民指挥使司，“命指挥佥事李质领谪戍军士守之”。十一月，改会川军民千户所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十二月，又置会川卫迷易守御千户所。
洪武二十六年，在彻底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后，明廷继续在当地设置军卫。当年六月，置盐井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二月，置建昌卫前千所，守御打冲河等地。同年六月，又置建昌前卫。至此，基本奠定了建昌六卫的格局。同年九月，在建昌府地设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并以建昌军民指挥使司及建昌前卫、宁番、越嶲、会川、盐井等六卫隶属之。四川行都司也成为与四川都司并列的都司卫所辖区。行都司的设置，首先是因为建昌地区距离四川都司核心区域较为遥远，中间山脉阻隔，行都司统辖建昌六卫，可以方便处理当地突发的军事状况。其次，建昌地区大量的卫所驻军也是设立行都司的重要因素。当时建昌六卫共有驻守卫所军士4.6万余名，而四川都司所辖其他卫所额军一共才6.8 万余名。“从卫所军士的数量来讲，建昌地区已经可以单独设立一个都司辖区。随着建昌六卫及四川行都司的设立，此前设置的建昌府等府州县体系也随之废除，明廷在建昌地区的统治模式也由洪武前期的“卫所一府县”相结合的体系转化为都司卫所体系。学界较关注明中后期以来地方
行政制度从卫所体制到州县体制转化的研究，而关于明早期从州县到卫所转化的研究并不多见。杜洪涛曾考察明初辽东管理体制从行省到都司的转化过程，发现明廷在辽东推行卫所体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建构北方边防体系。在徐达、李文忠率领明军主力远征北元失利之后，明廷转而采取更为稳健的军事战略。卫所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维系一支强大的镇戍军，能够解决屯田和军粮问题，将
人口和土地都纳入卫所，最终在洪武二十八年辽东地区完全废除州县设置，成为都司辖区。建昌地区在洪武年间也经历了从州县体制到卫所体制的转化，并与辽东地区差不多同时完成废除州县、设置都司管控地方的过程。此外，明初设置的另外两个内陆边地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和陕西行都司也于洪武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先后建立完备的行都司管理体制。可见，四川行都司的设置也与洪武后期明廷边防策略有关。明太祖意欲建立一条从东北到西南完整的沿边卫所防御体系，四川行都司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二 重整秩序的努力：“废司建府”运动的兴起
四川行都司的设置，暂时稳定了建昌地区的局面，使当地“汉夷相安”，百年“无复南警”。加之明前期当地并无州县设置，故有学者认为四川行都司应为兼管军政和民政的地方行政
区划，甚至可以理解为省一级的政区。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反映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过程。明中期卫所逃军增多，卫所体系难以维系，四川行都司对于边疆管控的能力也开始下降。
景泰元年（1450）始设四川巡抚，巡抚的设立有统合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之意，最初只是因事而设，后来逐渐成为定制，成为地方最高军事行政官员。明中期以降，兵备道的设立则成为巡抚治理地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四川原设四个分巡道，其中上川南道，兼巡建昌、叙州府、马湖府等地。可见，在当时四川巡抚的治理架构之中，行都司已与府级政区相差无几。
