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以下省称为《岳麓肆》，只引简号，部分断读有改动，不一一出注。
[2]刘欣欣搜集诸家研究，对秦汉《亡律》作了集释（《秦汉〈亡律〉分类集释》，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为行文方便，学术史随文述及。
[3]整理者标点为“男女去，阑亡、将阳”，但岳麓简《亡律》中存在诸多“去亡”或“去某亡”的表述，故笔者将此处标点改为“男女去阑亡、将阳”（邹水杰：《论秦及汉初有关逃亡的法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20页）。
[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56-57页。
[5]《岳麓肆》第一组中至少还有简072/2123存在这种情况，且“䙴（迁）=者=所包其有罪它”等文字明显经过他人改写。岳麓秦简《亡律》的其他改写情况可参考纪婷婷、张驰《〈岳麓肆·亡律〉编联刍议（精简版）》，简帛网，
http://www.bsm.org.cn/?qinjian/7379.html，2016-09-12。整理者在奏谳状案例四《芮盗卖公列地案》简069中指出：“‘喜’字与‘贸’字之间有容纳三字左右的空白，此处简文或许曾经被削改。”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注释9。本简在中国书院博物馆中有实物展出（01334号），依稀可以看到“喜”之后的空白处有刮削痕迹。
[6]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78页，注74。
[7]周海锋：《岳麓书院藏秦简〈亡律〉研究》，《简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他径采内史、陇西为郡的成说，并未经过论证。
[8]［汉］司马迁著、﹝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注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影印本，2009年，第419页。
[9]金秉骏详细归纳了秦汉简牍法律用语中虚词“及”的三原则（〔韩〕金秉骏：《作为标志的“虚词”：秦汉时期法律中“及”的语法功能》，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1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1-132页）。
[10]《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在扩张过程中多次赦罪人迁往关外，仅昭襄王时就有多次见诸记载：“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冄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4年，第267-268页）
[11]学界研究对本条令文中“郡”之所指有不同意见，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料研读班《岳麓书院藏秦律令简集注（三）》，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二○二二（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65-166页。
[12]劳榦：《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866页。
[13]阎步克：《“中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01-305页。
[14]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15]欧扬：《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6-27页。
[16]年代稍早的睡虎地秦简中则多见“县”，而无“中县”或“中县道”。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陈力推测属邦的设立大约在秦惠王时期，最晚不会晚于秦昭王时期（陈力：《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第85页）。
[18]湖北省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的M412:5铜戈铭文中有“二十八年上洛左库工帀（师）”，徐在国据吴振武之说定为魏国上洛，典籍中或作“上雒”（徐在国：《兵器铭文考释（七则）》，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页）。
[1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5-36页。
[20]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646-648页。
[21]《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城商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873页），应即筑武关。王子今根据陕西丹凤县武关镇出土的“武”字戳印和“武候”瓦当，指出武关镇即汉代武关的确定位置（王子今：《武关·武候·武关候：论战国秦汉武关位置与武关道走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辑，第7-8页）。岳麓秦简壹《卅五年私质日》记载了四、五两月从当阳至咸阳路上住宿的情况，正好经过商山武关道。四月明确记有“庚午宿关”（2061-4），整理者指出“疑指武关”；五月返程时又记“辛卯宿商街邮”（0069-4），应与商县有关（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94、100页）。
[2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132页。
[2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47页。
[24]［汉］刘向集录，缪文远校注：《战国策新校注》卷三《秦一》“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章”，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68页。
[25]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后收入《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1-399页。辛德勇对汉武帝这次“广关”与政区变化做了详细研究（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2-118页）。
[26]《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章载张仪说楚怀王曰：“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汉］刘向集录，缪文远校注：《战国策新校注》，第116页）时秦君为惠文王，商君已死，封邑被收回。
[27]吴良宝认为魏国西河郡范围除了“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外，还要包括今陕西渭水以南的上洛一带。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先后攻占魏西河地，魏国最后“献上洛”的时间为公元前328年（吴良宝：《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13页）。
[2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43-44页，第二册第5-6页。
[29]有关秦郡的学术史综述参看徐世权《学术史视野下的秦郡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30]清人陈芳绩认为二郡都为“始皇置”，但未有列出证据（［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五）》卷一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史学丛书本，1935年，第699、720页）。
