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业经济直到宋朝才比较发达。宋之前的唐朝，都城长安到点就要把商人清理出城外，关上城门，是坊市制，且不准向街开门窗。其实还是“战时经济”。这些到了宋朝就都改变了，比如，连勾栏瓦肆都可以通宵营业，大有现代“商业经济”的影子。《三言二拍》里的商人性格就已经和现在的公司人物比较接近了。
但说到商人的地域特征，还是更晚的事。
北方出皇帝，南方出文人。中国文化的地域特点明显，也就决定了商人的地域性和“商道”的地域性。北方宗法思想浓厚，商人严谨;南方相对宽松，则商人灵动。
比如晋商，就更多地倾向于儒家和官家。像乔家大院宫殿式的布局，富有中包含对官位的推崇，他们希望通过经商的方式来入世。但晋商又不张扬，深宅大院建在不为人所知的穷乡僻壤，经营方式上不显山不露水。
徽商则不同。安徽人历来重视扎实苦干，但他们和浙商又不一样。浙商的扎实苦干骨子里头体现着一种精明，安徽人的扎实苦干就比较笃实，比如，他们经营木材，顺江而下，挣的都是一点一滴的血汗钱，在全国各地开设商铺，也是“稳健”经营。
浙商是小农意识和近代商业意识的结合体，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尽管宁波五口通商早，但是给外地人感觉是气魄有些狭窄。有一元钱，只想八毛钱的事。当然，控制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实际操作的精细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倒台的少。
齐商则不同，感觉大气。一定要找一个民族品牌的话，或许要在鲁地寻找。战国时，田氏以“大斗出，小斗入”收买人心，气魄很大。山东的资源、人才、交通都不错，发展潜力大。但是，问题也不少，比如对韩贸易做得不够好，威海也没有炒出一个概念来，思想比较保守。
湖南商人确实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一块钱，想的是一千元的事，比较浪漫，常常用诗人的方式办企业，思路开阔。
广东这地方的传统文化保存得甚至比内地还好，但却是近代变法思想的发源地，和现在商业文明也比较对路。你帮广东人一个忙，他很快就会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回报你，他们不存感情负担。这和东北人形成强烈对照。东北人还没有形成规范、平和的商业心态和商业模式，其中少数等而下之的甚至会来点黑的，产自东北的小品《卖车》、《卖拐》、《忽悠热线》也许能说明点什么。
上海是一个独立的商埠，和内地区别较大。它的巨大优势，是多年的商业积累形成了务实、开阔、较少束缚的特点。缺点是形而上的东西少，太趋利，结果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四川商人在北京做大的很少，作中的也不多。四川文化决定了四川商人的盆地意识，天府之国，自成一统。“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历史上从未有过四川军队出川占领全国的例子，就是因为川人不出夔门是条虫，出了夔门是条龙。当年红军长征为什么不留在四川，一定要到陕北?一个原因就是四川容易安乐死。而陕北地势居高临下，站在那看中原沃土，插一根杠子可以立刻长成一棵大树。
当然，中国地域文化极其复杂，上面仅是挂一漏万。如闽商中的客家商人的坚韧与执着，就极具特色。客家人既是最善保持民族传统的民系，大概也是中国人中最“世界化”的民系。其精神特质十分值得研究。
虽然现在地域文化呈现出急剧“融合”的态势，但如果我们细心体味，还是可以看出很大的区别。(世界经理人博客
http://blog.icxo.com)一个地方的文艺类型认同很能表现地域文化，比如，湖南并不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湖南卫视定位在“快乐”，如果放在别的省份，恐怕大家就不容易接受,这大概是因为湖湘文化中善于出“新概念”的缘故。
我是山东人，前几年回家过春节，曾被邀请参加一个市政府组织的企业规划座谈会。说到家乡的企业该怎么发展时，我开玩笑说：请湖南人来搞策划，请浙江人来搞管理。领导问：那我们山东人干什么?我说：出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