成化二年（1466），四川巡抚汪浩奏称，上川南分巡道，巡历之地有二千余里，难免顾此失彼，请专设建昌兵备道。利用建昌兵备道节制行都司卫所武官，也与成化年间大量外地逃户在卫所武官纵容下，闯入四川行都司境内的深山之中采矿，从而引发的夷汉之争有关。
嘉靖四年（1525），建昌兵备道副使胡东皋以宁番、越嶲二卫地处四川行都司，与四川巡抚驻地成都的往来要道，仅一线
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故请设守备都指挥一员，专管宁番卫、越嶲卫及其所属的冕山桥、镇西等地。宁越守备官的设置不仅有助于稳定行都司辖区北部的局势，也标志着明中期以来营兵体系开始进入建昌地区。
嘉靖十七年，以川南“壤地绵亘，广轮千里，艰于控制。乃以眉、雅、邛三州八县并建昌六卫，天全，黎、雅二司增为上南道。文经武纬，绣错牙入建昌，开府于邛。”建昌兵备道又兼上川南分巡道，并移驻邛州。嘉靖二十五年，四川巡抚张时彻奏请“添设守备官一员，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就专于会、盐二卫往来驻扎，控制二卫军民，管束汉土夷民”“。与此前设置的宁越守备官一样，会盐守备官也直接受建昌兵备道副使节制。因此，就川西南边地的防务而言，建昌兵备道副使一职显得尤为关键。故嘉靖末年任四川巡抚的谭纶曾言：
照得四川行都司所辖建昌等六卫地方，西接土番，南连滇徼，距省会千五百，为巴蜀极边要地。加以蛮众跳梁，土官桀骜，纨绔不知奉法，武备渐以废弛，纲纪陵夷，冠裳倒置，可谓大坏极敝，非一朝夕之故矣。迩自整饬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莅任以来，锐意振作，百废具举。
隆庆初，又派成都府通判一员到建昌监理粮饷事务，被称为“监理通判”，与建昌兵备道同城驻扎。虽然“寄衔”于成都府，但并不意味着四川行都司由成都府管辖，只是派文官前去监管当地军卫粮饷而已。隆庆三年（1569），四川巡按严清等奏请将“建昌兵备道改为兵粮道，叙泸兵备道改为下川南兵备道，俱兼管分巡。上川南分巡道当移驻雅州，分守道当移驻嘉定州”。建昌兵备道兼管上川南分巡道，主要是为了监理周边府县往四川行都司运送粮饷。上川南分巡道管嘉、眉、邛、雅四州，雅、大二卫所，以及天全等土司，原驻邛州，后改为雅州。雅州位于成都平原边缘，相比邛州，距离建昌更近。按照敕书规定，建昌兵粮道虽然驻扎雅州，但仍定期前往建昌巡历。不过担任兵备道副使的官员大多都借着兼管上川南分巡道之机而常驻雅州，不愿去往边徼之地的建昌。防务交由宁越、会盐二守备官办理，监理粮饷之事则由驻扎建昌卫的监理通判管理。但守备官和监理通判的品级太低，难以弹压当地卫所武官和土司。
万历十四年（1586），平定越嶲附近邛部番夷土官叛乱后，四川巡抚徐元太又题请增设抚夷通判一员，仍寄衔于成都府，专驻越嶲卫。隆庆初年，虽设监理通判一员驻扎建昌，但监理官主要管理粮饷事务，对于地方词讼、清查军伍等事则无权过问。因此，增设抚夷通判，可以令其专管当地夷汉词讼、清查军伍事务，与监理通判分职而治。
明中期以来，卫所体系逐渐败坏。大量军士逃亡削弱了卫所的军事镇戍作用，而卫所内部世袭武官阶层的腐化败坏也常为人所诟病。对于四川行都司这样一个辖境之内无府县设置的“实土都司”来说，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议者谓五卫延袤将数千里，夷汉军民皆制命于纨绔，尤以肉投馁虎，何向不残。”从成化二年开始，便开始利用文官系统来节制卫所官军，先是设建昌兵备道，后来又增设监理通判与抚夷通判。虽然能够“少抑其纵”，但通判官毕竟“秩卑权轻，无所弹压，往往一传，众咻数不敌也”。而建昌兵备道副使自兼管分巡上川南道事之后，往往“足不履其地，以虚名制之”，甚至有“不肖者据为金穴，又鵌鼠与同之”，遂有改设建昌府之议。
万历三十三年，四川总督王象乾称：“行都司地方虽设监、抚二通判，奈地远法疏，卫官盘据，克饷剥军，挑夷引衅，钱谷刑名俱寄武弁，亟议改设郡邑。”正式开启了“废司建府”运动。当时舆情关于建昌设府一事也是众说纷纭，反对改府者认为“蜀中多事之时，增置一府，费辄不资”，主要是从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进行考量。而赞成改议者则称“草创利用裁省二判之俸可当一知府、一推官，军兵除营堡外，在卫者可以充兵快，其余宁、越、会、盐四卫止各以旧州隶之裁员省役取之”。后因四川行都司五卫世袭武官反对改府，“纷纭阻议，挠于道傍”而作罢。
