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的来历
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内、外两城所组成,开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但在这16个老城门之外,还多出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地名混杂其间。这三处地方以前有过城门吗?
明清时期,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门,均由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闭的空间,敌军一旦闯入,即被“瓮中捉鳖”。
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都不曾具备上述设施,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了交通方便,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
和平门开辟于1926年,其目的是沟通被内城南城墙阻隔的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
北新华街在清代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1913年,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将这条排水沟改建为暗沟,在其地上兴建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命名为北新华街。朱启钤原拟将该处城墙打通,使北新华街与外城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再接上中南海袁总统府西墙外新建的府右街,共同形成一条新增的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但因正阳门外的富商担心此举会导致行人分流,影响正阳门外商业区的生意,遂行贿权要,游说当局,说是打通城墙会泄漏风水,不利于总统。迷信风水的袁世凯信以为真,阻止了打通城墙的计划。
1926年4月,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北京警卫司令以后,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隔处的城墙打通,开辟了两个门洞,分为上、下行通道,并安装了铁门,命名为和平门。1958年,为改善交通,将和平门门洞拆除,形成更为宽阔的城墙缺口。
复兴门和建国门则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
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将城墙扒开口子。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并加装了铁门。1955年,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
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
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口”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口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文革”期间造反派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