[31]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全祖望以陇西为“秦故封，不知其置郡之年”，北地为“故义渠、大荔诸戎地。昭襄王置，不知其年”（［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秦三十六郡名》，朱铸禹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83页）。
[3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虚受堂本，1984年，第793页；［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虚受堂本，1984年，第1282页。
[33]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第122页。后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新增一枚“襄武”封泥（杭州：西泠印社，2010年，0963号，第41页）。后晓荣据此将襄武列为战国时的陇西郡属县（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60页）。
[34]任红雨编著：《中国封泥大系·秦官印封泥》，杭州：西泠印社，2048年，第302页。
[35]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简9-763+9-77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
[36]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2页。
[37]金迪：《甘肃陇西县境内战国秦长城走向调查》，《秦汉研究》第五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7-214页。
[3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陕西一》“关中”注：“按潘岳《关中记》：‘东自函关，西至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东西千余里。’《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秦地居四关之中，亦曰四塞。’”（［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452页）邢义田对汉代的关东与关中有较详细的辨正（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食货》复刊第13卷第1、2期，1983年，修订稿收入《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0-210页）。王子今指出司马迁使用了三种“关中”的概念，分别指秦川、秦地和包含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地区，即“小关中”与“大关中”的概念（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第86-91页）。
[39]图文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69页，正面编联图版见第30页。
[40]吴方基认为，本句中“郡县道”包含“陇西县道”，因此“中县道”应断读为“中县、道”,秦代实为内史统辖“中县”、属邦统辖“中道”的京畿行政体制（吴方基：《秦简“中县道”与秦代京畿行政体制》，《史学月刊》2024年第1期，第5-14页）。然其结论乃建立在陇西郡早已设立、内史只辖县不辖道的基础之上。
[41]欧扬认为秦“故徼”之内对应“关中”，包含内史（对应“中县道”）、陇西郡（对应“陇西县道”）和上郡、北地郡、汉中郡、蜀郡、巴郡等，其他所有郡对应为简中的“郡县道”（欧扬：《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再探》，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主编：《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167页）。然即使东汉建和二年所立《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都载：“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宋］洪适：《隶释》卷四页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1985年，第49页）可见从汉中取道子午，要过了散关，才算入了关中的秦地。
[4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47页。由于陇西、北地后来均为秦及汉郡名，故唐代张守节《正义》称所辟土地“陇西、北地郡是也”有误，但实际上不能理解为其时已置郡，也无人如此理解。
[43]《史记·秦本纪》惠文王时期载：“十一年，县义渠。”但惠文王后十年（前315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60、262页），《后汉书·西羌传》记为：“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874页）徒泾即徒经，在河西之地，非北地义渠戎，而是关中东部的河西义渠戎。
[4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90页。这条材料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为：“至王赧四十三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4页）
[45]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二四《史林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46]谭其骧：《长水集（上册）》，第2页。
[47]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0-452页；凡国栋：《秦郡新探——以出土文献为主要切入点》，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3页。最近徐世权认为秦陇西郡有一个动态的设置过程，自昭王二十一年始置，至秦统一共分四个阶段（徐世权：《秦陇西郡建置沿革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28-31页）。
[48]《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31页。
[49]林剑鸣认为是中国史书上关于设置县治的最早记载（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页及第54页注⑤）。史党社则认为秦的初县之县与后代郡县之县并不相同（史党社：《从毛家坪的考古发现谈秦的地方行政制度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67-175页）。
[50]《史记·秦本纪》载：“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7页）但《商君列传》记为：“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712页）虽然数字有异，但都是在原来未设县地区合并乡邑聚为县的作法。
[51]刘余力：《王二年相邦义戈铭考》，《文物》2012年第8期，第63-65页。
[52]此戈铜质，已残，铭文残存3行14字：“廿年相邦冉造，西工师□，丞畟（？），隶臣□。”（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另岳麓秦简肆有：“泰上皇时内史言：西工室司寇、隐官、践更多贫不能自给粮。议：令县遣司寇入禾，其县毋禾当貣者，告作所县偿及贷。西工室伐榦沮、南郑山，令沮、南郑听西工室致。其入禾者及吏移西工室。•二年曰：复用。”（简329-331）整理者认为“西工室”是“陇西郡西县之工室”（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27页），但徐世权指出，简文涉及汉中郡的沮县与南郑，此“西工室”为汉中郡所设之工室，意为“东西”之“西”，与“西工师”指“西县工师”不同（徐世权《岳麓秦简所见秦“西工室”之“西”解》，载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七（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49页）。然最近蔡旭指出，“西工室”之“西”，仍应指西县（《秦西县归属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78-83页）。