对于建昌裁司改府一事，许多熟悉四川边务的官员也持反对意见。认为虽然行都司卫所武弁贪纵，但军卫不应废弃，且改设新府为劳民伤财之举，只要令建昌兵备道专驻建昌便可有效弹压行都司卫所武官。既能稳定边务，又可节省财力，不必大动干戈。这种观点也代表了明廷内部的主流意见，故建昌改府一事并未得到立即批准。接任王象乾出任四川巡抚的乔璧星也选择相对稳妥的
方案，万历三十八年他题请建昌兵备道常驻建昌，以整饬弹压地方军民番夷。
三 “郡邑多则滋费甚”：财政困境下的现实考量
万历末年，建昌地区局势不稳也波及到附近的东川军民府。万历三十八年，东川府境内的夷酋越境到云南寻甸、武定等府行劫边民。事后云南巡抚邓渼提议由云南巡抚兼制四川所属的东川府，理由是东川距离四川二千余里，鞭长不及，“向来隶蜀，仅同羁縻”。而且，“蜀中虽设通判一员管理府事，实未尝亲履其地，土官专制自如”。兵部复议：“今新抚受事，计安地方，重以弹压之事权，必有驾驭之长策，合将东川土司并听云南巡抚节制，明载敕书，一如四川抚臣行事。”圣旨允行，四川巡抚乔璧星也不得不同意云南巡抚兼制东川。东川府改由滇抚兼制的区划调整，不仅让建昌当地士民再掀建府之议，也使四川巡抚乔璧星开始重视对川西南建昌地区的治理，随即派员前往建昌“查勘夷情，咨访舆论”。包括当地生员朱应龙、徐采等144名，乡耆周仁、张伸等225名地方士绅再次恳请设府，并详述行都司之弊：
所设行司，非纨绔之俦，则债婪之辈。军伍日益逃亡，武备日益废弛，夷倮日益狂逞，地方已极坏乱。倘仍如汉及我国初列为郡县，岂其败坏祸乱一至此极耶。何者，流官虽未必尽贤，亦不至如若等全不知有朝廷法度。即或不才，上司可论劾而去之。而卫所官则世守此土者也，自以为铁纱帽，无如彼何。虽设有专道，往时远驻雅州，岂能遥制。即有两通判，其如群豺虎何哉。故郡县之改，乃近日救时第一急务，不可视为缓图。
还没等到巡抚会同布、按二司商议，乔璧星便因迁转而离任，建昌设府一事又被搁置下来。万历四十一年，建昌番倮再次纠众叛乱，焚劫村屯。新任四川巡抚吴用先令四川总兵官征调汉土军兵，前往建昌雕剿。在平叛过程中，当地士民再次提议建昌设府一事。吴用先也认为设府“不能缓一日，此议一定，即为荡平良谋，善后奇策，如必待事平而后议，似晚矣”。不过，必须要有更为详细的方案。于是，他令熟悉边务的谭天相前去采访舆情，与当地士绅商议。听闻明廷将要改卫设府，一时间，儒学士庶踊跃如狂，纷纷呈词建言，“无不幸冀旦暮改流”。
谭天相“俯顺舆情”，提议将建昌五卫改为二府二州一县。其中，将四川行都司北部越嶲、宁番二卫改为一府，南部建昌、会川、盐井三卫改为一府。新设府县的城池、衙宇一项，建昌、越嶲、会川、盐井都有卫城可做治所，只需“稍为调停修葺，无烦创置”。这样一来，新设府县的经费基本取之原来的行都司及五卫，可以回应关于新设府县劳民伤财的声音。按照谭天相的提议，四川行都司及建昌、越嶲、宁番、会川四卫均要裁去，只留盐井卫防卫边地。
这一调整方案显然会极大改变建昌当地格局，自然招致卫所武官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既然外界“有说大渡河以南即为建昌界，自成一国，外内不通，故官民放肆，法网靡及”。解决问题最佳的方式，应是将建昌兵备道和上川南分巡道分开。令驻扎邛州的上川南分巡道亦并辖建昌，每年前去巡历，而驻扎建昌的兵备道亦辖黎雅。这样便能使“声息得外闻”，“官之美恶，夷之理乱，昭然在人耳目。无复有讹传伪报，真假混淆者”。
谭天相裁五卫建府县的方案上报之后，四川巡按彭端吾也赞同改流之议，不过他担心此前的方案设府县过多，地方财政恐怕难以支撑，正所谓“郡邑多而滋费甚，官僚众而闾阎扰”。于是，更务实的建议是只在建昌卫设一府，在会川卫和宁番卫各设一州，此外在德昌所新设一县，合计为一府二州一县。不同之处在于越嶲卫和盐井卫没有改设州县，而是将监理通判和抚夷通判移驻当地。彭端吾的方案显然更为成熟，仅是裁去行都司，而没有裁撤卫所。同时，合理的利用此前已有的文官系统节制卫所。
