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试验区何以花落重庆？
[日期：2007-08-21] 来源：重庆日报 作者：徐 霞 [字体：大 中 小]
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特例。
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孙秀东是重庆直辖的历史见证者。早在十多年前，孙秀东就参与了重庆直辖的设计和论证。孙秀东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就是设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然而，十年前通过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也曾引起过争论。
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下辖40个行政区县的特大型城市，其幅员面积是其他三个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总面积的两倍之多。然而，另一些人却表示质疑：这真是“一个”城市么？虽然重庆有近千万非农业人口，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全国排名第三，但更庞大的一个数字是，重庆还有2000多万的农业人口。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格局尤为明显。10年后，重庆3100万人民交出的一份份答卷表明，重庆直辖是中央最成功的制度设计之一。这座城市在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文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然而，重庆依然要直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责任，不仅要带动贫困区县，而且要带动三峡库区发展。因此，十年之后的重庆再次成为中国的一个特例：惟一一个以省为单位设立的改革试验区。
从中国以往的特区模式来看，无论是深圳的蛇口、上海的浦东，抑或天津渤海，都是以一个城市中的一个“点”作为改革试验点。此次中央却是以整个重庆作为试点，其涉及面之广，改革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重庆日报》：重庆的发展在这十年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重庆直辖市挂牌，到如今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样的变化是否是制度安排？遵循的是怎样一个逻辑？这十年时间，能不能理解为中央对重庆的一个观察期或者准备期？
胡星斗：我不能确定十年之前中央是否已经意识到重庆将要走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但我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这十年时间是中央对重庆的一个观察期。改革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过去的特区都是中央给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的统筹城乡试验，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迫切需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迫切需要缩小城乡差距——— 所进行的解难探索。而重庆的现实情况，正好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缩小贫富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经成为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经过前几年的摸索，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中央也迫切希望打造一个更大规模的试验区，为缩小贫富差距作出一个榜样。
《重庆日报》：有些人一直有一个疑问：既然中央要设立重庆直辖市，为什么会划拨一些原四川管辖的贫困县市给重庆，让重庆背负这么大的包袱？甚至连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孙秀东也不得不在2007年3月14日站出来辟谣：重庆直辖的行政区划变动，不是拉郎配。
胡星斗：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贫困县市，重庆可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么？
蒋中一：设立重庆直辖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带动川东这块贫困的地区，把这块地方的贫困问题很好地解决，有所发展，人民富裕，社会稳定。虽然重庆直辖后，中央给了它比之前更多的权力，然而要承担三峡工程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重庆还需要更多资金和政策制定上的权限。所以，重庆再度成了统筹城乡的试点。事实上，中央对重庆的三峡工程和百万移民的问题高度关注，十年前就有相关的规划，如今确定重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只是把这个问题更明确罢了。
《重庆日报》：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之前的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都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新近批复成立的天津渤海新区则分布于华北地区。如今，成渝试验区处在祖国的西部。如此结构，中央是不是考虑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
刘维新：西部地区需要有一个经济增长极——— 这不仅是重庆，而是要与成都结合在一起。只有成渝携手，才能实现西部增长极的目标，中央把这两个地区并列为试验区的意义也在于此。
这样的结构安排，使得中国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形成了四个经济增长极：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增长极；珠江三角洲是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在华北形成了以滨海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增长极，西部地区就应该以成渝为中心。
这四大增长极可以有力地推动和带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像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等地。形成东南西北中经济的共同快速增长，这样中国全盘的经济就一下子起来了。
城市群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比如说胶东半岛，形成了以青岛、济南、潍坊、烟台、日照等8个城市作为生力军的城市群。通过几年的发展，这8个城市占到整个山东省总产值的2/3以上。不仅如此，城市群的辐射力、吸收力和积聚力还会增加。