[53]吴良宝：《十五年上郡守寿戈置用地名补说》，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55-62页。
[54]秦尚有“元年相邦疾戈”（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六年相邦疾戈”（昭襄王六年，前301年）记有“西工师”（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46、47页），说明西县在昭襄王廿年之前一直为秦中央辖县。黄盛璋指出，以相邦监造的秦兵器，皆为中央官府，如少府、诏事、属邦工室和内史所属首都咸阳、旧都雍、栎阳及郃阳等地工师所铸。但“四年相邦吕不韦矛”铭文为：“四年相邦吕不韦造，高工龠，丞申，工地。”黄盛璋根据两件“三年相邦吕不韦矛”的铭文“三年相邦吕不韦造，上郡假守定，高工龠，丞申，工地”认为，上郡兵器以相邦监造仅为暂时，乃因三年上郡仅有假守，四年连假守也没有，故临时由相邦挂名监造（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文博》1988年第6期，第41-42页）。王辉也指出，上郡守名省，罕闻其例（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19页）。故仍应认为秦代正常的制度，相邦督造者，其制造机构为中央直辖。
[55]徐世权发现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前286年）之后，中央监造的兵器铭文中“西工师”再也没有出现过，铸造者换做“雝工师”等，因此认为昭王二十一年设陇西郡，西县划为陇西郡治（徐世权：《秦陇西郡建置沿革考》，第29页）。但实际上仅有两件“廿一年相邦冉戈”为秦旧都的“雍工帀（师）叶”造，此后西、雍等地再不见铸造兵器的铭文。而且直至昭王五十年，中央诏事的兵器仍拨付冀县使用，并未像上郡、蜀郡那样有郡守督造、属县工师铸造的兵器。
[56]施谢捷：《秦兵器刻铭零释》，《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8-9页。
[57]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70页。
[58]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9-190页。
[59]秦王政时期至少有三件（五年、八年、十二年）戈为诏事拨付给属邦使用。苏辉指出，从诏事的几件戈还可以看出，它们多被调拨至属邦使用（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第190页）。
[60]吴良宝、秦凤鹤认为战国早中期秦国领土局限在今甘肃东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孝公时代的41个县，西面应该包括《汉志》陇西郡、北地郡的“西、冀、上邽”等县（吴良宝、秦凤鹤：《战国至秦代内史辖县新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第119-125页）。
[6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89页。本句早年的点校断读为“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23页）。
[6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9页。
[63]贾谊《过秦论》云：“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钟夏据前人之注，谓贾谊文乃本自李斯《谏逐客书》之“北收上郡”，此要害之郡为上郡，因其地在秦北境，已近匈奴（［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64]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66页；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第255-261页。
[65]荆州博物馆编，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简318-321，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208-209页。马孟龙指出，狄道、临洮、氐道、羌道构成了西汉初年的西部边塞，朝廷会将归附蛮夷安置在边塞沿线，即所谓“葆塞蛮夷”（马孟龙：《从张家山336号汉墓一枚法律残简谈汉代氐道、漾水、嶓冢山方位——兼谈古代汉源地理思想史变迁》，《复旦学报》2022年第5期，第49-51页）。
[66]《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67页。
[67]马非百据此史料认为陇西之置郡，当在昭王二十八年前（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83页）。晏昌贵也据此指出“陇西设郡或当在昭王二十七年”（晏昌贵：《睡虎地秦简“十二郡”及相关问题》，载陈伟等著《秦简牍整理与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
[68]严耕望叙及羌水时指出：“羌水，唐世一名白江，即今白龙江，为唐代陇右、剑南、山南西道三道接境地区之大水，亦为此区自上而下东西交通之孔道。由宕州循羌水支源（今岷江）西北上行，经良恭县踰岭至岷州（今岷县）。……又南至羌水、白水（今文县河）合流处之桥头故地，又南入蜀。”（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篇二二《仇池山区交通诸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823页）。
[69]《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东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70]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载巴郡的田赋粮转运：“泝流转漕，谷恒输沮。戊申诏书，腾前付冀，道逈且艰。”（［宋］洪适：《隶释》卷五页一一，第62页）说明平时巴郡的田赋是运到沮县，再从故道至关中，但戊申诏书则要求将粮食运到冀县（今天水），应是途经武都的川甘通道。
[71]《史记》卷七○《张仪列传》，第2783页。
[72]《史记》卷七○《张仪列传》，第2774、2775页。
[73]缪文远校注：《战国策新校注》，第68页。此事在《苏秦列传》中记为：“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泷川资言考证指出：“枫、三本无‘南有’二字。”又引梁玉绳曰：“《国策》云，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此殆非也。”（《史记会注考证》卷六九《苏秦列传》，第3420-3421页）王叔岷指出，《太平御览》所引作“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王叔岷：《史记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93页）。
[74]《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言：“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482页）亦因陇蜀并举而列蜀地于西边，但已明确巴蜀在南边。
[75]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伍）》，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页。
[7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515页。
[77]钱穆：《史记地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16-1317页。
[78]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69、273页。
[79]《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5页。
[80]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6-58页。
[81]段清波、于春雷经过实地考察，没有发现“堑洛”的长城遗迹，他们推测是利用自然河流与陡峭的河岸进行军事防御，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长城系统（段清波、于春雷：《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3-4页）。