万历四十一年，建南局势还未大定之时，四川巡抚吴用先便正式向明神宗上《建南郡邑议复疏》。万历四十二年，叛乱基本平定，明廷仍未批复建昌设府一事。此时四川行都司卫所武官为了抵制“废司建府”，纷纷制造流言，攻击吴用先在平叛过程中穷兵黩武，滥用军饷，平叛之后又好大喜功，开设新府以耗费财力。言官也乘机弹劾吴用先。当时吴用先已经患病，便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同时也为自己设府一事进行辩解：“此皆封疆之责，臣之职分，万未能尽一，讵敢侈然言功。”明神宗看到奏疏之后，以四川用兵之后诸务尚需料理为由，令吴用先照旧供职，对于建昌设府一事却只字未提。万历四十三年，平定建南夷乱已经过了一年，明廷仍未批准改府之事，致使当地人情惶惶未定。于是，吴用先再次上疏请明神宗尽快定夺“废司建府”一事，并再次强调此事并非自己好大喜功，前几任四川抚按大臣己有提议，且此事为建昌当地士绅所殷切期盼者。
同时，刑部给事中郭尚宾上疏弹劾四川巡抚吴用先，言其“以犁庭扫穴自居，而妄为徼赏”。吴用先再次上疏自辩，称被劾皆因“叙郡县改设之议”，同时再次称病请辞。疏入，明神宗继续挽留，令其不必以人言求去。后郭尚宾再次弹劾吴用先在建南之役中“糜费金钱，损伤民命，且多杀老弱，以冒功级，乃叙功过于侈大”。此时，礼科给事中姚永济也上疏称，吴用先“以郡县之全力不能当回贼之二十余人”。之后，吴用先再上疏“引病乞归”。万历四十四年，吴用先第七次上疏请辞后终于得允，由太仆寺卿饶景晖继任四川巡抚。
饶景晖接任四川巡抚后不再支持“废司建府”一事，而开始修整边务，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最主要便是核实边额军队和粮饷，在建昌地区开荒筹饷。“设营置戍，且耕且守。”令监理、抚夷二通判官协同卫所指挥官，“躬亲阅历，稽馆舍之治否、田畴之荒辟、戍守之勤惰，备册送道，通详两院”。让卫所军士开荒以筹饷，亦可见不提建府之事与当时四川财政入不敷出有很大关系。吴用先任上平定建南夷乱耗费18万两，留给善后重建的经费仅5万余两。而万历二十八年平定川南播州之役后，新建遵义府的善后经费为 43万余两。5万余两显然难以支撑新府的庞大开支，这也是反对裁司建府者攻击前任巡抚吴用先好大喜功的重要理由。因此，饶景晖采取了更为务实的做法。
天启四年（1625），建昌地区再次发生夷乱。当时川贵交界之地，因奢安之乱旷日持久而道路梗阻，云南通往京师的交通便只能依靠建昌一线。云南巡抚闵洪学立即上奏，希望明廷能够尽快处理：“滇在天末，自黔梗之后，一线未绝，仅有建昌，年来仕宦之出入，商贾之熙攘，悉寄径于此。此固滇悬丝命脉也。自蜀言之，关系千余里之封疆，自滇言之，遂至隔断全省，陆沉为异域。滇之存亡，在呼吸间。”时任四川行都司金书陈廷对很快率兵平息了这次叛乱，受到了四川总督朱燮元的肯定。原本此前已经准备调江西守备吴振南担任四川行都司金书，也因四川地方大员极力保荐陈廷对，而得以留任。后再未议及“废司建府”之事，四川行都司的建置也得以保留到清初。
明初设置四川行都司主要目的在于以军卫镇边地，到了明中期，随着卫所体系的败坏，加之巡抚、兵备道的设置，行都司的地位逐渐降低，总镇营兵制开始取代都司卫所制的军事地位。明后期，建南地区土著族群持续叛乱引发边地动荡，当地士绅希望通过废除行都司来摆脱卫所武官的统治，重整地方秩序。而四川巡抚也希望通过建府的方式，加强对建昌地区的管控，于是顺应舆情，推动“废司建府”运动，但最终未获成功。究其原因：第一，建昌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族群环境，以及在明后期持续不断爆发的族群动荡，使得明廷在废与不废的争论中态度一直都不明朗。其次，与万历后期地方财政难以支持新府建设有关。明廷对“废司建府”案一直悬而不决，当边衅频起需要筹饷之时，建设新府的蓝图自然也就难以继续。第三，明后期卫所的军事职能已经逐渐衰落，但这些边地卫所也未被大量裁撤，甚至还在改土归流之地新设卫所，可见以卫所为代表的制度化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管理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设置的五行都司中，福建行都司于万历二十二年被裁撤，湖广行都司也于万历年间一度被裁，惟有三个位于内陆边疆地区的行都司终明末被裁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