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
2005-03-29 曹树基 点击: 64
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
摘要:江苏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与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这表明，建立统一的全国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
设想是错误的。清代后期江苏城市人口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但人口总量却较清代中期有所减少，由此导致城市化水平略有
提高。这说明，清代江苏的城市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由城市人口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由区域总人口的数量来决定。施
坚雅有关19世纪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是不可靠的。
关键词:清代;江苏;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中图分类号:K901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93/ Z( 2002)
在1977年发表的《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施坚雅将19世纪中国划分成八大经济区域,并对每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②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施氏对于19世纪中国城市人口的估测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其一,城墙的长度与形状与人口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二,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省别全志》对于城市人口的估计相当粗略,与事实相距颇大。其三,用1910年代的城镇邮政级别和通航及铺设铁路的情况来确定1893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并不合适。其四,施坚雅将济弗(Ｇ.Ｋ.Ｚｉｐｆ)发现的西方城市人口规模的统计规律应用于中国,却没有通过中国的实例进行证实、证伪或修正。施坚雅将他自己通过设定人口等级所推得的城市人口数———而不是实际的人口数———代入济弗的模型,然后对各区域的城市中心地级别———规模进行讨论和比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循环式论证。
其五,在一个全国性的城市人口数量等级模式中寻找区域的差别,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成立的。[1] 在已发表的论文中,笔者通过实证性研究来构造清代北方区域城市人口模式。这一方法与施坚雅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一研究的基点是文献记载的城市人口数据,而不是预设的未经检验的模式。本文根据文献记载的相对完整性,构造清代中期江苏城市人口模式,以此说明南方城市人口体系与北方的不同,并由此对施坚雅有关中国城市人口模式进行进一步的证伪。依上揭文例,清代中期的标准时点定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代后期的标准时点定于光绪十九年(1893)。一 清代中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江苏的城市大致可分为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府城及大工商业市镇、县城及中等工商业市镇、小市镇等五级。与山东相比,作为省会城市的南京本身即是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不另列。另外,清代从徐州府、淮安府中分设出海州直隶州,从扬州府中分设通州直隶州,从苏州府中分设太仓直隶州,此即山东的小府等级。因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江苏的小城镇可以为分大市镇中等市镇和小市镇三级,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南京既是省会城市,又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其人口众多,在南方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明代后期,南京城市可能达到40-50万人的规模。明代末年的战乱,并未对南京城市造成大的影响,因此,其人口仍可能保持稳定或增长。乾隆《江宁县志》卷8《民赋志》记载,江宁县城厢民户达到4.1万户。