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mg.xinhuanet.com/zjcy/2009-05/27/content_16642099.htm走西口，说到底是一种农民文化，它饱含着晋陕穷苦农民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和一把把辛酸的眼泪。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走西口实为泛化的走西口，意思是清以来,晋陕冀等省的汉族人到内蒙古西部区谋生都是走西口。有人甚至说，明代万历年间建成归化城后内地人到土默川做生意耍手艺种庄稼也是走西口。
历史上的绥远地区，大致包括土默特左右两翼、伊克昭盟七旗（郡王、准格尔、达拉特、鄂托克、乌审、杭锦、札萨克）、乌兰察布盟六旗（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前、中、后），以及察哈尔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的垦殖区域。这一地区在清初归安北将军和右卫将军管辖，乾隆四年（1739年）修起绥远城后为绥远城将军节制。绥远地区的土地最初都是蒙古族各部的牧场，自康熙年间开了边禁以后，邻近的晋陕等省的农民纷纷越过长城渡过黄河到口外谋生，使口外垦殖农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汉族人口越聚越多，也使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口外十二厅的由来土
默特旗的札萨克早在清军入关前即被皇太极以谋反罪废掉王爵，其部众被编成左右两翼共六十佐，由清廷任命的都统、副都统分别管辖，并以当土默特投诚时，地已非其所有”为借口赏还其土地，令其仍在原地游牧。康熙年间，清廷为了供应对准噶尔战争的军队的粮饷，用“跑马圈地”形式在黑河流域圈占了大量土地，设立了13个粮庄，俗称十三圈地。每个庄头领地18顷，后又增加至60顷。除此而外，还有大面积的代买米地、公主府地，以及驿站地、召庙地、顺治年时拨给蒙古族兵的户口地等，这些土地大都租给山西等地走西口而来的农民。为了管理这些出口外种地的“民人”，清廷于雍正元年（1723年）在土默川上设立了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雍正十一年（1734年）又设萨拉齐厅（今土右旗），乾隆元年（1736年）再设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
察哈尔部曾联合明朝与后金抗衡，失败后被编成札萨克旗驻牧于辽东义州。康熙十四年（1675年）该部的布尔尼、罗卜藏聚众叛清，被清廷镇压。清廷为防止察哈尔部再度叛乱，收回辽东义州，削去其“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的亲王爵，将其部众编成左右两翼八个旗迁至宣化、大同的边城外驻牧。各旗只有朝廷任命的总管，不再设札萨克，统由在京的蒙古都统管辖。康熙雍正时，山西的农民不顾清廷的封禁，冲破重重阻力不断地从大同县的得胜口、天镇县的新平口和右玉县的杀虎口等地拥入察哈尔右翼地区私垦，至乾隆年间，不论是垦殖的范围还是居住的民户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清廷早在雍正年时即设了宁朔卫、怀远所和丰川卫、镇宁所等四个卫所管理右翼地区的垦民，乾隆十五年（1750年）裁去卫所，在杀虎口外的蒿儿兔村（今永兴乡）设了宁远厅（今凉城县），在得胜口外的衙门口村（今城关镇）设了丰镇厅。
以上在土默川设的五厅加上在察哈尔右翼地面上设的二厅，起初号称口外七厅，统归山西布政使衙门的派出机构归绥道管辖。
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十三个旗归属清朝后，清廷仍令其袭札萨克，保持其半自主的封建体制，土地和属民仍归各旗王公贵族私有。伊克昭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放开边禁后，陕北农民的足迹不断地从禁留地向草地延伸，因此靠近陕北的鄂托克旗、乌审旗、札萨克旗和郡王旗前前后后都丢失了长城脚下大量的牧地，只有靠近晋陕的准格尔旗蒙古族人很早就弃牧务农，与走西口的农民共同走出了一条以农为主、农牧互补的生存之路，他们不仅没有丢失清初放垦的禁留地，有的贵族还跑回口里买地，使旗境反倒有所扩张。光绪五年（1879年）准格尔旗开放了黑界地，彻底废除了近200年来走西口的农民必须春出秋回的旧例，并将全旗划分为13个达庆牌，由达庆管理辖区内的民蒙事务。这就意味着走西口的农民在准格尔旗可以携妻带子、筑室置地，在行政上也要接受旗衙门的管理，这在绥远地区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准格尔旗对走西口的农民们实施的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当地垦殖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和推动了鄂尔多斯腹地达拉特旗和杭锦旗前山后套垦殖农业的兴起与发展，准格尔旗由此成了最为开放的地方，也成了晋陕农民走西口、上后套、上后山的大通道。其间，达拉特旗的后套涌现出西北地区农史奇杰王同春，他开渠辟地创下巨大的家业。准格尔旗和河曲、府谷一带的人纷纷奔他而去，形成西口路上空前热闹的景象。“上后套、后套好，后套养畜不用草，庄稼不靠天雨能长好，穷人揽工受苦也能过得了。”