[8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60页。
[83]《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2234页。
[84]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戈，铭文为：“王五年上郡疾造，高奴工鬶。”又有六年铜戈：“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笵礼。”（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7页）
[85]直到汉初，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仍然将洛河下游的临晋关作为拱卫关中的重要关塞之一，禁止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随意运送出关。
[86]荆州博物馆编，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简320-321，第208-209页。
[87]《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88、3489页。
[88]于振波指出秦在惠文王和昭襄王统治前期对新征服区采用“取其地而出其人”的政策（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69-70页）。可能秦占领戎地，将义渠、乌氏之戎赶走后，迁徙秦民充实边境，故而设县管理。王子今指出，商鞅变法后开始迁民于边城，可以强化区域开发和区域防卫的意义（王子今：《秦兼并战争中的“出其人”政策——上古移民史的特例》，《文史哲》2015年第4期，第86页）。
[89]马强、侯富任、马天行：《宁夏彭阳姚河塬发现大型商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26日第8版；李伯谦：《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姚河塬遗址》，《华夏文明》2018年第2期，第9页。
[90]笔者指出，秦统一前后，在陇西、北地、巴地，甚至在会稽一带设置有管理“臣邦君长”的属邦机构，成为秦政府管理蛮夷部族的过渡机构（邹水杰：《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4-64页）。史党社指出，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春秋以来至秦，北方系青铜文化与秦文化的扩散与退缩，与秦、“西戎”政治关系的进退相伴随（史党社：《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66-170页）。
[91]［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二）》卷四，第207页。
[92]［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二“郡县”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第1648-1652页。
[93]《吕氏春秋·当赏》记载了公子连（后立为秦献公）从魏入秦的情况：“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对于“焉氏塞”，陈奇猷校释引高诱注：“塞在安定。”又引王念孙曰：“焉氏塞盖即在汉之乌氏县。乌氏即焉氏，故注云‘塞在安定’。”（［战国］吕不韦撰，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19-1620页）这说明乌氏之地早就纳入秦境，为秦北边塞。
[9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66-67页、第79-80页注释100-102。
[95]王伟：《〈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札记（二则）》，《简帛》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8-40页。周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秦简律令对读札记》，王捷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六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08-212页。
[96]秦封泥中有多枚“乐府”“乐府丞印”“左乐丞印”，傅嘉仪并引华县始皇诏铜权肩部“左乐”“乐”，证明秦时已有乐府之署，只是左乐到底属于哪个机构，未能底定（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59-104号，第12-17页）。从简文可以排除左乐为乐府佐官一说。
[97]岳麓柒简053有“传已入关及阴密”（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柒）》，第78页）之语，或表示进入阴密与入关一样是进入了“中县道”，同样显示了阴密属于中县道。
[98]汉志载“北地郡”也为“秦置”。但根据马孟龙、何慕的最新研究，传世的“齐中尉印”“齐左尉印”封泥可能是赝品，则《汉志》以降所述“秦置”的“齐郡”还需要更坚实的证据（马孟龙、何慕：《再论“秦郡不用灭国名”——以秦代封泥文字的释读、辨伪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期，第18-25页）。何慕指出：“在《汉志》班固本注中，‘秦’所指的时间段只是秦始皇在位时期。”（何慕：《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2页）因此对班固所述的“秦置”，不仅要考察其时间范围，而且要有审慎的态度，不能轻易拿来就用。
[99]［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页。
[100]严耕望：《汉书地理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101]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第29页。刘占成从之（刘占成：《“陇西郡戈”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第82页）。
[102]郭永秉、〔日〕广濑熏雄：《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守蓐戈研究――附论所谓秦廿二年丞相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127页。本条材料承郭永秉先生赐告，谨致谢忱！
[103]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256-272页。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527页。
[105]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26页
[106]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425、537页注①。
[107]《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分封诸侯时，三分关中，“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403页）。章邯王咸阳以西之地，实际包含统一后的陇西郡和北地郡，但文中却毋需说明，正反映了“中县道”延续而形成的传统。或许在项羽、范增看来，关中本来只分秦旧地和上郡，陇西、北地二郡之名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
[108]邹水杰：《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53页。
[109]张金光：《秦简牍所见内史非郡辨》，《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后收入《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1-156页。
[110]〔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日〕广濑熏雄、曹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31页。