上元县辖城厢民户数不详。万历年间两县编审在城坊厢“户”数,江宁坊厢“户”占全城“户”数的34.4%③。虽说这一时期的“户”不具备户口普查的意义,但却说明在南京城中,上元县承担的“丁税”远远多于江宁县,或许可以反映上元县所辖城市人口也远远多于江宁县。依此比例推测,乾隆年间南京城中的坊厢户数可能达到近12万户,以户均4口计,约为48万口。然而这仅仅指南京城的土著,上引《江宁县志》同卷称“江宁寄户多于土著。”按照另一数据系统的估计乾隆年间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85万[2]。至咸丰三年(1853),南京城中的在籍人口“几九十万”④加上不在籍者,人口当超过100万。苏州城市人口在明代后期即已达到50万人左右的规模。然而,在明代末年,苏州城却遭受到一次肺鼠疫的侵袭,城内至少有40%的人口死亡。加上清初战争对苏州城的影响,苏州城市人口可能仅存20万左右。随着清代丝织业、印染业等手工业的发展,苏州很快恢复了它作为中国手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至清代中期,各家估计苏州城市人口可能达到50万人。经过“扬州十日”后的大屠杀,扬州城市人口锐减,几不成市。经康熙、雍正年间,随着盐业的发展,扬州重新聚集大批人口,复成为中国盐业经济的中心。乾嘉年间,城中商民杂处,其人口一度多达数十万家⑤。如以常态下扬州城内有10万户计,其城市人口也可能达到40-50万人的规模。淮安府城地处南北要冲,是河、漕、盐、关重地。明代淮安城市人口可能达到10万人以上清代淮安府城的军事色彩消失,商业色彩愈发鲜明。“城西北关厢之盛,独为一邑冠”⑥;“万商之渊,尤为繁盛”;“富有无堤,甲于诸镇”⑦。城市人口可能达到20万人。清江浦成为南船北马的交通要冲。“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栉比数十里不绝”。从城市规模来看,其常住人口可能达到10万人以上。乾隆二十六年(1761),迁清河县治于此。清江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仪征与淮安府城一样,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其人口也得以保全。清代中期的仪征是盐业转运的中心,其盐运码头上的“捆工人等,不下数万余人”⑧。
道光《仪征县志》卷15《食货志·盐法》对当时的仪征人口有如下说明:仪征户口人丁三十七万四百有余,其山圩民田计仅二千三百四十顷九十余亩,无论年岁尚有丰凶,户口各分贫富,即以仪征之田食仪征之人,曾不及十之三四,此外皆恃掣捆引盐为生计。以这一比例计算,仪征之民服务盐业者达到22～26万人之多。我相信如此众多的盐业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市周围的农村,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则是毫无疑问的。回溯到乾隆年间,仪征城区常住人口可能在15万人左右。镇江地处江南运河的北端,为南北往来之要冲。有报告称咸丰八年(1858)镇江人口约有33万,太平天国乱后,只有10余万人,以后再逐年增加。⑨王树槐评价这一数据颇有问题,“但可推测乱前人口之多”。很显然,镇江城的人口多于一般府城。推测乾隆年间可能达到15万人左右。可见,天津、临清、济宁、清江浦、淮安、仪征和镇江等为大致相同的规模,即15-20万人。而在这类城市之上的扬州,其人口是此五城的2至2.5倍。(二)府城和大市镇 在有关北方城市人口的研究中,我在许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山东人口等级模式。从上文的分析看,江苏城市的平均规模超过山东,形成自己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关于府治城市的人口数据,只见于道光《泰州志》卷9《赋役·人丁》:乾隆三十七年奉旨停止五年编审虚文,嗣后止逐年清查数目,据实造具四柱清册送转,至四十年核实人丁共六十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丁(编户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内本城一万一千四百十一户……)乾隆四十年(1775)的“人丁”仍沿用传统的说法,但从户“丁”之比中可以看出,此处的“丁”已是人口了。泰州隶属于扬州,类似于山东的小府城或大县城。因盐业影响,该城人口较一般县城人口为多。换言之,泰州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江苏普通府城的人口规模。如果这一推测能够得到证实,也就意味着,江苏的普通府城要比山东普通(大)府城的人口多出1倍。这虽然是一个暂时得不到证明的假设,但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证明。在江南诸镇中,吴江县的盛泽镇首屈一指,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称:“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朱泾镇的情况大体如是,清代初年,朱泾镇已是“人烟万井” ;乾隆二十五年(1761)移金山县治于此,说明朱泾的人口规模应当大于一般的县城。再如法华镇,乾嘉时达到极盛,“桑麻接壤,烟户万家”,唯亭镇在清代初年,“比屋万家” 。这些万户左右的大镇,实际上已达到了普通府城的规模。同样规模的市镇还有浙江湖州的南浔、乌青等镇,明嘉靖时乌青镇居民“不下四五千家……宛然府城气象”,因此,有人就将乌青镇比作府城 。