这句顺口溜在晋陕绥三省区交界地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走西口的先人便成了后来五原、固阳等地设治时的土著。几十年来，准格尔旗和河曲、府谷人真真切切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走西口的活剧，留下了许许多多蒙汉人民团结互助的佳话，同时也走出一大片吃酸粥唱山曲儿的地方，如达拉特旗、土右旗（部分地区）、固阳县、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杭锦后旗、磴口县和杭锦旗沿河一带。可以说，沿内蒙古西部的晋陕各县没有哪个县的人像河曲、府谷人走得那么远、漫得那么宽，也没有那个旗的人像准格尔旗蒙古族人分布得那么广泛，特别是1947年的北方大旱和1948年晋西北“流血的土改”，从准格尔旗或经由准格尔旗这个走西口的大通道上后套、上后山以及到包头东河的晋陕穷苦农民、逃亡大户和本地蒙古族人，简直不计其数，因此在准格尔旗有“黄河两岸尽姑舅”、“上了后山两姨多”的说法，说的就是西口路上这种割不断的亲情。
乌兰察布盟垦殖农业的发展始于雍正年后，其原因是，康熙年间清廷兵分两路出击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乌兰察布盟六旗为支应阿拉泰等北路各处军台的大宗驼马等项要需，“积欠债累甚多”。为偿还债务“帮添军台”，经请准理藩院，乌兰察布盟六旗于乾隆年间分别开放了一部分地气较暖适宜垦殖的牧地。此后开垦之风越刮越猛，直至同治年间仍未收敛。当年，乌兰察布草原上来了许多手持银票的山西等地的地商，他们以一次性交付货银的方式租地，招引来无数走西口的农民。如光绪年间四子王旗的地商万亿号李世俊、李荣恩叔侄，他们的先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包租的地即有2000余顷。除了李家，四子王旗较著名的还有举人通泰的通泰地，地商张杰、苏朗亭的巴音脑包地，车户石亮等42家的高要亥尔地，地商于延的打拉开地，面积都在千顷和数百顷以上。又如达尔罕旗的商号六合荣、公义成包租的卓克苏拉塔地，合义社、仁和社等八大社合包的察察一连地；茂明安旗的小壕、帐房塔地；乌拉特前旗的什拉胡鲁素地；乌拉特中旗的干支汗峁独地、小佘太地；乌拉特后旗的红洞湾地、地商裘世廉的巴汗脑包地，等等，面积都很惊人。至于那些从太原、祁县、太谷、平遥等县骑着驴赶着车携家带口风风光光出口外上后山谋求发财的人更不在少数。因为人们都知道后山出产的莜面白面很金贵，又比山西的小米咸菜好吃，光景还比在原籍好过，所以流传下“科布尔隆盛庄，爬场好地方”的顺口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放垦时，各旗先后报垦，其中伊克昭盟的郡王旗呈报的最多，察哈尔右翼也清理出不少的私垦地亩。于是招民认垦即成了那个年月官府工作的重点，因此走西口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涌进绥远地区，出现了垦地日广、垦户日众的情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贻谷奏请，在丰镇厅的东部另设了兴和厅，在宁远厅的北部另设了陶林厅（今察右中旗），在归化厅的北部设立了武川厅，在达拉特旗的报垦地设立了五原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郡王旗的报垦地设立了东胜厅。这五个厅连同雍正、乾隆时设立的七个厅即为名播中国北方的口外十二厅，仍归山西归绥道管理。
民国年后的设治
民国元年（1912年）口外十二厅均改厅为县，其中归化厅与绥远城理事厅合并为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又因宁远县的县名与别省县名重复，于1914年易名为凉城县。
进入民国年后，绥远地区的垦殖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1914年由内务、农商、财政三部和蒙藏院制定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经大总统照准颁发后，乌兰察布盟六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的报垦非常踊跃。在农商部等部门的倡导支持下，晋陕等地的农民又掀起一次走西口的高潮。1917年茂明安旗率先报垦一万多顷的通兴功地，该旗札萨克因此由贝子衔镇国公晋封贝子并加给贝勒衔。经绥远都统呈准大总统，以此段地为主成立茂明安旗垦务分局兼固阳设治局，从1918年至1921年为设治限期，1922年1月正式改设固阳县。与茂明安旗报垦的同时，乌拉特前旗也呈报了肥沃的三湖湾中滩地。不料乌拉特中、后两旗指责前旗越界指报遂引发一场官司，后经绥远都统调解，三旗争地案和平了结，三旗札萨克同时受到大总统加官晋爵的褒奖。之后三旗争先报垦，至1926年前报垦地即达万余顷，晋陕等地走西口的农民认领的地亩也近万顷，为后来绥西各县的设治奠定了基础。
1921年10月，绥远垦务七分局请准划丰镇、凉城、兴和三县部分地区成立集宁设治局，至1924年2月改设集宁县。
1923年4月，绥远都统“划原属萨拉齐县境之阿善沟，原属五原县境之西山嘴，原属东胜县境之马厂窑子沟，原属固阳县、五原县交界之后店子”设立包头设治局，由乌拉特三公旗地亩局兼管包头行政事宜，1926年1月正式成立包头县。
1924年，绥远垦务总局以后套垦地日辟，五原一县鞭长莫及，请准裁撤西盟垦务分局，另设大佘太、临河两设治局。1925年，大佘太设治局和临河设治局正式设立，其中大佘太一局到1932年时改名为安北设治局，后改设临河县、安北县（今乌拉特前旗境内）。这一年，段祺瑞执政屡次通电各省实行移民垦殖，经国务会议决议由交通部颁发《京奉、京绥、津浦、京汉四路运送大宗垦民减费规则》等广告。之后，河北、山东、湖南等地举家赴套者源源不断，后套一带人口日众。