我认为，以成渝现在的基础来做统筹城乡的试验，只要政策对了，几年后就能看出效益，证明中央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成渝试验区发展起来后将会带动西部和中部地区，乃至顺着长江一直往下的武汉、湖南、湖北等地都会带动起来。
陈剑波：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跟林毅夫教授在国家开发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当时我们就提出，要把中部作为一个支持重点。我不太认可把四川和重庆划归西部地区。我们当时做研究报告时，把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和湖北一并归入了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是传统农业区，人口众多，经济基础又比西部地区好，我认为中部应该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建立统筹城乡试验区的目的，其实是需要重庆和成都帮中央寻找到一个经济增长难题的突破口。
《重庆日报》：现在的统筹城乡试验区和中国原有的经济特区，除了试验的范围更大——— 从城市的一个点，到整个城市外，重庆和成都还有什么不同？
陈剑波：成渝试验区和原来的特区有本质的差别。在政治上、经济上、行政制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胡星斗：成都是副省级城市，重庆是直辖市，在行政权限上，重庆有着明显的优势。试验区之新在于，不只是在“点”上取得突破，不只是GDP增长，而是在更多的人口、更大的面上取得突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试验区的诞生是在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城乡、公平共富政策的产物。之所以选择重庆作为统筹城乡试验区，与三峡移民有关，与直辖市地位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重庆具有二元结构的典型性，在改革方面又做了很多的探索。
《重庆日报》：不难看出，老特区作为经济“飞地”，其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原有体系的相对封闭的性质，其实有着很多优势，即便失败也不会对原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小平同志不是曾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陈剑波：你说得很对。以上海浦东为例，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失败了，对上海整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也不会是致命性的。而现在搞好了，对整个上海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深圳蛇口、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都可以说是“飞地”。也就是说，它们和原有的经济体系不仅有地理上的隔绝，而且在行政制度上也是隔绝的，它是有专门的制度要求的。老的经济特区不会危及到原有的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外资企业而设立的：珠三角主要针对港澳企业；浦东针对全球企业；滨海新区目前的轮廓还不清晰，我想主要还是依托港口，其经济发展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体。
但现在重庆就不一样了，其试验是在一个大的行政区范围内，而且每一项试验都涉及到和当地现行的经济运行状况，和你现行的分配格局的协调，还可能直接冲击它的现行制度。甚至可以说，改革试验还可能要突破现行的一些条条框框，重庆和成都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找到解决难题的突破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在各方面都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这就是试验区和老特区的区别。
《重庆日报》：正如上面各位专家提到的，在西部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有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考虑。那么，在整个西部，除了重庆和成都之外，西安的经济也相对发达，也具有一定的特色，那么在这一轮角逐中，重庆和成都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呢？
刘维新：我认为有两点：首先，从城市群理论来讲，如今中国比较成熟的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包括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而在西部，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圈，已经形成了西部地区的增长极。经过我的调查发现，这个地区经济增长不亚于东部地区。
其次，成渝经济圈的发展又凸现出不同的特点：重庆直辖之后，有12个农村区县在过去都是比较穷的，城乡差异较大。同时，重庆又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军工企业较多，在这个情况下，工业城市和贫困县怎么协调发展？
四川的城市群发展较快，形成了成都、绵阳在内的城市群。而且，成都平原有着几千年的辉煌的农业史，其西北起自灌县附近的神仙桥山，南至新津县城附近的熊坡山，东到金堂附近的龙泉山的平原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是中国几千年来留下的自灌平原。数据显示，自灌平原1亩地的农业产值相当于坡耕地10-15亩的产值。在工业经济搞起来的同时，又怎么能把这些平原耕地保护住不被破坏？
所以，这两个城市在中国都有着它非常独特的意义，这也是成渝两地脱颖而出的原因。
陈剑波：有人戏称重庆是一个农民直辖市，各种矛盾的尖锐程度可能比其他地区都要突出；另外，它的工业化进程又没有发达地区快。所以，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怎么解决农民进城问题，重庆所做的探索更具有象征意义，更具有代表性。
胡星斗：重庆就是中国的缩影，重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重庆的地理条件也像中国，在整个中国，高山占了60%-70%的国土面积。美国的情况是，平原占了50%-60%。如果重庆能够把统筹城乡试验搞好搞活，重庆模式就成了中国模式，就能推广到全国各地。
长远地看，重庆的发展潜力更大，经济实力更强，城市化的规模会更大。越大的城市，人口密度就越大，也就越节约土地。经济学家研究过，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占用的土地之比是1∶2∶3。中国的特殊国情应当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像过去倡导的发展中小城市，要控制大城市——— 当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需要控制，那是由于水等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