由此可见,将江苏的府城与大市镇列为相同的一级,即人口达5万人左右,是有根据的。(三)县城及中等市镇在盛泽等府城一级的市镇之下,还存在一批1万或1万以上人口的中等市镇。如黎里镇,嘉靖年间“居民二千余家” ;至乾隆年间,“居民更二三倍焉” ,居民达到五六千家,人口可达2-3万人。如章练塘镇,“去县治东九十里,与长洲、青浦合辖,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 ;如果辖于吴江者接近千家的话,那么与辖于长洲、青浦者合计当有三千家,近1.5万人。乾隆《震泽县志·疆土·镇市村》称震泽镇,“居民且二三千家” ,而据光绪《震泽县志·人丁》,乾隆九年(1744),“在城附郭典史所辖”户数为3432户,男5553,女6910,合计人口为12463,户均人口仅3.6人,可能偏低。按正常的户口比,震泽县城人口可能达到1.5万左右 。
如璜泾镇,乾隆间“镇民烟火数千家” 。如枫泾镇,康熙时即已“商贾骈集,增厦数千间” ,人口也当数千户。又如朱家角镇,“聚居人数千家” 。再如南翔 、平望 、同里 、黄溪 、八斥 等镇、市,居民都在数千家。如唐市,清代初年居民达到千户左右,乾隆年间可能还有增加,时人称赈灾之事时说:“故唐市虽仅一镇,然饥民就食之数约与城相半” 。
这些市镇的规模,不会小于一般的县治城市。然而,从震泽镇为江南大镇这一事实推测,乾隆时期苏南普通县治城市人口可能在10000人左右。(四)小市镇小市镇中大者仅有千户左右的居民。如周庄,清代中叶极盛时,镇上居民将近5000人[3]。如外冈、诸翟等镇皆是。有些名为市者,均在1000户左右,乾隆《吴江县志》卷4所载,其县市、江南、新杭等市即是。这类市镇因其规模相对较小,故留下的记载相对较少。一般说来,苏南市镇中的大多数属于这类市镇,其中那些名气较大,经济活动相对较强的“镇”可能达到千户左右的规模,那些名气较小,经济活动较弱的“镇”或“市”只有居民数百家,人口大约为2000人左右。没有准确记载的这类市镇人口一律统计为2000人。毫无疑问,江苏地区的城镇体系远比山东为完整,主要体现在市镇的种类繁多,等级复杂。江苏地区城镇发育程度远比山东为高,除了市镇的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外,还体现在市镇人口的众多。苏南的大市镇和中等市镇之多,远非山东所能比拟。(五)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可将清代前期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作如下表述:小市镇约2000人,县城及中等市镇约1.2-1.5万人(县城计作1.2万人,中等市镇计作1.5万人)、府城及大市镇约5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从15万至85万不等。苏南三级市镇之间的人口级差,大约为5倍。在小市镇之下,江南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市”,有些“市”因人口众多,已经达到了镇表1 乾隆年间江二 清代后期江苏城市人口的变动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苏南人口遭到严重损失,死亡人口近达1500万。全省人口损失1680万。
在这一广阔的区域里,田野荒芜,城市变成废墟。苏南的城市大多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和战后的恢复,而苏北的城市大都是自身发展的结果。(一)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以南京为例,太平天国战争使南京城市人口大减,海关报告称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京城市人口为225000人,以后逐年增加,1910年为23万人,1911年为26万余人。[4](Ｐ495)光绪二十七年南京人口的大多数已不是原有的土著,而是战后外地的迁入者。1893年,南京城约有人口20万。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查,苏州城市人口约为17万。王树槐根据《支那经济全书———江的标准,甚至达到了中等市镇的标准。但绝大多数“市”则人口不多。按照樊树志先生的研究,市的居民大多在100户至300户之间,500户至1000户的为数较少。本文的标准,2000人口且其中大部分为非农人口组成的聚落才可称作城市,这些“市”可能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因此,本文不将这些“市”的居民作为城市人口加以统计。在苏、松、太仓等地以外,地方志中记载的“镇”含义较为复杂。这是因为修志者取舍标准不一。对于清代前期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镇”数,笔者采用樊树志先生的统计,而对于江苏其他府,则采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全省舆图》中的统计。由于分辨不清市镇规模,统统作为小市镇处理。苏省》等资料估计宣统年间至1932年的苏州城市人口约为25-26万人。[4](Ｐ496)道光年间的盐政改革使得盐商纷纷破产,扬州城市进入了它的衰退期。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扬州便完全沦为苏北区域性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