1930年8月，绥远省在鄂托克旗的报垦地陶乐湖滩增设沃野设治局，旋因宁夏省与绥远省争界，省府饬令该局“暂缓丈放”。此地段后被马鸿逵霸占，另立陶乐县，归了宁夏。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伊克昭盟杭锦旗和鄂托克旗交界的桃力民、木肯淖等地设立了省府驻桃力民办事处，在达拉特旗的耳字壕设立了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这两个行政机构均为县级政权，只是因蒙旗反对没有设县。1942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后套实行“新县制”。除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外，另在达拉特旗、杭锦旗的后套增加了狼山（今杭锦后旗境内）、晏江（今五原县境内）、米仓（今杭锦后旗）三县和陕坝市（后改为镇）。
绥远地区于1914年改设绥远特别行政区，1929年1月建省，至1949年9月19日和平解放，全省的辖区包括归绥、包头二市，伊克昭盟七旗、乌兰察布盟六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共18个旗；辖区内有集宁、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包头、归绥、武川、萨拉齐、固阳、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五原、临河、安北、晏江、米仓、狼山、东胜等20个县和陕坝镇、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另外，1945年10月贺龙率军攻克了卓资山，同年12月28日绥蒙政府在卓资山地区建立龙胜县。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龙胜县，其辖境又复旧制。1948年9月贺龙率军收复卓资山，绥蒙政府又恢复龙胜县建制（后因县名与广西龙胜县重名，于1952年5月改名卓资县）。之后，绥蒙政府又在武川县的东部建立了武东县（今卓资县、四子王旗境内）。这是战争年代绥蒙政府在缓远解放区建立的两个县级政权。
解放初期行政区划的调整
绥远地区从清雍正、乾隆年间设立厅治以来，即出现了在同一地域旗管蒙古族人、县管汉族人的旗县并存的局面。这既是历代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也有其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原因。为了圆满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绥远省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提出了“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正确方针。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伊克昭盟人民的强烈要求，首先撤销了桃力民办事处和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
在察哈尔右翼地区，正红、正黄、镶红、镶蓝四旗一直归察哈尔都统管辖。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将绥东四旗归了绥远省东四旗办事处所辖。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撤销东四旗办事处，建立中心旗制，以正红旗为中心旗，兼辖正黄旗和镶蓝镶红联合旗，属绥远省人民政府管辖。1954年3月绥远省省委政府解决旗县并存问题，决定撤销东四旗中心旗、镶红镶蓝联合旗、正黄旗和陶林县建制，改划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其间，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指示于1952年10月将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合并成立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954年3月撤销晏江县，设立达拉特后旗（今五原县境内）；撤销归绥县，其行政区域并入土默特旗；将米仓县改为杭锦后旗。
1954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绥远省，其行政区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在此之前，归绥市已更名为呼和浩特市。1957年集宁县改县设市，1958年撤销萨拉齐县、武东县、安北县、狼山县、达拉特后旗，伊克昭盟的郡王旗、札萨克旗合并成立伊金霍洛旗，县级的陕坝镇改为乡级镇；1965年3月撤销土默特旗，设立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等区划调整，均为撤销绥远省以后的事，故不详述。（李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