[111]彭邦炯指出，战国秦内史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秦统一后内史只管理畿内之事（彭邦炯: 《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少内和少府的关系和职掌》，《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第68-74页）。
[112]游逸飞研究得出秦郡针对县的财政、人事、司法职权是逐渐从中央机构获得的，战国至汉初郡具有中央外派的性质，郡守职权来自对中央官吏的分割（游逸飞：《制造“地方政府”——战国至汉初郡制新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年，第27-92页）。
[113]图版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简8-105，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114]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历史地理》第三十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他又于《里耶秦简牍郡县志》中重申此说，并指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七彭阳属北地郡为西汉初年事（《秦简牍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3-124页）。
[115]图版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贰）》，简9-965，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
[116]晏昌贵据“城父。淮阳”（9-760正）、“美阳。内史”（9-2534）、“襄武。内史”（9-965）等进一步论证了此前的观点（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51页）。
[117]简8-206背面有文字，根据图版，可能为“进书李季马足自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47页）。另一枚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贰）》，简9-1606，第177页。
[118]《岳麓肆》有“|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甲”（0355）、“|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乙”（0690）等，一直到“第庚”；又有“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己 ·今辛”（0081+0932）等多枚。
[119]于豪亮根据《周礼·内史》，指出其“执国法、国令”，乃是执掌行于畿内之法、行于畿内之令，即为内史“掌治京师”的由来（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文史》第8辑，后收入《于豪亮学术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5页）。杨振红论证了大仓、大内和内史不是一个系统，属都官系统，而内史为王畿长官（杨振红：《从秦“邦”“内史”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后收入《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18页）。
[120]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14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121]孙闻博在由“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变的宏大背景下探讨了“秦及汉初‘内史－诸郡’武官的平等格局”（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99-106页）。
[122]简16-6所记内容基本相同，不备录。图版见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等：《湖南出土简牍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35-138页。里耶秦简9-2283内容也类似。对本牍的研究参见杨振红、单印飞：《里耶秦简J1（16）5、J1（16）6的释读与文书的制作、传递》，《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第16-24页。
[12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
[124]原简上端残损，唐俊峰补为“廿七年四月乙”（唐俊峰：《秦汉的地方都官与地方行政》，《新史学》（台北）25卷3期，2014年9月，第1-61页），郑威补为“廿八年五月己”（郑威：《里耶简牍所见秦即墨考》，《江汉考古》2015年第5期，第103-106页）。
[125]“告主”二字已残，根据文书格式补。
[12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93页。从图版来看，“即默”下当缺一字，“征遝”下当缺二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第91页）。
[1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7页。
[128]《汉书》卷四一《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2074页。
[129]《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10页）始皇统一时还保持着昭襄王时的西北国境线，鸡头山之外非秦境，故记统一时的国境“西至临洮、羌中”。
[13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23页。
[131]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9-185页。
[132]史籍明确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北置九原郡，南设岭南三郡。辛德勇推测此年尚有其他析分增置之郡，如广阳、胶西等，按十二的倍数直接调整为四十八（辛德勇：《秦三十六郡新考（下）》，《文史》2006年第2期，后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73-90页）。
[133]本句整理者释为“中县道官诣咸阳，郡〖县〗道诣其郡都县”，然从竹简图版可以看出，“郡”与“诣”中只有一个字的空间，可能是在校对时有意删削造成的，因而释文时不应当增补文字，而且“中县道官诣咸阳，郡诣其都县”的文意是很明确的，表示“中县道官诣咸阳，郡【县道官】诣其都县”。故似不应补字。
[13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46-48页。
[135]整理者所加“道毋”字乃简上字有缺损而致，但“禁锢”前似还有一字。岳麓秦简陆一则有关皇帝巡游过县的令文中，则明确以“关内县”“关外县”为称（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简136-137，第112页）。
[136]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16页。
[137]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第179-180页。
[138]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第72页。
[139]材料8中“郡及关外黔首”与“中县道”相对，更加明确了这里的“郡”是关内的郡，而不包括关外。
[140]岳麓秦简伍中还有可能为统一后称“中县”的令文，如简0831有：“御史课中县官，取殿数如郡。”简1150：“●令曰：郡及中县官吏千石下䌛（徭）倳（使）、有事它县官而行，闻其父母死，过咸阳者，自言□□〼”（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55、196页）
[141]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简214-2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