《支那省别全志》根据“华人云”,称1916年的扬州城市人口约为15万人。1953年该市人口为18万,据此亦可知1916年的扬州人口大体可信。1893年扬州城的人口可能只有10万左右。太平天国战争对仪征影响甚大,战后实际人口数可能尚存3万左右。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仪征城市人口有32000人[5]。1953年仪征城人口数不明,江苏省辖12市中不包括仪征。道光中叶的盐政改革使得沿运城市全面凋弊,繁荣尽失。在李长傅所著《江苏省地志》所列全省各大城市中,已无淮安城名。1953年江苏的省辖市中,也没有淮安的地位。估计清代末年该城人口可能只有5万人左右。事实上,在《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中,日人根据“华人云”,将淮安城的人口定为40000,即与此估计相差不远。《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据“华人云”,称民国初年的清江浦有人口约45000人。李长傅据民国十八年(1929)江苏省民政厅调查,清江浦人口为80346人,王树槐批评这一人口数过高。但是,1953年作为省辖单位的清江市是时人口77129人。以此可证清代末年的清江县城人口约为5万。民国《续修丹徒县志》卷5《食货志·户口》记载宣统三年(1911)统计丹徒全县三市十五乡共92577户,522592口,其中“城厢市”共20372户,121633口。按照宣统年间的统计口径,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按照“镇”、“市”来统计户口的。有些地区的所谓“镇”或“市”并不完全指其城区部分,也包括农村。丹徒县的“城厢”市是否包括乡村呢?民国十八年(1929)江苏省民政厅调查,镇江城市人口为136807人。比宣统三年(1911)“城厢”户稍多。王树槐认为,1887年芜湖开港,对镇江贸易是一大打击。至津浦铁路及宁沪铁路完成以后,铁路代替了运河的运输,对镇江又是一大打击。1911年以后,镇江的贸易一年一年减少,谋生不易,人口外迁。[4](Ｐ494)据此,民国十八年的镇江人口略多于宣统三年,是可以接受的。这反过来也证明,宣统三年户口调查中的“城厢”,实指镇江城市及郊区人口。《支那省别全志》中关于1913年的镇江人口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据当地人士称,人口约为15-16万至17-18万;又据居住在镇江的日本人称,人口约12-13万;日本人观察估计则为7万人。王树槐认为引当地日人估计之数比较合理,这一人口数与宣统三年的调查可以吻合。无锡成为新兴的工业中心城市,珀金斯估计清末人口可达20万左右[6]。《支那省别全志》及《支那经济全书》均估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无锡人口约为10万人。无锡地处沪宁铁路和江南运河的中心,无锡人口的增长,实赖于清代末年近代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传统县治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即使以1893年无锡10万人口计,也已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了。1893年的上海城市人口估计为90余万。合计江苏境内的全国性工商业中心城市人口约为190万,较乾隆四十一年(1776)还要少45万人口,尽管此时增加了无锡和上海两个新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二)府治城市苏北地区府治城市可以南通为例。宣统元年
资料来源:民国《南通县志》卷1《地理志·户口》。仔细阅读各分项数据,可以发现所谓的“男子口数”并不包括“壮丁总数”。将“男子口数”与“壮丁总数”相加,得23257口,仍略少于“女子口数”。由于“学童总数”单列,而清代末年女性并无受教育权力,故这部分人口中不包括女性。因此,在男性人口中加上“学童总数”,则为28436人,男女性别比为117。由于是城市人口,男女性别比失衡是可以理解的。如此,南通城市人口为5万余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户无住所者均剔去”,因此,这一人口数据中不包括无住所的流动人口。“附城东北乡”和“附城西南乡”的64101人已排除在外,所以,这一人口数据中不包括附城的乡村人口。南通城市的这一人口规模,与乾隆年间江苏府城规模相等。这实际上意味着,百余年来的南通城市人口并无明显的增长。苏南地区的府治城市可以太仓为例。一般论者均引用民国《镇洋县志·附录》
中的记载,宣统二年(1910),城厢共有3445户,18328口;全县合计20418户,91171口。镇洋县城厢的人口数远低于一般的府级城市人口,引起我的怀疑。查民国《太仓州志》卷7《赋役》:“嘉庆八年至同治元年案牍悉毁于兵燹。同治二年收复州城,居民四散,无从编审,至是年始查有户口细数。”卷4《营建》称“城厢”和“毛市”为州县共辖。至此可明白,上引镇洋县的城厢户口只是附郭镇洋县所辖部分的户口,而不是太仓州城户口的全部。同治八年(1869)太仓州的户数为22172,口数为131542。宣统二年户数为27167,口数为134886。将宣统二年的户口数与镇洋县比较,太仓州人口是镇洋县人口的1.48倍,若以此比例推测太仓州辖城厢人口,则约有27000人。合而计之,太仓州城人口约为45000人。关于常州,日本人估计清代末年大约有5-7万人,其中“华人云”5万人[7],李长傅引民国十八年江苏民政厅调查,常州城的人口数为79196人,1953年人口调查则为29万余人。民国十八年的数据明显偏低,但确切的数据则无人知晓。总之,清代末年常州府城的人口并未超出乾隆时的水平。《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有关松江府城的人口估计,根据的是“华人云”所说,约为3万人。若此数为真,则与乾隆相比,无明显增加。(三)县治城市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1《户口》称,(宣统二年)十二月筹备自治事务所,高邮城内及南门外正户2624户,附户1136户,北门外正户2489户,附户1178户,合计城内及城关户数为7427户。我猜测所谓的“正户”为土著,而“附户”则为外来的商人。以每户5口计,则有37000人口。《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依“华人云”,称1916年的宝应县人口约为30000人。这一数据也可能是清代末年宝应县城的人口数。据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时报》,如皋县城人口多达到52097人。[4](Ｐ488)
这已是一般府城的人口规模了。日本东亚同文会学生调查报告,光绪三十四年(1908),海门县城人口仅为7000人。是年该会学生调查报告称南通城的人口为4万,实际人口数则超过5万。据此判断同文会学生的调查数可能偏低,由此我以为海门县城的人口可能达到1万左右。沭阳县城。民国《沭阳县志》卷3《户口》记曰:“(宣统)三年举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调查,全县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五户,五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五口。城关厢四千六百十八户,二万三千九十口。”沭阳是一个大县,其全县总人口甚至多于高邮州,其城厢人口之众多实不足为奇。泗阳县城。清末的资料难以寻觅。民国十三年(1924),县城人口仅有1940户,其中男性4996人,女性4586人,人口总数9582人。民国《盐城县志》卷3《民俗志·户口》列民国十七年(1928)各区户口总数表。是年城厢市共有20941户,97847口。然而,这并不完全指城厢人口。按照民国年间议会选举的条例,苏北地区不少县将人口总数达到一定指标指定为“市”,而将指标以下的定为“乡”。
如在泗阳县,这一标准为5万人口。再查民国《盐城县志》,民国十七年的“城厢市”,即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第一区,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乡村人口。民国八年(1919)赣榆县的“城内”只有450户,935口,“赣榆市”则有2515户,28220口 。在这一记载中,“城内”的口数明显低估,至少应有2000人口。另外,将“城内”与“赣榆市”区别开来,反映了县志作者对于两种不同政区所作的区别。苏南的情况与苏北类似。如江阴,民国《江阴县续志》卷5《民赋·户口》称,宣统三年编查户口,城厢户数为8374户,49177口。县城人口远远超过乾隆时的水平。又如宜兴县城,“(宣统二年)十二月,两县申送城厢户口一览表,计户二千二百,男九千八百九十,女六千四百九十八” 。女性人口估计偏低,合计总人口至少应在18000人以上。我想指出的是,从以下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调查中未包括乡村人口:是时各乡镇调查户口,从事者半系办学人员,颇欲实事求是。而乡民狃于保甲门牌,向来敷衍,不知调查户口为何事。于是谣诼纷起,莠民又从而煽惑之,遂于月之二十六七八数日以内,和桥、高塍、蜀山及各处小学堂周时酿成毁学之祸,一切调查表册悉付之破毁澌灭,自是乡镇筹备自治,乃不得不中途停缀矣。宜兴是小县,僻居常州府之南,交通不便,然县城之中也聚集着如此众多的人口,足可证明清代县城人口的增长。丹阳县宣统二年举办的人口调查,也是将全县分为若干个“市”,其中“城厢市”居首,“现住户数”5252户,“现住人口”24710人。
在各“市”中,“城厢市”的户口最少,其他各市人口大多为6-10万 。这表明所谓的“城厢市”即指“城厢”。另外,与宜兴县城比较,也可知丹阳县城的人口数是真实的,它不包括城厢以外的乡村人口。民国《川沙县志》卷3记载,宣统二年,川沙市有932户,男性3015口,女性1553口。女性人口仅及男性人口的一半,显然是不正确的。真实的县城人口应为6000人左右。民国《宝山县志》卷1称宣统二年县城人口为9515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1905年崇明县城人口约为10000人。[4](Ｐ488)因受到上海这一超大型现代城市的影响,人口和物资流向上海集中,邻近上海的县城反而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总之,清代末年,苏北高邮等6个州县治城市平均人口为2.7万左右。苏南6个县城的平均人口为2.2万左右。回溯至1893年,可能每个县城只有人口2万左右。苏北县治城市人口稍多于苏南。合而计之,1893年江苏县治城市人口较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约增加40-50万人。至此,可以将清代末年的江苏城市与乾隆时期的城市作一全面的对比。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政府盐业政策以及交通路线的影响,江苏境内原有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大都衰落了。作为普通县城的上海却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普通府治城市的人口无明显增长,县城人口大约达到乾隆时期县城人口的2-2.7倍。清代末年,现代工业向农村渗透,一批县治城市因此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一度繁盛的江南市镇受到破坏。根据刘石吉的研究,就在战争期间,也有一批市镇得到发展,形成为新的农村商业的中心。包伟民则认为,由于资料不足,研究者“哪怕想要粗略地估计一下近代江南各地区市镇人口增长的概率,也纯属梦想”。在进行了几个个案的研究后,他认为:“从总体看,近代江南农村城镇化的步伐,相比于它们在前近代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反倒显现了一种迟滞状态。”[8]包伟民的这一研究,虽没有对市镇人口作出定量的分析,但他却从近代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与都市的关系中,概括出近代市镇发展迟滞的观点。这种迟滞,不仅指市镇经济发展的迟滞,也指市镇人口发展的迟滞。
三 结 论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江苏人口多达3243.6万,其中城市人口为440万,占总人口的13.6%。清代末年的江苏城市人口数量与乾隆年间基本持平,但由于1893年江苏人口仅有3100万,城市人口的比例略有提高,占全省总人口的14.2%。从本质上说,清末江苏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在于全省总人口数较乾隆四十一年有所减少。从总体上看,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江苏的城市化水平处于停滞状态。江苏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与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证明施坚雅建立统一的全国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设想是错误的。不仅如此,由于区域之间的差异巨大,欲将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推及南方其他地区,也是不可能的。从方法论上说,对于清代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本质上应是经验的———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归纳式研究,而不是先验的———即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进行推理的———演绎式研究。参考文献:[1]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Ｊ].中国人口科学,2001,(4).[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7.[3]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310.[4]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Ｍ].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5]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Ｍ].北京:三联书店,1996.174-176.[6]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88-392.[7]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5辑)[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Ｍ].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488.[8]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Ｍ].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285.
http://www.urbanhistory.net/article.php/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